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七日
荣禄，天津的直隶总督兼步军总统领，最近才新官上任。他是一个满洲人，因为与皇帝有着相同的满族人血统而被视作皇帝的亲信。
荣禄身着代表中国最高官阶的军服。他身为兵部尚书，曾任军机大臣，并长期在总理衙门内任职。现在则获得了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一职。这个职位负责守护通往首都京城的门户，因此责任重大，直隶总督也因此获得“皇位守护者”的封号。在所有的军事指挥官中，直隶总督列于最高位官阶。相较于其他的总督都掌管两个省份不同，他只负责一个省份。但是，将这位总督限制在一个省份只是名义上的事。他的实质统治权涵盖邻近的盛京与山东，后两省的巡抚都必须向他呈报所有重要情报。
盛京省会奉天，驻守着一位鞑靼将军，但只行使军事将领的守卫任务，管理上的主要机关依旧是位于天津的步军统领官府。
荣禄的治理才能如何辅助他官途上的飞黄腾达，这个很难评断。关于他的政绩，人们知道的很少，其实他从来没有任何作为能证明自己具备良好的德操。他似乎是个侍臣，比如当他没法作出能让中国皇帝谱成乐曲的诗词时，他会马上清楚，要以另一种更合适的方式适当证明自己。荣禄对军事特别感兴趣，他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人，并对军马抱着极大的热情。在不久前中国所计划的军事改革里，他参与其中甚深。多年前，他似乎是以兵部尚书的身份来到天津，调查该地某军营内发生的侵占公款事件。这次的调查，他相当投入，毫不容情地将有罪之人处死。而这次司法判决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不是因为传言那位中国人向法官大人提供了额度相当高的赎金，而是这位罪犯在安抚法官的情绪方面并没有成功，因为法官大人要求了罪犯无法支付的金额。
当荣禄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时，针对所属的单位下了许多人事变动命令，但这似乎不是为了把无能的官吏扫地出门，而是为了替他的朋友和党羽把职位腾空。当事情涉及外交时，尽人皆知他是俄国人的好朋友。这位总督如今已是一位老人了，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在京城以纨绔子弟著称。直到现在他还是以极大的雅兴挑选服饰，并且宣称自己已经达到足以引领朝廷流行潮流的程度。
德国在天津的领事艾斯瓦德博士（Dr.Eiswaldt）（他是我们在东亚的诸多领事中最杰出的一位，同时也是德国在天津的领事中最棒的），与这位直隶总督关系很紧张。当荣禄来到天津时，这位德国领事在同僚中主张，这位新总督应该先拜会各国驻外代表。由于中国人相当重视礼仪，因此，在礼仪中不出差错变得很重要。彼此的往来可能会是“中国式的”（原指带有中国风味的艺术创作，但这里指的是矫饰的行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取消了这种行为，唯独中国例外。但是，外国使节团所达成的协议却被法国总领事给否决了，更糟糕的是，这位总领事还是所有天津使节代表中资历相当深的一个。法国代表将拜会新任总督，而不是期待他会先进行访问。其他国家的一些外交人员则跟随这位法国外交界的老前辈前往。唯有德国领事坚持原意——由于总督不会来见他，所以他也不会过去。
不过彼此的关系还是维持着。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下，德国领事还是经常与总督保持联系，而总督方面也没有忽视像德国这样的强权国家。但是，双方在往来上还没有正式地相互引介；当需要口头上的讨论时，其中一方会找上另一方，只是没有官方的礼节性拜访。此时，德国领事知道他会坚持他的立场，因为，在涉及德意志帝国代表的尊严时，他是不能够做出让步的。他也会找机会向总督说明，他的姿态并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厌恶之上。
