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政治基地得到了保障后，西庇阿又回到突尼斯城，这一次，精神威慑因近况而得到了加强，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使得形势朝着不利于主战派的方向发展，迦太基人派出了三十名重要长老——长老议事会甚至要高于元老院——前去求和。根据李维的说法，他们来到西庇阿面前时，以东方人的方式匍匐在地，他们的恳求也体现了同样的谦卑。他们为自己的国家祈求原谅，说它曾两次因公民的鲁莽而濒临毁灭，他们希望它能再次因敌人的宽宏大量而得以保全。之所以怀有这样的希望，是因为他们明白罗马人民的目标是支配，而不是摧毁，他们还表示，无论什么条件，只要他认为合适，他们都会接受。西庇阿回答说，“他来到非洲时，希望为祖国带回的是胜利，而不是媾和条件，他所取得的胜果也增进了这个希望。尽管如此，虽然胜利对他来说已是唾手可得，但他不会拒绝和解，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所有的国家都知道，罗马人兴兵止战皆为正义”。
他提出的条件是：归还所有的战俘和逃兵，迦太基军队从意大利、高卢以及地中海的所有岛屿撤出，放弃对西班牙的所有要求，只保留二十艘战舰，其他全部交出。他还要求对方在谷物和金钱上给予可观但算不上巨额的补偿。他颇有雅量地给了他们三天时间来决定是否接受这些条件，并补充说，如果他们接受，就要与他停战，并向罗马元老院派遣使节。
这些条件温和得令人惊诧，特别是考虑到西庇阿在军事上的成功已经如此圆满。这不仅证明了西庇阿灵魂的崇高，也证明了他卓越的政治远见。结合他在扎马之后类似的温和态度来看，要说西庇阿清楚地领悟到，战争中与和平时期一样，一个国家真正的目标终究是更完美的和平，也并不算夸张，而当今的世人才刚刚开始明白这一点。战争是这种政策受到威胁的结果，是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而发动，靠的是征服敌国的意志，“把这种敌对的意志转变为对我们自身的政策的顺从态度，我们越早下手，付出的生命和金钱代价越低廉，就越有机会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国家的持续繁荣。因此，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的目标，就是以尽可能少的人力和经济损失压制敌人的抵抗意志”。(1)历史的教训，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能够推导出这样的公理，“军事胜利本身并不等同于战争的成功”。(2)此外，关于和平条件，“和约必须合理；因为强迫被打败的敌人接受无法满足的条件，就是埋下了战争的种子，总有一天，敌人会为了解除和约而宣战”。(3)此外就只有一种选择——消灭敌人。对西庇阿在这些条件上的温和态度，蒙森评论道，这些条件“似乎异常有利于迦太基，以至于我们不禁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西庇阿提出这些条件，更多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罗马的利益”。一个追逐名望的自我中心者，肯定会把战争拖长，以一个夺人眼球的军事决策来结束，而不会接受议和这种稍显逊色的荣耀。但蒙森的这番含沙射影，还有他的判断，都与西庇阿在扎马之后同样温和的态度相矛盾，尽管打破和约已经是极其严重的挑衅了。
迦太基人接受了这些条件，也遵守了第一项条款，派使节到西庇阿这里缔结停战协定，并派使节去罗马求和，去罗马的使节还带上了一些战俘和逃兵，作为外交期票。但主战派又占了上风，他们虽然准备接受和谈，作为幌子和争取时间的手段，却还是向汉尼拔和马戈发出了返回非洲的紧急召唤。马戈注定无缘再见自己的祖国了，因为之前刚刚在一场非决定性战役中受了伤，他在运输船队经过撒丁岛时伤重不治。
汉尼拔预料到会像这样被召回，已经准备好了船只，并将军队主力撤退到港口，只保留最差的部队驻守布鲁提乌姆地区的城镇。据说，从来没有哪个流亡者在离开自己的土地时，表现出了比汉尼拔离开敌人的土地时更深切的悲痛，他咒骂自己在坎尼取得胜利后没有趁热打铁向罗马进军。他说“西庇阿在意大利没有看到过一个迦太基敌人，就敢去攻打迦太基，而他自己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歼敌十万，却在卡西利努姆（Casilinum）、坎尼和诺拉（Nola）一带任由兵力损耗”。
他离开的消息传到罗马时，罗马人喜忧参半，因为意大利南部的指挥官一直奉元老院之命牵制汉尼拔，西庇阿在非洲确保事情得到解决的时候，要把他稳住。现在他们觉得他到了迦太基，可能会重燃战争的余烬，并危及西庇阿，而这场战争的重担全都要落到他唯一的一支军队身上。
莱利乌斯到达罗马后，元老院呈现出一片欢腾的景象，并决定让他留在罗马，直到迦太基使节抵达。元老院与马西尼萨的使节相互道贺，元老院不仅确认了西庇阿授予他的国王头衔，还托使节向他赠送了更多象征荣誉的礼物和通常是为执政官准备的军事装备。他们还同意了他释放努米底亚俘虏的请求，这是政治上的一步棋，他希望以此加强自己在同胞心目中的地位。
