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的到来
帝国终日深陷于血腥的肃清行动和内外征战，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仁宗深孚众望，肩负起了守成之业。但是他即位不久就去世了（1425年），这份事业将由其子宣宗加以实现。
宣宗是一位文武兼优的明君，就像祖父成祖（永乐帝）期待的那样。
宣宗首先解决了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题——叔父汉王高煦。成祖没有遵守承诺立汉王为皇太子，因而他心生怨恨，夜以继日地策划阴谋，在侄子宣宗即位不久后就揭起了反旗。这简直就是靖难之役的重演，但是这一次角色完全调换了。侄子皇帝率领大军亲征，叔父身着白衣投降，被幽禁在北京城。
在那之后，宣宗向宗室下达了禁令，不许他们离开封地进京朝觐，甚至连出城扫墓也要获得批准，而且亲王之间不准会面。如此一来，宗室就完全沦为食禄寄生虫，太祖让他们承担边境防御重任的构想也从此化为泡影。而几代之后，宗室数量猛增，庞大的王室费用变成了国家财政的毒瘤。
其次，宣宗收拾了外交上的烂摊子。当时明朝在安南的战争已经深陷泥潭。成祖在位时向安南出兵，设置了交趾布政司，将其并入了中国本土。但是派驻当地的宦官为非作歹，招致了安南人的反感，又再一次演变成了内乱。安南的抵抗出乎意料地顽强，这让明朝甚感棘手。
朝廷分裂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宣宗认为这项军费实属白费，于是不再拘泥于面子，废撤了布政司，就此引兵回朝。
正在此时，北方兀良哈又现变数。他们大举进攻大宁，于是宣宗率领三千精兵北出喜峰口，对其进行镇压。同时他还抓住这次机会，将孤悬于长城外的开平卫迁回内地，让长城地带化为帝国的防御线。
南北的国防线都得到调整后，人民的负担和国防费用也大大减轻了。
宣宗像
终于，大明的内外都恢复了安宁，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后，和平终于到来了。在这之后，宣宗为了继承祖父的荣光，接连干了几件大事业：派郑和下西洋，派亦失哈招抚女真，此外还积极谋求恢复明日之间的外交关系。
税金之诗
此时，大明的内政也到了一个转折点，宣宗在这个问题上也下了许多功夫。
首先是要广求人才。第一个手段就是改革科举，这自其父仁宗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会试仍然采用原来的方式，那么及第者绝大多数都是擅长读书的江南人，所以宣宗将全国科举分成南北两榜，对合格的名额进行了分配，比如规定南方六十人、北方四十人。
在内阁大臣们看来，江南人虽然有才气但却流于轻薄，而北方人中则每每出现逸才大器。所以最终，宣宗将天下科举分为南、北、中三卷（北卷区域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区域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南直隶的凤阳和庐州二府，以及滁州、徐州、和州，其余的都是南卷），决心要将天下人才尽数收入囊中。
到了这一时期，官吏的贪污行为也日渐显著。这股歪风其实在永乐中期就开始了。为了以示惩戒，宣宗将素来享有令名的监察长官都御史也撤职了。
后来，宣宗提拔了清廉的顾佐继任都御史。但是这次又出了状况，一个小吏向通政司（处理内外的上奏文，并纠察官员的不正行为，受理民间人士诉讼的冤案）举报，称新官上任的顾佐收受奴仆的贿赂而将他们放走了。
宣宗大惊之下召阁臣杨士奇质问，才知道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杨解释说，朝臣每月的俸禄只有一石米，而薪炭和马料都必须自行筹措，所以实在不得已他们只能让奴仆们回乡下筹措这些东西，在京的官员全部都是如此。其实，仁宗时期官员补贴已经有所增加了，但却依然是这般惨状。这么看来，明代官员的贪污与工资如此微薄恐怕也并非全无关系。
此外，宣宗还时刻惦记着农民的负担，时不时地就给官田免税。宣宗对农民的感情到了什么地步呢？有这么一段佳话，说是他微服出游时借来农民的锄头耕地，感叹他们太劳苦。但是，皇帝的免税恩典却遭到了出乎意料的阻力。掌管财政的户部向地方发出指示，命令他们不得执行皇帝的减免政策。
知晓真相的宣宗极其不高兴，将阁臣召集起来，示以自己写的免税长诗并加以训斥。皇帝亲自创作免税之诗，这也是史无前例了。
但是户部的抵抗其实也有自己的理由。此前我们说过，官田的税额是太祖时代定下来的，这是财政的基础，官吏的俸禄和其他开销都要从中支出。因此，这个数字是绝对不能改动的。
可是呢，官田主要集中在苏州、松江等原属张士诚统治的地区。那时制定的征收额度其实带有惩罚意味，因而过分严苛了。而且这个数字也完全没考虑天灾等情况。但是从永乐帝的时代开始，这些地方就不时遭遇水灾，滞纳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
此外征税的方法也非常恶劣。农民们必须自己用车船将米送到官仓，其间米自然地就有所损耗。而官员们将米收入官仓的时候，又将损耗的那部分米算在农民的头上，加到他们的税额中。这其实形成了一种附加税。
还有收米的时候政府用的量斗比通常的要大。另外，量米时操作者的手法不同，结果就大相径庭。这当中就有了贿赂的空间，而农民的负担只有越来越重。
结果是出现了农民大量逃亡的情况。但即使如此，户部也必须设法筹措此前的定额。面对冷峻的数字，宣宗的人情味也毫无办法。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宣宗只能派能干的周忱常驻江南，主持税制调整的工作，这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其实，太祖推行的农本主义政策此时已经和现实脱节了，明朝终于来到了一个转折的关口。
侧近政治
有一次，江西巡按御史陈祚向皇帝上奏称：“皇帝应该学习帝王之学，在政务的余暇不妨读读《大学衍义》。”宣宗见此大怒，言道：“这是在笑话朕不读书，连《大学》都不知道，没有资格做天下之主吗？”于是他将这位监察官陈祚同其家人统统投入锦衣卫狱，关了五年之久。
宣宗对自己的经史修养一直颇为自信，这件事情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其实宣宗不仅精通学问，他的画技也达到了大师级的水准。
宣宗本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物，因此他也喜欢亲近那些优秀的文臣。之前永乐帝设立内阁，是为了推行秘书政治，但是到了宣宗的时代，这一制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永乐帝为了压制政府首脑的抵抗，起用了内阁大学士作为秘书，以推行自己的专断决策。但是对宣宗来说，这些阁臣都是皇太子时代就教导自己学问的先生，而且他们还身兼六部尚书之职，其地位也与永乐帝时代大不相同，所以阁臣就变得非常有分量了。这一时期的阁臣有人称“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住在京城的不同方位，杨士奇被称为“西杨”，兼有学问和德行；杨荣是“东杨”，才识过人；杨溥是“南杨”，世皆称道其公正无私。他们各有过人之处，为人也堪称楷模。
杨士奇等“三杨”继承的是吉水文学一脉，他们开创了诗歌中的“台阁体”（庄重典雅，不过缺少趣味。正德年间的李东阳是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这种诗体为人所看重，据说是因为作者都是宰相级别的人物）。
