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的国号
中国的国号有各种各样的由来，但是在国号中寄予建国的使命和理想，这种做法则始自元朝。“元”取自《易经》当中的“乾元”，是“天道”的意思，意味着他们得天道而施行政治。而此前，中国的国号大体上都来自以往的国名或是地名。
明朝又如何呢？很明显，“明”并非来自地名和国名。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关于这点至今尚无定说，因此这里只能向大家介绍目前被认为最接近事实的解释。
这是已故的和田清博士和吴晗先生提出的学说（和田清：《明太祖与红巾贼》〔1923年〕，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1940年〕）。这两位东西硕学的研究虽然各有路径，但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他们的意见应该得到重视。
他们认为红巾军的教主名叫大小明王，是出自该派的经典《大小明王出世开元经》，因此大明的国号也源自这部经书。吴晗先生还进一步提出，这部经典其实是摩尼教，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明教之物。
乍看起来这种说法实在是异想天开，然而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此前说过，摩尼教的教义认为善之光明与恶之黑暗在互相斗争，在这明暗的混沌当中光明将最终获得胜利。而教主就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而现身的人物，因此必须遵循严格的禁欲主义。
可以想见，僧人朱元璋抱着重整世间的大志投身于红巾军，奉戴小明王。小明王去世后，他也继续信守着传播光明的使命而登基做了皇帝，饱含着祈愿将国号定为“大明”。这是在预言恶之黑暗世界，也就是元朝一定会被征服。
朱元璋重整世间的信仰恐怕不会轻易改变。在此前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中，他将红巾军定性为邪教，但这是在谴责他们不守戒律的堕落行径。另外，虽然朱元璋深受儒者的影响，但他个人的信仰却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在糟糠之妻马皇后死后，他不是让他的儿子们都向僧侣布施为她祈求冥福吗？像他那样的英雄人物，全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国号这么要紧，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地取一个，其中可是包含着对未来的祈愿。辅佐他的儒者刘基之所以深受信任，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其乃占卜大师。
开国英雄大体都有着神秘主义者的一面。中国的明教徒在生活中严格执行“不杀”“不饮”“不荤腥”等戒律，据说破戒的僧侣会被处以吊刑。
朱元璋所提倡的“不杀”主义，以及以朴素、节俭为宗旨的禁欲主义也都是明教的主张。
如果这样解释“大明”，那么他们所推行的各种国策之目的也都能很好地理解了。
元朝北归
明朝平定江南之后，终于开始北伐了。如何制定作战的策略？起自盗贼的猛将常遇春提议一鼓作气直捣元之首都，但最后还是慎重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打算首先攻略山东、河南等中原之地，其后再进逼大都。慎重派的总帅徐达被任命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他们率领二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另一方面，元朝方面因失去了江南而萎靡不振，元顺帝还不理朝政，所有事务全都推给了皇太子。这位皇帝虽是最精通汉文化的君主，但身上依然流淌着蒙古的血，他晚年沉迷于藏传佛教的房中术，甚至命令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也成为信徒。这位皇太子是高丽出身的皇后祁氏所生，因此宫里朝鲜宦官朴不花权势熏天。而地方上，此前提到过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仍在和其他将军继续其父辈以来的内斗。皇太子试图利用扩廓帖木儿压制反对派，却被对方先发制人，两度落得弃都而逃的下场。此时的元朝深陷内部纷争的泥潭，根本无力抵抗明军。
