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利（Macaulay）将历史比作国外旅行。(1)【80】诚然，历史学家与普通游客所处的境地极为相似：他们都希望对看到的景象有所感知。但这绝非易事。事实上，很多人去往国外什么都没看到。他们一旦确认，譬如说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就坐落在旅行指南书中指定的地方，就会立即在某一古老的圆柱前面为所爱之人拍照。回国后，这个圆柱就成为他们的一种托词。至于其他，这些照片猎人远不如那些动物猎人幸运，因为他们甚至不能“享用”自己的猎物；在拍摄看不见的物体时，他们不可避免会忽视它们的存在。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同样如此。不管怎样，皮耶特·戈耶尔认为麦考利就像这样一位旅行者。他说，麦考利对进步（Progress）的痴迷，对现实当下的优越感，使他“以自以为是的傲慢态度看待早已消逝的年代”。但是这种心态，戈耶尔继续说道，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它“必定引导历史学家借助一些完全无关的措辞看待过去，而这些措辞产生的是缺乏任何亲密真相的图景”。(2)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成功获知“亲密的真相”呢？当然不能身处现在而探访过去。【81】如果他依然保持原样，即便到达事件发生的现场，他也很难看透遮挡在眼前的迷雾。因此，为了达致真相，他必须放飞思绪，改变思想。观光工作需要一可移动的、非固定的自我。我将提出一个心理运作的大致框架，借此历史学家踏上回到过去时代的旅程。
兰克最著名的一项声明中，声言要将自我抛却，从而让事物自己说话。他要悬置个人的倾向和判断，以此展现“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他所追求的这种客观性颇为奇特，一定程度上基于这一信念，即上帝会在徐徐展开的普遍历史（university history）中显现自身。宗教情感驱使着兰克。他同时宣称，历史编纂学如果能顾及整个世界，了解其秘密，就能实现自己的最终使命。(3)那么，历史学家竭力抹杀自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冷静地还原事件发生的过程，而且是为了能够成为事件的参与者，专心观察世界舞台上演的一幕幕独特的重要景象。在兰克理想的历史学家中，渴望如其所是揭露事实而不受束缚的研究者，是不可能与那些净化自己心灵冥想神圣智慧之奇迹的敬拜者混为一谈的，即便这些敬拜者并非神秘主义者。(4)因此，他所达致的客观性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产物；既来自缩减为一片空白的头脑，又来自范围上比之既丰富又广泛的精神心灵。我不妨顺便提一下，狄尔泰认为兰克寻求的自我废除（self-extinction）是不可能实现的。【82】与兰克的想法相反，狄尔泰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洞悉过去，除非他能以自身的整个存在全面地掌控它；历史学家不是徒劳废除自我，最好能释放自我、扩展自我，以一个普遍性的自我全面理解过去。(5)确实如此。然而，与诗人不同，历史学家有义务从给定材料中建构学说，因此，他主观性的理想延伸取决于之前的缩减。那为何他不可能对主观性影响的推动力加以核查呢？事实上，他的自我要比狄尔泰意识到的似乎更为灵活、更具操作性。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可能会竭力将自我悬置起来或将其彻底抹除——无论如何，都会达致某种程度以便对某些信号做出应对，否则他将无法理解这些信号。在历史的中间维度，程度上的差异和相似是绝不可以忽略的。兰克的想法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普鲁斯特在其小说的某段中，将照片的中立客观性与摄影师的情感抽离联系在一起，清楚地描述了这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一个人的自我发挥全部效力，另一种是从场景中抽离。这段话描述了在长时间分别之后，马塞尔拜访他深爱的祖母时的场景。一进入祖母的房间，他立刻感觉到看着她的人并不是自己：“关于自己……站在面前的只是一个见证者，一个戴着帽子、穿着旅行外套的观察者，一个并不属于这个房子的陌生人，只是一个叫来给某个地方拍照的摄影师，这地方再也不会来第二次。看见祖母时，眼睛里发生的机械过程确实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马塞尔空洞心灵的投影，不带任何感情地展现了马塞尔一生从未见过的场景；因为我们“从未看到我们的挚爱之人存留在一逼真的系统之中，【83】我们对他们的爱源源不断，一刻也不停息，在将他们的面容展现给我们之前，我们的爱紧紧地围绕着他们，将他们抛回我们一直以来对他们持有的观念之中……”此时，马塞尔第一次看见真实的祖母，一个正坐在沙发上的“沮丧的老妇人”，与他在灵魂深处形成的祖母那亲切慈爱的形象完全不同。(6)从一个满含爱意之人变成一个不带感情的陌生人那一刻起，他内心的画像就败给了照片。作为一个陌生人，他确实能够感知到任何事物，因为关于看到的一切他是没有记忆的，他的想象力不会因此受到限制。一进入祖母的房间，陌生人的观察临时抹去了马塞尔对敬爱的祖母的记忆，他的心灵开始发生变化，变为一种叠象（palimpsest）。
有时候生活本身就会产生这样的变数与叠象。我正在考虑流亡这一问题，一个人被迫或者自主地离开自己的国家。定居于其他地方时，他会自动切割对这个国家的忠诚、期望和占据生命绝大部分的抱负。他的生活轨迹被打乱，“自然天生的”自我沦为他思想的背景。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不可避免地努力应对外来环境的挑战，这必将对他的观念和整个思想产生影响。但是由于这一自我一直在他将成为的那个人内心隐隐燃烧，所以他的身份必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流动状态；很可能，他将永远不会完全属于他现在所处的这个团体。（团体中的成员也不会轻易地认同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事实上，他已不再“属于”任何地区。那么，他在哪里生活？是在一个近似真空的域外地带（extra-territoriality）——马塞尔第一次看到祖母时进入的那一无人之地。【84】流亡者的真实存在状态正如一名陌生人。(7)因此，他可以以一个“不属于这间房子”的陌生人的视角来看待以前的自己。正如他可以自由地走出曾经拥有的文化之外，他也能够自由地进驻现在与其生活在一起的外来者的精神之中。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将自己的功绩归于他们是外来者这一事实。修昔底德曾明确表示，漫长的流亡生涯使他“能全面看待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8)如今，纳米尔的外来者身份——他出生于波兰——正是他能够以不带偏见的新颖方式对待英国历史的部分原因。(9)
