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变动
14世纪后半期，首先在中国，元朝败退而明帝国兴起。仿佛是要追随中国一样，已在朝鲜半岛统治了近五个世纪的高丽王朝换成了李氏朝鲜。中南半岛上的安南地区也出现了黎氏王朝。要说这一切只是巧合也可以，但就在朝鲜李成桂登上王位的1392年，日本的南北两个朝廷统一，形成了足利义满称霸的局面。
这一连串的政权更迭并非没有共同点，这便是看似已经屈服在元帝国的强大压力之下的东亚民族，针对元帝国而爆发的反击和解放浪潮。而且，这些新生的政权不再是简单地沿袭以往的政治路线，而是根据新的政治原理建立了崭新的国家。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东亚是以蒙古人之元朝为轴心转动的，这种情况从历史上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新时代已经到来，一国的动向如果不参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关联就无法理解。
此外在其他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东亚共同的历史现象。古老的贵族阶级或是没落，或是日渐衰微，而新兴阶级开始掌握社会的主导权。中国从宋代开始便出现了这种倾向，至明代还出现了佃农出身的王朝，更是鲜明地显示出这一动态。朝鲜半岛的王朝更替也包含这种特征。日本有新兴武家阶级的崛起，而北归的蒙古人当中也出现了新兴阶级崛起的情况。可以说，这是平民势力的崛起。这些新崛起的阶级开始热心追求生活文化的进步，这种热情使整个东亚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强烈地吸引着周边诸国与之靠近。自然而然地，东亚开始一体化，成为一个拥有共通历史的世界。
元与高丽
在大元帝国内部，高丽不过是封土之臣，但它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帝国的末期症状之中，日日经受内外交困的苦难。
首先是宗主家元帝室和高丽王室之间的关系在恶化。这两家自忽必烈汗以来就形成了通亲的惯例，高丽的王妃要出自元室。但是忽必烈汗一方却视高丽女性为卑贱之人，规定元朝宫廷绝不纳高丽女子。
但是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却接纳了高丽宦官引荐的高丽女子祁氏。这位妃子做事滴水不漏，侍奉得妥妥帖帖，马上就抓住了皇帝的心。惊慌失措的皇太后命其早定皇后，于是权臣燕帖木儿之女被选为皇后。但是这位皇后眼高过顶，万分瞧不起这年少的皇帝。
皇帝宠爱祁氏，皇后见此燃了嫉妒之心，日夜鞭笞祁氏。后来这位皇后因隐匿谋反弟弟而被处以绞刑。
但是高丽女子祁妃的出现也意味着帝室家法已破，自此之后，有识之士都以为天下将乱。
紧接着，元室立了忽必烈汗皇后家曾孙一辈的妃子做了正皇后。这位皇后行事稳妥，却不得宠，所以最后还是立了祁氏为第二皇后。二人同时为后，这也是史无前例了。祁氏所生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
到这时候，顺帝已经开始沉迷于藏传佛教。两位皇后劝谏无果，而皇帝一怒之下两个月都没有踏入后宫一步。
以前就有句老话，说对朝鲜女子可不能掉以轻心。而祁氏也终于露出了本性，她从本国招来众多高丽美女，将她们都送到有权有势的蒙古大臣家中。因此大都的风气反而成了家中有高丽女子才是名门。这些高丽美女既端庄娴雅又美丽动人，而且侍奉妥帖，蒙古妇人完全不是对手，于是她们全都独占了宠爱。在此影响之下，宫廷的女官也大半都成了高丽女子，宦官也是如此，而大都的服饰也流行起了高丽风。如此这般，祁氏以大元帝国正皇后的身份拥戴着皇太子，隐然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而另一方面，在高丽本国，作为元室的女婿，国王以下全都拥有蒙古名字，恭愍王甚至不顾臣下劝谏而梳起了辫发，汲汲献媚于元室。
这里问题就出来了。祁氏家族原本是高丽的贵族，所以在高丽王朝内部，祁氏一族对高丽王当然应该行臣礼。但是祁氏这回成了高丽王所侍奉的大元皇帝的外戚，在门第序列上就排在了高丽王的上位，而且元室也确实给祁氏的父亲和祖父追赠了王号。如此一来，祁氏一族便威风赫赫地凌驾于高丽王之上，形成了挑衅之势。
高丽在四个世纪当中都是以逆来顺受的姿态熬过来的，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怒火瞬间就爆发了。他们将祁氏一族赶尽杀绝，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奋勇出兵夺回了被元侵占的咸镜道，并废除了元朝年号，明明白白地宣示了其反抗态度。他们甚至还计划招日本兵一同征讨元朝。
由此，元朝和高丽之间出现了裂痕。
红巾军
高丽开始反抗元朝，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元末大动乱的惊涛骇浪也冲击了朝鲜半岛的王朝。时为恭愍王三年，即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六月，驻留大都的高丽王族中有一人回到朝鲜，带回了中国国内红巾军起义的消息，并同时传达了大元丞相脱脱的口信，要求朝鲜派兵支援以讨伐张士诚。后来高丽人宦官又带来了要求正式出兵的敕令。因此高丽派出了两千兵士，加上驻留大都的高丽人，军队全员达到了两万三千人。他们在脱脱的指挥之下充当前锋，向张士诚占据的高邮发动了进攻。
