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北京
德国使团友善地请求李鸿章先生同意与我进行一次对谈。至于他是否会接见我，我们心里没底。此时的中国官员都尽可能地回避与欧洲人士接触，如果在谁住处附近出现了一位欧洲记者，那他们很可能直接在大门外横摆上一根大木棍。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局面会如何演变，在这个节骨眼上，人心惶惶，所有人都避免进行任何会危及自身安全的访问。
而李鸿章一如往常，他是唯一一个不会心怀恐惧的高官。他同意了使团的要求，并安排第二天就接见。这一天，也正是欧洲军队进入北京的日子。当我们正要准备出门进行拜会时，李鸿章让他的秘书捎来了一封信，信中表示：由于身体微恙，请原谅他取消当日的会谈。欧洲联军进入北京，不难设想中国官员会为此感到头昏脑涨。但李鸿章处理会谈的事情还是典型的中国风格。对德国记者的申请，答复是同意的，因为他不想直接反对而显得不礼貌，但同时他也力图避免这样的会面，因此在会谈举行的当日，他“生病”了！
不过，李鸿章可能不太像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中国人。几天之后，他的病痊愈了，于是又重新敲定了会谈时间，德国使团通译冯·达高兹先生将会与我同行。在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的专业人士中，冯·达高兹先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而且他身上还常带有容易让欧洲人困惑与误解的中国式素养。他能呈现出清新、吸引人的独特人格特质。在拜访李鸿章时能有这样一个通译，能将谈论的事务在各细节处忠实地迻译成中文，并以同等的精确性努力予以答复，对这次对谈而言真是难得的机缘。
我们坐上一辆马车，是那种底下没有避震弹簧的北京马车。行进中它会将路面上的不平之处和遇到石头产生的震动都传到身上，堪称是人类所发明的事物中最可怕的一种“酷刑”交通工具。在前方带路的是领事馆的骑士，后面则跟着一位骑着马的中国仆役。我们从领事馆向右转，在通往皇宫的大道上走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向右转，走到了窄巷之中。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后，马车与骑士停在了一条不甚宽广的街道中央。这条街道人车较少通行，安静、人烟稀少。李鸿章在他儿子的住处等着我们。这栋房子是木制的，如同一般的中国建筑一样，房间仅有地面上的一层。屋子是新建的，鲜亮的绿色外漆与邻近脏污的灰色民屋形成了强烈对比。从屋前宽广的临街与空地可以看出，这里一定住着有钱人。
领事馆的骑士先去递交我们的中文拜访函，他回来告诉我们拜访被核准了之后，我们便立即走下马车。步行走过大门，穿过用大片长方形石板铺成的干净园子，踏上石板阶梯，李鸿章老先生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门几乎跟他的身高一样高，让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要高大一些。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样貌，令人肃生敬意。
他穿着简单的居家服饰，一件红棕色锦缎长袍，一件蓝色丝质外衣，外衣上的纽扣没有扣上，脖子领口附近还有些磨损。晒得黝黑的脸孔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欧洲时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不是一般中国文人用的那类怪异样式的（夸张、奇异、不寻常的），而是金色细框的欧式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精明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有时也会目露凶光。他说话的声量很小，听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为上了年纪声音有点儿糊在一起（法国人称此为口齿不清）。可能的话他尽量寡言少语，起码一开始是这样。
之后他的话变得稍微多了起来，但依旧掌控着话语的内容，并带着狡黠的目光。有时候他会在说话时突然冒出短暂的笑声，此时，他嘴巴里的黄牙便清晰可见，那是牢固、修长的犬齿。当他这么笑的时候，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但随即又恢复严肃与呆板。这位老先生的头上已经毛发不剩，头皮下是骨骼强健的圆形头骨。