只有在这种自我消解（self-effacement）或无家可归的状态下，历史学家才能与他所关注的史实材料交流。当然，我假定他是真的想要感知它、了解它，而不仅只是想借助它来验证自己的初步设想和预感。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他面对的任务——流亡的任务——是洞穿其表面，进而从内部学着了解这个世界。
获取这些知识的最有效办法，可能就是遵循叔本华（Schopenhauer）对艺术学生的建议。叔本华声称，面对一幅画时，任何人都应怀着崇敬的心理，恭敬地等待接收这幅画可能传递的信息；因为如果他首先开口，将只能听从自己的想法。(10)这种意义上的等待对历史学家来说具有积极的被动性。历史学家必须根据其与证据的交流提示，冒险尝试各种路线，使自己随处漂流，动用所有的感受力领会偶然所得的各种信息。因此，他很有可能会偶然发现意想不到的事实和情境，其中有些可能与他原先的假设相悖。(11)【85】但是，在漫游的过程中，他的自我（根据上面的假设，这一自我原本应该归于沉寂）难道不会再次发挥作用吗？有可能会，也有可能不会。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运作中的自我只是完整意义上自我的一部分而已——这部分自我只是作为纯粹的接收工具发挥作用。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具备科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贬低这种被动性，声称这种被动性既没有用也不可能。例如，马克·布洛赫明确断言，“只是被动观察，即便假设是可能的，对科学也没有任何贡献”。他承认，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调查起源(12)，但接着补充道，没有自己的思路，历史学家“可能一直会胡乱游荡”。(13)幸运的是，布洛赫的反对意见并不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他极其希望历史编纂学最终能够实现（社会和制度层面的）科学化，然而一定程度上，他自己的研究程序则证明他的反对是无效的。作为一位实践历史学家，布洛赫竭力通过给定的数据来作出公正判断，不管这些数据能否印证他的解释框架。至于其他方面，甚至并非所有的科学家都能接受布洛赫关于“只是被动观察”的论断；已故的怀特·米尔斯（Wright Mills）认为，正是出于对理论构建（theory-formation）的兴趣，社会科学家更应该重视那些不经意间在他们脑海中闪现的随机想法和幻想。(14)
我所谓的这种“积极的被动性”是历史学家工作的一个必要阶段。布克哈特所作的评论完美描述了历史学家在这一阶段的行为，带有华兹华斯（Wordsworth）诗歌浪漫主义的气息：“比起高昂着头，我们弯下腰时更容易获取智慧。”(15)【86】为了完成《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一书，布克哈特开始重温自己熟悉的原始材料。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在合适的地方发力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轻轻竖起耳朵倾听来自过去的声音，加上一直孜孜不倦的探索，历史学家才能走得更远。(16)（不言而喻，这并不适用于科林伍德眼中理想的历史学家。他即便竖起了自己的耳朵，什么也不会听到，因为他眼前所看到的过去都淹没在当今的喧嚣之中。）
自我消解和被动观察在初期会有其局限性。有人告诉我，致力于理解原始部落人群心态的人类学家，最终会感觉并表现的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丧失了身份，因此不再是一名“参与性观察者”或“局内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s）。这方面的人格转换恰恰违反了其本意，因为这取消了研究者与其材料之间必须维持的最小距离。我们须记住一点，尽管马塞尔崇尚自我废除，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在祖母房间中的自己。从与一位年轻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他曾就自己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思想史研究采访过我）的谈话中，我才充分了解到，对于最准确地呈现过去的事件而言这意味着什么。他要讲述的那一群体的历史生活，我曾真切地参与体验过。在我们的讨论中，最令我震惊的是，迄今为止他所发掘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但从未以他所谈论的那种方式发生。所以我预料，在他的历史叙述中，二十年代那些摇摆不定的见解、痛苦的怀疑和冲动的决定，将会冻结僵化为某种固定模式的趋势、对立思潮、少数或多数人的态度等等。显然，我那段时期的很多经历注定无法落入他用之建构这一固定模式的概念和标签之网，因此，【87】对于他将描绘的历史蓝图与这一蓝图所涵盖的历史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我感到非常惊讶。他并没有如我所知的那样描述那些事件——这些事件变动不居，容易改变——而是将其设想为某一时期的诸多构成元素，这一时期现在却完全被看作一种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另一方面，这使他能够向我展现那一时期的某些方面，而当时的我对此完全不了解。我很快意识到，他对历史的展望枯燥无味、毫无价值，这或许是他为了揭露后见之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相反地，当代历史完全可以也必须展现事物的原初状态，但毫无疑问，我们也要防止仅仅根据后代的知识视野来展示。）
这种有启发意义的后见之明——之所以有启发是因为提供了某些新的证据——不应该被误认为那种通过过度阐释来歪曲历史事实的后见之明。(17)德罗伊森对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近乎黑格尔式的解读在这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在暗示亚历山大可能认为亚洲实现希腊化有益于他统治整个世界的大业之后，德罗伊森引入了“历史”这一人物，他对亚历山大的自欺欺人一笑置之，然后说道：他的雄心壮志对我而言只不过是实现亚洲希腊化的历史手段(18)（在德罗伊森看来，这最终是为了促进基督教的传播）。人们也不禁会模仿“历史”这一人物，对这些事后的无端猜测报之一笑，但毫无疑问，它们也促使德罗伊森赋予希腊化时代以应有的尊严。(19)心念的起灭莫测高深。
历史学家的回溯之旅就谈这么多。【88】但旅程还在继续：他必须返回上面的世界（upper world），充分利用自己的所获之物。接下来关乎一个心理运作的框架，他必须参与其中以确保旅途的成功。这种心理运作与帮助他理解潜在证据的情况完全相反。
