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严的统治者们……高居王座，他们缔结条约，征战杀伐……积累财富……更有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公爵顶着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头衔，沿袭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天哪，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这一切都永远地消失不见了。
——托马斯·卡莱尔
战争结束了，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然而，从战后签订的条约来看，欧洲马上就要发生巨变了。早在战争爆发前，虽然在女性身上常见的忧虑心理支配下，玛丽亚·特蕾莎和对手开始了第一次谈判，但结果并不理想。这些平日里叱咤风云的女性君主，无论在和平时期如何足智多谋、手段如何高超，一碰到战争问题，就都展现不出优势了。比如，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1] 派了不止一名一无是处的情人去指挥军队，而俄罗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派得更多。至于玛丽亚·特蕾莎，论功名，她和其他两位难分高下，但在战争这种大事上，她的能力同样没有多么出众。将军队的指挥权交到她亲爱的儿子手中后，玛丽亚·特蕾莎首先建议儿子不要打仗，以免危及他的生命安全。然后，她瞒着儿子和对手进行了秘密谈判。因为这件事情，包括其他各种小事，人们可能会质疑玛丽亚·特蕾莎缺少政治家应该具备的风度。然而，不需要别人指责，她就已经是对自己最严厉的审判官了。在这段时间，痛苦不堪的玛丽亚·特蕾莎在写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信中一遍又一遍地忏悔。她说，一到面对那个“恶毒的男人”和“我们残忍的敌人” [2] ，她的母爱和她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以及她对约瑟夫二世和他的两名兄弟恐遭厄运的不祥预感融合在一起时，她就无暇再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思考问题。玛丽亚·特蕾莎只关心亲爱的儿子们能否安全地走下战场，为此牺牲了她的一切。“我背上了胆小怕事的名声——我已经晕头转向，我对此并不否认，我已经心力交瘁。” [3] 战争爆发十天后，她在约瑟夫二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腓特烈大帝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玛丽亚·特蕾莎主动提出和谈条件，并以个人名义请求对方不要做不义之事。她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778年7月16日。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她向一个就在两个月前——1778年5月17日还被她说成“全欧洲没有一位王公贵族不曾遭受过他的背叛”的人发出请求，并呼吁对方不要做出不守信誉的事情。
腓特烈大帝并非不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只不过他心里还在打小算盘。面对同时由三人执政的奥地利大公国和各种秘密谈判，以及一位护犊情深的母亲跟她那无知的儿子 [4] ，腓特烈大帝必须从中为他谋取一点利益。然而，就在谈判正式开始前，亨利亲王在托伦斯坦取得大捷。听说了玛丽亚·特蕾莎的秘密外交，约瑟夫二世感到既愤怒又诧异，同时也很绝望。奉命和腓特烈大帝商讨具体事宜的谈判代表是约翰·阿玛迪斯·冯·图古特 [5] ，他是玛丽亚·特丽莎的一名宠臣，也是未来的奥地利大公国国务大臣。“坦诚，不做作，沉稳可靠”，罗伯特·默里·基斯这样评价他。但要应对这种微妙的谈判，他显然还不够圆滑和老练。1778年8月13日到1778年8月15日，在布劳瑙召开的大会上，约翰·阿玛迪斯·冯·图古特提出的最终条件如下：奥地利大公国保证不再对腓特烈大帝继承安斯巴赫侯爵领地和拜罗伊特侯爵领地一事提出异议。作为交换，奥地利大公国将在巴伐利亚公国保留一部分年税收额约一百万弗罗林的领地 [6] 。奥地利大公国如果再对巴伐利亚公国其他区域的土地提出主张，那就必须按照土地自身的价值用金钱来赔偿土地所有者。一切相关事宜都将交由宫廷议会安排解决。这些提议并不能让腓特烈大帝满意，因为他一直想绕过奥地利大公国来解决安斯巴赫的继承问题。他这样计划的原因在于，首先，和奥地利大公国商讨这件事情会让普鲁士王国很为难；其次，普鲁士王国一旦这么做就相当于承认，解决巴伐利亚公国的王位继承问题仍然需要用生意场上讨价还价和等价交换的办法，神圣的法律原则并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因此，无论是作为普鲁士王国国王，还是作为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权力和自由的守护者，腓特烈大帝都不能接受这项提议。在腓特烈大帝看来，奥地利大公国目前对巴伐利亚公国提出的主张并无什么变化。奥地利大公国仍然渴望从战略上控制一大部分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最终，已经身处战场的腓特烈大帝做出了抉择——他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坚持最早提出的条件。即使要改，也必须提出更多条件。因此，1778年8月16日，腓特烈大帝终止了谈判，约翰·阿玛迪斯·冯·图古特只好返回维也纳。腓特烈大帝是否做了一个明智的举动，现在还不能确定。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他将谈判拖延下去，那么与普鲁士王国相比，奥地利大公国蒙受的实际损失会更大。另一边，约瑟夫二世被激怒了，直接和母亲闹僵。在玛丽·安托瓦内特面前，玛丽亚·特蕾莎委婉地称她与儿子之间的矛盾为“一点小情绪”。整个谈判完全失败。在私下里，玛丽亚·特蕾莎向善解人意的女儿诉苦，她感叹道，用书信的方式和“我们残忍的敌人”进行交涉，着实让她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 [7]
虽然时机选得不对，并且行动也显得过于草率，但在布劳瑙的谈判实际上标志着奥地利大公国的外交工作到达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1772年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后，行事肆无忌惮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实行独裁统治的约瑟夫二世一直是维也纳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776年的议会和1778年1月3日就《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展开的谈判，以及随之跟进并一直延续到1778年6月月底的外交策略，都带有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那种残酷无情的处事风格和约瑟夫二世那种贸然行事的痕迹。再后来，玛丽亚·特蕾莎打破了这个局面。这是自1772年以来第一次有君主用一种新的外交风格来和别国交往——在玛丽亚·特蕾莎的努力下，国与国之间开始采用更加温和的手段来开展外交活动。道德舆论开始发挥作用，人们开始感受到条约背后信守承诺的重要性。而与之前让查理·西奥多尔倍受惊吓的那些政治手腕相比，这样的情景确实非常新鲜。事实上，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玛丽亚·特蕾莎。如果法兰西王国曾流露出一丝援助普鲁士王国的意愿，或者约瑟夫二世曾在战场上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那么约瑟夫二世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或许能够牢牢掌握行政大权，并重新采取他们在巴伐利亚公国遗产继承问题上所采取的那些极端措施，继续将《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贯彻到底。对于奥地利大公国而言，虽然这场战役的结果算不上不光彩，但奥地利大公国的政治家们确实不如之前有底气了。武力政策已经失效，《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也随之作废。由于一场议会上的争执，1778年7月到1778年9月，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战争期间，雷根斯堡的议会一直没有终止谈判。双方关于阿尔伯特五世的《放弃继承下巴伐利亚的声明》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奥地利大公国代表们怒气冲冲地宣称这个声明是伪造的，普鲁士王国代表则不无理由地坚持说这份声明是真的。在终止布劳瑙的谈判、打了一场徒劳无功的战役后，奥地利大公国的国家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奥地利大公国秘密请求法兰西王国担任调停者。1778年8月20日，法兰西王国致信普鲁士王国公使M.豪森，在信中提出一个大致的调停方案，并表示法兰西王国愿意担任该方案的执行者。对此，腓特烈大帝的回复态度并不积极。一个月后，奥地利大公国披露了谈判进程，并向整个神圣罗马帝国重申了它的意愿。1778年9月23日，议会收到了奥地利大公国的《请求和解陈述书》。奥地利大公国宫廷方面陈述了布劳瑙谈判的情况，并表示奥地利大公国希望开创一个各方都满意的和平局面。为了这一局面，奥地利大公国宫廷方面愿意将奥地利大公国对巴伐利亚公国的主张交由议会决断。最后，奥地利大公国解释了它的最新计划——关于计划内容，奥地利大公国之前已经通过作为调停国的法兰西王国向普鲁士王国转达。为了避免时局再次动荡，在神圣罗马帝国议会上，奥地利大公国宣布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奥地利大公国已经做好准备，计划从巴伐利亚公国撤军，并交还所有巴伐利亚公国的领土，同时废止《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但前提是腓特烈大帝要宣布放弃继承安斯巴赫与拜罗伊特。最终，奥地利大公国请求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用它自身的影响力介入此事，说服腓特烈大帝接受奥地利大公国提出的这些条款。
