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冒险驶入的这片汪洋大海上，”【62】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首段中写道，“可能的途径和方向很多，本书所用的许多相同的研究材料，如果由别人处理的话……很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1)布克哈特在如此重要之处所作的评论证明，他强烈地意识到历史学家的个人看法和性情在描绘与理解过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严格的科学知识相比，历史知识更大程度上涉及主观性。其原因主要在于如下事实：不同领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研究者的造型力量提出挑战。科学世界的确立，从自然中提取或强加于自然之上的诸元素之间的关系网络，需要的是数学想象而非道德智巧；但历史学家的世界不可以简单地分解为可重复性单元，对其透彻理解需要某种自我的努力，这一自我的某些方面就如加以检视的人类事务那样丰富异常。(2)也有一些可能某种程度上受到严格的科学检验，这应另当别论。）
由于历史学家的自我具有认知功能，【63】似乎更有必要对其本质加以界定。难道不可能最起码将这一捉摸不定的实体锚定在理性可控制的条件下吗？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种理论，它——用这一理论的术语来表达就是——紧随历史主义而来。由于历史著述本身即为历史的产物，该理论认为，这些著述传达的观点依赖于作者的时空位置。这一命题有两层含义——历史学家的精神受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塑造，反过来他对时事问题的思考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及如何研究过去。因此，鲜活的当下就被确定为历史的源泉和目标。这种“当前趣味”理论最重要的哲学倡导者是克罗齐和科林伍德。在关注历史学家所处环境的制约力的同时，他们重点强调历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道德或其他方面的介入。大家都知道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3)他补充道，“只有对当前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对过去事实展开调查。”(4)（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一名历史学家，他本身对自由事业怀有巨大兴趣，受其驱动。）同样，科林伍德将历史学家看作“他所处时代的儿子”，(5)正是出于对当前时代的关切才会意图“复兴”过去。(6)另外，两位思想家都认为有必要赋予当前以形而上学意义，从而论证他们强调现时当下的合理性。这让他们陷入困境，因为尽管两者拒绝或假装拒绝接受任何支配人类整体历史的原则，但却不得不重新引入这一原则来解释当前时刻的独特性。我们只须提及这一点即可：克罗齐将当前时刻设想为辩证进步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暂时性的最终阶段。【64】科林伍德将历史极端简化为（更容易处理的）思想的历史；诚然，他并不赞同克罗齐对历史总体进步的信念，(7)但也认为对过去的不断思考形成一条可索解的链条，导向现时当下，并在当下达到顶点。对两者而言，理想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历史最终意志的喉舌，或如克罗齐所言，是“精神”的代言人，这一精神本身就是历史，“镌携着它的一切历史记录”。(8)每当哲学家思索“历史的观念”时，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就会出现。最后，两位思想家坚持认为，历史学家除非按照科林伍德所谓的“先验想象”（a priori imagination）来建构历史，否则他们无法对历史有关键性的洞察与发现。根据其前提假设，科林伍德提出的“先验想象”是为了适应他所处形势的需要。的确，诚如科林伍德和克罗齐理所当然认为的，如果现时当下囊括所有现在之前的时刻，那么只有对现时当下有鲜活体验的人才能够通达过去生活的核心。按照这种观点，历史真理是当前趣味的一种变量。作为时代之子，历史学家身上不仅承载着所处时代的喜好和偏见；同时由于其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作为奖励，当前时刻也会为他在过去黑暗时代的冒险之旅提供指导。
这一命题无疑有值得称道之处。它包含两个假设，其一是指历史学家所处的“环境”对其无意识思想产生影响。许多实践历史学家赞同这一假设。(9)实际上，这听起来几乎不证自明。在时间的长河中，民族、社会和文明通常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这限定了同时代人的视野，唤起他们的想象力。思考一下当今的一系列议题：譬如民主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霸权争夺，西方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民族国家向全球体系的转变，闲暇时间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大众文化”前所未有的需求，等等。【65】不管是否明了，我们的希冀与恐惧皆与这些议题紧密关联。它们实际上控制了人们的思想；由于各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织，空气中一直萦绕着关于这些议题的混乱喧嚣。