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贸易重启
足利义持的强硬态度使日明贸易中断了好一阵子。同时倭寇也在望海埚之战中惨败，基本无法再兴风作浪。
风平浪静之际，首先递出了橄榄枝，希望重新缔结国交的是明朝。明宣宗在外交方面十分积极，他认为别的国家全都过来朝贡了，却只有日本久疏往来，这怎么可以呢？便请琉球从中斡旋，向日本方面传达他的旨意。于是，日本在永享四年（1432年）又派出了遣明船。
日本方面看样子也早就翘首以盼了。义持之后的将军是义教，他欣喜非常，不顾路途遥远专程跑到兵库，亲自祝贺遣明船出航。是否使用“日本国王”的称号，以及是否使用明朝纪年，这些义持时代的大问题此时都得到了现实的处理——日本按照明朝方面的要求采取了“表文”的形式。当时日本人对“唐物文化”（即中华文物）无限憧憬，大概正是这点让他们采用了求实不求名的做法吧。
此次永享遣明船由五支船队组成，一号船主是将军家，二号是相国寺，三号是山名家，四号是三宝院以下的诸寺社和斯波氏等守护大名总计十三家，五号是三十三间御堂。船上装载的货物有硫黄、苏芳木、刀、扇子、漆器，等等。其中的硫黄乃是岛津氏听将军之命提供，有十五万斤。船队的每艘船有二十张帆，乘员包括正副使节等人在内总共一百五十人。要派出一艘船，需要租金三百贯、整修费和工具费三百贯、船员四十人的报酬共四百贯、装粮食和淡水的木桶费及翻译费等杂费共五百贯，加起来总共需要一千五百贯铜钱。当时的价格标准是大米一石值一贯铜钱，相当于我们现在（1967年的价格）的一万八千日元。这也就是说，准备一艘船就要花费大约两千七百万日元。此外还要加上船上货物的价值。派出遣明船需要的庞大开销由此可见一斑。
在日明双方的合作下，永享遣明船顺利地完成了使命。明朝收下日本的贡物，并回赠了铜币、宝钞、布匹和丝绸，而且派出使节随回程遣明船抵达了日本。明朝使节向日本重申了两项要求：一是加强对倭寇的取缔，二是送还被掠的明人。
成祖命令足利义满取缔倭寇的敕书（浅野家藏）
于是双方的贸易关系又重新上了轨道。日本派出的勘合船来来往往，而当中又出现了一些伪装的勘合船。他们在船上同时携带商品和武器，如果遇到了明朝的官兵就给他们看商品，自称是来入贡的糊弄过去，如果对方毫无防备，就马上拿起武器进行掠夺。明朝的官吏都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因此看到了也当作没看到的样子，更助长了此种歪风。
这些人不时烧毁官仓和民家，掘毁坟墓。日本战国时代的那些陋习，他们都原样带到了中国。但是当时明朝的纲纪到底没有弛颓到那种地步，因此注意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就加强了对他们的取缔，使得这些恶徒老实了下来。只是，倭寇猖獗放肆的倾向，总归是一股潜流。
贸易受限
中日双方互生疑心，引起了一些利害冲突，而步入轨道的官方贸易也不复往日的顺利。足利义政将军派遣宝德遣明船的时候，这个问题彻底暴露了出来。
众所周知，义政将军是一位“新舶来唐物”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不用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时代的风尚。义政将军列出的购物清单中，北绢、唐纸、砂糖、豹皮、麝香脐、唐墨、蜡烛等物品琳琅满目，由此可见其一端。宝德遣明船的声势十分浩大，由九支船队组成，规模比二十年前永享年间的那次增加了一倍，这也反映出当时日本上下对唐物的万分喜爱。宝德船携带的货物有硫黄397500斤、铜154500斤、苏芳木106000斤、太刀9500套、扇子250把、莳绘器物634个，数量十分惊人。由此可见，日本方面可是打足了如意算盘：
当时进口货物中卖得最好的是生丝，唐丝一斤250文到了日本就变成了价值五贯铜钱。而在出口货物方面，日本备前和备中地区的铜一驮价值十贯铜钱，但是渡海到了明朝的贸易港明州或是云州，就能换到价值四五十贯的上品生丝。另外金和苏芳木在两国之间也有巨大的价格鸿沟。我们上面点到的只是进口物品当中的大宗商品，但其实远不止这些。比如说，中国的道士和女官们穿的旧衣服在日本也很受欢迎，因为这些都是高级布料，在薄纱之上施以印金。虽然这在中国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但带回日本就成了抢手货，即使是五寸、三寸的布头也有人抢着要。
《筹海图编》所载倭寇的入侵路径
这些市场记录都来自楠叶西忍的报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做这种买卖，最好是投入大量资本，一次性购买十种以上货物。这是因为有些货物的价格能翻十倍乃至二十倍，而有些则可能亏本。所以说到底，这终究是一种投机事业。进行跨海贸易的商人们都要投入巨资雇船，甚至还有人以返还四五倍利息的条件进行借贷。此外，再想想那极端危险的航海、那些觊觎宝船的海盗，就知道这确实是赌上了性命的冒险。日本战国时代的强悍之风，以及永不满足的商人之魂，才使得这些冒险能够实现吧。
而应对此辈的明朝方面，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苦楚。外国向明朝供奉了各种特产品，能够支配这些奇珍异宝，让君临世界的皇帝感到满足。但是，一旦所需的赠答品超出了限度，致使国家财政空虚，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日本的这次宝德遣明使远道而来，然而明朝实在没有能力接受这些超额的进贡物了。
这个时候，由于北方蒙古的入侵，大明北边正骚动不已。瓦剌的也先入贡，明朝为赏赐就耗费了一百万两以上的白银。和现在不一样，当时的日本对大陆情况的认知完全是一抹黑。因此日本毫不了解明朝的内部情况就来了，只能说是太不走运了。结果双方的交涉陷入了僵局。
明朝方面给了一个说辞，称之前永享时期双方已经更改了条约，贡船限定在三艘、人数限定在三百人以内。可是这次日本严重违反了约定，船队规模超出了三倍，携带的私人货物多达十倍。如果按照宣德时期的旧例定价，则高达铜钱二十一万七千贯。这样太不像话了，所以明朝决定大幅削减价格，支付三万四千七百两白银。
