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3月18日，星期一，柏林
詹姆斯·哈里斯致亨利·霍华德
自即位以来，一个基本原则似乎一直在左右着腓特烈大帝的行为，即人类尤其是注定要归他统治的那些人，只是用来向他臣服和满足他意愿的生物。他可以利用这些生物来做各种事情，以达到他扩大权力和扩张领土的目的。带着这种原则，他从来不会和任何一位大臣商讨任何问题。相反，腓特烈大帝只依靠他的判断行事。与其说他认为这些大臣的能力不行，不如说他一直怀有很强的戒备心，那就是如果他不再将这些大臣当作简单的工具来使用，那么这些人迟早就会生出他们的想法。到那时，这些大臣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当他的附庸，而会开始想成为能够做决策的那个人了。为保证独裁统治不受威胁，腓特烈大帝必须做到不为任何怜悯和懊悔的情绪所困，同时确保不能有任何宗教方面的想法和道德上的顾忌。因此，在精神领域，腓特烈大帝用迷信代替了宗教，并用法语中一种叫“感情”的东西来弥补他在道德上的缺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既有野蛮的一面又有人道的一面，而这种混杂的人格特质正是他性格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我曾看见腓特烈大帝在读悲剧作品时潸然泪下。我还知道他曾对一只患病的灰色猎犬关怀备至，就好似一位慈母在照顾她最心爱的孩子。然而，照顾完猎犬后的第二天，他就命令军队摧毁了一个省。他也曾反复无常地变更税收的数目，将某地的百姓折磨得苦不堪言。甚至即便在弟弟奥古斯特·威廉 [1] 病重期间，腓特烈大帝也仍然在表达对他的不满。他一直在精神上折磨这位病人，最终加速了他的死亡。然而，腓特烈大帝又绝对不是嗜血成性的人，除非罪大恶极，他很少判处罪犯死刑。然而，在上一场战役 [2] 中，他又向军医们秘密下令，称宁愿让伤员承受死亡的风险，也尽量不要为他们截肢。为此，军中伤残人员的数目增加了不少。腓特烈大帝非常清楚他需要什么。一到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将所有情感放在一边。于己，他常常表现出善良、仁慈和友好的品质，这也确实是他真实的一面。然而，一旦披上帝王的外衣，他就纷纷弃这些品质而去。他独自前行，为所到之处带去不幸和灾难。同样，他还将这套有误的准则运用到国家和政府中。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将一大笔财宝闲置在金库中正是导致他的王国陷入贫困的缘由。没有互惠原则作为保障，贸易活动就不可能长久进行下去。垄断和特权会阻碍良性竞争，并使工业发展陷入停滞。简而言之，对于一位君主而言，国民生活富足安逸才是真正的财富。然而，腓特烈大帝的这些错误犯得越严重，人民受的苦就越深。他的显赫地位基本不会动摇。他虽然在一些方面做得确实不好，但总能在需要的时候坚定意志并设下巧妙的计策，再加上有非凡的天资相助，结果就是，凡是他尝试过的重大举措几乎都取得了成功。我们曾目睹他结束了一场几乎囊括欧洲所有列强的战争，并成功在和约中获利。从此，普鲁士王国在欧洲占据了支配地位。他的主要对手也被他当作棋子，并帮他实现了一个又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大幅攀升的税额和庞大的普鲁士王国军队，以及他在欧洲占据的绝佳优势地位，具备这些条件的普鲁士王国势必在未来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从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那里，他继承了一千三百万克朗的财政税收和价值一千六百万克朗的财富，以及一支五万人——实际有将近十万人的军队。与此同时，父亲没给他留下任何债务。这在当时算是一项非常突出的经济上的成就了。如今，他又新增了两千一百万克朗的收入。腓特烈大帝金库中的数目至少是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在位时的三倍多。他还拥有约二十万人的兵力。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能拥有这种数量的财富要归功于他卓越的才华。但我认为，从他的子民身上，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到另一番解释。