按照高丽一侧的说法是，在他们眼见就要攻陷高邮城之际，蒙古军的部将产生嫉妒之心，唯恐功劳被高丽军抢了去，于是借口天色已晚，不如明日再战而撤走了军队，导致了失败。
不管怎么说，脱脱的解职引发了元军的溃败，因此高丽军也撤退了。此时他们已切身地感受到，元朝已经日薄西山了。
此后很快，高丽便倾向于反元了。紧接着，高丽就收到了本是敌人的张士诚送来的殷勤厚礼，而且张还自称太尉，这可是元朝显官。张在信里说，如今正在讨伐眼下残虐之极的红巾军。不用说，这里的红巾军指的就是明太祖。虽然说昨日之仇敌，今日之莫逆，然而这事也实在太古怪了。
张士诚此时献给高丽王的礼物有沉香、山水画、玉带、彩绢等，与此同时元朝水军的长官还提出要和高丽进行通商贸易。高丽一直倾心于中国文物，但是此前因为元朝官吏盯得紧而不能有所动作，这一次得到了久等的好消息，简直宛如海上出现了曙光。高丽马上就发出了回信，并回赠布、麻、虎皮、豹皮等本地特产。
高丽的首都开城掌控着朝鲜半岛的商业，即是所谓的开城商人的大本营，在昔日高丽对宋的贸易中十分活跃。
继张士诚之后，高丽又与浙江的方国珍实现了往来。中国东海这片水域很快就繁忙了起来。
此时从大陆方面却杀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那便是红巾军。高丽将这些人称为“红头之贼”。
恭愍王十年（至正二十一年）隆冬之际，破头潘、关先生等人率领的红巾军大部队越过鸭绿江，攻入了朝鲜半岛。他们从内蒙古出发横穿东北平原而来，我们此前已经提过这支远征军。高丽王以下的众人都弃城而逃，他们衣服尽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不得不砍柴取暖。
红巾军闯进首都开城后，做尽了残暴野蛮之事，长达两三个月之久。由于正值隆冬，他们剥下牛马皮层层贴满城墙，在上面浇水使其结冰，让人无从攀登。据说他们还烧杀男女，烤炙孕妇乳房为食。
第二年，高丽军队合围首都，歼灭了大半红巾军，并没收了他们手里的元朝皇帝玉玺和官印。此时率军奋战的正是后来李氏王朝的始祖李成桂。不过，传到中国方面的消息称，红巾军的溃败是由于高丽发动了美人计。高丽方面先向红巾军献上美女乞降，红巾军的将校人人有份，都被迷得神魂颠倒。高丽军队便趁此机会偷走了他们的马匹，藏在树林里，待国王一声令下，便将所有不操高丽口音的人统统杀掉，最终歼灭了红巾军。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真实我们并不清楚。高丽就是这样在来自元人的翻天巨浪中沉沉浮浮。而与此同时，南方海面上又杀来了残酷至极的倭寇。对此，高丽束手无策，只能任由时代洪流冲击。
李朝兴起
恭愍王十七年（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朝皇帝从大都出逃的消息传到朝鲜半岛。该何去何从？高丽对此感到迷茫。第二年，明朝的使者早早地来访，再加上此前又有祁氏一事，于是高丽便下定决心要跟随明朝了。
但是在那之后，明朝使节的态度变得十分倨傲，高丽人一气之下又杀了来使。因为这件事情，明朝要求高丽谢罪，并定下了苛刻的赔偿金额，还要求高丽将从元朝手里夺回的咸镜道交给明朝。高丽顿时强硬起来，态度一变，转而要出兵征讨明朝。只有儒者官僚对此表示反对。
高丽的文化原是继承自新罗时期传入的唐文化，之后又加入了宋的文化。在此期间，其始祖又将佛教定为国教，从此佛教便成了高丽人的精神家园。因此每逢国难，高丽人便向神佛祈祷，其一片赤诚凝结成了两部著名的高丽大藏经（所收经典1539部，6805卷，初雕于11世纪20年代，再雕于13世纪高丽高宗朝，刊行于江华岛，版木现藏于庆尚南道伽耶山海印寺）。日本自足利将军以下的诸大名都争相求取。
高丽与元朝定交之后，国内又传进了新的中国文化——朱子学。元朝将高丽王子和贵族子弟都带到大都热心教育。很讽刺的是，朱子学是经由元人之手在本国重生，随后又移植到了朝鲜，而结果却是这个元朝倒在了朱子学手上。真是太讽刺了。
这些在大都接受精英教育的儒者官僚们力辩，明朝是继承了宋朝的正统王朝，绝对不可讨伐。如此看来，朱元璋拥护宋朝的策略在此也起到了作用。另外，这些儒者官僚对国内政治也有许多牢骚。
这个时期的高丽，自国王以下的武人贵族们坐拥广大的庄园。他们聚居在都城中，穷奢极欲，日日笙歌。而那些仰人鼻息领取薄禄的官吏、那些为一日三餐奔波劳碌的下级武人怨声载道，大声呼唤田制改革。“不患寡而患不均”，儒者官僚秉持儒教特有的均分观念，大力敦促改革。在这里，他们也和明朝一样，提出要以儒教为基础进行政治革新。
将军李成桂曾北伐女真，南定倭寇，战功赫赫。此时他和这些儒者官僚走到了一起。他领受君命，作为副将率军出发讨明，在横渡鸭绿江时于河中的威化岛紧急引兵回都，断然发动了军事政变。李成桂放逐前王，另立新王，并血洗了亲元派的大佬。
这就是李朝引以为豪的“威化岛回军”（1388年），他们将这一历史性事件视为革命正当性的证明。
儒教王国
李成桂通过政变实现了儒者官僚们要求的田制改革。现有的庄园被收回，根据王族和官吏的身份再次进行了分配。高丽时期的职田配给只限定在官员在职期间，而在新制度下只要缴纳税款就能世袭。其结果是官僚势力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并形成了地主阶级。而这最终导致同族之间强强结合起来，由此诞生了两班阶层。两班依靠特权，垄断了李朝一代政治。
就这样，李成桂取代高丽登上了王位（1392年）。支持他的儒者官僚们对“威化岛回军”的革命的正当性是这样加以论证的：
朱子学最重华夷之辨，亦即尊大中华，贬斥夷狄。在此意义上，新兴的明朝才是正统的天子。而朱子学又对名分十分执着，君臣父子的关系就是其中的典型。渡过鸭绿江，就成了入侵天子之国。而我方毅然回军的行动，正是明辨名分的体现。李氏继承了圣人箕子治理朝鲜以来的道统，所以有资格成为国王。
