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学家通常会在论述历史之前用一简短的自传式声明作为前言——似乎想要即刻告知读者自己在时间和社会中的位置，以此为阿基米德支点，随后开始漫谈过往。【3】效仿先例，我也可以说，近来我突然发现对历史的兴趣——出现于大概一年前，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一兴趣是由我们当前境况对我思想的影响所点燃——实际上产生于我在《电影的理论》（Theory of Film）一书中试图思考与挖掘的一些观点。转向历史，只不过是沿着那本书的思路继续思考。可是，长久以来我并未意识到这点，反而认为我正在开拓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从自己曾经全身心投入的思考中脱离。我发现自己对历史的沉迷并不是由于这一崭新领域与先前长期关注的主题完全无关，其实是因为历史能够使我以前的思考适应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某一瞬间我意识到，历史与摄影媒介、历史现实与镜头现实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4】后来，我不经意间重读自己《论摄影》（“Photography”）的小文，发现1920年代的这篇文章里已经对历史主义和摄影进行了比较，这让我非常震惊。难道直到此刻我才豁然开朗吗？这是一股奇怪的潜意识之力，一些如此澄明、显白之事在最终机缘巧合显露自身之前，你一直都不会有所觉察。这一发现让我非常振奋，原因有二：它不期然地确证了我转向历史的内在需求和合理性；同样地，在我看来，体验这次事件证实了我这些年殚精竭虑写作《电影的理论》是值得且必要的。我以前一直将该书作为专论摄影媒介美学的著作加以构思，现在，当穿透笼罩着内心最私密意向的面纱，我才体味到它的真正意义：这是我的另一次尝试，试图展现一些领域的意义，它们应该凭借自身的价值获得承认，但还未被人们所认识。我说“另一次尝试”是由于这是我贯穿一生都试图去做的事情——在《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中，或许也在《金斯特》（Ginster）一书中，《论奥芬巴赫》（Offenbach）尤其明显。所以，我所有表面看来并不连贯的写作终于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合力——都是为了并将继续致力于一个单一的目的：使那些由于尚未命名而被忽略或误判的生存模式和目标得以复原。或许相较于历史，摄影尤其如此；但历史也会有心理偏好的痕迹，并界定某个现实区域，尽管这一现实区域已经有所记载，但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领域。
我要指出促使我将历史作为思考重任的两三个理由。首先，有一种欲望驱使我想要更好地理解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将过往某些时期作为某种似曾体验过的经历加以研究时所面对的。【5】确实，关于过去发生之事的认识并不会告知我们的前景，但至少会使我们能够从远处仔细审视当代境况。历史就像摄影，不只因为它是一种间离手段。
举例来说，我们的物理环境和精神状况都得到了极大扩张，就如呼吸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很难不从全局出发去思考；洞察想象整个人类已经不再是一种崇高的愿景了。但是随着世界逐渐变小——我们不是已经遍布其间了吗？——它也超出了我们的控制之外。我们被逐出熟悉的环境，抛入开放性空间，其中很多传统观念和惯常程序已不再适用。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事物形态和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感，而有些理念体系已经开始摇摇欲坠，正在不断加剧这种不确定感：我尤其想到的是，人们已经丧失对科学固有进步性质的信心，这对进步观念拥护者不啻为一次重大打击。一股无力感或遗弃感正在弥漫。正如希腊化时期地方性安全发展成世界化骚乱，这种弥漫在未知与不利扩张中的失落感似乎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滋长了对一般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因此削弱了其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法术。相反，它也激发很多人——想必是大多数人——竭力找寻某种统一信仰以求安慰与庇护。
