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哲学辞典》 [2] 中的“战争”词条）
“一位君主 [3] 从一名宗谱学家那里得知他是一名伯爵的后裔。在三四百年以前，这名伯爵的双亲和另一个家族缔结了一份家族盟约。这‘另一个家族’究竟是谁，如今已经无法考证。只知道这个无法考证的家族对某个省份的土地拥有继承权，因为最后一名对这个省份拥有管辖权的统治者和这个无法考证的家族之间存在远亲关系。管辖这个省份的统治者不久前死于中风，于是这名君主和大臣们坚持称是上天将这个省份的继承权赋予了他们。这个省份的人或许会提出抗议，表示他们中间没人认识这个自称对他们的土地有继承权的君主，因此他们并不想臣服于这个君主。此外，对于他们的家园，谁能来当统治者，应该由他们说了算。这些反对声传到了这名君主的耳朵里。这名君主当然是不愿意的。因为作为一名至高无上的君主，他的决定理应受到所有人的遵从。于是，这名君主立刻找来一大群无所事事并且一无所有的人，给他们穿上厚厚的蓝色呢绒大衣，并戴上白线封边的帽子，再将他们编成队伍操练一番，然后便将他们送上了战场。其他君主听闻消息也都赶来加入了这名君主的行动。这些君主凭借他们的军队各自占领了一小块地盘。在这些地盘上活动的雇佣兵们比成吉思汗、帖木儿大帝 [4] 和巴耶济德一世 [5] 手下的军队还要凶残。”
作者在描述腓特烈大帝对于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所提出的主张时所用到的讽刺并无不当之处。接下来的一段话以同样中肯的笔触讽刺了约瑟夫二世，和伏尔泰对腓特烈大帝的讽刺有异曲同工之妙。“来自各方的意见都一直在给出各种暗示并点明各种细节，意在指明皇帝——约瑟夫二世正在酝酿野心勃勃的计划。帝国的平静迟早要被打破。我们从维也纳方面得知约瑟夫二世最近通过了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方案。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已经考虑这个方案很久了。这个方案计划往南扩张奥地利大公国的领土。为此，他们已经开始查阅档案，努力编造他们对威尼斯共和国不同地区的所有权。” [6]
注解：
[1] 这篇杰出的智慧成果最初写于1764年，是伏尔泰对腓特烈大帝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行为的思考。此文严重地惹恼了腓特烈大帝。鉴于文中内容涉及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战争，对读者来说可能会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将它选进了附录。——原注
[2] 《哲学词典》：伏尔泰于1764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辞典。书中的文章按字母顺序排列，多数是批评罗马天主教会、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及宗教机构的文章。第一版于1764年6月出版，共73篇文章。后来的版本扩大为两卷，包括120篇文章。对伏尔泰来说，编纂这部词典是一项毕生的事业，它涵盖了伏尔泰对基督教、上帝、道德等问题的各种精华观点。
[3] 此处指腓特烈大帝。
[4] 帖木儿大帝（Tamerlan，1336—1405），帖木儿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建立了波斯和中亚地区的帖木儿帝国。
[5] 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1360—1403），奥斯曼帝国苏丹，1389年到1402年在位，创建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军队。
[6]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第103卷，罗伯特·利斯顿致威廉·弗雷泽，柏林，1779年11月30日。——原注
备注1
18世纪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名单
首席国务大臣 [1]
1775年到1782年 北方事务部：
托马斯·锡恩，第三代韦茅斯子爵 [2] ，即后来的巴斯侯爵 [3] 。
1771年到1779年 南方事务部：
亨利·霍华德，第十二代萨福克伯爵兼第十二代伯克希尔伯爵 [4] 。
1779年到1782年 南方事务部：
大卫·默里，即后来的曼斯菲尔德伯爵。
1779年到1782年 南方事务部：
威廉·弗雷泽 [5] ，副国务大臣。
大使
奥地利大公国
1763年到1772年 大卫·默里。
1772年到1792年 罗伯特·默里·基斯，此人还是高级巴斯勋爵士 [6] 。
法兰西王国
1772年到1778年 大卫·默里。
其他大臣和公使
俄罗斯帝国
1771年到1776年 罗伯特·冈宁爵士 [7] ，即后来的R爵士，特命全权公使。
1776年到1783年 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的R爵士和马姆斯伯里伯爵 [8] ，特命全权公使。
普鲁士王国
1772年到1776年 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的R爵士兼马姆斯伯里伯爵，特命全权公使。
1776年到1782年 休·艾利奥特，特命全权公使。
萨克森选帝侯国
1775年到1783年 约翰·斯特普尼爵士 [9] ，特命全权公使。
休·艾利奥特
巴伐利亚公国