李鸿章手上拿着一根有着象牙握把的黑色木质拐杖。由于他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中国的俾斯麦（这是某些欧洲马屁精一直对他说的奉承话，说久了他自己也就相信了），所以弄来一支铁血宰相晚年携带的拐杖复制品也不无可能[2]。
我们现在所在的房间是一间有着石头地板的前厅，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在角落旁放着一张欧洲皮椅，皮椅前方另有几把中式椅子，后面是房子的内部，被一面漆着绿色的木板隔着。当没有访客时，板子似乎会被摆回去。李鸿章同我们握手，让我介绍自己的名字，并看我们给他的拜访函。他尝试着读我的名字。之后他便坐到皮椅上，并请我们在椅子上入座。他伸着两只脚，穿的是柔软的中国布鞋，腿上是白色麻布制成的裹腿。之后他向我们介绍他的孙子，年仅十三岁、想法十分开明的中国青年。德国的反犹主义者大概会把他隆起的鼻子视为他亚洲纯正血统的一种反证。这位年轻先生穿着深紫罗兰色华丽长袍，礼貌但有点害羞地向我们伸出手握过之后，就在一张稍远的椅子上直挺坐下，专心听他的祖父说话。
皮椅的不远处已经有一位赖姓仆人随侍在侧。双方在谈话时，李鸿章一会儿要他拿东一会儿要他拿西。首先他要香烟。他用一个小巧的镀金滤嘴抽着，之后又要金属制的水烟烟斗，忠实的赖姓仆人得把烟管放进他嘴里。然后是一杯茶。除了水烟之外，他也给我们提供了所有服务。李鸿章在他的皮椅上放了一只壶，像是一个被开启的容器。他不时会把它拿到嘴前，往里头吐上一口，然后再放回原处。由于所有的门都是开着的，风吹得有些夸张，我们身上都穿着外衣，但还是感觉冷。“赖”在没有被呼叫的情况下，主动拿来了一顶中国家居帽，戴到老先生光秃秃的头上。
从试图了解我开始，李鸿章开始和我对谈。他用拐杖指着我，提出了一堆问题：为何从德国过来？在中国多久了？拜访过哪些地方？在胶州停留了多久？何时会回欧洲？
之后出现了空当，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提问，并把谈话内容带到重点上。我说道：因为《法兰克福日报》正确地预料到眼前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才派我来到北京。目前我只是个异乡客，不懂得如何去理解这场危机，如果能够从您那里得到对以下这个问题的答复我将感到十分幸运：“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鸿章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说道：“错在年轻官员。”
“为什么？”
“资深、有经验的官员，被不曾处理过国家事务的年轻一代排挤出去了。他们想从中获得利益，直到最终不能再走下去为止。经过这次危机，这些比较年轻的官员已经被铲除了。”
“这次的巨变，若是能让资深官员重新回到职位上，应该会是好事。但这样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而人们已经从中看到，目前处于艰困时期的中国还没有给像您这样的人职位。”
老先生兴奋地点了点头，确认这也是他的看法。但他仍旧迟疑，没把话说得更清楚。因此我必须稍微试着催促他一下。
“就我所知，”我说道，“如果没有一个适当人选能够代表中国政府的话，是无法掌握目前状况的要害的。外国使节们眼下要跟谁进行协商呢？我可以想象，他们现在正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
之所以如此想象，是因为我有我的理由。冯·达高兹先生（Herr Von Goltz）确认了我的想法，他表示，德国使团如今已不再进出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已经被弃置了，李鸿章也被赶出衙门了，那谁还会留在那里呢？
“是呀，但是政府一直都在。”李鸿章回答。
“政府光在那里是不够的。”我回应说。
“政府必须发挥点职能。现在事情已经过头了，中国会面对后果的。最起码，中国的信用会遭受损害。”
李鸿章解释说：“只要中国还能支付贷款利息，便不需要为金融信用一事担惊受怕。目前利息都是按时支付着。”
“与这些贷款与利息有所关联的是过去。关键是未来，中国更需要信用。欧洲企业的时代现在正要开始，这需要动用欧洲资本。如果欧洲不给你们钱，中国连铁路也不能修了。”
“那就不要修。”李鸿章沉着地说着。
在欧洲，这位先生被当作是追求现代化的先锋，但从他口中听到这番话，让我感到讶异。冯·达高兹先生则提出实例加以说明，中国是如何在最近的事件中丧失信用的：比利时人不想再为北京至汉口这条由他们负责的路线提供更多资金。德国商业联盟也对新疆到天津的铁路计划感到茫然，表示想要撤回。
我再次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欧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国官府里头坐镇。对中国的信用来说，李鸿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实在无法理解，竟然不让您继续服务。在领导中国的官员之中，您几乎等同于中国信用的名号，如今竟毫无作用。”
