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九月初
天津
在“通州号”上—行李的宿命—乌龟的恶名—一位俄罗斯高级将领对胶州的看法—在海河的沙洲上—狂风暴雨—大沽堡垒—磨盐坊—贸易商港塘沽—到北京的铁路—中国的香肠集散地—城市风景中的火车—售票口—等候大厅—身为鸟类好朋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手提行李—有旗帜的铁路—火车站里的警察—中国车厢—火车站的灯笼—沿路各大车站—抵达天津
“通州号”就停靠在芝罘港内，原本应该三点钟就出发去天津市的，可是到了晚上五点钟，还没有要出发的迹象。天津并不会长了脚跑掉吧，所以，旅客如果看不惯开船时间延误的话，倒是可以下船走到天津去，或者是等到铁路建好了以后再去也行。经营上海经芝罘再到天津这条路线的三家航运公司，分别是英国的太古公司[1]、怡和洋行[2]以及中国的轮船招商局[3]。它们缔结了企业合作，防备了同业竞争后，现在想怎么经营都行。这三家公司便好心地开放航线，让普通百姓也可以搭乘他们的船只——虽然百姓在这件事上一点儿也不热衷。
大名鼎鼎的“通州号”，是所有从上海去天津的船只里面最好的，不过它的美名终究敌不过坏天气的摧残，即使“通州号”船上的所有设备都是顶级的也是徒劳。黑色是“通州号”的主色，黑色的船身、高耸的黑色烟囱，船身以大大的黑色字体写着“通州伦敦”。“通州号”的内部则保持着棕色，是那种明亮光洁的樱桃木的棕色调，和餐厅里镶的木头色泽有些许的差异。不过，餐厅里的颜色和那灰色沉重的大布扇的色调看起来倒是挺和谐的。船舱整体看来焕然一新，房间没有一处显得狭窄，船舱室也都很宽敞。每一个房间都有三张床，并且不是上下铺的形式，而是每面墙边各摆着一张床，床上还挂着洁白的蚊帐。在这么宽敞的空间里伸伸懒腰肯定不成问题。在入睡之前一定会有个侍者进来，在枕头边挂上一个特殊形状的器皿，是给旅客晕船时用的。这一切可以说是舒适得不能再舒适了。每个房间都有电灯照明设备，“通州号”的名字取自北京旁的一处小村落，亦是当年中国与英法联军进行和平会谈的地方[4]。
在芝罘上船的人必须搭小艇划向船只，我自己还算幸运，上得了船，但我的随身行李可就有点麻烦了，而且这个在整趟航行中不断地重复着。行李总是被放置在一个不安全的远处，乘客根本无法确定下船时还能不能找得到自己的行李。这基本上就跟乐透彩差不多，乘客把行李丢上船，如果够幸运的话他下船时会找得到他的行李。
刚开始，看起来我似乎必须把行李留在芝罘不可。“通州号”的侍者与划着小艇的苦力之间展开了一场能力之争，船上的侍者对着下方的苦力大喊：“你们应该把行李送到船上来！”苦力则对着船上的侍者大喊：“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你们应该做的！”这样的交谈就在中国人强大的肺活量中啰嗦地进行着，两方人马的情绪都逐渐变得愤怒了起来，其中一个苦力甚至脱口说出了“王八蛋”这样的词，船上的侍者当然也不甘示弱，忿忿不平地作势想要跳下船打上一架（他们最后当然没有这样做）。
“王八蛋”这个词可以触怒任何一个中国人，仅仅三个字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它字面上的意思是乌龟下的蛋，据说，这是中文里头最糟糕的骂人语词。乌龟在中国被视为最值得轻蔑的动物，因为它们与蛇之间有不轨之举。如果中国人想说出“混账”之类的字眼，那他会借乌龟这个动物来表达。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一只画在墙上的乌龟有好多种含义，好比“此地不允许被污染”一样，墙上的画想要告诉经过的人：“如果你败坏善良风俗的话，那你就是一只乌龟蛋。”这样的做法是有效的，中国人在此可是行为良好（这可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似乎当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当乌龟！于是乎人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连乌龟都不是，仅仅是乌龟下的蛋而已，那他的社会地位是有多么低下。