1773年到1778年 休·艾利奥特，即后来的H爵士，驻巴伐利亚公国特命全权公使和雷根斯堡议会公使。
1779年 理查德·奥克斯，雷根斯堡议会公使。
1780年 J.特雷弗，大不列颠王国驻巴拉丁全权公使兼雷根斯堡议会公使。
1781年到1783年 拉尔夫·希斯科特，大不列颠王国驻科隆全权公使。
1773年到1776年 罗伯特·利斯顿，即后来的R爵士，大不列颠王国驻慕尼黑大使。
1776年到1779年 罗伯特·利斯顿，大不列颠王国驻柏林大使
注解：
[1] 在英国，每个首席国务大臣负责领导一个政府部门。但并非所有部门都由国务大臣领导，例如英国财政部就由财政大臣领导。首席国务大臣的正式头衔是“女王陛下的首席国务大臣”。
[2] 韦茅斯子爵，1789年以第一代韦茅斯子爵托马斯·锡恩（Thomas Thynne，1st Marquess of Bath）为名创建的贵族头衔。
[3] 巴斯侯爵，第一代韦茅斯子爵托马斯·锡恩去世后，其长子托马斯·锡恩（Thomas Thynne，2nd Marquess of Bath）继承他的爵位成为第三代韦茅斯子爵。1789年，第三代韦茅斯子爵被任命为巴斯侯爵。
[4] 萨福克伯爵是创立于1069年左右的英国贵族头衔。伯克希尔伯爵是创立于1621年的英国贵族头衔。
[5] 威廉·弗雷泽（William Fraser），大不列颠王国政治家、御玺文书。
[6] 巴斯勋爵士，乔治一世于1725年5月18日创立的骑士头衔。这个名字源于中世纪的骑士任命仪式。骑士在该仪式中需要进行沐浴。通过这种方式成为骑士的人就叫做“巴斯骑士”。这个称号后来演变成爵士勋位，一般只授予高级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
[7] 罗伯特·冈宁爵士（Robert Gunning，1731—1816），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第一代埃尔特姆男爵，曾经在丹麦王国、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担任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大臣。
[8] 马姆斯伯里伯爵，1800年由英国外交官詹姆斯·哈里斯创立的贵族头衔。詹姆斯·哈里斯曾经担任大不列颠王国驻西班牙王国、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大使，还曾经在下议院任职。
[9] 约翰·斯特普尼爵士（John Stepney，1743—1811），威尔士政治家，1767年至1788年在下议院任职。
备注2
18世纪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的出版物
《休·艾利奥特回忆录》，明托夫人 [1] ，伦敦，1853。
《罗伯特·默里·基斯的回忆录及书信》，吉莱斯皮·史密斯夫人编辑，共两卷，伦敦，1849。
《詹姆斯·哈里斯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信》，詹姆斯·哈里斯编辑，共两卷，伦敦，1870。
《詹姆斯·哈里斯的政治记事簿》，詹姆斯·哈里斯编辑，共四卷，伦敦，1844。
《柏林宫廷、德累斯顿宫廷、华沙宫廷以及维也纳宫廷回忆录》，纳撒尼尔·拉克索尔 [2] ，伦敦，1799。
《路易十六的出逃》，奥斯卡·布朗宁 [3] 。
上述作品中的前三部都非常富有个人特色。詹姆斯·哈里斯的《詹姆斯·哈里斯的政治记事簿》涉及一些政治上的信息，还混杂着一些更加私人的八卦和丑闻。其中有一幅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她的宫廷的图片，画得虽然很夸张，但非常生动有趣。纳撒尼尔·拉克索尔和罗伯特·默里·基斯、休·艾利奥特及詹姆斯·哈里斯三个人都非常熟悉。他的这部作品虽然也有前面提到的这种特点，但和其他几位的作品比起来并不算是最出彩的。然而，和他出版过的其他历史回忆录相比，他的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质量很高了。
注解：
[1] 明托夫人（Lady Minto），即安娜·玛丽亚·阿米安（Anna Maria Amyan，1752—1829）。她的丈夫吉尔伯特·埃利奥特·默里·基宁蒙德是休·艾利奥特的哥哥。
[2] 纳撒尼尔·拉克索尔（Nathaniel Wraxall，1751—1831），英国作家。他曾经积极参与外交事务，出版的回忆录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3] 奥斯卡·布朗宁（Oscar Browning，1837—1923），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学者，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杰出人物。他也是一位多产的历史类书籍作者。
备注3
关于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书信的批判性评论
我国历史上鲜有像罗伯特·默里·基斯、休·艾利奥特和詹姆斯·哈里斯三位精明强干的大使同台登场并在外交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例子。对如此出色的一个三人组合和一系列事件进行叙述并发表评论，这在英国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而我们围绕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和俄罗斯帝国方面的行动展开的讨论主要就是以三名大使的书信内容为基础的。