李鸿章眼睛眨也不眨地听着这些赞扬的话，似乎可以察觉到，这些话打动了他。他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外国人是依照过去的成就来理解我并推崇我，但如果中国人并不这么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
“这毫不虚假。俾斯麦首相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赢得所有文明国家的信任，唯独没办法让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鸿章说。
“那么您又为何失去了贵国皇帝对您的信任？”
“人们抨击我，认为我对外国人太过偏袒。他们称我是卖国贼。”
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这三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
“现在，太后已经重新回到大位上，她比较了解您。而您可能很快又要重新执掌国家事务。我十天前从天津出发时，全世界都企盼着能再次见到您以总督的身份出现。”
李鸿章摇了摇头说：“我不相信。”（无论他信或不信，李鸿章不久后还是又被赋予了国家职位。）
“太后到底为什么要重新掌握政府？”我问。
“皇帝病得很重，但还是与太后一同治理国家。在宫廷上，两个人并肩坐着。民众欢迎太后，而外国人只欢迎皇帝。就连伊藤侯爵也拜访了他。”
关于伊藤侯爵的访问正好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件事，李鸿章三缄其口。因此，可以从中得知，之后的说法大概与事实相差不远。
“但不管如何，太后似乎掌握了实权，而她的统治总是具有鲜明的反动色彩。这给人一种观感，仿佛她所下达的所有政令，目的都是把近日的进步成果给摧毁掉。皇帝曾经指示，今后所有的国家科举考试中，除了中式学科之外，西洋学科也要一并测验。这个决定在中国学者那里是被推崇的，许多考生也为了学习西洋科学购买了昂贵的书籍。但昨天太后下了一道懿旨，科举考试将一如往昔，只测验中国学科。太后还禁掉了所有的报纸。我很想知道，像您李鸿章先生这样的开明人士，难道会容忍这种开倒车的做法吗？”
“实施报禁很合理，因为有太多的不实报道。就算不把报纸禁了，也要直接禁止中国人读报。”
我们都笑了。我们以为李鸿章又开了一次玩笑，但其实他很认真。
他说：“没有报纸在呈现真实。”
我以所有同业之名在他面前鞠了个躬，半是恳求半是拜托。
李鸿章用他的拐杖指了指我，说道：“连你们的报纸也报道了一些不真实的东西。”
“如果一份报纸每天要处理成百上千来自全世界的消息，其中有可能会有点错误。但是大量的消息都是正确无误的，尤其是《法兰克福日报》，从未向她的读者报道过错误的事。《法兰克福日报》的成员是如何努力从最佳的新闻来源进行报道，您从我这次的拜访里头就可以看出来。”
“你做得对。”李鸿章认同我的话，“不管在中国人或是外国人面前，我都是快人快语。你们可以相信我说的所有东西。”
在进行对谈的前一天，我向某位人士表示李鸿章将会接见我，他建议我，提问时不要太过拘束，然后又说：“当然，这老家伙说的话，一字一句你都不必相信。”李鸿章诚恳与否，欧洲人观点似乎并不一致，此时李鸿章自己所言，也许我们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我依然相信此时自己的感受。
李鸿章又回到报禁的话题上：“这真是个十分不高明的做法，因为所有的报纸都是欧洲人跟日本人的；而这样的禁令也必然毫无效果。当政府宣布他无法执行的规定时，必定会给人负面印象。之所以会有这种没头没脑的规定，显然是总理衙门里坐着的那些对政事毫无概念的人想出来的。必须把他们全撵出去！”
“像您这样务实的官员也会被迫从总理衙门里被请出来！您知道吗，全世界的人都在说，您的下野是英国人造成的。”
“这并不正确。”
“报纸上还报道，您跟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
“全是鬼扯。”
于是李鸿章说了一长串的故事：这位英国大使来到总理衙门，向他们反映，中国政府在北京—汉口铁路一事上太偏袒俄国人的利益。李鸿章的意见与他相左，并指出事情根本不是这样。那次的意外事件就仅限于此，没有任何冲突发生。李鸿章此时否认他与英国之间曾发生过敌对，相当值得注目。在对话过程中，我试图要挑起他咒骂英国人的努力，全都白费了。这个老狐狸显然发现，他已经做得太过头了——只要英国反对，他就不可能再回到官府的职位上。因此，他屈服了，而且为了未来能够再次铺设友谊之路（李鸿章与英国人之间似乎并没有取得和解。人们知道，他现在正在和美国人建立友谊。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弱国，可见这位总督在选择朋友上相当谨慎），他以否认过去的对立为起点。
