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与宦官
言论自由
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给明朝的国家财政造成了沉重打击。从这时开始，明朝大征矿税和各种临时税，表面上的理由是用来充当建筑宫殿的费用和宫廷花费，但是朝鲜战役等“万历三大征”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财政的重负当然就落在了人民肩上，人民中间的叫苦声和不满的呻吟渐渐汇集成巨响。政府官员中也有人深受刺激而开始激烈批评政府政策，即是说，言官们开始发言了。
在这里我们还要将张居正再请出来。他为了封住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烦人的发言而将监督言官的权力收归内阁，然后依靠强大的权力实行了言论管控。之所以能这样做，全是因为他身为皇帝的师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而当张居正离开宰相之位后，这次又矫枉过正，言官那种无所顾忌的发言又爆炸似的狂涌出来。他们对内阁、六部，还有其他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都不分善恶地一味批评攻击。而皇帝只知追逐自己的欲望，喜欢宦官跟在身边，却对大臣和高官的意见充耳不闻。因此位居政府要职的官员全都不敢担责任，找来各种借口推卸职务。政府缺人也不进行补充，有些职位竟然完全无人负责。
刚好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是京察之年（六年一回，中央政府考察官员成绩的制度）。担此重任的孙鑨和赵南星，以实现公正的人事评判为己任，不徇私情，却遭到对结果感到不满的人士的攻击，言官群体也对他们展开了激烈的批评攻击。顾允成为了解救两人而上书，却反而丢掉了官职，同时孙鑨等人也遭到了免职处分。第二年，宰相王锡爵为这起纠纷负责而请求辞职，于是神宗决定用廷推的方式（明代任用官吏的一种办法，重要的官职由数人公推，然后再由皇帝决定）选出继任人选。多数廷臣推举了王家屏等七位候选人，但是神宗都不满意，最后任命了其他人为大臣。而推荐王家屏的顾宪成（顾允成的兄长，1550—1612年，1580年成为进士，是著名的正义派官员，在立太子等事件中屡屡与内阁对立，后来成了东林派的领导者）也因为触怒了神宗而被免职，返回了故乡无锡。
东林集团
顾宪成回归乡里后，与弟弟允成携手，在北宋学者杨时创建的东林书院旧址重建书院并进行讲学，同时也评论时政和品评人物。在野名士深感共鸣，渐渐地东林书院汇集了天下之士，声名远播，泾阳先生（顾宪成）的大名更是无人不晓。
大体上，明代中叶之后私立书院便流行开来。但是到了万历初期，对书院深恶痛绝的张居正持续对书院进行打压，前后查抄了六十四所书院。因此，不喜张居正政策的书院主人和退职官员们，恐怕早就积累了一肚子的火气和牢骚。而张居正去世后，随着书院的复兴，他们终于迎来了一吐心中不快的机会，于是开始盛赞言论之自由。言官激烈的发言也与此不无关系。
当时江苏的毗陵有经正堂，金沙有志矩堂，浙江的嘉兴有仁文书院等，这些书院常常邀请泾阳先生做演讲，另外赵南星也经常从乡里写信给顾宪成。还有在京师创办了首善书院的邹元标也属于同一学派。他们的名声响彻天下，人们尊称其为“东林党”，甚至政府的当局者也对其颇为忌惮。在这之后，东林党和不属于东林党的派别爆发了政治斗争，导致政局陷入了激烈的混乱之中。
东林书院
党争的原因之一与立太子问题有关。万历十年（1582年），恭妃诞下了皇长子朱常洛，四年之后（1586年）郑贵妃诞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他们都不是皇后的亲生儿子。照常理来说，当然应该是皇长子做皇太子，将来成为下一任皇帝。但是神宗宠爱郑贵妃，对其异常优待，于是廷臣担心皇帝会立皇三子为皇太子，而宦官内部也分为两派暗中活动。如此一来，张居正去世之后的万历十年至二十年中，朝廷和内廷都结成了许多小圈子，他们互相中伤对手，以使本派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二十岁了。神宗终于下了决心，将其立为太子，而皇三子福王则被封至洛阳。但是福王结婚时用度三十万，洛阳宅邸也耗费二十八万，这都是常制十倍的大笔支出，远远超过了皇太子的待遇。这些开销都摊派在各省身上，不足的部分由宦官筹集。但是，洛阳宅邸好不容易建起来了，那位被捧在掌心上的福王却不去住，而是待在京城出尽风头，这也成了引发众人议论的导火索。
