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光荣而显赫的荣耀
如流星般，陨落
——歌德
从1777年12月30日起一直到签订《泰申和约》 [1] ，关于巴伐利亚公国的故事都围绕着巴伐利亚公国选帝侯查理·西奥多尔展开。从他反复变化的立场和他精神层面的迷惘和痛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国不幸的生存状况，以及一个统治者是如何在列强的作用下被迫卷入各类重大事件而难以抽身。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的待遇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外交道德准则。因为在正义问题上，大国往往掌握着话语权。而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大国所标榜的各种东西背后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支撑。18世纪，一个小国的统治者会发现，想要坚守他的良心做事或要求其他人履行各自的义务，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从1777年12月30日起，查理·西奥多尔愈发意识到，想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实在太难了。
虽然命运注定要使查理·西奥多尔成为众人奚落的对象，但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还是作为一个君主，查理·西奥多尔都并非一无是处。通过查理·西奥多尔的画像，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性格。高高的额头、突起的鹰钩鼻和粗糙的下巴透出肉欲的气息，但流露着坚忍意味的嘴部和高高的黑色眉毛下方的那双敏锐而和蔼的眼睛又对这种气息起到了中和作用。这是一副散发着艺术家气质的享乐者的面孔。虽然拥有这种面孔的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从容而随意，但如果形势需要，他也能像切斯特菲尔德 [2] 那样变得严肃起来。虽然查理·西奥多尔晚宴上的来宾都和当年路易十五 [3] 餐桌上的客人一样欢闹，他的崇拜者们也都管他叫“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位骑士”，但一旦涉及统治方面的学问或需要他出钱资助艺术活动，他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的。他将商业上的经营手段和严格的监管体制引入巴拉丁领地的国家财政系统。这体现出他具有清晰的条理性思维和非常高的管理水平。因此，他捐给国家的钱财节省了出来，然后投入到了工业生产、学术研究和艺术发展上面。为了推动商业发展，他开凿运河和改善道路，还创办了一座陶瓷厂。从个人方面来讲，查理·西奥多尔博览名著。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 [4] 和弗里德里希·席勒 [5] 这样的文学家都曾受过他的资助。他还热心学术。1766年，他在曼海姆 [6] 成立了科学与文学学院。战后的海德堡 [7] 遭到严重破坏。他派人修复了海德堡的首府曼海姆，并在当地新建了精美的建筑，试图使这个修葺一新的地方成为艺术的家园和莱茵河畔的又一个“雅典”。在曼海姆，随处可以看到美丽的园林及艺术家们创作的画作和设计的雕塑，但最负盛名的还是这里蓬勃发展的音乐事业。曼海姆推出的歌剧广为人知。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最优秀的芭蕾舞团和交响乐团也都扎根在这里。而这些艺术领域的成就几乎都离不开查理·西奥多尔的支持。查理·西奥多尔是一个通晓世故的人，他博览群书，举止文雅且彬彬有礼。作为一名天主教教徒，他恪守教规且绝不偏执。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品位也非常高雅，这一点早就被他的子民承认。在治理巴拉丁领地的过程中，查理·西奥多尔采取了一些明智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采取这些措施的查理·西奥多尔比巴伐利亚公国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做得要好。二者治下的外交政策却都不怎么奏效。然而，历史为我们留下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巴伐利亚公国最后一位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统治者，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制定的国内政策赢得了公众的高度认可。而接下来的这位比他更有能力且更有学识的继任者所实行的国内政策，却遭受了被遗忘和被谴责的命运。
路易十五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
弗里德里希·席勒
查理·西奥多尔的能力或个性究竟怎样，这个问题到1777年12月30日之后已经变得不重要，因为此时的查理·西奥多尔已经陷入一种极其不利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也说不定要受挫。无论查理·西奥多尔做出怎样的选择，等待他的都是来自奥地利大公国和巴伐利亚公国其中一方的羞辱——他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边是来自奥地利大公国的威胁，另一边则是来自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恐吓——背后是腓特烈大帝的支持。最糟糕的是，双方都握有证据，可以公开证明查理·西奥多尔是个两面派。尤其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他掌握着一整沓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各种家族契约和协议，可以证实查理·西奥多尔曾立誓要保护巴伐利亚公国领土不被分割。1766年、1771年和1774年，以及在马克西米利安三世订立遗嘱时，查理·西奥多尔都曾以书面形式向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庄严宣誓，一旦统治了巴伐利亚公国，他就绝不会将巴伐利亚公国的任何部分转让或割让给其他人。1777年8月5日，查理·西奥多尔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签订了一份相似的书面协议。