“三杨”既是先生，又是诗人，又是政治家，所以很自然地，宣宗与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宣宗常常与“三杨”等文臣宴饮游乐，有时还会在夜里微服造访杨士奇的府邸，这都反映出他们的深厚交情。“三杨”为宣宗的政治提了许多重要的建议，这才形成了上面所述的宣宗的善政。
但是这样一来，又形成了侧近政治的局面。
自太祖废除丞相制度以来，行政权就分给了六部。其中掌管人事的吏部、掌管财政的户部、掌管军事的兵部尤其为人看重。但是到了宣宗的时代，所有的事情皇帝都会与阁臣们商量，尤为重要的是皇帝将“票拟”之权托付给了他们。
本来呢，所有的上奏文都要由天子亲自用朱笔写下裁决，这个就是“批答”。但是上奏文的数量实在太恐怖，宣宗便令阁臣们细读这些上奏文并写好“批答”的底稿。这些底稿写在小纸片上，用的是墨笔，附在上奏文之后，这就被称为“票拟”。天子参考着底稿做出最终决断。所以这就等于说，六部以下的意见可以由阁臣加以修正。于是这里便出现了没有宰相之名的宰相。当然，这种情况出现是由于当时的阁臣与宣宗有特别深厚的个人交情，不过这仍然是一种侧近政治。不能不承认，太祖的构想在这一方面也被突破了。
一旦实行了侧近政治，那么不可避免地，侧近又会演变成别的侧近政治。宦官的跋扈后来成了明代政治的毒瘤，其中一个根源也在于此。
宫廷异闻
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突然宣布要废掉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他向重臣们说明原因：“朕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子嗣，现在幸好孙氏诞下了龙子。母凭子贵，希望立其为皇后。但是胡皇后应该如何处理实在让人为难，你们想一个足以废掉皇后的罪名来！”
重臣们对此大伤脑筋，最后回复皇帝：“臣下与皇后之间的关系宛如母子，万万没有儿子废母亲的道理。”
宣宗很不满意，于是对先例进行了多方研究，但是仍然找不到突破口。这个时候，颇有才气的杨荣列举了皇后的二十条罪状献上，以此作为废后的理由。
宣宗一看其内容，全都是诬陷之罪，因此勃然大怒，训斥其不要讲这些毫无根据的谎话。
重臣们又说，这时应该听听皇帝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的意见，而宣宗却说，皇太后的意见也是如此。
这里其实是有原因的，孙氏是皇太后的母亲所荐，由皇太后抚养长大，后来成了宣宗的妃子，所以这对于皇太后而言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实在毫无办法的宣宗招来杨士奇密谈。士奇先问皇帝：“皇后与孙妃的关系怎么样？”宣宗回答道：“非常要好。”士奇又说：“如今皇后卧病，可以抓住这点令皇后辞退让位。”宣宗对此也表示赞成。
此后便上演了一出好戏——皇后力要让位，孙妃力辞不就，皇太后也力劝不可。这般推让反复几次之后，孙氏终于成了皇后。然后臣子们纷纷进言，根据《春秋》之大义，母凭子贵，所以此次废后实乃本于礼教的正当程序云云，并推举孙氏之子为皇太子。这位便是英宗。
看看这次废后事件的前后经过，江西派官僚的怕事主义简直一目了然。若是换成方孝孺那种金华学派的硬骨头，绝不会那么顺利。士风当真改变了！
而且，这当中其实还隐藏着阴谋。这位皇太子呢，其实并不是孙氏的儿子，而是一位无名女官诞下的儿子。如果再深究下去，恐怕到底是不是宣宗的儿子都成问题。或许是孙氏抢了别人的孩子，将其假装成了自己的儿子。
这么一看，这真是变了味的《春秋》之大义。后来，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瓦剌的俘虏，还朝后被幽禁在南宫之中，而策动其复辟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位孙皇后。
影子内阁
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即位。当时英宗刚满七岁，还是个幼小的孩童，因此由祖母张太皇太后和“三杨”承担辅佐之责。据说有一天，祖母太皇太后当着重臣的面指责宦官王振行为不检，声言要治其死罪，随即便抽出女官身上的佩剑往王振的头上砍去。危急之际，幼帝为王振请命，重臣们也都同声效仿，于是太皇太后只能作罢。王振是英宗的贴身宦官，好容易捡回一命，他后来成了司礼监（宦官的主要衙门有十二监，司礼监为其首，内有提督、掌印、秉笔等太监）太监，从此宦官政治正式揭开了帷幕。
英宗像
那么，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宦官的权势开始抬头了呢？直接的原因其实始于宣宗时期。
我们此前说过，太祖的方针是让宦官们保持蠢钝的状态。但是到成祖时期，这一方针被断然废除了，皇帝反而开始培育优秀的宦官。比如安南人宦官王瑾负责教育宣宗，安南人宦官范弘也非常博学，深受皇帝信任。
而宣宗也感到有必要配备一些有才学的宦官。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皇居紫禁城内以云台门为界分为内外两部分，皇帝处理公务的乾清宫位于内廷。这里在原则上是禁止其他男性出入的，阁臣们最多也只能走到云台门。但是另一方面，皇帝的机案之上，既决和未决的内外文书堆积得如小山一般，所以也需要专人整理。于是皇帝在内廷当中新设了文书房，命令那些能读会写的宦官整理这些文件，而这就需要大量的宦官事务官。为此内廷当中又设立了宦官学校“内书堂”对宦官进行教育。这些内书堂出身的宦官被视同科举出身者，于是便诞生了宦官官员。
但是，宦官获得了政治上的发言权，绝不仅仅凭这个。那些搬入乾清宫当中的文书，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阁臣们都已经附上了票拟。而皇帝便参考着这些票拟来写批答，不过基本上都会按照票拟来，这是基于皇帝对阁臣的信赖。然后皇帝又命令宦官官员将这些批答整理好抄上去。但是宦官并不只是机械性地抄写票拟，他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这大概是因为，自永乐帝设置东厂以来，宦官就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情报网络吧。
这种时候他们便将自己的意见写在纸片上，放在票拟之上，请皇帝再三斟酌。这些宦官的意见书被称为“搭票”。
更何况，皇帝若想和阁臣商议些什么，就只能自己到外廷去，或是将阁臣叫到云台门来。但如果是宦官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到乾清宫进行说明。侧近的势力是与他们同皇帝之间的距离以及会面的频率成正比的。阁臣的票拟之上盖上了宦官的搭票，这一情况预示了宦官终将压制阁臣的结局。阁臣的墨书不过是草稿，而宦官的朱书则是天子的裁决。这在效力上实有天壤之别。
外廷的阁臣们在文渊阁，司礼太监们仿效它在内廷设立了恭协堂并在此办公。他们是影子内阁，与外面的内阁相呼应。这便是有明一代宦官得以耀武扬威的原因。说到底，这其实还是宣宗的侧近政治所带来的产物。
王振便是这个影子内阁的首席。“三杨”本来可以压制他，偏偏又欠下了他的人情。其时，福建有一位按察佥事将驿丞杖打至死。应该如何处分这位检察官呢？杨士奇和杨溥争执不下，最后只能请太皇太后裁决。其实呢，这位检察官是杨士奇的同乡，而被杀的驿丞则是杨溥的同乡，两人都在袒护自己的乡党，因而才争吵起来。