然后他们请明朝赐国号为“朝鲜”——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号。由此明朝与朝鲜结成了宗属关系，换言之就是君臣父子的关系。这好讲道理的风格，与高丽的见风使舵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氏朝鲜太祖李成桂像
在这种国体观的基础上，李氏朝鲜展开了独特的“事大交邻”外交，其内容如下：
朝鲜是中华的分支，因此自称“东华”或“小华”，又自称为东方礼仪之邦。所以，所谓的“事大”，就是以君臣父子之礼侍奉作为宗主国的大明。这里的“事大”和“属国”，并不是靠武力征服或者将其变成殖民地而形成的那种肮脏的关系，而大部分是一种道德和观念上的东西。于是继中国之后，在此诞生了第二位“爱面子”的国家。这种关系在我们日本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陆奥宗光（明治时期的外交官，著有回忆录《蹇蹇录》）在与朝鲜进行谈判时忍不住感叹——这是多么复杂奇怪的宗属关系啊！
还有一个词叫“交邻”，指朝鲜与周围“野蛮国家”的交往。他们认为周围都是些近似兽类的邻人，所以不能用对人的方式交往，但是如果放任不管又可能被咬，所以只需要马马虎虎地对付一下就可以了，使诈或扯谎都不成问题。这些所谓的“野蛮国家”，指的就是女真、琉球，以及日本。
如此这般，李氏朝鲜朝着儒教王国的方向努力迈进，儒教文化取代高丽的佛教文化欣欣向荣。不过可以说，这些全是中国文化的缩小版。但即便如此，朝鲜仍然大量刊行了《高丽史》《李朝实录》等国家编撰物，还诞生了优秀的汉学家和文人。总之，在中国式教养这方面，朝鲜的成就远远高于日本。
朝贡的原则
达成天下统一的大业之后，明太祖开始向周边诸国派出招抚的使节，敦促他们进行朝贡。自不用说，这是在宣告新政权的成立，并寻求周边国家的承认。但是那个时代对外国的基本观念以及应对方式，与现代新政权诞生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明朝的基本思路是，我们驱逐了夷狄，建立了新的中华帝国，因此皇帝作为这个帝国的统治者，不仅是国家的元首，同时也是国家之上的世界或者说是天下的君主。这里先提一个后来的事情，当时被蒙古的攻击弄得疲惫不堪的臣下向皇帝进言，请求划定二者之间的边界，而皇帝一句话便断然拒绝了——这是为谁而定的边界？皇帝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绝不承认世上还有对等之人。
家是由家长和家人组成的，如果将世界看作是一家，皇帝就是家长，而其家人便是诸王。此时皇帝和诸王之间已经确立了君臣父子的关系。为臣为子的诸王在道德上有义务向皇帝呈上礼物以讨其欢心；而为君为父的皇帝体察到其忠诚之心，也要回赠礼物送其返回。这是深谙礼仪之人应有的道德，也是细腻情谊的体现。世界既是一家，外国的元首也被认为应该遵行此种道德。只是他们本非浸染文明之人，而是“野蛮人”，所以不能以高级的道德求全责备，不过对于那些仰慕我中华这一世界文明中心的人，则要对其优秀大加褒奖。
这就是朝贡的基本思路。也就是说，这不是招来客人并让其坐上座，而是主人端坐在上，让客人臣服于地的场景。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这样想别人也没办法。他们寻求外国的承认，其实就是要求外国接受这种思路。
朝贡的种种规定就建立在这种思路之上。原则上，这种往来只局限于皇帝与国王之间，由于锁国，民间人士之间的交往已不再可能。但又有些人不惜假冒国王，所以又需要使用一些文件以证明身份。为了防止假冒之事，明朝制定了表文和勘合制度。
表文是国王所遣使者带来的正式外交文书，其中有种种规定的格式，必须盖上皇帝授予国王的大印并写上明朝的年号。如果没有表文，就一律不许入国。其实表文的有无以及表文的形式都反映着国体观念的不同，大明和日本之间就为此问题爆发了大大小小无数争端。
所谓的勘合制度就是指使用“割符”，明朝官吏出差时用之以证明真身，而这一制度也推广给了外国。勘合最初只发放给暹罗、占婆等三个国家，后来变成十五个国家。使用勘合的基本上是南洋诸国，除此之外的就只有日本。
其实，就算没有勘合，只要持有正式的表文，也就可以入国了。
市舶司
贡船入港之际，由市舶司负责接待使节及处理其他一切业务。
明朝给各国都指定了港口。浙江宁波接待日本来客，福建泉州对接琉球，而广东广州则对接占婆、暹罗等南洋诸国。在明朝的评价体系里，琉球、占婆等国是恭顺的，而日本则反复无常。
要从日本去宁波，需经由九州的博多和平户。从琉球出发则可至泉州，而从琉球逆向航行又可到萨摩的坊之津。事实上，这两条路径同时也是倭寇到达中国的航路。
入港的具体手续如下所述：
首先需要检验表文与勘合的真伪。明朝为日本颁发的勘合共有二百道，还有底簿四册。二百道勘合各自写有“日”字和“本”字，明朝宫廷保管日字勘合一百道及日字与本字底簿各一册。日本方面持有本字勘合一百道及日字账簿一册，浙江布政司保管本字底簿一册。日本船驶入宁波港后，市舶司便拿着本字账簿与日本贡使所持的本字勘合比对检验。一艘船使用一道勘合，背面要清楚写明进贡的物品、所携带的货物，以及正使以下船组成员的数量。
另外每当皇帝换代，明朝会发放新勘合，旧勘合便随之失效。
后来倭寇问题日益严重，这种检查也变得极为严格。即使被认定为有朝贡资格，之后也会被百般叮嘱一定要遵守大明的各项规定。上岸的时候一切武器都要上缴封存，直到回程时才发回给本人。这些还算是合理，让人惊讶的是连船舵、橹、锚都要搬上岸去保管。
获准上岸后，正副使坐上黑色的轿子，使团的主要成员乘坐竹制肩舆，一行人被迎至安远驿（宁波的浙江市舶司跟前）内的嘉宾堂住下。这个建筑后来因日本使节团的内斗被烧毁。