该协议规定双方都不可以在没有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接着，查理·西奥多尔开始和约瑟夫二世、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进行秘密谈判，谈判内容和他之前在马克西米利安三世面前保证过的誓言的内容完全相反。等到马克西米利安三世驾崩时，查理·西奥多尔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才昭然于世。1777年12月30日，查理·西奥多尔的代表在慕尼黑庄严起誓，他的主人查理·西奥多尔将会继承巴伐利亚公国的遗产并保护这份遗产完好无损和不受分割。四天后，查理·西奥多尔在维也纳的代表和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签署了一份同样庄严的协议。协议同意将这份遗产的三分之一割让给奥地利大公国。1778年1月4日，查理·西奥多尔到达慕尼黑并继承了他发誓要完整保留的巴伐利亚公国。1778年1月14日，查理·西奥多尔先表现出一副不情愿的姿态，随后就批准了奥地利大公国的协议，并同意瓜分巴伐利亚公国。1778年1月15日，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入侵巴伐利亚公国。巴伐利亚公国军队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打算。有关《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的谣言流传了出来——谣言的细节直到1778年2月的第三个星期才公开，整个慕尼黑一片哗然。就连那个可怜的由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三级会议的成员们也按捺不住了，他们对这位新上任的统治者提出了抗议。民间则开始流传各种尖刻的打油诗。这些诗歌既抨击当朝统治者，又讽刺宫廷里的大臣。人们认为，查理·西奥多尔受到臣子的摆布，成了大臣们的奴隶。虽然查理·西奥多尔从约瑟夫二世手里接过了这捧金羊毛 [8] ，但在世人看来，这不过是耻辱的象征，是卖国的代价。讥讽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竟出现了这么一段幽默的歪诗：
从前的羊产毛不懈怠
剪羊毛的人获得收益，
我们这个新奇的时代
剪了毛的羊从中获利。
巴伐利亚公国的大臣几乎全部遭到罢免，随之进入宫廷的是巴拉丁大臣。这是查理·西奥多尔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在这些巴拉丁大臣中间，为首的是一个叫“马特乌斯·冯·菲尔艾格” [9] 的人，他是一个“连他的朋友们都宁愿选择赞美他的个人美德而不是他的工作能力的人”。 [10] 然而，无论是新的执政措施还是新来的大臣，都没能赢得巴伐利亚公国人的认可。很不幸，有益的举措也好，有害的行为也罢，查理·西奥多尔不得人心的程度都在不断加深。在新来的大臣中间，有一个叫“F.K.霍贝切” [11] 的人担任的是巴伐利亚公国财政部长的职位，此人“据说具备财政家的才能。结果大家很快便领教到，他身上简直集中了所有麻木冷淡的特质，面对新一批制度下的任何一个人，他都表现得漠不关心。推行改革是有必要的，但领导改革的人 [12] 未免显得有些“偏心”。在F.K.霍贝切的安排下，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发放给部分亲信的养老金被收回，就连查理七世的私生子们拿到的金额也大幅减少了。为此，很多家族都陷入悲惨的境地中。 [13] 考虑到查理·西奥多尔曾经用三分之一的巴伐利亚公国为私生子们换来了养老金，如今他对前任的私生子们却如此吝啬，未免显得有些无情。接着，巴伐利亚公国出台了一项更加公平的税收政策，这项政策惊动了巴伐利亚公国的贵族阶层。因为按照政策内容，这群贵族将要和平民一样为国家分担一部分财政上的负担。然而，民众并没有因此受到安抚，因为全民服兵役制度正在未来等待着他们。改革政策所涉及的范围愈发广大，这引起了人们的警觉。这种警觉程度太高，结果是连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也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上级只是想改善部队纪律，结果却引起军中的普遍不满。逃役事件也时有发生，各行各业怨声载道，巴伐利亚公国人感到他们的祖国受到了侮辱，举国上下无不愤恨。
不幸的是，查理·西奥多尔的武断和专制只在慕尼黑行得通。到了维也纳，谁都看得见他那副卑躬屈膝的模样。约瑟夫二世确实给查理·西奥多尔颁发了金羊毛勋章 [14] ，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用鄙夷的态度对待查理·西奥多尔。约瑟夫二世违反协议，将奥地利大公国军队驻扎在部分巴伐利亚公国的领土上。这些领土并没有通过《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割让给奥地利大公国。1778年2月，约瑟夫二世一度想要开展更进一步的领土交换计划。这一计划规模的宏大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他在查理·西奥多尔眼前悬起一幅图景。图上是一顶皇冠，皇冠下方是整个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 [15] 。要想得到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查理·西奥多尔就需要继续拿巴伐利亚公国的领土和奥地利大公国进行交换。约瑟夫二世虽然后来放弃了这一图谋，但这位之前向查理·西奥多尔保证过会在战争情况下保持中立的皇帝又在1778年4月开始尝试强迫查理·西奥多尔加入奥地利大公国的战线。这样一来，就连查理·西奥多尔也忍不了了。他不顾约瑟夫二世施加给他的巨大压力，拒绝了这个要求——或许查理·西奥多尔也意识到士兵们很可能是不愿和奥地利大公国人作战的。
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徽章
查理·西奥多尔非常清楚，对于他签署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他需要赢得他的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支持。于是，1778年1月22日，他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写了一封信。查理·西奥多尔在信中说，他已经尽最大努力来维护个人荣誉和国家安全。此外，在更加强大的力量面前，他不得不屈服。因此，他只好签署了1778年1月3日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查理·西奥多尔没有提及为他的私生子们发放养老金的事，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他在信中宣称，相对于个人的私利，他一直都更关注人民大众的利益。他的继承人虽然最终还是原谅了他，但他的继承人目前是否会接受信中的解释，此时还无从知晓。