对话进行着，我通过冯·达高兹问李鸿章：“你是否看到外国部队进了城？”
李鸿章没有回答，倒是反问我：“欧洲军队在北京到底要干什么？”
“驻京使节们想让他们保护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我回答道。
李鸿章大笑：“你们欧洲人真是没有勇气。”（李鸿章在此所言，字句上说的是：“你们欧洲人胆子真小。”中国人用胆小来象征缺乏勇气。）
“您现在坐在这栋安稳的宅邸里轻松地笑着，当然不觉得。不久前，我有一次从车站那里过来，差点被石头砸到。有位美国人被打断两根肋骨，有位英国小姐则面临过被丢到水里的危险。欧洲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请求保护是十分合理的。现在中国政府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只能自救。”我说。
“如果我还在总理衙门的话，我会尽力去避免这类针对欧洲人的攻击行为。不过，我看不出来，这群士兵能为欧洲人提供什么保护。”
“话是没错，连住在意大利使馆对面的中国官员昨天也这么说：如果士兵这么少，欧洲人会被杀掉。问题在于，士兵数量不多的状况是否会持续下去？”我说。
“为何你如此认为？”李鸿章问道。
“俄国人派了六十个人来，而不是三十个人；英国公使也说，他会增加派遣人数。如果列强继续这样竞逐，每个国家的驻兵很快地会从三十人变成三千人。连法国与意大利的士兵这几天也会来北京，所有强权都严格提防着彼此。若是有某个国家向北京派出军队，没有哪一个会袖手旁观。”我解释说。
“这该如何解释？”李鸿章继续问道。
“强权们彼此争斗。这情形对于长年引领中国外交的官员来说，应该不陌生。”我说。
“德国也如此吗？”李鸿章又问。
“作为世界强国，德国绝对不会落后于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军问题上可以看出，德国在对待中国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带着更多的善意与斟酌。派兵的想法是从英国与俄国大使那里萌生的，这两个国家向军队发出朝北京进发的命令之后，德国领事才决定跟进。”
“这并不让我吃惊。”李鸿章说道，“对于我方的要求，德国向来以最公正的态度予以尊重，这是我们已然熟悉的。”
“我先前走在使馆大街上时，哥萨克人正牵着他们的马到德国使馆旁的水井边饮水。在北京，他们似乎就跟在自己国家一样。”我说道。
“但我希望，大使们能立刻把军队送回去，把士兵派往北京是种引发危害的做法。这让百姓感到不安和压抑，也散布着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不信任，作用完全适得其反。在没有部队的情况下，大使们也可以完成保护本国人的目标。”李鸿章说道。
“他们该怎么做？”我问。
“大使们应该把士兵送回船上，然后，以一份集体备忘录告知太后，他们要求一个强大、认真的政府。”李鸿章回答道。
“这建议听起来不差。”我说。
“的确！”李鸿章继续说道，“太后应该会采取一些补救的办法。如果她事先得知军队会来，可能早就这么做了，那样或许还能避免军队进城。大臣们并没有将各国召集军队前来北京的集体备忘录告知太后。”
“不知太后会对外国使节们这项决定做出什么回应？”我问。
“她可能已经有解决之道了。太后很聪明的，她比皇帝聪明多了。”
“现在，是她找出办法让外国大使退兵，展现智慧的时候了。”我说。
“这并不困难，如果有某个国家先撤回军队，其他的也会跟随。”李鸿章说。
“这倒不见得。列强在召集部队时争强斗胜，撤兵时未必如此。没有一个国家会信任他国，也不会有人开始这么做。”（在这次会谈进行完一年后，俄国却开始有了动作。俄国士兵离开北京，仿佛俄国反对将士兵留在北京似的。但如果俄国士兵在中国首府得到了一块地盘，就应该独自继续占领下去，不跟其他国家共享。俄国把一小批部队从北京撤离，是为了让其他国家也撤回士兵。其他国家实际上也跟在俄国之后撤回了军队，但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大使们又叫来新的部队。而俄国也忠实地执行这项政策。1900年8月时联军尚未驻扎在北京，俄国这个要求各国清空北京驻军的国家，是第一个又把士兵给召回的。）
“我想了解一下，对于一个强国来说，在北京驻扎军队的意义何在？”李鸿章问道。
“驻扎的意义就是军队的意义。”我说。
“那是怎样的意义？”李鸿章反问道。
“军队意味着武力。”我说。
“这意味着将诉诸武力？”李鸿章又问。
“某些情况下，这是维护合法权利的一种有效做法。”我解释道。
“如此，就意味着战争。”李鸿章说。
“中国准备好了吗？”我问。
“中国不想打仗。”李鸿章说完又笑了。
“您想到的是列强间的冲突吗？您觉得英国会宣战？”
“英国不会宣战。”
