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胜利的黄金时刻，
死神将血腥的桂冠戴上了他的头颅。
——歌德
战争开始了。玛丽亚·特蕾莎内心很悲伤，因为她将三个儿子送上了前线。但实际上，奥地利大公国的前景并没有包括玛丽亚·特蕾莎在内的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惨淡。普鲁士王国确实得到了萨克森选帝侯国的援助，尽管如此，奥地利大公国的军事资源仍然与普鲁士王国不相上下。在关乎军事器械、交通运输、军需供给和军事操练四个方面的问题上，约瑟夫二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也极好地发挥了他的组织能力。因此，这两个人在奥地利大公国军队中发动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在之前的七年战争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开始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技术层面的问题上来。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各种军事策略来帮助奥地利大公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在1763年到1778年的这段时间里，奥地利大公国更是将这种科学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奥地利大公国各方面都在进行或大或小的改革，到处都是变化，到处都是进步。用来饲养战马的马场建造起来了；士兵的孩子有了上学的地方；新设立的医院专门用于满足伤残者与退伍军人的需要；军事学院的设立则可以起到培训青年军官的作用。这些都是新一轮的改革者 [1] 采取的各种措施。军队的训练和演习从未间断。防御阵地得到了改建和重修。军火库建造起来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已经备齐。与此同时，约瑟夫二世的身影几乎出现在国家的每个地方。他不辞劳苦地视察营房，时不时地慰问边远地区的卫戍部队，竭力为每一寸土地注入他的激情和能量。这些改革举措无疑也存在缺陷。有些改革措施实施得太匆忙，有些本就考虑不周，还有一些则彻底失败。导致一些改革举措失败的罪魁祸首是长期潜伏在奥地利大公国官僚体系中的腐败因子，以及奥地利大公国贵族阶层中盛行的裙带关系。当时，战争的指挥大权几乎全部落到了贵族手中。对于这些人来讲，战争就像是一种上等的体育运动。士兵们在战场上流的血就是他们拿来上交给国家的赋税。最糟糕的是，即使是约瑟夫二世，也不敢剥夺这种特权。然而，同样是在这种背景下，像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这样出色的士兵还是得以荣升显耀的职位，而利涅家族 [2] 也锤炼出了高超的作战技巧。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贵族掌握军权的形式也没有刚开始看上去那样糟糕。此时的奥地利大公国终于成立了第一个组织有序的总参谋部。这个总参谋部即将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在级别稍低一些的军区里，有不少出色的奥地利大公国老兵。虽然他们的训练可能赶不上普鲁士王国军人那样严苛，但也正因如此，军人应该具备的那种主动精神及作为一名军人所需要的才智统统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保护。腓特烈大帝的老将领们都已经牺牲，而新一批的将领们则和其他普鲁士王国士兵一样受到了极其严苛的训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些将领们的行为举止都呈现出机械化的特点，举手投足间散发着精准而死板的气息。这个错误一开始就伴随着腓特烈大帝，而现在，它更是几乎发展成了一种狂热。在这种情形下，奥地利大公国军官们的那种更强大的独立意识不见得就不能和普鲁士王国军官们更加出色的专业技能分庭抗礼。
当时，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的精神面貌、组织形式及训练水平比七年战争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出色。然而，这支军队仍然存在一个严重的瑕疵——这支军队虽然整体上是一支专业化的大部队，但部队本身由各方士兵混合而成，其中仅语言就流通着好几种。举个例子，虽然正规军是按照通常形式组织训练的，但仍有人另辟蹊径非要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组建军队。譬如，匈牙利王国的贵族投票决定他们要自掏腰包建立一支被他们称作“起义军”的军队。当时的匈牙利王国并没有征兵系统，绝大多数军队仍由民兵组成，并由世袭指挥官统领。这些民兵勇敢归勇敢，但一到与别人配合作战时就出现问题了。就像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3] 在高地上的首长们无法和那群法兰西王国的军官很好地配合一样，马扎尔的这批封建制度下的领导人也很难和来自维也纳的那些神圣罗马帝国的军官融洽相处。于是，作为罗伯特·默里·基斯“所见过的最吃苦耐劳也最积极活跃的士兵们”，英勇的克罗地亚王国非正规军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他们像红种印第安人一样无法和普通军队融合在一起。虽然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奥地利大公国军队中的个别部分仍然摆脱不了封建领主的习气，从而显得和奥地利大公国的大部队格格不入。将普鲁士王国军队和萨克森选帝侯国军队整合到一起并非易事，而要做好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内部的组织工作则更是难上加难。然而，从好的方面来看，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各方面的配备都很齐全，士兵们的训练也不曾松懈，因此奥地利大公国军队与普鲁士王国军队相比并不存在致命缺陷。如果有一个敢想敢干的指挥官来统领这支奥地利大公国军队，那这支军队说不定还真能干出不错的成绩。毕竟，这支军队是萨伏伊的尤金 [4] 时代到查理大公 [5] 时代期间唯一一支未曾在战争中遭受毁灭性失败的奥地利大公国军队了。
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萨伏伊的尤金 查理大公
拿破仑·波拿巴
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弟弟亨利亲王将分别从两面夹击波希米亚。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和约瑟夫二世将和腓特烈大帝交锋。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则将指挥部队抗击亨利亲王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中，亨利亲王名声大噪。1759年，在腓特烈大帝命运最悲惨的时候，正是亨利亲王使出高明的手段帮助腓特烈大帝重新找回了信心。从某种程度来讲，亨利亲王的举动拯救了普鲁士王国。即使是吝啬赞美之词的腓特烈大帝，也曾经指着亨利亲王对将军们说道：“这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位永远不会犯错的人。”拿破仑·波拿巴在军事方面的见解比腓特烈大帝更加深刻。在拿破仑·波拿巴看来，亨利亲王偶尔也要庆幸对手没有发现他的疏漏之处，这种疏漏在1759年体现得尤其明显。然而，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这位完美无缺的将军” [6] 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声名显赫又经验丰富，并且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曾经在七年战争中率领普鲁士王国大军打过胜仗的普鲁士王国上将中除了腓特烈大帝就只有亨利亲王了。在危急时刻，亨利亲王表现得比别人都更加思路清晰和头脑冷静。亨利亲王还是当时所有上将中唯一敢于违抗腓特烈大帝意志的人。他不会为了王室的一声令下就牺牲掉他的军队，也不愿丢掉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一部执行命令的机器。亨利亲王的缺点恐怕就在于他在各个方面都平衡得太好，以及他有些过于抬高对手，以为对方和他一样总能做出非常精准的判断。这就要提到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这个人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并非那种凭借卑劣手段取胜的小人，与一般将领不同的是，此人的才能带有一种令人无法预料的特征。你不知道他何时会一鸣惊人，何时又会发挥失常。在七年战争中的所有奥地利大公国将领中，唯独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显示出一种大胆向前的主动精神。他手下的部队也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下变得更加具有锐气和斗志。就连腓特烈大帝也对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这种军事才能表示赞赏。在状态最好的情况下，譬如当年在库勒斯道夫 [7] ，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甚至知道如何击败腓特烈大帝。而在发挥最失常时，他却连亨利亲王都抵挡不住。