从表面看来，这都是些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些议题表面的必然性支持凯尔的下述忠告：“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你需要对他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进行研究。”(10)就这类研究而言，致力于历史编纂学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多观察，其内容大抵是，历史书写如何体现它们由之而来的那一时期人们对诸多固定主题的反映。比如巴特菲尔德颇有见地地指出，在当时关于支持奥地利人还是普鲁士人的激烈政治争论中，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所持的立场自然而然地反映出他们对德国中世纪君主政治利害后果的看法。其结果是，“德国中世纪历史问题成为19世纪普鲁士与奥地利之争的背景，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误置。”(11)有大量试图展示历史编纂学这种时代投射特征的努力。现在随便挑选出这种研究所带来的一些发现：康德的伦理学来源于德国虔敬主义的道德信念；(12)尼布尔（Niebuhr）眼中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是稍加伪装的斯坦因（Stein）或费希特（Fichte），他眼中的喀罗尼亚（Chaeronea）对应于耶拿（Jena）；(13)吉本（Gibbon）的著作揭示出他是伏尔泰（Voltaire）的信徒，是一名“启蒙时期的欧洲人”；(14)当然，人们也注意到蒙森（Mommsen）的《罗马史》反映了1848年德国自由主义者的观点。(15)【66】（蒙森对他历史叙事的“现代腔调”有明确的意识，特意使用当代政治术语“将古代人从其虚幻的显赫位置拽入现实世界”。）(16)
这一类的研究发现立刻就打动我们，使我们相信其合理性，原因在于我们习惯于认为环境因素等能够影响思想的走向。因此，我们自然会认为历史学家就是时代之子。但我认为这一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设实际上是错误推理的结果。除非我们接受克罗齐的学说——即某一历史时期是“时代精神”的一个单元，任何单元都是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历史进程必须被设想为一个辩证发展运动，这一辩证运动的前后阶段意图明确地相互连接在一起——否则上述假设就站不住脚。（不言而喻，科林伍德关于“当前思想”统摄一切、无所不包的观点与克罗齐的学说不谋而合。）另外，确实有可能按照其在时间中的位置对历史学家的自我加以界定；如果这一自我与它所属的时代精神相符，那就可以实现其本性。然而，克罗齐—科林伍德的学说有两个致命缺陷：首先，其前提假设将时序时间之流看作所有历史之载体；其次，它明显地与大量人们关于时期之结构的体验相冲突。我后面会处理时期划定和历史时间的相关概念，(17)现在只限于给出一个暂时性的评论，讲一下这一学说对人们关于时期之体验的不当之处。与克罗齐的假设相反，某一特定时期并非是拥有其独特精神的统一实体，而是不稳定地混杂着通常相互独立的诸多趋势、愿望和行为。这并不是要否认，在某一特定时刻存在某些普遍接受甚至占支配地位的信念、目标和态度等。【67】我大胆猜测一下，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而非形而上“绝对”，它们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本书第一章提出的“脑力经济原则”来解释。对其他人而言，假若构成某一时期的异质因素间没有某种类型的相互作用，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同时性并不妨碍连贯性。如果时期确实是一个单元，它也是一个延散的、流动的、本质上没有固定形态的单元。布洛赫在面对某一问题时的谨慎态度令人钦佩，而克罗齐在解决这样的问题时则有些武断。布洛赫是一位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他承认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法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对欧洲产生了影响，然后对其全面成功的若干原因进行了尝试性的补充。但他本人并不受这些因素左右，对此他总结道：“话虽如此，但我们不妨自问，在当前我们对于人的认知状态下，试图对超出我们理解之事——某一文明的品性气质及其吸引力——加以解释是否是徒劳的。”(18)
这正是我希望阐释清楚的地方。如果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并不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整体，而是脆弱地混杂着通常情况下相互矛盾、变化流动的各类努力，那么认为这种环境塑造历史学家思想的假设就并不成立。某些哲学，譬如克罗齐所主张的，将时代精神视作现实，宣称我们依赖于它，从而居高临下或从外部决定着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只有在这样的哲学语境之下，上述假设才讲得通。从内部来看，精神思想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即便我们假设当代影响要比实际上更为清晰可辨、更好界定，这些影响依然会受到人类精神自由开创新局面、确定新关系系统的能力的制约。【68】哈佛大学古典学者芬利（Finley）出色地推导出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对修昔底德（Thucydides）思想形成的影响，但他对自己的推论也持有顾虑。他宣称，“某一世界对处于其中的任何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复杂的，决不允许任何粗暴简单的分析。”(19)芬利的严谨细致要比史学专业学生所青睐的那类观察结果更为可取——后者不厌其烦地表示，某一历史学家对过往历史的描绘会无意识地受到所处时代观念的映射。