对历史学家而言，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将搜集的材料化为己有，尤其要重视那些与他发现的事实有关的材料。他的整理盘点活动有两个目的。首先，这些活动标志着纯粹的研究（research proper）与阐释两者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是他必经的阶段。如果他没有以某种方式对材料进行权衡和组织、思考和整理，那他就无法对材料与他最初假设的相关性做出评估，也就无法自由地使用这些材料来分析和更广泛地解读。其次，这些活动本身通常也拥有自身的特定意义与追求，因为它们意在揭露历史叙述的诸多缺陷，其中很多与事实不符。特别是某些涵盖范围较广的历史叙事，不可避免地会掩盖或扭曲部分历史事实，揭露这些错误是历史学家不可回避的责任。历史学家在这一阶段所做的努力可能只会使他正在准备的某项主要工作受益，因此不会以独立报告的形式为人所知。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话，他建议一位年轻的同事在他未来的历史叙事中“所要做的不过是删除那些仅仅是垃圾的事实”（尽管也补充道，他应该理所当然地对删除的东西进行研究）。(20)
然而有时，这一建议听起来似乎有些过时，因为旧时的演绎推理已不再流行。而当今的定律则是，对布克哈特意欲清除的那些“事实垃圾”表示明确的关注。当代史学充满大量以事实为导向、展示详细研究之直接成果的历史记录。其范围包括让你可以明确意识到是在对过去进行掠夺式侵袭的那些一般性粗浅调查，【89】以及全身心沉浸在文本和遗迹中的那些探查研究。当然，只有后者才能实现并符合这里给出的框架方案。总而言之，这一类以事实为导向的历史记录基本上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谓的“技术的历史”（technical history）相一致。巴特菲尔德曾明确地表示，技术的历史的先决条件在于历史学家“自我倾空的行为”；(21)在另一处，他将此类型的历史定义为“一种关于描述和解释的有限且日常的领域，其中通过严格使用实物证据来获得局部和具体的事物”。(22)
“局部和具体事物”这一说法暗示出此流派的一个特点：它与小范围的、专题式研究密切相关。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任一有感知力的历史学家都致力于收集证据，这一被动的状态确实有益于对某些细枝末节的感知。无论何时，当历史学家探究材料来源，用以核实有关某些宽泛的叙述和广泛的历史构建的真相时，他很可能会偶然发现某些一般法则或宏观单元，要求重新审视它们所声称涵盖的各种材料。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只有所讲述的故事被“天主教徒、新教徒或无神论者采用或接管”(23)，这一脉络的历史描述才能自圆其说，彰显其重要性。这一流派推崇（无法实现的）客观的真理。它试图实现的这种客观性可以被称作“被动性”，因为这种客观性源于自我，这一自我虽然得以重新激活，但仍处于沉寂状态，并且由于担心从现实生活的事件中撤离时模糊了其所接受的讯息，这一自我拒绝完全坚持自己的主张。
能够不费力气得到一切吗？作为自我简化的产物——这里的简化是指，如果有足够的自我可以容许简化——以事实为导向的记录必须客观中立。【90】这种解释仅仅是为了将那些以实实在在的方式收集起来的数据相互关联起来。但即使如此，与许多充分展开的历史叙述相比，这些“技术的”历史更加典型、合乎本性；前者在无意中歪曲了某些证据，使之能够证明它们根据当今的观点、观念或主观偏向所表达的一切。其中，历史学家的造型冲动胜过他对事件真实发展进程的好奇心，而我心中的历史记录——那些将自身限定在对“局部和具体事物”进行评估的记录——则坚定不移地遵循写实倾向。或许简单明了，或许含糊暧昧，但在此过程中它们最起码满足了历史研究方法的那一“最低要求”。(24)
在电影媒介中，它们最坦率的对应物就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描绘（物质）现实的纪录片。这又是一个实例，证明电影和历史的比较颇有意义。我所知晓的几部纪录片，均以就事论事的冷静基调描绘令人震惊的生活状况，就我所知，这些纪录片源于作者对其创造力深思熟虑的悬置。作为技艺精湛的工匠，这类纪录片导演的出发点基于这一信念，即图片的美和富于暗示的编辑会扰乱他们让事物如其所是展现自身的意图。作为艺术家，他们践行自我约束，以此实现客观真实的效果。如今，他们的行为开始显现出以道德考量为基础的特性。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提到，在1934年拍摄《波里纳日矿区》（Borinage）这部描述比利时矿工生活的纪录片期间，他和联合导演亨利·斯托克（Henri Storck）均意识到，他们拍摄的主题本身需要照片式逼真的“简单性”。“我们觉得，采用任何拍摄风格对处在极度困难时期的人们都是一种侮辱，因为这会阻碍观众与他们的痛苦进行直接坦诚的交流。”(25)【91】人类的苦难对于客观的报道似乎大有裨益，艺术家的良知在朴实无华的摄影中显现。因为历史总是充斥着人类的苦难，类似的态度和反思可能是许多以事实为导向的历史记录的真正起因，能够加深其苍白客观性的重要意义。(26)
旅程仍在继续。在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一番组织整理之后，历史学家开始对其加以解释。他即将结束他的旅程。历史学家自过去回归，他还是当初从现在离去探访过往的那个他吗？在对科林伍德历史哲学的批判评论中，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富有洞察力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科林伍德坚持历史学家需要具备现时观念，对其合理性他确信不疑，因此从未考虑提出这一问题）。施特劳斯得出结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有效的结论——与科林伍德的想法背道而驰，在此过程中历史学家并未保持自己的身份：“他开启一段旅程，而这段旅程的终点却隐藏在他的身后。他不可能在回到自己所处时代的海岸时，还是当初离开海岸的那个人。”(27)相应地，他也不大可能返回他的出发点。
他所经历的身份转变必须追溯至他在过去的停驻。确切地说，这是历史学家在自我消解的状态下所获得的发现之余波——在那一阶段，他对材料来源所提供的信息与启示毫不设防，完全敞开。他的调查结果可能会与最初的研究设想并不相符，甚或相悖，因此促使他改变调查的程序，对此我还需要重复声明吗？不管怎样，它们常常会透露一些他以前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这指出了变化的方向。【92】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学家积极的被动性的结果将在他的头脑和思想中发酵，最终会扩大其思想的范围和头脑的广度。自我消解导致自我扩展。（我不希望暗示说，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享有特权。现今的生活与过去的生活并无不同，为生活四处奔波的每个人都可能实现这样的自我扩展，只要他有能力摆脱自我。至于历史学家，其本身在清空心灵方面接受过富有成效的良好训练，当然不会仅仅以不再流动、固定僵化的材料来源维持生计。）因此，狄尔泰关于历史理解要求总体调动我们整个存在的信念(28)被证明是不够具体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不仅是他碰巧成为的“内在完人”(29)，而是几近废除而得以扩展的那一自我。