入侵西里西亚这一军事行动并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结果。腓特烈大帝并不急着再拿一个成功的例子来增加他已经无限显赫的声名，过早的胜利或许反而会减损他的声名。此外，这位伟大的普鲁士王国国王已经六十六岁。战争的艰难困苦加上治国的繁忙劳累使腓特烈大帝提前衰老了。他忍受着痛风的折磨，几乎连马背都爬不上去。昔日的老友们见到腓特烈大帝时都被他这副衰老的模样震惊。他的脸上遍布皱纹，头发也花白了，只有那双熟悉的眼睛仍然闪现出旧日的能量与激情。再来看奥地利大公国这一边，依照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的性格，他不会建议约瑟夫二世为这场战争赌上一切，毕竟他们的对手是所向无敌的腓特烈大帝。约瑟夫二世一直重视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的意见。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具备卓越的管理和组织才能，擅长制定详细的计划，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践。有了这些优点的帮助，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在总司令和总参谋长的位子上驾轻就熟。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的一个缺点，那就是缺少随机应变的灵活性。他不够机敏，既很难迅速做出预判，也不具备战场上的指挥官所需要的那种当机立断的能力。相反，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所缺少的一些优点在约瑟夫二世身上却得到了体现，譬如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和某些主动且迅速的特质及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坚定信念。然而，约瑟夫二世缺少实战经验，同时又忙着关心农民和士兵的生活，因此并没有多少心思去对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进行思想上的鞭策。而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的想法也很单纯，他一心想要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是在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 [8] 的教导下长大的。那种奥地利学派 [9] 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查理大公还成了这一思想的首要鼓吹者。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人们在战争中的终极目标就是守卫要塞并运用军事策略互相对抗，然后争夺对他们有利的土地。而更加现代化且态度更加果决的战略学说则认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摧毁战场上的对手。后者无论是和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所受军事训练的出发点还是和他所秉持的信念都格格不入，而约瑟夫二世则因为一些政治原因同样也不接受这一观点。
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
腓特烈大帝至今都如一位忠实的信徒一般奉行着一种非常独特的军事准则，甚至可以说他就是这一准则的制定者。继他之后，拿破仑·波拿巴更是将这一准则发扬光大了。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身体力行，为我们揭示出种种真理。他告诉我们，主动向前迈出勇敢的一步就意味着抢占了先机。躲避攻击的最好方法不是向后撤退，而是向前出击。此外，彻底摧毁敌人比暂时守住一个阵地更加重要，即使前者比后者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对于在数量上超出己方的对手，大胆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一直是腓特烈大帝最推崇的座右铭之一。此时，腓特烈大帝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几乎已经和奥地利大公国持平。这种情况是普鲁士王国以往都很少出现的。这样的话，此时的腓特烈大帝还会坚持他的座右铭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目前的战争就会陷入僵局。而西里西亚也就不会发生任何值得书写的战斗了。
无论是将领还是部下，战事双方的水平都基本相当，用来作战的天然环境也没有给任何一方多少便宜可占。波希米亚是一个四面环山的要塞，其中东边和南边容易受到攻击。西边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和北边的西里西亚两地边境的地表覆盖着崎岖的岩石和茂密的森林，为军队形成了天然屏障。然而，恰恰也是这两个方向被公认为“容易下手”的地方。抛开现代学者写的论文，只要回顾一下中世纪的历史，这个矛盾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释。中世纪的强盗贵族 [10] 有着独到的眼光，将城堡修在难以企及的悬崖峭壁上，以便突袭毫无戒备的对手和偶然路过的商人。这些强盗贵族为自己修建起一道道闸门。这样一来，无论是商贾的涓涓细流，还是战争的滔滔洪水，就都被拦到了他们的脚下。当然，要过去也不是不行——拿出买路钱就可以。像这样的闸门，在波希米亚的群山中共有三座。其中两座都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分别位于科尼斯坦-里连斯坦 [11] 和托伦斯坦 [12] ，还有一座在西里西亚的纳霍德 [13] 。三座闸门分别由三座中世纪的城堡守军把守。从德累斯顿南部而来，沿易北河 [14] 有一条路，路上坐落着科尼斯坦城堡和里连斯坦城堡——悬崖峭壁上面对面的两座建筑。从卢萨蒂亚南部到伦布尔克 [15] 的第二条路由富有浪漫气息的托伦斯坦城堡主楼守护。第三条路南起西里西亚，一直穿过格拉茨，通往纳霍德城堡。目前，这些一度作为收费站的城堡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三个哨所。在18世纪，要想守住自己的城堡，就需要想办法将这座城堡的功能开发到极致。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战术原则，并且放之四海而皆准。
科尼斯坦
齐陶
了解以上情况之后，有关进攻和防守的问题也就变得清楚起来。众所周知，腓特烈大帝准备指挥西里西亚的军队，亨利亲王则将领导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军队。两支惊人的部队各自拥有八万人的兵力。 [16] 奥地利大公国计划集中兵力将军队收拢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以便能随时从两边的任何一边攻打侵略者。整个奥地利大公国大军约由十九万人组成。这些人将排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底边位于尼米斯 [17] 和亚罗梅日 [18] ，顶端位于齐陶 [19] 。萨克森选帝侯国军队的左翼在尼米斯集结，由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指挥。中翼在伊钦 [20] 集结，由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指挥。右翼在亚罗梅日集结，由卡尔·约瑟夫·哈蒂克·冯·福塔克 [21] 指挥。左、中、右三翼加起来的整个大军全部归约瑟夫二世统领。在这样的安排下，三军之间都只隔了三到四个行军里程的距离。这样一来，无论哪个部位受到威胁，周围的军队都能随时赶来提供支援。只要奥地利大公国的部队在整体上保持完整，不给敌人留出缺口，亨利亲王就无法突破尼米斯挺进布拉格。腓特烈大帝同样也不能越过亚罗梅日到达赫拉德茨克拉洛韦 [22] 。真正有危险的是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肯定会从纳霍德切入波希米亚，再次施展他飞快行军和先发制人的本领。人们对此早已见惯不怪了。提起这个，据报道，约瑟夫二世曾经说过：“一到作战问题上，腓特烈大帝的动作总是最快的，然而，他也别想着我会有麻痹大意的时候。” [23] 在纳霍德后方，由阿尔瑙 [24] 一直延伸到亚罗梅日的战线一律被约瑟夫二世仔仔细细地设置了防守，用来抵御普鲁士王国军队的攻击。这里是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约瑟夫二世这样认为。1778年7月5日，腓特烈大帝越过纳霍德边境。阿尔瑙和亚罗梅日边境线上迅速布满了守军。奥地利大公国大军的中翼和右翼立刻由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和约瑟夫二世集结完毕。左翼交给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指挥，因为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可能将要迎头抗击亨利亲王。这样一来，奥地利大公国只剩下两支军队了。约瑟夫二世正在带领东边的军队与腓特烈大帝争夺纳霍德关卡，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则将带领西边的军队和亨利亲王抢夺托伦斯坦的山脉关口及奥西希 [25] 的河流闸口。
卡尔·约瑟夫·哈蒂克·冯·福塔克
布拉格