当时公认的比率是银一两相当于铜钱一贯，因此上述定价只相当于宣德时期的六分之一不到。然而如此大幅的降价，其标准其实是不清楚的。之前我们也说过，这是按大明宝钞算出的结果，但是宝钞本身的价值就一直在暴跌。大明开国之初，宝钞一贯相当于银一两；但是到了永乐时期，银一两已经相当于钞八十贯，即宝钞只相当于原来价值的八十分之一；到了弘治时期，宝钞已经跌落到千分之三的低价了。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在政策上不顾其实际的价格，将法定价限定在十分之一，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价格”。朝贡时送来的贡物也据此政治价格换算，六分之一的数字可能也是由此算出来的吧。
不难想象，明朝公布这个价格的时候，日本方面是如何大受打击，他们之前的小算盘全都白打了。其实日本商人的小算盘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事实上永享那次用的也是政治价格。就拿日本刀来说吧，按照日本行情大概是一把相当于八百文到一贯铜钱，但是在大明市场上能卖到五贯铜钱。而永享那次，明朝政府的购买价格是一把十贯，为市价的二倍。当然，这也就是在宣宗慷慨款待外国来客的年代出现的待遇，而到宝德年间就变成半价了。甚至到后来规定变得愈发严厉，不仅一把只付三百文，又把数量限制在三千把以下。
倭寇登陆（出自传仇英笔《倭寇图卷》）
之后，由于日本方面再三要求提高数额，结果还是增加了一万贯铜钱和一千五百匹布帛。最后，日本使节收下六万贯铜钱和五百匹缎子踏上了归途。当中有些人甚至连商品都没卖出去，就这么原样带回了日本。西忍曾叹息这次遣明船的遭遇，说他们由于各种准备不周，结果什么生意也没做成。《明史》当中也记载说日本人士“怏怏而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日本使节仿佛要把不满都尽情发泄出来，竟在上京路上的一个叫临清的地方掠夺民货！遭到明朝将校的诘问后，又重伤将校。鉴于日本使节的这种暴行，明朝在弘治年间又将准许日本入京的人数限制在了五十人以内。
倭寇登陆后观察形势（出自传仇英笔《倭寇图卷》）
如此这般，由于明朝的内部情况和日本方面的非法行径，中日官方贸易随着年月的流逝增加了种种限制。因此在这之后，日本与大明之间为了限额发生了许多摩擦，朝贡贸易也渐渐失去了魅力。
宁波之变
嘉靖二年（日本大永三年，1523年）的五月一日，在日本船的停泊港宁波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日本的大内和细川两家使者互相大打出手，造成惨烈伤亡。
这一时期，勘合贸易经营权已不在足利将军手上，而是落到了细川和大内两家手中，这两家为主导权争得不可开交。细川氏支持堺商人，大内氏支持博多商人，两派相持不下。
正德六年（日本永正八年，1511年）的遣明船是大内氏主持的。这个时候明朝的武宗即位（1505年），与此同时发行的新勘合符都被大内氏独占了。然后到了世宗的嘉靖二年，按照十年一贡的约定，又到了日本派遣使节访明的年份。于是大内氏理所当然地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派出了三艘勘合船，以禅僧宗设谦道为正使。但是细川一方对此并不服气，他们为了与之对抗，又命僧人鸾冈瑞佐为正使、中国人宋素卿为副使，带着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符从堺出发，经由海路抵达宁波。可是他们入港一看便发现，大内一方的船已经先到了。
显而易见，情况对细川氏非常不利，不过副使宋素卿自有手段。此人本名叫朱缟，是宁波本地人。据说他小时候因为唱歌好听而深得日本使节的欢心。后来，由于当中间商的叔父拿了日本商人的刀和扇却没付钱，朱缟被卖给了日本人抵债，于是他在弘治九年（日本明应五年〔1496年〕）来到了日本。在这之后，他在遣明贸易的领域大展其才。正德五年（1510年），他给此前提到的恶宦官刘瑾赠送了千两黄金，从而得到了破格待遇。
当时，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宋素卿立马就给市舶司的太监赖恩送去了贿赂。结果效果立现，明朝一方马上打破先例，先从细川一方开始检查贸易品，而把先入港的大内一方晾在了一边。招待宴会上的席位次序也是让细川一方坐在大内一方上头。
倭寇焚掠民家（出自传仇英笔《倭寇图卷》）
两家本就积怨很深，这事肯定不可能就这么轻易了结。大内一方认为自己才是正当的使节，至此终于遏制不住暴怒，宗设带着自己的手下袭击了细川的人马，杀了十二人。作为武家的精神导师，禅僧们也会挥舞破邪之剑。面对此种事态，太监赖恩又把武器发给细川一方暗中加以援助，所以这事更加闹得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宗设他们一把火烧了接待所嘉宾堂，又袭击了武器库，甚至把细川的船也烧掉了。然后他们追杀逃跑的宋素卿等人，一路追到了绍兴城下。明朝方面没能抓住他们，他们又返回了宁波，沿途一路肆意杀烧抢掠，又俘虏、杀害了防备倭寇的明朝将士，最后从海上逃走了。
对此公然的暴行，明朝官民竟然全都坐视不理，没有一个人拿起刀反抗。这想必让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好对付吧。这次异常事变可以说正是后期倭寇的开端。
市舶司的废止
宁波之变后，宗设等人烧毁的嘉宾堂得到了重建。但是明朝人对日本的观感变坏了，充满了不信任和厌恶感。当时年少气盛的夏言向朝廷上奏，认为倭人的暴行都是因市舶司处理不当而起，因此奏请将其废止。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嘉靖八年（1529年），明朝废除了市舶司太监。其实呢，日本直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才再次派出遣明船，实际上也接近于闭锁状态。但是这种险恶的空气反而招致了走私贸易的兴隆，也挺讽刺。