希腊化世界的宗教想象和神学思考所开启的精神性向度是现代人难以企及的。但我们真的向往吗？其实，我们面临的任务也是古人难以想象的；由于掌握技术知识，我们能够胜任并承诺将努力改善大多数人赖以生活的物质条件。【6】顺便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即摆脱了物质束缚的自由状态终有一天会改善人类的境况，这种假设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景。文化需求与精神倾向如果被暂时悬置起来或轻率地用来迎合大众，就会逐渐消散。（我们不可避免地沉浸在人类事务的社会经济层面，上述假设所呈现的现代思想的单调无趣也许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对历史展开思索的第二个理由与第一个相反：这与当前事宜完全无关，而是源自对过去某些时刻具有善意的兴趣——也可以说是一种嗜古癖。过去吸引我，正如普鲁斯特的幽灵之树似乎可以给他传递某种信息。（我有时会怀疑，随着年龄见长，我们对逝者无言的请求是否不会更加敏感？年龄越大，他越会认识到自己的未来是有关过去的未来，这就是历史。）
大体来说，我主要对某些宏大意识形态走向的初生状态感兴趣，那时它们尚未机制化，依然处于与其他观念的竞争之中。相比于获得胜利的意识形态之历程，我对它们出现时的纷争更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我的兴趣主要围绕着这些纷争本身，重点强调那些在历史看来不适合深究的各类可能性。
这种兴趣与某种经验密切相关，当马克思宣称他本人并非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对这种经验做出了简洁有力的概括。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会竭力避免自己的思想被追随者——或敌对者——歪曲利用。【7】难道不是这样吗？每一观念在散播的过程中都会被粗俗化、扁平化和歪曲化。人们拥护某一观念是基于自己的视角和需求。某一愿景一旦成为一种制度，就会被乌云遮蔽，模糊了其轮廓和内容。观念史是一部误解史。换言之，一种观念只有在尚未形成为广泛认可的坚定信念之前，才能保持其完整性和丰富性。或许，某一观念的开创时期对于它拨开迷乱力图达至的真理而言才是最为澄明的。
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本身并不清楚这种节奏的停顿，并且一种观念或者其残存部分取得优势之后还是会有持续的争论。事实上，任何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说，不论其目的有多可疑，都是在不断尝试调整自己以适应当代变化莫测的状况和需求的过程中慢慢确立起来的。对这些尝试的再次解读可能会离其本义更远；没有一种教条是免遭反对、亵玷与衰败的。但即便如此，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念，其初始阶段似乎拥有它自身的意义，有别于所有的后续解读。否则，许多强大信念的历史就不会充斥着各类证明其初创时期合法性的努力了。这些努力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笃定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信条已经被各种穿凿附会、误解滥用所损害，从而模糊了其核心要义。其逻辑结果就是，这样的看法点燃了人们摒除传统偏见、复原那一信条原始纯洁状态的欲望。人们将目光从其不可辨认的损坏状态转向其尚未被玷染的起源。路德即为一典型例证。他向我们表明，返诸本源有时相当于新的启程，修复者也可以是创新者。
不管怎样，【8】我对希腊化罗马世界基督教、宗教改革、共产主义运动等思潮最终确立之前的时代着迷至深。这些时代的魅力来自我的一种预感：正如唤起普鲁斯特怜悯情感的幽灵之树，它们本身传递出重要但难以捉摸的启示与信息。可是，这是一种怎样的启示呢？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种启示无关那些时代相互争斗的各类事业，而是隐藏在各类主张的间隙之中；譬如，潜伏在塞尔苏斯（Celsus）与奥利金（Origen）的争论背后，或是天主教徒与宗教改革者的宗教纷争之间。其位置即暗示了它的内容。我所获得的启示与讯息关涉如下可能性：那些相互争斗的主张和事业，均非关于危殆关头最终事宜的定论；相反，存在一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我们加以遵循，则可以洞穿各类接踵而至的主张之本质，并对之加以扬弃——由于缺乏更好的字眼，或许根本没有合适的词汇来描述，我们不妨将这种方式称为“人道”（humane）。