这种安排会导致一个后果——读者接下来就会看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即将面临险境。事实上，在战争的前六个星期里，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军队占尽先机。1778年7月5日，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带领他的主力军到达尼米斯。和对方作战时，一个令人感到惊艳的灵感从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头脑中迸发出来。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知道，腓特烈大帝现在所处的位置跟亚罗梅日及约瑟夫二世所在的位置之间都隔了两到三个行军里程。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还知道，亨利亲王的军队此时正驻扎在德累斯顿。而从德累斯顿赶到他所在的位置则需要足足十天的行军里程。于是，在向西行进之前，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想出了一个妙计。1778年7月7日，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从尼米斯给约瑟夫二世写信。他在信中指出，奥地利大公国军队仍然拥有内线优势。并且和零散的普鲁士军队相比，奥地利大公国各支军队之间离得更近，因而能够更快速地行军。而亨利亲王的军队则必然是行动迟缓的。并且据可靠消息，直到约1778年7月15日之前，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和他带领的军队都是安全的。因此，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开始琢磨他或许能从这个区间中获利。也就是说，他打算带一支联合的武装力量——西边和东边的军队前去攻打腓特烈大帝。除非腓特烈大帝所处的位置实在无懈可击，否则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胜算是非常大的。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认为，两支军队在四天内便能集结完毕。他将带领约四万两千人前往阿尔瑙与当地的军队会合。会合之后的军队人数加起来一共将达到五万五千人。这样一支大军将一举击败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右翼。与此同时，约瑟夫二世可以带领七万两千人进攻普鲁士王国军队的左翼和中翼。腓特烈大帝手下由八万人组成的军队将在兵力达十二万人的奥地利大公国军队面前败下阵来，并将遭到两支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的无情碾压。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计划，跟梅陶罗河 [26] 战役和布伦海姆 [27] 战役的战略计划极其相似，只在规模上比这两者要小。按照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计划，一支骨干力量将脱离大部队，直接攻打还没有准备好采取攻势的第一批对手。随后，两支队伍将会合到一起，彻底歼灭第二批对手。如果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真的曾将此举付诸行动，那么整个情况可能会和布伦海姆战役更加相像。包括前往对方边境与之交战的作战策略和一天之内征服一个公国的作战效率，以及为了赢得胜利而不惜牺牲好不容易赢来的久远名声的这种做法。然而，约瑟夫二世和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是不会接受这个计划的。跟腓特烈大帝这种人打交道，必须慎之又慎。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这个计划实在太草率了。因此，约瑟夫二世很小心地回绝了他的提议。颇具洞见的绝妙灵感闪过之后，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只好将注意力转向防御工作。而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他在这方面实在是才智平平。
里连斯坦
在保卫波希米亚这件事上，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被分配到最艰巨的任务。首先，他需要把守两处要塞，而约瑟夫二世仅需把守一处。其次，科尼斯坦和里连斯坦这两处险峻的地方此时并不在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手里，所以他不得不借助奥西希作为哨所来随时留意对方的动向，一旦对方有沿易北河向上推进的意思，他就得赶去击退他们。此外，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需要防守的范围比约瑟夫二世的要大得多，而要想保住两处要塞，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就不得不考虑到从奥西希一直延伸至齐陶的一整片长条状地带。齐陶是一片遍布山丘与森林的区域，侦察活动在这里变得格外艰难。这就给对方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在高耸的山体背后悄悄行动，在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察觉到他们的意图之前猛然出击，并以压倒性的兵力杀进奥西希或托伦斯坦的要塞，进而彻底突破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防守。对于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希尔施贝格 [28] 集中兵力并牢牢守住奥西希，再派一个人数足够的分遣队前去保卫托伦斯坦。集结在希尔施贝格的兵力能够对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军事部署起到掩护作用，进而阻止亨利亲王看透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真正意图。这样一来，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就可以一并堵上两个关卡的入口。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推测亨利亲王可能会沿着易北河向前推进，因为这是一条最易行军的路线。因此，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只在托伦斯坦部署了少量散兵。这一步棋走得如何，我们接下来就将见到分晓。但不得不说的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虽然有可能斗败亨利亲王，但如果在执行这一想法的过程中出现了疏漏，亨利亲王也不是容易蒙骗得过去的。
亨利亲王带领萨克森选帝侯国和普鲁士王国军队撤出了德累斯顿，然后又朝几个不同的方向做出佯攻的架势，对迪波尔迪斯瓦尔德 [29] 尤其如此，目的是误导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1778年7月28日，亨利亲王通过皮尔纳 [30] 上方的三座桥穿过了易北河左岸。凭借聪明才智，亨利亲王成功迷惑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误以为亨利亲王的军队要同时沿易北河两边向下进攻，便开始在布莱斯韦德尔 [31] 集结军队。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之所以选在布莱斯韦德尔集结军队，是因为这里的城镇能够便于他的军队驻守在河流两岸。现在，就让我们暂时离开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怀着焦急的心情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吧。
亨利亲王并没有率军沿易北河向下。相反，1778年7月28日，他开始沿易北河右岸的森林向上行军，直奔伦布尔克。亨利亲王计划将伦布尔克作为军事基地，以便攻夺托伦斯坦。后者是波希米亚的崇山峻岭中的唯一一个缺口。亨利亲王的计划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因为这条道路上到处是雨水冲刷而成的泥浆，并不适合大规模行军。此外，一旦到达目的地，亨利亲王就没有回头路了。如果作战失败，撤退将会变得非常艰难。1778年7月30日，在伦布尔克，一些普鲁士王国骑兵和洛索尔手下的步兵突袭了一百名奥地利大公国骑兵，并将对方赶到了离镇子最近的林地里。在那里，虽然五十名奥地利大公国猎兵 [32] 赶来增援，但那些普鲁士王国骑兵又带着伦布尔克的枪支卷土重来，攻击奥地利大公国骑兵的侧翼。奥地利大公国一方再次败下阵来，被赶到足足四英里以外的格奥尔根塔尔 [33] 。而普鲁士王国骑兵就在此处露营。与此同时，伦布尔克方面已经接到普鲁士王国前卫部队的消息。于是，格奥尔根塔尔的守军在接下来的一整晚都在迎接伦布尔克派来的援军。
迪波尔迪斯瓦尔德
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
从伦布尔克到托伦斯坦的山脉间有一个裂口。裂口的一系列缓坡上到处是浓密的枞树林。穿过这片植被丛生的高原之后，步兵们就到达了托伦斯坦的入口。1778年7月31日，四列纵队集合行军。其中，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 [34] 带领的纵队将穿过格奥尔根塔尔，到达托伦斯坦，占领这块最关键的阵地。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的脚步前进。从伦布尔克到托伦斯坦的路上是开阔的丘陵地带，随处可见黄色的燕麦和绿色的庄稼，不过现在被雨淋得稍微有些稀疏。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的纵队零散地穿行在茂密的枞树林中，越往东边的更加开阔的原野走，队伍就变得越加分散。军队向前急行军时经过了施翁林德 [35] 。士兵们一路上都能看到山谷里低矮的棚屋。最终，这支军队抵达格奥尔根塔尔。普鲁士王国骑兵已经在此等候他们了。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抬头可以看到前方西边也就是右边有一片密不透风的森林。在这片森林中，一列普鲁士王国纵队正在疾速前进。从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的位置再往正前方不到四千米处，就是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此行的目的地。在托伦斯坦阴暗的岩石地上，一座破烂不堪的城堡主楼让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皱紧了眉头。主楼的一侧有一条路蜿蜒着伸进一片低矮的山丘中，主楼的另一侧则是坦能堡山 [36] ，山上覆盖着大片高大的冷杉。这座山犹如一位身形巨大的哨兵，守卫着眼前的峡谷。这座峡谷正是上波希米亚的关键地带。峡谷再往后仍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厚密的枞树在群山间无限延伸，并且似乎没有尽头。大座大座昏暗的山丘不知道能藏下多少军队。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和他的猎兵们随时都有可能在火速赶往救援的路上。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下达了前进的命令。骑兵迅速向托伦斯坦挺进。虽然骑兵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奥地利大公国人，但幸运的是，他们都被普鲁士王国骑兵赶走了。两军在托伦斯坦城堡主楼下交战。普鲁士王国骑兵对战奥地利大公国步兵。普鲁士王国的掷弹兵不断向托伦斯坦的城堡主楼靠近，没费什么力气就爬上了缓坡，接着又上到了更加陡峭的山坡上，从山顶向下俯视。又过了几分钟，普鲁士王国掷弹兵扫视山脚并噼里啪啦地放了几枪。山脚处倒下了一两个人。这算怎么回事！奥地利大公国骑兵分明赶在普鲁士王国掷弹兵前面到达了作战地点，但普鲁士骑兵已经横扫了山脚。波希米亚的关键地带就这样脱离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掌控。