约瑟夫二世的横行霸道和肆意践踏主权与正义的武力政策被玛丽亚·特蕾莎旨在调停和沿袭传统的和平政策替代了。至少，这是议员们产生的第一印象。众多小国自然渴望和平。因为不管哪里爆发战争，这些小国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这些小国虽然并非大国攻打的目标，但能不能保持中立且不受其他国家的胁迫同样也是个问题。此时，奥地利大公国在《请求和解陈述书》里向神圣罗马帝国议会暗示，妨碍和平进程的人不是约瑟夫二世，而是腓特烈大帝。神圣罗马帝国议会视此举为“神来之笔”。结合当时的情况和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的反应来看，这个评价是比较恰当的。而腓特烈大帝呢？为了顾全大局，他冒了那么多风险，却因为拒绝谈判，反而像是成了与大家作对的人了。事实上，评价腓特烈大帝拒绝谈判的行为并非易事。因为腓特烈大帝对安斯巴赫的继承权和巴伐利亚公国遗产继承问题并无直接联系，只能说奥地利大公国对整件事情的设计和操作实在太巧妙，结果还是强行将腓特烈大帝对安斯巴赫的继承问题摆上了讨论桌。奥地利大公国的这份提议并不简单，背后潜藏着精密的计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奥地利大公国在利用道德向腓特烈大帝施压，从而迫使他放弃对安斯巴赫的继承权。为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腓特烈大帝虽然做出了不小的牺牲，但如果不放弃安斯巴赫，那么腓特烈大帝就有可能引发公愤，所有人都会指责他蓄意延长战争是在自取灭亡。“在宣布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大集体的保护人之后，腓特烈大帝很有可能发现，除了已经付出的代价，他还成了别人指责、抛弃和攻击的对象。这些人当中甚至还有他的朋友。他成了众人眼里的反面人物，成了和平的破坏者。从此，腓特烈大帝守护者的形象与约瑟夫二世侵略者的形象竟发生了互换。
奥地利大公国借助一个巧妙的外交手段将腓特烈大帝置于危险的境地，但腓特烈大帝并非孤立无援，他的盟友们已经采取行动。很快，那个曾经在战争初期抛弃了腓特烈大帝的盟国反而要来救他脱离困境。此外，对腓特烈大帝而言，法兰西王国的军队不足为惧。因此，对于法兰西王国在1778年8月提出的调解方案，他自然可以不予考虑。目前，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有效干涉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了——这是一个积蓄已久并且影响力持续增长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正是那个时代最擅于异想天开、最暴虐同时也最聪明的女人。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本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公主，而她和腓特烈大帝的友谊再加上普鲁士王国与俄罗斯帝国的联盟关系，都使她对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事务兴趣倍增。1778年的前几个月，她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等待奥斯曼帝国方面的最后通牒，因此她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欲望去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的事情。到了1778年年中，这个危机已经过去，她也能抽出时间开始仔细研究西方的时局。目前，法兰西王国正在和大不列颠王国交战，无法有效地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这就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无论是打仗还是谈判，都没能让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真正的变化。然而，如果叶卡捷琳娜大帝介入此事，并用她的影响力去争取和平，那么她说不定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政治事务的调停人和西方事务的仲裁者。六年前，当她想要控制波兰-立陶宛王国时，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干涉了她的行动。如今，这两个国家正在试图解决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问题。她前去干预一番，也算是个不错的回敬。她准备扮演的角色自带无上的荣光，换作别人也都想去尝试一下。此外，她心里清楚，她的国家现在确实有实力去扮演这个角色。这两种因素与她那日益强大的军队、她的名望，以及她的谄媚者们的那些花言巧语融合在一起，更加刺激了她求取声名的欲望，也增加了她取胜的自信。
战争爆发前，外交家们已经有让俄罗斯帝国担任调停者的想法。说来也怪，这个想法的出现能成为现实靠的正是腓特烈大帝使的一个外交诡计。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大臣们表示，虽然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的这场冲突并未满足俄罗斯帝国与普鲁士王国联盟关系中的援助条件，但他们还是公开表达了俄罗斯帝国对腓特烈大帝在巴伐利亚公国问题上的同情。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腓特烈大帝对俄罗斯帝国的干涉表现出了厌恶，甚至未像以往那样将外交计划透露给俄罗斯帝国——尤其是有关巴伐利亚公国谈判方面的计划。腓特烈大帝这一明显的疏忽和冒犯之举，伤害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及其大臣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 [8] 的虚荣心。这次，精明的腓特烈大帝使出一个高招。他的这一行为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背后隐藏着精密的计划。腓特烈大帝表面上漫不经心，实则已经做好周密的计划。他令俄罗斯帝国方面骚动起来，并将注意力集中到神圣罗马帝国。与此同时，腓特烈大帝做出许多承诺，并用库尔兰和瑟米加利亚公国 [9] 作为诱饵，将叶卡捷琳娜大帝那位聪明又能力突出的宠臣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 [10] 争取到他这边。腓特烈大帝还有一个盟友保罗一世 [11] ，此人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儿子，一直非常崇拜腓特烈大帝。于是，保罗一世夫人的眼泪再加上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的劝说，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终于坚定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出手干涉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事务的决心。腓特烈大帝的这些计策很快有了成效。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周围没有一个能看清局势的人。因此，虽然战争从开始到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但他还是坚信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在有关巴伐利亚公国问题上发生的争执并没有满足俄罗斯帝国对普鲁士王国的援助条件。