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十月十日
天津
天津武备学堂位于白河河畔，欧洲租界的正对面。清晨，学员们在鼓声与号角声中进行演练之时，作战般呼喊的噪音便会横跨河流，把“利顺德大饭店”的旅客们从睡梦中吵醒。这间学堂是由一位比较年轻的满洲人领导，其官阶相当于道台。这位道台的邀请卡上，有着以下的文字：
荫昌[2]，字午楼
满洲军官学校总办
天津武备学堂监督
荫昌先生在德国及奥地利待过六年，有两年在德国第84步兵团担任军官，其余四年则是在柏林及利希特菲尔德[3]度过。在柏林，他是中国外交使馆的随员。海因里希亲王当年来北京时，他受中国政府之命随行。他的德语很流利，说写都与德国人无异，几乎听不出来有外国口音。或者应该这么说，他在谈话时带着地道的柏林口音。他会说“jehabt”以及“jewesen”，并且通过鼻子发音，就像个真正的德国上尉一般。
荫昌先生在国外学习了很多东西，是一个熟稔西方知识及西方世界观的人。他可算是中国最精明睿智的十个人或二十个人之一了。当然，这是指这片土地上最起码的人数。然而，他从国外带回来的东西，在柏林外馆随员时期并没有派上用场。相反的，他作为一个“亲欧派”，在受到他人钦羡的同时，也十分启人疑窦。当他想要积极进取的时候，他必须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开明之处。但只要有人想摆脱其祖国所盛行的成见，便会招致报复——在中国，你就得像个中国人。
有些事情总是祸不单行，不幸的事再次找上了这位仁兄。荫昌先生碰上了第二个问题，他的上进使他在中国仕途受到的质疑更胜过他的开明。荫昌先生是个老实人，人们确信他从来不曾试着从自己的下属那里榨过一丁点儿油水。一个位居高位的领导却从不为自己牟利，这就可能会把整个行政体制带入混乱。由此可见，荫昌先生是不会成为居更高位的官员的。当他哪一天厌倦了等待以及无望的战事，有意卸下中国职务时，强烈建议德国政府起用他。一个熟悉德语和中文，而且，拥有德国思维方式以及道德观念的中国人，真是一个罕见的人才，显然，在德国对中国的政策上，能够从他这里获得好处。比如说，我国可以在胶州的管理上大大方方地聘用荫昌先生，并且，在重要的领域多方面地评估一下以下的想法，即通过荫昌先生的协助来管理胶州的中国人，并为他在胶州设立一个德国体制内的中国行政长官的职位。
荫昌先生此时领导着天津的两所军事机构。武备学堂有160名学生，备有欧洲武器步枪和加农炮，并教授军事科技与技术之基础。在这间武备学堂里，他们聘请了德国军事教官（这些德国军事教官和中国总办交往之后，全都表达赞赏）和中国师傅。武备学堂用汉语教学，而满洲军官学校只招传统满洲军事家庭的子弟，用满语教学。那里只由中国老师授课，武备学堂最优异的学生会被满洲军官学校聘任教职。先前，这里也有一位德国教导被聘任，他在芦台任职，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将这里的士兵教育交给了俄国军官，他丧失了他的职位。在天津的军事机构学习之后，学员们会以军官身份继续发展，他们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军事单位。在得到起码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之后，他们会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中。有些情况下，他们毫无作为，没有成为教导，也很快就忘了武备学堂中的所知所学。
若要到武备学堂，就必须搭舢板渡过白河。入口处有重重防备的大门，背后则是一个宽广的演武场。之后需要穿越多个庭院，庭院里有范围深广，皆以木头建造的校园建筑。整体的空间配置都与德意志帝国本土的无异。在一栋建筑里，荫昌先生有一间狭窄、不大明亮的接待室。墙上挂着他身着德国军官制服的照片。这所学堂的奠基者——李鸿章先生的图像则占据了中心位置。
这位矮小精瘦、穿着朴素中国服饰的学堂总办，走到门前来迎接我，友善地打招呼。在房间里，他热烈地以德国人的方式同我握手，因为在这里没有其他人会看见我们。一旦有旁观者，荫昌先生又会变回中国人。拜访结束时，他随我走到屋外，在庭院与我告别。另一侧有几个士兵朝这里望过来，现在，荫昌先生并不想在道别时也握手，于是他站在那里将交叠的双手举起又放下，以中国的方式道了声：“请！请！”
荫昌先生热忱却又不无伤感地谈及他在德国的生活。他对每一位在利希特菲尔德有过交集的老师，都留存着感恩的回忆。当谈到维也纳时，他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口吻说道：“哦，这座可爱的城市呀！”此时，我们是坐在满洲学校的衙门内，交换着对维也纳的共同记忆。挂在墙上的李老先生向下注视着我们，而我们则聊到了狂欢节、卡伦堡[4]以及德国第84军团的乐队。该乐队是由孔查克斯先生（Herr Komzaks）（受喜爱的军乐大师，同时也是国际知名的作曲家及指挥）所带领，演奏着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会听到的维也纳华尔兹。
“真是一个美好时代！”人称午楼的荫昌先生感叹道。