总的来说，他的这些子民贫穷、虚荣、无知又没有原则。看到君主是那样伟大，他们就感到自己也是伟大的了。愚昧无知的心灵孕育不出一点有关自由和反抗的意识。他们缺乏原则意识，随时能被当作工具来执行上面颁布的任何命令，并且根本不考虑这些命令本身是否存在问题。腓特烈大帝很清楚该怎样利用这一点。他和他的子民保持着极远的距离，结果就是他对这些人说一句话或者露出一个微笑，这些人就感觉得到了莫大的恩惠。此外，他从不奖赏这些人，他要让这些子民相信他们不值得任何奖赏。腓特烈大帝与生俱来的优越天资和他长久以来的卓越功绩，都已经使他成为子民眼中神一般的存在。因此，虽然受着铁腕统治的压迫，但很少有人表达不满，更没有人敢抱怨。即便当他褪掉君主的外衣，沉浸在他人难以想象的声色犬马之中时，他也依然保持着极其清醒的头脑，决不容许自己沦为这些放纵行为的奴隶，并避免让陪他享乐的人在日后影响到他。对于陪他享乐的那些人，他奖励了其中的个别人，命令少数人卷铺盖走人，剩下的大多数人则原封未动。之前什么样，后来也是什么样。说了这么多，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事实或许也就变得好理解了一些，即为什么统治着这样一批人的一位统治者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荣耀——事实上，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或者气候，还是从土壤条件来讲，普鲁士王国在欧洲都只能排到第二等的位置。但不难预见的是，随着君主的新旧更替，这个国家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减。鉴于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不远，请允许我再耽搁诸位一些时间，来谈论一番这个国家的未来。
奥古斯特·威廉
此前，我已经向诸位分析过普鲁士王国王储——未来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性格，因此我对接下来要做的判断很自信。我要说的是，腓特烈·威廉二世作为王储时所秉持的生活作风在他成为真正的国王以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此外，腓特烈·威廉二世既不会是一个活跃的专制君主，也不会是一个思想虔诚的人。他的本职工作在他眼中只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差事。差事以外，他会热衷追求享乐。人们已经意识到，国家到了一个转折点。自从腓特烈大帝的病情显露出愈发严重的迹象，人们就开始变得骚动起来。无足轻重的小议员们无不盼望在新君主上台后能谋取一个好职位。然而，这些小议员并不擅于开动脑筋，也没养成做决策的习惯。因此，他们在策划宫廷阴谋和组建各种小集团等方面显得非常笨拙。这些小议员既想向王储献殷勤，又唯恐国王不悦。但都到这个地步了，如果还事事以国王为重，那对王储来说又是一种冒犯。种种顾虑让这些人不知如何是好。
整体而言，这些期望成为并且也确实有可能成为新一届大臣的人，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为首的是亨利亲王和鲁赫家族的人，以及腓特烈大帝的几名宠臣。这些宠臣除了肤色白皙和善良老实，一无是处。其次是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先生，他现在是一名工作勤勉并且头脑理智的外交部大臣。然后是舒伦伯勒先生，此人掌管着银行方面的事务，是个多面手。第三类就是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冯·赫茨伯格先生和舒伦伯勒先生的家属们了。最有可能上任的人其实是那些自认为是腓特烈·威廉二世所看重的人，虽然他们无论如何也归不到这一范畴里面。在这些人当中，为首的是亚历山大·格奥尔格·冯·洪堡 [3] 。他之前当过盟军代表，后来当过伊丽莎白公主 [4] 的管家，目前在什切青工作。此人通情达理，并且性格很好。腓特烈·威廉二世对他非常友善，因为他曾经协助腓特烈·威廉二世处理过财政方面的事务。不久前被腓特烈大帝免去了贸易部大臣职务的朱利叶斯·奥古斯特·冯·德·霍斯特 [5] 是个敢于创新的人，虽然平常一副朝气蓬勃的模样，但毫无远见卓识。此外，还有一众年轻官员。这些人平常的工作就是陪着腓特烈大帝享乐，他们对宫廷大臣这个职务并无多大兴趣，头脑中想的只是这个职务能给他们带来的名号、勋章和养老金。