在讨论公元2世纪希腊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相互渗透之渴望时，沃纳·耶格（Werner Jaeger）曾提到这一方式：“双方最终必定认识到……它们之间存在最终的统一，有一个共同的思想核心，桑塔亚那（Santayana）这位敏锐的思想家毫不犹豫地称之为‘人文主义’……”实际上，双方并未实现那一“人文主义”的最终统一。对我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它正是在发生争论之际才有可能出现，从而串联起历史的进程。墙壁之上总有我们可以逃避的洞口，也有我们难以侧身而入之处。尽管人道的启示几乎无处不在，但并非任何时候都值得同等关注。毫无疑问，不管是否被察觉，在回荡着某一重要观念诞生之阵痛的时代，这一讯息与启示尤为紧迫和明显。【9】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拮抗者联合在一起，共同接受挑战，提出某些基本问题，而不是立志解决传统遗留下来的这一或那一虚假问题。
伊拉斯谟即为此种时代的反抗者之一，但并不属于任何阵营。他以不同凡响的方式生动展示了上述谈及的时代特征，因此我无法不对这一人物形象略加评述。我的评论基于此种假设：他尽可能地从自己的状况出发，描绘一种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带有强烈的人文印记。
伊拉斯谟不遗余力地传播这一人道讯息。在对希腊文《圣经·新约》及教父文本的评注，以及他的《箴言集》（Adagia）和《对谈集》（Colloquia）中，伊拉斯谟时常求助希腊语和拉丁语原典作家，这清晰地表明了他意图复兴原始基督教朴素主义以及将所钦佩的古人视为圣徒的渴望。他对修道院生活和僧侣腐化堕落的讽刺文章既是公共檄文，同时表明意欲在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关照下进行教会改革的私人诉求。他抓住一切机会公开表达对穷人悲惨境遇的同情，痛斥国王的贪婪，同时对世俗事务加以评点。他的文章和信件涉及大量时事问题，表达的观点具有高瞻远瞩的现代主义意识，得益于其对基督教去教条化的远见。他憎恶暴力，对普通人及其朴素灵魂持同情态度。同时代的人熟知这一切。他们同时了解伊拉斯谟并不情愿偏袒某一阵营，或做出武断决定。他们也注意到伊拉斯谟一贯拒绝教皇和国王赋予的各类头衔或地位。（认为他的上述所为出于独立意识的观点，是一种草率的庸常论调。）
人们似乎不可避免地会下结论，将伊拉斯谟颂扬为每个人的丰碑。【10】然而吊诡的是，尽管直言不讳，他却是一位令人最难以捉摸的人。他的一位朋友提出，“没有人能够声称可以深入了解伊拉斯谟的内心世界，其内心世界具有丰富异常的内容。”
秘密意味着对阐释者的挑战。从细节证据出发，对伊拉斯谟的心理刻画试图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阐释其心灵与思想。如此，或许可以将这一人物的不同面向追溯至某一假设的原点。这种尝试难以洞察伊拉斯谟的内心世界，但起码会揭示出哪些因素导致其内心是如此丰富难解。如今，从伊拉斯谟的个人品好与智识追求看来，他对一切固定僵化的思想怀有深深的忧虑。就其精神性自我而言，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他受如下信念的驱使：真理一旦演变为一种教条，从而摒除了使其成为真理的模糊性，那么真理就不再为真。他的忧虑——或者是否可以说他对完美即时性的怀恋？——反映了上述信念；一种精神层面而非心理层面的担忧与恐惧，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各类文献中反复强调的存在于伊拉斯谟身上的那种神秘张力。
一旦你将这种忧虑看作一种幕后原动力，那么一切将会模式化。首先，伊拉斯谟各种看似不相关的人格特质，可以在这些特质的萌芽状态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这让人可以理解他为何不信任哲学思辨，也不愿参与神学论争，因为两者注定会陷入绝对断言的泥淖。同时也解释了伊拉斯谟为何对任何约束性承诺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感，为何对某些宗教问题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对这些宗教问题的应答，他有时评论道，最好是推迟到“我们面见上帝”之时。【11】这自然就是他对“绝对信心”持有敌意的深层原因，路德曾深深沉迷于这种绝对确信——转向《圣经》，反对教会对《圣经》的曲解与误用，对此伊拉斯谟坚定地予以支持，尽管这有可能使他陷入各种论战，从而影响声誉。