1778年7月31日，两支普鲁士王国掷弹兵连队全副武装，整晚把守在托伦斯坦入口处，以防意外发生。至于奥地利大公国人，他们被普鲁士王国骑兵赶到了远处又深又暗的树林里。其实普鲁士王国士兵用不着这样戒备，因为就在这个对战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天，有三列普鲁士王国纵队分别在不同的位置和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的军队平行前进，以便为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和他的军队保驾护航。理查德·乔基姆·海因里希·冯·莫伦多夫 [37] 带领他的军队经过德利多富 [38] ，翻过地势稍高一些的山坡后，又从茂密的森林中穿过，一路向西行进。据说，这一带丛林深处有鬼魂出没，丛林中还蛰伏着各种奇怪的野兽。然而，说这话的人一定没有遇到过理查德·乔基姆·海因里希·冯·莫伦多夫撞见的东西——克罗地亚非正规军。理查德·乔基姆·海因里希·冯·莫伦多夫越过三道鹿砦 [39] ，在丛林中一路穿行，并不时和林中的克罗地亚非正规军发生激战，好不容易才抵达迪特斯巴赫 [40] 另一边的空旷地带。军队在这片地带宿营了一晚。此时，他们已经领先其余三路纵队。这种三路纵队平行前进的方法非常安全。接下来的几天，亨利亲王带领主力军迅速穿过这片土地前往加贝尔 [41] 。一切都很顺利，普鲁士王国军队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在伦布尔克和托伦斯坦，萨克森选帝侯国和普鲁士王国军队只牺牲了四名士兵，另有十二名士兵受伤。而奥地利大公国有十七名士兵阵亡，三十二名士兵受伤或被俘。在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大公国的这场战争中，损失比这次更大的战役比比皆是。然而，如果论战役的重大意义，没有哪一次能够和这回相提并论。
理查德·乔基姆·海因里希·冯·莫伦多夫
听到托伦斯坦告捷的消息，还在伦布尔克的亨利亲王怕是要喜上眉梢了。在亨利亲王看来，他大概已经将奥地利大公国最厉害的元帅 [42] 比下去了。毕竟，对方根本没有料到他会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举动。 [43] 亨利亲王对他想出来的这一招感到非常得意：“我们穿过了一条根本行不通的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走过这条路。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或许确实显得有些鲁莽了。然而，这也正是我们坚持要这么做的原因。因为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大概永远都不会料到我们竟会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这并不是说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不够聪明。毕竟，如果托伦斯坦当时能有两个营来把守，那么我们的军队就进不去了。”按照亨利亲王的说法，普鲁士王国似乎确实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并由此开辟了直通波希米亚腹地的道路。
在此之前，可怜的玛丽亚·特蕾莎还在兴高采烈地写信告诉在法兰西王国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我们残暴的敌人”老迈的腓特烈大帝处在行动受限的状态已有一个月之久。“从齐陶到奥西希的那片范围内，亨利亲王对我们也构不成任何威胁。” [44] 但目前，亨利亲王突然完成了这样一个壮举。这个消息实在出人意料。玛丽亚·特蕾莎一下子惊呆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本人也几乎呆住。于是，作为一个骑兵出身且反应能力极强的将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飞快地分析了亨利亲王接下来有可能采取的行动。亨利亲王的主力军目前大概在伦布尔克附近。如今，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所在的布莱斯韦德尔不堪一击。因此，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必须完全撤离易北河的防线，退到伊泽拉河 [45] 后方。亨利亲王谨慎地向前推进。而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则迅速朝后撤退。占领新阵地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太多流血事件。1778年8月2日，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主力部队到达希尔施贝格。1778年8月4日，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带领部队渡过伊泽拉河，并在科斯莫诺西 [46] 集结完毕。亨利亲王的军队排成纵列，如敏捷的巨蟒般在树林里穿行，然后一个不漏地占领了那些之前由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军队把守的位置。与此同时，亨利亲王还在盯着伊泽拉河另一边的奥地利大公国人。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仍然很紧张，他在巨大的焦虑中写信给约瑟夫二世，告诉约瑟夫二世他的部队比对方的兵力要少，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他还需要带领七万人去保卫约九十公里长的伊泽拉河战线。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向约瑟夫二世抱怨，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并请求约瑟夫二世要么找人接替他的职位，要么就给他增派兵力。但这次的约瑟夫二世表现得比之前都要聪明，他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准确的评估，然后以一种坚定的大将之风给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回信：“既然你已经丢掉托伦斯坦，那么，这次需要你保卫的就是图瑙 [47] 了。守住它，你、我及整个奥地利大公国就会安然无恙。丢掉它就相当于会一切优势都让给了亨利亲王。如果真是这样，亨利亲王就将和腓特烈大帝联手将你我都赶回去。这样一来，奥地利大公国就彻底完了。归根结底，你——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对亨利亲王带领的人数的估计并不一定准确，更何况你还有一支强大的萨克森兵团驻留在德累斯顿。我还会再派八个营过去一起帮你守住图瑙和塞米利 [48] 之间的伊泽拉河。无论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我们都必须要赢。” [49] 就这样，八月的第一个星期，约瑟夫二世摆出一副坚定的姿态对灰心丧气的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进行了一番指点，并向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说明了托伦斯坦失守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保住图瑙的重要性。这是一个英明的举动。1778年8月11日，约瑟夫二世还前去巡视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在慕尼黑城堡 [50] 的指挥部，并在那里遇到了垂头丧气的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回去的时候，约瑟夫二世对全军上下提出了批评。
1778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就在亨利亲王刚刚完成腓特烈大帝嘴里这场“漂亮的首秀” [51] 之后，欧洲政治舞台上突然发生了一起外交事件。然而，相关谈判是在约瑟夫二世不知情的条件下展开的，谈判的结果也没有对军事形势造成什么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个问题。1778年8月15日，腓特烈大帝终止了这个外交上的插曲。奥地利大公国和普鲁士王国都将注意力重新放到了战场上。目前，亨利亲王对伊泽拉河对岸的情况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这也导致对岸后方的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再次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担心几乎到了离谱的地步。而亨利亲王则表现得很平和，他为自己赢得了很大的优势，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担心的地方。然而，涉及接下来的行动，亨利亲王还是表现得很谨慎，他做出佯攻布金 [52] 的姿态，假装要对布拉格下手，但他实际上并不打算冒任何风险。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又被吓坏了，再次可怜兮兮地请求约瑟夫二世提供支援，并且差一点儿就放弃了慕尼黑城堡和伊泽拉河。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确实在1778年8月29日下达过要撤退的命令。直到发现普鲁士王国军队在后退时，他才将命令撤回。亨利亲王的主要目标是做好防守，以防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夺回加贝尔——顺便夺回托伦斯坦。“如果没了通向卢萨蒂亚的路，我们就没法撤退了。你不可能指望每次都能安然无恙地从周边地区穿过去。” [53] 和往常一样，亨利亲王对形势的估计是极其准确的。他已经拿军队冒了一次险，所幸取得了重大成功。但这次，他不会再冒险了。虽然在1778年8月26日到1778年8月29日这三天里，从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这边摆出来的架势来看，亨利亲王稍微一个动作就有可能是要过河的表现，但亨利亲王确实不会再冒风险了。他下定决心，接下来的行动都看腓特烈大帝的了。这样一来，所有利害关系就都转移到了腓特烈大帝身上。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奥地利大公国需要对付的人就是这位普鲁士王国国王了。