率领元军侍奉皇帝直到最后一刻的仍然是扩廓帖木儿。关于他有这么一则逸话。明太祖问臣下，谁是当世的奇男子？他们都推举常遇春，而太祖却出人意料地举出敌人扩廓帖木儿。为此，太祖还让次子秦王迎娶扩廓帖木儿的妹妹为妃。扩廓帖木儿是一位纯粹的武人，有一段时间皇太子任命他做了宰相，但他觉得不合本性，刚过两个月就辞掉了。此后他回归战场，和其父的同僚李思齐等人前往陕西征战。
常遇春像（出自明版《明贤像赞》）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北上节节胜利，二月平山东，四月定河南，七月已经逼近了大都附近的通州。
此时朝中提出坚守大都应战，而元顺帝力压众议，连夜打开健德门，带着皇后、妃子、太子等人逃出大都，经由居庸关直奔元的夏都上都（正式名称为上都开平府，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滦河上游的左岸）。
如此一来，徐达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大都。时为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二日。
此后他们又夺取了山西和陕西。洪武四年四川的大夏国被攻克，同十四年云南被攻克。至此中国本土已基本完成统一。
太祖的政治姿态
以重整世间为志向的太祖（洪武帝）登基为皇帝后施行了一系列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将元朝的蒙古体制全部换成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
常常可以见到这么一种意见，认为朱元璋是历代王朝创始人中最平庸的君主，因为他改革内容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从来就有的东西，一点创造性的成分都没有。然而，这种意见是对时代一无所知才发出的妄评。
其实呢，元这个时代是一个艰辛的时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当中，唯有这个草原出身的王朝完全无视传统而彻底地贯彻自己的一套统治。此事委实让人懊恼，因此虽然中国学者热衷于研究历史，却向来对元朝不感兴趣。
但是，也有一位学者指出了元朝的革命性，那就是明末硕学黄宗羲。关于中国社会的变化，他曾有总结，在秦是一变，至元为再变。秦始皇此人，儒者将其视为仇敌而恶语相向，但是说到元朝，却什么言论都没有。大概连开口都是忌讳的吧？
太祖高扬着复古的理想，全身心应对处理这古今两大改革中的后一次。所以他的改革有一个特点，即先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都进行绵密细致的讨论，总结出一以贯之的综合原则，有了原则之后才设计改革方案。造成的结果是，某些部分偏离现实而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可以极端地说，明朝的历史就是太祖建立的理想主义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形走样，矛盾爆发，进而走向崩溃的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元朝的革命性，以及明太祖为了修正元朝之路而做出的综合性设计，那么我们就抹杀了明太祖的伟大。
这点可说是历代王朝中独一无二的特色，是一种伟大智慧的产物。
设计这项工程的，正是太祖起兵以来就辅佐他的无双谋士李善长，以及刘基和金华学派等智囊团，因而自然绵密细致。不过宣布这些原则并加以推进的人，自不必说，到底还是太祖朱元璋。众所周知，他追求学问非常认真刻苦。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向宋濂请教帝王之学，宋便劝他读《大学衍义》（南宋朱子学者真德秀所著）。但是，皇帝变成一个半生不熟的知识分子，此事却是有利有弊。因为政治毕竟是活生生的现实。
虽然明太祖很多地方都模仿汉高祖，但在这点上他们却完全不同。汉高祖声称只要会写自己的姓名就够了，是发自内心地鄙薄儒者。但是，到底哪个比较好，却是不好简单议论。其中大概也有时代的差别吧。汉高祖采取的是无为之治，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明太祖则打造了一个精密无比的框架，试图克服时代的潮流。结果是两者都延续了两百年以上的命数。
传统的复活