进一步让党争激化的是推举李三才（通州人，1574年进士）为大学士的问题。李三才在万历初年进入仕途，历任诸官，屡屡上奏力陈矿税之害，有慷慨直言之名。正巧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内阁出缺，需提名候补。向来与李三才关系很好的顾宪成推举三才的书信被公开之后，反对派就召集众人对李三才进行攻击。
当时攻击东林派的集团很多，有以安徽省宣城出身的汤宾尹为中心的宣党、以江苏省昆山顾天埈为中心的昆党，此外还有山东省的齐党、湖南湖北的楚党、浙江省的浙党等，他们组成了联合阵线，将顾宪成和李三才等人合在一起称之为东林党，对其大加攻击。当时位同宰相的叶向高（1559—1627年，福建省福清出身，1583年进士。素有主持正论之名，1607年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试图解决混乱局面，却反被视为偏袒东林派，结果遭到了非东林集团的抵制和诘问。加上此时又发生了一些怪异事件，于是党争更加白热化，终于陷入了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这就是三案问题。
三案问题
三案指的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事件。
梃击案同让人议论纷纷的皇太子与皇三子福王干系甚大。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手持枣木棍，潜入皇太子所住的慈庆宫，击伤了门卫，最后被抓住了。调查之后发现，他是受了某位高官的命令，从一位宦官那里拿到棍棒，然后闯入慈庆宫的。好些廷臣激愤地认为“这是郑贵妃所为，她想为自己的儿子福王除去皇太子”，而被供出的廷臣和宦官最后都被处刑。①
在这之后的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驾崩，皇太子即位，这就是光宗。此后不久，光宗生病了，于是喝了宦官崔文升调配的药，但是病情反而恶化了。刚好鸿胪寺的官员李可灼手头有“良药”，于是光宗吃了这个“红丸”，情况好转了些。第二天李可灼劝光宗再服一剂，然而光宗却很快就死掉了。“啊，完蛋了！”东林派议论纷纷，指责道，“是崔文升和李可灼下的毒！”而为这两人辩护的大学士方从哲也遭到了弹劾。这就是红丸案。光宗从小就因为与弟弟的关系被人闲言碎语，好不容易在三十九岁时登上了皇位，但仅仅一个多月就遭遇了不测。真可谓是“良药苦口”。
而光宗驾崩之后，怎么对待最受帝宠的李贵妃又成了一个问题。李贵妃不是皇太子的生母，但一直代替其亡母抚养皇太子，与其同起同居。光宗驾崩的同时，李贵妃和心腹宦官李进忠（其后的魏忠贤）合谋，强行留居乾清宫（在皇极、中极、建极三殿之后，为天子正寝），企图操纵皇太子。于是廷臣杨涟和左光斗站出来坚决支持皇太子，将李贵妃迁往了其他宫殿，皇太子终于成功即位。这就是下一任皇帝熹宗（天启帝）。这个事件被称为移宫案。由于对待先帝的贵妃失礼，这些大臣成了舆论的众矢之的。
这三个案子都是涉及宫廷秘密的不明真相的事件，但其实都是神宗时代立太子问题的后遗症。而围绕着种种议论，廷臣之间出现意见分歧，互相组党进行政治批评，深陷于权力争夺当中。再加上皇帝频繁交替，这种党争更不知何时才是个尽头。在一片混乱中，意想不到的伏兵横夺了大权，这就是魏忠贤。
东林派与魏忠贤的对决
东林派和非东林派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之际，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派的赵南星当上了吏部尚书。刚好又逢京察之年，于是他利用此次机会提拔了本派官员，而打压了反对派。非东林集团迫不得已只能与宫廷内掌权的宦官魏忠贤联手。魏忠贤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开始全面染指政治的中枢。