茨维布吕肯
这样一来，国家高层颁布的各种政策都要和一个无名乡绅 [16] 所做的决定挂钩了。这位乡绅最首要的工作是打猎，此外还统治着一块面积比一个英国庄园还小的领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在列强中间有他的全权代表。三个势力强大的君主都在试图讨好他。在这三个人中间，他更倾向于法兰西王国国王，因为他曾在法兰西王国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追随者，进而疯狂地迷恋着法兰西王国的一切。他希望将茨维布吕肯 [17] 建造成一个微缩版的凡尔赛，并为自己挑选了一个可怜的“杜巴利夫人” [18] 。而充当这一角色的正是他首席顾问的妻子埃塞贝克夫人。他效仿路易十五的种种恶行，模仿这位国王铺张浪费的作风。他甚至享受着法兰西王国政府发放的退休金，每年能从路易十六那里得到三十万里弗 [19] 的收入。这样一来，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财务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都成了法兰西王国政府的附庸。然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虽然饱食终日且挥霍成性，但他并不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坏人。通过画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体型富态的人。他长着一双深色的眼睛，嘴部透露出敏感的特质，整体仪态体现出骑士风度。人们普遍认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身上拥有一种高于同时代人的荣誉感。而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他也将向世人展示出他性格中极其坚毅的一面。
1778年1月31日，马克西米利安三世驾崩的消息传到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耳中。当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正在茨维布吕肯打猎，并未立即放下一切赶往慕尼黑。消息灵通的腓特烈大帝采取主动，派特使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 [20] 去慕尼黑拜会查理·西奥多尔，目的是让查理·西奥多尔放弃依赖奥地利大公国的想法。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那么按照腓特烈大帝的嘱托，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将会转移目标，给慕尼黑反对分子做工作，并尽一切努力阻止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签署《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将精力放在了雷根斯堡和慕尼黑。在慕尼黑，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找到了一位意气相投的盟友，叫玛丽亚·安娜，是巴伐利亚公国公爵遗孀。玛丽亚·安娜一直强烈反对任何瓜分巴伐利亚公国的行为，并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击败查理·西奥多尔，使他名誉扫地。 [21] 玛丽亚·安娜拥有三位非常有价值的顾问。他们都是巴伐利亚公国的爱国人士，分别是玛丽亚·安娜的密友安德烈及两位枢密院顾问奥伯迈耶和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 [22] 。通过这些人，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掌握了很多秘密情报。在此次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事件中，对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来说，这些情报具有极高的价值。
杜巴利夫人
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
1778年2月6日，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突然返回慕尼黑。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隐姓埋名，来到玛丽亚·安娜的领地，并在一栋避暑别墅中住了下来。当晚，一场秘密商讨会在别墅里举行。参会者有玛丽亚·安娜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后者也刚刚抵达慕尼黑。1778年2月7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带着两个人 [23] 的嘱托前去会见查理·西奥多尔。在宫殿里，查理·西奥多尔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在奥地利大公国大臣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 [24] 面前讨论了《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的相关事宜。然而，双方对这次面谈都很不满意。1778年2月8日，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在他的藏身之处给玛丽亚·安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兴奋地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很安全。此外，在没有法兰西王国或普鲁士王国同意的情况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绝对不会轻举妄动。接着，各种事件接连发生。