更关键的是，他对任何固定僵化思想的忧虑同时解释了他所倡导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在当时相互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将会占据何种位置。诚然，伊拉斯谟的目标是宗教复兴和社会进步，在此意义上，他会对某项事业表示支持。但他厌恶任何陈腐刻板的准则和处方，这使他的思想变动不居，可以说一直处于流动状态，因此它们绝对不可能凝结为某种体制化方案；从一开始，它们就处于传统天主教教义与宗教改革派僵化信条的间隙之间。人们甚至认为，一旦他所传递的启示以上述固化信条的面貌出现在他面前，伊拉斯谟可能对之加以拒绝，或不再承认这样的启示信息；它们对于大众的影响与控制是他不愿付出的代价。他的目标正在于终结一切历史规划。
这一点至关重要，暗示了世人是如何对待伊拉斯谟的。他迅速赢得了广泛赞誉，表明至少他的某些观点与努力迎合了大多数人的需要。更不用说他对唯灵论者、西班牙神秘主义者以及后来18世纪启蒙主义者的影响了——其影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误解所致。他促使神学家返归基督教的根源，传播人文主义福音，并促生了丰富的文学表达。另外，毫无疑问，他对更好社会的憧憬、通过知识和教育达至完美状况的信念，【12】以及对似是而非的宽容问题的坚持表达了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往往从笼罩其公众形象的柔和光晕中得到确认。很多人将伊拉斯谟看作一名解放者，使他们摆脱了狭隘与偏见。在这种“伊拉斯谟气氛”——借用沃尔特·科勒（Walther Koehler）的术语——中，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
但他们散落在人群中，并没有集结在伊拉斯谟周围。他所传递的启示与讯息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这种启示带来的是一种情绪而非一次运动，就如夜晚转瞬即逝的流星划过夜空，如童话故事中的承诺难以触摸。有路德派成员，但没有伊拉斯谟追随者。情况为何如此？的确，伊拉斯谟想要改变体制，但他不想自己的热望被体制化，从而被世人所曲解、利用。出于对固定僵化之物根深蒂固的忧虑与恐惧，他竭力阻止自己的“目标理想”退化为某种事业规划，尽管他意识到自己不愿“入世”的想法终归会遭遇挫败。“我担心，”他在去世七年前写道，“这个世界最终将会获胜。”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各自曲解了他的意图与目标。尽管伊拉斯谟的名字无处不在，但他实际并不可见。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宗教改革者一样缺失理解这一启示的语言，难以洞穿并超越他们各自坚守的教义学说。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为了服务于各自的事业规划。因此，在各种误解的面纱后面，伊拉斯谟表达的愿景与传递的远见消失不见了。难怪他被看作各派阵营的座上宾。路德粗鲁地称他作一名伊壁鸠鲁主义者，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是。狂热的经院学者指责他引发了一场宗教变革和社会革命，这也并非完全错误。【13】他遵从内心，在相互矛盾的教义学说间甄别好坏，鉴于此，他拒绝加入任何党派阵营，因此激怒了论战双方，他们将伊拉斯谟看作懦弱者，认为他不负责任地在罗马和威滕伯格之间摇摆不定，在徒劳的妥协中寻求庇护。
从世俗角度看来，伊拉斯谟确实是一位善变的投机者。他为德国农民起义辩护，认为这是基于痛苦和绝望的反抗，可一旦他们诉求过当，伊拉斯谟就（悲痛地）认可采取镇压手段。他攻击对宗教经典进行语文学修订持反对态度的任何传统，却劝诫虔信者忍受传统的滥用，认为不可能一夜之间创造一个新世界。他对圣人崇拜与忏悔仪式——对这一体制，他既没有批判，也没有全心拥护——的暧昧态度恰恰强化了人们对他内在模糊性的印象。与这种暧昧模糊携手并进，他反复重申需要不惜一切代价达至和平协定。“我如此地热爱和谐融洽”，伊拉斯谟在1522年宣称，“如果展开争辩，恐怕我宁愿牺牲部分真理，也不愿对和平造成麻烦”。
这些话语暗示了他行为后面的动机。对伊拉斯谟而言，和平概念蕴含基督教意义；它预示着一项任务，这超出任何既定信条的范围，这些信条作为不可企及之真理的拙劣替代品只会带来流血冲突。由此可见，伊拉斯谟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坚定拥趸眼中的墙头草形象，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表象，其内在是对通往和平之路的坚定信念。幸运的是，他是一名出色的舵手；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他不得不灵巧地在敌对双方之间谨慎驾驶、小心从事。【14】尽管伊拉斯谟遵循一条或许是世人眼中的中间路线，但他坚决反对任何妥协。他努力使不奉国教者回心转意，促使教会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这一切绝非出自反乌托邦式的机会主义考虑，相反，这是一种彻头彻尾决不妥协的尝试，试图移除一切阻碍和平到来的各类主张。乌托邦空想主义者声讨一切脚踏实地走中间路线的人，认为他们试图将人类的不完美状况永续长存，冷酷无情地背叛整个人类。在伊拉斯谟身上，我们看到这条中间路线——人道之路——恰恰直通乌托邦。他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成为至交并非偶然。