魏忠贤本来只是个不学无术的无赖。据说他年轻时和恶友赌博输光了身家，被修理得很惨，于是便自行做了宦官。这个人还一肚子坏水，对自己有用的人就马上巴结，一旦情况不妙就转而陷害对方。
他最初担任光宗生母王氏的典膳，看到宦官魏朝在宫廷中很有势力，于是就与其结为兄弟，通过他的举荐得到了太监王安的知遇。后来，他看上了熹宗的乳母——与魏朝相好的客氏，从此两人开始私通。客氏也喜欢魏忠贤野性的一面，于是赶走了魏朝。熹宗即位之后，客氏和魏忠贤深受皇帝信任，势力愈加庞大。此时王安已成了阻碍，于是他又伪造诏敕谋杀了王安。
熹宗像
熹宗完全无心理政，一切都交给身边的魏忠贤。魏忠贤深恐哪天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皇帝面前暴露出来，甚至将魔爪伸向了宫廷内的皇妃。
光宗的选侍赵氏看不惯客氏和魏忠贤，于是被一道假敕旨赐死。她把光宗赠送的礼物一件件摆在案几上，西向礼佛，然后悬梁自尽了。熹宗的妃子张氏被客氏和魏忠贤幽禁在别室，连食物也没有，只能趁着下雨匍匐着喝些屋檐滴下的水，很快就死掉了。妃子李氏感到有生命危险，于是悄悄地在轩瓦之间藏了食物。后来她果真被客氏和魏忠贤幽禁起来，但是半个月过去了她还没死。虽然她后来被贬成低贱的宫人，但是好歹保住了一命。客氏和魏忠贤的专横甚至危及皇后，当时皇后怀上了孩子，他们便使手脚致使皇后滑胎。
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将宫廷内的内操增员至万人，全都划入自己管辖之下。接着他又进一步控制东厂，得到了监察权，之后终于将矛头对准了廷臣。这一时期政府的重要职位都为叶向高、赵南星等清一色的东林集团占据，即便是魏忠贤也颇感棘手。他稍有所动作，就有杨涟等七十余人上书力数其罪状，这让他一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但此人本来就是个鬼头鬼脑之人。他直接跑到熹宗跟前哭诉，客氏也在旁为其辩解，于是熹宗便安慰了魏忠贤，使事情不了了之。他乘势而起，勾结非东林集团，制造口实将东林集团人士接二连三地驱逐出朝廷，于是政权转而落到非东林集团的手中。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又将以东林书院为首的各地东林集团的书院都摧毁一空。
九千岁魏忠贤
魏忠贤在内朝外廷都已唯我独尊，愈加威势熏天。他大肆提拔自己一伙党徒，霸占了所有政府要职。这些人顶着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等名号，为非作歹，作威作福。人们就算只是小声地提起“忠贤”两字，都会立马被抓起来剥皮抽舌。这样的人数不胜数，百姓已经到了连说说闲话都不敢的状态。官员中也出现了阿谀之徒，试图巴结魏忠贤一伙，靠讨其欢心出人头地。
天启六年（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祯在杭州西湖边上为魏忠贤建了生祠，熹宗赐名“普德”。此风一起，天下风靡，最后甚至发展到将魏忠贤像搬进国子监和孔子同列享祭的地步。这些生祠的建设费用少则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开封在建造生祠时毁掉了两千余栋民间建筑，将生祠造得似九重宫殿一般。而魏忠贤在市中通过时，士大夫们伏地跪拜，齐唱“九千岁”。对生祠中的魏忠贤像也要三拜五拜，口称“九千岁”。
毅宗生母刘皇后像
但是，熹宗在位七年后驾崩，弟弟毅宗（崇祯帝）即位。此时魏忠贤等人的处境就完全反过来了。毅宗本来就对其所作所为咬牙切齿，立马就将魏忠贤流放到凤阳，在途中又下令将其逮捕。魏忠贤也深知自己在劫难逃，于是自缢而死。他的党徒们大多自杀，客氏也受笞而死。毅宗还下诏将魏忠贤的尸体处以磔刑，首级曝于河滩，问其罪于天下。与其勾结的非东林集团也或是被杀，或是流放，受罚者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其势力几乎从政府要职上被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东林集团，他们又再次占据了朝堂。但是此时国内已经处处是流贼，东北的满人也成了不可小觑的威胁。大明国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紫禁城的落日