使节们并不是马上进京，他们上岸的同时，来贡的消息会立刻被送往京师，在得到进一步指示前他们都会待在宁波。
此后他们便将带来的贡品和携带货物摆在明朝官吏面前接受检查，检查结束后，这些物品统统被暂时存入市舶司的仓库中。
拿到入京许可后，使节们带上规定的人员，带着表文、贡品和一部分货物，由明朝的接待人员陪同一道上京。使节被待以国宾之礼，因而往返的路费、食宿等一切费用均由明朝一侧负担。这不仅是对日本，而是适用于所有入国者，因此需要相当庞大的费用。
贡品主要是各国的特产，种类很多。有金银器物、奇珍异宝，以及用作染料的苏芳木、胡椒、香料、硫黄。甚至还有虎、豹、马、象、蛇等，简直像动物园一样热闹。
与此相对，皇帝的下赐品则有金银、纸币、全套礼服等。朝鲜这样的国家因为自称东华，所以还获得四书五经，甚至还有雅乐演奏中使用的乐器。不过最主要的赏赐还是各国艳羡的中国丝绸。明朝宫廷拥有官营丝绸工场，每年生产大约一万两千匹丝绸用以下赐。明朝在宫殿或是午门举行盛大的仪式，使节们恭顺地接过赐品。
另外，使节一行有时还能用从大明朝廷处获得的纸币和丝绸等物，通过明朝商人换购其他物品。
贡品之外的携带货物就是使节及其随员携带的商品。
随员基本上是商人。货物的处理方式各国都不一样，日本的情况是货物由明朝当局全部买下，朝廷不需要的则直接让指定的御用商人收购。政府购买的价格是以时令价格为标准，不过当中也有很大的政治议价空间，这里就看使节团的外交手腕了。
明代纸币
使节团在京师住在会同馆，好吃好喝地接受招待。日本使节常常和女真人比赛豪饮、掰腕子，然后打架。
政府指定的御用商人也会到访会同馆进行交易，交易会大约持续三天时间。
这种采购或者说交易的主要宗旨，其实是将中华文物分给这些不辞辛劳远道而来的“蛮夷”，以帮助他们在生活和文化上实现进步。这种方式一般称为朝贡贸易。我们应该知道，这其中也贯彻着明朝“政经一致”的原则。
倭寇
14世纪到16世纪，东亚历史上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日本人对朝鲜以及中国的武力入侵。当然，这种入侵是断断续续的，而且由于政治和经济因素不同，侵略的性质也有所不同。照此思路，这段历史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是14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大约七十年间。日本此时从南北朝时代走向统一，朝鲜是高丽末期至李朝初期，中国则是元末明初。
第二期是16世纪上半叶到后半叶，日本是足利幕府时期，中国则主要是明世宗朝的嘉靖年间。
第三期是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际，也就是日本所说的文禄、庆长之役（即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为“王辰倭乱”）。
其中第一和第二期合称为“倭寇”。这个叫法始于大明和朝鲜，“倭”是日本人，“寇”是指从外部而来的入侵。简单地说就是“日本海贼”的意思。
那么，当时的海贼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质呢？据成书于李朝时代的《海东诸国纪》（一卷，朝鲜申叔舟于1471年受朝鲜成宗之命所著，记录了日本、琉球的国情以及接待使节的规定）所记，有一位“安艺州海贼大将”村上某某派来的使者到访。这个“海贼大将”就是日本海贼的首领，而海贼指的就是那些拥有水军的沿海地方豪族。这里出现的便是著名的村上水军。不管怎样，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当时“海贼大将”这一称号公然出现在了给外国的正式文书中，其中丝毫不见“海贼即犯罪者”的心理负担，反而充满了自豪和威风凛凛的气势。
而在同一时期的记录《大乘院寺社杂事记》当中，记载了当时从事对明贸易的混血儿楠叶西忍（应永二年至文明十八年﹝1395—1486年﹞，幼名慕思路﹝Musuru﹞，俗名天次。父亲是云游僧，据说是天竺人。一般来说天竺指的是印度，不过这种情况下还有许多说法。楠叶是其母亲一族的姓）说的一段话，他说“近来海盗以下，不道之辈有之云云”。这里的“海盗”指的就是海贼，而且一般认为他们干着罪恶的勾当。
那么，海贼和海寇究竟有何区别呢？
所谓的海贼，是为了防阻那些“海上之狼”的侵害而出现的团体。他们收取一定的报酬而护送商船航行，或者在海上设立关卡征收通行税。除此之外，他们自己也经营贸易，同时从事掠夺。这些团体还会与有名的守护大名结成关系，比如村上水军就做了毛利家的行政代理人“被官”。
如此观之，海贼可以说是根植于日本封建社会的特殊的组织。因此追溯其势力的系谱，最终将追溯到足利将军。事实上，他们之间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遣明船返回日本时途经濑户内海，将军家便命令海贼担任护卫之责。
但是，他们之间并不仅限于经济性的盈利行为，其实在政治系统上也是相连的。因为这是封建社会。不仅是足利将军，与将军家对立的日本南朝势力也与各地的海贼保有关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那些地方也出现了海贼大将的名号。
那么，楠叶西忍所说的海盗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是站在国际贸易资本家的立场上说的这话。他所率领的遣明船由将军、守护大名、大寺院或是商业资本家等社会统治阶层投资经营，交易对象是以政经一致为国策的明朝，从事的是明朝指定的垄断贸易。自不用说，数量巨大的非官方非法贸易对于正常的商品交易是一种妨碍，而这导致明朝一侧决定停止交易，或是由明朝决定贸易价格等。如此一来，这些在国内利害一致的统治阶层和海贼，在国外问题上就成了利害相反的两方。