当迦太基使节到达时，他们对元老院的说法与对西庇阿的说法相类似，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汉尼拔身上，并认为就迦太基本身而言，结束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和约仍未被打破。既然如此，他们请求延续同样的和平条件。随后在元老院进行了一场辩论，反映出了巨大的意见分歧，一些人主张在征求西庇阿的意见之前不应作出任何决定，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立刻重新开战，因为汉尼拔的离去表明求和只是在耍花招。被问及意见时，莱利乌斯说，西庇阿把实现和平的希望建立在确保汉尼拔和马戈不会从意大利被召回的基础上。元老院未能作出明确决定，辩论也到此为止了，不过从波利比乌斯的记载来看，辩论后来又重新开始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在此期间，由于有人违反了停战协定，战争已经在非洲重新开始了。当使团在前往罗马的途中时，新的补给品也从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运给了西庇阿。从撒丁岛运来的安全抵达了，但从西西里岛出发的两百艘运输船在就快要看见非洲时，遇上了大风，虽然战舰奋力驶入港口，但运输船被吹向了迦太基；大部分被吹到了阿基姆鲁斯岛（Ægimurus）——位于30英里外的迦太基湾口——其余的则被吹到了迦太基城附近的海岸上。见此情景，民众兴奋不已，叫嚣着不要放过如此丰厚的战利品。匆匆召开的议事会上，暴民们也掺和了进来，众人一致同意由哈斯德鲁巴率领一支舰队渡海前往阿基姆鲁斯岛，夺取运输船。这些船被拖过来之后，在迦太基附近被吹上岸的那些船也重新浮起，被拖进了港口。
西庇阿听闻对方违反停战协定，立刻派三名使节到迦太基去处理此事，并通知迦太基人，罗马人民已经批准了和约；向西庇阿告知这一消息的急件刚刚送到。使节们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抗议演说之后，传达了如下信息，虽然“罗马人有正当理由施以惩罚，但他们以人类共同命运的名义恳请迦太基人不要采取极端手段，而是让迦太基人的愚蠢成为罗马人宽宏大量的证明”。使节随后离开，迦太基元老院开始了辩论。对使节出言不逊的恼怒，对放弃船只和船上补给的不甘，因汉尼拔即将来援而新生的信心，这三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形势对主和派不利。迦太基人决定干脆不作答复，把使节打发走。使节在抵达时好不容易才躲过了暴民的施暴，要求在回程时有人护送，于是元老院给他们派了两艘三桨座战船。这件事让主战派的一些领袖产生了一个想法，由此引爆一颗新雷，使毁约行为变得无法挽回。他们送信给舰队当时正停泊在乌提卡附近海面上的哈斯德鲁巴，让他安排一些船只在罗马营地附近等候，袭击并击沉使节的船。护卫舰的指挥官奉命在罗马营地进入视线范围时抛下罗马的五桨座战船返航。罗马的船还没入港，就遭到了迦太基人为此派来的三艘三桨座战船的袭击。罗马人击退了企图登船的迦太基人，但船员们，更确切地说是幸存者，让船搁浅方才保住了性命。
这种卑鄙行为促使西庇阿重新开始行动，以备最终较量。立即对迦太基采取直接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要打一场长期的围城战，汉尼拔大敌当前，想要专心于围城战无异于痴人说梦，汉尼拔可能会威胁他的后方并切断他的通讯。他自身的处境也不容乐观，因为他不但蒙受了来自西西里岛的补给的重大损失，而且马西尼萨也不在身边，还带走了自己的部队和罗马的部分兵力——十个大队。临时条约缔结后，马西尼萨立即动身前往努米底亚收复自己的王国，并在罗马人的协助下吞并了西法克斯的王国。
停战协定被打破后，西庇阿一再向马西尼萨发出紧急通知，让他尽可能地征召一支强大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与他会师。然后，采取措施保证舰队的安全后，他将罗马基地的指挥权授予副将巴埃比乌斯（Bæbius），开始向巴格拉达斯河谷行军，旨在孤立迦太基，并通过切断所有来自内陆的补给来削弱它的实力，以此作为直接征服它的准备措施——再次奉行安全原则。进军途中，他不再接受城镇主动投降，而是将它们全部攻占，把居民变卖为奴——以表现他的愤怒，并使人对迦太基人违反和约的道德作风产生深刻印象。
在这次“接敌”行军期间——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使表面看上去不像——从罗马返回的使节抵达了海军营地。巴埃比乌斯立刻派这些罗马使节去西庇阿那里，却扣押了迦太基人，他们听说了事情的原委，自然对自己的命运深感不安。但是西庇阿拒绝将自己的使节受到的苛待报复在他们身上，这一点着实值得赞扬。“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国人很重视对使节守信，他优先考虑的不是迦太基人的功过是非，而是罗马人的本分。因此，他克制着自己的愤怒和怨怼，正所谓常言道，要维护‘祖先的光荣历史’，他尽了最大努力。”他向巴埃比乌斯发出命令，对待迦太基使节应礼数周到，并送他们回国。“结果是，他以德报怨，以自身的雅量反衬对方的卑劣，以此羞辱了迦太基的全体人民和汉尼拔本人。（波利比乌斯）”
