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大获全胜,根本没有战略追击的余地,但西庇阿毫不拖沓地利用了这场胜利对士气的影响。“他决定把所有能让现已惊慌失措的迦太基人更加惊恐的东西带给他们……他命令格奈乌斯·屋大维(Gneius Octavius)率领军团从陆路前往迦太基;他自己从乌提卡出发,在原来舰队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伦图卢斯(Lentulus)的新舰队,航向迦太基的港口”(李维)。这次迅速的行动达到了目的,一次不流血的投降,从而避免了不得不围城的高昂代价,为他八年来的战力节约原则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离迦太基港口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一艘挂满了头带和橄榄枝的船。“船上有十位代表,都是这个国家的头面人物,应汉尼拔的要求被派来求和,当他们走到将军的船尾,伸出表示恳求的象征物,请求西庇阿的保护和怜悯时,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他们必须到突尼斯城来,他要把营地迁往那里。他对迦太基进行了一番观察,并没有抱着了解敌情的特殊目的,而是为了使敌人气馁,之后他回到了突尼斯城(1),把屋大维也召了回来”(李维)。移师途中,罗马军得到消息称,西法克斯之子弗米纳(Vermina)正率大军前往援助迦太基。但是屋大维投入一部分步兵和全部骑兵拦截了他们的进军,将他们击溃,使其损失惨重,他的骑兵封锁了所有的逃跑路线。

突尼斯城的营地刚刚搭建好,来自迦太基的三十名使者就到了,为了利用他们的恐惧心理,西庇阿把他们晾了一天,没有给出答复。次日重新召见他们时,西庇阿首先简要地说明,不仅由于他们承认是他们开启了战争,还由于他们最近背信弃义,违反了誓要遵守的书面协议,因此罗马人没有义务对他们宽大处理。

“但为了我们自己,并且考虑到武运和人类的共同纽带,我们决定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如果你们对当前情况判断正确的话,这一点对你们来说也会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我们对你们强加硬性的义务,或者要求你们作出牺牲,你们应该不会觉得奇怪,相反,如果我们对你们施以恩惠,你们应该感到惊奇,因为由于你们自己行为不端,时运女神已经剥夺了你们受人怜悯或宽恕的权利,使你们任由敌人摆布。”然后,他首先说明了给予他们的种种恩惠,接着又陈述了和平的条件——即日起,罗马人将停止破坏和掠夺;迦太基人将保留他们自己的法律和习俗,不会有罗马驻军;迦太基将恢复战前在非洲的所有领土,保留所有的牛羊、奴隶和其他财产。条件是——就停战期间对罗马人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交出当时夺走的运输船和货物;交出所有的战俘和逃兵。迦太基人要交出他们所有的战舰,只保留十艘三桨座战船,还要交出所有的大象,并且不再驯象——西庇阿显然比一些现代军事史学家更看重这些动物。未经罗马同意,迦太基人不得向非洲内外的任何国家开战。他们要把今后将要确定的边界内属于马西尼萨的或其祖先的所有领土和财产归还给他。他们要为罗马军队提供足够三个月的军粮,并支付军饷,直到和平使节团从罗马返回。他们要支付一万塔兰特的白银作为赔款,每年等额支付,为期五十年。最后,他们要交出一百名人质作为担保,由西庇阿从十四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中选出。归还运输船是停战的直接条件,“否则就不会停战,也没有和平的希望”。

那可是公元前202年,再看看公元1919年!这些条件比起凡尔赛是多么温和。这才是真正的大战略——目标是更好的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和平。这里没有播下复仇的种子。必要的安全保障是通过让迦太基交出舰队、人质以及在迦太基隔壁安插一个强大而忠诚的监督人马西尼萨而得到的。但征服者的代价和被征服者的苦难都被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这种廉价的安全保障为罗马未来的繁荣铺平了道路,同时也很讲公道,使迦太基的繁荣复兴成为可能。

对于西庇阿宽宏大量、高瞻远瞩的温和态度,扎马之后的五十年和平足以为之正名,迦太基方面没有任何逾越行为。如果罗马的政客们也能像西庇阿一样贤明冷静,那么这份和平肯定会持续下去,迦太基会成为罗马的一个繁荣、安宁的附庸国,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迦太基必须毁灭”(Delenda est Carthago)也不会化为可怕的事实,只会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顽固”昙花一现的陈词滥调,一代人的笑料,然后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此外,如果把和约条款交给西庇阿来执行,就不会把条款恶意曲解成那样,能够让一个长期为其所苦的国家没完没了地抱怨,但也仅限于抱怨。即便如此,尽管不断被人找茬,迦太基也还是和势力如日中天时一样繁荣、一样人丁兴旺,只有通过处心积虑、极其无礼的挑衅——命令市民毁掉他们自己的城市——才能逼迫这些擅长隐忍的商人反抗,从而让罗马人如愿得到抹杀他们的借口。