1778年2月14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礼貌地拒绝了约瑟夫二世的金羊毛勋章。1778年2月28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明确表示拒绝签署《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 [25] 。1778年3月月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向议会递交了一份冗长的请愿书。他在请愿书中表示，查理·西奥多尔并未忠实于四份协议规定的内容。《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相冲突，而约瑟夫二世的所作所为正在侵犯巴伐利亚公国的国家权力和国家自由。1778年3月16日的联邦议会全体会议上，腓特烈大帝以个人名义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观点做了担保。腓特烈大帝还表示，在必要时，他愿意以武力形式向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提供支持。
正如前面所描述的，腓特烈大帝采取的这几个计策彻底为他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在随后的整个夏天，玛丽亚·安娜、腓特烈大帝及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将这一优势毫不留情地运用到底。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一直在设法引起巴伐利亚公国人对查理·西奥多尔的反感，同时还向议会寄去了各种声讨奥地利大公国的小册子和抗议信。在此，我简单总结一下这些人都采取了哪些行动。1778年12月，腓特烈大帝公布了一封查理·西奥多尔写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密信，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1778年1月22日。查理·西奥多尔在这封信中承认，他被迫签署了1778年1月3日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玛丽亚·安娜和顾问们则给查理·西奥多尔造成一个更加致命的打击。之前，奥地利大公国以阿尔伯特五世在1426年签下的授权书为借口，要求获得下巴伐利亚公国。此时，腓特烈大帝向议会公布，阿尔伯特五世实际上在1429年就正式宣布放弃对下巴伐利亚的权利，当初的《放弃继承下巴伐利亚的声明》现在仍然保存完好。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断言，如果《放弃继承下巴伐利亚的声明》找不到了，那一定是被奥地利大公国人销毁了。这是一颗重磅炸弹。议会上的奥地利大公国大臣如坐针毡，辩解说这份法案是伪造的。玛丽亚·安娜和顾问们则拿出了有力证据证明，这份法案确实是真的。他们带来了两位非常令人尊敬的证人。两位证人发誓这份声明确实存在，至少这份证明的原始副本几年前还在这个世界上。接着，玛丽亚·安娜拿出了更多证据。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政府文件一直没有受到妥善的保管。这样一来，人们开始谴责奥地利大公国的外交官，并怀疑他们窃取或销毁了原始文件。拉尔夫·希思科特 [26] 当即暗示道，如果有利益的话，那么奥地利大公国一定会偷走原件。亨利·霍华德 [27] 的话则少了几分旁敲侧击的意味，他只是委婉地表示，普鲁士王国提出的质疑“让人不太好回应”。 [28] 毫无疑问，玛丽亚·安娜一行人就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在整场纠纷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坚持他的立场，并声称他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腓特烈大帝在议会和新闻界的代表们则一直在质疑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的居心和损害奥地利大公国的名声。这些人拿出严肃且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奥地利大公国的主张毫无根据可言。直到1779年年初，这些证据才完全整理出来。然而，早在1778年上半年，这些人掌握的资料就已经足以使查理·西奥多尔和约瑟夫二世名誉扫地。1778年10月21日，在维也纳的俄罗斯帝国大使告诉考尼茨·里特贝格公爵文策尔·安东，俄罗斯帝国政府也跟其他国家一样，坚信“维也纳方面的主张是不可信的”。 [29] 由此可见，在这次争论中，玛丽亚·安娜确实抓住了奥地利大公国的要害。
是时候回到查理·西奥多尔这边了。各种难题都在考验着这位倒霉的选帝侯。然而，他解决不了这个危机。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就拿莫顿·伊登来说，他怀着“应该尊敬地位高的人”的思想，一直倾向于为查理·西奥多尔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辩护，可就连他也认为查理·西奥多尔“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才能”。因为长期处在巨大的焦虑中，1778年4月23日，可怜的查理·西奥多尔从精神上先垮掉了。他“变得面色苍白，双腿也肿胀起来”。整天为一桩愁事唉声叹气，确实能让人像不断吹大的气球一样越变越肿。“他对商业上的事情表现出反感——他之前是很热爱这一方面的……他处在一种无休止的焦虑中……他夜夜酗酒。”虽然查理·西奥多尔借酒消愁并不奇怪，但令人惊奇的是，到了这个阶段，他竟然得出了一种带有醒悟色彩的结论。“查理·西奥多尔认为，虽然他采取的行动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他也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但在实施这些行动的过程中，他确实表现得过于匆忙且不够谨慎了。”“失去了臣民的信任和爱戴，查理·西奥多尔似乎很懊悔。他发现大臣们对待他的态度很冷淡。最重要的是，据说，查理·西奥多尔极其在意腓特烈大帝对他的那种无声的鄙夷——在关于他的事情上，腓特烈大帝竟然到了拔剑相向的地步，这使他感到很受伤。 [30] 当时也有其他欧洲列强对他表示过关心——即便是在这种危急的关口，但查理·西奥多尔心里不舒服的感觉仍未有丝毫减轻。前不久，他就对腓特烈大帝的这副姿态大加抱怨，他的表达方式也很激烈，‘我也不奢求什么，我只想走出这个窘境，可我又能怎么办呢？