太皇太后问王振该怎么处理，王振奏请道：“人命重于公务，请将此检察官降级。”最后太皇太后按这个办法处理了。日渐衰老的“三杨”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杨士奇的儿子在乡里为非作歹，他为此遭到了弹劾。虽然英宗决定不追究，但是老臣的末日着实让人心痛。①
土木堡之变
王振是出身于内书堂的俊秀。在英宗还是皇太子时，他负责教育，对未来皇帝十分严格。在那之后英宗就喊他王先生，总是顾及他的脸色，万事都要与他商量。这恐怕是因为王振知道英宗的出身秘密。
手腕高超的王振又将直属于皇帝的宪兵队锦衣卫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只要他有意，无论是谁都可以投入狱中。
接着他开始着手改造外面的内阁。王振曾问杨士奇：“朝廷全靠三位老先生，但是以后该怎么办呢？”杨士奇回答道：“老臣至死方休。”而杨荣则托王振寻找继任者。数日之后王振真的就推举了几位年轻的官员。杨荣的解释是，虽然他也想再努力一下，可是只要内廷一纸调令，他们便都束手无策。②
此后王振用一些有的没的理由，将重臣们一个个都送进了监狱，旋即又马上释放——这是在显示他的威风。太皇太后和“三杨”去世后，他之所以能独断专行，就是因为有过这么一段过往。如此这般，影子内阁的首相最终掌握了权力。
王振撤掉了太祖立下的铁牌。他曾提拔一位工部的郎中为侍郎（副长官）。这个男人是一位美男子，只是没有胡须。王振问其原因，新侍郎回答道：“阁下都没有胡须，我怎么能有胡须呢？”因为宦官都是没有胡须的。
在这之后，百官争先恐后地给王振送礼行贿，见他一面要一百两白银，如果出到一千两就能坐上他的餐桌。而如果忤逆他，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收拾掉。
正当此时，北方风云急变。当时的瓦剌部已经压倒了鞑靼部，而且出现了一位英雄也先，其强硬手腕让北方世界都为之屈服。
但是，就像我们此前说的那样，蒙古这个封建社会中有一条铁的规则——只有成吉思汗的子孙，也就是黄金家族能够坐上大汗之位。也先本人也无法打破这条规则。所以没有办法，他只能将姐姐的女儿嫁给在其父辈时代就已是大汗的脱脱不花为妃，而自己坐上太师之位。
这两人来到大明朝贡，同时又在大同办起马市以进行贸易。
根据明朝的朝贡规定，朝贡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但是也先无视规定，擅自增加人数。后来人数超过了三千，交易的马匹也多达数万头。
此等巨额花销让大明朝廷感到吃不消，于是大幅削减了购马价格。自不待言，也先对此非常生气。当时的蒙古社会物资非常匮乏，人们只追随有经济实力的强权领袖。而也先的不安正在于此。为了继续保持权力和地位，他只能威胁大明朝廷，以获得大量的赐予分发给追随者。如果做不到，那就是致命的打击。
明朝方面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给脱脱不花王和也先的待遇是有差别的，企图以此离间两人。
于是也先诉诸武力，以破竹之势侵入明朝。王振不顾群臣的反对，力劝英宗御驾亲征。由于十分仓促，明朝方面的战备非常不完善，作战也很生疏。他们一路进发到了大同，王振从大同的宦官那里了解到也先军队惊人的破坏力，吓得脸都变绿了，于是慌忙回兵。但是时间已经晚了。
当时正值酷暑，明朝大军已经连续两天滴水未进。他们好不容易才在土木堡（位于河北省怀来县附近）附近找到了一个山谷，正想下去稍事休整，却遭到也先铁骑的突击而惨败。英宗成了俘虏，王振以下的重臣全部战死。这被称为“土木堡之变”（1449年）。
群龙无首的北京一片混乱，朝廷紧急决定让英宗的弟弟郕王做代理皇帝，压下南迁的意见，决心固守北京城。一代名臣于谦担任指挥，击退了也先对北京的包围。而起用并保护他的，正是铁骨铮铮的宦官兴安。
于谦像（出自《三才图会》）
社会弛缓
英宗做了俘虏，后来又回到北京，隐居在南宫之中。后来，他趁弟弟景帝（景泰帝）因病卧床之际发动政变，又再次登上了天子之位。
当时，从宣德直至正统，长期的和平让社会日益弛缓。大学长（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上奏请求禁止小说的流行，他说道：“近来，俗儒捏造怪异之事，搬弄无凭无据之语，出现了诸如《剪灯新话》（明初文士瞿佑的作品，记载了古今的怪谈，对日本的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影响， 《牡丹灯笼》就被认为是此书的翻版）这一类的东西。不仅市井轻浮之辈争相记诵，就连经生儒士也抛弃正学，日夜热衷于此，以为谈资。”③朱子学已是陈年旧物，如今怪谈才是时兴样式。
这种社会状态已经和太祖描绘的那种禁欲式农本主义的社会相去甚远了。
果不其然，太祖拼命打压的银货逐渐登场了。这一时期，人们对政府的禁令熟视无睹，到处都在用银货。随着纸币价值出现暴跌，官吏也开始认可用银货缴税了。虽然这在名目上仍然不过是用米缴税的一种替代，不过时代的变迁已不能视而不见。商人很快就活跃起来，贫富差距触目惊心，地主与官吏勾结，通过贿赂获取利权，这些问题一个个地都浮出了水面。
助长这种风气的是王振的贿赂政治。将这种贫富差距与社会阶级对立彻底暴露出来的，便是邓茂七之乱。
邓是出身于江西的游侠之徒。这一时期，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处正是贩卖私盐的通道。官盐是专卖品，价格高得离谱，民众很希望得到便宜的私盐。政治上的弛缓让私盐的走私变得更加猖獗。邓茂七有一段时间曾经做过黑市的管理工作，后来迁入福建，成了一个有势力的佃农。
福建当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封建色彩很重，佃农除了要向地主缴纳年贡米，过年还要送上薪柴和鸡鸭等作礼物，这已成当地风俗。茂七将此风俗废除，而且年贡米也不再亲自送到地主家，而是让地主自己过来取。
于是地主们向县衙提出诉讼，要召唤茂七对其问罪。但是茂七不仅不自首，还杀了派来捉拿他的三百名官兵。
被逼上绝路的茂七最终发动了“叛乱”，远近的游侠之徒群集在其麾下，将福建全省都卷入了动乱之中。
最后，明朝廷派出政府军将动乱镇压了下去。这个茂七之乱可以说是农民起义，是佃农对地主的经济斗争，而且很明显，政府站在地主一侧。这就是这场动乱所具有的社会性意义。在此之后各地接连爆发各种形式的民乱，大明帝国的面貌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百年岁月
在英宗之后即位的是宪宗（1464年），年号为成化。从太祖的洪武元年数到这里，大体上是一百年。
这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万事万物都以常识为准绳被赋予了秩序，并逐渐变得保守。太祖铆足力气开创了无比周密的社会改造事业，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周密，一旦有一角出现崩塌，其他的关联部分也将随之崩溃。改革是现实的改造，肯定会在哪里出现脱离现实的不合理的地方。而热情和执行力消退之后，人们便开始习惯于退缩。迎来了建国百年的宪宗一朝，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稳定期。
宪宗像
绝对帝制也固定下来了。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这时的皇权确实如此。宰相制度的废除、血腥的肃清、东厂的设立等都推进了皇权的强化。宦官王振的专横常常被人非难，但是反过来说，也正是他使皇帝的权力成了不可动摇的绝对之物。无论是多么不合理的恶政，只要冠上了皇权之名，就能通行无阻。这可说是王振的另类功绩。