我在普鲁斯特小说中的马塞尔和历史学家之间所作的平行比较并非完全站得住脚。尽管他们之间有共同之处，但其行为方式不同。当马塞尔缩减为一个陌生人或摄影师，见到祖母的真实面貌之后，那种在他不知不觉游离进镜头现实的过程中呈现在心灵之上的叠象（palimpsest）再次消散，隐藏在作为冷漠陌生人的马塞尔之下的那个满怀爱意的马塞尔重新进入场景之中。确实，历史学家也经历相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他与其内心偏好和倾向相疏离，但与马塞尔不同，经历这一阶段后他并非一成不变。在自我消退过程中所做的观察充实了他从过去返回之后重新获得的那一自我。经过修复后的那个完整的马塞尔重拾他对转变为一张照片之前的祖母的想象；历史学家对现实的观念与想法会掩盖这一现实，【93】他要将这一曾被掩盖的现实消化吸收、化为己有，同化进自己的思想之中。
这与他在事件的时间序列上所处的位置有关。历史学家的旅程对其思想构建所造成的影响，将进一步证明历史学家是自身所处时代的儿子这一常见论断并不可信。事实上，他至少是两个时代的儿子——他自身所处的时代和他正在调查研究的时代。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无法锚定的；逡巡迂回，一刻不停，没有固定寓所。
由于材料的复杂性，历史学家将不得不利用一切可以想象的解释模式，这涵盖统计调查及具有特定目的和意义的富有想象力的猜测等，随着他的研究重点和研究主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观念史的解释模式显然不同于政治史或社会史。对于跨越多个维度的人类事务，仅采用一种阐释方法对此加以解释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对某一状况（任一状况）进行细致研究，几种阐释方法须相互交织、交替使用。狄尔泰受整体观的启迪，坚称历史学家有必要采用多种阐释方法，认为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30)因此，“阐释织网”之说并不为过。历史学家的故事相当于这样一张织网——至少某种程度上，他所叙述的事件本身是适合被解释的。当这些事件被证明无法解释，他所做的就主要是一项报道工作了。
那么这张阐释之网是由哪些成分构成的呢？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成分当属科学导向之方法，此方法自纯科学中得到启示，尤其是行为科学。这一方法的发展潜力和局限性已在第一章中讨论过，所以，【94】我在此仅限于重申以下两点：此方法基于一个事实，即人类深深地根植于自然；此外，此方法旨在从一般的社会生活和人类事物中总结出规律性和统一性，用以解释过去。(31)纵然科学解释并未涉及具体的历史现象，也未提供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答案，但它们确实剥离出一系列的自然原因和自然影响，对此任何致力于包容性理解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忽视。于历史学家而言，对计算机表示不满，是一种虚妄的浪漫主义在作祟。（这并不是为了取悦那些对计算机感兴趣的人。将计算机错误地看作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意味着将历史简化为一门纯科学，从而剥夺历史的独特之美。）
数据材料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不能或不能完全以科学的方式加以细分——可能会迫使历史学家不得不诉诸带有形态学特征的解释。因此，他常常感觉到有必要参考某种支配性的力量或信念，来对人类活动不同领域同时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加以理解，人们认为这些事件归属的那段时期受这一力量或信念的支配。沿着这一思路所作的尝试是否可行完全取决于证据的可信度。有些尝试——例如，马克斯·韦伯关于加尔文主义（Calvinist）伦理学权力制约的理论，皮雷纳关于欧洲中世纪起源的观念——既灿烂辉煌又空洞不实，闪烁着虚幻的光芒。(32)如果无法找出某一共同特征，只能变戏法式地虚构出一个时代“精神”，那这些尝试完全是徒劳无功的。克罗齐的时代精神似乎依然念兹在兹地追求某一崇高愿景。【95】同样地，形态描述将自身作为对诸历史观念体系进行探索的工具——例如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的融合、中世纪的基督教等等。的确，每一体系都需要对构成这一体系的不同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动态互联加以深入探究。想一下巴兹尔·威利的《十七世纪之背景》一书，或者再举一个近期的例子，汉斯·布鲁门伯格对现代社会早期思想体系的变化所做的卓越研究。(33)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发展青睐类似的解释方法。有些前后相继（如果不是连续不断）的艺术成就，根据某种内在逻辑可归于一类，艺术史家知晓这些艺术成就的接替次序，原因在于它们相继证实了开启这一系列艺术成就的工作或问题之蕴含意义和发展可能。(34)
可是，虽然这些解释方法（可能包括其他方法）对历史学家了解过去大有裨益，然而仅凭这些方法，历史学家也不足以在完全的意义上真正理解过去。确切说来，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包含或者促成了这些解释方法，赋予这些方法以方向与意义。真正的理解本身即是一种阐释模式；它的存在归因于历史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无视这一特征就会导致历史的终结与灭亡。作为一种必然性、随机性和自由性的产物，这些现象——这些极其具体且几乎用之不竭的现象——界定某一领域，并充斥其中，这一领域与“生活世界”（Lebenswelt）在很多方面有共通之处。正如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对应物，这些历史现象耸立突兀，如斯芬克斯般神秘莫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以某种方式评判（往往是凭一时冲动）某人的品格，争论某一政治决议，以及权衡某种个体危机或社会危机之后果等；对于这些历史现象，如果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不能遵循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我们将无法了解它们。我们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引领自己穿越错综复杂的丛林。历史学家冒险进入事件之迷津，也会面临相同的窘境。因此他也不得不征用各种价值判断、意见看法、特定假设、隐含预示等——这些持续不断或同时发生的评论构成某一特殊类型的解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理解”。为了“理解”逼近他的诸种现象，历史学家将会如此这般对其做出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注释。这些特定的解释绝不是科学或形态学阐释的粗浅翻版或简要总结——也就是说，这些解释不能与因果关系、结构形式等方面的陈述混为一谈，或统而化之。它们也不轻易地认可自身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它们相对独立；它们源于与晦涩存在（opaque entities）的独特偶遇，并对之做出回应。
