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阶层的不同类别，【104】从上到下进行缜密的分析，再也没有比这更能推动科学逻辑和历史哲学向前发展的了。
——雷蒙·阿隆(1)
历史涵盖的时空单位大小不同，其范围或量级也互有区别。范围相同的历史其概括性处于同一级别。一本关于洛伊滕（Leuthen）会战的专著，其体量或一般性均不及对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的描述，后者又包含在更大的叙述中，比如18世纪欧洲政治史。历史间的包容关系可以层层推进。不同历史形成的整个序列让人想起中国的工艺品——空心象牙球，球中含球，其尺寸依次变小，每个球都能在外层大球中自由滚动。不同的历史可形成一个连续体，一端由高度概括的综述（即普遍历史）形成，另一端则指向对具体事件的调查。
范围的差异标志着距离的差异。任何大型史——比如民族史——要求讲述者后退至足够远处，与数据保持距离，【105】从而使该民族的命运变迁进入他的研究视野。(2)当然，在概述某一段历史时，他难免忽略让他产生整体印象的诸多情况。相反，也只有与史实保持相当的距离方可窥见汤因比那“不证自明的研究领域”——整个文明。“短视的”历史学家只顾埋头爬梳，忽略了历史的全貌。谈起这些作家的时候，汤因比言语中透着不屑。(3)
量级相同的历史具有某种共性。因此，历史学家研究某个世纪，从众多资源中选择数据，与专注于某个十年的历史学家不同。在描述和说明各自研究对象的发展时，也不要指望他们采用类型或顺序相同的比较方法。可比较的单位因历史学家选择的概括程度而不同。
不同的历史就形成了历史世界。为了简便，我将把这些历史分成两组——微观历史和宏观历史。不言而喻，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前文曾提及一个关于微观历史的范例：中世纪中后期使用了从古典艺术和文学中获取的模型，潘诺夫斯基对此进行了分析。(4)此类解释型的小型历史可称作“特写”，因为小型历史与电影中的拍摄方法相似，挑出并放大某些视觉细节——脸、手、某件家具——旨在让我们熟悉其特别的外貌。【106】特写研究属微观维度，接近大量以事实为导向的历史描述——历史学家探索过去的初级产品——而且与后者一样，都专注于细节，偏好专题形式。但是又与历史描述不同，特写对资料进行充分的探究，而不只是清点这些资料。特写直接拓展了历史描述。一般而言，作者希望补充、完善或否定被宏观历史学家一直奉为圭臬的概念和阐释，因而产生了特写。耶丁（Jedin）对康斯坦茨和巴塞尔议会的缜密分析具有以下双重目的：首先，普遍认为这些议会对教会的内部改革没有意义，耶丁的分析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其次，它们的法令宣告了大公会议至高无上的地位，耶丁的分析突出了法令的持久意义。(5)传统看法主张封建贵族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堕落，赫克斯特则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陈词滥调，他援引详实的证据对此进行证明。(6)与特写相比，他们对高级别观点的评价往往让人感到宽泛而不准确。
如此一来，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作者托尔斯泰和路易斯·纳米尔爵士——捍卫体现在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名言中的信条。他们都宣称微观维度是历史真相的基础和源头。
许多研究都认为，只有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之类的人才能够创立或毁灭大型帝国，托尔斯泰对此进行了嘲讽。他认为这些历史研究都过分夸大了个人力量的范围和影响。此外，只有当我们相信统治者受上帝之托，而人民必须服从其意志时，这些历史才具有坚实的基础。(7)然而，神学阐释已经过时。【107】既然现代史学拒绝神学阐释，就必须重新审视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导致了民族（或国家）的变迁。在探讨这个基本问题之初，托尔斯泰不仅拒绝考虑英雄、国王、将军和大臣，而且反对一切在他看来源自宏观思维的观点。他否认观念影响历史变化，不相信所谓的社会学规则有效，也不认为它们与历史相关。在他看来，大部分历史学家执着于抽象的解释，却回避了他们口口声声信奉和描述的史实。(8)他本人的回答表明，他对每一现象的后果都极为敏感——他细致刻画了《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捕捉飞蛾的律师，体现的就是这种细节意识。他说，不应该在国民之外寻找导致运动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力量存在于历史进程中个体参与的无数活动中。(9)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反复拿小说人物——如博罗季诺会战中的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 Bezukhov）——那破碎却真实的经历与同时期历史和官方记录片段比较，突出了空洞概括和直接印象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凭借艺术家对具体的追求，托尔斯泰把历史现实想象为由微观事件、行为和互动形成的连续体，它们汇集在一起，才产生教科书所竭力渲染的宏观意义上的动荡、胜利和灾难。（顺便提一句，并非只有托尔斯泰设想过如此微小的连续体。法国画家和导演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梦想拍摄一部超长电影，【108】24小时不间断拍摄一男一女的生活：他们工作、沉默并相互展示爱意。拍摄应巨细无遗；片中男女也不应知道自己正被拍摄。莱热意识到这部影片肯定会令人震撼，因其展示了真实存在中的纷乱，而后者原本无意示人。“我想，”他说道，“这太可怕了，人们会受到惊吓，边跑边喊救命，就像大难临头一样。”(10)）
把宏观事件分解为最小的要素，托尔斯泰认为，从逻辑上讲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尽管无法完成）。对于这些历史微小单位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表明他对19世纪科学的依赖。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决定论者。他认为，受理性驱使，我们把微观层面上发生的事件想象成一个个过程，这些过程受到永恒规律的控制。(11)他进而指出，若有可能，重建微观层面上的因果链将能够揭示整个历史规律。在托尔斯泰看来，历史是必然性的领域——是自然世界的延伸。（有趣的是，他采用微积分及其相关方法对微观单位进行分解，然后加以整合。(12)就像是他早就预示了现代计算机的应用。）
托尔斯泰笃信因果关系，这使他陷入了困境。该如何在必然规律与人类自由体验两者之间加以调和呢？他提出的方案不过是蹩脚的权宜之计：仅仅把自由降格为我们意识的一种现象，成为第二性的东西。他的主要观点就是这个由理性创建的世界——理想的真实世界——不存在无法解释因果的行为。【109】从理性看，我们误把自由的决定看作特定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后果。自由只是一种幻觉。但是幻觉却自生自存，因为我们无法解释构成历史事实的无穷要素。要素之间相互影响，要探明其规律则非人力所能及。如此一来，把自由替换为不能掌控之物，确实是对我们自身的挑战。自由虽不可知，但不可或缺。(13)
毋庸置疑，托尔斯泰只是一个蹩脚的哲学家。他持有唯科学论的时代观。对其中的哲学看法，他不加批判地借用，试图让它们形成某种模式，从而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既能拯救自由的意志，又不反对某种宿命教条。托尔斯泰似乎没有意识到，由于该“解决方案”，历史并未被视为一连串可理解抑或有意义的事件。如果自由仅仅是一种主观现象，一切都将由必然性所主宰：要发生的事情必将发生，仅此而已。
真实的托尔斯泰要比作为冒牌哲学家的托尔斯泰更有发言权。现实中的作家托尔斯泰很特别，既是神秘主义者，又是经验主义者。他对臆测漠不关心，而是赋予冷冰冰的必然性以灵魂。他认为，一定发生的也应该发生。无论怎样，他都坚信就俄国人民而言，只要塑造俄国未来的鲜活之力不被当权者干涉或阻碍，一切都将变得美好。当然，要顺其自然，必须知晓剧中所有演员之间发生了什么。可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前提假设，这样一种知识不是永远难以获取吗？通过援引智慧的神圣预测力，他克服了这一棘手的理论难题。【110】他称为智者的人，天生就能习得或拥有某种知识，这种知识是唯理智论者所抵制的；智者耳听八方；尽管日常生活中的蛛丝马迹模糊不清，常常自相矛盾，但他们拥有足够的天赋，能够领会；智者本身即是产生民族运动之力的一部分。(14)
托尔斯泰为这幅景象增添了色彩与细节，使之鲜活生动：他笔下的库图佐夫（Kutuzov）是智慧的化身。他既不策划也不行动；他等待和倾听。他倾听并理解来自底层的困惑嘈杂的声音，正是凭借这种能力，他击退了拿破仑。库图佐夫之所以是一位受神灵启示的将军，因为他讨厌遵从自己的灵感。他发现在众多俄国人心中埋藏着一些说不清楚的想法和愿望，其个人抱负就是实现这些想法和愿望。正如安德烈公爵（Prince Andrey）所言，“他知道，有些东西比他的意志更强大也更重要——事态的发展无可避免。”(15)（事态发展无可避免？托尔斯泰痴迷于他所处时代的种种机械论观念，此种执念处处彰显。但这并不影响他笔下库图佐夫身上体现的真理，即真正的创造性行为离不开细致冷静的观察。）