最终，由于庞大官僚组织的稳定化，皇帝的独裁权力变得愈加不可动摇。明朝有一大特色，官僚组织由士大夫和宦官明暗二重组织构成。个人也是组织当中的个人。皇帝作为这个二重组织的交叉点和顶点，他的好恶完全左右着个人命运的浮沉。因此，皇帝的性格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宪宗朝稳定且保守，这一倾向在对北方政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宪宗之后的明君孝宗曾与群臣议论是否要讨伐蒙古，当时的兵部尚书刘大夏回答道：“如今之上策唯有专守防御。”孝宗亦深表同感。这种倾向在宪宗朝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已经在着手修建万里长城。在此之前，都是明军越过长城攻击蒙古，而宪宗时明朝便不再出兵，转而采取了加固城墙、专守内部的方针。能干的余子俊花了七年岁月，修成了约1200公里的新长城，从陕西以东的山西省境内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宁夏。无比的毅力和人海战术，这是中国人的看家本领。在此之后东西两头又有补修，终于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之雄姿。后来明朝沿着长城一线设立了九个军管区，各自分担防卫任务，这就是九边镇。
另外，作为补修长城的一种变化形式，明朝在东北地区也指派名臣马文升修筑了蜿蜒的边墙，以防备女真。
由于此前忙于应付北方形势，南方问题一直被搁置。明朝此时迅速派兵，一举平定了广西的瑶人之乱，并在当地设立了武靖州。
然后明朝还平定了中原地方的民乱。汉水的上游、湖北省的北部地区是山岳地带，长期以来就是无法无天之徒放肆的乐园。元朝也没能控制这块地方，但是在明朝洪武年间，朝廷将这里的非法分子一扫而空，又将这块地方规定成禁止百姓进入的禁地。
但是到了正统年间，由于中原地方的饥荒和政治的弛缓，流民又潜入了这块区域，因为这里还勉强能够吃上饭。于是这里再度成了无法无天之徒的乐园。一些手腕厉害的强人开始压榨流民，简直将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奴隶。
另一方面，官府对此也无所作为。这个地区位于河南、湖广、陕西三省边境，也就是所谓的三不管地带，各省都互相推卸责任，所以根本无法解决这种情况。
这时出现了一位名叫刘通的人物，他生于河南，因为能举起千斤重的石狮子而被称作“刘千斤”。他与妖僧石和尚结成徒党，潜入这个法外地带，掀起了造反动乱。他们甚至还制定了国号和年号，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王国。红巾军过去很长时间之后，河南人再次出现在了历史上，但是他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国理想。
政府军出动并采取了包围作战的策略，很快就把叛乱镇压了下去。和讨伐蒙古不一样，平定内地动乱，因为对手是汉人所以往往会处理得很好。奇怪的是，元和清等少数民族主政的王朝在对付内乱时就甚为棘手。这也是中国的一种特色吧。
不过，才过了五年，此地的残党又再次兴起了叛乱。这回朝廷调来了善于山地作战的四川土民军队进行讨伐，而数量惊人的无罪流民由此惨遭杀害。
这时河南大旱，饥民又一次蜂拥入山。鉴于这种情况，朝廷更改了祖法，解除了进入此地的禁令，允许他们迁入进行开垦。朝廷在这块新开发的地区划定了行政区域，定名为郧阳府。负责这项开设任务的都御史原杰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深入山谷之间寻访流民，向他们宣讲政府的方针政策。最后，除了希望返回本籍的一万六千户，还有九万六千户希望从事开垦，于是原杰将土地颁给他们，并设定了税率，最终清除了长年的祸根。在归途之中，他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当地百姓为其痛哭，悲不自胜。
这也是一百年之期所做出的改革吧。
宪宗一朝，还有这样能干的人才充满火热的使命感，默默地操持着烦琐枯燥的基础工作。可以说，当时的社会和个人都还是健康的。
英宗皇后像
万贵妃
绝对帝制的悲剧，在于皇帝的公私不分。但是如果真要忠实于皇帝的职能，那些严峻的任务立马就会折损人的寿命。反过来说，如果要按照人的本性生活，庞大的国家机器又立马就会陷入停顿。如此看来，皇帝真是无情与人情两个极端相克的产物。而宪宗这个人物就像双头蛇一样，竟然能将两者截然分开。
英宗的皇后没有子嗣，宪宗是贵妃周氏所生。英宗死后，皇后和贵妃两人同称皇太后。贵妃希望自己独享称号，却由于重臣们的反对而没有实现。但是，皇后去世之后又生出了变故。英宗的陵墓将要修成皇帝、皇后、贵妃三人合葬的形制，而贵妃万分不愿（不希望皇帝皇后合葬）。宪宗出于孝顺母亲之心，打算顺从贵妃的意思，但是重臣们却因其有违礼法而极力反对。皇帝慨叹道，违背礼法是不孝，违背母亲之命也是不孝，真不知如何是好！然而百官以礼法为盾牌，无视皇帝的意旨，围坐在文华门外放声号泣，哭声由朝至夕未见停息。
宪宗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听从了臣下的请求，于是百官齐呼万岁。
由此可以看出宪宗为人的软弱和率直。这种我们日本人几乎无法理解的礼法，对于以家族社会为特征的中国来说，却着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个礼法问题到了世宗朝，终于形成了僵局。
宪宗的这种性格，总是需要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柱。宪宗在三岁时成为皇太子，六岁的时候被叔父景帝废黜，而英宗复位的同时他又再度成为皇太子，那时他十一岁。在绝对帝制之下，皇太子和普通的王不啻天壤之别。对于幼小的他而言，在这些事件中心灵经历的震撼绝非一般。再加上宪宗还有天生的口吃毛病，因此他非常不愿意会见臣下。
成为这位少年之支柱的人物是万贵妃。万贵妃本是宪宗祖母孙皇太后的侍女，宪宗成为皇太子后她开始侍奉在身旁。当时她二十岁，与宪宗相差十七岁之远。而宪宗在十八岁即位后，让三十五岁的她做了贵妃。
据说在宪宗外出的时候，万贵妃常常身着军装，佩剑随行。按照清朝学者的想法，女人只要温柔贤淑就好了，所以他们总在感叹此事的异常。
万贵妃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急病而死，享年五十八岁。宪宗非常悲痛，说“我也不久了”，终日郁郁不乐。他在同一年随万贵妃而去，时年四十一岁。对一位后妃来说，四十岁之后就难有恩宠，所以这个也可谓是特例。总而言之，如果不考虑万贵妃，就理解不了宪宗的重要一面。
其实，在宪宗即位的第二年，万贵妃诞下了一个儿子。但是讽刺的是此子很快就死了，此后贵妃就再无子嗣。下面也是中国学者的说法，他们说男性气质的妇女极其善妒，于是万贵妃为了独享帝宠使尽了各种手段，一旦其他妃子怀有身孕就令其流产，或者将她们生下的儿子杀掉。
深得万贵妃青睐的是一位瑶人出身的恶宦官汪直。他靠着万贵妃而得到了宪宗的信任。
性格软弱的宪宗还沉迷宗教，甚至提拔了道士、僧侣为官。
有时宪宗会陷入一种妄想，以为有妖人潜入了宫廷。胆怯心惊的他对外部世界感到极度不安，于是想到了设立自己的私人情报网。这就是西厂的由来，而汪直成了此机构的长官。他藏在西厂里干尽不可见人的勾当，其势力甚至凌驾于东厂之上。
这个汪直与那些一心想往上爬的野心家式的将军和军官勾结在一起。国家的国防方针已经转为了防御，因此再没有大型的战争。但是对于职业军人来说，只有参加战争才能快速晋升，所以他们热切地渴盼发动战争。这些人围绕在汪直身边，成了战争狂热分子。他们出击蒙古和东北地区，杀掉无辜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对战功十分贪婪。