但是，将自己交托给这些解释时，我们会不会陷入无法控制的主观性呢？它们无疑是主观的，尽管如此，它们仍拥有令人信服的力量。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均对自我消解和自我延展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简要说来，首先，理解必须建立在历史学家对事实的初步认同【96】上。其次，理解的有效性与历史学家的经验和智慧（能将善于思考的性情和被动观察的技能结合在一起的才能）成正比。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曾精辟地讲道：“历史是年长者的游戏”(35)——他是借令人尊敬的罗马历史学家阿西琉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之口说出的——这句话巧妙地暗示了历史理解的发展取决于这些才能的培养。【97】除了极力主张对才能的需要外，以赛亚·伯林还简单考察了历史学家如何做出具体解释，这些解释对理解而言是独有的：“历史解释很大程度上是以令我们满意的模式对发现的事实进行编排，因为它们与我们所知道和所想象的生活相符。”(36)换言之，理解产生的见解常常会影响叙事的式样。历史学家讲述的故事模式反映出他生活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往往受到过去透露给他的信息的滋养。(37)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讲述的故事即是他做出的阐释。
有可能——虽然概率较低——具备理解能力和判断力的历史学家提供的阐释不同于事物的实际状况。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时期个体觉醒的见解就是如此；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说同样如此。这类解释的显著特征是，它们似乎超出了由之而来的那些物质材料的限制，指向另外的东西。它们引入了一个新的解释原则；它们——似乎顷刻之间——揭示出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尚未注意到的诸种背景和关系；并且总是涉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项。这些特定类型的阐释可以被称为“观念”（ideas）。拥有了这些观念，历史学家的旅程毫无疑问会渐渐走向终点。历史的观念标志着历史的最终目的地。
它们具有某些独特之处，这可由如下事实推断出来，即洞察力强的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出现感到惊奇，并试图对达至这些观念的过程加以描述。以赛亚·伯林宣称（在强调历史的非科学性背景之下），一旦这种类型的解释呈现在脑海中，我们即刻就意识到“那些一直以来隐于暗处、毫无争议且根深蒂固的基本问题突然之间得以澄明，或者为了进一步检验从其原来的框架中脱离。”(38)【98】就赫伊津哈而言，他杜撰出“历史感觉”（historical sensation）一词来描绘我们触碰某一观念或受其影响的那一瞬间。他谈道“头脑明晰之瞬间，精神乍现之时刻”。另外，他认为，我们与某一观念的接触“伴随着的是对真实、真诚和真理的坚定信念”，即使我们几乎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它“可以是由一份文件或年代记中的一句话、一份印刷品或一首老歌的几个音符所唤起”。(39)我还可以补充说，它不仅可由最初应用其上的材料来源唤起，还可由“与调查主题相去甚远且毫无关联的事项”(40)唤起。历史学家可以从其一生的经历中汲取灵感。
历史观念在概念层级中占据何种地位？费斯图吉埃（Festugière）确信，他将希腊化时期宗教神秘主义的盛行追溯至希腊理性的枯竭和自我废止的时候（反过来，他将希腊理性的枯竭归因于希腊人缺乏实验研究）(41)，已经将其实证发现加以概括了。在我看来，以如此的方式将某些事物——这些事物实际上远远多于某一观念实质——辨别为某一普遍规律和法则，他是在自欺欺人。可以肯定的是，历史观念一定程度上是某种一般化的概括总结，因为它们来源于对所发现数据的核心部分或重要问题的探讨，也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反馈。但同时，它们也应被看作某种深刻直觉和敏锐洞察的产物，这样看来，它们超越一般的概括，因为它们通常伴随着诸多不稳定的内涵和意义摇摆不定，这些内涵和意义无法在产生这些观念的材料中被发现。基于对事实的吸收，观念同时也有事实之外的其他根源。这些观念是真正的普遍概念（universals）。(42)虽然总是可能从观念向下回溯至产生这一观念的基本材料，然而反之，从材料中总结观念却绝不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99】观念绝不是递加式研究和细节的积累，你必须通过纵身一跃才能捕获它。
这些奇异的阐释也不应与那些成为传统哲学之支柱的观念相混淆。任何意欲实现人类总体愿景或提出人类总体目标的哲学——这难道不是西方哲学在大多数时间里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吗？——都会在某种臆断和规范中达至高潮，这些设想和规范不仅自称具有绝对的有效性，同时有力地宣称控制整个现实。与此不同，历史观念有着清晰的界限：其内在意图在于解释过去的这一幕或那一幕。布克哈特眼中觉醒的个体仅仅是文艺复兴人的原型，不多也不少。在实践中，跨越边界的交通则异常拥堵。向往综合的历史学家渴望哲学的慰藉，历史哲学家则构思出整体模型用于低级领域。进化的哲学观念已经渗透主要的历史著述。历史学家已经厌倦这种居高临下的施舍，这或许是实证主义精神更为幸运的结果之一。例如，赫克斯特告诫他的同伴注意太过笼统的概念之危险，因为这些概念模糊而非澄明了某一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定状况。(43)
赫伊津哈谈及布克哈特，认为他“早已加入那些超越对与错之对立的大师行列”。(44)在这一对立占据的维度中，任何历史观念都不应被认为是完全充分的。每一个名副其实的观念均涉及相当一部分的历史事实——这意味着推动这一观念的历史学家必须与他所阐释的事件保持一定距离。但从这一较远的观察距离出发，他既不能感知到所有可能相关的事实，也无法避免将它们置于某一视角之下，这一视角必然会掩盖部分事实。【100】人们已经注意到，布克哈特未能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和哲学考虑在内。此外，如果正在验证某一观念的历史学家从更近的距离检查这一观念应用其上的材料（这一距离要比他构思这一观念时与材料保持的距离更近），他将会发现那一材料的诸多更小单元；这些单元可能会传递某种启示，而这些启示则有可能使他所关心的那一观念化为泡影。赫伊津哈反对布克哈特的观点，“试图描述某种文艺复兴人，这是一项徒劳的抱负。在那一丰富多彩的时期，相较于利用某种个体特征将众多不同类型统合在一起，从其他特征出发将这些类型加以细分才是更为基本的。”(45)这一批评异常严苛，颇具颠覆性，我不太确定这是否公平。那么，赫伊津哈又做出哪些贡献呢？他改变了与主体之间的距离，并且利用微观事实来反驳有理有据的宏观假设。(46)