伊丽莎白公主
什切青
可以预见的是，普鲁士王国要么即将拥有一批由上述人员组成的领导班子，要么即将由腓特烈·威廉二世统治。这两种情况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普鲁士王国政府将由新一批大臣接管。这些大臣必然带有各自的见解，身后还牵扯到各种亲戚关系。这就会导致行政决策不可避免地朝各种方向倾斜。在第二种情况下，普鲁士王国政府将交由一位年轻的国王管理。这位国王没有经受过任何风吹浪打，谁都不知道他能否成为一个称职的君主。在欧洲，他没有任何声望，只以那些娱乐消遣的事迹闻名。之前，伟大的普鲁士王国令所有邻国为之胆寒，其盟友几乎是所有国家争相讨好的对象。然而，一旦上述两种情况发生，这些荣耀就将成为过往。未来几年中，这个国家的势头会渐渐变弱，直至失去欧洲列强的地位，成为欧洲所有国家中的一个普通成员。
腓特烈大帝在文学方面的兴趣
1780年5月13日，柏林
休·艾利奥特致大卫·默里
腓特烈大帝一直兢兢业业地管理着普鲁士王国的所有国家部门。与此同时，他还会抽时间结交各种有才之士。腓特烈大帝一直很留心搜集人才，发现别人身上展现出可能对他有利的或能对他的宫廷起到帮助作用的优点，他就会想办法将这些优点为己所用。他会在私下里接待陌生人的来访。统治期间，他还数次挑选那些顶级名流作为他闲暇时间的伴侣。譬如，他最近就挑选了托斯卡纳的吉罗拉莫·卢凯西尼 [6] 作为他在波茨坦的随从。这位绅士学识广博，为人机敏，据说非常像已故的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 [7] 。又据说他正是因此才吸引了腓特烈大帝的注意。上个星期，他成为腓特烈大帝的侍从之一，并在波茨坦定居，每年享有两千克朗的津贴。
自然没有人敢公然质疑腓特烈大帝的选择，但在私下里，人们都将这些行为看作他一时心血来潮的任性之举。吉罗拉莫·卢凯西尼虽然是一个对事物有着敏锐的理解能力并且记忆力也不错的年轻人，但还算不上是一位出众的天才，也没有多少有趣的特长。此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腓特烈大帝身边还有很多类似吉罗拉莫·卢凯西尼这样的人。这些人和吉罗拉莫·卢凯西尼的才能不相上下，却没有像吉罗拉莫·卢凯西尼一样受到重用。看到腓特烈大帝如此偏爱一个外人，这些人心中难免会有不快。
吉罗拉莫·卢凯西尼
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
在我到来之前，罗伯特·利斯顿 [8] 就一直和吉罗拉莫·卢凯西尼保持着密切联系，我或许可以从这层关系中获得些许利益。
文人墨客的陪伴之于腓特烈大帝就好像血缘关系之于法定继承人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照这样说，宫廷中不像以往一样全是法兰西王国的人，或许也不是什么坏事。亨利亲王最近就找了一个威尼斯情妇。纵观之前的种种先例，如果问我能依此做出什么推测，那就是无论是亨利亲王的情妇还是吉罗拉莫·卢凯西尼，都不会一直春风得意下去。毕竟，面对那群博学多识的朋友时，腓特烈大帝的态度一直都非常善变。而亨利亲王在他的女性朋友们面前的感情，也一直都是很不专一的。
我很荣幸地告诉诸位大人，我获知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亨利亲王有意于十月份进行一次彼得堡之旅。
詹姆斯·哈里斯记保罗一世访问柏林
1776年8月13日，柏林
詹姆斯·哈里斯致莫顿·伊登
我们总算结束了奔波忙碌，为此我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我终于能有空闲给你写信了，要写的东西可真是不少。这封信读起来应该会比我通常写的那些都要有意思。我在官方信函中很克制，用惯常的口吻叙述了我们的光荣功绩，因为我一来觉得将这种庆典活动付诸文字后，纸上呈现出的喜庆效果总要减弱几分；二来觉得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准确度上，我的文笔都比《莱茵河信使》 [9] 的文章或是其他大陆新闻作者写的文章要略逊一筹。我的确要为这些人说句公道话。对于这种场合，这些作者一直都非常严谨。涉及对仪式的描述时，他们的文字很少偏离事实半步。因此，我就不越俎代庖了，只选那些不是最主要的和这些人有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部分说说看吧。
