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26日，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去世。【xi】他生命最后几年全心投入的历史论著尚未完成。朋友们不仅哀悼他的突然离世，也非常关心这本书的命运。从他的谈话和部分手稿中，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克拉考尔对历史论题有很多重要的想法，手稿的部分章节他曾展示给有限的读者或提交讨论组讨论，另外有些章节已单独成文发表了。由于他晚年才开始探讨历史论题，先前作品中也没有过多触及这一主题，因此这本论述历史的著作代表着克拉考尔思想的崭新面向。没有这本书，我们对他本人及其思想的理解与体认将不完整。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在他去世之前已经写就；部分未完成的章节也有了详细的概要，足以弥补内容的空缺，理解他思想的走向。这也算是对朋友和同事的一大慰藉。我们非常感谢莉莉·克拉考尔及牛津大学出版社，感谢他们为这本书的整理、保存与发行所做的努力，【xii】使它能以如今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聆听作者的见解与教诲。
1920年代，我还在海德堡求学时，就已经耳闻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大名，拜读过很多他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的文章，非常仰慕。他晚年在纽约的时候，我才真正与他相识，随后，我们建立起了亲密的私人友谊，这种交情很难也很少会在两个上了年纪的人之间发生。我们经常当面或通过电话交谈，主要谈论他那段时间殚精竭虑思考的，也是我一直以来关注的主题——历史。
克拉考尔并不经常授课或举办讲座，但会积极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和讨论组，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阐释学研讨班。克拉考尔在多个学科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因此并不专属某一学科或专业，更不属于某一学派。他是一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最主要的是一名批评家和作家。吸收利用不同学科资源并内化到他的原创性思想之中，克拉考尔在很多不同领域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关注也不信任任何固定僵化的系统和方法，既不赶时髦，也决不妥协。经历并熟知构成人类现实多面向的某种真实体验，他洞察敏锐，见解丰富，言语表达坚定而清晰。他有力的风格反映了其思想的强劲深刻，他越是不在意使自己的话语适应所处时代的短暂时尚，对未来读者的启发越是深刻。
克拉考尔对任何固定僵化、不言自明的思想体系的不信任，既是与生俱来，也是有意为之。他规避整个神学体系，对技术哲学的态度不甚明朗。【xiii】他钦佩胡塞尔（Husserl），但仅限于后者提出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观念。他仰慕伊拉斯谟（Erasmus），原因在于他拒绝制定或认可任何固化的神学或哲学立场。他坚持强调个人的具体体验，比起古典哲学家，他与普鲁斯特（Proust）或卡夫卡（Kafka）之类的作家更加品性相投。这是由于他并不信任我们有能力借助哲学或神学体系来把握“最终事”，克拉考尔更愿意“为终结之前的最终事提供临时性的洞察与理解”。除了暂时性这一特点外，历史之所以吸引克拉考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作为一名学者和道德家，他深切地渴望“展现一些领域的意义，它们应该凭借自身的价值获得承认，但还未被人们所认识”，并且“使那些由于尚未命名而被忽略或误判的生存模式和目标得以复原”。正如克拉考尔自陈的，这一关切将他最后的历史遗作与先前作品中对看似不同问题的考量，尤其是对摄影和电影的研究连接在一起。因此，他坚持认为，历史算不上是一门科学，正如摄影并非一门艺术，将历史与摄影进行比较将会带来深刻的洞见。
与他的总体态度一致，这本书并非试图系统阐释一种历史哲学或历史学方法论。我们不妨将之看作在书写和理解历史过程中对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的一系列沉思。他倾向于批判黑格尔（Hegel）和尼采（Nietzsche）、斯宾格勒（Spengler）和汤因比（Toynbee）、克罗齐（Croce）和科林伍德（Collingwood）提出的关于历史的普遍理论，对海德格尔（Heidegger）及分析哲学家的理论也颇有微词。【xiv】克拉考尔更认同一些实践历史学家的观点，譬如兰克（Ranke）和赫伊津哈（Huizinga），尤其是布克哈特（Burckhardt）、德罗伊森（Droysen）和马鲁（Marrou）、皮雷纳（Pirenne）和布洛赫（Bloch），以及巴特菲尔德（Butterfield）、卡埃基（Kaegi）、赫克斯特（Hexter）和库布勒（Kubler）。