如果说历史观念是一般化的、笼统的概括总结，那它们并不是“非对即错”。作为概括总结，它们的可信度取决于其对现有证据的忠实度。历史领域中，一切都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这也是本书反复重申的主题之一。吉本关于罗马帝国衰落的论点已然幻灭，但仍能使人回想起那些废墟，正是那令人悲怆的景象曾一度触动他的直觉；另一方面，在当代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看来，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事实，能够彻底颠覆布克哈特的著名阐释。(47)
对与错的维度之上还有另一维度。赫伊津哈将布克哈特置于这一维度，意图让我们明白，无论他的观念正确与否，都将流芳百世。(48)【101】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事实准确性问题，以赛亚·伯林也展现了相同的豁达姿态：“即使所有的具体结论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它在创造一种对待社会和历史问题的全新态度，并因此开辟获取人类知识的新途径方面的重要性则不损分毫。”(49)他和赫伊津哈肯定明白，某一阐释的成败基于它与既定事实的（相对）充分性如何，因此，他们对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毫不在意，这可能源于他们希望突显历史观念惊人的生存能力。即使某些观念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对于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所蕴含的意义，马克斯·韦伯设想得过于偏离实际——但这些观念难道不是永远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并保持着某些最初的辉煌吗？
历史观念似乎具有持久的意义，因为它们以一种清晰而又独特的方式将特殊与一般联系起来。任何此类的联系都充满着未知的风险，它们如一束束光芒划亮黑夜。这就是为何人们将它们在历史学家脑海中的闪现称为“历史感觉”，称其“冲击了整个系统……一种认识的……冲击”。(50)它们是诸种节点——具体和抽象在这里相遇并融为一体。每当这种情况发生，不确定的历史事件之流突然停滞，接下来需要揭示的事物被置于某一意象或概念之下加以观察，这一意象或概念将这一事物从瞬变流动中提取出来，将之与一直凝视我们的某一重大问题或疑问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和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看法不仅是“正确的”一般化概括：它们侵入了普遍真理（包括那些我所谓的哲学观念）的领域——这些即便空洞的真理拥有绝对有效性，或如鬼火般闪烁着永恒的光芒。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观念虽然与它们难以融合，却会出现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上。【102】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历史学家旅程的结束，它们为历史学家追求普遍性设置了一个限度；超出那一限度，他将无法感知那些他收集的材料。这些具有最高普遍性的真理能否唤醒它们逻辑上涵盖的特殊细节，这确实是个未知数。这些极端的抽象具体化为某种如此粗略的陈述，那些细节——一系列历史事件——难免会成为漏网之鱼。历史学家将这些细节硬拽入某一历史观念中，于他而言，这一历史观念即为最一般的命题——这是一个他可能会逾越的门槛，其风险在于他不再能够将其发现带回到理解的港湾。
尽管历史观念源于整个自我，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并非主观，虽然这将会对其潜在的真理价值产生影响。恰恰相反，于历史观念而言，主观性绝非一个限制因素。其原因我已作过说明；它们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自我之动态特征。简要说来，历史学家的自我有两方面过程，一是历史学家在其自我消解的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二是伴随着自我的扩张历史学家所经历的诸种体验。这一自我所获取的完满状态，其客观性效应为这一自我参与其中的运动所加强——这一运动使它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其所在的时间位置。历史观念似乎就是不断强化的动态化自我（dynamized self）的产物。但是“产物”这一说辞颇具误导性。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酝酿历史观念的过程中，如何最合理有效地解释他的数据，一千种可能性从历史学家内心深处闪过。因此，他必须做出选择。正是由于其精神心灵的完满及相对的灵活，他才能从这些可能性中选择出最有深度、最为详尽全面的一个可能性。观念与其说是自我的产物，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自我在其中充当探测杖的角色；观念是一种探测发现，而不是外向投射或由内及外的推测。【103】越是得益于历史学家本人之所是及其认知和想象，这种发现就越为有效——也就是说，更少“主观性”。布尔德曼（Bultmann）在声称“对历史最主观的阐释同时也是最客观的”(51)之时，说的正是此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被存在主义前景之虚假的深刻所蛊惑。主观性在最强烈的意义上超越自身。历史观念之所以是客观的，正是由于它们受惠于这种全然的主观性。与自我消减（self-reduction）阶段所达至的“被动的”客观性相比，历史观念所获得的这种（近似）客观性可被称为“积极的”。假如有一扇屏幕将我们与真理分隔开来，这种具体—抽象的历史观念则非常可能刺穿此屏幕。
在跟随历史学家的旅程中，我特意没有提及路途中要遭遇的两大困难。他逡巡于一个非匀质化结构的世界，这让他不得不绕过很多障碍。另外，这也是一次穿越时光之旅——作为介质，时间的复杂性进一步阻碍了他前进的步伐。这些困难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历史并未存在过？有人可能会说探讨这一问题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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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斯特恩编：《史学集锦》“引言”，第31页。