汤因比提到纳米尔曾经告诉他说：“汤因比，我研究片片树叶，你研究整棵树木。其他的历史学家则研究成簇的树枝，你我都认为他们是错的。”(16)（他非常礼貌，没有告诉汤因比自己对于研究整棵树的看法。）
纳米尔研究政治史，其“成簇树枝”的隐喻显然涉及意识形态单元，这是他所从事的政治史研究领域的常用手段。他对关于18世纪英格兰的辉格党式阐释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这种阐释不仅接受了那一时期表面的主流政治观念和政党纲领，【111】而且视之为历史现实的节点。但事实却是，行为、措施和状态混在一起，意识形态单元虽然映射了这种混杂状态，但这种映射与其说展现这种状态，还不如说掩饰了它们。这些单元是些虚假的实体。既然被意识单元遮蔽之后，原本属于意识的所有真实生活现象已脱离意识层面，那么所谓现实包含意识单元的说法就完全失去了根据。纳米尔坚持认为，任何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具有虚构的品质。在他看来，只要历史突出政治意识、理性思考和语言论断，最终都会变成模糊的概论，这种概论无法捕捉其旨在解释的现实。与托尔斯泰一样，纳米尔拒绝这类宏观历史及其全景视野。
他对宏观历史的否定态度明显受到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影响。纳米尔也热衷于揭穿观念自治性的假象：他也强调物质需求和社会条件在其形成中发挥的作用。(17)但是尽管如此，他根本算不上马克思主义者。他性格保守，不愿从政治历史学家转变成虔诚党派信徒和介入型文人。更重要的是，他完全赞成用一个宏观概念替换另一个宏观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前）历史就是一连串存在辩证关联的阶级斗争。这种看法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对纳米尔没有任何吸引力。(18)相反，他想摆脱整个宏观层面——摆脱所有宽泛且包罗万象的思维模式，后者最终形成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传统形象。这一形象具有欺骗性：事实大多来源不明，其构成要素亦琢磨不定，而这种思维模式竭力从中构建原本不存在的关系，因而产生假象。作为意识的产物，思维模式与其说提供了我们内心生活过程的独立见解，还不如说仅代表了其表面症状。纳米尔旨在透过表象探索隐蔽在心理深处的真实事件。【112】其研究路径是单向的，这是他轻视综合和叙述的必然结果。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提及纳米尔时指出，他“每走一步都要四下张望”(19)。他不能忍受只见树林不见树叶。
纳米尔承认自己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恳求历史学家揭示政治观念的“心理学源泉”(20)，指明每个行为中包含的“无意识冲动”(21)，断言现代心理学知识——特别是大众心理学——对史学的发展不可或缺。(22)他是精神分析的正统教徒吗？他在别处写道，“最重要的是潜在的情感，这是音乐，观念与之相比只是低劣的歌词……”(23)他身上有一种艺术气息（清楚地体现在其散文中）。因其审美感受力，他与现代艺术前沿做出的尝试保持一致——如果没有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成就，这种尝试的力度几乎不可能越来越大。无论如何，他都好像与画家、诗人和音乐家联合起来，渴望摧毁传统的感知形式和方式。他们基于整个旧事物及其主要结构做出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是碎片化的，永远不可能合并成整体。各种规则错综复杂，如果还有什么没有遭到滥用的话，那么结果（虽然是暂时的）就是调整我们的认识，以适应这部分规则。（剩余的至少无可争辩。）所以纳米尔利用精神分析对政治现实的标准化宏观概念进行分解。如果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也算不上弗洛伊德真正的拥趸。
在他看来，历史世界呈现的景象令人不安。【113】在充斥世界的政治观念中，虽然有些可能与回应当下需要的情感、冲动等一致，但多数都是遥远过去的残余。既然前述观念持续激发我们的想象，即使态度、恐惧和期待与现实脱节，也因这些观念而保持活力，甚至被重新激活。这些思维和行为习惯已经过时，对欲望和希望之间的互动造成持久干扰，使我们无法根据当下的条件处理当下的问题。我们越想压制，它们就越占据我们的无意识，无缘无故且无所顾忌地突然迸发，以此得到释放。我们都变得神经质，任由痛苦摆布。在纳米尔看来，决定政治行动的原则和计划与其说提供了可靠的指引，不如说造成了各种烦扰。事实上，他甚至认为，摆脱这些原则和计划才是“民族更成熟的标志”。(24)他描绘的历史政治世界具有超现实特征：在那里，观念和记忆像鬼魂一样挥之不去，侵入我们的家园、办公场所和头脑。
他的目标是赶走鬼魂——即追溯心理动机和机制，而后两者与当下的物质压力一道，使政治得以运行。现在，政治领域的活动和事件并非源自某种不受约束、飘忽不定的力量，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起点；活动和事件的载体为个人（或具有鲜明个性的团体）。纳米尔认为，正是个人组成了群体，历史学家对观念和起因痴迷，随意对群体进行操弄，误将其视为真正的历史单位。然而，群体并非历史单位。他争辩说，真正的历史单位仅仅让位于微观分析；为了解释政治史的某个时期或阶段，必须研究该时期所有个体的生活。【114】他崇拜的上帝不仅仅体现在细节中，而是存在于人物生平中。（他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科林伍德完全拒绝把传记纳入历史研究；但是如果直接从哲学层面的“历史观念”出发，得出的结论注定匪夷所思。）纳米尔的方法集中体现在其具有拓荒意义的研究中，即“对乔治三世时期的连续几届众议院的成员进行了不可思议、细致入微的检视”。(25)注意：在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他极少关注那些声名显赫的政客，这些人物在政界呼风唤雨，让职业传记作家趋之若鹜。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作家。他对小人物的履历倾注了所有的兴趣，因为小人物的生平比明星的职业经历更能让人洞悉典型的情感和抱负。纳米尔完全遵从这一路径，拥护那类孤僻清高的学者所难以觉察与进入的历史调查。他呼吁经由多方协作与努力才能达至的人口统计学式的历史——这样一项规划启发了最近开始酝酿的《大英国会史》（British History of Parliament）的撰写。需要补充的是，他的微观史观与托尔斯泰相近，因为两者都预示了计算机的到来。然而，难道不是每一次重大创新都由梦想和探索所孕育和开创吗？
总而言之，无论纳米尔还是托尔斯泰都认为，我们历史著述所重点关注的意识形态和重大事件，源自但又超越无数现实中的小事件。二人殊途同归，都指出为了更真实的真相应该用累计式的微观研究取代宏观史学。
然而，该主张却源自一个错误的前提：历史现实不仅仅体现于人物生平或其他细节，还扩展为宏观维度。【115】高级别历史的研究对象并非都是对事实的阐释。战争、社会或宗教运动、特定群体对环境的缓慢适应，诸如此类持续发生的事件，都是可把握的实体。其中一些莫测高深，为微观历史学家所忽视。这些事件为人所知的名称可能是不准确的简称，勉强涵盖相互纠缠的微观事件，即便如此，它们也不只是纯粹的投射——假如在其发生时就被体验为历史单元。15世纪的欧洲，教会改革是一个鲜活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该类历史事件时间跨度大，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们促使人们思考其后果，讨论其替代方案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托尔斯泰对传统史学的嘲讽并未完全切中肯綮。出于同样的原因，过去的观念产生后由盛转衰，与个体冲突一样，都属于现实生活，——无论真实与否。它们拥有某一特定实质，其内容不可化约。如果仅视其为心理活动的衍生物，历史学家将错失部分真实事件及其对人们的启发与思索。
不难理解托尔斯泰和纳米尔的这种主张遭受多方反对。比如，纳米尔将其分析方法说成灵丹妙药，因而受到批评。在乔治三世时代，堕落政客的所作所为笼罩着一层意识形态迷雾，微观分析虽然能够穿透这层迷雾，却不适用于受真实可靠的政治观念所启迪的历史时期；清教徒革命就不适合心理学分析。(26)巴特菲尔德是纳米尔最坚定的反对者之一，指责后者对这些观念的现实性视而不见。【116】巴特菲尔德评论道，纳米尔及其拥趸损害了“赋予历史事件以意义和关联的那些公认的政治目的”；(27)他们受惑于“只重细节的……视觉错觉”(28)，“却不知道，欲书写历史必须拥有发现一般性的眼睛”。(29)（坚决反对“纳米尔主义”的不是作为世俗“技术型”史学家的巴特菲尔德，而是作为基督教徒的巴特菲尔德，因为纳米尔主义暗中损害了巴特菲尔德的所有信仰——历史的潜在意义、观念的内在价值。作为一名基督徒历史学家，他理所当然认为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连续性，甚至认为存在类似“上帝历史”的事物，某种超自然的规划师掌管人类事务。(30)）批评家说纳米尔声称关注细节，却对此公然表示蔑视，有时把显微镜换成了望远镜，把大部分历史置于自己选择的视角中。难道他不是一个狂热的复国运动者？人们最后可能会问，他在审视个人的心理性格时，是否真的触及问题的本质。这种所谓的最小历史单位自身也是一个无法穷尽的宏大世界。因此，当他确信已经对现实有所掌握时，现实也就再次退缩了。