后来，这些事情招致了北方民族的激愤，成了明朝灭亡的祸端。汪直后来被手下出卖，悲惨地倒台了。
皇太子出生
孝宗被誉为中兴明朝之明君，而他的出生也极其富有戏剧性。
首先，他能在万贵妃的眼皮子底下出生，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更意外的是，这位皇帝的生母不是汉人，而是一位少数民族女子。
孝宗像
成化年间，朝廷对广西瑶人发起征讨。在这次征讨中，有一位土官的女儿也成了俘虏，这便是纪氏。纪氏聪颖又有学问，被提拔为女史，负责管理内廷库房。一次偶然的机会，宪宗来到内藏，对她的举止应对十分满意，她因而受宠有孕。
万贵妃知晓此事，大发雷霆，命令下婢逼其堕胎。但是下婢误诊而报告说纪氏腹中只是肿块，于是纪氏被转移到内安乐堂（和北安门附近的安乐堂不是同一处。这幢建筑位于皇城西苑内太液池的桥边），这是收容生病女官和女囚的地方。孝宗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然后万贵妃又命令门监宦官将这个婴儿投入水中淹死。宦官得到命令大惊失色，说道：“圣上尚无子嗣，为何要杀掉呢？”于是悄悄地将其藏在别室当中，用蜜混合粉、饴喂养抚育。万贵妃日夜监视，却总找不到他的行踪。据说也是因此，小儿长到五六岁都还没剃掉胎毛。
宪宗本有一位吴皇后，但是因为万贵妃从中作梗而被废掉了，之后在西苑隐居。西苑和内安乐堂很近，所以这位废位的吴皇后知道了纪氏之子的事情，常过来秘密抚育这名少年。
此前其他妃子也曾诞下皇子，但都被万贵妃杀掉了，皇帝久久没有后嗣，内外均忧虑不已。
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某一天，宪宗在宦官为其梳头的时候慨叹了一句：“老之将至，而我尚无子嗣。”那位宦官当即俯身于地，禀告道：“此事诚当受责，万岁爷（内廷对皇帝的称呼）其实已经有儿子了！”
吃惊的宪宗问道：“此子在何处？”此时敢于直言的宦官怀恩回答道：“事情正如此人所言，此子被藏于西苑抚养，今已六岁。”宪宗大喜，即日便驾临西苑迎回了皇太子。
生母纪氏抱着皇太子，边哭边说道：“你离开之后，我就再没有孩子了。那个穿着黄衣、有胡须的大人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她给孩子穿上小小的绯色上衣，让他坐上了小小的乘舆。到了台阶下面，皇太子披着长发，跑入宪宗的怀里。宪宗也将他抱于膝上，悲喜交集，呼道：“这是我的儿子！和我真像！”父子神奇地相见了。
在那之后，皇太子的生母纪氏突然死了。也有说法是万贵妃将其逼死，令其悬梁自尽。
此子成了皇太子之后，就由宪宗的母亲周太后抚养。某天，万贵妃邀请皇太子吃饭，太后叮嘱他千万什么都不要吃。结果皇太子推辞说“腹中已饱”，甜羹上来后又说“这当中有毒吧”。万贵妃怒火中烧，言道：“才几岁就这样了，他日怕是要报复欺凌我吧！”其怒积甚，转成病痛。④
负责抚养皇太子的是一位叫覃吉的老宦官。太子长到九岁时，覃吉口授其四书章句和古今政典。宪宗曾想赐予太子庄田，覃吉劝其推辞不受，告诫他“天下最终都是太子之物”。还有一次，太子跟随内侍读佛书，正在此时覃吉走进来，太子慌忙拿起《孝经》。覃吉问道：“太子是在读佛书吗？”太子回答：“没有没有。”然后覃吉就教导他佛书是虚妄之说。孝宗具备成为明君的资质，全赖这位覃吉之力。⑤
由于万贵妃最后的争取，宪宗晚年又打算废掉皇太子，这时候又是怀恩站出来与宪宗据理力争。结果怀恩被流放到了凤阳。
继承了少数民族血脉的孝宗，同时也是由宦官加以抚育和守护的皇帝。
明君的局限
孝宗即位后，将宪宗宠信的道士、僧人、恶宦官等一扫而空。曾经保护过孝宗的宦官怀恩被召回京城，当上了影子内阁的首席，孝宗在他的指引下完成了新的人事任命和人才提拔。
孝宗罢免了与万贵妃勾结的阁臣万安，又起用清廉的王恕为吏部尚书，负责管理人事。因为王恕，朝廷聚集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此外，孝宗还将身在南京的名臣马文升召回中央，任命其为左都御史，掌管监察工作。这些都来自怀恩的建言。
王恕上任后立马就直率进言，他认为自正统年间以来，皇帝与大臣之间只剩下形式上的会面，因此皇帝的侧近之人嚣张妄为。他觉得皇帝应该像以前那样与大臣促膝而谈，然后推行政治。这一建议被采纳了。因此，享有诗人宰相之名的李东阳在后来深深赞叹这个时代，说这是天顺末年以来三十年未曾有的局面。
马文升像（出自《三才图会》）
此外，孝宗还广泛征集臣下的直言，尤其是遭逢天变、旱灾等时候，更是强制臣子们进言。但是，这些上言的内容都集中在对皇帝私生活的非难之上，比如要求节约宫廷费用、削减宦官数量，或是指责皇后亲族等，实在是数不过来。在可能的范围内，这些意见孝宗都尽力采纳了。宦官们对此扼腕切齿，这点自是不必多言。
深谙帝王之道的孝宗给明面上的内阁赋予了更多权重，同时尽力压制自己汹涌澎湃的人性。
奇怪的是，明君也会祈愿自己长生不老，为此痛饮种种不明药物。唐太宗是这样，明孝宗也不例外。而抓住这个弱点进而侥幸获得帝宠的，便是孝宗朝唯一的恶宦官李广。
宪宗时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当时皇帝可以不经过吏部，直接随意任命官员。这种官员被称为传奉官。这项任命乃是影子内阁的特权。李广就以此为诱饵，从士大夫那里收受贿赂。后来李广自杀，在他家中发现了贿赂的账本。大家一看，发现上面满是文武大臣的姓名，还写着收到黄白米百石或千石等。震惊的孝宗问臣下：“李广收了这么多米，到底是吃了多少啊？”臣子回答道，所谓的“黄白米”其实是隐语，“黄”是金子，而“白”则是银子。
猎官这种行为，一定会跟着结党和贿赂。李广的案例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一切都固化了的社会，只凭一时的措施，是绝不可能轻易改正的。这便是明君的局限。
丘濬及夫人墓（海南岛琼州）
有影响力的大臣一旦分成朋党，就会造成感情上的对立。王恕就曾突然向孝宗请辞。原因是孝宗宴请重臣以示慰劳的时候，大学士丘濬坐在王恕的上座，王恕咽不下这口气。丘濬写了《大学衍义补》这部名著（《大学衍义》中缺治国平天下部分，所以丘濬对其进行了补充），由此获得孝宗的信任。此时的丘濬虽是阁臣，却只是礼部尚书。依王恕的看法，自己是吏部尚书，应该坐在其上座才是。另一方面，丘濬则批评王恕直言不讳不过是贪图名声而已。明君也为此苦不堪言。
宣宗心忧农民，而孝宗则在意人民的劳役负担过重。国家机器一旦变得复杂，就会过度要求人民为国家服务。孝宗希望将这种负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于是在全国推行了均徭法。每年都要出劳役，对人民来说这种负担实在难以承受，所以朝廷将种种劳役都归并到一起，仿效里甲法，原则上十年征收一回。但是为了避免和里甲法重复，所以将时间定在了里甲役后的第五年。这个制度下地主要承担更多的负担，而且朝廷准许以纳银代替直接服劳役。
这个时候，租税已经基本上采用了纳银制，而劳役也允许用纳银代替了。大明开国之初定下的农本主义方针，早已是过时的幻梦了。
但是孝宗的这个改革，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地主们为了逃避劳役，便把自己的土地挂在别人名下。由于官员和科举合格者拥有免除劳役的特权，所以地主便与他们相勾结。地主逃避了劳役，而官员们则获得了挂名费。可能也是每月俸禄太低的缘故，明代官员和乡里之间保持着十分强韧的连带关系。官员会极力为乡土争取利益，这点我们在“三杨”的例子中已经看到了。另外，官员同地主和大商人勾结这一点在邓茂七的起义中也体现得很明显。