腓特烈大帝发现，他正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连续在一个地方停留了五个星期。他抱着双臂一动不动，眼睛盯着河对面的奥地利人，欣赏着弟弟亨利亲王做出的英勇功绩，却又没有任何要效仿的意思。1778年7月5日，腓特烈大帝向前挺进，一如1866年的腓特烈三世 [54] 那样穿过了纳霍德的大门。但不同的是，此时的腓特烈大帝发现，一条外崖迎面挡住了他的去路。腓特烈大帝似乎非常震惊，没想到他这么快就遇到了阻碍。他似乎本以为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此时应该在奥洛穆茨才对。然而，真实情况是他的行军速度太慢，并因此耽误了两天的路程。就在腓特烈大帝耽误的这两天里，奥地利大公国一方抓紧时间在普鲁士王国开展第一批侦察活动之前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防线。“如果不是普鲁士王国军队走得太慢，阿尔瑙和霍亨尔贝 [55] 肯定就被腓特烈大帝攻占了。” [56]
阿尔瑙到亚罗梅日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加固了的防线。这条防线掌握在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的手里。其中，从阿尔瑙到克奥尼金霍夫 [57] 这一带的防御力量稍弱一些，而从最后一个村庄到亚罗梅日的这段距离则是一面绝顶坚固的防御屏障。易北河流到克奥尼金霍夫就非常接近源头了。河流并不宽，河道即便从近处看也不是很显眼。虽然如今已经受到工业污染，但在当时，易北河还是一条细小的银色清流，很多地方都可以涉水而过，河两岸基本上也都是低而平坦的。对于普鲁士王国军队而言，过河本身不是问题，难的是如何安全上岸。河对面约半英里处有一片长满树木的高地，这片高地从克奥尼金霍夫一直延伸到亚罗梅日，是奥地利大公国的地盘。高地上架满了大炮。要是哪个部队从这里上岸，肯定会被打成筛子。幽密的树林仿佛一面黑暗的帘子，完全掩盖了这些大炮。然而，腓特烈大帝知道，身为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元帅的弟子，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一定深谙防守的艺术。腓特烈大帝估计得没错，无论是挑选阵地还是巩固设防，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都是一个公认的大师，而他这次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将一切都布置得无懈可击。
围墙修得高而宽，壁垒坚固又伟岸。防护垒 [58] 结结实实，骑士严阵以待。
整条防线上都安置了大炮。士兵们已经挖好了战壕，在防线上的薄弱点也纷纷立起了鹿砦和木栅栏。那些有可能成为对方登陆点的区域都加设了三条沟渠，并集中安置了大炮。一条条专门铺设的道路全部与河流呈平行方向并将整个防线连在了一起。这种设计非常巧妙，因为这样一来，无论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什么时候想要推进战线或改变位置都会很容易。无论是武器或部队，还是军需品，都能够迅速被运送到合适的地点。但普鲁士王国军队想要这么做就难上加难了，因为普鲁士王国在河对岸修的路恰好与河流互相垂直。事实上，易北河虽然流量很小，但比河后方的山更能起到防御作用。这条细小的河流就这样拦住了腓特烈大帝。比伊泽拉河拦亨利亲王拦得还要牢固。六个星期过去了，双方军队一直在注意着彼此的动向，中间只隔了一两公里的陆路。他们离得那么近，结果是各自的子弹和炮弹时常呼啸着掠过对方的地盘。白天，肉眼可以看到对面军营里兵器闪耀的光芒。夜晚，上百簇营火如萤火虫般在远处的高地上闪烁不灭。
腓特烈大帝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他此时偏偏又得扮演一个等待者的角色。他表现得非常不好，骂骂咧咧的。他周围人的表现也是一样。只是周围人的咒骂是无声的，而他则是有声的。他狠狠地训斥了他的军官们，并批评其中一个人搭帐篷的方式不对。他使用了好多尖刻的字眼，甚至对某位军官说道：“见鬼去吧！”起因是这位军官企图用三角学代替眼睛去测量一段距离。大家都对腓特烈大帝避而远之，就怕不小心有什么冒犯之举惹怒了这位恶毒的老国王。腓特烈大帝的继承人腓特烈·威廉二世 [59] 刚好是第一次上战场，他奚落这位伟大的亲戚，并称对方为“老臭脸”。其他人纷纷对此表示赞同。然而，虽然嘴上不饶人，但腓特列大帝并没有在行动上亏待过他的下属。除了日常的军饷，他还免费给士兵分发额外的面包和肉类。每隔两个星期，士兵们还能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豆子，而其余各种粮食也都按照成本或和成本接近的价格出售。与此同时，腓特烈大帝还强化了军队里本就已经非常严格的铁一般的军纪。在之后的战役中，腓特烈大帝同样展示出他那雅典人的一面。在沙茨拉 [60] 的营地，他创作了一篇《悼念伏尔泰》 [61] 。当时，伏尔泰刚刚逝于巴黎。二人之前亦敌亦友的关系已是世人皆知。然而，即使是这位故去的讽刺作家，恐怕也描摹不出腓特烈大帝此时表现出的那种古怪而复杂的人格——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和一位出色的战士竟在一群资质平平的奥地利大公国将领面前无计可施。腓特烈大帝一筹莫展，只好做些其他事情来消磨时间，譬如，咒骂手下的军官，与别的国家搞秘密谈判，改善军营里的伙食，加大军队中的处罚力度，以及后来创作了一首蹩脚的法语打油诗。腓特烈大帝的不作为对他的军官和士兵们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对于这些人而言，这位“老弗里茨”一度是战争中勇气和敏捷的化身。但现在，“他力量中那种自信的成分减少了，整个人的激情也减弱了。要知道在一开始，正是这两种因素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激励着整个军队团结一心向前奋进。” [62] 接着，腓特烈大帝和奥地利大公国在1778年8月15日的谈判破裂了。得知托伦斯坦的最新情况后，腓特烈大帝终于决定要做点什么了。毕竟，如果再不采取主动，就只能面对僵局束手无策了。只要约瑟夫二世和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军队还能以图瑙和阿尔瑙为中心随意活动，奥地利大公国就仍然占据着内线优势，而普鲁士王国的两支军队也会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要想完全确保自己的安全，普鲁士王国就必须隔断这两个地方的联系。图瑙是奥地利大公国防线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普鲁士王国取胜的唯一的机会。如果抓不住这个机会，那普鲁士王国就只能战败而归了。亨利亲王不愿穿过伊泽拉河攻占图瑙。这样一来，这个任务就落到了腓特烈大帝身上。事实上，腓特烈大帝一直很讨厌这种大规模更改作战路线的行动。原定的计划遭到破坏意味着有许多新的麻烦需要克服。更改作战路线是非常耗时的工作，并且会对作战造成延误。然而，除了这么做，腓特烈大帝又别无他法。此外，腓特烈大帝虽然已经决定在1778年8月15日展开行动，但已经不再有昔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行军速度和活力。他谨慎而缓慢地向前行军，一边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军队的优势，一边以一种谨慎负责的态度留意着手下士兵的安危。之前，腓特烈大帝身上一直带有一种高傲的自信。凭借这种自信，他取得过许多次伟大胜利，也付出过好几回重大牺牲。如今，这种高傲的自信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腓特烈·威廉二世
沙茨拉
1778年8月15日，腓特烈大帝在博克施道夫 [63] 安营扎寨。此地离从前的索尔 [64] 战场不远。很久以前，腓特烈大帝曾经在这片战场上痛击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当时的他简直是胆量和幸运的绝佳结合体。此时此刻，腓特烈大帝所处的方位或许能够带给他一些启发。1778年8月16日，腓特烈大帝准备挺进阿尔瑙。他写信告诉亨利亲王，如果行动成功，那么奥地利大公国就会被迫撤离原先的地方，进而后退到恰斯拉夫 [65] 。并且，腓特烈大帝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为了保护约瑟夫二世的生命安全，约瑟夫二世的军队已经被禁止实施任何作战行动——这当然是玛丽亚·特蕾莎所为。然而，腓特烈大帝的行动还是被人发现了。奥地利大公国在阿尔瑙的军队迅速得到增援。约瑟夫二世骑马赶到了阿尔瑙。眼见敌人正在加强防范，腓特烈大帝意识到，他为自己设置的任务太过艰巨了。腓特烈大帝写信告诉亨利亲王：“这里是这一带最险恶的地方。”于是，腓特烈大帝再次大费周折，指挥部队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1778年8月27日，两军在奥尔斯 [66] 附近相会。腓特烈大帝有六万人，而约瑟夫二世则有足足七万人。于是，腓特烈大帝再一次没有开战。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两支普鲁士王国军队只剩下一个选择。腓特烈大帝和亨利亲王都不愿意让各自的士兵冒险，再让他们的军队尝试进一步的危险行动。