这场改革首先从服饰革命开始。蒙古人的发型是编发，前方的头发要剃掉，后面的头发则编着垂下来，通常其上还要戴一顶饰有垂饰的软帽。采用这种编发样式的不仅有蒙古人，满洲人和日本人也是如此（日本的是一种变形），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武人类型。而与之相反，汉人、朝鲜人，以及日本的公卿则梳总发发型，这是文官类型。
服装上也很不相同。蒙古人是骑马民族，穿着便于行动的上装和裤子，此外为了方便弯弓射箭，他们的衣领是向左掩。孔子将这些北方民族的造型说成是“被发左衽”，并视为蛮俗而极为排斥。中华文明最看重服饰的正确了。但是，元朝的许多汉人也打扮成了蒙古人的样子。
此外还有许多汉人甚至取了蒙古的名字。尤其是华北的“汉人”，他们将从皇帝那获赐蒙古名字视作无上的光荣。因此，模仿蒙古人而自称蒙古名字的人也不在少数。这是因为民族的差别同时也是阶级的差别，如果不变作蒙古人的样子就无法出人头地。
作为孔子信徒的太祖对这些蒙古风俗一概下了禁止令。
元朝皇帝的诏敕和法令都是用蒙古语颁布的，只是为了方便汉人而翻译成了俗语体，好让平民百姓也能理解。但是这对汉人来说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中国有“文章兴国”的说法，一篇好文章就能集聚政治的声望，更何况是作为中华象征的皇帝之诏敕，那更是必须得庄重典雅。明朝开国之初，这些都由明代一流的文章大家宋濂亲自执笔。宋先生甚至名扬海外，到访明朝的使节都争相购买他的文集。
此外，儒教教育也得到了大力推广。性格无比严谨的宋濂被太祖委以重任，负责皇太子的教育。他在十余年间，用一言一行教导太子礼法，并为太子细细讲说治乱兴亡之迹。太祖又召集了天下数十名儒者，从中选出充满锐气的才俊，让宋濂施以严格教育。
如此这般，金华之学，也就是正统朱子学成了明廷上下的精神支柱。其实本来，朱子学在其诞生的南宋是遭到禁止的。讽刺的是，朱子学在其最排斥的元朝却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一跃成了正统官学。不过在元朝，这只是一种政策考虑，朱子学真正在世间广为流传，还是始自明代。
明太祖对平民百姓的社会教育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经投身于立志重整世间的宗教，此项政策大概也源自他身为僧人的经历，因此在过去的王朝中绝无前例。洪武三十年，太祖颁布了“六谕”，内容有六条：“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由此，他将儒教精神总结成简易的教谕，命令全国百姓每个月都要诵读六次。
明末时期，范𬭎据此作了《六谕衍义》一书。这部书还传到了日本，江户幕府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命儒者室鸠巢据此撰写了《六谕衍义大意》。
中国的传统就这样在天下全面复活了。
绝对帝制
这里我们先讲一个后来的事情。15世纪的正统年间，明朝的第六代皇帝——十二岁的少年皇帝明英宗曾将礼部尚书胡濙投入狱中，然后过了两三周又将其释放了，令其官复原职。胡濙此人自惠帝（建文帝）之后，侍奉了明朝六代君主，当时是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而英宗随意处置的不止胡濙一人，但凡有谁不合其心意，都会被他投入狱中，随即再放出来。若说这只是少年君主意气用事当然也可以，然而事情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其实根本上，这是因为君主权力成了一种绝对的东西，在制度层面得到了确认。这种绝对帝制（此前学界一直在使用的术语是“君主专制”，不过我打算在这里另造术语，以明确表示此乃明代特有的一种制度）是在明代首次出现的。但是，这种制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实还是在元朝制度中。
一般认为，君主专制制度始于宋代，而此后是扩大强化的过程。但是这种考量并不符合元朝的情况。元朝的百官之首宰相被称为“丞相”。这个官名在秦汉时代已在使用，到了魏晋时代，这已经成为帝座的窥视者在登上皇位前的称呼。如此一来，“丞相”就成了特别尊贵的称号，唐以后就很少用了。而这意味着，臣子的地位相对于君主在逐渐降低。此称呼在元朝再度复活，这表明元朝臣子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这其中是有理由的。
其实非常简单，在蒙古制度中，皇帝，也就是大汗本来是由选举产生的。除了诸王，重臣也拥有推荐权。因此，元朝怎么都不能说是君主专制。虽然在世祖时，元朝废除了选举制而改用继承制，但是民族的习惯不是一纸法律就能改变的。