带着这个想法，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也给彼得格勒寄去了一份《请求和解陈述书》，请求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一起为奥地利大公国提供援助。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所做的计划与俄罗斯帝国已经制定好的计划极其相似，或者不如说前者实际上影响了后者。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对此恼怒不已，很无礼地回复了奥地利大公国的提议。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强烈地暗示道，在特定情况下，并不排除俄罗斯帝国将在战争中自成一派的可能。不久，一支三万人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开始朝着奥地利大公国的方向前进，并随后进入波兰立-陶宛王国的西部。早在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对俄罗斯帝国的这一举动感到疑惑前，腓特烈大帝就已经施妙计，不仅充分利用了他的盟友，还顺便将奥地利大公国的盟友为己所用，开始为普鲁士王国走出困境做准备了。“既不满足于仅仅赢得俄罗斯帝国的援助，又担心战争还会爆发，腓特烈大帝尝试迈出了更加危险的一步。这一步他走得可谓同样成功。他在法兰西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之间制造误会，并使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关系恢复到原先持续已久的冷淡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腓特烈大帝顺着凡尔赛宫廷在1778年8月向他表达的意思回复道，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调停。此外，如果叶卡捷琳娜大帝觉得合适，那么他也愿意为俄罗斯帝国充当调停者。一方面，法兰西王国对腓特烈大帝行为的正当性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因为种种原因，法兰西王国实在是太想要接近普鲁士王国了。因此，法兰西王国方面没有犹豫，立即制定了和俄罗斯帝国的联合调解方案。为回应腓特烈大帝的提议，彼得格勒方面也往巴黎寄去一份相似的提议——两个信使实际上还在途中相遇。彼得格勒方面的提议一到，就立即被采纳了。与此同时，相关情况也即刻传到了维也纳宫廷。”除了最后一句话，詹姆斯·哈里斯对腓特烈大帝这一壮举的记述应该都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从詹姆斯·哈里斯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这位陷入战争僵局、难以脱身的老国王，是怎样用他的聪明才智借助外交手段来解围的。然而，与詹姆斯·哈里斯的描述不同的是，安排联合调解确实不可避免地耽误了一些时间。跟彼得格勒方面联系时，糊涂而愤怒的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言辞刻薄。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大臣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与凡尔赛方面的关系也变得不如从前了。根据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和腓特烈大帝那位热心的朋友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的说法，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女性特质表现得非常突出。她变得既善变又急切，同时还很犹豫。然而，叶卡捷琳娜大帝还是很有见识的，她不会看不出万一大不列颠王国和法兰西王国开战，法兰西王国在神圣罗马帝国这边就指望不上了。如果想真正扭转局面，那么到最后仍然需要依靠俄罗斯帝国。1778年11月第一个星期，法兰西王国向俄罗斯帝国表态，法兰西王国愿意担任联合调停者的角色。唯一的条件是所有调停国在调停过程中必须暂时抛开和其他国家的盟友身份，扮演一个不偏不倚的仲裁人的角色。后来，法兰西王国严格遵守了这一规定，俄罗斯帝国则没有。在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一个将成为软弱的法官，另一个则会成为强势的辩护人。
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
库尔兰和瑟米加利亚公国徽章
保罗一世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
詹姆斯·哈里斯
除了规范调停者们的行为，法兰西王国还要专门为这次调停活动设置规则。这个举动其实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因而值得我们注意。从神圣罗马帝国目前的局面来看，当两支力量冲突时，任何有关原先谁对谁错的讨论都将失去意义，纠结这个问题只会继续延长战争。“谈判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利益方的既得利益，而不是维护“利益”这个概念本身的公平性。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总担保人设定的一个最奇特的规则。”休·艾利奥特恰当地评论道。
奥地利大公国似乎很乐意采纳这一观点，也确实这样做了——在之前的谈判中，奥地利大公国就提到安斯巴赫的问题；而普鲁士王国代表虽然表现得有些犹豫，但似乎也已经认同这一谈判规则。这种规则的运作原理是，不考虑领土本身的所有权，将分割后的领土全部进行重新分配，以便各国之间达到一个实力相当的状态。幸好这个规则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拥护。对于法兰西王国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并非什么坏事，这本就是法兰西王国之前一直努力想要促成的结果。然而，对于大不列颠王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是最不幸的灾难，因为一旦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大不列颠王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而萨克森选帝侯国则将直接面临存亡问题。因此，在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上，大不列颠王国采取的立场非常符合国际道德的标准。必须承认的是，大不列颠王国在18世纪实行的外交政策并不总是这么高尚。而大不列颠王国这次之所以采取如此公正的立场，究其根源，其实也是在为本国利益着想。就这样，雷根斯堡议会上的大不列颠王国代表们义正词严地发声了 [12] ：“人们从某种权力平衡的观点出发做出了许多论证。在帝国法庭上，各党派不断要求限制勃兰登堡家族 [13] 的扩张。普鲁士王国内各党派呼吁控制奥地利大公国扩张领土的声音也丝毫没有减弱。双方对这种论证方式都甚是自得，他们认为与浪费时间证明各自的主张更符合法律规定和道义精神相比，这种说法见效更快，也更能左右民意。这话听起来太自满了。他们忘了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各种法律和条约的基础上的。这里的法律和条约指普世认可的法律，以及由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做担保的条约。因此，一切有关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政治体系的推理论证都需要并且只能以这些法律和条约作为立足点进行延伸。此外，神圣罗马帝国这个体系中产生的一切争议也都只能依照这些法律和条约进行处理。这些国家巧妙地绕开了上述这个公正的、唯一正确的理念，却忘了绕开这一理念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从他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来看，他们的唯一目的或者他们唯一应该持有的目的，似乎就是让柏林方面和维也纳方面实现权力平衡。然而，这些国家所秉承的这一信条，显然不符合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大集体的精神和利益。因为，按照这种指导思想行事会引发两个后果。首先，集体里的成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支持或者反对各种主张，而不管这些主张正义与否。其次，这种思想对德意志范围内的任何约束力和行为准则都具有颠覆性的破坏作用，而这些行为准则和约束力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尊严，甚至会决定神圣罗马帝国的存亡。不幸的是，这种思想在当时特别流行。因此，当玛丽亚·特蕾莎在最后一次谈判中向腓特烈大帝提议奥地利大公国保留这块年税收额一百万弗罗林的土地，并以此抵消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即将带给普鲁士王国的利益时，很多人都不假思索地表示这个提议非常合理。”于是，大不列颠王国的外交大臣纷纷表现得义愤填膺。大不列颠王国政府抓住一切机会，试图强调法律和道义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种机会并不多。这种现象在18世纪非常罕见。