我的行李就这样令人不安地在小艇边上晃了好一阵子，最后，总算是上船了。“通州号”这下子总算要出发了。这之前还要稍稍等待一位俄国领事，他现在正坐在挂有红白蓝旗帜的小艇上朝我们驶来。这个领事还带着其他乘客——一位住在芝罘的俄罗斯高级将领要到北京去，陪同他的一位朋友是俄罗斯炮兵部队上将，他们要越过蒙古返回俄国。这位俄罗斯高级将领有很多女儿，她们也都在这艘小艇上，身着亮丽的夏日华服，轻快地踏上船的阶梯。不久后，整艘船都能听到她们的笑声了，紧接着她们又聚集到阶梯边，向她们的家人和朋友送飞吻，告别后又回到小艇上。苦力们此时划动手中白色的船桨，小艇便逐渐驶离了“通州号”。海面上都是俄罗斯语的响亮的告别声，还有许多人挥动着手中的手帕。蓄着红胡子的炮兵部队上将，在“通州号”的甲板上不安分地跷着二郎腿；俄罗斯的高级将领则把他最小的女儿举在空中，让在小艇上的女儿们可以再看看这个最小的妹妹。据说这位高级将领每次去北京，都会有一位女儿同行，这次轮到小女儿了。虽然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旅行了，但她可带着最新的洋娃娃呢，洋娃娃可还没有去过北京呢。
“通州号”这下终于出发了。它缓缓地滑出港口，经过了丘陵上的领事馆，那儿还看得见德国的国旗在空中飞扬。这么大的一面旗，只有节日时才会被升上来。不过今天究竟是什么节日呢？日历上还看不出有任何线索。一直到我回忆起战争的历史，我才找到今天高挂国旗的原因，原来德国领事馆正在庆祝色当会战[5]的周年纪念。
我们的船只继续前进，环绕在芝罘周围的山脉已经呈现出秋天的棕色，在后方棕色的山脉中，出现了一处灰色的山岭。夜晚的阳光散落在空气里，天空尽是一片洁净的蓝，而北直隶海湾的岸上，今日则是浅绿一片，美不胜收。
“通州号”甲板的长椅上，坐了四个沉默不语的英国人，他们嘴里含着雪茄，正在吞云吐雾。船长在第五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继续读着因停靠在芝罘而中断的小说。这位船长是一位斯文有礼且格外年轻的男子。俄罗斯高级将领是一位亲切的俄国人，通过他人们会清楚地感受到，一旦俄罗斯人亲切起来，那便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一群人了。这位将领其实是被分派到北京大使馆的。
“您在芝罘定居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宜人的关系吗？”
“不是的，这多少是因为我的情报工作。”这位将领毫不隐讳地回答。
俄国将领早已把中国的地图牢牢记在了脑中。他曾经花十四天时间从芝罘徒步到北京，为了能够测量出距离，他还计算着自己一共走了多少步路。他就是这样才对山东省了如指掌的，他认为山东某些地方将来必定大有发展。“你们的山东省啊！”他亲切地说着，就连胶州他也有非常特别的看法。
“胶州，”他接着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自从德军在那里驻扎以后，随时都能给中国皇帝带来威胁。以前德国在北京的大使已经带给中国皇帝不少压力了，现在人们逐渐害怕了以后，德国公使带来的压力就更大了。要是胶州无法成为一个商业交易中心的话，那它必定也会成为一个德国猎取另一个较好的商业地的出发点。”
响应一个俄国将领称赞胶州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他们的阿瑟港同样赞许一番。
