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最为多产、最具原创性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v】他的主要著作和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和方法，吸引了各类读者的关注。
克拉考尔在家乡法兰克福求学，攻读建筑学、哲学和社会学。1920年，他开始为当时德国主流自由派报刊《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撰写专栏文章。1924年到1933年，他先后在法兰克福和柏林负责报纸“杂文随笔”专栏（Feuilleton），其创新之处主要包括电影和摄影评论。随后，克拉考尔先后用德文和英文创作出版了关于电影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及一部小说，还出版了一部关于白领工人的论著。白领工人阶层拥有自己的兴趣、品味和政治倾向，先前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仅将体力劳动者及资本家作为重点研究的社会阶层，克拉考尔对白领工人的专题分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次重大进步。同时，克拉考尔还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of Frankfurt University）重要且具有批判性的成员，与研究所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私交甚笃，他们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和讲授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论题。
1933年，克拉考尔与妻子莉莉移居法国，【vi】八年后于1941年4月永久移民美国。与他背景相似的难民同胞很多都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但由于语言障碍，克拉考尔无法公开讲演，因此学术生涯受阻。他先后就职于美国国务院、现代艺术博物馆、波林根基金会和社会研究所。
我与克拉考尔第一次见面非常偶然，是在他就职《法兰克福报》的办公室里，那时我还是海德堡大学哲学史专业的一名博士生。当时，我还拜访了社会研究所，与研究所主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短暂会面。1939—1940学年，我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教师，随后才与克拉考尔熟识起来。那时，社会研究所已经从法兰克福迁到纽约，并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联系，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仍是研究所所长。1933年到1945年间，社会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大学拥有一间办公室，与大学其他院系和诸如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等研究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此间，克拉考尔一直在社会研究所担任教职。哥伦比亚大学的很多教职员工都会参加研究所召开的会议，阅读并讨论各类主题的学术论文。我也受邀参加每周一次的例会，适时提交了一篇论文。一次例会上，克拉考尔遇到了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也正是那次例会让我对克拉考尔有了重新认识，与他建立了长久亲密的私人友谊。
1960年，克拉考尔开始担任波林根基金会（Bollingen Foundation）的评论员和顾问。波林根基金会是一所捐赠机构，其董事深受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Carl C. Jung）影响，熟谙西方古典、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哲学、历史学、语文学及其他学科文化传统。我曾经在1960年申请到波林根基金会的资助，出版了《意大利之旅：意大利及其他图书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手稿补遗》（Iter Italicum: A Finding List of Uncatalogued or Incompletely Catalogued Humanistic Manuscripts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ian and Other Libraries）第一卷（1963年）。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克拉考尔以基金会顾问的职位，在我获批基金资助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vii】同年晚些时候，克拉考尔开始撰写一部论述历史的著作，经常就相关问题向我咨询，直到1966年去世，都与我保持紧密联系。我俩几乎每周都通过电话或在彼此家中进行长时间的学术交流，有时也去附近的咖啡馆或餐厅。作为作家和思想家，我对他充满敬意，因此非常乐于跟他交流。
克拉考尔完全清楚这本书对他而言是个未知领域，主要关涉历史研究，而非他先前著作中探讨的社会、社会学、文学或艺术史问题。他一再跟我讲到，他担心与阿多诺的交情会受挫，因为这本书是他思想的一次转折，背离了阿多诺一直关注的一些论题。
1966年11月26日，克拉考尔去世，这本论述历史的著作尚未完成。本书计划有八章，其中第一到第四章、第七章、第五章前半部分手稿几近写就，仅需细微修改。第五章后半部分、第六章、第八章，克拉考尔已经打好草稿或写好了梗要，相当可读，但需进一步仔细编辑。
应莉莉·克拉考尔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要求，我答应编辑本书手稿以备出版。我对已完成的章节进行了仔细检查，只做了些许修改，未完成的章节则需要大量编辑工作。我添加了简短的前言和后记，修订了脚注和参考书目。本书最终在克拉考尔去世三年后的196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纽约付梓。
克拉考尔去世后，他的朋友、学生和仰慕者将他的文稿和信件捐赠给了位于马尔巴赫的德语文献档案馆（Deutsches Literaturarchiv），感兴趣的学者可以在那里很容易查阅到。
随后的几十年内，在德国和美国，【viii】克拉考尔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声望不断攀升。1989年，克拉考尔百年诞辰之际，马尔巴赫文献档案馆举办了一场包括出版著作、私人文稿和照片在内的文献展，以此展示和纪念他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展览吸引了许多慕名者，并在德国其他城市巡展。在马克·安德森（Mark M. Anderson）教授和安德里亚斯·胡塞恩（Andreas Huyssen）教授的积极倡议和筹备下，哥伦比亚大学也于1990年举办了一场展览，同时组织召开了一场研讨会，讨论克拉考尔的生活和著作。与会发言者包括与克拉考尔私交甚笃的洛文塔尔（Loewenthal）。演讲论文于1991年在《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第54期以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特刊结集出版，其中还包括托马斯·列文（Thomas Y. Levin）制作的一份克拉考尔作品选目。
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克拉考尔，令我欣慰。但他们在努力借助克拉考尔的思想、作品和性格阐释各自理论的时候，我发现存在一系列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克拉考尔从法兰克福学派之外借用了一些观点，这尤其令他们沮丧。他的最终之作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存在明显差异。
有两篇文章专门讨论克拉考尔这部论述历史的遗作，发表在《新德国批评》1991年秋第54期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特刊（Special Issue），分别是格特鲁德·科赫（Gertrud Koch）的《克拉考尔历史概念中的流放、记忆与影像》（“Exile, Memory, and Image in Kracauer’s Conception of History”，第95—109页）和因卡·米尔德-巴赫（Inka Miilder-Bach）的《作为自传的历史：终结之前的最终事》（“History as Autobiography, 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第139—157页）。这两篇文章既没有对本书加以概括总结，也没有指出其内容与克拉考尔早期作品完全不同。文章脚注中引用的著作和文章，要么克拉考尔并不熟悉，要么就是他先前的著作，好像这本论述历史的书与他早期作品完全没有不同。文章也没有注意到，在本书的脚注和参考书目中，【ix】克拉考尔引用的大部分是历史学、语文学和哲学文献，从未提及自己的前期作品，也很少涉及他先前著作中随处可见的社会学家。最糟糕的是，文章作者暗示甚至直陈历史并非克拉考尔的主要关注对象。严肃且准确阐释克拉考尔最后著作的学术论著尚未出现。
这部重要遗作已绝版多年，现在新版发行以飨新一代读者，以此为起点，希望学界出现更加新颖、充分的阐释。
保罗·奥斯卡·克里斯特勒
（Paul Oskar Kristeller）
哥伦比亚大学
199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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