勃兰登堡家族的纹章
是认同大不列颠方面表现出的这种道德情操还是不以为然，这似乎要由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这两个联合调停国决定。然而，在整起事件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俄罗斯帝国。法兰西王国虽然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担保人，但目前正在和大不列颠王国交战。这是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介入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事务。俄罗斯帝国的谈判代表有一支俄罗斯帝国大军做后盾。现在，法兰西王国无法抽身来帮助奥地利大公国，而俄罗斯帝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向普鲁士王国伸出援手。法兰西王国的谈判代表路易·德·布勒特伊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外交家，可惜现在只剩下道德优势可以利用。反观俄罗斯帝国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此人不仅是俄罗斯帝国全权大使，还掌握着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这就是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两个调停国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作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外交家之一，叶卡捷琳娜大帝对局势了解得非常透彻。为了帮助俄罗斯帝国取得胜利，她开始设法提升俄罗斯帝国的影响力。叶卡捷琳娜大帝挑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担任俄罗斯帝国全权大使。从她1778年10月22日托人给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带去的大篇幅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整起事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叶卡捷琳娜大帝倒向普鲁士王国一边。她痛斥奥地利大公国，责备对方违背了法律和正义，并且对约瑟夫二世对巴伐利亚公国的暴力侵略行为提出了批评。她认为，约瑟夫二世的侵略行径已经对所有小国造成恐慌。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大帝还赞扬了腓特烈大帝努力维护神圣罗马帝国正义和自由的举动。很久以前，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就曾指出：“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整体实力上来讲，神圣罗马帝国都是所有欧洲事务和利益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发生的任何变故，都会迅速影响欧洲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看法，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她的指示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叶卡捷琳娜大帝还补充道，维护神圣罗马帝国的完整就是维护俄罗斯帝国的利益。因此，她必须告知奥地利大公国，俄罗斯帝国不会继续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了。叶卡捷琳娜大帝虽然并不准备在司法问题上展开多么深入的讨论，但仍然期望得到神圣罗马帝国众邦国的支持和奉承。于是，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后，正在交战的大不列颠王国和法兰西王国都无法再阻止俄罗斯帝国成为领导者。“这样一来，我们有幸在神圣罗马帝国全体邦国的注视下提出了必要的谴责，甚至可以说，我们将许多君主团结在了同一个体系中。这一结果将会给俄罗斯帝国带来期盼已久的优势，俄罗斯帝国会一跃成为能够决定神圣罗马帝国命运的国家。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俄罗斯帝国手里。这是俄罗斯帝国一直以来都渴望扮演的角色，也是法兰西王国之前一直扮演的角色。”俄罗斯帝国意识到，让战争再这样持续下去无疑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空谈是无法阻挡战争的脚步的，而道义的力量也已经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因此，为了有效干预局面，俄罗斯帝国准备随时向腓特烈大帝提供切实援助，并准备于第二年春天派遣一支军队前去支援普鲁士王国。但叶卡婕林娜大帝仍然不准备在俄罗斯帝国能力范围之外冒险，因为她依旧担心奥斯曼帝国会侵略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帝国军队不会参与普鲁士王国在西里西亚的作战行动，只会在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 [14] 一带活动，以造成声东击西的效果。叶卡捷琳娜大帝下达的指令非常高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她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指令背后潜藏着的冷酷无情的谋划。这位曾几何时还让别人瞧不起的微不足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公主，很快就要以俄罗斯帝国女皇的身份在神圣罗马帝国两名最有权势的君主之间充当调停者了。估计这个念头给叶卡捷林娜大帝带去了极强的快感。
在给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的一封秘密照会中，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说得很清楚，俄罗斯帝国是一定要为它提供的援助索取报酬的。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说道，腓特烈大帝对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提议的拒绝太过唐突，这样做的结果是奥地利大公国突然意识到腓特烈大帝是非要继承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不可了。因此，奥地利大公国跟巴伐利亚公国缔结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只好作废。对奥地利大公国来说，这是个很大的打击。于是，俄罗斯帝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安抚一下奥地利大公国。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计划从“互惠原则”着手——要求不算高。然而，如果对方会意，那么这个恩惠给出去以后，腓特烈大帝的继承权也就不成问题了。那种体现国际道德精神和正义色彩的政策都被抛弃了，各种权宜之计和等价交换的概念终于还是占了上风。与从前的那些会议相比，这次大会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天气一片晴好，外交家们摆出宴席，
手上拿着刀叉，分割了欧洲的土地。
布雷斯劳
事实上，整场谈判都取决于一个问题。那就是，约瑟夫二世究竟想分多少巴伐利亚公国的土地给自己。