市舶司太监设于永乐二年（1404年）。由于朝贡时收到的贡物都要搬入宫廷库房，所以由负责此项事务的宦官来担任所赴市舶司的长官，这也合情合理。但是这一旦成了宦官的囊中之物，就生出无数弊端。特别是刘瑾还一再地偏袒市舶司太监的不法行径。名义上市舶司只负责朝贡船的管理，但是正德年间他们违反规定，对普通的入港船只也插上一手，对其征收关税。因为这当中大有油水。此事让官员们很反感，但是谁也动不了他们。到了嘉靖朝，宦官的势力终于得到了遏制。夏言对市舶司的攻击也是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吧。再引申一点，就像我们之后会说到的那样，这也使得官员强制推行海禁成为可能。
但是，事物总是有一利则有一弊。
其实，市舶司太监的监督制度也有好处。对此刑部主事唐枢曾说过：“泰平日久，市舶司的宦官比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还要有权有势。结果是国家所禁止的民间贸易自然而然地勃兴起来。天顺末年以来一直是这种状况，其间也没有海寇这回事。贸易商人本来就会自拥武备，以使弱小的海盗无可乘之机。但是自嘉靖以来，市舶司被废止，监察也加以强化。然后私人贸易一开展，海寇反而猖獗起来。其原因是海寇与商人本是同一物，贸易通则海寇变成商人，禁则商人立成海寇。”这段发言很好地反映了后期倭寇性质的一端。①
说到底就是，宦官主掌市舶业务的时候，由于他们抵制官员揭发违法行为，所以私人贸易得以持续，一点摩擦也没有。而废除市舶司太监，虽说是国禁，但也无视了时代呼声。除此之外，市舶司还有别的好处，比如带来了交易的稳定性。朝贡贸易本是官营贸易，所以如果在朝贡者与中国民间人士进行交易的时候，政府指定的中介人能参与其中，那么交易也能当场顺利结算。而一旦变成只有民间人士参与的交易，就做不到了。后期倭寇出现的一个原因，也在于商品交易无法顺利结算。
市舶司的废止，只能说是一招败棋。
走私贸易与海商
市舶司被废之后的情况， 《明史》中是这样记载的：“市舶司废止之后，日本海商肆无忌惮地来去，与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者做交易。虽有禁止之法，却等同无物，结果他们转而为寇。”②这段话大体上将当时的情况都讲清楚了。那么，倭寇是如何变得如此猖獗的呢？
日本海商常到的地方有浙江宁波洋面的双屿（位于定海六横岛的西岸）、定海、宫前这些舟山群岛当中的港口，还有福建漳州和广东潮州沿海一带。中国方面也有大大小小的船只，他们载着交换物资来到这些岛上，或者把物资藏在沿海的民家之中，以进行交易。就像贸易商人西忍所说的那样，不同于在官方管制之下进行的朝贡贸易，自由贸易一本万利来钱快，但同时也伴随着许多风险。尤其是交易时没有保证，所以产生了许多问题纠纷。
于是，一些盘踞在海岛上的日本海商（海贼）拿着武器
明军与倭寇作战，对岸是逃难之民（出自传仇英笔《倭寇图卷》）
这当中还混杂了从生活穷困者到失业官吏和科举落第者等各色中国人。
此前我们提到过的唐枢认为：“如今海寇的数量号称数万，均称倭人，但实际上日本人不过数千，其他的均为中国之民，其中福建漳郡出身的占了大半。”③这就是后期倭寇的实际成分。
倭寇巨魁
嘉靖初年倭寇频发，真实原因就是之前说的那些，交易变成了个别交易，而且日明双方的走私贸易中间缺少保证交易业务顺利进行的第三方，等等。我们此后会讲到，有些行为一开始就以劫掠为目的，但是这些行为的性质似乎略有不同。因此此时自然出现了一种呼声，要求设立国际交易场所，同时希望出现一个能很好运营此场所的人。但是，那个拥有强大武力和巨大能量的人何时出现？人们只能盼望等待。
当时控制着海上权力的是海贼。他们的老巢在福建，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诞生大大小小海上首领的地方。但是只靠海贼组织主宰不了商贸世界。理所当然地，还需要商人阶级。而正在此时，此前我们提到过的执江南经济之牛耳的新安商人登上了舞台。他们拥有全国规模的商业网络，自然也开始介入国际贸易。这些福建海贼和新安商人联手打造了一个国际走私贸易的交易场。这个交易场所设在宁波洋面上的双屿，创建者是福建海贼的首领邓獠，据说时间刚好是宁波市舶司废止前不久的嘉靖五年（1526年）。“獠”是海贼们对首领的敬称。
邓獠曾犯罪入狱，后来逃狱做了海商，在双屿开辟了交易场与葡萄牙人做生意。这一时期发生了此前说过的那场倭寇骚动。后来在嘉靖十年（1536年）前后，福州出身的海贼李光头和新安商人出身的许栋联手将双屿港打造成了国际贸易交易场。这两个人据说也都是来自福建的逃狱囚犯。他们之所以来到双屿，恐怕也是因为邓獠从中引导。
许栋家中有四兄弟（四人分别是许一、许二、许三、许四，许一和许三去世早，许二是许栋，许四是许楠），很早就到南方的马六甲和葡萄牙商人做生意。他们把日本商人和葡萄牙商人都请到了双屿，于是在这里出现了大规模的交易场。中国方面也打破国禁，建造了双桅大船，满载着禁运商品而来。这些的背后是实力商人和有权有势人家的投资和支持，尤其是福建漳州和泉州人非常多。负责取缔的官吏也威慑于他们的势力，或者早已被收买，因此都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如此一来，双屿就成了欲望和金钱的熔炉，繁盛至极。葡萄牙人记录中那个宁波附近的“Liampo”所指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据他们说，这个地方比印度和阿拉伯的任何一个交易场都要宏伟和富庶，这里垄断了对日贸易，获利能高达投资的三四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之后，其繁荣程度达到鼎盛，据说贸易额超过300万达克特④，为数三千的人口当中葡萄牙人就多达一千两百人。
首领许栋命同是新安商人出身的王直掌管财务，同时与手下的徐维学、叶宗满一起，做尽心狠手辣之事。
正义的悲剧
出现了这种非法地带，还成了倭寇激化的原因，就算是大明朝廷，也感到绝不能放任不管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义派的官员朱纨被起用为浙江巡抚，肩负起取缔沿海非法活动的重任。他是当地人，苏州出身，对操纵倭寇的走私贸易分子及其背后的巨大黑幕等情况了如指掌，毅然向这坚实的铁壁发起了冲击。
另外，他看到当时的海防极为孱弱，为防御倭寇而准备的战船和巡逻船数量只有国初的十分之一二，守备兵约有一千人都虚弱不堪，在半数以下，于是下令，禁止明人的一切出海行动，双桅以上的大船也全部销毁，违反禁令者一律处斩。而曾给倭寇带路的不逞之徒更是严惩不贷。
