伊丽莎白在位时期（1558—1603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前的30年，以及这之后的15年。前一阶段是准备时期，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大量工作，英格兰才得以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最终独立于欧洲大陆，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能够将全部力量自由发挥在共同事业上的国家状态。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当权者需要具备足够的施政技巧与审慎态度。那是一个艰难的世代，容不得任何多余动作。在这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伯利男爵的极度谨慎在英格兰发挥到了极致。那些等而下之的人物也效法于他，正因如此，他们的面目在我们今天看来总是有些模糊。沃尔辛厄姆搞的是地下工作。即便是当时声名显赫的莱斯特，在我们看来也有些暗淡，他是一个不确定的人物，因势而动。大法官哈顿热衷于跳舞，而这是我们对他的全部了解。然而突然之间，万花筒中的景象发生了变化。旧传统、旧演员，随着无敌舰队的残骸一同消失在茫茫大海中。只有伯利仍在，他成了旧时代的纪念碑。在原本属于莱斯特和沃尔辛厄姆的位置上，埃塞克斯与罗利粉墨登场，这两个年轻、大胆、个性鲜明、令人眼前一亮的人物，昂首向前，填补了权力舞台上的空缺。而在国家权力的其他每一个领域皆是如此。隆冬已过，万物复苏，伊丽莎白时代文化的春天由此降临。
这个时代是马洛与斯宾塞、早期莎士比亚及《弗朗西斯·培根论说文集》的时代，到今天已无须赘言，所有人都清楚这个时代的外在风貌，以及它通过文学形式传递的内在精神。比起这些描述，更有价值但也许无法触及的，是一些机理。通过这些机理，现代人可以对三个世纪前那些人物产生想象的理解，能够在他们熟悉的基本感受中轻松游走，可以触摸到，或者说想象自己可以触摸（毕竟这种想象也是历史的素材）所谓“时代机器的脉搏”。然而这条路径对我们来说却是封闭的。我们需要何种技艺，才能把自己送进那些奇怪的灵魂，以及那些更加奇怪的皮囊当中？我们了解得越多，那个奇怪的宇宙离我们便越遥远。除了极少数例外，可能唯有莎士比亚是个例外，那个宇宙的生物无法让我们产生亲近之感。它们是浮出历史之海的幻象，在我们的世界中若隐若现，却无法被我们真正理解。
最重要的是，彼时之矛盾总令我们的想象力感到困惑，令我们的智慧为之迷茫。人类当然始终充满矛盾，但伊丽莎白时代人物的种种矛盾往往超出我们的认知限度。他们的种种特质肆意飞舞，我们竭力捕捉，努力将它们塞进一个瓶子，结果却令瓶子直接炸裂。我们如何才能对当时人们的钩心斗角与天真无邪、精致文雅与残忍野蛮、虔诚纯洁与荒淫无度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无论我们将视线投向何处，看到的都是相似的景象。在约翰·多恩的大脑里，非凡的智慧与天真的神学教条是通过怎样的诡秘魔法交织在一起的？有谁能搞懂弗朗西斯·培根？谁能想到那些清教徒和戏剧家竟然是同胞手足？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结构，能够以16世纪伦敦肮脏且野蛮的日常生活为经，以对于《帖木儿大帝》[1]的壮怀激烈、《维纳斯和阿多尼斯》[2]的细腻柔美满怀热情的耳熟能详为纬？谁能重构那些心如铁石的凡人之心，他们先前还在小酒馆里聆听某个迷人的男孩和着鲁特琴吟唱婉转的牧歌小调，转头便去围观一条受虐的狗撕碎一头熊的恐怖景象？他们是铁石心肠吗？也许吧。然而就是这样招摇过市的时尚男子，以其阴囊袋展示着自己的阳刚之气，可他那飘逸的长发和精心装饰的耳朵，不也是阴柔之风的体现吗？而就是这样一个包容奇异风尚，推崇幻想与柔美的社会，又会很快掉转马头，以可怕的不容忍撕碎某个随机的受害者！间谍们常这样说，一旦风声变了，那些精心装饰的耳朵，也许会在它们的主人戴枷游街时被割掉，引来围观众人的哄笑；或者，如果野心或是宗教引发更加黑暗的连锁反应，更为可怕的肉体伤害夹杂在以只适用于育儿教育及临终忏悔的精致英语讲述的各种道德训诫当中，可能会令一个叛国者的结局更加丰富多样。