他们丢下我独自一人，我什么都改变不了。’”这篇讲述自己遭到冷落的文章，再加上奥地利大公国大使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在慕尼黑那幅傲慢的姿态，终于促使查理·西奥多尔认识到了他行为上的错误。此外，关于那二十一个辖区的问题——即便按照1778年1月3日《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上的规定，这些地方也应该是属于查理·西奥多尔的。他已经多次提出抗议，但帝国法庭完全无视他的声音。他不禁开始为他的私生子们担忧起来，害怕这些财产最终到不了孩子们手中。毕竟，为私生子们谋取利益可以说是诱使他签署《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的首要动机之一。需要一提的是，在这方面，查理·西奥多尔无疑最不堪一击。我在慕尼黑停留的那段时间里，只见过他在一个人面前显露出愉悦的样子，那就是他的私生女卡罗林·弗兰齐斯卡·多萝西娅·冯·帕克施泰因。 [31] 除去事件带有的感伤意味，我们看到的整个情形其实颇具喜剧色彩。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向我们展示出列强逐步将小国君主征服的过程——先是领土，然后是个人体面，最后是人格尊严。
1778年9月，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战事结束，双方都没有找到最后结果。约瑟夫二世开始四处寻求帮助来为1779年的战役做准备。1778年11月第三周，在慕尼黑的奥地利大公国大使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再次提到巴伐利亚公国作为中立国的问题。在谈话中，他试图强迫查理·西奥多尔放弃中间立场。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的理由是最简单的。他用实际上并不精确的统计数据告诉查理·西奥多尔，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与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相比，普鲁士王国军队的战斗力更加强大。因此，巴伐利亚公国必须加入奥地利大公国一方。这也就意味着查理·西奥多尔必须放弃原来当中立国的打算。查理·西奥多尔再次坚决地拒绝了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的要求。但接下来，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又向查理·西奥多尔施压，要求他在即将召开的议会上投票反对腓特烈大帝统治安斯巴赫。起初，查理·西奥多尔屈从了这一要求。然而，在经过一番考虑后，查理·西奥多尔开始心生怀疑。一直以来，查理·西奥多尔都对他偏袒奥地利大公国的行为感到十分懊悔。另外，此时的奥地利大公国显然已经没有之前强大。这样想着，查理·西奥多尔便采取了两位顾问的明智建议。他态度坚决地告诉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他要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他之前的保证和约定一律无效。这两位顾问是谁？一位是彬彬有礼的马特乌斯·冯·菲尔艾格，此人如今终于站到了反奥地利大公国的战线上来；另一位是维古拉斯·冯·赖特梅尔，此人虽然一向秉持这些观点，但之前并不敢表达出来，直到现在才说出口。
在和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的谈判中，查理·西奥多尔还是表现得有些优柔寡断。然而，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他并未蒙受多大的损失。他只违背了一条承诺，展现出了相对的尊严。并且一定有那么一刻，他还享受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自尊感。然而，到了年底，各方都开始认真地将和平谈判提上日程。这样一来，查理·西奥多尔最终还是要饮下更多令他感到耻辱的苦酒。与他在之前那些夜里喝下的酒相比，这些酒更加苦涩。查理·西奥多尔坚信，他被奥地利大公国骗了。因此，在接下来的行动中，他变得不怎么愿意服从指挥了。虽然谈判一开始，他的表现就很不同寻常，但他的出格行为并不值得褒奖。一开始，他的代表们没有经过授权就抵达泰申，且对会议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于是人们不得不派通讯员去慕尼黑征求查理·西奥多尔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全体参会人员只能等着。传回来的消息令人震惊，查理·西奥多尔拒绝以四百万弗罗林的价格来赔偿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失去的土地。查理·西奥多尔声称，他最多只付一百万弗罗林。这一消息几乎使大会中断。因为腓特烈大帝猜测，查理·西奥多尔和奥地利大公国甚至法兰西王国串通一气才有了这个大胆的举动。会议上的大臣们当即警觉起来，和平的希望悬在了半空。腓特烈大帝派人前往维也纳要求约瑟夫二世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明维也纳宫廷到底是否会将价格定在四百万弗罗林。对于腓特烈大帝的问题，约瑟夫二世虽然回答得含糊其辞，但仍然表明，奥地利大公国不同意查理·西奥多尔降低价格的要求。约瑟夫二世还明确表示，奥地利大公国和查理·西奥多尔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就因为最后这句话，倒霉的查理·西奥多尔又一次颜面扫地。本来大会已经开始重视查理·西奥多尔的意见，因为大家都以为他有一个或两个大国来为他撑腰。然而，当人们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时，查理·西奥多尔的意见很快就遭到忽视。
布格豪森