东北旋风
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现在中国的东北地方上居住着三大女真部族，分别是分布在黑龙江下游流域到俄罗斯沿海州一带的野人女真、位于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位于长白山一带至牡丹江的建州女真。
明朝又在此地建立了许多卫所，巧妙地进行怀柔。但是明朝统治力量衰弱之后，女真部族的动作就渐渐多了起来。终于在明神宗的时代，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崭露头角（1559—1626年，清太祖，姓爱新觉罗。幼年经历苦难，1583年二十五岁时形成独立势力，降伏各部族。在萨尔浒山一战中取得大胜后，开始与明朝正面对抗），他的势力就如台风之眼一般急速扩张开来。
努尔哈赤在女真的势力首次为明朝所知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当时他为报父祖之仇，攻入了尼堪外兰居住的图伦城（今辽宁省苏子河流域）。尼堪四处逃命，最后藏到了明的庇护之下。其间努尔哈赤接连攻占周围的各个城池，将从兴京到抚顺的几乎全部要地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随后向明朝索要尼堪。当时辽东的总兵官是李成梁，他认为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杀有自己的责任，为了不把事情闹大，他便将尼堪交给了努尔哈赤。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赐予努尔哈赤都督佥事的称号，这也是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最初的正式关系。
对努尔哈赤来说，向明朝表示恭顺也有利于他扩大势力，因此他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亲自到北京进贡，此后又多次向明朝馈赠物品。明朝当时正好为朝鲜问题焦头烂额，因此赠予了其龙虎将军的称号并与其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后来，努尔哈赤势力继续发展，不再满足于统一建州女真，甚至连海西女真都想吞并。震惊之下，明朝方面这才开始采取动真格的对策。
后金立国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部下的推举下登上了汗位，定国号为大金②，年号为天命。很明显，这是对明朝发出的独立宣言。努尔哈赤认为明朝绝不会放任事态发展，于是他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向明朝发出了宣战布告，理由为“七大恨”，也就是“明朝杀我父祖”“明朝杀我使者”“明朝违背誓约支援了海西女真的叶赫国”等七条。
然后努尔哈赤率领仅有二万人的军队攻陷了明朝的前线基地抚顺城，又派一队威胁清河城。大惊失色的明朝起用了有辽东作战经验且参加过朝鲜战役的杨镐，望其一举歼灭努尔哈赤。杨镐在第二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率领近十万大军，兵分四路逼近努尔哈赤的大本营兴京。但是，他在抚顺城附近的萨尔浒山战役中大败，瞬间便丧失了四万军队，最后落荒而逃。而赶来支援明军的朝鲜军队也在努尔哈赤面前投降了。
这次战役是决定明和后金兴废存亡的一战。努尔哈赤乘势而起，接连攻陷了开原、铁岭，切断了明朝与叶赫国的联系，灭掉了强敌叶赫国。明朝当即将打败仗的杨镐免了职，起用了素有刚毅之名的熊廷弼（1569—1625年，湖北江夏出身，1598年进士。他曾受命巡按辽东，力说辽东之危机，因此被选为杨镐的继任者，但是他的施政建议并没被采纳）为前线指挥官，令其赶赴辽阳。但是熊廷弼在明军当中不得人心，部下将军中颇有些人心怀不平，他们向中央秘奏了熊廷弼的种种缺点。而中央当时神宗驾崩，此后光宗、熹宗相继为帝，帝位三转，政治体制亦无定策，于是不久就又将熊廷弼解任了。