这是巴洛克的时代，也许正是这种风格在结构与装饰之间的不协调性，最能说明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奥秘。仅凭装饰的繁复，很难判定其内在本质微妙而隐秘的线条。显然，在最重要的案例中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没有哪位曾在世间行走过的人物，能够比伊丽莎白风格的至高代表伊丽莎白本人更加“巴洛克”了。从外在形象到内心深处，她的每一个部分都彰显着表里不一。在她那繁缛的服饰、巨大的裙箍、僵硬的皱领、宽松的衣袖、涂粉的珠饰、垂下的镀金面纱之下，这个女人的形体消失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华丽、庄严、自化为神的形象，一个王国的象征，可又凭借着某种奇迹真实地存在着。后人也受到了类似的视觉蛊惑。她是想象中的英明君主、狮心女王，以其杰出而果决的手段击溃了西班牙人的无礼侵犯，粉碎了罗马教廷的蛮横独裁。这种想象与当年在伊丽莎白真正形体之上披挂的种种矫饰并无二致。但是，后人终究是享有特权的。我们可以凑近一些，即便真的窥探到了女王陛下的华袍之下，我们也不会犯下任何大不敬的罪过。
狮子般的雄心、卓越的手段，这些英雄主义的特质当然无可指摘，人人都能看到。但这些特质在她整体性格中的真正意义却是模糊而复杂的。西班牙大使们锐利而怀有敌意的目光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伊丽莎白最大的特点是优柔寡断。他们是错的，但他们终究要比那些脑袋空空的旁观者看到了更多真实。他们触及了女王内心的种种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令他们自己遭受了致命打击，成就了女王的伟大胜利。那次伟大胜利并非英雄主义的结果。事实恰恰相反：主导伊丽莎白一生的施政思想恰恰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没有英雄气概的，她的真实历史至今仍是长袖善舞之徒在治国理政层面值得反复研习的必修课。在现实中，她的成功体现了一切英雄人物本不应具备的所有品质：佯装糊涂、易于屈服、优柔寡断、拖拖拉拉、吝啬小气。我们几乎可以说，她的英雄气概，主要体现在能够容忍这些品质支配自己的漫长时间跨度。花了12年时间让世人相信自己爱上了安茹公爵，对于那些战胜了无敌舰队的英格兰将士的粮饷依旧会照例克扣，要做到这些，确实需要一颗狮子般坚定的心。然而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伊丽莎白展示了自己超凡的统治力。在那个从不缺乏政治狂人的世界里，她发觉自己是个清醒的女人，身处各种可怕的、激烈绞杀着的力量中间，譬如法国与西班牙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势力、罗马教廷与加尔文宗相互敌对的宗教势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似乎难以避免被其中一方或另一方碾碎的命运，而她最终之所以能够幸存，完全可以归因于她总能通过耍弄心机、虚与委蛇来应对这些极端的力量。刚好，智力上的敏锐帮助她适应了周遭复杂的环境。法国与西班牙势均力敌、法国与苏格兰内部各个派系相互掣肘、尼德兰的风雨飘摇，给她在外交层面的迂回策略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其中曲折复杂的盘算，直到今天人们也不曾完全解开。伯利男爵是她给自己挑选的帮手，是她中意的细心管家。为她铺平道路的也不仅仅是智力因素，她的气质同样起到了作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混合、热情与踌躇的杂糅、固执己见与摇摆不定的自由切换，正是在她的处境中所需要的。一种深层次的本能，让她在任何方面几乎都不会做出坚定的决断。或者，即便做出了这样的决断，她也会立即不顾一切地将其推翻，接着还会以更加不顾一切的姿态推翻自己先前的决定。这就是她的本能，风平浪静之时，她会漂浮在海面上，犹豫地前行；一旦风暴来袭，她就会随风而动。倘若并非如此，倘若她真的如世人所愿，具备所谓强者的行动逻辑，有能力一意孤行、拒绝偏航，她注定将迷失方向。她势必将被那些极端的势力裹挟其中，并且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迅速摧毁。