两度作为朝贡使渡明的策彦和尚
福建人本以贸易为生，所以对这些严厉的取缔措施颇有怨言，而士大夫也不同他一条心，有意无意地总在掣肘。
但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还是攻入了双屿这个罪恶的巢穴，对此地进行了扫荡，擒住了其中一个大首领李光头。此时日本的遣明船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了宁波港，而其一行人也被卷入了风波之中。贡使策彦等人住宿在嘉宾堂，收到不署名的投书，上面写着“朱纨承天子之命，欲尽杀日本使节，汝等应取先手杀纨”。在此之后，朱纨的追击也并未松懈，最后成功地抓住了另一位大首领许栋。
如此一来双屿就崩溃了，外国船不再来港，中国方面有势力的贸易商损失惨重，更加深深地恨上了朱纨。而朱纨对此毫不畏惧，他将浙江、福建的有权有势者通倭的情况原原本本地上奏给朝廷，并放言道：“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因此憎恨朱纨的声音喧嚣不止。
于是他们指使福建出身的御史周亮纠弹朱纨，成功地削除了他的部分权限。不巧又在这时发生了葡萄牙人侵略的事件，于是朱纨独断专行地将李光头以下正在收监的十六人全部处斩，这就再次为浙江、福建的权贵提供了弹药。与这些人狼狈为奸的御史们最终决定将朱纨唤回北京质询。听到这个消息，朱纨流下了悲愤的眼泪，他说道：“我既贫且病，不堪其任。纵天子谅我，浙闽之人亦必杀我，何必假手他人？”于是他亲自做好墓志铭，写好遗书，便饮毒自尽了。⑤
得知此事，朝野均为其扼腕叹息。见到他满腔热血却碰壁身亡，此后再也无人胆敢议论海防，朝廷也再未设置专任的大臣。因此军备更是松弛，以致倭寇肆虐东西沿海长达十余年。
海上之王
朱纨突袭双屿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些漏网之鱼，这当中就有一个大人物王直。王直是新安人，是同乡前辈许栋的手下，当时已经是一方之雄了。后来他以“五峰”为号，成了海上之王，作为后期倭寇的中心人物君临东海。
王直年轻时落魄不堪，但是很有男子汉的气概。随着年龄增长，他变得谋略过人，在周济他人时又出手大方，展现出了首领的气度。
他曾对同伙叶宗满等人说道：“国内处处均是法网，不得施展拳脚，何不在海外开辟新天地？”⑥于是众人决定一同出海。他们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无视国禁，一同奔赴广东，建造巨船，满载禁运的硫黄、生丝、棉布等商品往来于日本、爪哇、柬埔寨，五六年就积累了庞大的财富。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王直加入双屿许栋麾下，成为其心腹，执掌财务出纳。第二年他跟随贡使来到日本做生意，又与博多商人助左卫门（明郑舜功所著《日本一鉴》中记为“博多津倭助才门”，又记为“种岛之夷助才门即助五郎”）等三人一起回到双屿。自此之后，他深得日本人信任。朱纨拿下双屿的时候，他八成也是逃到了日本吧。后来他召集许栋等人的残党，自己做了船主，以图重建组织。
跟随他的有大首领徐海、日本人首领陈东及辛五郎等人。他深知日本人的勇猛，所以直系保镖用的是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一族之党。这些人大概是聚居在九州松浦地方的海贼吧。据说为了招揽他们，王直可是一掷千金。侄子王汝贤、养子王滶则是他的心腹。
这一时期与许栋齐名的海贼还有广东出身的陈思盻。由于陈拒不服从新兴的王直，王直使计杀了陈，终于一手掌握了海上霸权。自此之后，王直就自称王五峰，控制着中国东海。以下这则逸话很能反映其势力的强大：
正当朱纨决意镇压倭寇的时候，日本的遣明船刚好来到宁波，担任正使的是天龙寺的策彦。有一天，策彦去拜访家住宁波的知名文人丰坊（出自宁波名门，嘉靖进士，博学而能文，亦为书法名家、大藏书家），意外地发现客厅里挂着禅僧中峰明本的书轴。中峰明本是日本入元留学僧人的祖师，策彦见到他的手书连连惊叹，百般恳请丰坊转让给他，但是遭到了拒绝。第二年王直来到日本山口，若无其事地将这幅书法献给了大内义隆，之后义隆又将此书转赠给了策彦。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王直的实力。
王直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放弃已被封锁的双屿，将据点转移到舟山群岛的烈港，在此开设了一个国际走私贸易的交易场，由其一手把控。在他的时代，倭寇气焰更盛。这是有原因的，缘由如下所述。
上次双屿之战中，朱纨突然袭击，这一伙人光顾着逃命，完全顾不上身家资产。沿海地方的商人拿走了日本人的货物。王直便怂恿日本人上岸去把损失的部分掠夺回来。日本方面一开始也犹豫，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而这么一来却收获颇丰。此事一传开来，日本本土便开始接连不断地派兵船来了。
另一方面，商品交易是有一定规则的。中国方面派出小船，成群结队地满载货物往返于烈港，而王直等人负责为其配上日本护卫。这些护卫大约有二十人，均拔刀警戒，如果遇见交易对象以外的商船就攻击掠夺。那些商船简直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出击便会大获。这些事情传回日本，被大肆宣扬开来，于是众人都摩拳擦掌地离乡前来。在王直之后，倭寇越来越倾向于以掠夺为目的，这些就是原因所在。
让这股风潮愈演愈烈的是王直的态度。一方面，他因五岛日本人的反抗而心生怨恨；另一方面，他自己大概也厌倦了长年累月的海上亡命生涯，于是主动向大明官府提出要协助他们清剿倭寇。对此明朝方面回赠了一百石米作为回礼。王直对这份薄礼很不满意，震怒之下将这些米都扔进海里去了。后来听说王直到了烈港，明将俞大猷等人又率领一千艘兵船赶来追捕。王直虽然再次逃脱了包围，但是自此之后他对本国无比怨恨，一心只想着复仇。
王直自号为徽王，把据点设在肥前的松浦津，并把烈港改造成倭寇的基地。他打造了巨舰，足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还可跑马，声势浩大地对陆地发动侵略。