但如果就这么撤退的话，那对两支军队又都是一个巨大的侮辱。然而，再拖下去的话，军队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疾病正在军中蔓延，消磨着军队的战斗力。在腓特烈大帝这边，病死的士兵数量和逃兵的数量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一万人。1778年9月，撤退行动已成定局，亨利亲王再次带头做出了这一艰难的决定。一开始，腓特烈大帝建议亨利亲王退到利托梅日采 [67] 和易北河之间的地段。这样一来，亨利亲王仍然能够牵制对方的兵力。后来，腓特烈大帝又表示，亨利亲王可以直接退到齐陶。但亨利亲王还是决定采取第一个建议，带领军队从原先位置撤退到利托梅日采。用军事术语来说，这是一次异常撤退。要想这么做，亨利亲王就必须转移阵地。这样做的好处是亨利亲王可以继续消耗对方兵力，直到拖垮对方。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个计划都没有太大风险，此举的反常性或许还能起到误导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作用。1778年9月10日，亨利亲王的主力军开始撤退。虽然亨利亲王指挥撤退很有技巧，但普鲁士王国军队的动作仍然无法躲过某位首领的注意。此人刚毅果敢，见普鲁士王国军队要撤退，便率军前去骚扰。 [68] 撤退之路异常艰难。在狂风暴雨中，本就不好走的路现在更是流满了泥水，几乎到了无法通行的地步。马匹陷进地面，泥浆淹到了跗关节。马车的车轮也都淹在泥水里面。沿路乡村里的工人们被征用，带着绳索和拉车用的马匹，去拉那些陷进沼泽中的重炮。就连骑兵们也不得不借出他们的马，然后徒步前进。数百批马倒在路上，尸体逐渐腐烂。许多士兵都冻伤了，有的还因此失去了生命。一路风吹雨打，队伍里的马车变得破破烂烂，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武器。这些场景拼凑在一起，就是这次撤退行动的全貌了。到了德累斯顿，亨利亲王重新集结部队。他发现，加上从最重要的一场交火中存活下来的十六名伤员，他在这场撤退中损失了将近八千人。这个数字大约是他全军人数的八分之一。而晕头转向的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惊慌失措，竟然完全错过了这次机会，没能像以前那样抓住别人撤退的时机，狠狠地对敌人进行一番骚扰。
恰斯拉夫
利托梅日采
腓特烈大帝的撤退过程则没有这么艰难。他率军所走的路线要更短，拐的弯也更少。1778年9月8日，撤退开始了。然而，腓特烈大帝又在沙茨拉附近停了下来，要为伏尔泰创作颂歌。直到后来得知亨利亲王已经到达萨克森选帝侯国，他才重新启程。这一次，普鲁士王国军队依然撤退得很艰难，同样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而奥地利大公国的行进动作也表现出同样的迟疑。军队后卫卷入了几场战斗。奥地利大公国的达戈贝尔·西格蒙德·冯·乌姆瑟尔 [69] 和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威廉二世都在战斗中大显身手。然而，不顾轻骑兵军官们的恳求，在军队里一片几乎清晰可闻的低声抱怨中，约瑟夫二世严厉地下了禁令，不准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前去追击撤退中的普鲁士王国军队。毕竟普鲁士王国军队有可能是在引诱奥地利大公国军队走向一个陷阱，再说奥地利大公国军队此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要知道，正是在沙茨拉附近，腓特烈大帝曾经大败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纵横沙场的腓特烈大帝为他赢得了惊人的名望。得意时，这种强有力的名声能够护他周全。而到了危难时刻，这种名望依然是他的保护伞。
达戈贝尔·西格蒙德·冯·乌姆瑟尔
战役接近尾声时，仍有一些部队在悄声埋怨约瑟夫二世的决定。但平心而论，在约瑟夫二世的带领下，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当时最顶尖的两位将领 [70] 均没能带领各自的军队挺过波希米亚的冬天。后四十年 [71] 里发生的所有战争中，奥地利大公国还从来没有靠一己之力在交战第一年就将对方从奥地利大公国的领土上逼退过。然而，约瑟夫二世似乎并没有将这一举动看成多大的胜利，因为普鲁士王国占领了一部分奥地利大公国的土地，而土地上的人民正在遭受残酷的折磨。面对这番情形，约瑟夫二世几乎陷入绝望。在对土地和人力的各种征用工作上，亨利亲王与他冷酷的哥哥“毫不含糊地执行着他们的工作”。然而，在约瑟夫二世为他的农民们感到难过的同时，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声望同样受到了打击，这或许也算是为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报了仇。情况是这样的，这位老国王心中冒着怒火，嘴里吐着咒骂，最后放弃了波希米亚。波希米亚的价值之于腓特烈大帝，就好比他的别墅之于一名捷克农民。然而，他就这样丢掉了这笔对他来说无比珍贵的财富。以往总是第一个冲锋陷阵并以闪电般的速度著称的腓特烈大帝，最后反倒被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元帅的徒弟们带进了一个死胡同。要知道，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之前一直是他嘲弄的对象，也是他的手下败将。全世界都处在巨大的震惊当中。阿尔瑙和亚罗梅日战线上发生的事情使整个欧洲意识到，普鲁士王国的掷弹兵也并非像人们以往所想的那样战无不胜。
整个冬天，双方的各种小规模冲突仍在继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779年3月月初。但事实上，腓特烈大帝带军撤出波希米亚时，战争就结束了。对于这场战争，我们很难挑出一些重要的作战行动进行点评，因为双方其实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腓特烈大帝似乎反而成了这场战争中第一个犯错误的人。他错就错在将两支军队的人数设置得一样多。虽然这种安排赋予了他和亨利亲王二人内线作战的巨大优势，但与此同时，他和亨利亲王都不得不高度集中精力去想办法对付和各自手下军队兵力相当的对手。亨利亲王用了一个高明的计策，包抄了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侧翼，并将其逼退到伊泽拉河。然而，即使是此举也未能减轻腓特烈大帝的负担，或抵消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占有的方位优势。事实上，腓特烈大帝最初制定计划时似乎是基于一种猜测，即奥地利大公国的一部分军队将要进军卢萨蒂亚，从而进一步攻占柏林。为了阻挠这个计划，腓特烈大帝派亨利亲王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前往萨克森选帝侯国，准备包抄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直到战争开始，腓特烈大帝才发现他估计错了。奥地利大公国的主力军并没有沿着科尼格拉茨 [72] 一直分散到摩拉维亚。相反，对方固守在西里西亚边境几英里内的壕沟中。腓特烈大帝早就发现，在阿尔瑙，他很难向前推进他的军队。如果想迎来转机，他要么在摩拉维亚牵制住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要么就只能鼓励亨利亲王实施更进一步的行动，以抗击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最后，他什么都没有做，只往摩拉维亚派了分遣队，并向亨利亲王提出了相关警告。
好在亨利亲王并没有因为立过大功就成了一个听不进劝的人。从1778年8月29日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命令军队撤出伊泽拉河的行为来看，如果此时大胆出击，那么成功就属于亨利亲王了，而如果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被迫撤离伊泽拉河，那么约瑟夫二世在阿尔瑙和亚罗梅日的阵地就可能守不住。这样一来，普鲁士王国便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此举确实包含风险，但对于一位天才指挥官来说，这种风险值得一冒。然而，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亨利亲王的看法和腓特烈大帝的看法并不一样。在1779年的一次通信中，这两个人的不同之处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信中，亨利亲王向腓特烈大帝表达了他的不满。亨利亲王认为，普鲁士王国军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所做的战略部署显得过于轻率。亨利亲王举出种种因为草率行事而造成毁灭性后果的例子，他列举了拉米伊 [73] 的维勒鲁瓦公爵弗朗西斯·德·纽夫维尔 [74] 、丰特努瓦 [75] 的威廉·奥古斯塔斯亲王 [76] 及奥地利大公国的查理·亚历山大 [77] 。查理·亚历山大曾经在洛伊藤 [78] 的战场上惨败给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在回信中的语气很尖锐。他说道，这些军官们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行事鲁莽，而是因为他们的战略部署很差劲，要么就是他们选择的作战场地有问题。“你如果每次都思来想去迟迟不敢开战，那就永远抢不到财富，也成不了贵族。古往今来，战争就是一场盛大的赌博游戏。谁最会赌，谁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掌握话语权。” [79] 两封信鲜明地展示出二人之间的差别。一位是有本事的将领，另一位则是将领中的天才。腓特烈大帝想要有所作为是很容易的，但他这次什么都没做。亨利亲王赢得了新的赞誉，尽管他始终拒绝迈出最后一步 [80]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迈出这最后一步，亨利亲王就会赢得一场能够使他名垂青史的胜利。腓特烈大帝如果处在亨利亲王的位置上，并且再年轻几岁，那一定会踏出这最后一步。而现在的腓特烈大帝则是等到行动的关键时刻过去以后，再发表几句充满智慧的军事格言，就心满意足了。
维勒鲁瓦公爵弗朗西斯·德·纽夫维尔