她的女性气质挽救了她。只有女人才会不顾面子，左右摇摆；只有女人才会漫不经心地弃子认输，全身而退，不仅抛弃所谓原则，还抛弃了尊严、荣誉和约定俗成的体面，从而避开真正可能决定生死存亡的可怕决断。当然，取得如此多的功绩，单凭女性的逃避推诿是不够的。如果想要逃开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的压力，她仍需要男性的勇气与力量，而这同样是她具备的。但这些男性特质对她的价值，仅仅是让她能够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克制动用举国之力孤注一掷的冲动，这是她一生中最后的悖论。
当时的宗教人士对她的行为感到痛心，心怀帝国大梦的历史学家直到今天都在为她扼腕叹息。为什么她就不能抛却自己的优柔寡断和奸诈伎俩，高尚地承担风险呢？为什么她就不能勇敢而坦荡地向前一步，担负起欧洲新教领袖的职责，接受尼德兰的主权，为挫败天主教甚至是将西班牙帝国纳入大英版图打一场漂亮的仗呢？答案是，她对这些并不在意。她比这些对她颇有微词的人更了解自己的真实本性与真正使命。成为新教领袖不过是造化弄人，在内心深处，她是个绝对的世俗主义者，她命中注定要摘下的桂冠，不是引领宗教改革，而是更伟大的风潮——文艺复兴。在她以古怪的方式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后，英格兰的文明之树结出了累累硕果。她诡秘的行事方式的核心非常简单：她只是在争取时间。而时间，对她来说，就是一切。做出决断便意味着战争，而战争是与她心中一切愿景完全相悖的糟糕事物。与历史上其他伟大的政治家不同，她在性格与实践层面都热爱和平。这并不是因为她对战争的嗜血感到不安。她绝非多愁善感之辈，她憎恶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反对战争的万般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它的浪费。亦如她在物质层面的吝啬，她对精神的态度同样是俭省的。她耕耘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尽管至高的硕果最终归于她的继任者，但她的功绩并未被埋没。因为倘若没有她，这片特异的土地可能永远无法实现收获，它将被如过江之鲫般的民族主义者和神学大师糟蹋。她维持了30年和平，这段和平时光的确是用一连串可耻的唯唯诺诺和罕有先例的见风使舵换来的，但她保住了和平，这对伊丽莎白来说已经足够。
让决断时刻延后，延后，再延后，这仿佛是她唯一的事业，而她的一生似乎是在对于拖延的激情中度过的。然而这只是骗人的表象，她的对手们在尝到苦头后也发现了这一点。最终，当钟摆来来回回晃动许久，拖延令事端消弭，期望在久耗中落空，可怕的事情便会发生。狡猾的莱辛顿的梅特兰，一位将先祖信奉的上帝视为“育儿院里的吓唬小孩的妖怪”的人物，曾轻蔑地宣称英格兰的女王反复无常、犹豫不决、胆小怕事，还说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让她“缩在地上呜呜哭，像一条惠比特狗”。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忽然之间，伊丽莎白一声令下，爱丁堡城堡的防御迅速土崩瓦解，梅特兰最终以罗马式的自我了断，躲开了有失尊严的公开受戮。玛丽·斯图亚特曾以一句恶毒的法语侮辱她的对手，过了18年，在福泽林盖，她才发觉自己犯下大错。而费利佩国王[3]花了30年时间才领受到同样的教训。长期以来，他都对自己的妻妹保持容忍，但突然有一天，他宣称她的末日已至，当他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时，他微笑注视着这个昏头昏脑的女人还在为全面和平寻求谈判。