除此之外，江南与江北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也纠缠在这些问题中，仅凭明君一个人，总归是无法顾及周全的。
不过，由于皇帝本人竭尽全力，孝宗一朝总体上还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不肖天子
明朝有选秀女的制度，因此帝室的妃子都是从民间女子当中选拔出来的。这样做很节俭，也有利于通晓下情，而且还能防止外戚擅权。
孝宗皇后像
孝宗的皇后来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出自大学（国子监）。而孝宗又有点恐妻症，因此终身只守着张皇后一人，并不另置后妃。这在普通人也惯于妻妾成群的中国社会，实在是史上仅有。明代学者对此有所保留地夸赞道：“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⑥
武宗像
武宗（正德帝）是孝宗的长子，由于弟弟早夭，所以可以说是一棵独苗。另外他也是母亲成为皇后之后出生的儿子，所以很顺利地就当上了皇太子，然后即位。
像这样完全经由正统路径登基的天子，在整个明朝也只有武宗一个人。拿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一个模范家庭的孩子。
与其父亲孝宗相比，他的出生与境遇简直是截然相反。孝宗临死之前还召来阁臣刘健、李东阳等人，仔细嘱咐后事，把武宗托付给了他们。
然而，在这种完美无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苗天子，却是一个放荡残忍之人。他在中国的历代君主当中，也属于可列入“怪人传”的人物。
武宗醉心于藏传佛教，还从僧人那里得了一个“大庆法王”的称号。他尽情发挥自己语言上的天才，乐于诵读藏语经文。他还在宫中兴建了一个名叫“豹房新寺”的邪淫寺院，日夜沉迷于秘戏和饮酒。
他一时兴起，就在内廷里大摆集市，玩起做买卖的游戏。玩腻了之后，又集合宦官们分成敌我两队进行战争游戏。他将擅长弓箭的宦官组成一军，自己亲自上阵指挥，终日高声呼喊着奔来跑去，其喧嚣之声响彻北京的街道。
后来，武宗玩厌了宫廷游戏，又跟随江彬这个自夸武力超群的奸人秘密潜出宫殿，微行到外城的烟花巷。这个玩够了他又开始向往远方。江彬的老家在北京以北靠近长城的宣府，他劝诱武宗说当地都是乐手和美人，悄悄地将皇帝带到了宣府。武宗好几个月都没有返京，夜里私闯民宅，掠夺人妻，沉溺于淫乐。后来，武宗说要做真正的军人，于是自称“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身着军装，驱马奔走于各地。他翻山越岭，顶风冒雪，最后由于所乘之船倾覆而落水，虽然被救了上来，但是却因此生病去世了。
武宗在位期间，几乎没放什么心思在政治上。他偶尔颁布些政令，也都是禁止民间杀猪之类的法令。如此一来，人民可就无法忍受了。总而言之，武宗没有一个地方像他的父亲孝宗。
武宗选择遵从自己作为人的本能，而放弃了皇帝的事业。
这是对孝宗朝的一个反动。将武宗打造成无赖的人，就是大恶宦官刘瑾。
内阁的崩溃
刘瑾和明初的王振、明末的魏忠贤并称为明代三大恶宦官。王振本来就是内书堂出身的司礼太监，所以能专权擅势。但是刘瑾不但不学无术，身份也很卑贱，武宗即位的时候他只是个钟鼓司的长官。这个机构负责宫廷内的戏曲演出等娱乐，换言之就是宦官艺人的大剧团。但是这个职位成了他攀龙附凤的阶梯。因为武宗喜好游玩。
当时包括刘瑾在内，有八个恶宦官互相勾结，世人称之为“八虎”。他们接二连三地给武宗推荐狩猎、马球、戏曲、摔跤等游艺，以此讨皇帝欢心，让他沉湎于游乐。他们就这样取得了武宗的宠信。
阁臣刘健受孝宗顾命之托，他听说武宗终日只顾着与八虎嬉游，于是犯颜进谏，可是却为时晚矣。其他的重臣也百般进谏，但是武宗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
某日，心情沉重的户部尚书韩文流下了眼泪。诗人郎中李梦阳鼓励他：“现在正是阁臣在内的全体廷臣团结起来抵死抗争的时候啊！”接着亲自手书了对刘瑾等人的弹劾文。在李梦阳的鼓励下，韩文四处奔走，全体廷臣都发誓要战斗到底。他们把弹劾文交到皇帝手上，坚决要求武宗将刘瑾等人处死。⑦
外廷的汹汹气势把当时年少的武宗都吓哭了，恶宦官们也只能忍气吞声，胆战心惊地度日。
到此为止还算好，但是在此之后就变坏了。
任性的武宗屈服于此，派影子内阁的八名长官到明面内阁宣旨，称内廷自会处分，希望外廷对刘瑾等人稍稍高抬贵手。但是明面内阁的阁臣刘健等人态度坚决，就是不听。只有尚书许进一个人劝同僚：“过激恐生变。”但是他的意见没人听。
在孝宗时代备受优待的阁臣，可个个都是强硬之辈。
第二天，廷臣们继续追击，大家统一行动，决心要与皇帝对决。一向立场坚定的宦官首相（司礼太监）王岳因为早就苦恼于为人奸险的刘瑾势力不断窜大，也决心与明面内阁携手，他回到内廷后反而向武宗转述阁议，进言道应该明天一早就将刘瑾等人下狱。这下就连武宗也打算放弃了。
但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漏洞。有谁料到，此时吏部尚书焦芳背叛了阁议！他将事情的机密都泄露给了刘瑾。于是刘瑾等“八虎”在夜里赶到武宗面前，平伏贴地，惨声痛哭，恳求道：“如果没有上恩，我们就要变成饿狗的饵食了！”武宗颜色一变，他们看准机会继续哭诉：“坏事的根源是王岳。东厂本来的任务是监察外臣，但是王岳却违背了这个职责。另外，鹰犬马匹都是王岳买来献上的，却只有我们要受罚，这太不对了。”听闻这些，武宗勃然大怒。刘瑾继续煽动说：“鹰犬怎么就有损于陛下了呢？现在外臣如此嚣张，不就是因为司礼太监不得其人吗？”
结果，皇帝在夜里行使大权，刘瑾被任命为司礼太监，“八虎”的各位被委以东厂、西厂等处要职。王岳等影子阁臣们在夜里被贬为南京的宦官奴隶，在路上遭到了杀害。⑧
一夜之间，许进担心的最坏情况成为现实。对此一无所知的外臣们第二天登朝一看，就知道形势已经彻底变了。阁臣们还没来得及递上辞呈，免职的命令就下达了。但是，李东阳一个人被留了下来，这是因为他始终都保持着沉默。
明面上和影子里的内阁就这样在一夕之间全部崩溃了，紧跟而来的是刘瑾发动的前所未有的大狱。但是阁臣刘健以下的诸多名流怎么这么轻易就认输撤退了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奸党与谋叛
刘瑾政权到手，他将叛徒焦芳安置到了明面的内阁，在内在外都巩固了自己的权势。他把自己的几百名心腹任命为将校，安插到皇帝的亲卫队锦衣卫里面，与特务警察东、西两厂狼狈为奸，监控起整个都城。这都是为了镇压反对派。
此外，为了彻底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还从皇帝处获得了代行处置权。他总是趁武宗玩得正在兴头时请其做政治上的裁决，而每次武宗都不胜其烦地将他赶出去，这正中其下怀。
在这之后，他将全体廷臣都召集到外廷，公布了所谓的“奸党”名单。其中自前阁臣刘健以下，有一连串正义派官员的名字。诗人李梦阳和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也在其上。他们不仅被免掉了官职，还被剥夺了作为官员的特权，被降格成了平民。
还有更恶劣的，他以“提拔奸党”为由，对孝宗朝的元勋和重臣们一一问罪，把他们流放到了边境。这是孝宗朝的反动，邪恶压倒了正义。
王阳明像（明曾鲸笔）
他的魔爪不仅伸向官员，甚至还伸向了宦官。他设立“内行厂”，实行严酷的镇压，杀害了许多宦官。
奸佞之徒纷纷攀附刘瑾，他们结成了党派，以压制天下人的反抗。