早在1778年之前，这三位大使就都已经各自凭借一项惊人的外交成就名扬天下。当悲剧的阴云开始笼罩乔治三世的妹妹卡罗琳·玛蒂尔达 [1] 的命运时，罗伯特·默里·基斯刚好就在丹麦-挪威联合王国。1772年，如果不是他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扭转了充满戏剧色彩的时局，那么卡罗琳·玛蒂尔达恐怕就要落得终身监禁甚至更悲惨的命运了。为奖励罗伯特·默里·基斯的这一功劳，乔治三世授予罗伯特·默里·基斯高级巴斯勋爵士的头衔，罗伯特·默里·基斯也因此赢得了大不列颠王国人民的赞美。1770年，詹姆斯·哈里斯因一次重大外交事件而闻名。在马德里，他成功避免了大不列颠王国和西班牙王国的一场战争。1777年，休·艾利奥特从柏林来的一位美国特工威廉·李那里窃取了一份文件。他拷贝了这些文件，又在黑夜的掩护下将这些文件放了回去，并因此震惊了全世界。然而，这三个人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未来，他们还将创下更多的英勇功绩。1791年，《西斯托伐条约》 [2] 的签订将使罗伯特·默里·基斯和他的国家的名望达到巅峰。由此，罗伯特·默里·基斯将迈过他亲手画下的一条漂亮的起点，踏上他外交生涯的漫长旅程。休·艾利奥特将会做出一个大胆而疯狂的举动——他将和库普豪森决斗，然后不顾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 [3] 王后玛丽亚·卡罗莱纳 [4] 的反对，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宫廷里的那些人驱逐到西西里岛。休·艾利奥特将成为古斯塔夫三世 [5] 所说的瑞典君主制唯一的救星。同样也是在未来，詹姆斯·哈里斯将为小威廉·皮特贡献绝妙的灵感，他会帮小威廉·皮特制定出一项外交政策，从而构建起1787年的三国联盟。他将成为大不列颠王国外交领域涅斯托尔 [6] 一般的存在，然后带着这一光环告别职业生涯。他的继任者是乔治·坎宁 [7] 。乔治·坎宁将成为大不列颠王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大臣。谈这么多就是为了证明无论选择哪件事来看，这三人都是功劳巨大并且名声斐然的。因此，对1777年到1780年发生的外交事件和他们三人所发表的评论，也应该是趣味十足和值得研究的。
玛丽亚·卡罗莱纳
古斯塔夫三世
小威廉·皮特
乔治·坎宁
他们三位的叙述难免会出现有失偏颇的地方。为了对他们的失误范围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我们首先需要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点。1777年到1780年，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奥特论年龄仍是两位年轻人，前者三十多岁，而后者事实上只有二十多岁。因此，二人的行文都带有一种那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激情，字里行间也不乏趣味。这在外交家中间是很少见的。在私人书信中，他们二人嬉笑怒骂，纵情挥洒笔墨。有时，他们会将这种姿态带到公务上来，因为下笔时未加克制，所以写出的东西也就少了几分外交通信惯有的那种严肃意味。詹姆斯·哈里斯身上更见文学气质，休·艾利奥特则更擅长一针见血式的冷嘲热讽。一个擅吐隽语，另一个则满腹经纶。二人都是玩弄外交阴谋的好手，也都知道怎样通过一笔贿赂或是一个秘密来交换另一个秘密，但休·艾利奥特比詹姆斯·哈里斯更加无所顾忌。因为匹夫之勇和一张容易得罪人的嘴，休·艾利奥特有时也难免陷入尴尬的境地。休·艾利奥特从不担心他的行为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会做出超出他职责范围的事。只要他认为有必要，他就会采用不同寻常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的休·艾利奥特有时也会招来他的国家的批评。因为拷贝威廉·李的文件的事情，他受到了大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公开谴责——虽然在私下里得到了表扬并获得了五百英镑的奖金。此外，他在腓特烈大帝面前玩弄的那些计谋也不见得就能为他的国家带来多少好处。至于詹姆斯·哈里斯，他的过失和休·艾利奥特恰恰相反。在私下里，他无拘无束地表达意见，但一到公众或政府官员面前，他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拘束，讲话时总是万分谨慎，并且言辞润色得恰到好处。不可否认，詹姆斯·哈里斯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但与大胆而莽撞的休·艾利奥特相比，他更相信巧言令色的力量，也更愿依靠机敏的手腕来解决问题。因此，在处理问题的结果上，休·艾利奥特要么满载而归，要么将事情弄得一团糟，而聪明的詹姆斯·哈里斯绝不会是这两种结果。举个例子，虽然能在彼得格勒的宫廷里应付自如，但詹姆斯·哈里斯还是没能完成他的伟大目标，在这几年 [8] 为大不列颠王国争取到俄罗斯帝国的结盟。事实上，在外交活动方面，讲究策略也好，手腕圆滑也罢，这些表现都是说得通的，也是作为一名外交家需要具备的本领。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干脆利落甚至稍显生硬的做派确实要比和气温柔的行为更能帮人达到目的。