另外，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社会是封建体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对接中原的政治制度。在这点上，反而是与日本德川幕府的老中制度相似。大札鲁忽赤（大法官）相当于日本的大老，大必阇赤（大书记）相当于老中。这四五名重臣负责协助大汗，统理军事和民政。
这种蒙古的老中制度被带到了中原地区。对此晕头转向的汉人思前想后，决定将这蒙古老中的汉称定为“丞相”，其机构称为“中书省”。虽然在忽必烈汗这种强势君主的时代，重臣无法兴风作浪，但是在他之后的元朝皇帝或是被逼退位，或是横遭弑杀，总之尽由重臣们摆布。即使考虑其颜面也不能说元朝君主强势。而这种情况在蒙古封建制中并不特殊。
元末群雄使用的都是元制。在这个战乱无日无之的时代，亦即在军事体制之下，蒙古封建制反而是有利的。朱元璋自己就曾做过龙凤政权的丞相，因此当然熟知此职可能成为君主代理的个中利害。到了和平时期，而且是重新采用了汉式体制之后，像这样拥有强大权限的职务就必须重新检讨了。
不过，在明初的草创期这种制度仍属必要。实际上北伐开始之后，太祖坐镇开封，留守的任务全都委托给了左丞相李善长。这里要提一下，在这个丞相制度上，太祖也深受人才匮乏之苦。
南京明鼓楼
李善长请辞丞相之后，太祖找刘基商量继任者的问题。太祖举出的第一个候选人是杨宪，这是太祖占领应天府（南京）时归顺的儒者，也是刘基的朋友。但是出乎意料地，刘基却极力反对这项委任，理由是：“他有丞相之才，却无丞相之器。为丞相者，持心要如水一般，一心只跟随正确的道理，而不能有一己之私。在这点上，宪并不合格。”太祖接着又举出了汪广洋，这是攻取太平的时候归顺的学者，诗书都是能手。而刘基的评价是：“为人偏狭又肤浅，还不如宪。”
最后太祖还询问了胡惟庸的情况，他是李善长提拔出来的人，李善长的侄子做了胡惟庸的女婿。而对此刘基回答说：“打个比方的话，此人就像是要弄断车辕的人物。”于是太祖对刘基说：“能做我丞相的，除了先生之外别无他人了。”但是刘基因病固辞，并对太祖说：“以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呢？请明主诚心求之。”②
结果太祖还是没有听从刘基的意见，先后任命此三人做了丞相。然而他们全都失败了，太祖只得又将他们杀掉。
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胡惟庸大逆事件之后，太祖废除了丞相之制，并公布了对子孙的遗言——不得复置此职，如臣下有敢上奏复置者，处以死罪。这大概也是多年来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吧。考虑到这一职位的巨大权限，以及担任此职的人都先后如刘基预言的那样走向了堕落的结局，再加上实在难觅良才，才最终得出了不如不设的结论吧。
此时太祖刚满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皇帝事实上成了兼任的丞相，统辖着行政机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是史无前例的重大改革。
但是如此一来，皇帝就没有了能为之分担责任的人，全部都只能一人独力承担。
而且皇帝身兼丞相，其公务之繁重也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范围。后来的合格者，大概只有清朝雍正帝吧。
伴随着这种绝对帝制而来的是官僚推卸责任、君主怠慢公务，最终酿成了宦官跋扈的局面。这就是太祖矫枉过正的失误了。
中央集权制
唐宋以后的国家行政方式是以中央集权为原则的官僚制，而且为文官优先主义。元朝则大不相同，原因当然还是在于蒙古封建制。
元世祖命令汉人官僚创设中央官制，结果建立了管理民政的中书省、统辖军政的枢密院，以及作为监察机关的御史台三大机构。这些都符合中国的传统，但是就像所谓的“丞相”一样，实际上这些职务也极为暧昧不清。名将扩廓帖木儿进入中央的时候身兼了中书左丞相和知枢密院事两个官职，中央政府的实际状态其实还是过去蒙古的“老中”制。
（上）明太祖孝陵，（下）孝陵石人（明代武官）
元朝地方制度中的最高一级单位叫“行省”，意思是临时派驻地方的中央政府，所以其意义和一般认为的中央统辖下的地方官署并不一样。
这个机构其实是为了统治外地而设立的有着军政性质的政府机关。正因如此，这个机构拥有强大的权限，所治地域也非常广大。元朝对长江以南的土地仅划分了三个行省进行统治，由此便可知其性质。
明太祖将这种非常规的做法统统改成了国家传统方式。