持续发生的事件以及独立存在的观念似乎表明，宏观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微观研究。(31)即便假定这些观念、事件和整体安排产生于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其发展和变化方式往往不能凭借其组成要素加以充分限定。马鲁探讨了“该类宏观现象”及其来源“基础的原子数据”两者之间的关系，坚持认为前者与后者一样真实，强调宏观现象相对独立的地位：“它们代表的是另一种现实秩序，虽然各有特点，但是都同样可信。”(32)【117】另外，这样的宏观现实不能完全追溯至其包含的微观现实——级别不同的事件相互关联，同时存在——这种情况绝非少见。大多数人在存在的不同纬度有着不同的表现。一名基督徒也可能是一个严酷无情的地主或房东。普鲁斯特宣称，“像圣伯夫那样根据外在表现或朋友的看法评判一位诗人是荒谬的。就外在而言，他只是个普通人，其内在还是一位诗人，但作为诗人的他在想什么，完全可能被作为普通人的他所无视。”(33)
也就是说，政治的宏观历史可能具备一定的自足性，这与纳米尔和托尔斯泰的假设相反。（据了解，其他领域的历史也存在这种情况。）政治史学家如果研究政权为什么被推翻或者为什么发起战争，不必总是调查人物尘世生活的细节，也能够对前述事件做出大致解释，靠的就是与他的研究处于同一维度的动机、争辩、回应等。一旦重大事件赫然耸现在眼前，它们就会作为整体被感知与理解，从而引起一般性大致相似的诸种反思和对策。原则上，无论历史学家从多远处研究过去，其一般性不同，发现的因果关系也不相同——不要忘了中国的空心象牙球，每个球都独立于其他球而运动。在他的罗马和希腊简史中，罗斯托夫采夫忽略琐碎小事，把相关的主要行为和人物交织在一起，其纹理脉络清晰可辨。
但如此编写的简史就像粗布一样，不仅质地粗糙而且纹路稀疏。显而易见，大型历史的自足性并非可靠。托尔斯泰和纳米尔大肆攻击了宏观历史的自足性，【118】我却为这种宏观自足性申述。现在我希望能够说明盲目认可宏观自足性也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毋庸置疑，政治历史学家可能把某些高级别事件、观念和争论看似合理地整合在一起，但如果是通过构建宏观语境来实现其目标，那他就别指望对自己关注的历史做出令人满意的叙述。很可能他在叙述中歪曲了历史。过分强调自足的宏观历史注定误入歧途。
其原因如下：历史学家研究的一般性程度越强，就有更多历史事实变得单薄。当他从远处审视过去，他看到的是整体情形、长期发展以及思潮动向等等——大量堆积在一起的事件随距离远近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它们散落在时间的维度上；留下诸多空白有待填补。如果专注于宏观历史单位，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就不足。正如普鲁斯特所言，诗人独立于他所栖息的人而存在，这固然没错，但人独立于诗人而存在同样是事实；完整的故事里应该既讲述诗人也讲述人。此外，历史学家会发现，距离越远，捕捉非常具体和完全真实的历史现象就变得越困难。作为技术型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注意到普遍历史“涵盖的领域非常大，历史知识因而不可避免地变得单薄”。(34)巴特菲尔德所言极是：站在普遍历史可以纳入视野的那种高度上，察觉到的全是巨大历史单位和笼统的概括，前者轮廓模糊，后者未必可靠。
历史学家若突出宏观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便忍不住以某种方式对手头不足的材料进行补充。【119】培根详细说明由此产生的种种危险。他建议历史学家研究的时间段不宜太长（或太过模糊），因为“会碰到许多空白或空缺，不得不靠智慧和推测来填补”。(35)勉力为之的推测并不少见。历史学家急于维持宏观自足性，为了填补遇到的“空白或空缺”，他们可能诉诸对目标的理解——把后见之明视为胶合装置而非发人深省的新事物。或者为了使正在编织的粗劣布料更结实，他可能“凭借其智慧”，引入没有倾向的动机、哲学观念等。其结果是，历史不仅残缺不全，而且阐释过度。古奇认为基佐（Guizot）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展示出“对个人和细节的兴趣”；(36)圣伯夫（Sainte-Beuve）则批评它是“被远观的历史”。圣伯夫解释说，任何此类历史“都经历了异常的蜕变，产生的是崇尚理性的错觉”。他由此得出结论：“基佐的历史过于重视逻辑而显得不真实。”(37)难道还有必要明确指出，下定决心的宏观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混合和修补不应与负责可靠的历史假设混为一谈？既然他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添油加醋，最终的历史充斥着模棱两可的概念。其中，许多虚假的概括事实上是人为的结果，既提取自证据，也融入证据中。
即便托尔斯泰和纳米尔对传统宏观历史的最终裁决太过武断，言过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对当前历史理应如何的看法。我相信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他们认为，如果历史尽可能忠实完整地记录过去，并且帮助我们理解过去，那么历史才能体现其价值。黑尔（Hale）谈及培根时指出，“它（历史）必须尽可能全面且真实。【120】有些历史记录呈现的是商业盛况，而非其真正的和内在的诉求。二者是不同的”。(38)对任何实现全面记录历史的努力而言，微观调查都不可或缺，这是其重要性最基本的体现。这并不意味着整合托尔斯泰梦寐以求的微观发现，就能使我们把握历史整体。并非所有的历史现实都可以分解成微观要素。历史整体还包括发生在微观层面以上的事件和发展。因此，一般性较强的历史记录与对细节的研究一样至关重要。但这并不完整；如果历史学家不愿“凭借智慧和推测”填补空白，就必须探索小事件组成的历史世界。不包含微观历史的宏观历史就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历史。现在，关于细节的知识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使用。这种知识常常被用作某种装饰。也就是说，宏观历史学家基于自己或他人开展的微观研究，确证或阐明他们持有的某种长远看法——这些看法与他们审视事件的距离密切相关。（诚然，这些观点可能产生自对相关来源资料的检查，可是某些概括难道不会具有更多的意图性和目标性？当然，已知事实具有可塑性，很少让寻找证据来验证直觉的历史学家失望。此外，多样化的数据含有丰富的历史事实，无论你想证明什么，都能从中找到证据。）在麦考利撰写的历史中，很多细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用以确认他所研究的时代和人物的意义。所有细节汇总在一起，构成了他对这一或那一情形的总体论述——让人觉着其宏观洞见或直觉与其说源自微观分析，还不如说指导了他对具体事实的选择。【121】他擅长讲述，知道如何有效处理验证性的细节。汤因比同样毫不怀疑，只有当“短视的”历史学家呈现的细枝末节能够支撑其宏大解释，才有价值。本章稍后将继续讨论他。
我主张，为了使宏观历史更全面，必须包含微观历史，这里的包含不是表面上的包含。这要求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待在原地，要真正地回到过去，全身心投入他们的发现中，而不应该过多考虑其宏观假设。微观分析本身未必能证实这些假设。历史学家从事微观分析，或许因为临时原因违背基于宏观证据建立起的宏观语境；或者发现偏离事件总体趋势的例外情况虽然貌似微不足道，但其中蕴含的寓意有可能推翻他对总体趋势的评估。想一想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吧。(39)
正因为如此，眼光敏锐的历史学家致力于书写完整历史时，偏好打通宏观和微观历史。虽然马鲁相信宏观现实的真实性，但是他认为，如果历史学家探究过去的时间跨度大，就最好“先详细精确地调查细节”。(40)因为对纳米尔持反对态度，巴特菲尔德同样被迫承认仅仅宏观史是不够的，【122】他相信理想的历史可能是“结构与叙述的结合”，即“故事与研究”合二为一的历史。(41),(42)
这与电影惊人地相似：大场景必须从不同的距离观看才能被理解；相关分析和阐释常常需要在不同程度的一般性之间来回移动。《电影的理论》一书中引用普多夫金（Pudovkin）的一段话放在这里可谓切中肯綮：
为了获得关于游行的清楚和确定的印象，观察者必须遵循以下步骤：首先，他必须爬上房顶，从上边看到整个游行队伍，估量其规模；然后，他必须从房顶上下来，透过一楼的窗户观察示威者打出的标语；最后，他必须走入人群，以了解参与者的外部特征。(43)