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奥特不同的行事风格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詹姆斯·哈里斯识破阴谋诡计的绝佳才能鲜有对手，而休·艾利奥特评估外交局势的准确程度无人能比。二人都具备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只不过一个更擅于识别政治手腕，而另一个更擅于把握政治局势的变动。因此，他们分别被派往柏林和彼得格勒履行职责，这真是再好不过的安排了。休·艾利奥特可以对腓特烈大帝那倔强倨傲的脾性，以及他坚如磐石的国家政策做一番深入的研究；詹姆斯·哈里斯则可以分析叶卡捷琳娜大帝每一个反复无常的动作，并从错综复杂的宫廷矛盾中辟出蹊径，最终发现那些阴谋诡计的全貌。休·艾利奥特用最精准独到的眼光分析了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的概况，以及腓特烈大帝的种种行为背后的深意。詹姆斯·哈里斯则比其他人看得都要清楚，奥地利大公国的主张也好，巴伐利亚公国的要求也罢，归根结底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谁的武力更强大的问题。他先知先觉地意识到腓特烈大帝是不会向周围势力屈服的。相反，腓特烈大帝会向这些势力开战。总体而言，休·艾利奥特对于战时情势的判断和对《泰申和约》签订后国际形势走向的预估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此外，詹姆斯·哈里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些幕后的交易和各方势力之间的秘密会谈。因此，在对一个阴谋的前前后后进行叙述时，譬如法尔肯施泰因伯爵 [9] 的出访和某位亲王 [10] 对俄罗斯帝国进行的拜访，詹姆斯·哈里斯就显得比休·艾利奥特更加得心应手一些，也更能对整起事件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评估。这两个人，一个以评估时局见长，一个则以描述时事见长。与其他书信相比，詹姆斯·哈里斯对于1778年神圣罗马帝国重大时事的评论和休·艾利奥特对于1780年俄罗斯帝国重大时事的评论显得更有价值。这并非事出偶然，而是两个人不同的性情和天赋各自作用的结果。然而，这些区别都只是相对的。总体来看，二人都具备许多作为外交家所需要具备的最优秀的品质。
至于谁的语言相对更精确一些，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为了最终的语言表达效果，也为了营造一种妙语连珠的感觉，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奥特时不时都会用一些夸张的措辞。然而，就算再怎么样，叶卡婕林娜大帝也不会有他们写的那么愚蠢，腓特烈大帝也并非如他们笔下那样残暴。此外，这两名君主身边的侍从和大臣们也不可能像他们两个时不时描绘的那样，一个个都是无可救药的榆木疙瘩。不过，读者大可放心的是，这两个人的文字所传递的信息在总体上还是很准确的。詹姆斯·哈里斯无疑是手头资源最丰富的那个，他虽然能从各种渠道获得大量信息，但并不总是能将流言和事实区分开来。 [11] 他更擅长对事物进行综合描述而不是处理细节方面的信息。
对同时代的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评判，同时还要力求语言精准，最后还需要得出结论，这对于外交家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往往会感到外交家们的话虽然听起来很有趣味，但可信度不够高。确实，我们很难像接受历史学家们做的那些论断一样去接受外交家们提出的观点，毕竟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有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史实作为基础，而外交家们则不然。然而，虽然詹姆斯·哈里斯的信读起来趣味盎然，并且他的叙述语言的生动足以使其他外交家甘拜下风，但我还是要做一个提醒，希望读者们在阅读这位外交家笔下大胆而显得把握十足的文字时，心中时刻装着这个提醒，那就是詹姆斯·哈里斯坚定不移地要去发掘各种混乱的局面，展示人们的反复无常，以及揭示各种腐败的乱象，因此，他写的东西和其他外交家写的东西相比，读起来确实存在差别。但话又说回来，他毕竟掌握着那么多获取情报的渠道，再加上他是那样一个正直而具有荣誉感的人，认定什么东西是事实就绝不会在他的叙述上做任何的歪曲。因此，我们即使想对他的话提出质疑也会显得露怯而且不占理。詹姆斯·哈里斯带有明显的偏见。他对俄罗斯帝国怀有厌恶和鄙夷之情，认为俄罗斯帝国人身上无不带有斯拉夫人的那种野蛮，而俄罗斯帝国宫廷还散发着一股法式的轻佻习气。詹姆斯·哈里斯震惊于宫廷中道德败坏的行为，对俄罗斯帝国人认知中的那种政治家形象嗤之以鼻，再加上他本人善于舞文弄墨，就更倾向于将这些瑕疵放大去看，并以最强烈的对比将这些问题呈现于纸端。同时，他还极度讨厌普鲁士王国，非常看不惯普鲁士王国代表在法庭上得意扬扬的样子，但对另一边的奥地利大公国又特别宽容。如果我们搁置这些偏见不谈，并且不去讨论细节上有时出现的粗糙之处和一些稍显偏激的表达，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詹姆斯·哈里斯的信拼凑出一幅俄罗斯帝国宫廷及其政治策略的图景。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这幅图景上的细节其实很饱满，画面传递的信息也很准确，而能在外交通信中做到这一步的外交家实属少见。