而在这个方面，适用于明代北方蒙古人的铁律也同样适用于海上。亦即和平朝贡贸易对统治阶层有利，而战争状态下的掠夺则对下层阶级有利。
这么看的话，所谓倭寇，说白了基本上就是以海贼为中心的群体所进行的国外活动。其数量众多，主体是中下级的武士阶层，用现代的话来说就相当于是中小企业。他们因时因地不同，可以单独经营，也可以合作共进。他们的船队规模大的可达二百艘至五百艘，但也有两三艘的，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性质。他们的行动时而是政治性的，时而是经济性的，随着当时的形势而变化。他们当中最基层的分子常常从贩售武力的海上保镖转身一变成为海上饿狼，也就是成为西忍所说的“不道之辈”。
第一期和第二期，或者说前期和后期倭寇性质的差异也源自于此。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前期倭寇的情况。
倭寇与高丽
前期倭寇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朝鲜半岛南部，时代相当于高丽末期。特别是高丽忠定王二年（1350年）之后，倭寇的入侵行为变得剧烈起来， 《高丽史》等朝鲜方面的记录中一再强调这一变化。
对于倭寇活跃之后的情况， 《高丽史》记载道：“全罗、庆尚、杨广（现在的京畿、忠清两道）三道乃国家腹心。倭寇深入内地，掠我人民，叩我府库，因之千里肃然，人民困惫至极，正当危急存亡之秋。”①文中所述三道现在也是朝鲜半岛的粮仓地带，由此可知高丽所受损害的严重程度。府库是用以储藏从庄园征收来的年贡米的仓库。据说倭寇抢米上船时动作粗暴至极，撒落的大米在地上都堆出了一条路，厚度高达一尺。这些倭寇船队拥有的船只有数十乃至数百艘，这点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被这些倭寇盯上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米、豆等谷物，还有人民和船舶，全都与生活直接相关。这里可见前期倭寇的特点。
朝鲜半岛将这个时期的倭寇称之为“三岛倭寇”。三岛大致是指现在的对马、壹岐，以及九州肥前的松浦地方，这都是些位置偏僻而土壤贫瘠的地区，自然地生活物资不得不依靠掠夺。特别是靠近朝鲜半岛的对马，此地耕地面积也非常狭小，所以如果没有对外掠夺和中间贸易，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但是前期倭寇的兴起并非仅仅出于经济原因。三岛之一的松浦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松浦海贼的根据地，从方才藤经光的例子，我们也可约略瞥见其蓬勃势力的片鳞只甲。
近来的研究表明，以松浦党为主体的九州和濑户内海的这些海贼，其实与征西将军怀良亲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之前提过，倭寇的侵略是从忠定王二年开始突然变得剧烈的，而这暗示着，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倭寇一侧。
这一时期正好也是怀良亲王开始在九州开展活动的时候。亲王在五年之后，也就是恭愍王四年攻取了博多。自此之后，一直到他的势力没落为止的三十多年间，正好都是前期倭寇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完全有理由认为，追随南朝一方的松浦党海贼负责征西将军府的后勤，于是驱使手中的王牌水军在朝鲜半岛夺取补给。对大米、奴婢、运输船的大量且持续的补给需要推动大型船队进行有组织的军事行动。
就像这样，前期倭寇在朝鲜半岛的这些行动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这一面我们千万不能漏过。他们并不是单纯的海贼。
李成桂的反击
倭寇之所以能轻易入侵朝鲜半岛，其实高丽方面的政治腐败和军备废弛也是一方面原因，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形势终于朝着有利于反击倭寇的方向转变了。
首先是，高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武力反击，而立下军功的就是李成桂。高丽辛禑王六年（1380年）八月，舰船不过百艘的高丽水军追击倭寇，过程中发现有一支超过五百艘舰船的倭寇队伍在镇浦口登陆。于是他们发射火炮将这些倭船烧得一干二净，并带回了234名俘虏。怒火冲天的倭寇会同当地兵力，占据了云峰（全罗北道南原郡云峰面），而李成桂出奇制胜，率军大破云峰倭寇。
女真武人（出自《三才图会》）
倭寇首领当中有一位身披金甲、脚跨白马、手舞长枪的年轻武士。李成桂手下的勇将李豆兰两箭便将这位武士射杀。丧失了首领的倭寇顿时土崩瓦解。此战的殊荣应当归于从松花江流域远道而来的女真人。女真人是狩猎民族，是弯弓射箭的强手。李豆兰所属的一支女真人移居到了东北地区南部，许多年后，这支女真人中诞生了清朝的太祖努尔哈赤，这在后文也会提到。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努尔哈赤还曾请求上阵杀敌讨伐日本军，不过被回绝了。其实早在这个时代，他的祖先就已经多次与日本人过招了。
通常认为李成桂出身于全罗道全州的名门。但是这点非常可疑，因为就在数代以前，他们家族还居住在朝鲜北部的咸镜道。他手下的兵力强大，也是因为队伍当中吸收了强悍的女真人。而自此之后，倭寇终于得到了压制和驱逐。