“噢，是呀！”他回答说，“阿瑟港也是一个好地方，我们现在在那里已经有了大约一万五千名士兵。不过贸易方面还是被几个德国公司主导着。您若到海参崴去也会看到相同的情形，就连敖德萨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您走在圣彼得堡[6]的大街上，路上大大小小的德文商店名称肯定会吸引您的目光。我们俄罗斯人不是做生意的料，我们是一个崇尚军事的国家。俄国人拼命派遣他们的士兵到世界各地，德国人便紧跟在我们的后头做起生意来。”
那四个英国人抽完了雪茄之后，便有了玩纸牌的兴致。紧接着就见到船上的侍者从舱房里拖出一张桌子来，桌上的纸牌都用盘子及玻璃杯压着，以免被徐徐吹来的海风吹走。俄罗斯将领当第一轮的庄家。我一开始还看不太出来，到底是俄方还是英方的赢面较大，不过，过了不久便显示出运气是站在俄方这边的，四个英国人从他们的口袋中掏出不少银两来。
第二天接近中午的时候，前方海面上出现了一道黄绿色的线条，应当是一处沙洲，海河就是在这里从陆地上冲积过来，以它带来的海沙阻挡住了船只的驶入。如果中国人能够定期疏通海河的话，这里是绝对不会出现沙洲的。只可惜在中国，肮脏无序的情形已经蔓延到了所有的事物当中，清政府放任他们的河流与土地就这样毫无约束地肮脏着。另外，说到这个海河里的沙洲，中国人对于它阻碍航行、使得进入北京困难重重的情况，肯定不会感到有丝毫的不便。在沙洲的中间出现了一个狭窄的渠道，在高水位的时候尚可以确保船只顺利通行，不过那儿的水位不是一直那么高，船只必须痴痴地在沙洲上等待海水涨潮，这一等少则几小时，多则好几天。
“通州号”随着它缓慢的蒸汽再稍稍地往前行驶了一小段后，便放下它的船锚停泊了下来。这里的海水呈现出一片金黄的色泽，在地平线金黄的海水上方，栖息着一面蓝黑色的云墙，云墙边上还赋予了海洋一点硫黄般的光影。远方雷声轰隆轰隆地响着，海浪重重地隆起后再度下沉拍打着海面。这片汪洋现在看起来充满了狂风暴雨来临前的不安分。在沙洲上已经停了好几艘船，从远处看起来船只像是堆在一起，走近看才会发现船只之间还是有些距离的。那儿一共停泊了三艘中国战舰，船桅上全副武装的瞭望台凝视着海洋，船舰上则一点动静也没有，仿佛这三艘战舰上承载的是一支幽灵军队，如同歌剧《漂泊的荷兰人》[7]里描述的一样。在这样的天气里有一艘日本客船不得不中断它的航程，另有一艘庞大的绿色帆船则镇定地收帆停泊在沙洲上。除此之外，还有一艘中式帆船也在那儿。这是一艘非常典型的中国北方帆船，高高隆起的船头让我想起了中古世纪的橹舰。许多小船也同样在等待着狂风暴雨过去，有一些汽轮船不断地起动又停驶。在沙洲中间出现了一艘红色的灯塔船，它正在海浪上漂荡着，其所在地正是沙洲的开端。
很快，狂风暴雨果真爆发了！一阵带着冰冷气息的狂风率先吹了过来，接着天空急骤地下起了暴雨，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轮船的甲板上。一阵阵闪电快速地照亮天空，紧接着的便是震耳欲聋的雷声。就在这场暴风雨中，我看见一个领航员的身影。此刻，他的小艇恐怕随时随地都有沉入深不见底的海浪中的危险，不过中国的领航员在长板凳上直直地坐着，以他的笑声及歌声用力地划着手中的桨。这领航员来到了我们的轮船上，雨水自他黄色的油布雨衣流淌下来，从雨衣的领口处还可以看得见，他佩戴着一条完美的白色领带。
三个小时过去了，大约是下午三点钟，沙洲的水位总算上升得够高了。“通州号”慢慢地动身继续往前驶去。此刻，中国领航员负责测量水深，他报告的结果显示，轮船航道的水深有十到十二英尺，而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水深却都不到两英尺（一英尺等于三十点四八厘米）。为了确认可以穿越沙洲的渠道，小船只大多已系泊住。一个红色的浮筒告诉大家，船只正处于沙洲的中间。天空这时逐渐明亮了起来，远处海岸那道细细的线条多少已经映入眼帘。