正如我指出的，从整体到细节，再回到整体，如此反复切换才有可能充分描绘大场景。(44)这对历史中的大事件同样适用。宏观历史学家将歪曲其研究对象，除非他加入从微观研究中获取的特写——把它们当作构成整体画面的固有要素。
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处于一个切当的位置，从而在宏观维度和微观维度之间自由转换。这提出了历史世界的结构这一问题——这是历史学家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中的一个。历史世界的结构是否同质，这样历史学家可以轻易地从一个层面转换到另一个层面？宏观历史的内容和有效性——其现实性品格——依赖于不受妨碍的双向交通。
这里的交通受控于实质逻辑（material logic）的两种原则或原理。(45)第一种可称之为“视角原理”。【123】在前一章中，我已经指出历史阐释——“理解”——最终涉及历史学家拓展后的自我、他的生活经历和主观性。换言之，他必须把事物置于某一“视角”中，使其契合他的经历、信仰和价值观念，所有这些基于自我消解、谦逊冷静的被动式观察。(46)现在，视角因素发挥的作用和历史学家与素材的距离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关系。马鲁注意到，“随着历史建构的一般性程度和综合幅度的增加，困难、危险和不确定也以相同的程度增加。”(47)换言之，透视处理法产生的影响与历史学家距离素材的远近呈正比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在微观层面上，拼凑在一起的给定数据多少显得密集，制约着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和阐释意图。随着距离的增加，数据变得分散和稀疏。证据也就失去了其粘合力，让位于不那么强烈的主观性。（如前所述，大型历史往往呈现出存在主义的特点。）皮雷纳和巴克（Bark）对中世纪起源的看法相互矛盾，这的确与视角效应有关；(48)但是在某些特写式描述中，人们并不是马上就能想到视角的影响，譬如潘诺夫斯基的“分离原则”和耶丁对康士坦斯大公会议的分析等。(49)这里我们又一次注意到历史中间区域程度不同的重要性，【124】这一点之前已经提到。(50)
普鲁斯特在其小说中的评论突出地说明，历史记录的范围越大，其内容愈加受到视角原理的制约，还受到自上而下理解微观层面的影响。有一次马塞尔乘坐马车（比第三章提到的那次还要早），他从远处有时看到两个教堂尖顶，有时看到三个，这取决于他从什么角度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根据印象中教堂尖顶的位置，把教堂尖顶想象成三个“仙女”，一个跟在另一个身后溜走了，因此看上去只有一个身影。(51)同样，宏观历史学家之所以一开始对部分证据视而不见，与其说是因为失察、疏忽等，还不如说“视角原理”使然。透视视角影响对于历史调查素材的理解，其功能越重要，就越要保持较远的距离。例如，有关封建社会的一般历史通常未能展示其多样性，因为后者被历史学家揭示社会一般特征的企图掩盖了；准确讲，多样性是历史的基本特征之一。(52)马克·布洛赫的著作《封建社会》受这一必然缺点的影响最小，正是这一缺点妨碍了大型历史学家对部分史料出处和微观历史的了解。诚然，理论上讲历史学家只要愿意，就可以探索微观层面；但实践中常常对微观层面的许多内容不感兴趣，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认为无关紧要。冯·马丁（von Martin）在《文艺复兴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Renaissance，1932）一书中试图从综合方面进行新的尝试，正如弗格森（Ferguson）对冯·马丁可能碰到的问题的评论，【125】进行同类尝试的作者“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综合，以此处理好冯·马丁没有意识到的许多麻烦和棘手的事实。但是如果有所得，就可能有所失……”(53)轻视也罢，忽略也罢，这些内容注定不会出现在历史描述中。宏观历史学家无法看到自己没看到的，因为没看到的被他所看到的遮蔽了。
对视角原理的讨论还可以加上两点补充性评论。第一点来自阿隆的观察，有关于把某一宏观视角转变成其他视角的可能性。他强调说主观视角对整体结构是必需的，并且为了使自己的视角尽可能客观，历史学家必须了解其他视角，但是他警告说，二者之间“不存在常数或等数”。视角的多样性是“生活的体现”。(54)另一点是质疑：高级别的历史记录是否比一般性低的历史记录更受“时代精神”的影响？
控制宏观与微观层面之间通道的第二个原理可被称为“层级原理”。它影响的是微观事件，虽然没有被视角运行的机制遮蔽，而是依然可见，且事实上被提升到更高区域，成为大型历史记录的一部分。
在此过程中，微观事件发生了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有意只考察自“下”而“上”的畅通状况。另外，宏观历史（尤其是一般历史）的结构性突变，将会对所有纳入其中的微观发现产生衰变效应，但是我在此处将不考虑这种效应。(55)【126】微观事件被提升到更高层次时，将会面临失去其部分独特性和意义的危险，这回答了当时提出的问题。微观事件虽然被提升至更高层次，但却遭到破坏。
例如，设想有三篇历史叙事，每一个都包含对路德形象的描述——第一篇是德国民族史，第二篇讲的是宗教改革，第三篇是详细的传记：我相信三篇描写很可能表达不同的意思，因而某种程度上无法相互比较。
通过类比影视叙述中的“特写”与远景（对整体的拍摄）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可以解释和说明“层级原理”。电影《党同伐异》（Intolerance）中，在受审那一幕，格里菲斯（Griffith）对梅·马什双手紧扣的特写镜头“不仅是叙述不可缺少的部分，而且揭示了物质现实的新方面”。《电影的理论》以该特写为例，解释了前述矛盾关系。我们观看梅·马什紧攥双手这个大特写镜头时，“肯定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我们将忘记那只是一双普通的手。我们熟悉的那双手与身体脱离之后被极度放大，变成未知的机体，颤抖着，就像有着自己的生命一样”。(56)同样，历史学家的特写往往显示出各种可能性和纵深远景，后者并非从高级别历史中的同一事件产生。（当前，为了不同的旨趣，流行展示艺术品逼真的细节，这进一步证明了特性和意义方面存在的这种区别；因此，格吕内瓦尔德[Gruenewald]的《伊森海姆祭坛画》的一个小背景布景让人隐约想起日本版画。）
对层级原理的探讨还可辅以理论阐释。原则上，宏观解释宣称对微观事实都有效——对所有细节都有效——而微观见解渴望在宏观层面上得到认可。【127】现在，既然至少部分基于微观分析才能有效进行宏观解释和定义，那么微观研究的某些启示有可能与宏观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保持一致。但并非所有启示都与研究发现一致，甚至连最重要的也可能不一致。那么对一般原则我们就有了两组概括或见解——一组本质上属于宏观层面，另一组借由微观分析自“下”而上形成。正是在第二种一般性层面上，赫伊津哈对布克哈特提出了批评，反对文艺复兴这一观念，而后者则代表着第一类一般见解。(57)很明显，从微观调查而来的一般性——像是一种装饰环绕着后者——与典型的宏观一般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一致。能把二者融为一体吗？此处只须提出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即可。(58)
总之，微观与宏观层面之间的通道受到严格的限制。由于“视角原理”，部分证据自然而然失效。又因为“层级原理”，部分实际上可用的证据并没有物尽其用。这意味着历史世界的结构并非同质。它由密集性不同的领域组成，并被难以解释的旋涡搅动着。
从根本上讲，由此产生的交通障碍无法克服。汤因比建议把飞鸟视角和苍蝇视角融合在一起，(59)这原则上无法做到。【128】两种调查可能并存，但是无法完全融合；一般说来，飞鸟会吞食苍蝇。
敏锐的历史学家如何回应这种现象？现举两个例子。
克里斯蒂勒的问题：作为文艺复兴思潮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权威，克里斯蒂勒（Kristeller）试图综合其毕生的研究，就这一非常熟悉的阶段撰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思想文化史。但是他退缩了，因为他意识到，在持续研究的过程中，不得不为此而舍弃已知的和未知的。他似乎不愿意减少或者错过任何宝贵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只有全身心投入信息来源才能获得；他似乎还担心为了后续综合不得不进行透视删减，而这又必然带来掩饰和扭曲。他意欲就其发现撰写一部“整体史”，这种造型欲望与其现实主义精神相抵触。
戴蒙德的梦想：戴蒙德自问，从事大型历史叙事的历史学家是否无法避免把所有事件置于某一视角中，这一视角与因叙述视野或范围而产生的距离保持一致。在研究过程中，他为什么不能从不同的距离审视事物？闲逛的人欣赏风景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先观看全景，然后走向远处的山脊，欣赏多变的景色。许多电影都是这样推进的。普鲁斯特知道如何既关注细节又欣赏远景，下一章将探讨这一点。戴蒙德梦想撰写一部美国史，其中他打算插入诸多特写，不是用来例证他的一般性假设，而是将其作为通常与整个重点背道而驰的独立实体。而且，某些诗歌偶尔可作深度解读。【129】