还要补充一点,西庇阿的温和态度得到了汉尼拔的响应,前者发起的真正的和平被后者忠实地执行,直到罗马元老院的深仇大恨逼得他离开正在由他重建和平繁荣的国家,流亡他乡。互为对手的两位伟大军人的远见和人道精神,给那些复仇心切、气量狭窄的政客作出了真正智慧的杰出榜样,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最后一次。然而,汉尼拔为这种建设性的智慧付出了流亡他乡、被迫自杀的代价,而西庇阿付出的代价则是自愿从一个早已上演过“兔死狗烹”的国家流放,在流放中与世长辞。他在元老院中那些嫉贤妒能、心胸狭隘的政敌,在他对民众的影响力面前,并不能拒绝批准他的和平条件,而且一场灾难性的长期斗争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也让他们暂时有了一种过于强烈的解脱感。但随着对于这场危险的记忆,以及他们多么勉强才得以脱险的记忆流逝,他们的仇恨受到的阻力变小了,他们也无法原谅“那个不屑于对使罗马人战栗之罪施以严惩的人”。

当西庇阿向迦太基使节宣布了和平条件后,他们立即将这些条件汇报给迦太基元老院。他的温和并没有马上在恰巧“对和平没兴趣,又不适合战争”的与会者中引起反响。其中一位元老正要反对接受这些条件,刚开始发言,汉尼拔就上前把他拖下了讲坛。其他成员对这种违反元老院惯例的行为感到愤怒,于是汉尼拔再次起身,承认是自己冒失了,请求他们原谅这种“有失体面”的行为,他说,大家都知道,他九岁去国,过了三十六年才回来,其间并没有经历过较为实际的辩论。他请他们好好想一想他的爱国心,因为他违反元老院惯例正是出于此。“我们作为个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对罗马是如何打算的,任何迦太基市民都心知肚明,可竟然有人不为在罗马人的摆布下取得了如此宽厚的条件而感谢上天,这简直让我感到震惊,而且完全无法理解。如果几天前有人问你们,倘若罗马人胜利,你们的国家预计会有怎样的遭遇,你们甚至都无法表达你们的恐惧,因为在当时看来简直是灭顶之灾。所以现在我恳请你们不要争论这个问题,而是一致同意这些条款,大家一起祈祷罗马人民能批准这份条约吧。”(2)他的一席话仿佛常识的微风,驱散了尘埃,使他们清醒了过来,于是他们投票接受了这些条款,元老院立即派出使节,令其同意这些条款。

他们在遵守停战的先决条件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他们虽然能够找到运输船,却无法归还船上的货物,因为大量货物依然掌握在不妥协派手中。使节们被迫请求西庇阿接受金钱补偿,他也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为难他们,为期三个月的休战就这样决定并应允了下来。

派往罗马的使节都是从这个国家的头面人物中选出来的——因为罗马人曾经就之前那批使节年龄太小、缺乏威信一事表示不满——其中有一位哈斯德鲁巴·海杜斯(Hasdrubal Hædus)更能讨得罗马元老院欢心,他始终在鼓吹和平,长期与巴卡家族派系作对。作为发言人的他巧舌如簧,拍元老院的马屁,说他们公平正义、光明磊落,又在委婉承认自身罪过的同时让这份罪过显得没那么十恶不赦,由此给元老院留下了好印象。

元老院的大多数人显然是赞成和平的,但继承了克劳狄乌斯执政官职位的伦图卢斯也继承了他捡现成的野心,对元老院的决定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一直在为把非洲分配给自己而游说,并指望如果能保持战争的余烬不灭,就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但他的想法很快就落空了,因为当这个问题被提交给人民大会时,他们一致投票认为元老院应当讲和,并授权西庇阿予以应允,而且由他一个人带领军队回国。因此元老院达成一致意见,迦太基使节回来后,双方按照西庇阿提出的条件缔结了和约。这些条件得到了如期遵守,西庇阿下令将五百艘战舰拖到外海,付之一炬——此为迦太基霸权的火葬堆。