诚然，这样的映射确实存在，但也绝非必然。举例而言，梅特兰（Maitland）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映射，他对同时代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的理论提出修正，后者不假思索地提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自由主义是“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货船从德国北部的森林进入英格兰”。(20)尽管如此，关于这一点，可能会出现某种反对意见，来确证时间与地点的影响。难道我们不是通常将档案文件、文学作品或艺术创作追根溯源至它们产生的那一时期吗？毫无疑问，我们肯定可以这样做。可是，经进一步仔细检视，这一反对意见会不攻自破，因为一般而言，人们对过往事迹的追溯仅仅基于那些与其内在意图和固有意义无涉的诸种特征。线索往往来自文体特色，对其他熟悉事件的参照，对某种知识的依赖（这种知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刻之前难以获取），等等。此外，如同所有间接证据那样，从这些次要特征得出的结论绝非不可辩驳的事实真相。总之，这里检视的整个假设，其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坚信人们实际上“隶属于”各自所处的时期。情况绝非如此。譬如，维科就是时序之“治外法权”的杰出例证；人们也绝不可能从其所处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出发，将布克哈特复杂、矛盾的多重面向归结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形象。【69】如同伟大的艺术家或思想家，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怪胎：他们既是时代之子，又是时代之父——他们既受时代的孕育，又开创、养育了时代。或许，对于群众运动、革命而言，也是如此。(21)
根据当前趣味理论的第二个假设，历史学家不仅是所处时代之子，同时还是一名异常忠诚、勤奋的儿子。他必须对所处时代的一系列问题、忧伤和目标有深切的关怀，并受其驱动。否则，他意欲复兴的过去将难以苏醒。克罗齐和科林伍德声称“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是任何对历史现实进行有效重建的先决条件，从而得出这一思想方法合乎逻辑的结论。
他们的激进主张清晰地显示出其背后假设的危险之处。我想要阐明，这一假设蕴含着从写实倾向向造型倾向重心的转移，这有可能打破两者之间“正确”的平衡。(22)径直从当前兴趣出发的历史学家往往会遮蔽甚至湮没相关证据。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传统偏好的压力下，我认为还有当代读者的诉求下，到目前为止科尔特斯（Cortes）的诸多传记作家仅仅突出他一生中较具戏剧性的事件——征服阿兹特克，远征洪都拉斯，等等——而摒弃墨西哥和西班牙档案馆中那些丰富的原始材料，他们原本能够利用这些材料揭示这位征服者的晚期职业生涯。(23)研究者咄咄逼人的霸气似乎吓坏了历史，使其退缩至过去；他大多数时候都在自说自话，而不是与亡灵展开交谈。记得巴特菲尔德关于“巨大的时代误置”的评论，19世纪德国的中世纪历史研究著述大都犯有这样的错误，原因在于它们的作者天真地沉溺于支持普鲁士或支持奥地利的情绪之中。【70】
有必要仔细审视一番科林伍德对自身立场的论证。诚然，正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指出历史学家有必要以学术的精确性确立客观事实，或我们通常认为是客观事实的那些事物。他甚至要求自己“搬演”过去的经历和体验——这一祈求很明显是要历史学家努力地暂时漠视现时经验。但同时，他以是否能够履行这些义务来刻画他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学家形象，这似乎很难实现。类似于培根哲学思维的自然科学家，科林伍德心目中的历史学家将历史视为自然。他依照自己的直觉和假设主动质询历史素材，而不是等待历史源头可能透露给他什么讯息，这就如一名科学实验员努力迫使试验材料回答他的问题。(24)这个可怜的人如何无须等待过去可能做出的回应、可能发出的信息，就可以从过去（这一过去绝非仅仅是自然）获得实质性的答案？这一点，科林伍德无意向我们透露。
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试图比较历史学家和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角色来阐明这一问题。(25)在他看来，这两类人物都通过积极主动问询的方式侦测隐藏的真相。科林伍德经常提及这一侦探形象：阿加莎·克里斯蒂(26)小说中无可匹敌的赫·丘勒白罗先生（Monsieur Hercule Poirot）。这一形象是科林伍德式历史学家的原型典范，他嘲讽警察收集所有可能最终证明是线索的东西，强烈反对他们街头搜证的陈腐方法，强调侦查的秘诀在于使用人“小小的灰色脑细胞”。用科林伍德的话说就是：“他（白罗）的意思是，在你开始思考之前，你不能收集你的证据；因为思考即意味着提问题（逻辑学家们，请注意），有些东西除非与某一特定问题相关，【71】否则都不是证据。”(27)作为一名侦探小说的资深读者，我非常钦佩赫丘勒·白罗先生令人惊叹的“先验想象”——之所以令人惊叹，是由于它总能在缺乏任何明显线索的情况下成功破案。但我必须承认，履历显赫、屡破大案的侦探不止他一个，他的一些同行也不太赞同他的做法。举例来说，伦敦警察厅的阿诺德·派克（Arnold Pike）警司——菲利普·麦克唐纳（Philip MacDonald），《疯狂杀手》（Murder Gone Mad）故事中的英雄——在开始调查时拒绝依赖他那“小小的灰色脑细胞”；“我只是设法搜集事实，不管这些事实看上去与案件是否关联。然后，当我发掘的时间足够长，发掘得足够用心，突然之间，我可能就会挖掘出某些东西，这或许可以让我脑洞大开，为思考奠定好的起点”。(28)我得补充一下，他随后的思考确实精妙绝伦。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侦探形象。我这里的寓意是，科林伍德应该多读一些侦探小说。