刘瑾成了皇帝实际的代理，他与其妹夫，还有中间商出身的一位男子，三个人在私宅中裁决天下的政治，而他们所写的破烂批答文则由阁臣焦芳修改。
一切事务都得靠贿赂解决。地方官员回中央办事，要给刘瑾行贿，一省总额就有二万两。他们会先向京城的富翁借钱行贿，待回到地方时再挪用国库来填补债务，这个就是“京债”。
军人也一样，只要行了贿赂，就能将打败仗改写成打胜仗，反而能够得到晋升。将官的任免也同样不经过兵部，而是视贿赂的额度，由刘瑾在纸片上随手一写交给他们。刘瑾所行的种种恶政之中，以腐败军人之罪过为最大。此事导致北边的守备衰颓，成为嘉靖朝北虏之难的原因。
然而刘瑾终于也迎来了末日。正德五年（1510年），安化王朱寘鐇历数刘瑾之罪，传布檄文，发动叛乱。“八虎”之一的张永因为被刘瑾冷遇而怀恨在心，于是连同杨一清，趁着安化王之乱平定的机会向武宗揭露了刘瑾的恶劣行径。刘瑾终被下狱，历时五年的暴政终于彻底告终。当时查抄出刘瑾的巨额财产，其中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白银五千万两，这真是一个天文数字。
武宗如此失政，其下民乱四起。天子脚下的河北首先爆发了刘六、刘七之乱（刘六，名宠。弟七，名辰。河北省文安人。他们曾协助官府逮捕盗贼，但是刘瑾的下人反而诬陷他们是盗贼，自此之后两人反叛。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为之大乱），此后江西、四川等地也群雄蜂起。这些都是任侠之徒发动的暴乱。腐败的官军从乱贼手中收取贿赂，与其串通一气，敷衍了事，由此民乱愈加不可收拾，久久难治。
贪污的宰相
武宗没有孩子。阁臣杨廷和援引“兄终弟及”的祖训，建议迎立孝宗之弟兴献王的长子，太后也表示同意，这就是世宗（嘉靖帝）。世宗的祖母因家贫在杭州卖身，被当地的宦官买下献给宫廷，后来成了妃子。得知孙子成了皇帝时，她已经看不见了，便将世宗从头到脚细细抚摸了一遍，心里不胜欢喜。
世宗从封地安陆出发进京，路上耗时四十日（1521年）。在此期间，杨廷和奉遗诏之名整顿了武宗的种种乱行，内外均以为阳春将至，为之欢欣鼓舞。
世宗即位之初，事事听从杨廷和的意见，削减了江南的漕运粮，并将宦官的养子以及因刘瑾关系得官的人几乎统统罢免了。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他撤回了在地方上负责守备监视的所有宦官。内外皆歌颂新天子的圣德，以为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在暗地里，那些失去职位的人恨上了杨廷和，在其身边亮出了刀刃。
世宗像
世宗是一个顽固而自我的人，不久，他和杨廷和等人就爆发了正面冲突。世宗希望在太庙祭祀中，以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父，以孝宗为皇伯父。但是杨廷和等人极力反对，因为世宗本来是以养子之名入继皇室大统的，所以他们坚持，不以孝宗为皇父就是违反了礼法。
此事被称为“大礼议”，廷臣对此争相发表意见。最终他们决定仿效宪宗朝的先例，高喊着“死节就在此时”，围坐在外廷放声哭号。
但是与个性柔弱的宪宗不同，行事偏激的世宗固执己见，寸步不让，将这些号泣的廷臣统统下狱。而在此期间，又出现了谄媚皇帝的见风使舵之徒。最终礼法派一败涂地，而那些谄媚的官员得到了重用。明朝特有的派阀之争自此拉开了帷幕，官员的纪律开始松弛。
另一方面，刘瑾恶政的后果终于在地方守备的层面暴露出来了。军队纪律松弛，武将贪利图益而丧失了统率力，因此在北方边备的中心大同屡屡爆发兵变。
后来，世宗追求长生不老，开始沉迷于道教。他接近道士，在宫廷开设祭坛，对政治不管不顾。尤其是在十几名宫女趁夜潜入皇帝寝宫试图绞杀他的事件之后，他更加迷信。明代自宣宗以后的皇帝几乎无人活过四十岁，这可能是世宗疯狂信仰道教的一个原因。
在此期间又出现了扰乱政治、腐败官界的恶势力，这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
严嵩是个无能的伪君子，但是诗才横溢，他一个劲儿地谄媚世宗，得其信任而做了首相。其短脖独眼的儿子严世蕃是个满脑子诡计的奸才，他操纵着自己的父亲，在政界呼风唤雨，又在重要部门安插私党以自固，开启了大行贿赂之门，攫取了庞大的财富。简直就是刘瑾再世。
严嵩是明代第一个推行贪污政治的宰相。在他之后是名臣徐阶上位，严氏父子倒台了，但是世宗一朝已经因之笼上了阴影。
北方世界
这一时期在北方世界，鞑靼部诞生了黄金家族出身的英雄达延汗，统一了漠南蒙古。
蒙古曾因以下犯上的风潮和抗击瓦剌的战争陷入动乱，此时达延汗再度给蒙古封建社会带来了秩序。他把蒙古部众六万户封给其子，又各取三万户为左右翼，自己率领左翼，让副汗济农统率右翼。这种统治形式后来也延续了下来。
他们频频入侵大明，以谋求贸易。后来，在右翼三万户中又诞生了英雄俺答汗，其英勇甚至胜过了达延汗。
俺答汗进一步开疆拓土，向北讨伐仇敌瓦剌部，向西一直占领到青海地方。然后他将大本营设在了归化城（现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招揽大明的逃兵和白莲教的流亡分子，用他们为先锋向大明发起了攻击。
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每年都要遭受他们的蹂躏，其间男女被杀二十余万人，家畜被夺二百万头。1550年他们终于发展到包围了北京，这极大地震撼了大明朝廷。
帐中的俺答汗夫妻
他们将抓来的汉人农民驱使至绿洲地带，让他们从事农耕，另一方面也把他们当成人质勒索赎金。随着时代的演变，蒙古的游牧社会也建立了自给自足的体制。但是他们的经济力量尚属薄弱，仍然无法脱离物产丰富的中原汉地自立，他们入侵也是为了恢复通商贸易。这是因为就像我们此前讲过的那样，和平对领主有利，掠夺战争则对下层民众有利。
明朝一边苦恼于己方军队的孱弱以及军事开销的巨大，一边坚持抵抗。生性顽固的世宗总是接受不了讲和。
1571年，双方突然达成了和平协议。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俺答汗抢走了孙子把汗那吉的爱妾，而把汗那吉一怒之下投降了明朝。明朝答应交还王子，以此换回了白莲教徒，这些人曾像恶鬼一般发誓要报复大明朝廷。随后，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由此重开了马市。
自国初以来就被称为“北虏”之地，一直混战不断的北方世界，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这样的和平一直持续到明亡之时。
同时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开始流行于蒙古社会。俺答汗也是信徒，并从明朝获赠了蒙古文的大藏经。蒙古草原上白色的寺庙处处开花。
产业与商人
进入16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大米的产地从国初的粮仓地带江南三角洲转移到了长江中游流域，嘉靖初年出现的俗语“湖广熟，天下足”正反映了这一状况。洞庭湖周围的湖南地方便是其中心。
而在江南三角洲一带，蓬勃发展的纺织业开始取代农业。
16世纪，丝绸生产在苏州及其周边地带急速发展。盛泽镇、震泽镇等在国初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落到了嘉靖年间已有数百乃至上千户。在这一带农村里，手工纺织作为副业十分兴盛，因此大量产品都汇集到了苏州。
与此同时，苏州又兴起了染织业。在国初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苏州借助这些产业重新站了起来，商品的集散和交易也使城市重归繁荣。