(2) 戈耶尔：《与历史学家辩论》，第39—40页。——正如所料，对于麦考利的观点，众说纷纭。例如，黑尔（Hale）在《英国史学的发展》（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Historiography，克利夫兰和纽约，1964年）一书的“引言”（第45页）中赞扬麦考利是个有求知欲的旅行者。
(3) 可参阅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98页。
(4) 福斯勒：《兰克的历史问题》，收录于福斯勒：《精神与历史》，第189—190页。福斯勒重点强调兰克所采用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宗教基础。
(5) 参见狄尔泰：《著作集》，斯图加特-哥廷根，第五卷，1957年和1961年，第281、281—282页。——关于兰克声明的最新评论，见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科学史学》（Scientific History），载于《历史与理论》，海牙，1961年，第一卷，第3期，第265页。里特尔采用热情洋溢的言辞赞同这一观点，显然是为了批判当代某些历史学家对建构的沉迷及其过度的勃勃野心。（里特尔的文章最初于1958年在德国发表。）
(6)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第814—815页，C. K.司考特·蒙克里夫（C. K. Scott Moncrieff）译。也可参见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14—15页。
(7) 参见舒茨（Schuetz）：《陌生人》（The Stranger），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4年5月，第四十九卷，第6期，第499—507页。
(8) 引自汤因比编译：《古希腊历史思想》（Creek Historical Thought），纽约，1952年（门特出版社），第43页——不言而喻，波利比奥斯（Polybius）即为另一个典型的例证。例如，参见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第191—219页。
(9) 在接受梅塔采访时，约翰·布鲁克和汤因比曾从此层面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参见梅塔：《钩爪鸟的飞行》，载《纽约客》，1962年12月15日，第74页。在此背景下，布克哈特谈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移民的频繁发生，他强调移民所造就的伟大成果，我对此兴趣颇浓。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维也纳（费顿出版社），第78页；以及卡埃基（Kaegi）：《雅各布·布克哈特传》（Jacob Burckhardt: Eine Biographie），第三卷，巴塞尔，1956年，第715页。
(10) 叔本华：《叔本华全集》（Saemtliche Werke），威斯巴登，1949年，第二卷，《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卷三，第34页；第464—465页写道：“Vor ein Bild hat Jeder sich hinzustellen wie vor einen Fuersten, abwartend, ob und was es zu ihm sprechen werde; und, wie jenen, auch dieses nicht selbst anzureden: denn da wuerde er nur sich selber vernehmen”。
(11) 参见贝林（Bailyn）：《当代历史学家的问题：评论》（The Problems of the Working Historian: A Comment），载于霍克编：《哲学与历史》。
(12) 参见本书第76页。
(13)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65—66页。
(14)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纽约，1959年，第196页。
(15) 援引威利（Willey）：《十七世纪之背景》（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加登城，纽约，1953年（双日出版社铁锚书系），第43页。
(16) 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克勒纳袖珍版，第58、59、60册），莱比锡，第58册，第7—8页。原文如下：“...gerade mit heftiger Anstrengung ist hier das Resultat am wenigsten zu erzwingen: ein leises Aufhorchen bei gleichmaessigem Fleiss fuehrt weiter”。也可参见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第186—187页。
(17) 哈纳克：《教义史》，第一部，第一卷，第37—38页，哈纳克颇有见地地观察道：“……历史学家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含糊不清的局面，他不断寻找，然后声称自己发现了可在一段时间后得到论证的思想和目标，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段时期本身却毫不知情。”（德文第三版由尼尔·布坎南翻译。）
(18)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的理论》，第245页。
(19) 参见本书第41—43页。
(20) 1870年3月30日，布克哈特在寄给伯恩哈德·库格勒（Bernhard Kugler）的一封信中写道：“Ich rathe ferner zum einfachen Weglassen des blossen Tatsachenschuttes—nicht aus dem Studium, wohl aber aus der Dais ellung.”引自马克斯·布克哈特（Max Burckhardt），收录于《雅各布·布克哈特：书信集》，不莱梅，1965年，第275页。
(21) 巴特菲尔德：《历史中的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s in 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229页。节选自巴特菲尔德：《历史与人际关系》（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伦敦，1931年。