幸运的是，科林伍德理论施展在他自己身上的法术会间歇性消逝——这让他有的时候能够认识到他心目中的历史学家会陷入困境。他复兴过去时会遇到困难，因为当下的思想往往使他无法看清过去的本质。这一问题只允许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历史学家没有认真地寻找并接近证据——如果他坚持现时观念——那就必须让证据向他靠拢。科林伍德意图证明，历史学家的进取精神和勃勃野心能够与对给定材料的紧密接触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他急迫地想要抓住这种似是而非的可能性。他声称，历史学家最好全神贯注于那些他们真正感兴趣、能够产生共鸣的事件或发展动态。(29)他的建议隐含的观点是，历史现实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对历史学家的吸引力会以同样的方式产生回报——亦即，促使相关事实从它们的隐身之处涌现出来，【72】就像是某种磁力将它们吸附到他面前。只要开口，他就能得到它们。他也无须进一步深入研究；正是由于与研究主题的共鸣与交感，他从内部就可以获知他要了解的东西。不用说，科林伍德的建议——顺便一提，他不是唯一提出这种建议的人(30)——无法处理他意图解决的难题。为了论证的需要，假设在某种情况下遵循这一建议的历史学家成功弥合了他“小小的灰色脑细胞”和遥远的证据之间的差距，那没有与他产生共鸣的那部分过去会怎样呢？它们注定要被遗忘吗？更重要的是，科林伍德求助的策略基于这一信念：挚爱会让你理解。确是如此。但反过来说也成立，特别是在爱与当前趣味难以分割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历史学家对于他研究主题的亲和力将使他变得盲目，而不是让他对这一主题的特质有敏锐的体会。人们认为，小阿瑟·施莱辛格(31)的《杰克逊时代》（Age of Jackson）一书——很明显是与这一时代共鸣的产物——对原创性、学术性历史研究的贡献并不大，而是“一名年轻的人道主义者受政治启发撰写的一本书，其中他成功地将杰克逊塑造成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的先驱这一流行形象。”(32)科林伍德诉诸一种无效的权宜之计，并且拒绝那种能够真正令人开阔眼界的爱：为了过去本身而挚爱往事。
但是，他对那类符合条件的亲近关系的求索终究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归根结底，克罗齐—科林伍德学说建立在两位思想家的如下信念之上：历史相当于一个可理解的整体，一种可索解的对事物的编排。事实上，他们必须假设历史世界的整体性，以证明他们将历史认定为当代史的合理性。【73】只有当历史学家的材料被认为是构成一个几乎始终不变和一目了然的“宇宙”时，这种等式才有意义。只有这样，他才能沉迷于现时观念，并且能够通达过去；只有这样，他才可能从现在的思想出发重构过去的思想，而不会冒着对它们进行错误解释的风险。作为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系统的诸多元素，他收集的所有证据都可以单独地依序排列在各自位置上。当前趣味理论就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种系统的观念——换句话说，这种观念是一种不受约束的理性的黄粱美梦。一旦这一美梦被摒弃，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当前趣味缺乏克罗齐和科林伍德所赋予的那种魔力；顽固的历史事实也不会向仅仅以科学实验员态度对待它们的历史学家透露自身的秘密。
这种理论的最终后果——尽管克罗齐和科林伍德不会认可这种后果——由一种伪历史体裁所证明，它位于真正的历史和预言的边界区域。诞生于孕育现在和未来的存在主义关切中，我所说的这种体裁来自这一经验，即设想过去的方式将会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或者干扰它们的成就）。“历史以历史为食。”(33)当然，我不希望暗示，所有钟情于某一事业的历史记录都会落入那一边界区域。这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无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对宗教改革的描述，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是“有一定立场的”，但即便如此，许多也都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因为它们源自一种常常令人钦佩的努力，以学术超然的态度来渲染它们的材料。它们的这种属性使其不同于我所称的那些“存在主义”历史记录。【74】一旦历史学家的愧悔热情超越他不偏不倚的能力，他就跨过了门槛，这一门槛将作为研究领域的过去与作为劝诫手段、作为一种鞭策和激烈挑战的现在分隔开来。正如犹太先知所设想的，历史是一系列一定程度上超自然的事务，其中上帝的愤怒与宽恕不断地在世俗事件进展过程中进行干预。同样的道理，获得国家地位或重获新生的民族往往会创造一个过去，将它们转变成为重要命运的旗手。尼采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一文中，拥护这种对历史的使用或滥用。他谴责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阉割的一代”(34)——沉湎于无目的的学术追求。他认为，历史主义将我们的视野扩大到我们想要的范围之外，毁掉了人的本能，麻痹了生命力，如此等等；这完全是人类一种徒劳的努力，一种无法掌控的科学。相反，他呼唤能够服务当前“生活”的历史学。