李成桂取得政权之后，不仅强化了水军以巩固沿海防备，也开始着手进行谈判。
自高丽时代以来，朝鲜半岛政权就曾遣使日本政府要求剿灭倭寇。李成桂即位的同时也向室町幕府正式提出请求，要求严厉打击倭寇。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满于是命令九州探题今川了俊等人厉行剿灭事宜并送还俘虏，还向朝鲜派去使节，通告其日本政府已经妥善处置。这一时期，以九州探题为首的九州豪族们送还了大量朝鲜俘虏。
时代终于改变了。日本方面如今的情况是，怀良亲王的征西将军府已日薄西山，处境日渐窘迫；另一方面，松浦党的海贼也渐渐丧失了支持南朝的大义名分，并在今川了俊的铁腕治理下走向土崩瓦解。
李成桂在此过程中也直接与倭寇首领们接触，提供优厚的待遇劝诱他们归顺投降。这些人被称为“投化倭”，其人数与日俱增。他们获得了土地和工作，当中甚至有人成了中枢机构的官吏。这种情况给李朝财政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这些投化倭多数是三岛倭寇当中生活艰难的对马人，这也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松浦党的海贼褪去了政治色彩，摇身一变成了追逐贸易之利的海寇。
其实在日本和朝鲜之间早有贸易关系，率先加入的是将军以及西国和九州的大名们。当然了，那些势力强大的海贼大将也堂而皇之地参与其中，他们在朝鲜受到了隆重的接待。随之而来的是博多这座城市的繁荣昌盛，以及博多商人的活跃。
在这种形势之下，从倭寇转变过来的下层海贼也同样开始投身于贸易，往返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但是他们并非从此废止了海寇的营生，而是各逞私欲，其中有些人甚至将兵锋指向了中国本土，将抢夺而来的物资运到朝鲜贩卖。他们依然不改残暴粗鲁的性格。在此潮流当中，富山浦（现在的釜山港）聚居了大量日本商人和离家谋生的日本妓女，他们与乘船而来的商人们进行着喧闹而混乱的交易。
朝鲜半岛的倭寇就这样渐渐平息下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日朝之间的贸易品吧，从朝鲜过来的货物已经不再是倭寇时代的谷物和奴婢，而是变成了虎豹的皮毛、布类、人参、松子等。尤其是其中的棉花，大大改善了日本庶民阶层的服装。而日本出口的产品有国产的铜、硫黄、大刀等物，还有苏芳木、深黄、胡椒、沉香等南海物产。后面的这些是琉球商人运来博多的，是一种转口商品。我们必须承认，明朝的海禁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我们此前提到过张士诚、方国珍与高丽的接触，在他们的势力消亡之后，恐怕是又出现了“南海—琉球—博多—朝鲜”这样一条转运贸易路线。
从中可看到东亚地区这种经济上的紧密关系。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值得瞩目，即日本以足利将军为首的守护大名们还热切地希望得到朝鲜半岛的高丽大藏经。这应该是风靡日本中世武家社会的禅文化造成的影响。
倭寇侵袭中国
明朝成立之后，简直就像早已在翘首等待那样，东亚诸国纷纷向新政权朝贡，接受了那种政经一致的外交原则。但是在此形势当中，唯有日本与明朝的外交关系陷于险恶的氛围而难有进展。其原因就是倭寇。在中国，倭寇之害开始变得剧烈的时期基本上和朝鲜半岛一样，也是14世纪中期。
倭寇的侵略路径分为南北两条。北路是沿着朝鲜半岛的西岸北上，从辽东半岛横跨黄海侵入山东；南路是从九州出发横渡东海，直接到达浙江、福建、广东。
这些倭寇也和侵扰朝鲜半岛的那些倭寇一样，多是对马和松浦的海贼，可能还有天草、肥后、萨摩等地的海贼。北路的侵袭可以看作是倭寇对朝鲜半岛攻击行动的延长，而南路的情况则稍有不同。
元末时期，中国国内的纷乱也反映到了海上，大陆东南沿海的地区出现了中国海盗横行的局面。除了这些势力，我们此前也讲过，被明军击败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余党也流亡到海上，他们与倭寇勾结在了一起。中国大陆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熟悉中国情况的带路人，外人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攻击。总之，这支联合军团横行无忌，北至山东，南至广东，一路烧杀劫掠，简直无法无天。
日明谈判
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明太祖派使者前往怀良亲王的征西将军府，宣布中国成立了正统的新王朝，并要求日本一侧肃清倭寇。最后，诏书以“要么执臣子之礼朝贡，要么修兵自固。如果倭兵依然继续侵略的话，我方就发动水军，捕捉歼灭此辈，生缚国王”作结。②
就在此前一年，明朝占领了大都，因此此时正是意气轩昂的时候。但是这实属威慑，而非外交，而且太祖的自我介绍也糟糕透了。诏书上只说“朕本中国旧家”，虽然不好提自己出自佃农，但这样则让人完全不知道此人是何方神圣。虽然自称攻破了强大的大元帝国，但是海上之人和山中之人都不追随他。信他才怪呢！征西将军府没有理会这份傲慢的诏书，默默地将此事放过了，此后依然继续侵略行为。
心急如焚的太祖改变了做法，第二年又派出了莱州府的高官赵秩来重申前旨。按照太祖的想法，如果从元朝的心腹之地山东派出使者，那么日本方面肯定就会相信元朝已经败退了吧。然而这里他又一次猜错了，征西将军府反而断定赵秩就是元朝的使者。怀良亲王在断然回绝他之前对他说：“我国自古便仰慕中华文化之德。而蒙古以小国视我，如今又要逼我称臣吗？以前元朝送赵良弼来说好话，实际却是做奸细，后来变成入侵的元军。你也要用同样的招数吗？”③南朝此时已经日薄西山了，一个人坚守着九州的怀良亲王吐露的言语中依然具有万丈气势，但其中也显露出他那时刻绷紧的心弦。