休·艾利奥特在柏林的消息渠道远不如詹姆斯·哈里斯在彼得格勒的消息渠道广泛。休·艾利奥特从没有过溜出舞会在更衣室中和腓特烈大帝讨论政治的经历，也没有在晚上去拜访已经就寝的卡尔·威廉·芬克·冯·芬肯施泰因 [12] 或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的习惯。普鲁士王国的平民和政界要人一方面出于对大不列颠王国的憎恶，另一方面出于对休·艾利奥特拷贝威廉·李的文件这一著名事件的顾忌，都对他抱有理所当然的怀疑。然而，休·艾利奥特还是设法克服了诸多困难。亲自和腓特烈大帝建立友好关系是不可能的，更别说这二人除了在公共和正式场合根本就不怎么会碰见对方。然而，即便是在这两个场合面对彼此时，二人的交流也主要局限于互相打趣，而腓特烈大帝在这方面又并不总是占优势。 [13] 18世纪，通过和统治者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进而从对方身上直接获取所需的信息，这对于外交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作环节。罗伯特·默里·基斯和詹姆斯·哈里斯就是靠着这种方法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重大突破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相比其他外交家，休·埃利奥特更需要尽可能地接近腓特烈大帝，以便更好地开展自己的工作。因为腓特烈大帝是一位非常有主见的人，很少受其他人意见的影响，也一直在有意地和身边的大臣保持距离。然而，休·艾利奥特确实没有办法接近腓特烈大帝，这就为刚开始执行任务的他增加了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为尽可能减少这一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他通过其他途径也做了很多工作。他贿赂了腓特烈大帝的一些贴身佣人，从而得到了珍贵的情报。他的随员罗伯特·利斯顿和一位内部人员有交集。对方是一名专家，同时还是国王的心腹。休·艾利奥特和马歇尔伯爵乔治·基斯 [14] 关系很好。马歇尔伯爵乔治·基斯是移居柏林的詹姆斯二世党人 [15] ，和腓特烈大帝的关系比谁都近。面对普鲁士王国王储腓特烈·威廉二世和亨利亲王，休·艾利奥特尽可能地按照和亲王打交道时所需要的那套友好礼节去对待二人。然而，他对前者的态度比对后者要冷淡一些。他还和不伦瑞克-卢恩堡公爵斐迪南 [16] 关系很好。此人“受到腓特烈大帝的喜爱和信任” [17] 。休·艾利奥特和罗伯特·利斯顿都和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关系密切。罗伯特·利斯顿曾经去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的领地拜访过。在那里，罗伯特·利斯顿见识到了一个真正的普鲁士王国容克 [18] ——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就像一个“乡野间的辛辛那提斯” [19] 一样，戴着一顶圆帽，头发没有扑粉，忙着将家里产的牛奶卖给农民们，同时还取来他酿的高浓度啤酒招待客人。 [20] 八面玲珑的休·艾利奥特掌握了大量资源，甚至结交了军队里的朋友，因而能从这些军官身上获得很有价值的军事情报。然而，在一个军国大事全凭专制统治者一人做主的国家里，当统治者不仅不给别人亲近他的机会而且有意堵塞别人从他那里获取信息的渠道时，即便是最高明的外交家也难免会面临不利的处境。因此，休·艾利奥特揭露的那些事情总的来看都没有詹姆斯·哈里斯的那些报道更加吸引眼球——除了偷窃威廉·李的文件那一次可谓是惊人之举。1780年9月13日，休·艾利奥特也曾经坦白：“我不能骗大家说我直接能够联系到波茨坦内阁并知道其中都有什么秘密。”1780年，约瑟夫二世前往俄罗斯帝国，休·艾利奥特对此却没有任何察觉。消息传到了詹姆斯·哈里斯耳朵里之后又过了很久，休·艾利奥特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1778年，巴伐利亚公国出事，他拿到的情报也不如罗伯特·默里·基斯拿到的有价值。但休·艾利奥特对神圣罗马帝国各大宫廷的外交手腕都了如指掌。他钻研了各种宪章和编年史，并全面阐释了约瑟夫二世对于巴伐利亚公国的主张。凭借深厚的知识储备，休·艾利奥特完全洞悉了雷根斯堡帝国议会的运作机制。于是，学识上的优势和精准的判断力结合在一起就弥补了休·艾利奥特情报不足的遗憾。不妨举一两个例子，1778年2月3日，休·艾利奥特断定腓特烈大帝将要和约瑟夫二世开战。果不其然，腓特烈大帝随后就做出了这一重要决定。此外，对于整起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休·艾利奥特给出了一个概括性的结论。那就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武力，谁就拥有了公道。他看透了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并将人们在那种法则下为求生存而互相斗争的模样刻画了出来。对于一个外交家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这种事情上，休·艾利奥特看问题的眼光是非常深远的。他比心怀偏见的詹姆斯·哈里斯看得更全面，也比总是倾向于依靠一般常识做判断的罗伯特·默里·基斯看得更透彻。因此，1776年涌现出了许出多篇针对巴伐利亚公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体制情况的优秀报告——显然是休·艾利奥特撰写的。这些手笔精湛的报告体现出休·艾利奥特深刻的洞察力和过人的智慧，其中对于腓特烈大帝治理内政方面的批评更是非常精妙。