尼采决心使过去满足现在生活的需求，这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格言遥相呼应。但是，尽管克罗齐主张将现时观念（当前意识）作为博学的知识诠释的先决条件，尼采则认为我们生活着的人最不需要的便是知识：“……每一民族，甚至每一个人，如果要变得成熟，就需要……一层幻想的面纱……一层保护云……”(35)简单地说，尼采渴望历史学家放弃他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关注，转向那种能够培育我们继续前进之幻觉的历史表征。因此，“生活”的需求，无论有多大的欺骗性，将优先于他眼中那些对历史真相的无力追求，他认为这种软弱无能的探索绝大多数完全没有必要。至于这些需求，尼采期待着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将再次漠视庸众，转而聚焦于“在干涸的演变生成之川上架起一座桥梁的”(36)个体。【75】这里你可以看到“超人”概念的雏形。（另一方面，“干涸的演变生成之川”这一措辞连同其反进化的回响——这一措辞模糊地让人想起第一章中引述的柏拉图那句话(37)——很值得回味。）但问题在于，由于无节制地、幼稚天真地沉迷于“生活”，尼采对历史主义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他只是想清算历史主义，而不是要揭示其意义，从而告知我们应转向何处。他的文章具有那种青少年无伤大雅的逆反情绪的痕迹……我们还需要提及的是，当历史整体进入视野，存在主义体裁最有可能实现其物质化显形。历史学家处理的单元越大，他面临的诱惑就越大，越容易陷入具有预言意味的有目的的历史建构之中。
然而，我无意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历史学家跟我们一样也是凡人，通常受到当前兴趣的驱动，否认这一点委实愚蠢。这样说是公正的。我们只能活一次，这一事实涉及对生活着的人的一种道德义务。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关切——他想要更好地理解现时当下——激励他更多地调查亡者的生活。他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他甚至会根据当前的需要对过去进行探查，并获得某些秘密。(38)布克哈特急于强化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突显在我们当前时代和文化中依然能感受到其影响的那些过去的事实。(39)【76】
难道有历史学家与他的看法不同吗？发现我们何以成为今日之所是，一直都是历史学的宏伟计划之一。(40)
然而，这些惯常的做法都不能归结为一种想当然的假设，即认为当前趣味是万能钥匙，它可以打开所有通往过去的大门，一切都围绕着这一轴心旋转。每当历史学家——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给予当前以应有的肯定时，他们都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正如迈内克（Meinecke）所言，这是“一种合理且必要的目标，但绝非唯一和最高的目标”。(41)他们不会梦想着将现时观念和某种方法论要求混为一谈。举马克·布洛赫为例：为了将历史转变为一种科学，与科林伍德一样，他坚持历史学家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具备科学家的勃勃野心和进取精神；借助来自他“先验想象”的那些构念和模型，或者延伸开来借助他的现时观念，反复盘查过去。但是，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布洛赫马上补充道，这些模型只不过是临时性的脚手架：“自然地，反复盘查的方法具有非常大的弹性……即使他已经定下了路线，这名探险者也会清醒地意识到，他并不会完全遵循这条路线。”(42)（不过，我怀疑布洛赫建议的这种弹性方法是否总能够随具体情况而调整。如果过度拉伸，松紧也会断裂的。(43)）
那么，最重要的是区别作为历史研究起点或终点的当前趣味与克罗齐等人定义的当前趣味。(44)目前，第一种意义上的当前趣味没有排除“嗜古爱好”，以至于它与下面这一研究过去的方法完全一致，即对现有证据表示充分的尊重，而不是像科林伍德所奉行的那样无视其对“当前思想”所谓的无上建构能力的贡献。这种方法与阿诺德·派克警司对细节事实的审慎考察模式相符，【77】而不是如赫丘勒·白罗那样专横地漠视它们。（但是，这位矮小的比利时侦探对物质线索的轻蔑使得他更像一位天父般全知全能的可爱化身。）文献中存在大量支持这种对待已知资料的方式的证据。即便认为现时观念极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也要求历史专业的学生在探察过往时不要带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布克哈特就是这样。(45)他在这方面的摇摆态度在当代历史学家中相当普遍。(46)（他本人试图逃避现时当下，屈服于“对已逝事物那种失落的怀旧之情”。(47)）另一些人则倡导或沉迷于纯粹的嗜古追求。赫伊津哈认为真正的历史应该也是由于过去本身的重大意义而对之加以探索。(48)纳米尔不遗余力地寻找那些表面看上去与时代不相关的事物；“事实上，他一生都在探索冷僻的领域。”(49)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哈纳克（Harnack）(50)——强调在他们支持脱离时代限制（以“出世”精神）进行研究的同时，也要对当前趣味理论流派的若干原则加以批判性的评论。因此，洛夫乔伊（Lovejoy）旗帜鲜明地攻击杜威（Dewey）的这一命题：“一切历史都必须从现时当下角度进行书写……”(51)（杜威和科林伍德确实是同床异梦；但两者殊途同归，尤其是为某一接近真空的领域提供一套尖刻的抽象概念方面。）从明显充满个人经验的一个声明中可以坐实这种攻击。洛夫乔伊不仅希望历史学家尽可能地摆脱对所处时代的关注，同时认为这种“自我超越的努力”将会丰富他对现时当下的认识。(52)正是在蓦然回首处，他将有意想不到的发现。(53)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这部渊博的、完全超然世外的学术著作结尾处，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仿佛从一个长梦中浮现，向同时代的人发表讲话。他说道，古代世界的演变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前车之鉴。【78】我们今天的文明只有不使它限于一个阶级所独有，而使它成为群众的文明，才能延续下去。但是否每一种文明一旦渗入群众中去就注定要立刻开始趋于衰落呢？(54)出乎意料，就像一株稀世之花，这一沉思从过去的土壤中生长出来。