想要给维也纳的狂欢节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实在困难。“诡异的风气正在席卷着这片土地，”荫昌先生说，“人们想要一次性就把所有错失的东西赢回来。但情况总是这样的，当长久以来的保守已经到了某个极点时，可能一下就变得极端的激进。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总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很少真正出现过渡的情况。在我们这里，追求第一的意志昭然若揭。但是，我害怕在这样的急切追求中会丧失基础。而近来所发生的事情，带来的后果其实是一场大混乱。”
（这段对话是在年轻皇帝第一次公布他的改革计划之后进行的。这项改革所带来的结果乃是寡妇女皇的政变以及这位年轻皇帝的被架空。）
“中国看起来就像是想要全力成为第二个日本，但是，他们还欠缺议会政治。”我说。
“会有的！现在的中国，所有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如果今后在北京出现帝国议会政体，都不会让我感到意外。”他回答说。
“所有这些近期指示的改革会如何演变？”我问。
“若依皇帝的意思，这些改革早就应该施行了。就像我说过的，皇帝要的是最好的。先前来访问的海因里希亲王，也做了想帮助我们加强统治的事。也许，海因里希亲王无法表达出心里的所有想法，因为，没有给他机会与皇帝单独会谈，这是目击者说的。我当时在场，亲耳听闻此事，皇帝十分兴奋。但是，这些改革都停留在纸上，在这个缺乏一统的帝国，还能怎样？中央政府下令，官僚单位却不执行。就算有些人试着去做，甚至弄出点结果来，最终还是无关痛痒。我们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崩离析，在这样的混乱中是不会出现正确的事物的。首先，必须有一次像样的中央集权化，然后，依既定计划施行。但最糟的事情就是没钱。比方说，皇帝下令所有军队都必须换装欧式武器，这很好！但是钱从哪里来？”关于“钱从哪里来”，一个在天津的欧洲商人讲了一件事：有一家最棒的德国公司卖给了中国政府一万支步枪，但是，必须要等上一年零九个月才会拿到钱。当然，财务上的困难并非荫昌先生分内的事，如果这是他的事，他大概也不清楚解决之道。不过我还是问他：“你是如何看待军事改革的？”
“皇帝在十月底将用十天时间来访天津[5]，驻防在天津的军队届时将会举行一场阅兵。在这场‘帝王检阅’之后，中国军事改革或许将会开始。”
“中国军队将会革新？中国人都变成优秀士兵，这个可能吗？”我问。
“军士都是优秀的。中国的士兵勤俭且有耐性，实际上也都是有能力的，如果公正地对待他们，可以让他们做不少事情。在欧洲军事教官的教育下所展现出的成果就是明证。如果不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并没有赋予这些欧洲教官适当的职位，因而，对学员没有处罚管理的权力，又或者明显在于军事教官本身有根本上的缺失。由于欧洲军事教官大多不理解当地语言，必须通过翻译与学员沟通，而这些翻译又经常不太可靠，这会是个严重的阻碍。我们必须拥有优秀的本土军官，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中国军队改革要想成功，只有在它拥有了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军官才有可能。”
“这些军官该从哪里来？”我问。
“从天上掉下来。”他无奈地回答。
“试想一下，若是皇帝问您对于军事改革有何建言，您会如何建议？”
“我会表达这样的想法：行事之初，必须先成立参谋总部。参谋总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训练会成为指挥官的军官。”
“在缺乏军官的条件下，您要如何在中国找到成立参谋总部的资源？”我问。
“我并非在思考一个由中国人所组成的参谋总部。如果朝廷打算拥有一个能够成事儿的参谋总部，那它就必须由旧普鲁士军官组成。”荫昌先生回答道。
“如果中国打算建立一个普鲁士参谋总部，列强们大概会装作很欢迎的样子吧？”我说。
“这是政治上的顾虑，不过，我们还是单纯从军事立场来谈这件事吧。”他回答道。
“目前，在中国的局势里，最大的难题就在于一些真正有用的做法，都会遭遇到政治上的阻碍。”我这样说着。
荫昌先生已经洞察此事，但由于政治现实在军事上并没有实际意义，再加上目前处于困难的时期里，他决定不再谈论政治。因此，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了。此时，从外头传来了鼓声，于是我起身告别，来观看外面的军事演练。
整间学堂就在这片演武场上，这是一座相当不错的军营。当荫昌先生要为他的学员寻找制服时，很显然他又回到了过去，那段在维也纳的美好时光。如今，这批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身上有着第84步兵军团的紫色肩章。漂亮的深蓝色外衣上，有着典型的奥地利式剪裁，皮制军刀腰带严实地戴着。在中国看到的大多数兵士，不外乎是穿着类似长袍的连身装束，因此，这样的军装就变得十分显眼，连带着里头的人也变得俊美起来。这座军营里有许多年轻学员，即使在德国要塞城市里已经看惯了军官的年轻女性，也会欣赏这里军官的修长身材。