就在明军方面频频换将、事态纷乱之际，努尔哈赤已经开始攻击下一个目标沈阳了。熊廷弼的后任指挥官是袁应泰，其时有蒙古部族因饥馑而前来求食，他将他们放进了沈阳和辽阳居住。但是当努尔哈赤在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攻击沈阳的时候，这些蒙古人做了内应，因此虽然守城明军英勇善战，沈阳还是简简单单地就陷落了。沈阳陷落的报告还没抵达北京，努尔哈赤的大军就接近了辽阳，这里也因城中蒙古人做内应而陷落了。袁应泰自杀，军民中的多数都向后金军投降了。至此，辽河以东基本上都落到了努尔哈赤手中。
败仗连连
连指挥官都命丧辽东，大明朝廷陷入了十足的狼狈之中。结果明廷又再次任命熊廷弼为经略，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命其安定广宁（今之北镇）一带。熊廷弼在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上奏了“三方布置”之策，这个战略是在广宁配备陆军以牵制敌军，在天津与山东的登州和莱州派驻水军以包围辽东。而王化贞的主张是强化辽河沿岸的守备。但是熊廷弼对之不屑一顾，强行实施了三方布置之策，于是熊、王之间关系恶化，这在后来的战斗中成了一大缺陷。
第二年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从辽阳出发，渡过辽河，进攻广宁。王化贞从广宁移军向西，而熊廷弼虽声称要死守宁远（现在的兴城），但早已吓得腿软，立马就引兵退到了山海关。由此，辽河以西，山海关以东几乎都落入了努尔哈赤的手中。
明朝誓要收复失地，于是任命兵部尚书孙承宗为经略，并修筑宁远城，令袁崇焕（广东东莞人，1619年进士。任职于兵部，曾上言力陈辽东守备之策，并奔赴宁远，击败了此前未尝一败的努尔哈赤）在此守备，并夺回锦州、松山等城，强化了守备体制。
另一方面，后金也在忙于巩固后方根据地。努尔哈赤一开始将都城设在兴京，后来随着后金控制范围的扩大又迁都到了辽阳的东京城。天启五年（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又将都城移到了沈阳，这就是盛京。当时大多数部下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营造起来不过三年，如今又要迁都，只是让人民受苦而已。”而努尔哈赤则说道：“沈阳是景胜之地，向西征明得宜，向北攻打蒙古也只需两三天，向南征讨朝鲜也很便利。”市村博士推测，仅仅出于这点理由就放弃刚刚建起来的东京城委实奇怪，恐怕是当时明朝的势力已经有所恢复，所以后金才做了此决定。
孙承宗开始出击，以宁远为中心，明朝收复了松山、锦州等地，自山海关以北，明朝势力沿海向东北推进。面对明朝的反攻态势，辽阳显得有些过于靠前了，再考虑到他们还要与原先的根据地兴京保持联络，则此时暂且后退到沈阳应该是更为安全的做法。
但是明朝好不容易出现一点点恢复的苗头，结果却从内部崩溃了。一次偶然，明朝的一员大将攻打后金城池失利了，北京政府立马就唤回了孙承宗，替换了指挥官。这位新的指挥官认为山海关之外难守，主张不仅应从锦山、松山等城撤退，甚至也应该放弃宁远，明军撤退回山海关内。但是，负责宁远城守备的袁崇焕坚决不撤退。此事传到后金耳中，他们喜出望外，努尔哈赤在天启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从沈阳出发，一路攻城略地，仅仅十日就进军到了宁远城外。
努尔哈赤先是给城中送信，劝袁崇焕投降，他说：“我有二十万大军，必定攻陷此城。现在降服，可享高官厚禄。”但是袁崇焕回信道：“号称来兵二十万，看着也不过十三万，我方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努尔哈赤开始强攻，但是宁远城墙坚固，袁崇焕以下诸将士勇敢奋战，加上城内装备的葡萄牙新式大炮发挥了神效，因此一举反转胜负之势。后金一方进攻了三天三夜，却不能撼动宁远分毫。最后，大炮重伤了努尔哈赤，后金军队只能士气沮丧地撤回了沈阳。由于伤势严重，努尔哈赤在此年八月去世了，终年六十八岁。
清太宗