首先是作为国家根基的人民的问题。元朝治下的民众分成了四个等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太祖首先将此废除，实现了平等。不过，在结婚的时候，蒙古人、色目人同汉人结婚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们之间则不允许通婚。让居住在中华的人民全都汉化，这成了新政府的方针。
但是太祖却在军和民之间划下了分界线。蒙古社会是军民一体的社会，太祖可能是为了反其道而行之，然而这却是一项鲁莽冲动的改革。他将人民的户籍分成民籍和军籍，一旦被划入军籍，身份就成了世袭，子孙世世代代都是军人，这就是军户。军户永远不能做文官，但是相应地，他们可以参加武举这个武官考试，经由此途成为高级军人，甚至积累军功而获得侯、伯等世袭爵位，而这份荣誉原则上并不会授予文官。
太祖就这样硬生生地将军民分开了，为此甚至弄出了身份制。然而这里也出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到后来普通人也能当兵了，甚至还出现了私兵。
孝陵神道石兽
不过，太祖总算站在这两大人民支柱上，搭建了中央政府机关。统治民户的是六部，管理军户的则是五军都督府（中、左、右、前、后五军）。全国划分为五个军管区，各自都设立了都督作为统帅。而统辖五军都督府的，毋庸赘言就是皇帝本人。监察制度靠的是都察院，其性质不变，只是改了个名字。
明朝的地方制度也剔除了元朝那种地方分权的性质，而组织成了中央集权的形式。地方也是三大系统，民政机关从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正如其名称所示，它的意思是将上头的指令广布到地方人民之中。军政机关是都指挥使司，监察机关则是提刑按察使司。
元朝行省的统治区域过于广大，因此明朝将之进一步细分为十三块。而新名称实在太长，所以其单位又俗称为“省”。这个时期的统治区域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现代。但是即便如此，其范围仍然太大，所以中国这个实体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省的联合体”的性质。即是说，中国人的乡党意识到省就是极限了，出了这个范围就是天下。
银与铜
蒙古人征服中原，可不是为了推行什么善政，就是为了掠夺。对于身为游牧民族的他们来说，财产就是能搬运走的东西，除了大量的家畜，就是宝石和贵金属一类的东西。来到中原的蒙古人触目所及，看见的只有乌泱乌泱的人群以及广阔无边的大地，他们失望至极，甚至想过将汉人统统杀掉，将土地全部变成牧场——这是一个有名的传说。这大概是蒙古人没有任何矫饰的想法。而拯救这片大地和人民的是耶律楚材，他承诺将在一定期限内交出四十万两银、八万匹绢、四十万石粟以供军需。这就是包税制的开端，是元朝给中原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恶劣制度。在此之后，元朝大肆掠夺白银，为达目的甚至发行了交钞（与其说是纸币，不如说军票的性质更重）。而且，皇帝还任意地将大片土地赐予王族、重臣和佛寺。③
这是完全无视中国实情的做法。全中国超过90%的民众是农民，其中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铜币。就像我们此前说过的那样，直到明代中期前后，米价便宜的时候一两银可以买到八九石米。而一石相当于大约一百二十文铜币。中国直到民国为止，法定货币都只有铜币，也是这个原因。
中国开始大规模使用银货的时代是宋代，特别是商人们会用银作为大额交易的支付手段。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因为宋朝的商本政策。造成的结果是，银货属于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而铜货则意味着贫民的世界。在此之上，元朝又带来了银货掠夺和包税制。包税制下，朝廷无视纳税人的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只是一个劲儿地要求凑够税额。这种财政方针作为经济政策，意味着自由放任以及采取商本主义。元朝的政策被认为是虐待贫民、优待富人的政策，其原因也在于此。