中国的防御工程——大沽堡垒的轮廓，会在不久之后让人们印象深刻。大沽堡垒上一共有六项防御工程，目的就是要堵住海河的河口，不过，这一点沙洲肯定比堡垒做得更出色。德国克虏伯公司已经运送了性能极佳的大炮，这些大炮过来支撑这些军事堡垒。大炮无疑地会被保持在最佳状态，不过大炮要架设的地上尽是松动的泥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敌方的炮舰发动大炮射击，堡垒肯定是抵挡不住的，很有可能在对方射击之前，自己就经受不住自己发射大炮后所产生的震动而崩塌了[8]。
这位俄罗斯的高级将领告诉我，他在几年前曾经造访过大沽堡垒。当时，那儿的中国指挥官罗将军[9]还认为这个堡垒已经强大到无人能征服，其中一处还是罗将军自行建造的，想必比这堡垒的其他地方更无敌。
“我学的就是堡垒工程。”罗将军语带骄傲地说。
“而且我还知道，壁垒一定要盖得愈低愈好，让敌人找不到攻击的目标。所以，您也看得见，在我自行建设的堡垒区，壁垒是所有当中最低的。”
“关于大炮与敌方军舰之间的距离，”俄国将领询问，“您会如何把握？”
“我用目测的就行了！”这位攻读了堡垒工程的将军回答说。
俄国高级将领认为，对测量工程来说，再好的眼睛也是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炮兵部队的军官们，特别需要俄制的器具来辅佐的原因。罗将军对这个说法充满怀疑，俄国将领只好画出这个仪器展示给罗将军看。当罗将军看完，明白过来时，他便抓着俄国将领的领子说：“你们欧洲人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些东西的？”随后他决定要订购这种仪器，不过，后来发现订购的成本实属太高，他转而命令那些在大沽炮口执勤的军官们每天都要戴上眼镜以加强视力。
从远处看，大沽堡垒仿佛海面边缘上的一条地平线，当船只驶近时会看到这条地平线的一处切口，接着会清楚地看到海的两边都伫立着堡垒。这里的海水颜色如同巧克力般，不过是一种颜色较淡、极度稀释掉的巧克力色。在赋予海水这种颜色的沙土上也盖有堡垒，换句话说，巧克力海水有巧克力堡垒保卫着，即使这一切看起来并不是很美味。堡垒上尽是又大又宽的设备，再加上有棱有角的堡垒，整个看起来非常雄伟。这时轮船经过离它最近的一处堡垒，可以看见军人小心谨慎地把大炮包裹起来，好像怕它着凉似的，给它加了件外套。放在壁垒边上、堡垒底下海水附近的大城门是敞开着的，身穿中式蓝色便服的士兵站在门前，他们的手正举在眼睛上方朝“通州号”望过来。
泥泞的土地在堡垒的周围蔓延着，地上到处都有小水池，由此可以看出这里风景的特色：泥泞、海水，有时看得到长满绿色灯芯草的田地，接着又是无止尽的泥泞及海水。这片景色中最特别之处就数墓地了。地上的水干了以后，只要是有留下污斑的地方就会变成丧葬场所。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墓地，这里一个，那里两个，再过去恐怕还有五个，倒是没有看到整片的墓地。中国人终其一生都在大批的人群中游走，死后肯定会有独自一人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死者占用的空间往往比活着的人还大的原因。他们愿意把土地或山脉让给死者，从海河的景象就可以知道，他们甚至把河流也让给死者了。如此一来，这里绝大部分的土地都变成了墓园，已故的人在人们的附近徘徊。由此可知，中国人以迷信、戒慎、恐惧的心态来严格看待的唯一传统便是祖先文化，这个民族生活在墓地之间，因为那儿可以感受到祖先的存在。在海河河岸地区的墓地，泥土颜色也和建造堡垒的相同，是浅棕色，大部分的墓地没有比鼹鼠丘[10]大多少。有时候它们的形状是长长尖尖的锥体，河流就环绕在周围逐渐啃啮泥土，因此，常常会看到黄色的棺木从墓中露出来。如果没有秋日的太阳挥洒出金色光辉，没有蔚蓝的天空在大地上散播出那明亮的纯净的话，这个由海水、沙土、墓地所形成的景象只是一片黯然。