宁远的胜利让明朝欢欣鼓舞，对立功的将士大封官职并嘉奖赏赐，北京还派出了特使封这门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为其举行了祭祀。
后金的下一代君主是太宗皇太极，此人是丝毫不逊色于其父努尔哈赤的英主。他一方面进攻朝鲜，解决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又把势力向西推进到蒙古，与蒙古的喀喇沁部结盟，令蒙古为先锋，绕开宁远，从远处越过万里长城入侵华北。慌张的明毅宗马上唤回袁崇焕等人，令其负责对后金军的防卫，但是太宗派出间谍使出离间计，导致毅宗处死了袁崇焕。
后金军队不久就从华北撤退了，在这之后他们攻击蒙古的察哈尔部，又收服了鄂尔多斯部和苏尼特部等蒙古部族。同时他们大量吸纳汉人，又将葡萄牙大炮弄到手，一步步地充实了国力。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将年号改为崇德，国号定为大清，尝试对明朝发起正式进攻。但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太宗在沈阳猝逝，征服明朝的事业落在了年仅六岁的幼帝福临，也就是清世祖肩上。
流贼蜂起
毅宗流放了魏忠贤，立志要一举清除熹宗时代的弊害。但是他激昂的斗志在面对进逼万里长城的清军和各地蜂拥而起的流贼时毫无作用。清军的攻击从万历以来就没间断过，明军连吃败仗，又为补充防备而疲于奔命，如此一来军费猛增，像是无底洞一样。为了筹备军费，明朝只能增税再增税，此时征税额已经达到了二千万两，超出平时财政岁入的五倍。百姓疲惫至极，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毅宗感觉到了国家的危机，悄悄地同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能否与清太宗进行和谈。但是此事却意外地遭到泄露，于是受到言官激烈的攻击，最后未能成功。
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地方遭逢大饥荒，成群饥民立刻便掀起了暴动。他们由府谷（陕西省）的王嘉胤和安塞（陕西省）的高迎祥等人率领，杀害官宪，劫掠邻近的城市。其势力并不局限在陕西一省，最后发展成了波及各地的大规模起义。河南、山西、河北等地亦有起义，明朝政府的力量已经无法镇压了。
这些起义当中最成势力的是张献忠和李自成。张献忠最先是王嘉胤的手下，他诡计多端，在众人当中很是出挑，别称“献贼”。崇祯五年（1632年），他与高迎祥联合之后势力愈加强盛，纵横山西、河南、陕西，甚至发展到安徽、湖北各地，劫掠诸州诸县。后来他在与官军作战时身负重伤，曾一度寄身于李自成。接着，他又攻入四川占领成都，自称大西国王，与李自成相抗衡。张献忠最后被清军打败，被斩首。
李自成出身于陕西省米脂县，年轻时就精于骑射，好与人斗。他害怕被官府逮捕，于是逃出了故乡。后来他投身于高迎祥的帐下，高迎祥为闯王，李自成则为闯将，他们一伙人被称为“闯贼”。不久之后他们和张献忠协同作战，势力得以扩大，在陕西、河南、山西、湖南、湖广、四川等地攻守。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起义军在荥阳（河南开封附近）召开了大会，与会者有十三家七十二营，总人数三十万有余。如何与官军作战才好？争论不休之际，李自成站起来发言：“一个人也可以奋战，不是吗？现在我们有了十万大军，官兵根本拿我们没办法。我们各自分头作战吧！”于是起义军便结成了统一战线，分头向四川、湖广、河南、陕西、东部五大地区进击。次年，高迎祥被官军抓住处决了，众人便推举李自成当了第二代闯王。③
李自成称霸
李自成生性残忍，杀人之后斩足开腹，连眼都不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攻下洛阳，抓住了神宗的爱子——年纪轻轻时就举世瞩目的福王。他将福王杀了，以其鲜血混合鹿肉酒而饮，称为“福禄酒”。他极尽暴虐，但是举人李岩等人投归帐下之后，他的内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李岩等人告诫他：“要想得到天下，就不能杀人。”自此之后，李自成多次将掠夺而来的财物分给饥饿的民众，留意收买人心。李岩还教小孩子唱歌谣以做宣传：“迎闯王，不纳粮！”