毫无疑问，这位女王身上有一丝邪魅之气。人们可以从她那双尤其纤长的双手的动作中觉察到这一点。但这只是一种感觉，至多提醒人们，她的血管中流淌着意大利人的血，狡猾而残忍的维斯康蒂家族的血。总的来说，她是英格兰人。尽管非常狡猾，但她并不残忍，按照当时的标准，她几乎是仁慈的，偶尔爆发的野蛮行为只是恐惧或愤怒使然。尽管看上去有几分相似，但她与她最危险的敌人，那只盘踞在埃斯库里阿尔宫不断吐丝布网的大蜘蛛[4]截然相反。表面上看，两人都是虚与委蛇的高手，也都热衷于拖延之道，但费利佩的沉重脚步只是因为他的机体濒于老朽，而伊丽莎白的拖延则是基于完全相反的理由——充满活力之人经得起等待。这只凶悍的老母鸡稳坐高台之上，孵化着整个英格兰民族。在她的羽翼之下，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正迅速累积，趋于统一。她安稳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悍然耸起，她就是无与伦比的生命力的集合。她极致的活力既令人震惊，又带来欣悦。当西班牙大使宣称有一万个魔鬼附在她身上时，英格兰民众却从亨利国王血统纯正的女儿身上看到了他们心目中的女王。她赌咒发愿，她乱吐口水，她生气时会用拳头打人，她高兴时会放声大笑。而且她经常高兴。幽默的氛围让她命运的严苛线条变得柔和，也让她在这条可怕的道路上始终振作。她对每一个刺激的反应都是直接而充分的，对眼前的愚蠢，对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冲突与恐怖，她的灵魂都能以一种富于活力的、超然弃绝的、完整彻底的清醒予以应对。这也使得她始终都是一个迷人的存在。她能够与生活平等相处，与它搏斗，取笑它，欣赏它，如看戏般抽身旁观，如切身般感知情形的陌生与命运的陡然变化，以及万事万物永恒的出人意表。“自然之美，在于其变幻莫测”[5]是她最喜欢的箴言之一。
她自己行为的变化，较之自然更加频繁。这位粗鲁、爱开玩笑，喜欢户外活动，尤其热衷打猎的贵妇，眨眼间可能就会化身为面色凝重的女商人，长时间跟秘书们待在一起，阅读、口述信函，并对账目的细节进行严格审查。再然后，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知性女人又会闪亮登场。伊丽莎白在诸多领域都颇有造诣，配得上真诚的赞美。除母语之外，她还精通六种语言，学过希腊语，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她品位不俗。她能够演绎佛罗伦萨风格的舞蹈，优美的舞姿时常令看客们啧啧赞叹。她的谈吐不仅以幽默见长，而且足够优雅、机智，既展现了精准的社会意识，也散发出微妙的个人魅力。正是这种精神层面的多才多艺，令她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她的思维极其敏捷，能够将自己的诉求包裹在极尽复杂之事的言语当中，令最清醒的对手为之困惑，令最警惕的对手削弱心防。但她最大的长处在于她对于语言资源的掌握。只要愿意，她能够以最坚定的语言之锤撼人心魄，但如果需要编织模棱两可的暧昧话语，她的技艺同样也无人能出其右。她的书信往往以她专属的高贵文风写就，但行文之间却充满讥讽与含沙射影。若是私下的交谈，她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轻率玩笑迅速与对方拉近距离。但来到公众面前，在需要向全世界表达自己的愿望、观点与思考的场合，她最伟大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很快，各种精妙言语便会如水银泻地般在她沉稳的发言中逐一铺开，以足够迷人的力量展现她的智慧奇特的运作方式，而这个女人内在的激情，则会借由她高亢激昂的话语和完美的节奏撼动四方。
这些复杂的不一致性也不仅仅表现在她的精神层面，这种特质也支配着她的身体。她高大而瘦弱的身躯受制于一些怪病。风湿病折磨着她，严重的头痛令她苦不堪言，一种可怕的溃疡在多年间一直给她的生活造成困扰。尽管她很少患上重病，但接二连三的小病和病态症状，都让她当时的子民深感惊惶，也让一些现代研究者怀疑她从自己的父辈那里继承了一些遗传缺陷。我们对医学知识的了解以及她患病的实际细节都所知甚少，无法得出明确结论。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尽管长期遭受各种病痛折磨，伊丽莎白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得很坚强。她活到了70岁，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古稀之年，她仍始终坚定地履行着她在政府中的艰巨职责。而在她的一生中，她的身体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量。