你们可能以为保罗一世的名字是以“保罗·彼德罗维奇”的形式刻在那些凯旋门上的，但你们错了。保罗一世是一位贵族，因此刻在凯旋门上的名字是“保罗·冯·彼德罗维奇”。这是波美拉尼亚 [10] 一名镇长的话。
俄罗斯帝国皇室成员的所有家佣都拥有军衔。一天晚上，保罗一世的马车夫和一名普鲁士王国军官一起出去喝酒。二人就谁的级别更高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你是哪一级的？”普鲁士王国军官问。“陆军中校。”马车夫答。“啊！可我是上校。”普鲁士王国军官说完，第一个走进了啤酒店。此事传到了腓特烈大帝的耳朵里。随后，这位上校被关了三天监狱并挨了五十下杖笞。
保罗一世离开柏林时，天上既打雷又下雨，大炮在不停地开火。一个普鲁士王国的诗人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他在诗中发挥了比法兰西王国人更加大胆的想象力，说天使也下凡来和地上的人们一起为保罗一世的离别而悲泣，而朱庇特与腓特烈大帝则用雷霆为保罗一世送行。
保罗一世从梅默尔 [11] 前往柏林，一路上共有七万匹马和三万名农民随行。亨利亲王曾问其中一个农民：“你肯定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吧，你应该是恨透了走这么一遭。这样一来，你没法收庄稼了，也不能干手头上其他要紧事了。”“怎么会呢”，这个粗人一脸谄媚，“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能在这种场合派上用场，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一来，我们和我们的马以后就不会为了搬运大炮或运送各种打仗要用的东西去受罪了。”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 [12] 终身干事约翰·海因里希·塞缪尔·福雷米 [13] 在动员保罗一世时就用上了这段话：“比起他‘亲王’的身份，他这个人本身更加值得我们仰慕。他通往我们心中的大门比这座城市的大门还要宽广——科学院的入口是一道门廊。”我将这番虎头蛇尾的演讲原稿附在信中了。撒丁岛国王驾崩后，同样也是这位约翰·海因里希·塞缪尔·福雷米在他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让我们怀着至诚的心回望这位君主的统治时光并为这位驾崩的君主祈祷吧……死神就这样将他带走了。”这些话虽然本是好意，但读起来仍然让人感到很滑稽。
注解：
[1] 奥古斯特·威廉（Augustus William，1722—1758），腓特烈大帝的弟弟，普鲁士王国上将，腓特烈·威廉二世之父。
[2] 关于腓特烈大帝反对为伤员截肢一事，缺少详细的资料。这场战役可能指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博克施道夫战役。
[3] 亚历山大·格奥尔格·冯·洪堡（Alexander Georg von Humboldt，1720—1779），普鲁士王国军官、内务大臣。
[4] 伊丽莎白公主（Elisabeth，1764—1794），又称伊丽莎白夫人，路易十六最小的妹妹。
[5] 朱利叶斯·奥古斯特·冯·德·霍斯特（Julius August von der Horst，1723—1791），普鲁士王国牧师。
[6] 吉罗拉莫·卢凯西尼（Girolamo Lucchesini，1751—1825），意大利人，普鲁士王国外交官。
[7] 弗朗西斯科·阿尔加罗蒂（Francesco Algarotti，1712—1764），意大利哲学家、诗人、作家、艺术评论家、艺术收藏家。
[8] 罗伯特·利斯顿（Robert Liston，1742—1836），苏格兰外交家，曾作为大使出访多个国家。
[9] 《莱茵河信使》，18世纪末和启蒙运动时期欧洲重要的法语报纸之一。
[10] 波美拉尼亚，历史地名，处于中欧波罗的海南岸，位于德国和波兰之间。
[11] 梅默尔，立陶宛城市，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唯一的港口，也是连接立陶宛与瑞典、丹麦和德国的码头城市。
[12] 普鲁士皇家科学院，成立于柏林的学术机构，在18世纪时使用法语进行学术科研活动。
[13] 约翰·海因里希·塞缪尔·福雷米（Johann Heinrich Samuel Formey，1711—1797），用法语写作的德裔作家、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