1778年11月9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代表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离开彼得格勒。1778年12月，他抵达布雷斯劳，并拜会了腓特烈大帝。1778年12月19日，带着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指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开始和普鲁士王国代表谈判。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向腓特烈大帝保证，在下一场战役中，俄罗斯帝国会为普鲁士王国提供一支辅助军队。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手下有一支三万人的军队。1778年11月时，这支军队已经开始朝着卢布林 [15] 的方向前进了。卢布林旁边就是奥地利大公国的边境。虽然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此时并没有和这支军队在一起，但军队所有的政策方针还和之前一样，因为他的性格“可是一点都不温柔”。腓特烈大帝很留心，对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多有奉承。然而，对于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传达的指令，腓特烈大帝不可能全部赞成，即使腓特烈大帝确实认为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对于奥地利大公国一事的看法和他的看法不谋而合。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曾经表示，奥地利大公国要求得到三分之一巴伐利亚公国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说普鲁士王国的盟友让腓特烈大帝有点不痛快，那么与奥地利大公国对法兰西王国的愤恨相比，腓特烈大帝的这种不痛快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从战争开始到结束，奥地利大公国一直都对法兰西王国的政策心存怀疑。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就像我们此时看到的一样，法兰西王国的安抚计划对奥地利大公国来说无疑非常不利。1778年1月21日，经俄罗斯帝国赞成的《请求和解陈述书》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说法，即奥地利大公国应当将它计划得到的领土范围限定在由因河与多瑙河交界处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内。这块三角形区域中有诺伊堡、布劳瑙和布格豪森，但不包括赖兴哈尔的盐矿。除了这块三角形区域，奥地利大公国应当承认查理·西奥多尔对整个巴伐利亚公国和明德尔海姆的所有权，同时还应该要求查理·西奥多尔为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提供一笔金钱作为补偿，因为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是巴伐利亚公国财产的全权继承人。与此同时，奥地利大公国还应该承认腓特烈大帝对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的最终继承权。这些即将交由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审核批准的条款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正式签约之前的《草案》。正式和约将交由泰申的委托人和调停人会议起草。
《草案》内容并不符合维也纳方面的要求。1779年新年，玛丽亚·特蕾莎和以往每年一样焦虑和抑郁。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的眉头则显出“小心和不满”的神色。虽然罗伯特·默里·基斯并未注意到约瑟夫二世的神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整场谈判已经让约瑟夫二世颜面尽失。对手施加的压力太大，作为盟友的法兰西王国已经不再可靠，而俄罗斯帝国则一心一意地倒向普鲁士王国一边。在这种情况下，“维也纳三杰” [16] 实在显得力不从心。敏锐的罗伯特·默里·基斯注意到，奥地利大公国在军事准备工作上有所放松，预示着政治局面的变化。1779年2月16日，继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这两个调停国之后，维也纳方面也宣布接受这份《草案》。和平已经遥遥在望。虽然查理·西奥多尔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都尚未正式对《草案》表示同意，但从二者一直以来的表现来看，他们是不会接受这份《草案》的。查理·西奥多尔反对俄罗斯帝国用赔偿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的方式解决问题。虽然在短时间内，查理·西奥多尔的反对声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但总体而言，查理·西奥多尔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抱怨和反对并没有对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对于一些小国在泰申和会上的表现，我们没有必要细谈。但列强们的动机非常值得分析。参会的缔约国如此之多，又有那么多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会议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奥地利大公国的态度已经不需要过多强调。维也纳方面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从根本上做出了让步，同意废除《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并接受布格豪森作为补偿。对于俄罗斯帝国表现出的不友好态度，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约瑟夫二世尚未产生怀疑，只是觉得奥地利大公国是在调停国的逼迫下才不得已做出让步的。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奥地利大公国代表也表现得不是很配合，并且不容易交流。
《草案》制定之后，腓特烈大帝的目标和为达成目标所制定的政策都变得简单明了起来。奥地利大公国在1778年9月提出的赔偿政策一度将腓特烈大帝衬托得像一个侵略者。好在腓特烈大帝施展妙计，很快寻求到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的援助，从而再次挫败了奥地利大公国。腓特烈大帝下定决心，一定要将奥地利大公国对巴伐利亚公国的胃口限制在因河与多瑙河之间的那个无足轻重的三角形区域内。同时，腓特烈大帝坚持他对安斯巴赫的继承权不放松。奥地利大公国威胁要否认他的这一继承权，或试图和他谈条件，都无法让他动摇。与此同时，腓特烈大帝也很精明，他将谈判的主场让给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这两个调停国，又小心翼翼不让这两个国家走得太近。他不时干预一番，说句赞扬的话，摆出一副威胁的架势，针对某一问题要求维也纳给出明确答复，甚至命令他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像之前在阿尔瑙时一样，他并没有去攻击对手，而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动不动地欣赏各路高手过招。这种按兵不动的手法在战场上有多没用，在外交上就能有多成功。
作为两个调停国之一，法兰西王国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尴尬的境地。对于法兰西王国驻巴黎公使查尔斯·格拉维尔和泰申和会上的法兰西王国全权大使路易·德·布勒特伊来说，无论在哪种场合，他们两个人都很难做到言行一致和表里相符。法兰西王国是奥地利大公国的盟友，但与此同时，法兰西王国又几乎公开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立场持赞成态度。而面对意欲诉诸武力的腓特烈大帝，法兰西王国也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么做的理由是，在另一边的美洲新世界，法兰西王国正在和大不列颠王国进行殊死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王国根本没有办法抽身去有效地干预欧洲旧世界的事务。因此，为了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法兰西王国要做的就是尽可能不去破坏神圣罗马帝国的现状。这就是查尔斯·格拉维尔和路易·德·布勒特伊的观点。这两个人也确实是依据这个观点行事的。查尔斯·格拉维尔奥斯曼帝国方面，为俄罗斯帝国和君士坦丁堡方面开展外交活动做好了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查尔斯·格拉维尔给彼得格勒方面寄去了法兰西王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安抚计划，字里行间充满了最微妙也最讨人欢心的奉承之辞。查尔斯·格拉维尔的这个政策大获成功。面对甜言蜜语，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陶醉其中。在给大不列颠王国驻彼得格勒大使的信中，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对法兰西王国的政策和法兰西王国公使展现出的那副彬彬有礼的姿态大加赞美。信中的话让詹姆斯·哈里斯感到非常厌恶。在回信中，詹姆斯·哈里斯暗示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法兰西王国公使表现出的诚意值得怀疑。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则一再引用腓特烈大帝来信中的内容加以反驳，让詹姆斯·哈里斯无可奈何。法兰西王国的这份计划实际上包含了腓特烈大帝最感兴趣的想法，也就是在法兰西王国、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组建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特殊性在于，普鲁士王国虽是联盟中的一员，但只站在辩论席以外的地方，不参与任何争执。“奥地利大公国的扩张总要触犯到法兰西王国的利益。然而，俄罗斯帝国可以帮助法兰西王国将维也纳宫廷的规模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就万事大吉了。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说话的语气就好像他已经完全不记得法兰西王国现在正在和大不列颠王国打仗了。他现在完全是一个认准了某个目标就不顾一切的人。”詹姆斯·哈里斯如是说。