对此，赵秩泰然自若地指出他错认了实际情况，并向其描述了中国的形势。
明朝的记录称，亲王听后大受冲击而气势顿减，亲自下到庭中握住赵秩的手，对他大加礼遇。其后他还借着赵秩回国复命的机会，派僧人祖来与之同行，以递呈称臣的表文并献上贡品，此外还送还了倭寇从宁波、台州掳掠的七十余人。
这段史料记载着征西将军府态度大变并进行了朝贡，虽然个中真伪不好判断，但是这些材料全都有所根据，绝非凭空捏造而来。可以想见，他们从赵秩那里认识到了新王朝的实力。其实，那时候明朝陆军和海军之强大都是亚洲首屈一指，如果不小心招来了，可真没有什么胜算。
借此机会，怀良亲王得到了“日本国王”这一封号并开始进行朝贡外交，可以说这也显示了他的高瞻远瞩。如果一手掌控了日明外交权，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回报丰厚的朝贡贸易。这可比掠夺行为更具有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不过比起这个，在当时的困境之下，亲王内心深处恐怕也是试图借助明朝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巩固南朝政权。总而言之，征西将军府不惜冒着暴露自己就是倭寇大本营的风险送回了大量中国俘虏，此事成了两国外交上的一大转折点。
日本使节终于来了！也难怪积郁已久的明太祖喜不自胜，大摆筵席欢迎他们。终太祖一代，日本使节都得到了非常优厚的待遇，而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一段时期。
不征之国
在那之后，倭寇的活动并未停止。某日太祖对他的智囊刘基说道：“东夷本来就和北胡不一样，不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但是就像蚊虻一样让人心烦，让人无法安睡。”④这恐怕是相当真实的感受。
此时太祖正为如何对付北元，尤其是英雄扩廓帖木儿忙得焦头烂额（这个时期有三件事让太祖烦心：一是找不到传国玉玺；二是抓不住王保保，也就是扩廓帖木儿；三是没有元朝皇太子的消息）。虽说如此，他对日本还是过于轻视了，后来“南倭”和“北虏”一道成了明朝的心腹之患，而这是他当时做梦也没想到的吧。
此时太祖和刘基设想，既然日本人信奉禅宗，那么不如派出高僧，通过他们的力量使日本归顺。于是明朝挑选了宁波天宁寺的祖阐和应天府名刹瓦官寺的克勤两人做了赴日使者。
这一时期太祖对日本内部的政治情况是这样认识的——年轻的怀良和京都的持明正在争夺王位，这便是日本内战的原因。虽然这一认识与实际相比有所扭曲，但他也清楚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立的状态，因此他命二位僧人不仅要说服征西将军府，同时也要游说京都方面的势力。大明僧侣一行于洪武六年（1373年）六月来到日本。据大明一侧的记载，他们在京都停留的时候，“留宿在洛阳的西山精舍，按照太祖的命令讲说禅之正统教义。听者震惊，皆感叹不愧是中华禅伯，极力延请他们主持天龙禅寺”⑤。然后，二位僧人向国王转达了太祖的意思，恳请其来明朝朝贡以及打击倭寇。而国王也表示了赞成，并派遣使者与二位僧人一同赴明。这里的“王”指的当然是室町幕府。
二位僧人在回程时又拜访了怀良亲王，赠予其明朝的大统历和皇帝的下赐品。皇帝向其统治下的国王授历是有深意的，是为了让他们使用明朝的年号。这种程序意味着这个国家得到了明朝的正式承认。征西将军府由此获得了代表日本的权利，最终形成了明朝支持南朝政权的局面。
但是，在明僧来日的前一年，征西将军府便已在九州探题今川了俊的攻势之下不得已放弃了大宰府，他们甚至连后来的据点筑后高良山也没能守住，转而投奔了肥后的菊池氏。日本国王不断后撤，明朝僧侣只能边找寻边拜访。由于这样那样的意外，他们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延长了许久，第二年洪武七年才回国。明朝方面认为“王傲慢无礼，拘之二年”，对此非常生气。⑥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急剧动荡，中国方面可能不太容易搞清楚。但总之，在此之后明朝方面的态度变强硬了。
此时，明朝对内对外的讨伐战争都已经接近尾声，特别是洪武八年，大漠的宿敌扩廓帖木儿也去世了。创业的时代已经结束，大明开始进入建设的阶段。本来呢，太祖对遵纪守法的要求就十分严厉乃至于苛刻，至此就变得更加激进了。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了日明关系上。
既然两国已经正式缔结了国交，日本的朝贡就必须遵守正式的程序了，违反规定的往来将一概拒绝。
洪武七年六月，足利义满的使者来访，因为没有携带表文而遭到了遣返。随后岛津氏久的使者到来，既没有日本国王的许可，又没有使用明朝的年号，同样遭到了拒绝。太祖还严责礼部，不允许任何绕过国王而进行的私贡行为。
洪武九年四月，征西将军府派使者僧文珪入明。太祖认为其表文的文句毫无诚意而大为生气。其实，太祖的文化素养已逐步提高，他对国内的儒者官僚也是同样态度。
在那之后，连续几年都有日本使者入明，但他们的国书或是被谴责为书式不对，或是被挑剔为态度无礼，总之都被退回了。不过，明朝方面倒是每次都会设宴款待这些使者。