当我向艾斯瓦德博士请求对这位天津的统治者进行拜会时，机会出现了。领事陪着德国记者来采访能让总督知道，领事完全不讨厌彼此的往来。同时，这场访问是德国记者提出来的，而非领事，如此一来人们不会说领事在拜访问题上让了步。艾斯瓦德博士写了一封中文书信给总督，信中提议他接见这位对这个传统国度的革新非常感兴趣的《法兰克福日报》记者。通过正式的接见与这位中国高官会面，真是难如登天，而荣禄也以他难以亲近的性格闻名，但是，这件事却进行得一帆风顺。领事一大早写了信，傍晚时就获得了答复，要我隔天上午九点去会见。事情急迫得令人吃惊，但无论如何，德国领事的聪明举措都让这位高傲总督的姿态有所软化，要知道，让欧洲代表的请求等上数天或数周在他那里司空见惯。
双方事前已经谈妥，这次的拜访是非正式的，要以正式会面的方式进行非正式访问，显然是不可能的。依照约定，上午八点左右我便已经在德国领事馆了。花园里摆放着几顶轿子，是有扶手的坚固大椅子，像是法国在18世纪所使用的样式，抬轿的仆役则在草地上等待。领事并未穿正式的外交服装，而只是一套帝国军服。他就像是一位头上戴着头盔、徽章上有银色镶边的巴伐利亚陆军军团的军官。别在胸前的是一只双龙宝星勋章（上头带有许多的钩子与尖角，不可避免地会伤害到所接触的衣物）。随行翻译是福尔克博士，他穿着黑色的西装（福尔克博士虽然非常年轻，但已经是名优秀的汉学家）。我的穿着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合宜服饰。有人趁机告诉我要脱掉手套，因为戴手套握手对中国人而言是不礼貌的。
领事上了第一台轿子，理所当然那是绿色的，对应到中国官阶里的最高位。我则被指派到一张蓝色的私人用轿子上，在第二位。最后，则是福尔克博士，他作为随行人员，同样坐在一张绿色的轿子上。德国领事馆的中国守门人把两侧大门打开，几台轿子就一路通向大街。
我们的队伍十分惊人，领头的是一位中国前导骑士，身穿红棕色绸缎，骑在一匹白马上。之后是我们那三台轿子，每一台都由四名仆役扛着。这群苦力穿着蓝红两色的官服，让人想起中国士兵的无袖军装；头上则戴着中国官帽，像是被倒放的漏斗，还插着枝条。每台轿子两侧都有两名军士骑着马，作为护卫与预备人力随行。另有一位中国骑士穿着蓝色服饰骑马殿后。
路途很远，苦力们尽可能地奔跑。坐在这台由四位仆役扛着的轿子上，跑起来就跟由四匹马所拉的马车一样快。即使在中国城市的窄巷中，速度也没有减缓的迹象。任何人遇到我们都得闪避。即使另有一个带着一长串骑士与仆役的中国人，也必须先停下来，靠往墙边，给我们让路。有台堵在街道上的人力车，被第一台轿子旁的苦力轻松地倒转回去，并丢在碎石道上。可以听到有个指挥在发号施令，苦力们一次就位，所有人一同抬起这三台轿子，挑起的竿子从右肩换到左肩，在旁预备的军士也会来帮忙把轿子抬起。这时候挑夫间会彼此交谈，人们会时常听到这个字：“Zo-la！”难道中国苦力已经在谈论德雷福斯丑闻了吗？当然不是！这位法国作家的名字“左拉”在中文发音里是有特定含意的。“Zo-la！”的意思就是“走啦！”若有其他苦力用“Zo-la！”响应，意思就是“可以了！”或是“走吧！”德国领事的巴伐利亚军装，吸引了路人的目光，虽然没有预期中来得场面惊人。有几个人面露吃惊的神情，但也鲜少转过头来——这次不寻常的出行并没有干扰到中国人的宁静。中国人之所以不感到惊讶，或许是因为他们生来具有斯多葛式[2]（沉着、不受影响）的禀赋吧。
这趟旅程持续了近一个小时，颠簸的巷道像是没有尽头般。我们从一座大桥上越过了河川，由于桥面相当窄，可以向下望见密集川流而行的中式船舶与帆船。之后我们继续穿越混乱的街道，很快又来到河边。这一回没有渡河，而是向右弯，并且沿着有点崎岖的水岸继续往前走。可以注意到，离总督府愈近，市区就变得愈肮脏。最后在水边的衙门前升起了两面红棕色旗帜，在主建筑的周遭则是一片忙乱嘈杂。街道外头驻守着总督的侍卫队，这些步兵要么蹲在地上，要么就像是要睡觉似的，在步道上伸展着肢体。骑士们下马站在坐骑旁边，他们不会给人不好的印象，北方中国人不同于其他地域，本身看起来就像男子气概十足的战士一般。迎接本次采访的中国官员，有些骑着马，有些步行，从衙门里出来，排成了一长列。