西庇阿的敌人在之后的那些年里经常含沙射影地表示,他开出的条件之所以温和,是因为他担心较为苛刻的条件可能会将这场战争拖长,迫使他与继任者共享这份荣耀。由于一些历史学家也暗示了这种庸俗的动机,所以有必要强调两个完全可以驳倒这种诽谤的事实。其一,迦太基从那时起便已无能为力,只能坐以待毙;其二,罗马人民在这最后阶段压制住了所有想要取代他的尝试。在扎马之后,整个罗马激情澎湃、热血沸腾之时,无论是多么跃跃欲试的篡位者,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成功可能。

17世纪佛兰德画家雅各布·内夫斯(Jacob Neefs)的铜版画,描绘了西庇阿的凯旋式。

在离开非洲之前,他先确保马西尼萨在自己的王国站稳了脚跟,并把西法克斯的土地赠送给他,为了确保他的忠实助手们得到奖赏,不惜推迟自己的凯旋式。然后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他撤走了占领军,让他们登船驶向西西里岛。抵达那里后,他将大部分军队从海上运走,自己则从陆路穿过意大利,凯旋的队伍很长,因为不仅每个城镇的人都前来向他致敬,乡下人也把道路挤得满满当当。抵达罗马后,他“在一场盛况空前的‘凯旋式’中进城,之后从战利品中分配给每个士兵四百阿斯”。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阿非利加努斯”这一附加名,成为“第一位以源自他所征服土地的名称而闻名的将军”。这个名字是由他手下的士兵或朋友授予他的,还是民间给他起的绰号,还不能确定。

人民的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他完全可以获得一个比任何绰号都更有明确意义的头衔,无论是多么尊贵的头衔。我们从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3)多年以后在西庇阿职业生涯至暗时刻的一次演讲中得知,人民吵着要求立他为终身执政官和独裁官,他严厉斥责了他们,因为这分明是在奋力把他捧上王权的高度,即使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也是一样。因为格拉古当时是在谴责他漠视保民官的权威,这一事实的可靠性也就更有保证了。从这次演讲中,我们还得知,西庇阿“阻止人们在集会场、演讲台、元老院议事堂、朱庇特神庙和朱庇特内殿为他竖立雕像,他还阻止了一条法令的通过,这条法令要求描绘他以凯旋式装扮从朱庇特神庙离开的形象……像这样的细节,即使是敌人在谴责他时也承认……会显示出一种罕见的高尚精神境界,将自己的荣誉限定在作为公民的身份框架内”(李维)。

这份奖赏岂止是唾手可得,根本就是被硬塞进他手里的,试问历史上还有谁能舍弃如此丰厚的奖赏?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出任独裁官完成使命后回到了他的农庄,流芳千古,然而发生在西庇阿身上的这件事不仅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更是使之黯然失色。让一个朴实的部落成员遵从一个原始国家的传统,抑或是让一个修养很高、通晓世故、胸怀大志的人放弃一个至高无上的文明强国实质上的王权,哪一种考验更严厉呢?再来对比一下西庇阿的行为与恺撒面对民众的叹息、不情不愿地拒绝献上来的王冠那一幕,那还是他与自己的党羽事先安排好的。在评价世间伟人时,除了纯粹的宗教人物外,我们往往主要根据具体成就和心理素质来作出判断,却忽略了道德观——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在执行和平与战争政策时,这三个方面之间同样缺乏协调。甚至这种对成就的检验也是基于数量而不是质量。恺撒的作品广为人知,而西庇阿对于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来说,基本上是只知其名,这反映出我们历史标准很奇怪,他们中的一个人开启了罗马文明主宰世界的进程,另一个人却是为它的衰败铺平了道路。

能够让西庇阿如此克己的高尚思想境界已经很了不起了,考虑到他的年龄,就更难得了。不难想象,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可能会对雄心壮志的目标看得很开,因为体验过这些东西的华而不实,会对其嗤之以鼻。但是一个才三十五岁就已经登上了功成名就之巅的人,竟然也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性的奇迹了。难怪同胞们对他的态度渐渐从吹捧变成了吹毛求疵;也难怪历史学家们把他遗忘了,因为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畴——而普通人讨厌他们无法理解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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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如此,但李维的原文中为乌提卡。——译者注

(2)这虽然是罗马人对汉尼拔发言的说法,但和平条款证明了这些被归到他头上的意见是合理的,如果他没有对和平产生影响,罗马人也不太可能把不属于他的功劳算在他头上。

(3)西庇阿的女婿、著名的格拉古兄弟之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