出身于贫农佃农阶层的太祖对此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而他倾尽全力支持其智囊金华学派所主张的农本抑商政策，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最为欢迎和支持元朝政策的正是江南的财阀们。并且就像我们后面也会说到的那样，元朝也积极从事国际贸易，所以自然更得他们支持。元末据有江南的张士诚之吴国，在政策上一承元制，此事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大地主和大商人居住的苏州是开明之都，但同时也盛开着罪恶之花。
朱元璋之西吴和张士诚之东吴所进行的战争，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贫苦农民和富裕商人的战争，同时还是质朴勤勉的农村与奢侈怠惰的都市之间的对抗。为了捍卫自己的阶级，双方都拼死坚持着攻防战斗，此事已毋庸赘言。江南财阀们支援了张士诚，在张的末期，上海之民钱鹤皋举兵相助就是很好的例子。
钱鹤皋是当地富族，乃五代时期吴越王钱氏的子孙。他为了张氏举义兵夺回松江并占据了该地，据说地方上的巨室都支持他。即使到了穷途末路，他们依然选择和佃农政权战斗，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他们当中也有些富豪，预见到张氏政权终将没落，为躲避其后必至的打压而提前清理了自己的财产。比如谈氏，就将全部财产都花掉购买了大量书籍，以至于被世人讥笑为笨蛋，但后来大家都转而佩服其有先见之明。
政经一致
明太祖曾这样训示降服的张士诚旧部：“如今我出于特别的优待，任命你们这些投降人为将校，你们要感激这份恩典。在这里我把话说清楚，我的家臣大多是安徽出身，生活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为何物，和浙江耽于安逸享乐的有钱人不能相提并论。你们也要照此去做，从今开始一改过去的生活。”④
勤勉、朴素、素食，这是太祖信仰的明教所倡，而除去素食，这些也是儒教的教导。不知是不是为了践行这些信条，明政权将官吏的俸禄定成了史上最低。最高的每月只有八十石，最低的每月五石。虽然按照官方的定价米一石相当于银一两，但是米价下滑的时候，八十石只相当于银十两，五石只相当于铜钱五百文。
在俸禄高的宋代，官吏收入最高可达每月铜货三百贯，也就是银三百两以上。除此之外还有米百石，春冬两季更有生丝二十匹、绢三十匹、棉百两，另外还有庞大的职务补贴。两个时代真是天上地下的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明朝却非常爱护农民。太祖有令，准许农民穿着绢织物，而商人只能穿棉布。但即使是农民，如果家人当中出了一个做商人的，那么这些特权也要取消。
开垦也受到官府的鼓励。元末大乱之际，山东、河南一带出现了许多无人土地。太祖便将这些土地赐予有意开垦的人士，而且规定永久免税。这又是豪爽的大手笔。
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儒教的主张，在这点上太祖和金华学派的想法是一致的。宋濂的高足方孝孺还在此时上奏，请求在开垦这些无人土地时恢复古代的井田法。
就这样，明朝君臣都胸怀宏大的理想，一步步地推进农本政策的实施。
但是，不论如何低廉，要支付给官吏们的俸禄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钱要从哪里抠出来呢？此时，没收的敌产就成了财源。张氏政权以及协助他的大地主们持有的田地都被没收变成了国有田，而当时沉重的佃租税率也原样沿用了下来。
其结果是，苏州一地的佃租达到了严苛的一石六斗三升。官田一亩最高的税额被控制为七斗三升，所以这里的田租是其两倍以上。看上去这是对可恶的苏州施行的报复措施，而实际上是为了首先确保官吏俸禄的财源，因为新政权的基础还非常不稳定。
实施了农本政策，就必须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明朝首先着手进行税制更正。官府调查了全国范围的田地，制作了精确的土地账本，这个被称为“鱼鳞图册”。在此之上官府再根据地域差别和田地肥瘠确定了税率。其总计就是国家的收入，而国家的支出就限定在此数额之内，这就是“量入为出”。元朝实施的包税制是“量出为入”，所以两朝采取的财政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把国家财政的大宗定为田税而且是实物税，这是为了限制银的使用。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抑制商人势力的上升。