针对电影中的电影化与舞台化两者之困境，《电影的理论》一书论述了“格里菲斯听其自然的妙策”，前述构想使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与这一妙策高度类似。《电影的理论》一书是这样论述这一妙策的：
一方面，他（格里菲斯）肯定是力求建立戏剧连贯性……；另一方面，他又常常插进一些不只是为了推进剧情或传达与此相关的情绪，而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情节从而涉及物质现实的画面。他的第一个特写镜头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他的极远景镜头、他的奔腾起伏的群众场面、他的表现街道生活的插曲和他的许多片段性的场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们在看着这些画面或画面组合时，也许还会忘掉被它们以自己的松散的含义所打断的剧情。(60)
这个类比成立。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同倒掉：在贯通微观和宏观历史方面，某些尝试要比其他尝试更为成功。有的情况下，不同层次之间的转换产生了一种“观念”，一种新的解释原则。(61)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观念独特的真实值，以及这些观念与事实准确性之间的间接关系。
不用说，历史记录的可理解性程度是其涵盖范围的一个功能，因其范围大小而变化。级别越高，就能把更多的过往解释清楚。但是提高可理解性是有代价的。历史学家在范围上有所得，在微观信息上就有所失。【130】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指出：“根据对自身定位的层次，历史学家失去的信息将从理解上得到补偿，反之亦然。”(62)他宣称，为了摆脱困境，历史学家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将自己置于历史之下……或置于历史之上，从而超越历史……”(63)
可理解性增强意味着信息减少，这是“脑力经济原则”(64)的一个特例，这一原则似乎制约着我们的社会和知识世界。这类似于布鲁门伯格的“意图经济”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有放弃对整体知识的形而上追求，科学知识才能取得进展。在分析伽利略时，他指出科学所解释的并非整个自然，而是部分过程。胡塞尔据以反对这种细节化的“生活世界”也不过是一模棱两可的概念；只有当我们的意图涵盖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才活跃起来。(65)
扩大可理解性的范围，就能提高重要性，相信这一点是西方思想的基本宗旨。在整个哲学史中，人们认为最高级别的原理或最抽象的概念不仅明确界定了它们形式上涵盖的所有细节，而且包含了所有较低层次存在的事物的精髓和本质。就一般性和实质而言，这些原则被想象成“最高事物”。
譬如，这体现在诺斯替教的那一方案中，处理的是灵魂如何从“世俗世界”提升到上层世界。根据该方案，向高层次转变相当于精神洞察力的进步。乔纳斯（Jonas）讨论奥利金体系中的“圣子从属说”时谈道，“认为每一秩序都不能预言更高一级秩序的负面法则间接蕴涵着这一正面法则，即灵魂向高级秩序的转变同时是一种知识或认知水平的提升。”(66)【131】该方案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影响着当前知识的不同分支。譬如，诺维科夫（Novikoff）近乎普拉提诺主义的“组织整合层次”原则，就深受这一方案的影响。这一原则认为无灵世界、有灵世界和社会世界在不同的层次上取得进步，每一层次都受到其自身规律的制约；虽然不理解低层次现象就难以理解高层次现象，但是知晓较低层却不能预测高层次会发生什么。(67)
笃信“最高事物”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及意义，此处谈及这一点，旨在强调当前研究的基本假设之一——传统上把极端抽象观念（比如“善好”和“正义”观念）视为对事物之本质最包罗万象、最为核心的陈述，这对历史或相关现实研究并不适用。(68)历史学家脱离微观层面，在一般性上更上一级时，将到达我所称的“历史观念”这一新高度；当他继续前行，越过历史观念，到达“哲学”观念或者极端抽象的概念维度，其见解的重要性注定下降而不是持续上升。注意，大型历史中许多微观事实被排除在外。高度抽象的概念与旨在涵盖的证据之间已经不再有关联。它们在事物中加入了这些事物原本不包括的诸多观念。但是哈纳克说，历史学家“应该保持发展因素和发展观念在发展过程中的原来模样，历史学家没有权力把它们解释得更清楚”。(69)【132】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传统哲学不仅完全遮蔽历史领域（终结之前的最终事）中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而且更糟的是贬低了这种关系。
因此，托尔斯泰—纳米尔对宏观历史的反对就显得相对合理。特写发现本身很重要，无论其启示与高级别历史的宽泛见解一致还是包含在其中。就像赫克斯特一样，仅仅是设想下面这一过程还远远不够，即“特殊和个体限定一般的内容和主体，一般反过来有助于阐明和理解特殊。”(70)如果特写偏离大型史的宽泛见解，二者又如何相互勾连呢？这个问题暂不回答，将留待第八章探讨。(71)
为了解决汤因比的“数量问题”(72)，或许此处可以讲点题外话，探讨一下特写的重要性。在《重新思考》（Reconsiderations）中声称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公正对待收集到的海量历史知识时，汤因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绝对数量本身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历史知识的功用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历史知识需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但是该怎么使用呢？
可以有两种方式考虑历史知识的数量。其一是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将历史作为需要仔细审查的独立现实加以对待。犹太—基督神学源自与过去之间的存在主义关联，【133】它产生的历史朝着超越历史时间的未来延伸。在神学角度看来，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拯救史——也就是说，已经超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这一字眼。重要的事件既在历史轨迹之内又在其外。某种程度上，伟大的历史哲学也是这样。尽管历史哲学依然没有摆脱世俗时间，但是受关于神圣规划的神学假设之影响，历史哲学是根据某一原则解释整个过去，这一原则至多与部分事实相符，并且通常情况下是其意欲实现的某项善好事业的代名词。
另一种方法与当前时代的科学精神更为一致。在努力处理我们积累的大量历史知识时，汤因比与斯宾格勒一样，把已知材料加以组织，形成更大的单位——诸种文明或者斯宾格勒的文化灵魂——分析其发展以揭示其规律性。(73)然而，如此确立的规律性不仅非常笼统，而且只把历史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如前所述，汤因比意识到这一点，坚持认为这些规律性完全没必要；相反，西方文明的进程可能完全无法预测。但是他的这一看法与他对规律性的强调几乎背道而驰。
为了论证，请允许我假定经追溯而来的规律性与历史整体真的有所关联。那么它们必须更加契合一般性级别较低的历史记录。汤因比事实上认为，宏观和微观历史之间的这种相互渗透贯通是不可或缺的。他说道，“数量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把全景视角和近景视角结合起来。”(74)【134】这里产生了新问题：一般性级别不同的历史记录是否真的有可能相互贯通呢？根据“层级原理”，建立在每一层级上的语境对该层有效，但并不适用于其他层面上的发现；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像汤因比那样依托微观历史提供的事实和解释，总结出宏观历史的规律性。因此，汤因比力图在数量上掌控历史知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发现的规律性实在是无关紧要，更别提他对自由意志及历史不可预测性的坚持更是让这些规律性成为无稽之谈。
总而言之；试图充分解释累计的海量历史知识，使其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大体而言，如此产生的规律性既无关紧要也不切实际。这些规律性仅“涵盖”标志人类退回自然状态的历史发展。最后，它们所代表的观察结果，充其量只能从鸟瞰视角才会有效。从人类居住的开阔区域所观察到的东西，历史专著中的微观事件对此既不能予以证实，也无法直接否定。