她热爱打猎与跳舞，从不厌倦。同时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与她任何体质上的缺陷都不太匹配，她尤其喜欢站立，于是曾有不止一个不幸的大使在与女王长谈几个小时后蹒跚着离去，痛苦地抱怨自己的腿脚经不起这样的折磨。曾由当时的不同观察者提出，并被后来的学术权威接受的说法是，她的大部分疾病都源自心理因素。钢铁般的躯体成了神经的猎物。她一生中承受的大量危险与焦虑本身便足以令最强壮之人的身体产生动摇。但在伊丽莎白的案例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确实恰好对她的神经状态造成了影响：她的性机理存在严重异常。
从一开始，她的情感生活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极易受到影响的童年早期，她始终处在充满动荡、恐怖和悲恸的环境当中。她或许会记得那一天，为庆祝阿拉贡的凯瑟琳去世，她的父亲一身黄色穿搭，除了软帽上插着一根白翎，在愉悦的号角声中带她去做弥撒，然后把她抱在怀中，兴高采烈地向诸位大臣展示她的模样。但也有可能，她最早的记忆是另一番模样：在两岁零八个月时，她的父亲砍下了她母亲的头。无论是否留有记忆，这样的事件对于她幼小的心灵一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随后几年，她的生活里依旧充满麻烦与可疑之物。她的命运随着父亲政治与婚姻的复杂变化动荡不断，她一会儿是英格兰的继承人，一会儿是被抛弃的私生女，在被宠爱与被漠视之间来回切换。然后，随着老国王驾鹤西去，一种全新的、危险的躁动几乎将她吞没。当时她还不到15岁，与继母凯瑟琳·帕尔同住，而凯瑟琳·帕尔此时已经改嫁护国公萨默赛特的兄弟——海军上将西摩了。海军上将英俊潇洒，但生活放荡，经常在公主身上找乐子。一大早，他便可能冲进她的房间，在她尚未睡醒或刚刚起床时大笑着扑向她，把她搂在怀里，挠她痒痒，拍她屁股，再开几句下流的玩笑。这些行为持续了几个星期，当流言蜚语传到凯瑟琳·帕尔耳朵里时，她便把伊丽莎白送到了别的地方。几个月后，凯瑟琳·帕尔去世，海军上将随即向伊丽莎白求婚，这个野心勃勃的漂亮人物觊觎着最高权力，希望通过和王室血统的结合在自己与哥哥的对抗中领先一步。他的图谋最终败露，他被关进伦敦塔，而护国公一度想把伊丽莎白牵涉进这个案件当中。极度的痛苦并未使这个女孩丧失理智。西摩的容貌和做派尽管令情窦初开的少女为之倾心，但她坚决否认自己曾对这桩未经护国公同意的婚事动过半点心思。在一封言辞恳切、书写华丽的信中，她反驳了萨默赛特对自己的指控。她告诉护国公，那些声称她“跟海军上将养了孩子”的说法都是“可耻的诽谤”。她恳请允许她前往宫廷，证明自己的清白。护国公发现他对这个15岁的对手束手无策，只好下令将海军上将斩首。
在这样恐怖又独特的环境之中，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青春期。有谁会对这样的孩子在长大后出现神经异常的迹象感到奇怪呢？一上位，她便以奇特之举展现出自己古怪的气质。由于下一顺位的继承人是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因此只要伊丽莎白尚未成婚，英格兰的新教事业便与她个人脆弱的生命之线捆绑在一起。一个显而易见、不可避免的结论是，女王必须尽快结婚。然而女王本人却有自己的想法，婚姻在她看来是讨厌的，她不会结婚。随后的20年间，直到岁月的力量将她拖出这一争论的泥潭，她通过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拖延、搪塞、欺骗、反悔，与大臣、议会和民众“逼婚”的压力相抗衡。对她来说，个人的安危不足为虑。无后之身令她遭到谋杀的风险陡增，她深知这一点，但微笑以待。整个世界都对她的这一坚持感到困惑。伊丽莎白并非对冰冷的节操心怀执念，事实似乎恰恰相反。她本性的多情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以至于显而易见，有时甚至近乎丑态。潇洒俊俏的男人总是让她愉快而激动。她对莱斯特的热情支配着她的生活，从姐姐将他们两人粗暴地关入伦敦塔中，到莱斯特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如此。而莱斯特所凭借的是男性之美，也仅仅是男性之美，令她魂牵梦绕。但在她的天空中，莱斯特绝非唯一的明星，那里星星众多，在某些时候几乎盖过了他的光芒。器宇不凡、舞技超群的哈顿；面容俊秀的赫尼奇；风度翩翩的比武场之王德维尔；还有年轻的布朗特，“一头棕发、面目清秀、仪态端庄、身材伟岸”，而一旦女王的目光在他身上兜转，他的脸颊很快便会泛起绯红，惹人怜爱。