西庇阿通过这一行为显示出了他对战争中的道德伦理目标及其价值的理解。理性支配下的骑士精神，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从战争的结果——和平——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笔财富。理智的骑士精神，不应与拒绝利用战略或战术优势、放弃偷袭这一终极精神武器、把战争当作网球场上的比赛之类的堂吉诃德式行为混为一谈——这种堂吉诃德式行为的典型代表是丰特努瓦（Fontenoy）的那场滑稽戏，“法兰西绅士们，先开枪吧”。(4)这根本就是愚蠢。传统上，人们倾向于认为使用新武器很“下作”，不管它与现有的武器相比是否更不人道，这种想法也很愚蠢。所以德国人说使用坦克是暴行，我们说毒气也是——中世纪的骑士谈到火器时也这样说，因为火器妨碍他对手无寸铁的农民进行安全无虞的屠杀。然而当火器取代战斧和刀剑时，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战死者的比例都减小了，当毒气取代炮弹和子弹时亦然。这种对新武器的抗拒只不过是保守主义，并非骑士精神。
但骑士精神既有理性，又有远见，正如西庇阿的这个例子，因为它使展现出骑士精神的一方产生优越感，使欠缺的一方产生自卑感。道德领域的优势会对物质领域产生影响。
西庇阿这种具有骑士风度的行为，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了这样一番心理分析，显然也还是很符合他的天性，因为他早先在西班牙的姿态表明，这并非单纯的作戏。正如在战争中，我们不能把道德从精神或物质领域抽离，在评价一个人的品格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把西庇阿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道德品行的高尚与他精神视野上的超然明晰分开来看——二者融合在一起，不仅造就了一位伟大的将军，也造就了一位伟人。
在此之前，或许是在打破停战协定的事件发生期间，汉尼拔已率两万四千人在位于今哈马马特湾（Gulf of Hammamet）的莱普提斯（Leptis）登陆，并移师哈德鲁梅（Hadrumetum）。他在这里停驻(5)休整，并向“被认为拥有非洲最优秀骑兵”的努米底亚人首领泰凯乌斯（Tychæus）紧急求援，请后者与自己携手，力挽狂澜。他试图利用身为西法克斯亲戚的泰凯乌斯的恐惧心理，他的论据是，如果罗马人赢了，泰凯乌斯就会因为马西尼萨贪恋权力而自身大权难保，还会有性命之虞。结果泰凯乌斯响应了他，还带来了两千骑兵。他的到来仿佛雪中送炭，因为汉尼拔已经失去了昔日里在主武器骑兵方面的优势。此外，汉尼拔还可以指望马戈军中来自利古里亚（Liguria）的一万两千人，而且很快就等到了，这支部队由高卢人组成，他们在召回前的最后一战中表现出了过硬的素质；另外还有在非洲新征募的一支大军，他们的素质就不那么让人放心了。此外——据李维称——最近腓力（Philip）国王还派来了四千马其顿人援助迦太基。
这支部队一旦到达迦太基，能够以这样一座要塞和补给来源为基地开展行动，形势就会变得对汉尼拔极为有利。相比之下，西庇阿已经被劫走了大部分补给品，在敌人的土地上孤立无援，他的部分兵力被分派给了马西尼萨，而后者能够招募多少兵马仍是未知数。
我们还是应该掂量一下这些条件，因为它们纠正了常见却是错误的历史印象。此时，汉尼拔胜算更大，李维和波利比乌斯笔下这两个敌对国家首都的民情，能够真实地反映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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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ris, or the Future of War，”by Captain B.H.Liddell Hart.1925.
(2)“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by Colonel J.F.C.Fuller.1926.
(3)“The Foundations of the Science of War，”by Colonel J.F.C.Fuller.1926.
(4)1745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发生在法军与英荷联军之间的一场战役。双方战前假客套了一番，英军请法军先开枪，法军果然先开了枪，在短暂的劣势后成功反击并取得了胜利。——译者注
(5)李维说他只停留了几天，波利比乌斯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但从已知的因素中可知，他停留的时间要更长，因为泰凯乌斯的骑兵赶来，迦太基的其他军队与他会师，都必然要花上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