就这样，国交正常化迟迟不上轨道，而另一方面，倭寇却如潮水一般源源不绝地涌来。面对这种情况，明太祖实在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给身为“日本国王”的征西将军府和足利幕府两方都送去书信，声言要派军进行征讨。对此，怀良亲王在答书里对大明寸步不让。怀良亲王回答的大要是：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明朝如果要动武，日本随时奉陪。
但是看看此文的结尾就知道，引发武力冲突绝非他的本意。他说：“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年年进奉于上国，岁岁称臣为弱倭。”这是在表明，日本谨守本分，朝贡之礼未曾有失。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征西将军府依旧采取联合明朝的方针。只是，大势对日本不利，现实与理想差距很大。怀良亲王此时已经退出了第一线，藏匿在肥后的群山峻岭之中，两年之后就去世了。这一时期也正是倭寇活动最为剧烈的时期。⑦
明太祖看到元朝惨败的前车之鉴，深思熟虑后放下了征讨日本的念头。明朝方面还有一人也极力反对出兵，那便是太祖的外甥——名将李文忠。
李文忠像
总之在此之后，太祖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带的守备力量。福建新建了十六座城，驻扎海军一万五千人。浙江则建了五十九座城，置兵五万八千余人。此外明朝还在福建配备了一百艘军船，在广东配备了二百艘军船。
太祖在临死之前宣布了祖训，也就是对子孙的训诫，指定了十五个不征之国，日本也是其中之一。所谓的不征之国，就是不得任意征讨的国家。在太祖朝，中国的对日外交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告终了。
① 《高丽史》卷七十八：全罗、庆尚、杨广三道，国家之腹心。倭奴深入，虏掠我人民，焚荡我府库，千里萧然。而又西北之虞在于不测，兵食匮竭。人民困瘁，此诚危急存亡之时也。——译注
② 《日本国志》卷五：后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1369年），明太祖皇帝遣行人杨载赍诏书至太宰府。书曰：“上帝好生而恶不仁，我中国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尔时来寇山东，乘元衰耳。朕本中国旧家，耻前王之辱。师旅扫荡，垂二十年，遂膺正统。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滨，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修书特报，兼谕越海之由。诏书到日，臣则奉表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如必为寇，朕当命舟师扬帆，捕绝岛徒，直抵王都，生缚而还。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图之！”——译注
③ 《日本国志》卷五：怀良曰：“吾国虽鄙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以小邦视我，欲臣妾之，而使其臣赵姓者訹诳我。……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昔蒙古之裔耶？亦将訹以好语，而袭我也？”——译注
④ 《殊域周咨录》卷二：东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犹蚊虻警寤，自觉不宁。——译注
⑤ 《殊域周咨录》卷二：馆于洛阳西山精舍。一遵圣训，敷演正教。听者耸愕，以为中华禅伯，亟白于王，请主天龙禅寺。——译注
⑥ 《明史》卷三百二十二：王则傲慢无礼，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还京。——译注
⑦ 《殊域周咨录》卷二：上常恶倭国狡顽，遣将责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倭王上表答，岀不逊语。表曰：“臣闻三王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而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偏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座，封疆百万余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臣闻陛下有兴战之策，小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竭力之兵，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是以水来土掩，将至兵迎，岂肯跪涂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于贺兰山前，聊以博戏，有何惧哉！倘若君胜臣输，且满上国之意；设若臣胜君输，反作小邦之耻。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救黎庶之艰辛。年年进奉于上国，岁岁称臣为弱倭。今遣使臣答黑麻敬诣丹墀，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具表以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