(22) 巴特菲尔德：《人论其往昔》，第139页。
(23) 巴特菲尔德：《人论其往昔》，第139页。
(24) 参见本书第二章，特别是第55—57页。
(25) 克拉考尔：《电影的理论》，第202页，引自伊文思：《博里纳日——一段纪实经历》（Borinage—A Documentary Experience），载《电影文化》，纽约，1956年，第二卷，第1期，第9页。
(26) 巴特菲尔德的《历史中的道德判断》第244页谈及（技术型的）历史学家可以借助具体的细节和客观的方式描述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宗教迫害的结果），或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极有可能的。而对于其他人而言，巴特菲尔德关于技术史的观念本身就源于神学与科学观念的复杂混合。
(27) 施特劳斯：《论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On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载《形而上学评论》（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蒙特利尔，1952年6月，第五卷，第4期，第583页。
(28) 参见本书第29—30、43—44、48、62页。
(29) 引自黑尔：《英国史学的发展》“引言”，第42页；黑尔引用了卡莱尔（Carlyle）写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一封信，卡莱尔在信中写道：历史是“一个地点（这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天堂，或许是因为没有神的指示？），可以通向我们整个内心；从头脑到心灵，从最深处到最微处……”
(30) 狄尔泰：《著作集》，斯图加特-哥廷根，第七卷，1958和1961年，第164页写道：“享受叙事艺术，应用系统知识探索研究，分析特定的因果关系和发展原则，这些要素要相互结合，彼此加强联系。”也可参见伯林：《历史与理论》，载《历史与理论》，第一卷，第1期，第24页，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1) 在此，对于任一社会中由强大机构依靠武力和／或劝导施加在人民身上的那些行为、动机等方面的规则和规律，我不予置评。不言而喻，与自然之必然性相比，那些属于人为影响自然的事件同样是可预测的。
(32) 例如，参见科尔克（Kolko）：《马克斯·韦伯在美国：理论与实证》（Max Weber on America: Theory and Evidence），载《历史与理论》，第一卷，第3期，第243—260页，特别参见第259—260页。
(33) 例如，参见布鲁门伯格：《哥白尼转折》（Die Kopemikanische Wende），法兰克福，1965年；以及《一种隐喻学的诸范式》（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波恩，1960年。还须提及，乔纳斯在《诺斯与古代晚期精神》第一卷和第二卷（哥廷根，1964年和1954年）中提供了有关历史形态学分析的典型例证。
(34) 对于这些序列的探讨，参见本书第六章。
(35) 格雷夫斯：《我，克劳狄亚斯》（I, Claudius），纽约，1961年（经典读物），第116页。
(36) 伯林：《历史与理论》，第24页。同样提及人类拥有广泛经历的重要性，参见马鲁：《论历史知识》，巴黎，1962年，第79—80页（文中，马鲁错误地将格拉夫的“灵光乍现”——“历史就是长者玩的把戏”——归因于君主克劳迪斯）；赫克斯特：《重新评估历史》，第43、199页。
(37) 参见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中的引述，第188页；引自《雅各布·布克哈特全集》，巴塞尔，1929—1933年，第八卷，第8页。
(38) 伯林：《历史与理论》，第24页。
(39) 赫伊津哈：《文化史的任务》，收入《人与观念：赫伊津哈随笔》，纽约，1959年（子午线平装本），第53—54页。
(40) 艾德洛特（Aydelotte）：《关于历史普遍化问题的几点注释》（Notes on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Generalization），载戈特沙尔克编：《历史书写的普遍化》，芝加哥，1963年，第167页。
(41) 参见费斯图吉埃：《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启示》（La Révélation d’Hermès Trismégiste），第一卷《隐秘科学与占星术》（L’Astrologie et les sciences occultes），巴黎，1944年，第7、356页。
(42) 关于历史普遍化的有效范围的评论，参见狄尔泰：《著作集》，第七卷，第188页；狄尔泰在书中探讨了精神科学这一概念的形成。他说：“概念的形成并非一种简单的概括性说法，人们从一系列的特殊情况中总结出一般概念，这是颇为常见的。概念体现的是某种类别的情况。”也可参见本雅明（Benjamin）：《德国悲悼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收入《本雅明著作集》（Schriften），法兰克福，1955年，第一卷，第141—365页。在这篇文章的《认识论批判序言》（Erkenntniskritische Vorrede）（第141—174页）中，本雅明坚持强调“概括”和“理念”之间的区别，特别参见第155—164页。
(43) 参见赫克斯特：《重新评估历史》，第202、204页。
(44) 赫伊津哈：《文艺复兴和现实主义》（Renaissance and Realism），收入赫伊津哈编：《人与观念》，纽约，1959年（子午线平装本），第288页。
(45) 赫伊津哈：《文艺复兴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Renaissance），《人与观念》，纽约，1959年（子午线平装本），第287页。
(46) 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之间的关系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详尽探讨。
(47) 人际传播由克里斯特勒教授提出。
(48) 赫伊津哈：《文艺复兴和现实主义》，第288—289页。论及布克哈特投身某位主人名下，赫伊津哈认为，“人们不再询问这些人的观点是什么，而是探究他们的精神是什么。”
(49) 伯林：《马克思传》（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纽约，1959年（银河书系），第43—44页。
(50) 伯林：《历史与理论》，第24页。
(51) 布尔特曼：《历史与末世论》（History and Eschatalogy），纽约，1962年（哈珀火炬丛书），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