倭寇猖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阴历夏四月，倭寇侵袭浙江台州和黄岩，劫掠定海村庄。这是前哨战。明朝的记录中是这样描述倭寇的：“倭贼勇而憨，不甚别死生。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舞而前，无能捍者。”⑦可谓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战国无赖的样子。
到了第二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直率领诸倭大举入寇。数百艘舰船排列整齐，遍布海面，北至长江口，南至浙江，肆虐沿海地方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其间他们也一再败给明军的善战之将，但是其大势不可阻挡。总体说来，官军胆小怯懦，而江苏和浙江的居民本来也是虽能侃侃而谈，却手无缚鸡之力，根本没有武力抵抗的念头。这次倭寇侵略出现了两个尤其引人注目的情况，一是他们前所未有地深入到内地，二是他们一度占领了首府。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春天以来，倭寇的入侵更加剧烈，最后甚至蹂躏了天子脚下的南京和苏州，简直是让人束手无策。到了旧历的八月，大概一百名倭寇突然在杭州城以东五十公里的绍兴附近登陆。
这里是绍兴酒的产地。他们迅速侵入绍兴高埠并占领了民家。官军把他们团团围住之后，他们趁夜坐上竹筏悄悄地从东河逃走了。然后他们很快又在杭州以西露出身影，此后一直向西，将一百公里之外的於潜和昌化洗劫一空。这些地方位于大名鼎鼎的禅宗名刹天目山的南麓。此后他们折向东南，大概是沿着桐溪顺流而下，一直行到七十公里之外钱塘江中游的桐庐。然后他们又溯江而上，劫掠了上游五十公里处的严州，并沿着支流新安江侵寇了向西七十公里处的淳安。这些地方都是很有历史的城市。
在天目山之后，他们入侵的地方都是有山有水、宛如中国山水画一般的幽境。他们在淳安得知明军马上就到，于是迅速改变了前进方向，流窜到此地西北一百公里之外的安徽省歙县。这是因为，一旦跨过省境就逃出了管辖范围，浙江兵就不追了。
这一带正好是新安商人的老家，歙县就是倭寇大头目王直的出生地。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此地烧杀一空，然后又流窜到歙县北方八十公里之外的旌德，然后从那里通过泾县，沿着青戈江北上，最后到达长江边上的芜湖。这中间大约有150公里，来到平原地带的他们沿着长江一路烧杀抢掠，从太平府一路杀到江宁镇，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南京。
据说这个时候他们的队伍穿着红衣，打着黄盖，这些东西也不知是在哪里弄到手的。他们从南京出秣陵关，一路劫掠杀到无锡，听说官军已经出动，又一昼夜疾行120公里逃到浒墅关。然后就在此被明军逮住了！明朝方面的南直隶巡抚曹邦辅亲自指挥，名臣王崇古等人摆出巨大的包围阵，终于将这些倭寇统统消灭了。
据说这股倭寇此时的总数不过六七十人，而曹巡抚向皇帝报告说是大获全胜。这些人自上陆以来足足行进两千公里，其间杀伤明朝人口四五千，历经八十余日方才被平定。
占领兴化府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再次出现在城市，占领了福建兴化府。此时，倭寇侵略的中心已经从浙江转移到了福建。福建共分为八府，兴化府是其中之一，府城在现在的莆田。
倭寇围困兴化府城达数月之久，但是当地紧闭城门顽强抵抗。其间倭寇洗劫了周边地区，甚至掘开高官和富豪的坟墓，抬着棺材到城下向城里人勒索赎金。他们声称如果拒绝支付，就要把尸体烧掉。中国最看重对死者的礼节，这种凌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如此一来，城中的米价飞涨，薪柴和储水也见底了，生活苦不堪言。此时新来的援军都督准备对倭寇的营地发动夜袭，于是联络守城士兵，让他们在看到信号前保持肃静。而后援军派来的八名士兵带着公文来到城下。倭寇把他们杀了，伪装成明朝士兵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进了城。⑧
到了夜里，守城士兵都服从命令没有半点动静，同时也由于疲惫而全部陷入了熟睡。倭寇悄悄地潜入，放肆地叫嚷着“城里人全都死了吗？”而城内士兵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倭寇点燃烽火，打开城门，一举占领了府城。他们将兴化的名士和富豪一网打尽囚禁在寺院里，向他们的家人勒索赎金。如果赎金达不到要求，就将他们砍头或锯死。
等到倭寇弹尽粮绝，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他们撤离了兴化城，后来被名将戚继光击溃。此前倭寇侵袭大陆并占领的大大小小州县城池已经不下百座，但是府城失守，兴化府是第一个，听闻这个消息，远近都为之震惊不已。
倭寇的战法
按照明人的说法，倭寇之所以能胜过明朝士兵，全因为他们的战术高超。在我们看来，这些并不是什么特别奇绝的战术，但是对于明人来说，倭寇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奇异的。我们下面就来介绍一下《筹海图编》所载的倭寇战术：
一、倭寇惯用的战法叫蝴蝶阵。战斗的时候挥扇为号，一人挥动扇子，众人就亮出白刃，挥舞着前进。然后他们会猛地将刀抡起，趁着明军慌张仰身的时候迅速变刃，自下而上斩杀。此外又有长蛇阵，队伍前方举着带锯齿状边缘的旗帜，成员排成一列纵队行进。最强的斗士做前锋或殿军，中间则强弱交错配置。
讨伐倭寇的福建大军船（出自《筹海图编》）
二、贼每日都闻鸡而起，在地面围坐同食。会食结束后，头目便坐到高处，众人听其命令。头目静静打开账本，定下今天要劫掠什么地方，还有谁做队长、谁做队员。一队共有三十人，各个队伍的距离大约一二里。以海螺声为号，一旦听到螺声响，就立刻驰援。还有二三人的小队，挥刀横行。民众见到这种阵仗，要么是吓得浑身颤抖逃得远远的，要么是站都站不起来被斩掉首级。