所有这些男人她都爱，无论她的敌人还是朋友都这样说，因为爱是个充满疑问的词。而在伊丽莎白的种种行为方面，确实曾经笼罩着巨大的疑惑。天主教敌人攻击她的一大武器便是指责她是莱斯特的情妇，言之凿凿两人甚至生了个孩子，已经被悄悄送到了国外，这当然是欲加之罪。但同时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流言同样颇有市场。在霍森登的一次晚宴之后，本·琼森曾告诉德拉蒙德：“她身上有一层膜，让她没办法享受鱼水之欢，尽管为了享乐，她已经跟很多男人有过尝试。”当然，本莫名其妙的发言并没有任何权威性，这只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一种传闻。更重要的是一位有能力发掘真相的人在经过认真思索后得出的结论，此人是西班牙大使费里亚。在长期调查之后，他向费利佩国王汇报，伊丽莎白不会生下孩子，他的原话是“据我所知，她不会有孩子”[6]。倘若果真如此，或者至少伊丽莎白相信如此，那么她拒绝婚姻的理由便很明显了。有丈夫却无子嗣，只会让她个人失势，同时换不来任何好处。新教权力的延续不会得到任何保障，她自己却会因为多了个管家公而处处受制。关于她身体特异之处的粗鄙流言很可能缘起于一个更加微妙但同样重要的事实。对于床笫之事，心灵与身体具有同等强大的力量。一旦交欢的时刻即将到来，对这一行为本身的根本性厌恶很可能导致一种歇斯底里的痉挛，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伴随着强烈的疼痛。一切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伊丽莎白的情况正是如此，童年时严重的心理障碍最终造成了这一异常。“我讨厌结婚，”她曾对苏赛克斯勋爵说，“基于一个就连我的灵魂伴侣我都不会向其透露的理由。”没错，她讨厌婚姻，但这并不妨碍她把婚姻当作筹码。智力上的超脱，以及对政治运作的超强直觉，令她长时间在这个觊觎着她的世界面前把婚姻承诺当作诱饵。西班牙、法国，还有神圣罗马帝国——在那么多年里，她一直利用这个不可能的诱饵将它们笼络。在那么多年里，她让自己的神秘身体成为欧洲命运的支点。刚好，一个有利的条件，为她的游戏增添了非凡的真实性。尽管在内心深处，欲望变成了拒斥，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自然的补偿力量导致它在其他领域极其活跃。尽管珍贵的堡垒永远拒绝被入侵，但其周围的领土、外围的防御工事、森严的壁垒却似乎暗示着令人兴奋的战斗，甚至某些时候会将大胆的攻击者迎入其中。不可避免的是，奇奇怪怪的流言四处传播。出身高贵的追求者们只会因此更加趋之若鹜，而童贞女王对于自己的秘密只会微微皱眉，付之一笑。
暧昧的时光结束了，女王的婚姻最终变得不再有意义。但她的古怪脾气丝毫未改。尽管已经接近迟暮之年，但她的情绪波动丝毫没有减少，实际上是不减反增，这里同样存有神秘之处。年轻时的伊丽莎白便极富魅力，多年来她一直魅力不减，但到了最后，这种魅力被深深的皱纹、浓重的妆容和某种诡异的强烈表情取代。随着年老色衰，她对留存自己魅力的执着也越发强烈。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只需要人们对她保持真诚的崇敬，但到了晚年，她却需要并接受身边年轻男子对她表现出浪漫的激情。国家事务在叹息、狂喜和抗议中稳步向前。她的声望随着成就变得无与伦比，而这种超越一切的个人崇拜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她的声望。此时人们若是来到她的身边，定会如朝觐神明一般诚惶诚恐。对于这样一个已然神化的人物，任何形式的崇敬都算不上过分。传说曾有一位体面的年轻贵族在她面前鞠躬行礼时，身体内部释放出了有失体统的声音，这位年轻人惊恐万状，连夜出国，在外漂泊了整整7年才敢再次回到女王面前。营造这样状态的意义显而易见，但那并非全部的意义。