马歇尔伯爵乔治·基斯
不伦瑞克-卢恩堡公爵斐迪南
休·艾利奥特的偏见虽然没有詹姆斯·哈里斯那么严重，但同样表现得很明显。后者将俄罗斯帝国贵族描述成“一群长着猴子的脑袋和熊的身体的家伙”。前者则说，在普鲁士王国，“自由的灵魂一头栽进了沙子里，国民都处在奴役之中”。休·艾利奥特发现大多数普鲁士王国人都很粗鲁，女人们一个个也都和掷弹兵一样。休·艾利奥特的性格里带有18世纪人那种对于文雅和精致生活的向往。因此，对于周围的人和事所呈现出的粗鄙面貌，他带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大不列颠王国的公民，他非常信任他的国家的政体。因此，无论专制统治在普鲁士王国运行得多好，人们在这种体制下享有多大的自由，他都无法打消心中对这种统治形式的排斥感。此外，休·艾利奥特坚信，因为之前大不列颠王国办事时一直不怎么照顾腓特烈大帝的感受，又未将腓特烈大帝种种不怀好意的举动当回事，导致大不列颠王国的利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些感受都在他的信中得到了体现。他不由自主地在描写腓特烈大帝时加重了笔墨，使他在纸上的形象变得更加黑暗，以期待对大不列颠王国政府造成刺激，从而促使自己国家的政府在有关普鲁士王国的问题上采取一些更加有力的措施，并希望能因此获得政府的准许，使他能够采用更加强硬的手段来从事他的工作。休·艾利奥特没有詹姆斯·哈里斯那么一丝不苟，也不如詹姆斯·哈里斯诚实，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偶尔可能带有过度夸张的成分。休·艾利奥特愤怒地声讨腓特烈大帝那“不知餍足的野心”，并说对方对大不列颠王国怀揣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和“最强烈的厌恶”，以及“无缘无故且难以平息的愤恨”。与此同时，休·艾利奥特还批评腓特烈大帝“行事鲁莽”，“处理政事时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腓特烈大帝“对法兰西王国明显的偏爱”也总是让休·艾利奥特火冒三丈。 [21] 上述因素都使休·艾利奥特很难用一双欣赏的眼睛来审视腓特烈大帝。然而，很多时候，休·艾利奥特也不得不承认腓特烈大帝确实是在为人民的福祉夜以继日地工作。休·艾利奥特曾经亲口证实腓特烈大帝是一位意志坚定又独出心裁，并且极其足智多谋的统治者。休·艾利奥特虽然不断在不同时期将各种不良动机归到腓特烈大帝的身上，但又并不总能证实他的这些怀疑。囿于个人掌握的信息，休·艾利奥特的记述通常不够全面。再加上个人偏见的影响，他对腓特烈大帝的评价并不总是公正的。然而，作为对18世纪政治时局和外交大事件的总结和评判之作，休·艾利奥特的这些信确实具有罕见的价值。这一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的。
作为休·艾利奥特的朋友兼向导，罗伯特·利斯顿的信也有着和前者的信相似的优点和毛病，但罗伯特·利斯顿的文笔不如休·艾利奥特细致有趣，在对问题的把握能力上也比休·艾利奥特要略逊一筹。圣詹姆斯宫 [22] 的国务大臣对二人的信做过一些有趣的回复。大卫·默里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大臣。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大臣不同，他对其他国家惯使的外交手腕颇有了解。因此，他做出的判断往往是最有价值也最具分量的。但大卫·默里的看法所显示出的情感倾向在整体上也与休·艾利奥特和詹姆斯·哈里斯的态度相一致。作为外交界的“佩克斯列夫” [23] ，亨利·霍华德的观点或许更加值得玩味。他对外界信息似乎了解得并不多，因此并未受到先入之见的影响，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更加有趣。在阅读亨利·霍华德的文字时，你会感到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相对来说并不是很了解大陆这边的事务，在说某些话时刻意采用了一种虚情假意的语调，而给出的看法往往格外公正。有关奥地利大公国对于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宜的主张，亨利·霍华德给出的评价带有一种严肃的和半刻意的讽刺意味，可谓是反语的典范——“无论是帝国宗谱上的问题还是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我都不甚精通。因此，对于维也纳宫廷方面究竟是如何搜集证据又再将这些证据整合到一起作为理由来为他们求取巴伐利亚公国的行为进行辩白，我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他还补充道，“奥地利大公国对此事所做的声明同样也无法解释这一问题，他们说要收回本属于他们的土地，可不久前他们就已经把该拿的拿回去了。” [24]
圣詹姆斯宫
亨利·霍华德