查理·西奥多尔之所以会招来这个麻烦，或许是因为原先在为和谈做准备工作时他掌握的信息不够充分。他原本计划将布格豪森 [32] 割让给奥地利大公国。而作为交换，奥地利大公国不能再对巴伐利亚公国的领土提出要求。1778年，查理·西奥多尔签署了一个协议，同意将巴伐利亚公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割让给奥地利大公国。而根据1779年这份割让布格豪森的协议，他只需要让出六分之一的领土，因此，他似乎没有什么不签的理由。然而，他的继承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确实有理由表示愤慨和抗议。对此，玛丽亚·安娜建议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拒绝签署割让布格豪森的协议，并向法兰西王国求援。为了约束查理·西奥多尔在泰申的行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朋友们想出一个对策。他们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写了一份声明，说明查理·西奥多尔是奥地利大公国的附庸，而巴伐利亚公国的领土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分割的。声明写好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将它寄给了大会上的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代表们。两方代表的回答都闪烁其词。代表们建议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作为假定继承人，向查理·西奥多尔提出申请，要求对方补偿因向奥地利大公国割让领土而给巴伐利亚公国造成的损失。“这是很有希望的……如果有别人的支持再稍加调停的话！”于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计划请求查理·西奥多尔将诺伊堡和苏尔茨巴赫赐给他，“或者，如果查理·西奥多尔认为这个要求太过分，那三十万克朗 [33] 的补偿也可以。1779年4月6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信使到达慕尼黑。”“吃晚饭时，查理·西奥多尔收到了这封信。于是，在巴伐利亚公国遗产问题上，查理·西奥多尔第一次表现出了强烈的惊讶和愤怒。”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给他带来的麻烦和侮辱已经够多了。此外，可怜的查理·西奥多尔似乎认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先反对将巴伐利亚公国分给外国人，之后又打算分给国内亲属的这番行为，对他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于是，查理·西奥多尔也选了一个下午回信。这封信“以温情的语言，断然拒绝了这个不合时宜且荒唐至极的要求。”
查理·西奥多尔实在太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气了。生气的后果就是，“为了他的私生子们”，他极有可能违背之前许下的大量诺言，“将剩下的巴伐利亚公国也分割出去。”为此，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想尽办法，要往《泰申和约》里加上一项条款来迫使善变的查理·西奥多尔遵守1767年、1771年及1774年的条约内容，从而保持他个人所继承的遗产的完整性。最终，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实现了这个目标。条约里确实增添了这样的内容。这样一来，即使查理·西奥多尔还想出尔反尔，条约的担保人 [34] 及整个联邦议会也都不会答应。这种形式的约束是查理·西奥多尔这样的人无法冲破的。与此同时，这份庄严的条约实际上也让查理·西奥多尔又一次遭受了侮辱。全体神圣罗马帝国和两个外邦大国 [35] 都来调和这两位亲戚的关系。而两位亲戚不和的原因竟是一份两人在1771年8月5日都同意了的协议。乔纳森·斯威夫特那句痛下针砭的隽语真是不能再妙：“王公贵族之间，由亲属关系或婚姻关系组成的联盟常常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血缘关系越近，双方反目的可能性就越大。”
罗滕堡
泰申这边的谈判结束后，可能有人会觉得查理·西奥多尔会就此沉寂下去。然而，查理·西奥多尔注定要再次震惊外交界。1779年6月，列强们惊讶地得知三名杰出的巴伐利亚公民被逮捕，而下达逮捕密令的人正是查理·西奥多尔。玛丽亚·安娜的心腹兼好友安德烈作为政治犯被送到罗滕堡 [36] 。她的顾问和枢密院议员奥伯迈耶和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则丢掉了各自的头衔和薪水，他们的证件也遭到没收，一个被流放到安贝格 [37] ，另一个则被流放到诺伊堡。此举一出，整个慕尼黑顿时陷入惊愕与恐慌之中。普鲁士王国代表立刻提出抗议，态度强硬而专横。然而，查理·西奥多尔这次破天荒地坚定了他的立场。恐吓对他不起作用，他对腓特烈大帝愤怒的抗议无动于衷。查理·西奥多尔惩罚了那三个罪犯，因为虽然是他按照1778年1月3日的《巴伐利亚公国瓜分条约》将部分巴伐利亚公国领土割让给了奥地利大公国，但在诋毁奥地利大公国对这部分领土的所有权一事上，这三个人才是罪魁祸首。此外，在查理·西奥多尔看来，正是这些人合伙助长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气焰，才导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一直这样激烈地指责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理·西奥多尔现在大力惩罚的人正是在1778年抹黑奥地利大公国名声的那些人。转眼到了1779年，查理·西奥多尔和奥地利大公国卷入了巨大的冲突中。原因很简单，他现在惩罚这些人，其实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查理·西奥多尔怨恨他一直以来受到的不计其数的侮辱，伤害玛丽亚·安娜的感情，羞辱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以及反抗腓特烈大帝这些举动大概能让他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感。然而，可能是出于对普鲁士王国的畏惧，查理·西奥多尔对玛丽亚·安娜的心腹安德烈很快心软下来，他迅速释放了安德烈，并准许他前往玛丽亚·安娜在蒂罗尔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然而，安德烈很快又被抓了回去，因为他的一些文件落入查理·西奥多尔手中。这些文件暴露了他之前从事的各种秘密交易。1779年9月19日，查理·西奥多尔最后一次提到他对这些人的处置，保留对安德烈的判决和继续流放奥伯迈耶和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 [38] 于是，在完成了莱茵河之行的所有计划之后——拜访过了曼海姆的歌剧院，和芭蕾舞女们也见过面了，查理·西奥多尔很开心能离开他的这片新领地。毕竟，他在这里有过太多的失败，经历了太多的落魄，也品尝了太多不得人心的滋味。