要谈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不得不提及普鲁斯特。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最高权威之一。很明显，普鲁斯特的观点与洛夫乔伊及其他反对科林伍德学说的历史学家一致。在他看来，过去只会向那些竭尽全力试图让其开口的人屈服；并且只有那种“自我超越的努力”才可能让我们对当前状况有所了解。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突出体现了他的这一思考。其中他告诉我们，乘坐马车旅行途中看到路边的三棵树形成一种非常奇怪的熟悉形象，这时候一阵幸福感突然袭来。他相信这些形象是从他已经遗忘的幼年时光突然涌现的。与这种“似曾相似”的感觉一并出现的是他意识到“过去的幻影”在向他召唤。“就像是幽灵，它们好像在恳求我将它们带走，让它们复活。”为何它们如此急切地想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呢？望着它们，普鲁斯特感觉它们想要传达一个有关他个人的讯息。“我看着这些树慢慢后退……好像对我说‘……我们竭力挣脱路边的凹坑浮现在你的面前，如果你让我们重新跌落到这些凹坑里面，我们正要带给你的关于你的全部将永远坠入深渊。’”注意，普鲁斯特并没有向我们阐明这三棵树传达的信息是否有关他的幼年，是否通过这一讯息表明他当前的自己。他问自己：“是否它们只不过是刚从昨夜梦中抽离出的一种意象……或者我以前难道真的从未见过它们吗？……我说不清楚。”(55)【79】普鲁斯特与布克哈特共有一种对已告失败之事的怀旧情感。
从我迄今为止所讲的内容来看，在历史写作中发挥作用的主观因素，无法以任何确定的方式加以锚定。当代的影响可以限定历史学家的视野，因而他不只是所处时代之子。他对过去的观念也不一定是对当前趣味和现时思想的表达；毋宁说，如果确实是对当前趣味的表达，那么历史学家的“进取精神”和侵犯性可能导致过去在他面前退缩。历史学家的理智和精神一定程度上是自由的。只有在利用这种自由的情况下，他才可能真正地直面过去发生的事情。
俄耳甫斯（Orpheus）进入地府（Tartarus）解救被毒蛇咬死的爱人。他哀伤的音乐“感动了冥王哈得斯，同意他将欧律狄刻（Eurydice）带回人间。冥王提出一个条件：在欧律狄刻安全地重返光明之前，俄耳甫斯决不能回头看她。欧律狄刻在俄耳甫斯弹奏的竖琴声引导下跟随他通过昏暗的通道。俄耳甫斯重返光明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确认她是否依然跟在后面，结果永远失去了她”。(56)正如俄耳甫斯，历史学家必须进入地府使死者复活。这些亡者会跟随他的诱惑与召唤走至多远呢？当历史学家重新沐浴在现时当下的光照之下，担心失去它们的时候，它们将从他眼前消逝。可是，就在它们永远离去、消失在他自己创造的历史之中的这一时刻，他不也是第一次占有它们吗？在往来地府的路途上，作为吹笛手，他自身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断定历史学家的旅程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返程之旅。
* * *
(1)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维也纳（费顿出版社），第1页。
(2) 可参阅伯林：《历史与理论》，载《历史与理论》，第一卷，第1期，第27页。
(3) 参见克罗齐：《历史：理论与实践》，第19页。
(4) 《历史：理论与实践》，第12页。
(5)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譬如，可参见第305页。
(6) 《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82页及其后。
(7) 《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328—334页。
(8) 克罗齐，《历史：理论与实践》，第25页。
(9) 例如，可参阅马鲁（Marrou）：《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Comment comprendre le métier d’historien），收录于萨马朗（Samaran）编：《历史与方法》（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巴黎，1961年，第1505页；卡尔·贝克尔（Carl L. Becker）：《何谓历史事实？》（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133页；等等。
(10) 凯尔：《什么是历史？》，第54页。顺便指出的是，凯尔遵循自己给出的建议走向了极端，或者说超越了这一界限；1907年迈内克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进行了展望，凯尔认为可以从他自身政治环境的诸种短期变化中推导出迈内克对二三十年代展望中的一些特定变化（同上引，第48—49页）。在凯尔看来，历史学家不仅是时代之子，还是时间碎片中类似变色龙式的后代。
(11) 巴特菲尔德：《人论其往昔》，第25页。