毫无疑问，可资利用的海量历史知识似乎要求我们应该尽量用某种方法对之妥善处理。但是响应这个要求需要付出代价吗？截至目前，任何撰写全球史的尝试，其结果都是些无关紧要、太过笼统的陈述，做出的解释也显得随意——都是一厢情愿和存在主义需求的产物。这些尝试所得到的是关于历史进程的琐碎堆积与沉淀，反映的只是历史进程的细枝末节，并非其真正的转折点和深层次的内涵。我担心的是，普遍历史的观念可能只不过是一片海市蜃楼，是一种戏弄我们的痴心妄想。
在我看来，我们掌握的广博知识对我们也提出了如下挑战：我们不应该沉迷于片面的综合，而是要专注于特写，进而拓展到整个历史，以概要的形式对其做出评估。【135】与正面发起猛烈进攻相比，历史整体更难抵御零星冲突。
历史世界斑杂的非均质化结构产生了两种相互关联的趣味倾向。第一点事关不断增加的以事实为导向的历史描述——即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大致相当于巴特菲尔德的“技术型历史”。(75)问题是：即便不从阐释性视角和高度抽象的假设出发，这种类型的努力就其本身而言是否有意义呢？许多历史学家拒绝承认这些努力的独立价值。它们受到嘲讽，被看作索然无趣的历史，(76)是在“浪费学识”（布洛赫语）。(77)赫伊津哈警告不要过分强调“详尽的历史研究”。(78)其他历史学家犹豫不决，不堪重负。已经过世的迈内克就是这样。一方面，他支持技术型历史，理由是这种类型的历史不仅确立了事实，而且揭示了“目前为止尚未了解到的过去的价值”。(79)另一方面，他认为技术型历史从属于价值阐述。他称技术型研究“机械僵化”，认为价值评估在纯粹的事实认定中随处可见，从而把技术型历史降格为某种实现目的的手段。(80)
或许马克·布洛赫对事实调查的正当性做出了最深刻的批判。他抱怨说“准备和执行两者之间被分离”，从而为引导性研究（guided research）极力辩护：每位历史学家都应该从自身的研究问题出发“爬梳档案”——这个论断与拒绝“中立研究”(81)的论调保持一致。但是布洛赫观点的根基并不可靠。布洛赫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我之前已经讲过(82)——是因为作为一位理论家，他无端地怀疑“冷静被动的观察”，【136】同时对科学史异常痴迷。至于其他方面，力图证明历史学家完全没有必要通过微观研究不断检验其模型和调节性观念，这也并不是以事实为导向的历史描述的目标所在。
想必目前为止，伯里对技术型历史的辩护最有说服力。他宣称，有的历史学家力图“全面地搜集最细微琐碎的事实”，并且相信这些事实的完整集合“最终会给后代讲述”他的劳作成果；(83)对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他“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持久战”。(84)是这样吗？由于“层级原理”——微观与宏观层面之间的交通障碍——他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他辛辛苦苦搜集起来的数据永远也不能达至综合性历史记录的上层区域。伯里的推理同样经不起检验。
所以“技术型历史”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没有答案。只有一个论点支持前述看法，我认为该论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神学论点。根据该论点，没有什么可被遗失，因此才需要“全面地搜集最细微琐碎的事实”。好像以事实为导向的历史描述只不过是对亡者的怜悯。这是对收集者（collector）这一形象的辩护。
历史世界非均质化结构的另外一个影响与历史编纂学的进展有关。改善研究方法、增加研究工具、发现新证据以及拓展我们的视野——所有这些都支持了历史学家普遍持有的信念：历史编纂学将会越来越全面，并且正如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会越来越客观。【137】这种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合理，甚至不会因为意识到宏观历史的内在主观性而被推翻。有人认为，高级别历史因此产生的“局限性”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逐步加以克服：
（1）拓展知识（马鲁、皮雷纳、克里斯蒂勒；某种程度也可以算上赫克斯特）；(85)
（2）求助于比较研究（布洛赫、皮雷纳）；(86)
（3）依赖团队协作（布洛赫、马鲁、克里斯蒂勒）。(87)
布洛赫和皮雷纳希望最终会出现“对普遍历史的科学阐释”（皮雷纳语）(88)。不用说，他们一厢情愿，希望最终会落空。至于通过团队协作实现以事实为根据的普遍历史，列维-斯特劳斯批评了这种想法，指出“只要历史立志追求意义，它就不得不做出选择……真正的总体历史将会中和自身；其结果就是没有结果。”(89)我不妨提一下凯尔赞成进步的论点：当我们从小语境中的相互关联转换到更大语境（比如这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曲线）时，历史编纂学就取得了进展。“旧的阐释没有被否定，而是被新的阐释包含其中并且加以扬弃。”(90)这种论点显然很肤浅。如果由每一代先后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进步的目标，那么历史进程的性质整体而言处于未定状态。凯尔认为我们的历史阐释变得更全面也因而更客观，该看法基于上述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进步概念。
所有这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厢情愿的产物。（事实上，布洛赫虚构出普遍历史的幽灵，这真让人感到羞愧。）瓦莱里正确地认为，阐释性宏观历史的内在主观性是难以克服的；“因为我们不能留住一切，【138】并且必须依靠判断才能摆脱无限多的事实……”(91)这种主观性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无法超越自身。努力克服主观性不仅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错误的。因此，高级别历史，包括自以为客观的社会史，都受到“视角原理”的制约。既然如此，这类历史就不可能利用所有可用的事实。历史素材无穷无尽，如果某些事实一直被忽略且不为人知，将其发掘出并用于随后的叙述中，那么这些事实必定把其他事实排除在外。结果，准确涵盖事实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历史编纂学的进步也是有限度的。
可能有人会问，前人出现失误、弄错重点，难道历史学家不该从中吸取教训吗？这样，每一代就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稳步前进。新生代历史学家虽然可能取得进步，但是，即使他们避免前人犯的错误，也不能免于其他错误，而且深邃的洞察力并非只是当代人的专属。难以想象，修昔底德有一天将被超越。相信历史编纂学的进步本质上多半是个幻觉。
* * *
(1) 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巴黎，1961年，第19页。
(2) 应该指出，术语“距离”还有另一层含义，此处不予考虑。无论范围大小，历史涵盖早先和新近发生的事件；历史学家与这些事件的距离随时间的久远而增加。
(3) 参见本书第125—128页关于“数量问题”的附记，即便汤因比承认微观历史的必要性，他个人对此还是带有强烈的偏见。梅塔在《钩爪鸟的飞行》（1962年12月8日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一文的第92页中指出，汤因比曾在谈话中“宽慰自己，微观历史学家的好景不长了”。
(4) 见本书第57页。
(5) 耶丁：《主教委员会？教会议会？》（Bischöfliches Konzil oder Kirchenparlament?），巴赛尔，1963年。
(6) 赫克斯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Renaissance），收录于赫克斯特的《重新评估历史》，埃文斯顿，第三卷，1961年，第45—70页。
(7)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巴尔的摩，1951年，第二卷，第1400—1401页。
(8)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425页；参阅伯林：《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纽约，1953年，第19、26、29页。
(9)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425页；参阅伯林：《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纽约，1953年，第1425页。
(10) 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63—64页；引用部分参见莱热：《关于电影》（A propos du cinéma），载马塞尔·莱皮埃：《电影放映情报》（Intelligence du cinématographe），巴黎，1946年，第340页。