1778年的叶卡捷琳娜大帝
詹姆斯·哈里斯的话正是目前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的真实写照。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深深陶醉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当中。腓特烈大帝和查尔斯·格拉维尔的轮番奉承是那么让人受用。而奥地利大公国忍气吞声的模样又是那么让人痛快。面对此情此景，二人不禁开始做起美梦来。在梦里，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低下了头，并从东方女皇 [17] 手中接过和平的桂冠。一开始，人们都在好奇俄罗斯帝国的利益关系。“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将全部时间花在了调停工作上。”至于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四处留心，逢场作戏，怀着“异常的满足”关注着和谈进展，认为整个和平的进程都是她一手推动的。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旁观者纷纷怀疑俄罗斯帝国是不是滥用了它作为调停者的权力。就连腓特烈大帝也认为，和之前的法兰西王国外交家相比，俄罗斯帝国外交家要逊色不少。“法兰西王国的人虽然文弱，但至少办事敏捷并且态度直率……俄罗斯帝国的人做这些事情时则显得很愚笨，就好像他们之前从来没和别人谈判过一样。我需要时刻提点着他们，别让他们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 [18] 腓特烈大帝过于自命不凡了。叶卡捷琳娜大帝来自俄罗斯帝国，既非一直按照西方人的风格行事，也不总是以外交家的手法出牌。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这种人确实难免有自吹自擂的时候，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的外交手段也并非总是面面俱到。然而，虽然他们在战术上有失误的地方，但总体而言，这两个人仍然以游刃有余的姿态牢牢主导着俄罗斯帝国政策的方向。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的身后有叶卡捷琳娜大帝。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身后则站着一支三万人的大军。这支大军在日后的战火中顽强厮杀，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即便已经签署《草案》，也不能指望维也纳方面会乖乖就范。被迫放弃原先夺取下巴伐利亚公国的计划后，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和约瑟夫二世准备继续想办法在腓特烈大帝对安斯巴赫的继承问题上做文章。这两个人没有一点要配合调停的想法。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他们想方设法挑普鲁士王国的毛病。罗伯特·默里·基斯密切注意着二人的一举一动。奥地利大公国扩军备战的阵势大小成了欧洲局势的政治晴雨表。1779年2月20日，也就是维也纳接受《草案》的第四天，罗伯特·默里·基斯非常满意地注意到，“威尼斯那些顽固的军队、匈牙利王国那些造反的军队、特兰西瓦尼亚 [19] 和其他偏远省份的军队都撤回原来的地方了。”大局似乎已定，但到1779年3月3日，谣言使罗伯特·默里·基斯再次警觉起来：“这场谈判和战争同时进行，其罕见程度史无前例。”1779年2月28日，边境线一带发生了一起小规模冲突。到1779年3月7日，仍然没有任何一方宣布停战。泰申和会直到1779年3月第二个星期才在泰申召开。腓特烈大帝是这样描述的：“泰申不是一个好待的地方。在这里逗留的这段糟糕的日子中，一名七十岁的老维纳斯便是所有的乐趣所在了。路易·德·布勒特伊将他暴露在这名维纳斯面前，由这位女神主持了所有的会议。” [20] 这些不算出彩的小插曲是由几股外交上的风潮引起的。虽然维也纳宫廷方面确实已经终止和查理·西奥多尔的合作，但奥地利大公国又一直对查理·西奥多尔持一种赞成态度。奥地利大公国将这种态度把握得恰到好处，既没有往前多迈一步，给予查理·西奥多尔足够的支持，使他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又引起其他国家怀疑查理·西奥多尔是不是还在和奥地利大公国有所密谋。在大会对遗产问题做出最终裁决前，仍然有许多无关紧要的申请人急着提出他们索要这份遗产的主张。对于这些人，奥地利大公国也表示了些许赞成。无论如何，这些主张都不会得到承认。因为早在之前，《草案》就已经限定遗产分配的范围。然而，查理·尤金 [21] 、谢洛尼莫斯·冯·克罗雷多 [22] 和克莱门斯·温切斯劳斯 [23] 依然提出了他们各自的主张。无论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讲，三人的主张都没有什么依据。拉尔夫·希斯科特讥讽道，与奥格斯堡主教 [24] 相比，如果换作乔治·斯宾塞 [25] 对明德尔海姆提出主张，他的胜算一定会更大。其他人对这份遗产提出的主张也都相差不多。这些人的举动都被视为“维也纳宫廷方面采用的诸多秘密手段，目的是让巴伐利亚公国遗产继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和平的风势渐起，这股风带着强大的力量将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及其反对声统统扫向了一边。最终，罗伯特·默里·基斯开心地看到，克罗地亚王国的军队穿过维也纳回到了家乡。局势终于稳定了下来。1779年5月13日，和平协议签署完毕。维也纳一片欢庆，人们唱起了赞美诗。作为两个调停国的代表，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和路易·德·布勒特伊分别从玛丽亚·特蕾莎手中接过了她“镶着华丽钻石”的画像。 [26]
奥地利大公国的强烈反对和查理·西奥多尔的愤愤不平，以及没能如愿的小人物们愤怒的嗡嗡声都未能改变谈判的最终结果，最后确定的安排跟《草案》的内容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奥地利大公国接受了布格豪森，并宣布不再对巴伐利亚公国做任何进一步的索取。作为全权继承人，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得到明德尔海姆和四万弗罗林作为赔偿。剩下的巴伐利亚公国领土都归巴拉丁选帝侯查理·西奥多尔。按照第八项条款，查理·西奥多尔得到的这部分领土将完好无损地传给他的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腓特烈大帝则赢得了安斯巴赫的继承权。作为交换，如果萨克森选帝侯国家族灭亡，那么奥地利大公国将对卢萨蒂亚享有部分复归权。这些安排均得到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的认可，双方会将协议递交神圣罗马帝国议会批准。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将为协议做担保。四个国家都在《泰申和约》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像两根主心骨一样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神圣罗马帝国，以确保其内部在整体上处于稳定状态。俄罗斯帝国和法兰西王国则像两道扶壁，从外部提供支持，以确保这个帝国不会散架。