威廉·奥古斯塔斯亲王
查理·亚历山大
腓特烈大帝已经不是当年洛伊藤的那个腓特烈大帝。这话并不假。但说实在的，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其实也不再是当年库勒斯道夫的那个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了。整整十年来，他那种散漫的习气一直被人们看在眼里。一直有点儿反复无常的他如今几乎变得有些堕落了。玛丽亚·特蕾莎甚至打算罢免他，却被约瑟夫二世阻止。一转眼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在七年战争中的那些英雄里面，只有亨利亲王的声誉提高了。从未错过一次机会，也从没冒过太大风险，才华横溢的亨利亲王就这样盖过了两名天才的光芒。至于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和约瑟夫二世，这两个人的角色扮演起来并不需要耗费什么功夫，得到的回报也非常划算。对于他们而言，即使丢掉了战无不胜的名声，至少也一直会是世人眼中杰出的领导者。军队管理有序、军需供给充足、防御工事强大及对手覆灭数量超过两万人，这些成就大部分都要归于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但其中也有约瑟夫二世的功劳。约瑟夫二世虽然非常尊重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在军事上的判断，但从天性上来讲，约瑟夫二世无论如何都无法死心塌地地扮演一个马前卒的角色。此外，不管怎么说，在托伦斯坦之后的关键时刻，幸亏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来重振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的勇气。此外，坚持保住伊泽拉河和阿尔瑙阵地的决定，也说明约瑟夫二世具有行事谨慎和善于决断的优点。一直以来，约瑟夫二世唯恐农民的房屋和田地会遭到劫掠，还总是担心他的士兵的处境不够安全。这是他那和蔼可亲的人格所衍生出的弱点，同时也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对农民和士兵的福利表现出莫大的关心。此外，虽然他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有所抱怨，但约瑟夫二世做出的种种举动实际上已经很大程度地打破了奥地利大公国战败时的传统。并且直到最后一刻，约瑟夫二世还在尽力重振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的军威和士气。约瑟夫二世担心他的部下会暴露，但至少他不惧怕暴露自己。而当部下看到作为皇帝的他睡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并且身上只盖着一件披风时，看到他和士兵们亲如兄弟并时不时和士兵们分享食物，或看到他在枪林弹雨中骑着马勇敢冲锋时，士兵们是这样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的：“皇帝头上的皇冠和我头上的帽子一样，毫无遮蔽地暴露在危险的战场上。这样一来，我还有什么理由感到害怕呢？” [81]
总体而言，这场战争赢得了一个绰号，叫“李子和马铃薯战争”。原因是相比打仗来说，交战双方的士兵们将更多时间花在了偷东西或想着怎样擅离部队上面。1778年8月，约瑟夫二世不失智慧地道出这样一个事实：“腓特烈大帝留在这儿是为了寻找食物，我则是为了征募新兵。”这场战役是阵地战、运动战及反运动战的经典实例。总之，普鲁士王国军队遭到了重创。此外，虽然双方没有大的作战行动，但亨利亲王大胆夺取托伦斯坦这一行为及腓特烈大帝的不作为之谜都很值得我们进行一番军事研究。遗憾的是，战役刚打响时，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凭借他准确的直觉所设想的那个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他本打算联合奥地利大公国各方兵力在战争初期就击败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这在当时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但谨慎的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和约瑟夫二世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不过，整体考虑下来，后两者的决定或许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除此时外，腓特烈大帝什么时候害怕过比他的士兵数量要多的敌军呢？最重要的是，战争刚开始时，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腓特烈大帝个人的声望更能为普鲁士王国军队增添补给和助长士气了。据拿破仑·波拿巴估计，腓特烈大帝只要出现在战场上，就相当于为他的军队带来了四万人的增援。一向谨慎的阿瑟·韦尔斯利 [82] 也对这个数字表示赞同。的确，只要想想腓特烈大帝有多少次排除万难取得胜利，想想他的名字是多少普鲁士王国人的骄傲，同时又是多少奥地利大公国人的恐惧，我们就会意识到，拿破仑·波拿巴给出的这个数字其实是相当合理的。至少在战争之初，当这位年迈的国王 [83] 沿着战线骑马飞奔时，他驼背的身子依旧稳坐在马鞍上。他的身上是那件褪了色的红蓝制服。他手中握着那根著名的带有一个弯钩的拐杖。他年老而瘦削的脸庞看起来就像老鹰的脸一般锐利机警，在战斗中焕发出奇特的光辉。士兵们看在眼里，心中就会感到备受鼓舞。
阿瑟·韦尔斯利
亨利亲王确实为这场战役下了大功夫，而腓特烈大帝则更是在其他二十余场战役中鞠躬尽瘁。从此，两个人树立起不可动摇的威名。这也是两人打的最后一仗。无论胜利或失败，今后都不会再有。至于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和约瑟夫二世，似乎是对他们短暂成功的一种悲剧性的回报，失败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耻辱已经在未来等着他们。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的名声跌落得最厉害。然而，这个具备天才特质的男人还将再一次体会战争的乐趣，并感受胜利所带来的喜悦，然后光荣地赎回他的名声。十年后，当奥地利大公国的希望跌落谷底，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就会干出一件能够和萨伏伊的尤金所立下的功绩相媲美的大事，然后在炮火的轰鸣声和士兵们的欢呼声中进入贝尔格莱德 [84] 。无数座教堂将响起吟唱感恩赞美诗的歌声，千万祈祷者将为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祷告。此时的约瑟夫二世已经走到生命的终点，谦逊的他会向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致敬，并感谢这位奥地利大公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这都是后话了。此时的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和弗朗茨·莫里茨·冯·拉西及约瑟夫二世并不知道在未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这三个人走下战场，回到维也纳，受到了英雄的礼遇。而另一边的腓特烈大帝呢？他的军官们都在交头接耳，认为这位年迈的国王已经不再中用，是时候将军队交到他的弟弟或侄子的手里了。 [85]
注解：
[1] 新一轮的改革者，即以主张开明专制的约瑟夫二世为首的奥地利大公国政府部门。
[2] 利涅家族是比利时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可以追溯到11世纪。家族的名字来自它的发源地阿特和图尔奈之间的一个村庄。
[3] 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Charles Edward Stuart，1720—1788），詹姆斯二世的孙子。
[4] 萨伏伊的尤金（Eugene of Savoy，1663—1736），神圣罗马帝国将领、政治家，奥地利大公国大公，欧洲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之一。
[5] 查理大公（Archduke Charles，1771—1847），泰申公爵，奥地利大公国陆军元帅，被视为拿破仑最强大的对手之一。
[6] 腓特烈大帝对亨利亲王的评价。
[7] 库勒斯道夫，波兰西部的一个村庄，靠近奥得河和德国边境。
[8] 利奥波德·约瑟夫·冯·道恩（Leopold Joseph von Daun，1705—1766），奥地利大公国陆军元帅。
[9] 奥地利学派是作者自创的一个词。作者在本书的附录中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解释。
[10] 强盗贵族指中世纪的一些经常对流经他们领地的河流或领地上的道路收取高额费用的封建领主，收费对象是过路的平民。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授权，却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这些人被称作“强盗贵族”。
[11] 科尼斯坦位于皮尔纳和捷克边境之间，在比拉河与易北河的交汇处。利连斯坦山位于易北河东边。
[12] 托伦斯坦是捷克北部的一个小镇，地处捷克边境。
[13] 纳霍德是捷克的一个小镇，位于梅图耶河河谷之中。
[14] 易北河是中欧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捷克北部，穿越波希米亚汇入北海。
[15] 伦布尔克是捷克北部靠近边境的一个小镇。
[16] 截至1778年1月，具体的数目如下：腓特烈大帝，八万人，四百三十三支枪。约瑟夫二世，十二万八千人，四百二十三支枪；亨利亲王，八万人，四百三十三支枪。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之后得到了增援），七万人，二百五十二支枪。——原注
[17] 尼米斯，捷克北部小镇。
[18] 亚罗梅，捷克境内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一个小镇。该镇位于乌帕河、梅图耶河和易北河三条河流的交汇处。