离开慕尼黑前往曼海姆时，查理·西奥多尔很有可能已经预料到，他在巴伐利亚公国的臣民对他的举动是不会感到乐意的。那三个被他囚禁和流放的罪犯恰恰是最受巴伐利亚公国民众拥戴的人。在保护巴伐利亚公国的行动上，包括拆穿维也纳的计谋、阻止瓜分计划，以及将分给奥地利大公国的领土面积从三分之一减到六分之一，这三个人的贡献都是最大的。然而，在完成这些工作后，他们得到的“报酬”却是监禁、流放及罢免，而发放这些“报酬”的，正是一个为了他的私生子们的利益而牺牲巴伐利亚公国的利益的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软弱无能的小国统治者和行事不公的列强都难辞其咎。大不列颠王国的大使们以古希腊戏剧唱词的形式对当时的情形做了一番相当中肯的评论：“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群正直的公民奋力拯救国家，谁知到头来却收获了悲惨的‘报酬’。这实在是咄咄怪事。”
“这些逮捕密令在慕尼黑民众中引发了巨大的惊愕和不满。突然之间，谁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抓起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人们都不由自主开始担心起他们的安危来，并且越是那些恪尽职守和对上级忠心耿耿的人越是担心他们这回会遭遇不测。”
人们熟知的那些身居高位却反对查理·西奥多尔的人都赢得了巴伐利亚公国民众的青睐。玛丽亚·安娜成了一名女英雄。她的名字在每个巴伐利亚公国民众的口中传颂。而她从前的顾问们则成了巴伐利亚公国民众眼中的殉道者。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因其坚定的立场获得了人们的赞扬，每次来慕尼黑，他都能受到人们的鼓掌欢迎。腓特烈大帝甚至在这片一直被他称为由恶魔和讨厌鬼居住的土地上获得了“圣人”的名号。有一次，一名士兵在一扇橱窗前停下来，向玻璃后面的腓特烈大帝画像持枪致敬。到了腓特烈大帝的诞辰，整个慕尼黑张灯结彩，人们纷纷举办晚宴和舞会，只为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至于那句著名的祷告语“耶稣，玛丽亚，约瑟夫”，农民们将最后一个名字去掉并将腓特烈大帝的名字替换了上去。人们在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前祈祷的架势跟他们在圣母玛丽亚画像前祈祷时一样。热血沸腾的民族情感通过这些奇异而狂热的举动得到释放。这些人对他们那位来自异国的国王 [39] 实在无法做到尊敬。这位国王推行的那套阳春白雪的东西和他们这些下里巴人不管怎样都无法融合。而他实行的那些政策对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将所有过错都推到查理·西奥多尔身上，显然并不公平。这位人人唾弃的统治者为慕尼黑修建了美轮美奂的园林，改良了政府的财政系统，还为巴伐利亚公国构建了一支军队的雏形。可惜这些东西并不能消除巴伐利亚公国民众的疑虑，并且事实摆在那里，查理·西奥多尔确实不在乎这些巴伐利亚公国人。如果时机合适，那他一定会用巴伐利亚公国去换荷兰共和国，甚至不会多皱一下眉头。因此，巴伐利亚公国民众一边让查理·西奥多尔背负着骂名，一边缅怀着不怎么称职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他们认为，后者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玛丽亚·安娜是圣女贞德 [40] 转世，约瑟夫二世则是又一位巴巴罗萨 [41] 。
二十年后，倒霉的查理·西奥多尔躺在临终前的卧榻上苟延残喘。巴伐利亚公国的各个教堂却空空荡荡。他驾崩的消息传出后，巴伐利亚公国普天同庆。接着，一位来自茨维布吕肯的天之骄子 [42] 成为新的巴伐利亚公国选帝侯。在未来的某一天，他将成为巴伐利亚王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王，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受巴伐利亚公国民众爱戴的君主。
注解：
[1] 《泰申和约》，1779年5月13日由奥地利大公国与普鲁士王国在奥地利大公国西里西亚的泰申签订的合约。该和约的签订标志着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
[2] 切斯特菲尔德，可能指菲利普·道摩·斯坦霍普（Philip Dormer Stanhope，1694—1773），第四代切斯菲尔德伯爵，大不列颠王国政治家、外交家和文学家。
[3] 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法兰西王国国王，1715年到1774年在位。
[4] 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启蒙运动时期德国作家、哲学家、剧作家、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
[5]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和历史学家。
[6] 曼海姆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城市，是德国巴登-瓦特尔滕贝格州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斯图加特和卡尔斯鲁厄。这座城市位于人口稠密的莱茵内卡大城市区域的中心，是德国第八大城市区域。
[7] 海德堡位于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之间，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城市，也是德国著名文化旅游之都。
[8] 金羊毛（Golden Fleece），希腊神话中权力和王位的象征。
[9] 马特乌斯·冯·菲尔艾格（Matthäus von Vieregg，1719—1802），巴伐利亚公国政治家。
[10] 查理·西奥多尔似乎曾委派马特乌斯·冯·菲尔艾格去执行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任务。马特乌斯·冯·菲尔艾格是一个容易被摆布的人，因而便于被查理·西奥多尔控制。参见卡尔·奥博瑟：《奥地利大公国历史研究院报告》，第18卷第489页和第19卷第844页。——原注
[11] F.K.霍贝切（F.K.Hompesch，？——1800），巴伐利亚公国财政部长。
[12] 指查理·西奥多尔。
[13] 《政府文件——神圣罗马帝国，巴伐利亚公国》，第113卷，慕尼黑，1778年1月22日、1778年1月25日、1778年1月29日，1778年2月12日、1778年2月22日，1778年4月23日；雷根斯堡，1778年7月10日。莫顿·伊登致亨利·霍华德——原注