(11)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977页。
(12) 伯林，《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纽约，1953年，第31页。
(13)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1440页。
(14) 参见伯林，《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纽约，1953年，第68—72页。
(15)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第886页。
(16) 梅塔：《钩爪鸟的飞行》，《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第82—83页。
(17) 约翰·布鲁克，引自梅塔，《钩爪鸟的飞行》，《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第74、87页，指出了马克思对纳米尔的影响。
(18) 塔尔蒙（Talmon）：《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考验》（The Ordeal of Sir Lewis Namir），《述评》，纽约，1962年3月，第三十三卷，第3期，第242、243页。
(19) 梅塔，《钩爪鸟的飞行》，《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第93页。
(20) 梅塔，《钩爪鸟的飞行》，《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第78页。
(21) 纳米尔：《政治学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载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382页。
(22) 《政治学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载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382、384页。
(23) 《政治学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载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384页。
(24) 纳米尔：《政治学中的人性》，载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386页。
(25) 塔尔蒙，《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考验》（The Ordeal of Sir Lewis Namir），《述评》，纽约，1962年3月，第三十三卷，第3期，第242页。
(26) 梅塔，《钩爪鸟的飞行》，《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第106页。
(27) 巴特菲尔德：《乔治三世和史学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纽约，1959年，第210页。
(28) 巴特菲尔德：《乔治三世和史学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纽约，1959年，第213页。
(29) 巴特菲尔德：《乔治三世和史学家》（George III and the Historian），纽约，1959年，第213页。
(30) 梅塔，《钩爪鸟的飞行》，《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第119页。参阅巴特菲尔德《基督教与历史》书中各处。
(31) 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请参见马克斯·布罗德贝克（Max Brodbeck）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定义与化约》（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s: Definition and Reduction）和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社会法》（Societal Laws），载德雷编：《哲学分析与历史》（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History），纽约，1966年。据我本人推测，两位作者都强调，某些特定的历史宏观概念和社会宏观概念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不愿被切分成小块儿。然而，对于这两者而言，严谨的论证和复杂的逻辑能够更加适当地分析材料。
(32) 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载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第1499页。
(33) 普鲁斯特：《驳圣伯夫》（Contre Sainte-Beuve），巴黎，1954年，第176—177页。
(34) 巴特菲尔德：《人论其往昔》，第44页。
(35) 黑尔引自培根的《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载黑尔编：《英国史学的发展：从培根到纳米尔》引言，第17页。
(36)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第182页。
(37) 引自圣伯夫：《谈话录》（Causeries），第一卷，参见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第182页。
(38) 黑尔，《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载黑尔编：《英国史学的发展：从培根到纳米尔》引言，第17页。
(39) 托尔斯泰和纳米尔认为，由原子事件组成的极小连续体比大事件形成的序列更真实，后者是宏观历史学家处理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产生了需要历史学家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时间的本质。以下章节将继续探讨该问题。关于布洛赫《封建社会》的引用，见本章第124页。
(40) 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载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第1532页。
(41) 巴特菲尔德：《乔治三世和史学家》，第205页。
(42) 本章作者生前完成的文本在此处终结。——原编注
(43) 引自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51页，参见弗罗因德：《十九世纪的法国摄影》，第92页。
(44) 引自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51页，参见弗罗因德：《十九世纪的法国摄影》，第92页。
(45)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47—48页。
(46) 与术语“距离”一样，“视角”概念也有两层含义。它可能解释的是远古历史和当下历史如何节略或缩短过去以详述现在，或者用于描写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某种偏好。本书只对第二个含义感兴趣。
(47) 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载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第1529页。
(48) 参阅巴克：《世界中世纪史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edieval World），加登城，纽约，1960年（双日出版社铁锚书系），书中各处；特别是“中世纪起源问题”一章中皮雷纳的理论批判。
(49) 潘诺夫斯基，参阅前文第二章第57页和注释；耶丁，参见《主教委员会？教会议会？》，特别是第10—13页中他对于神圣法规（Haec Sancta decree）的分析。
(50)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73页和第八章。
(51)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第138—139页。
(52) 所举例子均由戴蒙德教授提供。
(53) 弗格森：《引言》，载阿尔弗雷德·冯·马丁：《文艺复兴社会学》，纽约和埃文斯顿，1963年（哈珀火炬丛书），第13页。