此外以松江为中心，棉织业繁荣了起来。
再有，在江西的景德镇，围绕着官窑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民窑，时至明末劳动者已多达数万人，瓷器的产量大幅增加。
这些丝绸、生丝、瓷器不仅仅供给国内，日本以及柬埔寨等地也有大量的需求。在吕宋岛（菲律宾），西班牙人甚至高薪聘请中国织工来开展纺织业。
这些轻工业的繁荣促进了商人的活跃。当时执中国经济界之牛耳的商人是山西商人和新安商人。
可是，商人是怎么突破太祖的重农抑商政策而兴起的呢？
国初，北边守备实行屯田制，以实现自给自足。但是由于土地贫瘠和战争频仍，此政策并不成功。作为对策，永乐以来北边开始实行开中法。所谓的开中法，就是由贩盐的御用商人进行承包，他们负责将米运送到北方的边防地带，然后官府授予他们盐引（贩卖官盐的许可证）作为补偿。
尤其是设立九大边镇之后，北方成了一大军政地带，商人纷纷雇佣失业者来此地开垦，借着这种官僚统治的方便而谋获巨利。山西和陕西商人享有地利优势，势力随之兴起。他们同时兼营粮食和盐，获得了能使之傲视天下的巨大财富。
新安位于安徽南部，此地自古以来就易诞生中间商和行商，和日本的近江很类似。正统以后朝廷变更了开中法，不再要求商人到北方当地缴纳现物，而是代之以盐场纳银制，由政府将收到的银子运送到北方，然后再购买粮食。
盐的主产地在江苏和浙江，新安商人享有地利。他们以盐商为背景，借着纳银制的机会而崛起，与山西商人平分天下商权。新安商人在全国各地铺开了商业网络，之后又开始经营苏州的织物和景德镇的瓷器，开展国际贸易。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正统）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丞故杨溥乡里，佥事又士竒乡里也。溥怨谟，论死。士奇欲坐谟因公杀人，争议不决，请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宜对品降调。”太后从之，降谟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渐摭朝事。——译注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正统）五年春二月，命侍讲学士马愉、侍讲曹鼐并直内阁，预机务。先是，王振语杨士奇曰：“朝廷事赖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后当何如？”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先生安得为此言。吾辈老，无能效力，当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荣，荣曰：“彼厌吾辈，吾辈纵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某入阁，则吾辈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辈人，何伤也。”士奇是其言。——译注
③ 《明英宗实录》：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意，以资谈论。——译注
④ 《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孝穆纪太后，孝宗生母也，贺县人。本蛮土官女。成化中征蛮，俘入掖庭，授女史，警敏通文字，命守内藏。时万贵妃专宠而妒，后宫有娠者皆治使堕。柏贤妃生悼恭太子，亦为所害。帝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万贵妃知而恚甚，令婢钩治之。婢谬报曰病痞。乃谪居安乐堂。久之，生孝宗，使门监张敏溺焉。敏惊曰：“上未有子，奈何弃之。”稍哺粉饵饴蜜，藏之他室，贵妃日伺无所得。至五六岁，未敢剪胎发。时吴后废居西内，近安乐堂，密知其事，往来哺养，帝不知也。帝自悼恭太子薨后，久无嗣，中外皆以为忧。成化十一年，帝召张敏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而无子。”敏伏地曰：“死罪！万岁已有子也。”帝愕然，问安在。对曰：“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主。”于是太监怀恩顿首曰：“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帝大喜，即日幸西内，遣使往迎皇子。使至，妃抱皇子泣曰：“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衣以小绯袍，乘小舆，拥至阶下，发披地，走投帝怀。帝置之膝，抚视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类我！”使怀恩赴内阁具道其故，群臣皆大喜。明日，入贺，颁诏天下。移妃居永寿宫，数召见。万贵妃日夜怨泣曰：“群小绐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贵妃致之死，或曰自缢也。谥恭恪庄僖淑妃。敏惧，亦吞金死。敏，同安人。孝宗既立为皇太子，时孝肃皇太后居仁寿宫，语帝曰：“以儿付我。”太子遂居仁寿。一日，贵妃召太子食，孝肃谓太子曰：“儿去，无食也。”太子至，贵妃赐食，曰：“已饱。”进羹，曰：“疑有毒。”贵妃大恚曰：“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因恚而成疾。——译注
⑤ 《明史》卷三百零四：同时有覃吉者，不知所由进，以老阉侍太子。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宪宗赐太子庄田，吉劝毋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从内侍读佛经，吉入，太子惊曰：“老伴来矣。”亟手《孝经》。吉跪曰：“太子诵佛书乎？”曰：“无有。《孝经》耳。”吉顿首曰：“甚善。佛书诞，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译注
⑥ 《万历野获编》卷三。——译注
⑦ 《明通鉴》卷四十一：先是，尚书韩文以八党用事，每朝退与僚属言辙泣下。郎中李梦阳进曰：“公泣何为？比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人易易耳。”文捋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纵事勿济，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报国。”即令梦阳草疏。既具，文读而删之曰：“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遂合九卿诸大臣上言。——译注
⑧ 《明通鉴》卷四十一：于是八人者夜伏上前环泣，以首触地，曰：“微上恩，奴侪磔喂狗矣。”上色动，瑾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也。”上曰：“何故？”瑾曰：“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此？”上大怒，立命收岳，擢瑾掌司礼监，永成、大用掌东西厂，各分据要地。——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