对此我深表赞同。克拉考尔是一位敏锐的批评家和杰出的引用者，不论批判还是赞同，他都以自己的洞察为指引。他对克罗齐历史“当前趣味理论”的精湛批判，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正合时宜，正如他对尼采或对“社会历史的当代沉迷”所做的批判。他的一些惊人见解应该引起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观念史是一部误解史。”“……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即摆脱了物质束缚的自由状态终有一天会改善人类的境况，这种假设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景。”“社会安排对文化趋势的影响非常模糊。”将历史学家比作观光者，或谈论流亡者治外法权的时候，他受益于自己的个人经历。当声明真理既在时间之内又超越时间之上的时候，他为人们将哲学史和知识史理解为一项有效任务和事业，提供了一种途径和视角。
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克拉考尔不愿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提出问题，从而为进一步思考打下基础。一般历史（通史）和特殊历史（专史）的差异，或如他所言，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的差异，代表着一种严肃的两难之境。克拉考尔似乎认为特殊研究的结果异常复杂、难以一般化，因此大部分会被通史学家忽略。对此，我略怀希望，相信随着时光流逝，具体研究的结果会浸入各类一般历史之中，【xv】各种相互矛盾的细节可以在相互比较和合理论述的前提下得到解决。
另外一个克拉考尔有力指出但未解决的难题是“时序”（chronological）时间和“有形”（shaped）时间的差异，前者是指发生在一定时期内所有事件的一般顺序，后者是指某一具体领域或传统所特有的独特顺序。关于这点，我要更为乐观，我试图在强调文化史多元主义的同时，将普遍性文化史概念作为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加以保持。
我们原本认为克拉考尔留下的这本遗作可能会显得残缺不全、支离破碎，正是由于他拒绝提出某种理论体系；但我们可喜地看到，这本书要比想象的更加连贯可读。不论出现在书中哪个位置，每一章节、每一段落，甚至每一个句子，各有其主旨和承载的信息。“导论”部分介绍了克拉考尔是如何开始对历史主题发生兴趣的，以及与他的早期作品相比，这本书占据了何种位置。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探讨历史相比于自然科学的地位问题。第三章涉及对历史“当前趣味理论”的批判。第四章“历史学家的旅程”重点强调历史事件的具体性，并对历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克服其主观方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第五章“历史世界的结构”探讨一般历史和特殊历史的两难之境。第六章“亚哈随鲁，或时间之谜”主要探讨时序时间和“有形”时间的两难之境。第七章“一般历史和美学方法”已经发表过，主要处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最后一章“前厅”（The Anteroom）讨论历史与哲学的关系，重点强调历史的中介特征。【xvi】
尽管有画蛇添足之虞，我还是非常感谢能有机会为本书添加寥寥数笔。我极为钦佩克拉考尔的为人、思想及写作，其原因本书均有体现。克拉考尔是我认识的最有教养的人之一，他对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及其背后的传统有着毫不妥协的是非观念，从这些传统中汲取他认为合理与适宜之处构建自己的世界。这种精神支持着他的所有写作，对此我深表赞同。我钦佩他的经验和洞悉世事的能力，羡慕他能将这一切以独特的方式付诸笔端。我觉得克拉考尔所说的一切均指向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专属于他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我也有部分的体认，并希望能够置身其中。他的所言所写是其思想和生活的珍贵见证，同时见证了他艰难经历、遭受不公但洞察深刻的那个绝非完美的世界。他所传递的讯息，我希望不会被今天各种喧嚣的口号所淹没，只要我们文明的智慧和财富历久弥新，能够为那些愿意阅读与思考并按照自己的思考生活与行动的人提供意义，它将继续被人所聆听、给人以教诲。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1968年8月，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