(12)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29页。
(13)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第21页。
(14) 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Comment comprendre le métier d’historien），收录于萨马朗（Samaran）编：《历史与方法》（L’Histoire et ses méthodes），巴黎，1961年，第1505页；卡尔·贝克尔（Carl L. Becker）：《何谓历史事实？》（What Are Historical Facts?），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1506页。
(15) 可参阅凯尔，《什么是历史？》，第44页；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第461页。
(16) 转引自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第461页。
(17) 参见本书第六章。
(18)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芝加哥，1964年，第2卷，第307页。
(19) 芬利：《修昔底德》，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74页。
(20) 引自赫克斯特：《重新评估历史》，第2页。对梅特兰和斯塔布斯的参考文献，非常感谢西格蒙德·戴蒙德（Sigmund Diamond）教授。
(21) 在赫克斯特《重新评估历史》一书“前言”中，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拉斯利特（Laslett）教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问道：“对于英国17世纪中叶发生的戏剧性事件，整个解释框架是否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呼吁一个长时段、整体的解释这种设想，就跟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否是正确的呢？”他补充道，“伟大的事件总要伟大的原因，这种假设或许并没有正当性可言。”（第xiii页）
(22) 参见本书第56—57页。
(23) 此系法朗士·斯科尔斯（France V. Scholes）教授提供的个人信息，他非常善意地允许我使用这一信息。
(24)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69—270页。——布鲁门伯格在《望远镜和无能为力的真相》第21页，强调伽利略作为科学家的侵犯性和进取精神。作为“自然科学的奠基者”，布鲁门伯格说道，他“不是那种只是简单地观察事物，然后耐心地将自己交付给观察对象的人；他所做的，总是预示着一个理论的背景，它包含组成这一理论的复杂命题”。（我自己的翻译。）
(25)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43、266—268页。
(26)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代表作品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译者注
(27)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281页。
(28) 麦克唐纳：《疯狂杀手》，纽约，1965年（埃文图书），第39页。
(29)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第304—305页。
(30) 可参阅艾克顿公爵（Lord Acton）关于此主题的评论，转引自巴特菲尔德：《人论其往昔》，第220页。也可参见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收录于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第1521页。
(31) 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1917—200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曾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被称为“最了解罗斯福和肯尼迪时代的人”，以《杰克逊时代》和《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还提出了美国政坛30年左右就会来一次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轮流坐庄理论。1965年曾被评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译者注
(32) 拉特纳（Ratner）：《作为调查的历史》（History as Inquiry），收录于霍克编：《哲学与历史》，第329页。
(33) 瓦莱里：《历史与政治》，第8页。（也可参阅瓦莱里：《著作集Ⅱ》，七星文库，1960年，第917页：“L’histoire alimente l’histoire”。）
(34) 弗雷德里希·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编》（Unzeitgemaesse Betrachtungen, Zweites Stueck），莱比锡，1930年，第137页。