奥古斯特-施密特先生，是前普鲁士王国的中士，他受托替中国皇帝培养佩枪的军官。奥古斯特-施密特先生站在他们右侧，从几何上来看，军士排出的直线已经相当完美了，也许都能让数学家感到满意了，但却不能让这位德国士官接受，他还是需要一些调整，直到没有人的鼻子会超过另一个人的。施密特先生过来同我握手。在他的军帽下，一张友善的脸散发着军事热忱感染出的红润。这位军事教官认真地执行任务，并努力与中国军事学员诚实往来，与他在帝国的普鲁士军营里无异，虽然，身着中国将军或元帅服饰的他，也许没必要这样做。
我们在离军人队列稍远之处坐下，一位通译跟着我们。他手里拿着一把象征地位的雨伞。但是，施密特先生并不需要通译，在演武场上所需要的中文他都是会说的。口令以孔老夫子的语言从他的浑厚嗓音中发出，声音穿越过广场并撼动着肢体，就像著名的普鲁士雷鸣——原来，中文也可以做得到。
“军官与士官、出列！”
被点到的人从队伍中脱离，踩着小碎步跑向前。他们将我们围成一个半圆形，我被引介给他们。当这群军士清楚我的名字、职称与出身之后，便以相同的步伐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上，因为，他们即将进行持枪练习，就像是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演习场[6]看到的那样。这座军营的运转就像时钟般准确。最后，有两个鼓手及两个号手出现在军队的最前方，并为军队的行进提供军乐，后者像是对奥地利步兵铜管进行曲的模仿。这首中国的军乐听起来仿佛战争时的火花出现在眼前，演奏的人随兴地穿插入行进的队伍之中。如同施密特先生所言，并没有“踩着相同的步伐”。中国人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每个人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军队就是用来行军的，而音乐则是用来演奏的，两者不能并行。
但是当军士队伍进场时，出现了真正豪壮的一幕。这群一百五十人或两百人的队伍，如今已成一体，并以一致的步伐行进，一种摧裂地表的巨大步伐。施密特将军对此仍不满意，在军队后方踩着步伐并用中文的“一、二”喊着行军的节奏：
“挺胸、抬头！不要挤到第二排！士官不用抬腿！挺胸、抬头！挺胸、抬头！保持清醒，一群瞌睡虫！挺胸、抬头！”（根据传统的中国军队语言，应当是挺胸！抬头！）
这时乐队走到了侧面，两位中国鼓手中比较矮小的那位，似乎被他自己所演奏的旋律所感染，随着节拍摇晃着脑袋。
* * *
[1] 天津武备学堂，又名北洋武备学堂，位于天津大直沽，是光绪十一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兴办洋务运动中创设，意在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新式陆军军官等新型军事人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陆军军官学校。在1900年夏季的战事里，这间学校被多国联军夷平。在这间机构里受欧洲教育的学员们，明显构成了中国军队的核心并守卫着天津。
[2] 荫昌（1859—1928），字五楼，后改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详。早年毕业于同文馆。后留学德国，习陆军。清末民初军事政治人物，清末陆军大臣。归国后历任天津武备堂总办、出使德国大臣、江北提督、陆军部侍郎、尚书等职。武昌起义时，奉命率军赴武汉镇压，屡败。民国成立后，曾被袁世凯任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侍从武官长、参政院参政和参谋总长等职，袁世凯死后，荫昌在北洋政府仍任高职。其学生有：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祯等北洋系军阀。
[3] 利希特菲尔德（Lichterfelde）是德国柏林的Steglitz-Zehlendorf市镇的所在地。直到2001年，它与柏林—斯特格利茨（Steglitz）和兰克维茨（Lankwitz）一起都是前柏林—斯特格利茨行政区的一部分。
[4] 卡伦山是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座山丘，海拔484米，位于德布灵区。卡伦山位于维也纳森林，是维也纳人欢迎的休闲区之一，在山顶观景台可远眺全市乃至下奥地利州部分地区的景色，旁边是奥地利广播公司165米高的铁塔。
[5] 中国皇帝的这个访问计划并没有被施行。
[6] 滕珀尔霍夫公园是柏林最大的城市公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城开放空间。位于新克尔恩区和滕珀尔霍夫区。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是德国第三帝国机场，关闭以后空地开辟为滕珀尔霍夫公园，占地355公顷。公园从日出到日落均可进入，共有十个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