通往街道的木制栅栏是开启的。我们穿过去，还通过了好几个挤满了人的庭院。人们急切地想要看我们，形成了一条人龙。衙门内的入口位于第三个庭院处，黑色大门由两扇门组成，上头分别有超过真人大小，身着旧中国战服的英雄画像门神。这道门先前是向某些欧洲人士敞开的，因为荣禄之前的总督李鸿章，喜欢在总督的光环中接见外宾。现在，我们在第三座庭院里，扛轿的仆役们停了下来。总督府的官员到我们面前，取走了三张长形的红色纸片，那是我们的中文邀请函。苦力把轿子扛在肩上，还没决定下一步行动。这位总督刚刚才决定是否要兑现这次预先登记的访问。没过一分钟，黑色的大门开启，服务人员急急忙忙前来，排列于入口的两侧。苦力们这才把轿子放下，我们走了下来。
领事友善地推了我一下说：把雨伞留在轿子里吧。因为若是我带着雨伞出现在这位高官面前的话，会让人感觉，我觉得宫殿内会有水从屋顶上漏下来。也许真的有水会滴下来，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举动都是不礼貌的。
我们被引领通过了许多通道，急急忙忙地穿越了许多不明亮的房间，最后进入到一个有着木质地板的庭院，周围被许多接待室或私人房间环绕。在其中一侧，有个通往室内的门开着。这个门口的样式完全是摩尔—阿拉伯式的圆拱门形。这种样式的门经常可以在中国房舍的内部看到（很少出现在外面），这意味着跨越广袤亚洲土地的不同风格，借由这两者产生了古老的联系。
总督的接待室完全以欧式风格装潢。据说荣禄进驻这栋府院时，曾问天津利顺德饭店的老板，愿不愿意把两组家具让给他。但是，利顺德方面并不打算遂他的心愿。于是，他便从海军提督的欧式中国官舍里搬来了家具。曾经在天津停留的海因里希亲王也住过该处。这两间接待室在装潢上毫不华丽，只摆放着几件风格相当古老的家具，但是，家具被保养得很好，看起来既亲切又宜居。这栋房子里完全没有中国式的大小饰品，因此，显得既简洁又独特。
人们留意到总督已经到了！寂静，特别会使人心中产生尊贵的印象。虽然房子里挤满了人，但每个人都无声无息地专注着自己的任务。
一位府院总管或是房间负责人请我们入座。总督此刻正与该省的司库在一起，很快就会出现。我们请求不要去打扰尊贵的总督大人，否则，他与他的司库根本就没法好好交谈。我们坐着等，房间的另外一侧，挂着中国刺绣，还挂着有彩色花卉、背后有白色丝绸的篮子，作为墙上的装饰。那底下有一个玻璃钟，基座上放着两组彩绘泥偶。产制人偶是天津产业中的一个特殊分支。泥偶是歌唱少女，三个人在一起，以生动的姿态稍微侧着头坐着，用纤细的手拨弄着一种琴。
没等我们看完，入口处就有了动静。
“老先生到了！”领事说道。
我们立刻站了起来。总督以快速的步伐走进来，后头跟着两位官员和许多随从。他走近我们每个人面前，目光上下打量着，并以中国的方式打招呼：他把交叠的双手在空中上下移动，然后，把瘦小、柔软又温暖的右手伸向前。领事则除了稍微鞠了个躬之外，都保持着军人的直挺姿态。我们被请进一间用餐室，总督大方地让他的宾客先行。
这个房间空间狭长，几乎被一张大桌子给占满了，桌上盖着棕色的桌巾。此外，上头还挂着人力风扇。桌子上放着一壶煮好的咖啡，还有蛋糕盘子，放着葡萄、梨子与其他水果的玻璃碗，和放着奇特橙黄小球的碟子——似乎是甜点。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好东西。我们在位子上坐下，感觉像是要举行一场大型会议。总督大人坐在这张桌子最前端的主位上，我坐在他的右侧（因为这次接见是以我的名义进行的），坐在左侧的是领事先生，在他旁边的是翻译。在我左边，坐的是总督的随从官员，天津北洋大学堂监督蔡先生[3]。他是一位和善的中国人，说着流利的英文，经常为总督翻译。他有着一个又小又翘的鼻子，让人联想到伟大的谷奇兰（法国演员Coquelin）和他的“朝天鼻”。桌子的最末端是另一位官员“海关道台”李岷琛[4]，他有一半几乎隐身在黑暗之中。这位官员管理海关的某一部门，在公务上一直都跟外国代表们有接触。如此一来，双方联系也逐渐被建立起来，而海关道台的作用是，作为领事与较低阶中国官员间的中介，在正式的接见场合中也扮演着“大使介绍人”的角色。