(35) 《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uer das Leben），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编》（Unzeitgemaesse Betrachtungen, Zweites Stueck），莱比锡，1930年，第156页。
(36) 弗雷德里希·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见《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编》，第177页。
(37) 参见本书第24页。
(38) 可参阅阿隆（Aron）：《历史意识的纬度》（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巴黎，1961年，第13页。
(39) 布克哈特：《历史断想》（Historische 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收录于《雅各布·布克哈特全集》，第Ⅶ卷，第225页。
(40) 譬如，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的理论》（慕尼黑，1960年，第285页）中将“说教性陈述”看作一种合理的历史叙事形式，并称其为历史叙事之目标，“是要从当下视角理解过去的本质和要旨，并且……借助过去的发展去解释和深化当前之事”。
(41) 迈内克：《历史主义及其问题》（Historicism and its Problems），收录于斯特恩编：《史学集锦》，第267—288页。引用请参见第411页，注释14。
(42)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纽约，1959年，第65—66页。原文如下：“Naturellement il le faut, ce choix raisonne des questions, extrêmement souple .... L’itinéraire que l’explorateur établit, au depart, il sait bien d’avance qu’il ne le suivra pas de point en point.”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第5版，第26页。
(43) 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也引发了同样的疑虑。
(44) 为了反对克罗齐—科林伍德学派的追随者，赫克斯特在前引书第8页十分清晰地定义了这一差异：“我并非要暗示当前的困境没有为历史调查提出问题。很明显，这种困境是历史研究的众多且完全合法的起点之一。然而，真正的问题与历史研究的起源无关，而是与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有关。”
(45) 参见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收录于《雅各布·布克哈特全集》，第Ⅶ卷，第13页。
(46) 譬如，可参阅戈耶尔：《与历史学家辩论》（Debates with Historians），纽约，1958年（子午线平装本），第196和221页；伯里：《古希腊历史学家》（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纽约，1958年（多佛平装本），第246—247页；马鲁：《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技能》，收录于萨马朗编：《历史与方法》，第1505、1506页；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历史意识的纬度》，巴黎，1961年，第24页，及第11、13、172页。
(47) 布克哈特在前引书第206页高度评价了“我们已经消失的未实现的渴望”（“unsere unerfuellte Sehnsucht nach dem Untergegangenen”）。
(48) 赫伊津哈：《历史的魔咒》（Im Bann der Geschichte），巴塞尔，1943年，第92页。
(49) 参见约翰·布鲁克（John Brooke）关于纳米尔的评论，转引自梅塔（Mehta）：《钩爪鸟的飞行》（The Flight of Crook-Taloned Birds），《纽约客》（The Hew Yorker），1962年12月15日，第93页。
(50) 哈纳克：《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纽约，1961年（多佛系列著作），第一卷，第39页。
(51) 洛夫乔伊：《现在的立场和过去的历史》（Present Standpoints and Past 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174页。
(52) 《现在的立场和过去的历史》（Present Standpoints and Past History），收录于迈耶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第180页。——戈耶尔（同前引，第196页）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53) 电影领域里此类类似现象可参见克拉考尔的《电影的理论》，第151—152页，名为《重温音乐》（Music recaptured）。
(54)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牛津，1926年，第541页。
(55)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纽约，1932年和1934年，第一卷，第543—545页。
(56) 格雷夫斯（Graves）：《希腊神话》（The Greek Myths），巴尔的摩，马里兰，1955年，第一卷，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