李自成的声望渐起，汇集到其麾下的人士也与日俱增。他乘势从南阳前往开封，又攻陷了襄阳和荆州。从这个时候开始，李自成愈加渴望霸权。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改襄阳为襄京，修葺了明朝襄王的宫殿作为己宅，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并整顿军队，严肃军规。另外，他又制定了百官之制，安排了以左右大臣为首的侍郎、郎中、从事官等官职，朝着国家体制迈出了第一步。这个时候，结成同盟的十三家大半或降或死，势力强大的只剩下张献忠一股了。于是李自成于次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进入西安，自称王号，建立了大顺国。
在这之后，只剩下攻进北京夺取明朝帝位了。但是张献忠在南方的长江流域残暴妄为。他攻陷武昌之后擒住了明之楚王，将其关在笼里沉入了长江，楚王一族和许多平民也接连被杀并被投入长江，以致江面上浮尸层层叠叠。据说过了一个月，长江的鱼鳖都还无法食用。接着，张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占据了楚王的宅邸自称“西王”。李自成勃然大怒，遣书诘问。不久之后明朝官军也打败了张献忠，于是张献忠逃亡到了长沙。在这种局势之下，李自成基本再无后顾之忧，终于开始进攻北京了。
景山悲剧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从西安出发的李自成进入山西省，向北攻陷了太原。他用游击战的方式隐藏行踪，到达大同，之后经由居庸关从西北进逼北京。
此前毅宗已经号召天下勤王，但是已无人响应了。大学士建议立即迁都南京，但是这也未能实现。李自成方面巧妙地侦察到了北京的情况。他让部下化装成商人进入城内，买通明朝官员，打探到朝廷的所有机密。三月十七日，毅宗召集群臣，咨询最后还有何手段。群臣只是一味哭泣，谁也拿不出办法。此时毅宗得报，称李自成的军队已经攻到了京城周围，但是明朝军队的主力已经投降了。毅宗只能做最后的努力，让宦官们死守城门。
第二天十八日，李自成逼迫毅宗让位，毅宗破口大骂。日暮之际，外城门已破，李自成的军队如潮水一般涌入京城。毅宗走出宫殿，登上城中的景山（北京城内北边的小山，又称万岁山、煤山），望见烈火熊熊染红了天际。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啊！我光让百姓受苦了啊！”之后他回到乾清宫，将两位皇子托付给外戚，让女官们自行离去。然后他与皇后对饮了离别酒，皇后自缢而死。毅宗又叫来他最宠爱的公主，叹道：“你为何要生在帝王家啊！”说完左袖掩面，右手挥刃砍下。公主年方十五，就这样也香消玉殒了。④
十九日清晨，内城城门也危在旦夕了。毅宗亲手敲响了警钟，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毅宗再次登上景山，在刚刚建好的寿皇亭里自缢而亡。他的衣襟上写着如下遗诏：“朕自登基以来十七年，才德微薄，触怒了上苍，因此上天惩罚于朕。但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朕。朕死后无颜面对祖宗，自己卸去皇冠，用头发盖住脸面。任凭贼人把朕五马分尸，只愿不要伤及无辜百姓。”⑤
此时随其而死的，只有一位宦官而已。
至此，明朝三百年的历史也迎来了尾声。李自成得意扬扬地跨马进入承天门，登上了玉座。但是清军已在长城附近虎视眈眈。时代一变，清朝的天下开始了。
① 被秘密处死的是郑贵妃手下的两名太监，似未有廷臣受牵连。——编注
② 史称后金。——编注
③ 《明史》卷三百零九：自成进曰：“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皆曰：“善。”——译注
④ 据《明史纪事本末》载，长平公主被崇祯帝“右挥刀断左臂”，但长平公主“未殊死”。——编注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九：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