接着明朝规定了人民向国家提供劳力的义务，特别是看重征税和纳税的手续。这就是所谓的“役”。为了编纂资料以分配劳役，官府又进行了人口调查，制作的人口名册被称为“赋役黄册”。这份名册的制作也是由百姓完成的。其组织形式称为里甲制，负有赋役义务的一百一十户家庭组成一个单位“里”，其中选出税额和壮丁数量多的十户人家做里长，剩下来的一百户分为十组，组被称为“甲”，负责人被称为甲首。这些职务都是每年由人轮流担任。这种半官半民的邻人之组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落实。
如此一来明朝就创出了一种体制，以人民正确的申报为基础设定合适的税率。
在这些环节当中，银毫无用武之地。军队靠着军户制可以自给自足，边境又推行屯田制。宫廷使用的衣服和陶瓷等物件则由官营工场生产（织物生产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有织染局，陶瓷生产在江西省饶州府，也就是景德镇），除此之外的必需品全部从民间以实物收取。
官府也铸造铜货，但是却不允许民间使用。如此一来，帝国内部便成了彻底的自给自足体制，也就是说，明朝打造出了一个除了实物就是劳动力的世界。这是立志重整世间的太祖和他的智囊们苦心孤诣做出的成果。
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建国方针实在太过无视现实而过分理想化了。不过，明朝到底确立起了依凭政治力量统制国家经济的政经一致的方针。
锁国
太祖禁止本国国民向海外航行，颁布了“片板不许入海”的严厉海禁令。
这是锁国政策，除了官方的正式外交，民间的海外交流全部都被禁止了。从一直以来的国际关系上来看，这可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
宋朝的国策就是商本主义。到了元朝，由于其狂热的银货掠夺政策，也同样大力支持外国贸易。尤其是元朝，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坐取关税，政府甚至亲自投身于贸易，出资造船，收取利润中的七成。元朝还禁止财阀以私人资本进行贸易，也就是说国家甚至打算垄断这项事业。
正如此前所述，在这种形势下，泉州作为南海贸易，或者说阿拉伯贸易的据点，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贸易港。
正如我们在沈万三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这些国际贸易是出现江南财阀的一大要因。而且进口的都是些奢侈品，支付这些商品导致巨额白银和铜钱不断流出。如今太祖等人正在大力推行农本政策，在这方面海外贸易就成了最大的绊脚石。于是，太祖强制命令江南的富户十四万户移住到自己的出生地濠州。采取这种政策削弱江南经济力量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落实断绝海外交通的锁国政策。
关闭国门其实还有其他原因。打开国门而带来的国际性，换言之就是反国家因素是不可容忍的。泉州居住着以阿拉伯人为首的许多外国人，在宋朝，他们当中还出现了一位阿拉伯人蒲寿庚，由于强大的海上实力而被任命为提举市舶司。但是此人在南宋朝廷被元朝追击的时候投降了元朝。他非但不肯收留落难的南宋皇帝，反而虐杀了泉州城内的千余名南宋王族之人。以宋国继承者自居的明太祖对此不可能漠视不理，他下旨剥夺了蒲氏子孙后代出任官吏的资格。
就这样，太祖基于国策关上了国门。但是这种自绝于世界的孤立主义与当时东亚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点毋庸赘言。而且关键是在国内还有福建和广东两地，此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两个地方离开了海洋就活不下去了。
很快地，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党纠合倭寇，开始在东南沿海横行肆虐了。
① “绝对帝制”是作者特意使用的术语，以明确标识明朝独有的皇帝制度，因而没有使用通常的术语“君主专制”，可参见后文中作者所做的说明。——译注
②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译注
③ 《元史》卷一百四十六：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译注
④ 《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吾，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保爵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