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外交才能，对于罗伯特·默里·基斯而言，拿他和亨利·霍华德做对比都是非常不公平的。然而，论起理解事物的能力，罗伯特·默里·基斯确实和亨利·霍华德处在相似的水平线上。在写作方面，罗伯特·默里·基斯不及詹姆斯·哈里斯头脑灵活，也不会像休·艾利奥特那样插科打诨。罗伯特·默里·基斯虽然确实不具备另外两人的那种才华和天赋，但他很刻苦，又非常有恒心，并且具有极其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曾经在维也纳待过二十年，再加上坚定的意志和良好的判断力，罗伯特·默里·基斯最终也和另外两人一样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罗伯特·默里·基斯面临的困难不比休·艾利奥特的小。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对大不列颠王国的恐惧和憎恶几乎要赶得上腓特列大帝，但要想尽可能探究奥地利大公国政策的秘密，罗伯特·默里·基斯还就只能设法接近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约瑟夫二世，以及玛丽亚·特蕾莎。当时，这三人是全欧洲最难接近的人物，所到之处无不戒备森严。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有不小心说漏嘴的时候。每当这种情况发生，休·艾利奥特和詹姆斯·哈里斯就能从中得到不少信息。但到了维也纳这边，罗伯特·默里·基斯只能靠揣摩约瑟夫二世和玛丽亚·特蕾莎的一颦一笑来猜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罗伯特·默里·基斯在维也纳宫廷中似乎也没有特别熟悉的人。普鲁士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大使们自然处处躲着他，而俄罗斯帝国大使也提供不了太多有用的信息。因此，他主要依靠一些像萨克森选帝侯国大使这样的小国公使与间谍，以及各种时事通讯和报纸杂志来获取情报。在这种情况下，和詹姆斯·哈里斯或是休·艾利奥特写的那些信相比，罗伯特·默里·基斯在1778年到1780年写的信自然就少了一些亮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时的罗伯特·默里·基斯已经不再年轻，他的人和他的笔调都没有了青春的激情——要知道，休·艾利奥特和詹姆斯·哈里斯之所以能够把握外交大局和摸透身边王室人员的脾气，并将这一切精彩地记录下来，靠的正是年轻人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情。然而，罗伯特·默里·基斯实际能够获取的信息确实比较少。处在他这个位置的人按理来说本可以更容易地接触到各类情报，但罗伯特·默里·基斯遇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也成了罗伯特·默里·基斯工作上的绊脚石。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关巴伐利亚公国遗产继承问题的相关谈判刚刚开始和进行到后期时，詹姆斯·哈里斯和休·艾利奥特笔下的记述都比罗伯特·默里·基斯要更全面也更细致一些。但罗伯特·默里·基斯属于那种“一鸣惊人”式的外交家，也就是说他发表的意见通常都是很有分量的。此外，虽然不容易像同僚一样能随时获取和时事有关的第一手情报，但不排除有些时候，罗伯特·默里·基斯得到的情报远比另外二人掌握的情报更有价值，约瑟夫二世在1780年的那次著名的俄罗斯帝国之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詹姆斯·哈里斯对此事做了全面的记录。休·艾利奥特的叙述也远比罗伯特·默里·基斯的叙述详尽。但要论信息的含金量，这二人提供的信息和罗伯特·默里·基斯取得的成果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罗伯特·默里·基斯给外交部送去了一份约瑟夫二世对整起事件的口头叙述 [25] 。虽然罗伯特·默里·基斯是在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后才拿到了这份资料，但这份口头叙述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意义，它能让我们看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和约瑟夫二世所制定的政策的来龙去脉，也为我们进一步预测二人接下来的行动提供了根据，这一点是另外两名外交家所未曾做到的。凭着水滴石穿的耐力，罗伯特·默里·基斯在工作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并最终争取到了和约瑟夫二世和玛丽亚·特蕾莎进行私人面谈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却常常能够对罗伯特·默里·基斯的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
我提到的这些外交家都曾经对普鲁士王国的政策发表过正面和合理的评价。这就表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保持一定的中立态度才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利益所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在1776年到1780年，自1763年就开始仇视普鲁士王国并且同样遭到对方仇视的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们竟写出了许多态度中肯的评论和报告。纵观腓特烈大帝在位期间所得到的来自大不列颠王国方面的评价，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们在这几年里对他做的评判相对而言恐怕已经算是最公正的了。此外，对比各大列强留下的史料档案，大不列颠王国外交家们对于巴伐利亚公国遗产继承问题所做的判断也是最公正的。而纵观这些外交家写的信，在判断上最可靠也最有力的作者则非罗伯特·默里·基斯莫属。