女王的洞察力从来都高人一等，在审视外部环境时极其敏锐，然而一旦转回到自己的内心，这种能力却有些迟滞。一旦遇到关乎内心的判断，她经常有失水准、充满困惑。她似乎顺从了一种微妙的本能，通过毫无顾忌地集中自己身上的全部浪漫，将自己成功化身为最伟大的世俗现实主义者。这样做的结果自然非比寻常。这样一位精明强干的一国之君，受困于荒谬的虚荣之心，厕身于一个要么是离奇的、玫瑰色的幻想，要么是最冷酷、最坚实的事实组成的宇宙当中。两种状况之间没有缓冲，只有对立并存。这个非凡的人物这一刻还是钢铁般的存在，下一刻却春心荡漾。她的美丽再一次倾倒众生，她的魅力再一次展现了统治力。她愉悦地享受着情人们对她热切的赞美，并在同一时刻，利用自己最后残存的运气和狡黠，将这些赞美——亦如她先前的处理方式——转化为现实的占有。
由此，古怪的宫廷成了混合着矛盾与不确定的空间。寓居其中的女神已显老态，头上顶着黄金冠冕，身穿奇装异服，尽管弯腰驼背，但依旧高大。她的头发染成红色，其下是苍白的脸颊、乌黑的长牙齿、盛气凌人的高鼻梁，以及深陷又外凸的眼睛——一双可怕的眼睛，在其幽蓝的深处，潜藏着一些张狂——几近狂热。她步履匆匆，特别彰显出至高能量，命运与幸运之神也始终伴她左右。当宫廷内室之门关闭时，人们知道，那双眼睛背后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凭借着通过长期练习得来的完美技艺，料理欧洲无限复杂的外交游戏与国内无比艰巨的政治事务。不时会有尖厉的声音传出，高亢地宣布某位大使遭到训诫、某次对印度群岛的远征遭到禁止，抑或是关于英格兰教会章程的一些决定。最后，这个不知疲倦的人物再度现身，跃上马背，飞快地穿过沼泽地，然后心满意足地归来，花一小时弹奏维金纳琴。在一顿俭省的晚餐——一只鸡翅膀，搭配一点点淡酒与清水——过后，荣光女王的舞蹈时间到来了。当六弦提琴的乐声响起，年轻男子们环绕着她，等待着命运的恩泽。有时，埃塞克斯并未到场，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这位多情而专横的女王呢？兴奋的女神会跟一个又一个年轻男子讲起各种下流的玩笑，最后则会钦点某位身形魁梧的青年到斜窗下单独聊天。她的心被他的奉承融化，当她伸出长长的手指，抚弄着年轻人的脖颈时，她整个人都被一种难以定义的情欲充溢。她是一个女人啊，是的！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然而，她不也是个处女，而且临近暮年了吗？马上又会有一种感觉涌上心头，将她吞没，她是至高无上的，她是超凡绝伦的——她知道。她知道什么呢？她是个男人吗？她凝视着环绕自己的这些卑微的存在，微笑着思忖。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他们的女王，但倘若换个角度，情况却绝非如此，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她读过赫拉克勒斯与海拉斯[7]的故事，在半梦半醒之间，她可能会以为自己具有某种异教徒的阳刚之气。海拉斯不过是个侍从，他就在她的面前，但她的思绪被一阵突然的静默打断。回过头来，她看到埃塞克斯走了进来，他快步走到她的身边。当他跪倒在她的脚下时，女王便把一切抛在脑后。
注释
[1]克里斯托弗·马洛的经典剧作，讲述了14世纪一位普通牧民，如何通过个人奋斗登上国王宝座，成为帖木儿大帝，但最终死于野心的故事，是英国人文主义戏剧的发端。
[2]莎士比亚的叙事长诗，取材于奥维德《变形记》中描述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章节，以“爱情与失去”为主题，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
[3]指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国王费利佩二世。
[4]亦指费利佩二世。埃斯库里阿尔宫是他在位期间为自己营建的宫殿。
[5]原文为拉丁文。
[6]原文为西班牙文。
[7]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海拉斯是一位俊美的男青年，后被赫拉克勒斯看中，将他带在身边。两人既是伴侣，亦是主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