从外交角度来看，在和约达成的那一刻，被约瑟夫二世称作“和俄罗斯帝国一起与奥地利大公国对着干”的腓特烈大帝算是取得了最终胜利。然而，腓特烈大帝这次并未为他赢得什么好名声。争端刚开始，腓特烈大帝便做出声明，称他不会以损害神圣罗马帝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夺取领土。这种声明从他这样一位侵略过西里西亚又新近参与瓜分了一个国家的人嘴里说出来，着实会让人感到非常吃惊。之前，他无视神圣罗马帝国的法律，在未经议会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进而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姿态，表面上是在保卫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实际上只是在确保权力平衡不被打破。然而，到头来，在这两件事情上，腓特烈大帝也确实信守了诺言，并实现了他的目标。他没有通过武力就使问题得到解决——他的士兵们除了偷李子什么也没干。在他的操纵下，奥地利大公国也没能得到一直想要的土地。除了萨克森选帝侯国，腓特烈大帝孤立无援。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成功维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权益，并限制了奥地利大公国的主张，接着又引来其他国家对局面进行干预。并且这几个国家都成了他坚定的支持者，也都郑重地对他的行为表示了认可。在私下里，他估计抛弃普鲁士王国在神圣罗马帝国唯一的盟友实在不算明智的选择。因此，他在公众面前打出拥护帝国法律的旗号，坚持要求萨克森选帝侯国获得全额赔偿。确实，腓特烈大帝对神圣罗马帝国法律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流于表面而非出于真情实感。腓特烈大帝真正关心的是《泰申和约》能否顺利签订。神圣罗马帝国议会只是他用来达成目的的工具。也正是这个缘故，此时的腓特烈大帝表现得比以往都要更加尊重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的裁决。众小国则非常感激腓特烈大帝维护了它们的权益，感谢腓特烈大帝站出来为它们发声。对于腓特烈大帝而言，来自这些小国的道德上的支持也有着无可替代的潜在价值。大不列颠王国外交部的托马斯·泰恩 [27] 就曾经说：“腓特烈大帝所表现出的行为是那么高尚和庄严，同时又大公无私。”在巴伐利亚公国农民的棚屋里，腓特烈大帝的肖像和圣母玛丽亚的肖像挂在一起。两幅肖像前各有一支燃烧的蜡烛。上自宫廷大臣，下至乡野村夫，人们争相庆贺腓特烈大帝取得成功。
查理·尤金
乔治·斯宾塞
谢洛尼莫斯·冯·克罗雷多
克莱门斯·温切斯劳斯
未来的日子里，腓特烈大帝还会向世人证明约瑟夫二世是一名暴君，只想扰乱神圣罗马帝国的古老秩序，而他则是这些秩序的守护者。从《泰申和约》和腓特烈大帝在整起事件中的态度来看，晚年的腓特烈大帝仍然不减当年之勇。带着这股强大的力量，他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约瑟夫二世在德意志范围内扩张领土的计划。1785年，腓特烈大帝组建了对抗约瑟夫二世的君主联盟。1778年到1779年，腓特烈大帝开始着手展开一项新的外交活动。凭借这项外交活动，他也将取得人生中最后一项外交方面的成就。腓特烈大帝并非只在德意志范围内实现了对约瑟夫二世的孤立——能在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就很了不起了。事实上，他已经将奥地利大公国隔离在整个欧洲之外。而在不久的将来，腓特烈大帝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所有人注目的焦点，全欧洲的政治活动都要围绕他展开。
《泰申和约》整体呈现出的特点及和约内容所带有的道德色彩，大概就是这份和约最有趣的地方了。《泰申和约》的诞生意味着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计划彻底失败。要知道，即便是在18世纪，这种瓜分计划也是非常少见的。对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瓜分可谓18世纪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这一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外交家们的不择手段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然而，那些外交家至少能拿出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借口，例如波兰立-陶宛王国正处于无政府状态，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民族意识已经消亡，以及瓜分行为只是违背了维护神圣罗马帝国完整性的义务。然而，这些借口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用来解释约瑟夫二世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行为。巴伐利亚公国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巴伐利亚人民也并不欢迎侵略者的到来；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行为并不存在什么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约瑟夫二世的行为确实违背了神圣罗马帝国明确设立的法律和章程。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脑和法律的代言人，这位皇帝蓄意违反了这些法律和章程，而唯一的理由就是一套有关继承权的可疑说法。为此，约瑟夫二世有意破坏了一大堆法律，同时又违背了一系列协议，并且命令士兵们前去侵略一块宁静的土地。很难想象还有何时何地，法律发挥作用的空间变得如此之小，而结果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来为自己争夺利益。这位皇帝操控神圣罗马帝国中一个小国国王的性质，和一个近代欧洲国家摆布一位印第安部落首领的性质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小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对方通过战争手段将自己的领土抢过去，要么自己主动将对方想要的领土割过去。和对方签订一份协议，你的领土从此就属于对方了。这正是约瑟夫二世使用的手段。唯一不同的是，他从中世纪的文献里翻出一份声明作为他对别国发起侵略的托词。这些托词并没有骗过几个人，更骗不过他自己。在欧洲，虽然类似的瓜分行为确实有先例，但这种行为都是道义和法律无法容许的。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担心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历史将会重演，神圣罗马帝国也会像波兰-立陶宛王国一样遭到瓜分，对巴伐利亚公国的瓜分显然就是一个前兆。此外，在阻止瓜分巴伐利亚公国行动的各大势力中，有两个国家曾经参与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在阻止瓜分行动和维护国际道义的事情上，虽然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不算手段最高明的君主，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人为了维护各自的观点不惜采取威胁和武力的手段。这其中的深意就非常值得揣摩了。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私人原因，反正为了同一个目标，叶卡捷琳娜大帝吃了点苦头，腓特烈大帝则付出了重大牺牲。与此同时，这两个人又竭力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样子。和这场瓜分风波关联不大的大不列颠王国对叶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在维护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利和法律方面做出的努力不吝赞美。这确实不假，因为二人整体上就是奔着一个目标去的，那就是要证明奥地利大公国的侵略行为太过分。在这一点上，约瑟夫二世的表现着实有趣，他做出的各种极端行为无一不带有他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性格特征。对于1778年1月3日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和接下来的事情进展，约瑟夫二世表现出一副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模样、一种特别好斗的情绪和一种赤裸裸的对领土的渴求。抱着这种心态，约瑟夫二世为他的计划添上了最后一笔。也正是这最后一笔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约瑟夫二世高估了自己，将弓拉得过满，结果拉断了弓。即使是封建君主制下手握重权的统治者，也不能为了国家的私利胡作非为。约瑟夫二世的失败实属咎由自取。