注解：
[1] 卡罗林·玛蒂尔达（Caroline Matilda，1751—1775），大不列颠王国公主，1766年到1772年的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王后。
[2] 1787年到1791年最后一场奥土战争结束后，在普鲁士王国和大不列颠王国的斡旋下，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大公国在今天的保加利亚的西斯托伐签署了《西斯托伐条约》。
[3] 1282年到1816年，那不勒斯王国位于罗马教皇统治下的意大利半岛。该王国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法兰西王国和西班牙王国之间的争夺之中。
[4] 玛丽亚·卡罗莱纳（Maria Carolina，1752—1814），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王后。
[5] 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1746—1792），瑞典王国国王，1771年到1792年在位。
[6] 涅斯托尔《荷马史诗》中《奥德赛》里面的皮罗斯国王，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是一个富有智慧且受人敬重的长者。
[7] 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大不列颠王国政治家。
[8] 指1778年到1780年。
[9] 法尔肯施泰因伯爵指约瑟夫二世。
[10] 指亨利亲王。
[11] 这里有个例子可以说明他掌握的情报并不够精确。见《詹姆斯·哈里斯日记》，第1卷，第2页，1767年，他说腓特烈大帝将普鲁士王国军队的人数从七万人增加到十五万人。到了第143页，他给出的人数则是“五万到将近二十万”。第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相对还好一些，第四卷给出的信息则多有不精确之处。——原注
[12] 卡尔·威廉·芬克·冯·芬肯施泰因（Count Karl-Wilhelm Finck von Finckenstein，1714—1800），普鲁士王国外交家。
[13] 举例来说，腓特烈大帝问休·艾利奥特：“你觉得我往大不列颠王国新派的大使怎么样？——此人非常不讨人喜欢，可以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休·艾利奥特答道：“此人代表您再合适不过了。”等等。——原注
[14] 乔治·基斯（George Keith，1692—1778），苏格兰和普鲁士王国军官、外交家，第十代马歇尔伯爵。
[15] 詹姆斯二世党人，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詹姆斯二世流亡海外。大不列颠王国和爱尔兰王国随后掀起政治运动，旨在帮助斯图尔特家族重新登上王位。斯图尔特家族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被称为“詹姆斯二世党人”。
[16] 不伦瑞克-卢恩堡公爵斐迪南（Duke Ferdinand of Brunswick-Wolfenbüttel，1721—1792），普鲁士王国陆军元帅。
[17] 特别见《政府档案——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第102卷，柏林，1780年2月22日，“保密”以及另一处“保密”。和亨利亲王的关系见休·艾利奥特致亨利·霍华德的信，出处同上，1780年5月30日、1780年6月2日。和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关系出处同上，见第104页，休·艾利奥特致大卫·默里，1780。——原注
[18] 容克（Junker），一种尊称。源于中古高地德语，意思是“年轻的贵族”或“少爷”。
[19] 辛辛那提斯，即卢修斯·昆克修斯（Lucius Quinctius，公元前519—前430），罗马共和国贵族政治家、军事领袖。卢修斯·昆克修斯虽是贵族，却喜欢过朴素的田园生活，经常像农民一样在乡间干农活。
[20] 细节见明托夫人：《休·艾利奥特回忆录》，第191页。——原注
[21] 《国家档案——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卷102，柏林，1778年1月10日、1778年2月22日、1778年11月7日；第104卷，1778年5月13日，1778年6月4日。——原注
[22] 圣詹姆斯宫是亨利八世建造的宫殿，位于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市，在18世纪以前一直是君主居住和办公的主要场所。
[23] 佩克斯列夫（Pecksniff），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是一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24] 《政府档案——国外部分，巴伐利亚公国》，第113卷，圣詹姆斯宫，亨利·霍华德致莫顿·伊登，1778年2月3日。莫顿·伊登的信很有价值，其中的描述很精确。对巴伐利亚公国的概述见各处。——原注
[25] 见附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