在这里的某些地方会看到，像旋转木马似的帆布一直不断地旋转着，那儿便是四周都套上帆布借助风力的磨盐坊。在河水的另一边，就是堡垒的对面，有几间欧洲的房舍，就盖在大沽河岸的中间。其中一座有花园围绕、拥有多层楼的灰色建筑，便是领航员的住所。而这位打着白色领带的绅士，就在这个地方下了船。轮船此时顺着弯曲的海河一路向前，不过这几乎不能被称为是“弯曲”了。海河现在的角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尖锐，我们现在航向左方，在堡垒的后方前行，堡垒目前还在我们旁边，至于右手边则已经可以看到塘沽贸易商港的桅杆了，标示着这里是航程的终点站。
就这样我们一下往左一下又往右地航行着，而在我们身后的那些船只，看起来正停留在这片土地的中间静止不动。河岸的左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塘沽，这里的人用河水泥土建造所有的东西，就连房舍也不例外。这座棕色的泥土城就立在棕色的泥地上，看起来就好像是泥土的一部分似的，甚至给人感觉，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随着自然现象发生后所产生的，如同这片土地将自己搅拌了一会儿，接着城市就这么出现了一样。塘沽的地形顺着河流蔓延，所有的房子都呈现四方体并且有扁平的屋顶，唯一例外的是一座由灰色木头盖成的庙宇，它在沙地上一柱擎天地伫立着。房舍的墙与墙之间盖有阳台，常常悬挂着刻有路名的路牌。一条小巷弄里挤满了人。停在海滨上的一些小舢板，凭借轮船螺旋桨打出来的强力海浪，在水中来来回回地划行着。
河岸的右边则有成堆的煤炭，有的时候除了煤炭，也会有木材或物品成捆地堆放在那里。这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在中国会出现的景象。除此之外，人们甚至觉得，在这个河岸上的活动也是在中国完全没有的。这时候从远方传来了一阵长长的鸣叫声。
“你们可听见他们是怎么发出那鸣声的吗？”“通州号”的船长问那些聚集在船头的乘客。
“是谁发出鸣声的？”乘客反问。
“火车！”船长答道。
河面上停了越来越多的船只，“通州号”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于是就只能停在河面上静止不动。这时在河面上闲来无事的救生筏被呼叫过来，经过一番交涉后，救生筏队伍愿意把“通州号”上的乘客载到岸上去。要把这些乘客和他们的行李一起带到小小的救生筏上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接着，海河附近便听到特快车急行的声音。河岸上清楚可见火车的轨道。轨道上的货车装满了煤炭，另外由木架组成的停泊处则有两节乘客车厢。
陆地上有许多苦力在等待上岸的人，就像是一群野兽正觊觎着上岸的猎物一样。他们在可怕的吼叫声中拉扯着，乘客们的行李甚至还被抢走。大件的行李像是长了翅膀似的，主人都还来不及开口，就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消失在前往火车站的方向了。眼看着随身物品愈来愈少，最后就连仅剩的一只雨伞也难逃苦力的“魔爪”。乘客们只能每个角落都仔细打量一番，盼望能够再和他们的行李团聚——这就是在中国铁路上旅行时随身行李到火车站的过程。不过说来也奇怪，人们到最后一定都有办法找到自己的行李。
说到挣钱，没有什么比直接把行李偷走更简单的了，但是，行李失窃的情形却几乎没有发生过，这也证明中国苦力的诚实。同时，人们最后也慢慢体认到，苦力其实是中国人中，做事最正大光明的一群人。
