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路即为成名之路——后人对世界上最伟大人物的评价，显然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定论。比起亘古不变地钉在天穹之上的恒星那遥远的光芒，还是流星的闪光更能激起人类的遐想。莫非是那最终撞向地球的俯冲，那归于凡尘的世外光辉，通过有形或有限的证据，将一种更具人情味的吸引力赋予了流星？人杰亦如是，倘若最终的陨落带有一种戏剧性，那么关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失败的记忆，就会让持久的成功黯然失色。再者，也可能是他的人生已然完满，以至于这场惨败成了他个人的高光，更加清晰地烘托出他的功业，而对那未尝败绩的人却构成了一块垫脚石，可以让其他人走得更远，他也以此将自己的名声与后继者的名声融为一体。
这种理论至少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实。拿破仑和李（Lee）被无数戏剧、小说和回忆录铭记。威灵顿（Wellington）和格兰特（Grant）让他们的国家安然渡过危险、取得胜利，却几乎被这些国家的作者遗忘得一干二净。甚至是林肯，也可能只是被一名刺客的子弹从相对的被遗忘状态中拯救了出来，而纳尔逊则是在胜利时刻死去，用一场让人感慨万千的悲剧摆脱了圆满收场的耻辱。这样看来，一个世纪以后，鲁登道夫之名很可能会作为欧战的英雄人物被万人称颂，而福煦的名字则会湮没无闻；这种拔高战败者的趋势已有迹象。
要想流芳百世，一名实干家必须诉诸情感，不能只诉诸理智；既然在世之人本身再也无法燃起后人的情感，那么最终的失败就必须要有戏剧性的人情味。这个道理似乎在人为成就的大多数支系中都是成立的。斯科特（Scott）为到达南极点而进行的英勇却徒然的尝试活在了世人的记忆中，而阿蒙森（Amundsen）和皮里（Peary）成功的冒险却在渐渐褪色。在体育界，多兰多（Dorando）的马拉松让人永远无法忘怀；但是在普通民众中，又有几人能回想起实际胜利者海斯（Hayes）的名字，或者后来任何一位马拉松冠军的名字呢？
对于这种非理性的感性判断，将其归咎于现代新闻业已然成为一种风气，然而哪怕是对历史最低限度的审视，也足以表明它的起源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事实上，对于这种以持久的成就为代价来美化戏剧性失败的永恒趋势，主要责任在于历史学家——凭他们所受的训练和所持的观点，他们恰恰是所有人中最应当信任理性的。古代的历史证实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而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这部简论的主题——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这部论著试图把知识学问和军事理解的砝码进一步拨向西庇阿这边，以此恢复“历史的”平衡，而非采取贬低竞争对手的常规做法。急于拔高汉尼拔名声的历史学家们已经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催生出了对西庇阿的轻视。这种现象更不合理，也更不可原谅，因为并不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史料和同时代人观点，可以作为研究与判断基础的可靠材料，实际上仅限于波利比乌斯和李维的作品，以及少许其他的、公认不那么可信的古代权威之作。而在这两个人中，较早的波利比乌斯与他所记载的事件几乎属于同一时代，他是西庇阿的忠诚下属盖乌斯·莱利乌斯（Gaius Lælius）的朋友，可以从此人那里得到第一手的证言和判断。他可以充分利用西庇阿家族的档案进行研究，还曾在许多参加过战斗的人员依然在世之时去过实际的战场。因此，他获得了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基础，可以在此之上形成自己的判断。
此外，作为一个希腊人，相比于李维，他的观点中罗马人那种爱国主义偏见的嫌疑要小一些，而现代历史批评界也一致称赞他的公正性、研究的透彻性和批评洞见的正确性。
波利比乌斯作出的判断很清楚，他所记载的事实更是如此。
西庇阿
诚然，后世的罗马人对西庇阿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波利比乌斯对个中缘由的解释是如此令人信服，关于西庇阿战略和战术规划的已知事实也证明了这些缘由的真实性，以至于现代作家没有任何借口将古人因迷信而归为神助的成就视为运气所致。“他几乎是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人，这一事实使每个人都渴望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又是怎样的天赋和培养使他能够完成如此之多的壮举。但无人能够避免误入歧途、对他产生错误印象，因为那些将对他的看法向我们讲述的人，他们的判断与事实出入很大。”“……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受运气眷顾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比那些总是凭算计行事的人更神圣，更值得敬佩。他们不知道，后一种人才是值得称赞的，前一种人只配得上祝贺，在普通人当中是很常见的，然而只有拥有健全的判断力和心智能力的人才值得称赞，我们应当认为这种人才是最神圣、最受神明喜爱的人。在我看来，西庇阿的品性和原则很像拉刻代蒙的立法者吕库古（Lycurgus）。因为我们既不能认为吕库古是在迷信的影响下、完全受皮媞亚（Pythia）怂恿而起草了斯巴达的宪法，也不能认为西庇阿是听从了梦境和预兆的启示，为他的祖国赢得了这样一个帝国。但由于他们两人都明白，大多数人既不容易接受任何不熟悉的东西，也不愿意在没有希望得到神助的情况下去冒巨大的风险，因此，吕库古援引皮媞亚的神谕来支持属于他本人的计划，使得自己的方案更容易被接受和相信，而西庇阿也同样向部下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他的计划来自神启，从而使他们更加乐观，也更愿意面对冒险事业。但他始终凭算计和远见行事，他计划的胜果总是符合理性预期，这两点将是显而易见的。”
在今人看来，这样的解释不仅在本质上是可能的，而且还提供了一把了解这个人的钥匙，他的胜利，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外交上，首先是由于他对人类心理的超绝洞察力。此外，他还像大管弦乐队的指挥家一样，利用这种天赋制造出了一种世界性的和声。在指挥决策方面，从战争到和平，他确实得到了一组恰好符合音乐定义的协和音程：“一种组合……珠圆玉润，在这个体系中的来源与归途都合乎逻辑，由此营造出一种和谐的听感。”然而，作为人类管弦乐队的指挥，他有两个弱点，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是随着时间不断发展的。他无法领会低音——即人类所能堕落到的狭隘、卑劣的境地——而他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所产生的精神的激越，又使他无法听到这组不协和音程最初的警告，它终将损毁这首离圆满只差一点点的辉煌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