“但是，这几个月英国报纸明确地报道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我说。
“他们就是这么说，从中却得不到任何东西。”李鸿章回答。
“在哪个方面，您认为英俄可能会交战？”我问。
“就算你跟我谈上十次这样的战争，我也不会相信。”李鸿章回答。
我解释道：“在欧洲，人们并不这么想。我刚好有几份《法兰克福日报》的报纸，其中的专栏提到了俄国对于裁减军备的提议，从中可以明确看出以下观点：裁减军备对俄国来说，是战前演习，借以推迟与英国的交战，因为目前，英国舰队相较于俄国还是占有相当大的优势。”
对于这则有关俄国裁减军备的消息，李鸿章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他表示，“俄国人绝不可信任。”在俄国问题上，李鸿章有着无上的权威，而当他说人们不该信任俄国人时，想必是以知情人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在听到一位亲俄人士说出此番言论时，我还是表示了惊讶！
“我相当认同俄国人。”他响应道，“当我在欧洲旅游途中前往俄罗斯时，受到了很不错的接待。沙皇亲自对我说，俄国绝不会兼并中国的土地。”
“您之后可能就放弃这种想法了吧？”我说。
“完全没有！我不相信俄国人会想要夺取满洲，那只是为了延长西伯利亚铁路，纯粹是商业利益的考虑。就连在满洲的铁轨铺设，也是中国官员领导工人干的，这显然不是占领。”李鸿章这样解释道。
“我想回到关于信赖的问题上，您说，俄国人不该信任，那英国人呢？”
“他们最不该信任！”
“德国人如何？”我问。
“任何情况下，德国人都是值得信任的。”李鸿章回答说。
此时，冯·达高兹先生从纸袋里拿出了一件小型艺术品。一位柏林画家用银漆画的李鸿章的画像，送到了北京的领事馆，希望能把它卖给画中的人物，一千马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图画绘制得相当精美，而上面的中国老人也很杰出。但是李鸿章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之后，问了一句：“这是哪位？”之后，他似乎认出了自己，然后说道：“这是要送给我的吗？”但当他知道画家是要把画卖给他的时候，他很快就把画递了回来。李鸿章显然是那种可以为艺术做任何事的赞助人（为艺术与科学提供慷慨资助的人），但唯一的前提就是他不用花一毛钱。
最后，我想对这位老人表示友好与善意，并让他晓得两年前他去巴黎时，我也在场，我觉得他变年轻了。李鸿章轻摇着头回应，他很清楚，他变老了。之后，他谈及法国人，说道：“他们也不会向德国宣战。”
“他们并非缺乏善意，但我相信，如果他们试着这么做的话，便会烦恼起来。”
“他们显然会帮助俄国人。”李鸿章说。
“我完全不这么认为，俄国人毫无理由进攻德国。俄国人知道，之所以与法国人建立联盟，是法国人希望在没有俄方竞争下收割利益。”我说。
“俄国人的策略还真是令人赞叹。”李鸿章说道。
“也很可怕！”正当我们要离开座位时，他忽然补上了这句。
我们鞠了鞠躬，他同我们握了握手，之后，便随我们走到门前。在门外我们又再次鞠躬致意。正当我要走出出口时，我们看到他扶着两位仆人的肩膀开始在园子里闲逛。这位老人就以这样的姿态，带着尊严与崇高，消失在我们的眼前。这也让人联想起悲剧里的一幕，也就是《安提哥涅》（古希腊诗人索福克里斯的悲剧作品，约在公元前442年首演）里头的盲先知，他苍白的手臂绕着两位奴隶的肩膀，在他们的陪伴下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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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少荃、子黻、渐甫，号仪叟、省心，谥文忠，人称李中堂、李傅相。安徽合肥人，晚清重臣。官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追赠太傅，追晋侯爵。
[2] 李鸿章的遗物中，有一根镶满钻石的手杖，据说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杖，原是美国总统格兰特的。一八七七年格兰特卸任，偕妻子朱莉娅作环球旅行。一八七九年四月抵达中国，成为美国总统中第一位到达中国的人。李鸿章在天津直隶总督行馆设盛宴款待格兰特夫妇，对格兰特的精美手杖爱不释手。格兰特于是说：中堂既爱此杖，我本当奉赠。只是此杖是我卸任时，国会代表全国绅商所赠，我不便私下赠人。待我回国后将此事公布，如果众人同意，我即当寄赠给您，以全中堂欣赏雅意。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格兰特遗孀不忘当年承诺，将该手杖赠予李鸿章。自此李鸿章与此手杖形影不离，直至去世当作遗物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