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忽视了一条进路，这一进路一旦成为一项理所当然的规划或事业，就会丧失其意义。问题是，伊拉斯谟本人是否意识到他所遵循的道路将他带往何处。他传递的讯息步入渊薮：他能测量其深度吗？在《对谈集》一篇中，他借主人公尤西比乌斯（Eusebius）之口，颂扬神圣之力感动了西塞罗（Cicero）或普鲁塔克（Plutarch）之类的古代作家，并且提出“也许基督之灵比我们理解的影响更广”。尤西比乌斯所说的正是伊拉斯谟的想法。受护教论者及令人敬畏的奥利金启发，伊拉斯谟认为古代异教圣人也受到神的启示，正是由于耶稣基督身上散发的理性之光，基督教才成为古代至善之圆满。将所有高尚的非基督徒努力达至的世俗目标归入基督教精神之下，伊拉斯谟既可以挚爱“圣·苏格拉底”，又可以笃信圣餐变体论，同时可以申明基督教具有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关怀。他将自己热望的人文关怀看作基督自由的自然结果。
这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15】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得注意，根据记载，伊拉斯谟公开坦诚但也神秘莫测。肯定有他未言明之事——也许太过危险而不便揭露？如果大胆猜测他对什么永远保密，考虑到他的思想路径及目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伊拉斯谟可能得出了一些结论，但他对此充满恐惧，因此宁愿将它们深埋在心底。他可能（或许没有）觉察到他的最终目的已经超出基督教的范围；思考到最终，他的真实设想是要一劳永逸地拆毁各类固定僵化事业之教条和制度设计，从而达至这些事业所欲求和未酬的那一“最终统一”。
一个古老的犹太教传说提到，每一代人中会有三十六位正义之士，他们撑起了整个世界。没有他们，世界将会毁灭。可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这个世界才免于毁灭。找寻这些隐匿的正义之士——每一代人中真的会有三十六位之多吗？——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我而言，这正是历史需要冒险承担起的最激动人心的一项壮举。
假若读者期盼上述考察结果应该完全由历史研究来实现，恐怕会感到失望。如同《项狄传》（Tristram Shandy）的作者，打个比方说，在我的英雄诞生之前，我可能会陷入无尽的困难和思虑之中。事实上，我关切历史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种迫切的愿望，即试图发掘出关于这一争议性知识分支机制与意义的更多信息。历史不经意间扭扭捏捏地从形而上学思辨和神学教条中解放自身之后，是否已然成为一门科学？历史宣称为一门科学，绝非毫无争议。【16】历史也很难说是一门艺术，尽管它保有文学体裁的某些痕迹。当然，历史也不是给人以一般印象的意见与见解的问题。正如我们今天所知，历史寓居在由上述追求与偏好所界定的维度之间。它属于某一中间领域。然而，这一领域就其本身而言远未被承认。传统的思维习惯导致我们忽视它的存在。尤其是科学方法和对终极问题的哲学追问似乎歪曲了历史探索所关涉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试图从适合它们独特属性的视角提出这些问题——譬如，“历史现实”的特点，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普遍性程度不同的各类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隐藏在历史书写之下的主观性能否超越自身等问题。我这样做的目标是使得历史的中间领域凭借自身的价值得以确立——为终结之前的最终事提供临时性的洞察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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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61年1月至1962年2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