[14] 金羊毛勋章指一种骑士勋位。
[15] 洛多梅里亚王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后，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整个西南部分割出来的一片领地，1772年起归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直到1918年解体。
[16] 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
[17] 茨维布吕肯是德国莱茵-普法尔茨的一个小镇，坐落在施瓦兹巴赫河畔，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领地。
[18] 杜巴利夫人（Madame du Barry，1743—1793），路易十五的情妇。这里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的情妇。
[19] 里弗（Livre），古时法国货币单位。
[20] 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Johann Eustace von Goertz，1737—1821），普鲁士王国外交家、政治家。
[21] 请读者不要将这位公爵遗孀和马克西米利安三世的遗孀相混淆，后者是选帝侯遗孀。玛丽亚·安娜则是帕尔斯格雷夫·卡尔·冯·苏茨巴赫之女，丈夫是巴伐利亚公国克莱门特公爵。此人是和马克西米利安三世血缘关系最亲近的继承人，但在1770年就去世了，享年41岁。——原注
[22] 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Johann Georg von Lori，1723—1787），巴伐利亚公国律师、历史学家。
[23] 指玛丽亚·安娜和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
[24] 路德维希·康拉德·戈拉夫·利尔巴赫（Ludwig Conrad Graf Lehrbach，1750—1805）。
[25] 1779年2月27日，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收到了一封路易十六寄来的友好信。路易十六在信中保证，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会继续收到法兰西王国政府的养老金。对比E.赖曼：《普鲁士历史》，第2卷，第74页到第75页。——原注
[26] 拉尔夫·希思科特（Ralph Heathcote，1721—1795），大不列颠王国牧师、作家。
[27] 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1739—1779），第十二任萨福克伯爵，大不列颠王国政治家。
[28]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档案》，第45卷，雷根斯堡，1778年7月26日、1778年8月5日、1778年8月23日、1778年9月6日、1778年9月13日、1778年9月23日，拉尔夫·希思科特致威廉·弗雷泽。——原注
[29] 马滕斯：《俄罗斯帝国历史学会档案》，第65卷，第76页。——原注
[30] 腓特烈大帝是这么对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谈起查理·西奥多尔的：“他已经没救了。让他自生自灭吧。他这么弱小，之前又一直依附奥地利大公国，即使我们想将他争取过来，也是不可能的。”1778年2月12日，约翰·尤斯塔斯·冯·戈尔兹：《历史回忆录》，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12，第109页。——原注
[31] 《政府档案——国外部分，神圣罗马帝国，巴伐利亚公国》，第113卷，莫顿·伊登致亨利·霍华德，1778年7月10日。《政府档案——国外部分，外国档案，巴伐利亚公国》，第45卷，雷根斯堡，1778年11月8日，拉尔夫·希思科特致威廉·弗雷泽。——原注
[32] 布格豪森，德国巴伐利亚州上城区阿尔特丁区最大的城镇，位于萨尔扎克河上，靠近奥地利边界。
[33] 克朗，曾经广泛流通于神圣罗马帝国。捷克、丹麦、冰岛、挪威和瑞典等国如今仍在使用克朗作为货币单位。
[34] 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后来成了《泰申和约》的担保国。
[35] 即法兰西王国和俄罗斯帝国。
[36] 罗腾堡，德国有南北两个罗滕堡。南罗滕堡全名是陶伯河上游罗滕堡，位于纽伦堡以西五十多公里，是德国巴伐利亚最出名的小镇，有“中世纪明珠”的美称。北罗滕堡位于汉堡西南一百公里的维默河畔。
[37] 安贝格，德国巴伐利亚州东部的一座直辖市，位于纽伦堡以东约六十公里的维尔斯河畔，是欧洲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城市之一。
[38]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外国档案》，第45卷，拉尔夫·希思科特致威廉·弗雷泽，1779年9月19日。在慕尼黑，科学院的成立有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很大一份功劳。流放的日子里，巴伐利亚公国政府曾要求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为一本关于硬币的书写一篇历史背景方面的序言。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回复说，只有参考了保存在慕尼黑的各种档案，他才能写出这篇序言。但约翰·格奥尔格·冯·洛里还是没能再次见到他深爱的城市，并在1787年死于诺伊堡。——原注
[39] 即来自巴拉丁领地的查理·西奥多尔。
[40] 圣女贞德（Joan of Arc，1412—1431），绰号“奥尔良的少女”，法兰西民族英雄。
[41] 巴巴罗萨，即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112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被视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者。
[42] 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约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