我们坐定之后，盛有欧洲茶的白色小瓷器随即被端了上来，糖、牛奶和蛋糕也一并端上来。与此同时，我们面前的高脚杯也被倒入了香槟。最后，则是装有哈瓦那雪茄的箱子以及装有埃及纸烟的盒子。离桌子稍远处站着四位总督的随从。四个人都穿着深色的丝绸服饰，在长袍的中间系着丝质的宽腰带。一位随从的腰带扣环是华美的乳白色玛瑙，另一位则在腰带附近用一条丝带挂着一只大怀表。表面是被打开的，为了能让总督随时看到时间。让一位特定随从拿怀表，无论如何，都是贵族豪奢的极致。
总督自己却在服饰上展现出令人吃惊的单一性。他身着一件由深蓝色中国锦缎做成的长袍，前方有很小的金色纽扣。头上戴的是一顶黄色官帽，上头插着一枝带有马毛的红色枝条。帽子顶端有一个圆形的珊瑚制饰品，用来标示中国的最高官阶。帽子上系着一条可以套住下巴的带子。在这顶头饰的黄色边缘前方，有一颗漂亮的白色珍珠。这是总督身上唯一的饰品，手上没有任何的带子、手环与指环。
荣禄是一个年长者，矮小精瘦，脸部有着明显的鞑靼族特征。他的上额头突出，嘴唇的上方留着极有个人特色的黑色细须。他的眼睛是黑色的，黑得让人看不见底。鼻梁稍微弯曲。当总督笑的时候，会露出因年岁而变黄的牙齿以及当中令人生厌的缺洞。不过总督很少笑，他生性严肃，所有的举措都中规中矩。他的平静里带着尊严与崇高。他以稍微响亮的音调说话，但不缺乏声韵。在他嘴里，难念的中文让人感受到一种柔软的语调。对于所有的问题，他都能立即予以回应，虽然他的回答都是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提问者的。他懂语言艺术——耗费了许多词语，却什么都没表达。他的脸部表情就像是他的话语一样，都处于被控制之下，没有表现过吃惊的样子，更不可能陷于混乱。他以不可动摇的沉着态度，听着一切棘手之事，但一直保持着同理之心。因此，他就像是欧洲的年老议员一样的漠然（无热情、缺乏感受）。他聪明精悍的头脑，加上没有变化的面部表情，会让人联想起欧洲议员们的脑袋。荣禄与梅利纳（法国政治家Méline，1838—1925，特别致力于乡下人民的利益）之间，毋庸置疑具有极高的相似性，甚至，连说话声音也有些类似。人们也可能把他跟弗雷希内（法国重要政治家Freycinet，1828—1923）相比拟。如果人们称呼后者为“白老鼠”，那么这个荣禄便是中国版的“黑老鼠”。
整场对话中，总督都把手放在桌子上，一只带有长指甲的、纤细不安的手臂。有时随侍会把水烟斗送到跟前来，是一只带有艺术饰品的银质烟具。这位大人不动一根手指，只把头朝侧边转一下，侍从便把烟管放进他嘴里；他抽两口，把烟具里的水弄得咕噜咕噜作响，烟嘴离开他的嘴唇之后，侍从便带着烟斗悄悄退下。
过了一段时间，总督似乎觉得太热，于是缓缓解开金色小纽扣。一位侍从赶紧走上前来，帮助大人脱掉上衣，上衣底下是一件红棕色丝缎做的衬衣。有时候总督会突然把嘴巴张得很开，看起来仿佛是有话要说，最终却是众人期待下的短暂沉默。总督大人发出清理喉咙的声音，他看了一眼周遭是否有人在走道上，然后，他把痰吐在房间里。值得留意的是，这整件事似乎在总督大人严肃的表情上加深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领事把头盔交给一位随侍，他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壁炉架上，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对谈。领事请通译转达，感激大人接见这位《法兰克福日报》的代表。福尔克博士轻松优雅地处理着这种艰深的语言。总督大人表示很乐意认识这位《法兰克福日报》的代表，至于能看到德国领事则更是令人欢喜。总督急切保证，他希望能与德国领事间更频繁地往来，还特别希望能够经常从领事那里增长见闻。他说，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领事表示，任何时候都愿意协助总督。