晚上他们陆续回来，献上掠夺而来的财物，谁都不会藏私。头目根据其多少调整分割。他们每次都会掳掠妇女，夜夜饮酒作乐，欺凌妇女，之后像烂泥一样入睡。他们劫掠完之后还要放火烧屋，之后便趁机遁逃。明方之民被失火分散了注意力，就在犹豫要不要追击之际，倭寇便全身而退了。
三、贼到一处，村人若拿出美酒佳肴招待，他们会恐惧其中有毒而让村民先吃，随后他们才吃。走在街市上时，他们会警惕是否有伏击，因此只走大道，不走小巷。还有他们绝不沿着城墙走，以防上头砸下石头、瓦块、砖块等物。
四、他们的行军方式是排成一列纵队，缓慢步行，走路的节奏也很统一。因此他们的队伍能延展二十公里，他人根本无法靠近。而且即使过了几十天他们也不会疲惫。另外他们的阵形疏松，因此能迅速形成包围圈。
五、在对敌之时，他们先让一两个人时跳时伏，以吸引并耗费明朝方面的箭矢和火炮。
六、他们冲击敌阵时必先侦察，待对方一动便突入，乘胜长驱。战斗正酣之际伏兵必自四方而起，突绕阵后，以此震慑敌军，将其击溃。
七、他们总是使用一些奇怪的战术，比如说在队伍前头赶着羊和妇女等，令见者心惊。他人耳迷目眩之际，他们挥舞着双刀杀过来，一旦人们只注意到上头的刀，下面的刀就马上劈过来，防不胜防。
八、他们用枪的时候，枪柄藏在后边，手握住前端，突然之间就投过来，根本无法判断方向。
九、他们使用长弓和大箭，而且靠近人后才发射，因此每每命中。
十、他们显露出撤退的迹象是要进攻，虚张声势则意味着遁逃。他们在前面横摆着破船，做出要逃走的样子，却突然冒出来攻击。或者扎个竹梯，做出要进攻的样子，却转瞬之间撤退。他们将要远逃则逼近城池，欲走陆路则取舟棹。他们有时会挖坑，弄成陷阱；有时设置一个绳圈，一旦有人走过就拉起来；有时将削尖的竹子插在土里，刺伤逃走的人。
十一、他们总以玉帛、金银、妇女为诱饵，妨害明军进攻和迎击。
十二、他们给据点附近的住民许多赏赐，所以能探听当地的虚实。
十三、他们给投降的工匠丰厚的赏赐，以方便准备各种器具。
十四、他们用我方平民为间谍，因此很难抓到。而向导用的也是我方平民，因此进退很娴熟。
十五、他们制作名册，写着有钱人的姓名，依次追逼，因此掠夺所获也非常多。
十六、他们吃饭停宿的时候，会将住房的墙壁弄破，或者居高临下警戒，因此没有可袭之隙。
十七、他们陷入重围的时候，会用假首级逃脱，或者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中小便，又或者装扮成游人的样子在街市闲逛。导致明军或是让贼逃过，或是因怀疑而误杀了良民。
十八、贼掳掠平民，让他们引路取水，早晚出入的时候按名册点名。所以他们走到哪儿都要制作点名册，写上所有人的姓名，分班点名。真倭非常稀少，不过数十人，而他们担任前锋。他们回国时都要说“做客回矣”。
十九、他们被抓住处死的，全都隐瞒不报，连边上的同伙都不知道。⑨
防倭对策
朱纨悲愤而死后，海防更是一日不如一日，此种情况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时期，如果出现倭寇的警报，官府便雇佣渔民和渔船进行巡逻戒备，但是一旦真要上阵了，这些人就都四散而逃。因此大明朝廷也不得不认真考虑防倭对策了。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明朝重新任命巡抚镇压倭寇，起用了当时人在山东的王忬。此人十分聪明能干，受命当天便奔赴地方上任，开始大展身手。
他先是任命名将俞大猷为总兵官，将拘留中的犯人福建军人卢镗任命为俞的部下。福建和沿海的地方幕后黑手对此极力阻挠，但是王忬不为所动，依然强力推行新举措。
王忬反过来派出眼线，搜出那些通倭的幕后黑手，将他们通通扔进了监狱。由此倭寇就弄不清楚中国内部的状况了，粮食和火药也得不到补给，其活动明显得到了限制。此外王忬又给地方上未有城墙的村镇迅速修筑了防御工事。
然后王忬对王直占据的普陀山（浙江省定海县东方的海岛，从日本航海而来的第一站就是此岛，此地也有佛教名刹）山寨发动夜袭，将其彻底摧毁，立下大功一件。这可以说是明朝对倭寇发动的第一次反击。但是，由于北方边事告急，王抒又突然被调往大同，于是海边又再次陷入了不稳的状态。
王忬的继任者也是一位大人物——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此人受命总督江南军务。这是有原因的。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中有一支狼兵，这就是位于广西北部的“猺”，其勇猛天下尽知。明朝方面的计划是用此狼兵征讨倭寇，而张经在两广总督任上招抚了这批猛士。他也意气风发地投入战斗，根本不把区区倭寇放在眼里。
在接二连三吃了多次败仗之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夏天，人们期待已久的狼兵在女酋长瓦氏的率领下抵达了苏州。前不久又有一波新倭寇登陆，地方民众吓得胆战心惊，因此他们的到来让大家都有一种迎来新生的感觉。这批军队马上按计划投入战斗，迎击三千倭寇，但是他们虽然取得了些战果，其后却不敌倭寇。
有些残兵剩勇反过来抢掠、残杀民众，为此大明朝廷也感到棘手，又将他们都赶回故乡去了。
这一时期，明朝方面的指挥系统也变得很不稳定。最大的原因是佞臣赵文华从中央来到了前线。此人没什么本事，偏偏又爱虚张声势，功名心很重，还会因嫉妒别人的功劳而向皇帝进谗言。赵的后盾就是那个权臣严嵩。赵狐假虎威，立马就将矛头对准了张经，说他是福建人，所以故意放走了倭寇。皇帝听到后震怒异常，马上就逮捕了张经。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张经是尚书，赵文华是侍郎，而张经常常摆出大臣的架子看不起赵文华，因此被记恨上了。
总之，指挥官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任，最后起用了著名的胡宗宪。
权谋与弹压
将后期倭寇的大佬们一个个收拾掉的胡宗宪，以及立下无数赫赫战功的名将戚继光，都在抗倭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名声。
那么，胡宗宪究竟是采取了什么手段达成此丰功伟绩的呢？简单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他的权谋策术。这当中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但也不能说与环境毫无关系。他出生于新安商人的老家绩溪。