到火车站的路上会经过几处铁轨和一些尚未开垦的蛮荒之地。在中国，铁路同样是要证明自己有创造万物的力量，它在土地上播下了城市化的种子。在这里可以看到几条路已经被开垦出来，而在塘沽火车站的后方，已经有一个由木头急促打造出来的小城市了，那儿住了许多做生意的中国人，他们贩卖着民众无论要不要搭火车都会用到的各种生活商品。贩卖食物的小摊就设在前往火车站的路途中，摊商们蹲在地上，旁边放着食物篮。塘沽真可说是中国的香肠集散地，因为，篮子里除了水果，就以香肠及腊肠为主。看到这里便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些香肠究竟是由什么肉制成的呢？在我们那儿，铁路上贩卖的香肠，被怀疑是用拉过马车的马肉制成，不过在中国，马肉可是无比昂贵的，而且一般人也坐不起马车，坐苦力拉的黄包车居多。
在主要铁轨轨道上停了一台小火车，正在行驶前的间隙做最后的休息，蒸汽炉是用黄色的金属制成，就连低矮的烟囱上也有一圈黄色的边框。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所带来的汰旧换新的速度有多快，似乎新的影响早就已经排好队等着要发生了。中国曾经抗拒过铁路好长一段时间，现在，建造完成的铁路仿佛又在告诉世人，中国的一切自然条件就是为铺造铁路做准备。过去，古老的中国，生活已经有一定的发展，现在它愿意敞开心胸接纳铁路建设的来临，而铁路也非常迅速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火车就这样平顺地出发了，没有太多人对此感到惊奇，仿佛这项世界上的伟大发明一点也不值得赞叹一样。一辆吐着烟的火车出现在中国的景色当中，这于中国人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我们走过一座桥时，看到一位肩上批着毛皮、留着长发的乞丐，朝我们下跪并且磕头，同时，可听见他绵延不绝的抱怨声。就连那些身体有病痛的麻风病人也加入了乞讨的行列。轨道之间积了一些水，这时苦力正要把一小节灰色车厢推上轨道，车厢上写着：中国帝国邮局。这条铁轨主要通向北方及上海的方向，主要的铁路线则是塘沽出发，经由天津再开往北京。
在月台上的两根白色柱子间挂了一个长牌子，上头以极大的黑色字体写着“塘沽”二字，在这个中文字的下方，有小小的汉语拼音“Tongku”把站名再重复标示出来。就连其中一根白色的柱子上，也刻上了红色的中文字。路基上架设了许多古老的灯笼，其上头的白色螺丝钉清楚可见。火车站由几座看起来十分简陋、漆成白色的平房组成。售票口坐着一位身穿黑衣的中国人，外头的中国人则在推挤中等待轮到自己买票的一刻。欧洲人完全不用排队就可以直接走到门后进入票务人员的办公室。在这间票务室里充满着鸦片的味道，屋内的一个角落便是员工们过夜的地方。很小的空间旁还有个洗头的盆子，在员工们身旁的桌子上还有他们的算盘，除此之外，桌子上满是成串的铜钱。中国人买票是以铜钱支付，欧洲人则以银两支付。我那张粉红色的车票上写着：“中国帝国铁路，塘—沽到天津，一等车厢”，车票上同时盖有5945的数字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站台上明明写的是“塘沽”，而车票上却是“塘—沽”。我当然不想怀疑这班火车的真实性，不过似乎连他们自己都不了解自己这个火车站的名字到底叫什么，这挺让人匪夷所思的。
月台旁边有一间十分宽敞的大厅，和某些边界的检测房差不多。一张沿着墙壁摆放的长板凳是大厅里唯一的公共设施，车厢等级较差的旅客要在此等待。其实车厢也只分两个等级，等级没那么差的人坐的是一级车厢。整个大厅里挤满了中国人，有些人直接就伸长了身子睡在长板凳上；有些人则为了提振精神啃起小黄瓜来（当然是没有削皮的）。有一个乘客演奏起中式的曼陀铃，让整个大厅充满了有趣的音乐声；除了音乐声，还有一只鸟儿正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它就隐藏在一个放在行李上的、被布罩住的鸟笼中。笼中是多么黑暗，使得它必须给自己找点事儿做，想必它一点也不相信鸟笼的外头已是夜晚，因此，就只有大声地抗议。中国人特别喜欢会唱歌的鸟儿，在房舍中或工厂里常常可以看到鸟儿装在笼子里被吊在屋顶上，就像是他们亲密的家族成员一般，而它们的歌声仿佛在告诉陌生人：在中国也有柔和的感情表达。