(54) 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巴黎，1961年，第14页。
(55) 本书第七章将探讨这一方面。
(56) 参阅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51页，参见弗罗因德：《十九世纪的法国摄影》，第47—48页。
(57) 参见本书第99—100页。
(58) 本书第八章将探讨这一问题。
(59) 参阅汤因比：《重新思考》，纽约，1964年，尤其是第124、134—135页。
(60) 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51页，参见弗罗因德：《十九世纪的法国摄影》，第231页。
(61) 参见本书第100页及以后。
(62)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巴黎，1962年，第346页。
(63)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巴黎，1962年，第347页。
(64) 参阅本书第一章第22页，及第三章第67页。
(65) 上述所有内容请参见布鲁门伯格：《现象学视野下的生活世界和技术化》（Lebenswelt und Technisierung unter Aspekten der Phänomenologie），收入《当代哲学家》（Sguardi su la filosofa contemporanea），第二卷（1963年），尤其是第20页以后；以及布鲁门伯格：《望远镜和无能为力的真相》，收录于伽利雷（Galilei）：《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法兰克福，1965年，尤其参见第44—45、72—73页。
(66) 乔纳斯：《诺斯与古代晚期精神》（Gnosis und spaetantiker Geist），第二卷，哥廷根，1954年，第189页。
(67) 参见诺维科夫：《整合层次与生物学的概念》（The Concept of Integrative Levels and Biology），载《科学》（Science），第101卷（1945年），第209—215页。
(68) 关于这一点，参见本书第八章，尤其是第203页及以后。
(69) 哈纳克：《教义史》，第一卷，第132页。
(70) 赫克斯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教育》（The Education of the Aristocracy in the Renaissance），收录于赫克斯特的《重新评估历史》，埃文斯顿，第三卷，1961年，第210页。
(71) 本书第八章第203—206和214—216页将继续谈论这一问题。
(72) 参阅汤因比，《重新思考》，纽约，1964年，《人类事物研究中的数量问题》（The Problem of Quantity in the Study of Human Affairs）中的各处。
(73) 参见本书第40—41页。
(74) 汤因比，《重新思考》，纽约，1964年，第134页。
(75)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77页。
(76) 譬如，参阅布洛克（Bullock）：《史学家的目的：历史和元史学》（The Historian’s Purpose: History and Meta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293页：“精通于枯燥无味的历史是一种荒废”。
(77)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6页。
(78) 赫伊津哈：《历史的魔咒》，第12页。
(79) 迈内克：《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收录于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75页。
(80) 迈内克：《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收录于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75和273页。迈内克的立场，属于阐述历史的一种技巧，就阐述同一主题来看，他所持立场与格思里（Guthrie）相似：“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他们倾向于研究某个特定的作者或者围绕他提出一些问题；然而还有一些学者，他们更致力于将科学研究的成果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从而评估他们在古典传统中的地位以及与时代的相关性……我能说，当前，我们更需要阐述型的吗？”格思里：《人民与传统》（People and Traditions），收录于格思里、冯·格罗宁根（Van Groningen）：《古典中的传统与个人成就》（Tradition and Personal Achievement in Classical Antiquity），伦敦，1960年，第9—10页。
(81)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6页。
(82) 参见本书第85页。
(83) 伯里：《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History as a Science），载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19页。
(84) 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第246页。
(85) 参见马鲁：《论历史知识》，第235页：“……显然，正如每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一样，历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皮雷纳：《历史学家想做什么？》（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98页：“叙述越多，无限的现实就越能从它的面纱中解脱出来，真相也就为人所知。”——克里斯特勒：《历史知识的若干问题》，载《哲学杂志》，第五十八卷，第4期（1961年2月16日），第97页：“打破现有知识的局限，推进知识的进步，减少不确定观念的范围，是历史学永恒的追求。”——赫克斯特，同前引，第190页：“……关于更明确的时间限制概念，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一段时间之后，某些概念会被过滤掉，然而剩余的大部分概念并未受到影响，依然留存下来。”
(86) 参阅皮雷纳，《历史学家想做什么？》（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99页：“比较的方法允许历史以其真面目现身。”源于布洛赫的观点，请见前页注。
(87) 布洛赫认为，比较历史需要团队合作。在谈论欧洲之外的社会历史出现了封建阶段时，他在1964年于芝加哥出版的《封建社会》第二卷的第446页中说道：“这绝非不可能，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同，某些社会在建立之初本该经历相似的阶段。若果真如此，其间称它们为封建主义也未尝不可。但是其中的比较工作却远非一个人可以完成”。——马鲁在《如何理解历史学家》（收录于萨马朗：《历史与方法》）一文第1515—1516页说道：“即便是由一位研究者构思的个人历史著作，也必然是集体努力的结晶……在我们看来，史学家又犹如建筑师，既要各自具备精湛的手艺，又要讲究团队协作。”——克里斯特勒，《历史知识的若干问题》，载《哲学杂志》，第五十八卷，第4期（1961年2月16日），第88页：“不同的历史分支就像不同种类的科学一样，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和知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又受个人、民族、宗教、制度或者职业利益所支配。有些地方交叉重复，有些地方还未被开发。只有通过不断积累、不断扩展的知识和日益提高的各方的协作水平，才能够趋向统一的历史。”
(88) 皮雷纳，《历史学家想做什么？》（What Are Historians Trying to Do?），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99页。
(89)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巴黎，1962年，第340页。
(90) 凯尔：《什么是历史？》，第165页。
(91) 瓦莱里：《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收录于《历史与政治：文集》（History and Politics: Collected works），第十卷，纽约，1962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