在双方礼貌地交换善意之后，我变成了谈话的对象。总督问了我一些问题：在天津已经待多久啦？你从哪里来的呀？我表示我正在进行一次从胶州到天津的旅行，并且，刻意强调了一下胶州，希望我的话能触碰到这位中国政治人物心中敏感的神经，使其对此发表意见。但是，这位总督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耸了耸肩，似乎表示他听到的是一块已然割让给德国的土地，德国记者从胶州来到天津，似乎相当合情合理。
领事用雄辩的话语，将话题引向了报纸的重要性，中国其实也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点。领事指着我说，这位目前在中国停留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社的记者，是从巴黎出发的，为报纸一直工作至今。“在德国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像巴黎一样对德国大众而言有如此的重要性。”他说道，“从《法兰克福日报》派这位驻巴黎记者来中国这件事，可以得知，德国大众对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多么感兴趣。”
总督点了点头，表示在中国人们当然会重视报纸的重要性，他还希望在未来能够认识其他来自德国的记者。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看到的正好是中国最有趣的时期，任何地方都还不知道中国即将进行改革，因此，中国将处于一个转变的阶段。
我请求荣禄先生解释一下，要实现怎样的改革。
“首先，”他回答道，“将进行军事改革。一段时间之后，计划将一些革新延伸到例如财政、贸易、商业、工业、农业以及报业上。”
“要以何种方式来进行军事改革呢？”我问。
“我们想要将所有的部队都交由外国教导进行训练。这已经开始在一些地方试行了，但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
“将用哪些国家的教导人员？”我问。
“我们会努力确保让所有国家都可以平等参与中国士兵的教育训练。”
“但是，这跟传说中的说法不太一致。根据那些说法，中国政府计划用日本教官全面取代欧洲的。”我提问道。
“这个传言没有根据。也许是哪位总督（意指张之洞）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刻意只让日本军官从事军队的教导工作。”
“中国政府也打算聘用德国军官？”我试探。
“这是当然！在中国，人人都知道德国的军事实力在所有国家之上。”
这时领事也加入了我们的对话，表示他非常高兴能从总督口中听到这样的认可，从中可以知道大人是个怀抱热情的军人。此外，总督还赞扬了德国在军事上的杰出能力，因此，让人期望总督能够考虑尽可能授予在天津武备学堂服务的德国教导适当的职位，并确保其享有够高的薪俸。
荣禄鞠了个躬，并保证只要是他的事，一定会照办。
之后我继续询问：“中国是否会在军事以外的领域，也考虑寻求外国人的协助？”总督的回答有点躲闪，他说：“目前还没有办法预见未来的发展道路将会如何，改革还不算开始，而且大部分还都停留在计划上。首先，中国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帮助自己，之后中国可能会在所有领域都求助外国人，就像是中国的海关组织长久以来所做的那样。”
我接着提问：“在财政改革上，中国若没有外国人的协助可能没法进行。或者中国认为，能够有自己的渠道取得资金？”
“中国政府将会向所有国家询问条件，并且会从各国中选出要求最低利息及最低担保的一个来。”
“中国人真是杰出的商人。”领事奉承道。
总督微笑着，他似乎也认为领事这句话所言不虚。
“对于报纸改革，人们有何想法？”我问道。
“中国迄今仍无官方刊物，”总督解释说，“现在，中国政府选定了一家在上海的报社，作为传递政府信息之用[5]。圣上也是希望能够读到所有的报纸。”