在普遍推重士大夫的中国，新安地方是一个特殊的环境，这里非常重视商人。如果并非人中龙凤之秀，他们不会选择官僚仕进之路。而反过来，一旦他们踏上官场，那么整个乡党都会倾尽全力支援。因此可以说，新安商人能在政商两道都呼风唤雨，与他们同新安出身的官员多有结托也有干系。总而言之，新安人一旦当了官，就充分发挥新安精神，在一件件事上建功立业，不断向上爬。在胡宗宪此人身上，这一面表现得很明显。
他向佞臣赵文华献媚，借其手挤掉了上司，终于使自己当上了征讨倭寇的总督。然后他又巴结赵文华的上级权臣严嵩的亲儿子，每年都向其进献无数黄金、美女、绢帛、奇珍异玩等物，牢牢地结下关系，借此靠山狐假虎威大摆威风。据说要和他见上一面，即使是大臣和将军，都得从侧门进去，在庭中拜谒。
他同时也很善于交际，上至高层的士大夫，下至身怀一技之士、商人，甚至是喂猪的，他都会接见，不惜金钱收买人心。他采取那些计策，比如搜集情报、放出间谍、对倭寇巨头使用离间计等，都是通过这批人实现的。而这当中需要巨额的资金，他就征收附加税，甚至还动用了国库，并对有钱人加征税金。面对种种非难，他反驳道：“国难之用，何罪之有？”世宗也默许了他的行为。
如此这般，他登上了右都御史之位，还获得了加官太子太保的许诺。在新安出身的人士当中，他也是出人头地的第一人了吧！
但是，胡宗宪人生中出现了一件大事——权臣严嵩倒台了。百官像是早就等不急了，强烈要求将其抓起来。世宗有意偏袒他，但是在严嵩之子严世蕃的住处搜出了胡宗宪的信件，于是就因为这点他被投入了大狱。非常让人痛心的是，他在狱中一病不起，就此去世。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被捕之前就自杀了。
徐海之死
徐海是王直手下的倭寇大佬，据说他原本是杭州名刹虎跑寺的僧人，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投奔了倭寇，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纵横于海上。
王直主要与日本北九州的各路势力联手，而徐海则主要与萨摩、大隅党合作。与徐海合作的日本人头目有叶麻、陈东，其中陈东号称是萨摩王的弟弟。此外徐海的手下还有一位头目叫辛五郎，据说他是大隅国主的弟弟。
胡宗宪使计打败了徐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旧历四月，徐海连同萨摩、大隅的党羽在杭州湾的南北两边登陆。徐海率领着一万多人，准备从乍浦攻入杭州。此时胡宗宪已经开始对王直进行怀柔，招抚了其养子王滶。徐海入寇的事情，胡宗宪通过王滶的渠道早就知道了。见到明朝方面的抵抗，徐海胆怯退缩了，转而包围了桐乡。
水陆共同作战的明朝抗倭军（出自传仇英笔《倭寇图卷》）
这时候，胡宗宪让王滶带着书信劝徐海投降。徐海得知王直已经投降，大吃一惊，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使者又骗他说他们与同行的陈东已经达成了交易，于是徐海开始怀疑陈东。而另一方面，陈东听说胡宗宪的使者进了徐海的阵营，也非常吃惊，于是他和徐海之间产生了嫌隙。如此一来，徐海派使者向胡宗宪索要金银财物，胡答应了他的要求，最后徐海释放了二百名俘虏，片刻不留地撤退了。
胡宗宪还和徐海约定，如果他能将陈东和叶麻绑来就给他授世爵，于是徐海就将叶麻绑了献上。胡宗宪解开叶麻身上的绳索，让他给陈东写一封信，要求他写上“我们一起将徐海干掉”这样的字句。
然后，这封书信的内容被泄露给了徐海。徐海得闻此事，大为震怒。此前，胡宗宪给徐海的两位爱妾送了首饰，早就将两人收买了，这两位爱妾日日夜夜劝徐海把陈东抓起来。心中已有决定的徐海使出计谋，将陈东绑起来献给胡宗宪，自己也到总督府自首乞降。这时候胡宗宪从堂上下到庭中，安抚他说：“朝廷已经批准你了，放心吧！”胡宗宪把徐海的住处安排在东沈庄，然后又对住在河对岸西沈庄的陈东一党说徐海今晚便会攻过来。吃惊的陈东反过来对徐海发动了攻击，徐海抱着两名爱妾逃亡海上，被官军追击而亡。
徐海的尸体从海里浮上来，胡宗宪取下首级，并将逮捕的叶麻、陈东、辛五郎等日本头目都送到了京城，被朝廷授予右都御史一职。
王直的结局
胡宗宪对王直做的工作则是诉诸同乡之谊，因为他们都出身于乡党意识浓厚的新安地区。此时王直的妻子和母亲因为他而被关进了浙江金华的牢狱，胡宗宪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释放她们，还亲自到杭州迎接，礼遇非常。然后他又派出了能言善辩之士去游说身在日本五岛的王直。
王直被打动了，他听到本来以为已经被杀了的母亲平安无事后异常欢喜，说道：“我回不去其实都是俞大猷从中作梗，如果能免去我罪过并允许通商，那么我回去也是可以的。”⑩然后他让养子王滶先行回国。胡宗宪对王滶十分厚待，让他先立下功劳。接着，王滶击破了倭寇，获得了大明朝廷的赏赐，欢欣鼓舞地回到了王直身边，还透露了徐海入寇的情报。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胡宗宪再次派使督促王直回国，于是王直来到了舟山的岑港。浙江地方误以为这是王直的大举来攻，自上而下陷入了大恐慌，官员们也开始攻击胡宗宪再次招来大祸。
而王直方面也很生气：“难得我心怀和平之意而来，你们非但没有设宴款待，反而摆出军阵阻碍舟船的通行，这是存心愚弄欺骗于我吗？”⑪
于是胡宗宪派出与王直关系很好的将校去当人质，王直的怒气也平息了下来，终于来到了胡宗宪眼前。胡宗宪以宾客之礼欢迎待之，对其部下也豪爽款待，每日耗费数百金。此外胡宗宪还恳求世宗，请其赦免王直的罪过，并命其负责海上监察。
官员们议论纷纷，诬陷说是胡宗宪收受了王直的贿赂才为其申命。于是胡宗宪推翻前言，将王直问斩。由于这项功劳，胡宗宪得到了太子太保的荣誉。王直的部下认为自己的大哥上当受骗丢了性命，于是涌出死士三千人，誓死要报复，再次开始了侵寇。