[19] 齐陶，位于今捷克、德国和波兰交界处。
[20] 伊钦，捷克境内赫拉德茨克拉洛韦的一个小镇。
[21] 卡尔·约瑟夫·哈蒂克·冯·福塔克（Karl Joseph Hadik von Futak，1756—1800），奥地利大公国军队指挥官。
[22] 赫拉德茨克拉洛韦，易北河上游的一座捷克城市。
[23] 卡洛纳：《约瑟夫二世的人生笔记》，大英博物馆，第27号增补手稿、第487号增补手稿。——原注
[24] 阿尔瑙，捷克北部的一个城镇。
[25] 奥西希是捷克城市，也是其同名地区的首府。位于比利纳河和易北河交汇处。
[26] 梅陶罗河，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地区的一条河流，发源于亚平宁山脉。
[27] 布伦海姆，位于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自治市，由几个村庄组成。它在奥格斯堡以北，多瑙河的左岸。
[28] 希尔施贝格，捷克的一个城镇，位于马卡湖岸边，周围是茂密的森林。
[29] 迪波尔迪斯瓦尔德，位于今德国萨克森州的一个小镇，距德累斯顿以南十八公里。
[30] 皮尔纳，位于今德国萨克森的一个小镇，坐落在德累斯顿附近。
[31] 布莱斯韦德尔，位于捷克最北端的利伯雷克地区。
[32] 猎兵，法兰西军队和比利时军队中的一种轻型步兵，以速度著称，尤其擅长追击敌军。
[33] 格奥尔根塔尔，位于今德国的图林根尼亚州。
[34] 威廉·塞巴斯蒂安·冯·贝林（Wilhelm Sebastian von Belling，1719—1779），普鲁士王国轻骑兵将领。
[35] 施翁林德，位于捷克奥西希地区的一个小镇，在托伦斯坦附近。
[36] 坦能堡山，位于今萨克森州。
[37] 理查德·乔基姆·海因里希·冯·莫伦多夫（Wichard Joachim Heinrich von Möllendorf，1724—1816），普鲁士陆军元帅。
[38] 德利多富，位于今捷克北部边境的一个小镇。
[39] 鹿砦是一种野外防御工事，由铁丝将树枝编在一起作为地面上的障碍物，树枝尖端向外指向敌人。
[40] 迪特斯巴赫，位于今波兰。
[41] 加贝尔，位于捷克的利贝雷茨。
[42] 指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
[43] 值得注意的是，1866年，普鲁士王国军队从德累斯顿出发，并没有沿易北河下行，而是顺着亨利亲王走过的路线越过了伦布尔克。——原注
[44] 1778年8月3日。阿尼斯：《玛丽亚·特蕾莎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维也纳，1865，第252页。——原注
[45] 伊泽拉河发源于波兰和捷克边境，止于波希米亚中部。
[46] 科斯莫诺西位于波希米亚中部。
[47] 图瑙是捷克北部吉泽拉河河畔的一个小镇。
[48] 塞米利是捷克波希米亚地区北部的一个小镇，临近吉泽拉河。
[49] 事实上，亨利亲王手下实际能够作战的士兵只有六万五千人。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则有七万人。见奥斯卡·克里斯特：《约瑟夫二世时期的战争》，第102页有这封信的正文。——原注
[50] 慕尼黑城堡位于捷克波希米亚中部地区，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
[51] 指攻夺托伦斯坦。
[52] 布金，位于捷克波吉米亚南部地区的一个村庄。
[53] 奥斯卡·克里斯特：《约瑟夫二世时期的战争》，第97页。——原注
[54] 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1831—1888），德意志帝国皇帝兼普鲁士王国国王。
[55] 霍亨尔贝是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北部的一个小镇，坐落在易北河的上游。
[56]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第102卷，柏林，1778年12月1日，休·艾利奥特致亨利·霍华德。其中提到的史实以参战的军官们所提供的信息为依据。——原注
[57] 克奥尼金霍夫是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易北河河谷中的一个小镇。
[58] 防护垒，一种放置于土堆上以抵御炮火攻击的小型防御工事，中世纪晚期到19世纪在北欧地区广泛使用。这种类型的防御工事在英国也很常见。
[59] 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1744—1797），1758年被立为普鲁士王国王储，后继任腓特烈大帝成为普鲁士王国国王。
[60] 沙茨拉是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的一个城镇。
[61] 伏尔泰去世后，许多同时代的学者、作家及其他名人纷纷为他撰写悼词。其中有些悼词流传至今。腓特烈大帝写的这篇悼词内容不详。
[62] 《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第102卷，柏林，休·艾利奥特致亨利·霍华德，1778年12月1日；另见《政府文件——国外部分》，普鲁士王国，第103卷，柏林，休·艾利奥特致亨利·霍华德，1779年12月12日。休·艾利奥特的每处记述均建立在参与过这场战役的人提供的信息之上。1778年之前，休·艾利奥特对这场战役了解得并不多。另见明托夫人：《休·艾利奥特回忆录》，第164页。——原注
[63] 博克施道夫，位于今波兰西南部靠近边境地带的一个村庄。七年战争中的博克施道夫战役发生在此地。
[64] 索尔，位于今波兰西南部下西里西亚靠近边境地带的一个村庄。
[65] 恰斯拉夫，位于今捷克波希米亚东部地区的一个城镇。
[66] 奥尔斯，位于今波兰下西里西亚东部的一个城镇。
[67] 利托梅日采是捷克北部易北河和欧杰里河交界处的一个城镇，距布拉格约六十四千米。
[68] 沿齐陶撤退的是萨克森选帝侯国的部队。恩斯特·吉迪恩·冯·劳东以为这是普鲁士王国的主力军，便一直跟随着他们。——原注
[69] 达戈贝尔·西格蒙德·冯·乌姆瑟尔（Dagobert Sigmund von Wurmser，1724—1797），奥地利大公国陆军元帅。
[70] 两位将领，指腓特烈大帝和亨利亲王。
[71] 后四十年，指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年。
[72] 科尼格拉茨是捷克城市，位于波希米亚的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处于易北河和奥尔里斯河交汇处。
[73] 拉米伊，比利时城市。此地发生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拉米利斯战役。
[74] 维勒鲁瓦公爵弗朗西斯·德·纽夫维尔（Duke of Villeroy，1644—1730），法兰西王国军人。
[75] 丰特努瓦，历史地名，位于今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附近。此地发生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丰特努瓦战役。
[76] 威廉·奥古斯塔斯亲王（Prince William Augustus，1721—1765），坎伯兰公爵，乔治二世之子。
[77] 查理·亚历山大（Charles Alexander，1712—1780），洛林人，奥地利大公国上将。
[78] 洛伊藤，位于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亚的一个村庄。在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在这里打败了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
[79] 舒宁：《巴伐利亚公国王位继承战争》，第252页、第254页。亨利亲王的信，1779年2月17日。腓特烈大帝的信，1779年2月19日。——原注
[80] 亨利亲王原计划带领军队越过易北河，从后方攻打奥地利大公国的军队，但后来认为此举风险太大，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
[81] 参见卡洛纳：《约瑟夫二世的人生笔记》，大英博物馆，第27号增补手稿、第487号增补手稿。其中有奥地利大公国军官们对战火中的约瑟夫二世的描述。——原注
[82] 阿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1769—1852），第一代威灵顿公爵，英裔爱尔兰政治家，英国19世纪杰出的军事和政治人物，曾经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过拿破仑·波拿巴。
[83] 指腓特烈大帝。此时的腓特烈大帝已经六十六岁。
[84] 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首都，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的交汇处。
[85] 在了解过18世纪的战争和现代战争之间的差异后，读者应该就能明白，研究这场李子和马铃薯战争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在阅读这部分内容时，读者可以对比参考里士满战役和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及奉天会战。这三场战役建立了防御战的现代作战理论。近代也有很多人对这场李子和马铃薯战争做出了精彩的评论，见《季刊》，1919年9月，第555页，作者西德纳姆在文中将这场战役称为“防御手段发挥力量的极端实例”，并将这场战役和近代的一些历史事件做了有趣的对比。有意思的是，神圣罗马帝国总参谋部从未对腓特烈大帝打的这场李子和马铃薯战争做过专门的研究。事实上，这是腓特烈大帝打过的最具有现代战役风格的一场战役了。克劳塞维茨认为战壕在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不大，因此也不是很关注这场战役（参考《孙子兵法》第六篇和第七篇）。然而，18世纪时，挖掘战壕这种防御方式在一般情况下似乎确实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话又说回来，这场“李子和马铃薯战争”并不属于一般情况，因此是值得我们现代人进行学习和研究的。——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