领事提到了一则新闻：皇帝有意造访天津[6]，并表示，荣禄先生在几个月前才到职，就得到皇帝来访的垂青，这必然会被视作皇上对您的完全信任。总督回答道，他并不值得获得如此高的荣誉，作为皇帝最质朴的臣民，这样的拜访实在是多蒙圣上恩宠。
谈话转到了外交上，我描述了中国与列强间的关系。
“中国与世界诸国，”总督回应道，“处在最佳的和谐状态中，大家都是一家人。”
在我旁边的蔡先生，北洋大学堂监督，举起一只手指并翻译道：四海一家！
我问德国是否也属于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所获得的好消息是，中国与我祖国的关系好得让人吃惊！可以预见，荣禄先生对于外交这个领域，在用词上会格外小心。有一次，似乎可以让人察觉到，这位中国人心中有一颗俄罗斯之心在搏动。我提到了在天津以俄国军官取代部分德国军官的事，并以此引出自己的看法：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知道，中国希望与俄罗斯保持特别稳固的关系。
总督对此给出了耐人寻味的回答：“若是某个国家对中国表现得特别友善，中国自然会让他享有好处。”
对于总督的这段话，我很吃惊。在欧洲，人们的想法正与此相反，在俄国这种强权面前，中国必然会提心吊胆；若俄国将满洲纳入自己囊中，却还能找到证明俄国对中国特别友善的理由，这岂不相当有趣？
突然间总督便没了谈话的兴致，因为这问题让他感到不自在。因此，他刻意误解这个问题，然后，他热切地重新解释：所有国家都是一家人，说法依旧。所有的国家都热爱中国，中国也热爱其他国家，这样一来，外交政策就变得极度简单，而总督也就不需要进行妥协。
“日本的情形如何呢？”这几天，前日本首相伊藤侯爵（伊藤博文侯爵1885年任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到1901年共出任四次）会抵达天津，并从这里前往北京，听说这次的行程是非正式的，伊藤侯爵是要回访他的好友李鸿章。但实际上，侯爵是日皇（Mikado，欧洲对于日本天皇的称呼）的密使，此番身负政治任务毫无疑义。中国报社头条热烈报道他的到访，并提到中国与日本建立紧密的关系。甚至还谈到，伊藤侯爵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盟，这传言有几分真假？
总督表示，对于伊藤到中国签署联盟一事，他从未听闻。若是日本有建立进一步关系的意图，那么在中国就会看到对此的友善回应。
最后，我们谈到了铁路这个议题。当总督被问到，中国政府目前可不可能进行全面铺设铁路的计划？
“当财务窘迫的时候，我们会试着从国外弄到钱。”他如此回复。
“然而，德国没有被特别予以考虑吗？如此优异的德国工程师，难道没有被用在铁路建设上头？”我问。
“这里当然也有德国人加入，但参与程度是和其他国家一样的。”
对于进一步的询问，荣禄先生解释道，中国政府已决定，即使铁路是以外国资金建设的，中国政府也将对这些铁路保有最高的控制权。而且，新路线中首先被确定的就是汉口到北京这段铁路。
领事给了我们该离开的信号，但是，总督似乎还未一吐为快，他现在还有一件事想说。
他问道：“沙皇寄来的，邀请诸国考虑解除军备的备忘录，现在状况如何？”
这个想法真的是太好高骛远了！沙皇解除军备的想法，竟然让中国人认真地考虑起来！显然，总督的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来得那么突兀的话，我们会很难回应。于是，我们便向总督陈述了唯一的对外说法：这一着棋的后续效应根本无法事前评估。在过往的历史里，没有类似的事情在世界上发生。人们一时之间会欢迎沙皇的倡议，但并没有考虑到后果。
“人类是如此的不理性。”北洋大学堂的监督蔡先生说道。
“一旦变得理性时，又会如何？”总督说道。
“这是可能的，但却不太会发生。”
我们请总督留意，沙皇的提议迄今所造成的唯一后果就是俄国与法国之间的不快。
“两年前沙皇曾到过巴黎，那时候，巴黎在所有的墙上都漆上了‘和平’这个词。如今对沙皇意欲实现与法国永久和平的目标，人们已感到厌恶。”[7]