王直死后，倭寇的刀口所向便从浙江转到了福建。舟山列岛的王直残党建造了新的巨舰，一路行驶到福建的浯屿，以此为据点肆虐福建沿海。而胡宗宪错放他们南下，因此又出现流言，说是胡宗宪悄悄地给倭寇传递信息让他们撤走的。于是福建人议论纷纷，坐立不安。其实呢，正是福建巡抚处处与宗宪对着干，而且因倭寇问题犯愁，悄悄地从国库取走数万金给予倭寇，倭寇才用这笔钱财建造了六艘大船，优哉游哉地撤退的。福建出身的御史弹劾胡宗宪，认为是他将祸害推给了福建。胡宗宪又疑心是福建出身的俞大猷泄露了实情，于是将其抓了起来。
名将俞大猷生性讨厌钻营，因此被大奸臣严世蕃疏远。这下搞不好就要被杀掉了，廷臣们爱惜俞大猷之才，于是拿出三千两黄金送给严世蕃，好不容易才救下了俞的性命。
就像我们此前说过的那样，福建的倭寇攻陷兴化府，这就是其势力最高峰了，之后倭寇便渐渐转弱。此时胡宗宪已经去世，而各地的倭寇被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人逐个击破。
嘉靖朝也变成了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对周边民族的方针转为缓和，自国初以来的海禁也放开了，中国人可以在漳州进出海洋。至此，倭寇也将近平息。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其统治日渐严厉，日本人出国变得困难起来。
① 《筹海图编》卷十一：承平日久，市舶之官，势胜流职，于是为私通之计。自天顺末以来安之，而海上亦无盗警。凡商于海者，武具而力齐，虽有小寇，无所容于其间。嘉靖初，市舶罢，流臣严其私请，商市渐阻。……视抚设而盗愈不已，何也？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译注
② 《明史》卷八十一：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译注
③ 《筹海图编》卷十一：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间有之，夫岂尽为倭也？——译注
④ 当时欧洲通行的金币。——译注
⑤ 《明史》卷二百零五：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俟命词，仰药死。——译注
⑥ 《筹海图编》卷九：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译注
⑦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译注
⑧ 实际上是倭寇装成援军入城后伪称将要发动夜袭，而非援军真的打算夜袭倭寇。——编注
⑨ 《筹海图编》卷二《寇术》：
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苍皇仰首，则从下砍来。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夷酋据髙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
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夷酋较其多寡而嬴缩之。每掳妇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将终，纵之以焚，烟熖烛天。人方畏其酷裂，而贼则抽去矣。愚诒我民，勿使邀击，自为全脱，专用此术。
贼至民间遇酒馔，先令我民尝之，然后饮食，恐设毒也。行衢陌间，不入委巷，恐设伏也。又不敢沿城而行，恐城上抛砖石也。
其行必单列而长，缓步而整，故占数十里，莫能近驰，数十日不为劳。又阵必四分五裂，故能围。
对营必先遣一二人跳跃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
冲阵必伺人先动，动而后突入，故乘胜长驱。战酣必四面伏起，突绕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每用怪术，若结羊驱妇之类，当先以骇观。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惯双刀，上诳而下反掠，故难格。
钯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
弓长矢巨，近人则发之，故射命中。
敛迹者其进取也，张扬者其外遁也。故常横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围。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胜山之去。将野逸则逼城，欲陆走则取棹。或为穽以诈坑，或结稻秆以绊奔，或种竹签以刺逸。
常以玉帛、金银、妇女为饵，故能诱引吾军之进陷而乐，罢吾军之邀追。
俘虏必开塘而结舌，莫辨其非倭，故归路绝。
恩施附巢之居民，故虚实洞知。
赏丰降掳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细作用吾人，故盘诘难。向导用吾人，故进退熟。
预籍富室姓名而次第取之，故多获。
宿食必破壁而处，乘高而瞭，故袭取无机。
间常一被重围矣，饵以伪馘而逸之。或披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巾纻履，荡游于都市。故使我军士或遇而投贼，或疑而杀良。
江海之战本非其所长，亦能联虚舟、张弱帘，以空发吾之先锋。捐妇女，遗金帛，以弭退吾之后逐。
凡舟之裙墙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湿之，以拒焚击。交哄间或附蓬而飞越，即雷震而风靡矣。
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处为簿一扇，登写姓名，分班点闸。真倭甚少，不过数十人，为前锋。寇还岛，皆云“做客回矣”。
凡被我兵擒杀者，隐而不宣，其邻不知，犹然称贺。——译注
⑩ 《明史》卷二百零五：俞大猷绝我归路，故至此。若贷罪许市，吾亦欲归耳。——译注
⑪ 《明史》卷二百零五：直遣滶诣宗宪曰：“我等奉诏来，将息兵安境。谓宜使者远迎，宴犒交至，今盛陈军容，禁舟楫往来，公绐我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