从根本上说，针对约瑟夫二世的声讨更多集中在他谋取自身权力的行为上，而非他践踏国际权利的行为上。腓特烈大帝和法兰西王国为各自谋权是因为面临权力失衡的危险。大不列颠王国同意普鲁士王国和法兰西王国的做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俄罗斯帝国这样做则是为了维护国家权益和国家尊严。然而，现实情况是，虽然开会时人人都将国际道义和公平交易挂在嘴边，但真正落实到行为上时，结果并不总是那么理想。《泰申和约》的规定并非完全公平。仅凭一些没有依据的理由，奥地利大公国就得到了部分存在争议的领土。但至少这份和约迫使各方停止了武力示威，有效遏制了列强肆意欺凌弱国的行为。无助的巴伐利亚公国讨回了一些公道，而强势的奥地利大公国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谴责。这份和约能取得这样一个积极的结果，靠的恰恰是强国的作用。然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而言，强大的普鲁士王国也未能阻止奥地利大公国扩张领土的脚步。这的确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到战争后期，腓特列大帝着实感到为难，虽然后来运用外交手段成功取胜，但仍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俄罗斯帝国一起处理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事务，起初是腓特烈大帝玩弄的一个外交手腕，但也正因如此，腓特烈大帝为神圣罗马帝国带来了一支可怕的未知力量。此后，这支力量就留了下来，并且长期威胁着条顿人 [28] 的存在。“一名大不列颠王国军官曾经向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格拉夫·冯·毛奇表示祝贺，祝贺他创建并领导了一支出色的军队。这位元帅却摇了摇头，表示虽然他的这支军队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俄罗斯帝国那漫长的边境线又决定了这支军队存在的必要性。” [29] 《泰申和约》的签订第一次将神圣罗马帝国暴露在这种危险中。而招来这种危险的，正是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格拉夫·冯·毛奇那位伟大的前辈——腓特烈大帝。
撇开其缺点不谈，《泰申和约》确实是那个年代甚至是任何时代都少有的一类和约。从结果来看，它要求人们归还领土，而非分割领土。订立和约的初衷也是使土地物归原主，而不是让某个国家吞并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暂且不谈其他方面，这项成就本身就赋予了《泰申和约》重大意义，并使《泰申和约》具有了纪念意义。
在围绕巴伐利亚公国遗产继承问题展开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旧体制下的政治手腕，也可以看到腓特烈大帝、约瑟夫二世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影响他们的人民。一位君主 [30] 伪造了一批文件，又拉来军队作为后盾，企图实现自己无耻的主张；另一位君主 [31] 则站出来反对这个主张，并宣称要捍卫神圣罗马帝国的整体性——这位捍卫者曾使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为了一件并不了解的和自身也没有关系的事情，波希米亚的农民饱受战火，最终得来的和平竟使由一半东方身份的俄罗斯帝国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各种内部条约的守护者。最后是巴伐利亚公国悲惨的处境，这个国家由一个随时准备叛变的人 [32] 统治着。而这位统治者又身陷外交政策的漩涡中，被凶猛的急流冲得晕头转向，在自身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更加不能也不敢亮剑来保护他的国家。正如我们所见，旧体制下的耻辱和光荣、辉煌与衰败都是由类似这种事件和类似这样的统治者们一手造就的。
旧体制在这片土地上存活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很快，大革命的复仇浪潮就要席卷而来。这股浪潮是这些专制君主无法阻挡的。而在《马赛曲》的旋律中，在法兰西王国的那群衣衫褴褛的义勇军面前，腓特烈大帝和约瑟夫二世各自培养的军队也将彻底覆灭。与此同时，在科西嘉岛的岩石间，一名小男孩正在玩耍。在不远的将来，这名小男孩将告诉世界，战争不只是专制君主的拿手好戏。此外，一群发誓要为人民的权利而战斗的武装者将做出比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更加无耻的事情，犯下比征服巴伐利亚公国还要严重的恶行。
注解：
[1]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
[2] 此处指腓特烈大帝。
[3] 阿尼斯：《玛丽亚·特蕾莎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巴黎，1865，第254页。——原注
[4] 指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
[5] 约翰·阿玛迪斯·冯·图古特（Johann Amadeus von Thugut，1736—1818），奥地利大公国外交家。
[6] 这里指从库夫施泰因沿因河经过朗克瓦特、米尔登及雷茨，直到瓦尔德米因琴这部分地区。这片土地能够使奥地利大公国分别和蒂罗尔和意大利连在一起。——原注
[7] 阿尼斯：《玛丽亚·特蕾莎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第258页。——原注
[8] 尼基塔·伊万诺维奇·帕宁（Nikita Ivanovich Panin，1718—1783），俄罗斯帝国政治家。
[9] 库尔兰和瑟米加利亚公国，位于波罗的海沿岸，1561年到1569年是立陶宛大公国的属国，1569年并入波兰-立陶宛联邦，1795年在第三次瓜分波兰过程中被俄罗斯帝国占领。
[10] 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1739—1791），俄罗斯帝国军事领袖，政治家。
[11] 保罗一世（Paul I，1754—1801），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子，俄罗斯帝国皇帝。
[12]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档案，巴伐利亚公国》，第45卷，雷根斯堡，拉尔夫·希斯科特致威廉·弗雷泽，1778年11月15日、1778年11月22日。——原注
[13] 勃兰登堡家族，即霍亨索伦家族（House of Hohenzollern）。该家族在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长期统治勃兰登堡公国。17世纪，勃兰登堡公国和普鲁士公国合并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这便是普鲁士王国的前身。
[14] 洛多梅里亚，该地名由拉丁文转化而来，指华林尼亚地区。该地区横跨现代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界，是历史上罗塞尼亚公国的所在地。
[15] 卢布林，距离华沙东南约一百七十公里，是波兰第九大城市，也是卢布林省的首府。
[16] 指约瑟夫二世、玛丽亚·特蕾莎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
[17] 东方女皇指叶卡捷琳娜大帝。
[18] 舒宁：《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战争》，第226页，腓特烈大帝致亨利亲王，1779年1月10日。对比詹姆斯·哈里斯致韦茅斯，1779年6月3日。——原注
[19] 特兰西瓦尼亚，历史地名，位于罗马尼亚中部，其东部和南部以喀尔巴阡山脉作为自然边界，西部延伸至阿普塞尼山脉。
[20] 舒宁：《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战争》，第268页。——原则
[21] 查理·尤金（Charles Eugene，1728—1793），符腾堡公爵，查理·亚历山大之子。
[22] 谢洛尼莫斯·冯·克罗雷多（Hieronymus von Colloredo，1732—1812），1761年至1772年任古尔克亲王主教，1772年到1803年任萨尔茨堡亲王主教。作为亲王主教，他在担任神职人员的同时也负责管理世俗事务。
[23] 克莱门斯·温切斯劳斯（Clemens Wenceslaus，1739—1812），来自韦廷家族，是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三世的第九个孩子，曾任弗莱辛亲王主教、雷根斯堡亲王主教、奥格斯堡亲王主教。
[24] 此处指克莱门斯·温切斯劳斯。
[25] 乔治·斯宾塞（George Spencer，1739—1817），第四代马尔博罗公爵。
[26] 腓特烈大帝送给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列普宁的礼物是一枚胸针。胸针上镶嵌着腓特烈大帝的画像，据说“工艺非常繁复”，“估价为两万美元”。腓特烈大帝给了路易·德·布勒特伊“一个盒子，非常精美，但没有画像的价值高”。《詹姆斯·哈里斯的书信》（1870），第1卷，第407页。——原注
[27] 托马斯·泰恩（Thomas Thynne，1734—1796），第一代巴斯侯爵，大不列颠王国政治家。
[28] 条顿人这个词最早由罗马人创造，后来通常用以代指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此处指日耳曼人中的德意志人。
[29] 阿克顿：《现代史》，第195页。——原注
[30] 指约瑟夫二世。
[31] 指腓特烈大帝。
[32] 指查理·西奥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