这时领事举起酒杯，意味着会谈即将结束。总督把他的杯子拿到嘴边，我们也一样行礼如仪。之后总督荣禄先生举起他的香槟杯向大家敬酒，蔡先生看着大家大声说道：“干杯！”我们稍稍碰了一下杯子，便尽可能快速地把它放下。总督府的香槟在整座天津城里都是恶名昭彰的，听说酒杯里头剩下的，会被倒回到瓶子里。
我们于是起身，总督再次向我们伸出了手，并引领我们走到下一个房间——而他并没有将这次的访问当作是正式的，否则，他会陪同我们一直走到大门处，而且，到达时还会有带枪侍卫（以武器表示军礼相迎）。在第二间房间里，我们跟荣禄先生告别，蔡先生及海关道台会陪我们到出口处。荣禄不希望我们离开时，对他没有任何赞誉的表示，所以在通道处排着他的二十名秘书，穿着长袍官服，平静地站着。从这群平和、庄严的中国人身旁走过，我们走出了大门。
* * *
[1] 在本文所叙述的会面发生几周后，罢黜皇帝的寡妇女皇在北京召见荣禄，并授予其总管中国军队的职位。直到1900年他都在这个职位上。在义和团运动发生之际，他扮演了何种角色，在本书付梓的当下尚未被厘清。关于他的行动，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消息传到了欧洲。有时会提到，他以一省之力协助被围攻的外国使馆；一下子又有人报告，他的军队参与了对外国使馆的攻击行动。最后则是报道，端郡王在挣脱北京联军时，为了把荣禄当作罪魁祸首，曾将他下狱。但这件关于他被端郡王关进地牢的事实，可能是为了替荣禄辩护而捏造的。这位前直隶总督无论如何都不是外国人的朋友。但是他很聪明，而且充分利用机会以认识欧洲的力量。因此，说荣禄只是被迫参与端郡王及其党羽对整个文明世界开战的疯狂计划，是不太可能的。
[2] 斯多葛主义，斯多葛又译斯多噶或斯多亚，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思想流派，哲学家芝诺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创立，在雅典时他常“在门廊”讲学，传人有克雷安德与克吕西普；在罗马帝国，代表思想家有塞内卡、爱比克泰德与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
[3] 蔡绍基（1859—1933），字述堂，广东珠海拱北北岭人，清朝官员。他是1872年清末第一批中国留美幼童之一，曾在哈德福中学读书。1882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同年奉召回国。回国后，曾经担任上海海关道署翻译、牛庄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直隶总督北洋洋务总办等职。他曾随袁世凯赴朝鲜征税。1895年，光绪帝钦准成立北洋大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而蔡绍基担任二等学堂总办。1908年至1910年，蔡绍基出任北洋大学督办。
[4] 李岷琛（1838—1913），字少东。四川安县人，清末政治人物。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同治三年（1864）中举人，同治十年（1871）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贵州乡试副考官、云南学政、国史馆协修、翰林院撰文、顺天乡试同考官、文渊阁校理、起居注协修、方略馆纂修、直隶天津道、直隶津海关道、北洋大学堂督办、江西督粮道、湖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护理湖广总督等职，清亡后避居上海。
[5] 指将《时务报》改为官报，交康有为负责。
[6] 指天津阅兵一事。
[7] 1891年至1894年间，法国与俄罗斯针对德奥意三国的同盟正式缔结防卫性的“法俄同盟”。因为这个同盟是针对德国的，作者对此有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