每当夜晚来临，中国人就会提着他们的鸟笼到外头散步，途中也许会遇到另一个在城墙边或海边散步的人，只见他们拿着鸟笼慢慢地走着。他们以手指穿过鸟笼上的圆环提着鸟笼，并且让它前后来回地摇晃。不过笼中的鸟儿只是唱它会唱的曲调。中国的鸟类当中有几种鸟有着特别美丽的嗓音，如果有陌生人经过，驻足聆听鸟儿的优美歌曲，鸟的主人会微笑着散发出一种父亲般的骄傲。
所以一个中国人把他养的鸟当成旅伴带到火车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鸟笼也绝对不是唯一一件特殊的行李，有一位乘客的手提行李竟是一盏油灯，不过还好不是正在燃烧的油灯。另外，堆在大厅中央的行李箱，也实在是很值得一探究竟的。有一些中国人竟然带着整套的床具一起旅行，还有一个人的家当是好几捆厚厚的船用绳索。大部分人为了这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准备了足够的粮食，当然他们是带着香肠的。我注意到人们对铁路还是有戒心，很多人把他们的行李集中堆在一起，并且在上头插上一根旗子方便辨识——铁路替中国人创造了一个能用旗子来掌控局面的机会。当火车进站然后再度行驶之际，便会看到旗子随风飘扬。车站的工作人员身上也会佩带旗子，就连列车驾驶室也在两侧插了两面旗子。
终于在一扇门上看到了令人兴奋的字样“一级车厢候车室”，门后便是引领我们到候车室的长廊，不过事实并非你想象般还有一级车厢候车室等着我们，原来这长廊本身就已经是一级车厢的候车室了。车站的餐厅就在一旁，招牌上写着“同永记”三个字。“同永记”先生在一间苍蝇满天飞的小厅室里卖酒水，里头的威士忌倒是可以喝上几口。此外，有三只体型与熊一样大的黑色蒙古犬在吧台边出没，一直不停地在客人身上嗅来嗅去。
月台上聚集的人愈来愈多，这时一辆黄包车方抵达，一位肥胖的中国人下了车，眼睛上扬到超过眼镜片的模样。从他的举止不难看出，这个中国人十分自负，他应当不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可以推测，他肯定是个坐在一级车厢的乘客。接着有三位士兵出现，以他们手中拿着竹竿的态势来看，可以知道他们是中国警察——这可是没有一个火车站少得了的配备。这些人属于政府的绿营兵，在中国所有的士兵当中，就绿营兵是无所作为的一群，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被分配到各地，担任警察的工作来守卫市民。四个苦力抬来了一座空的轿子，轿子的主人应该待会儿就会随着火车抵达。在我们那儿可以在火车站呼叫车辆，而在这里显然只有轿子，这绿色的轿子表示待会儿坐在上头的至少是将军级别的人物。
万事俱备，只有火车还迟迟不见踪影。按照火车时刻表的安排，它应该在五点之前抵达，但是，现在已经快到六点了。这火车其实还是一趟“快”车，只迟到了一小时而已，其他的慢车很有可能迟到一天。在中国，所有的事物都是在缓慢中进行的，人们不禁想问，当初是怎么认为铁路会适合这样一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那便是只要火车也慢慢开就好了，建在中国的铁路也要入境随俗学会这份从容，要完完全全符合中国人沉着的本质。
在英语中有一个字是行事从容的人一定会需要的，那便是by-and-by（不久后），意思是把所有的事都尽量往后延迟，中国人倒是很迅速地学会了这个字，仿佛它是为中国人而造。by-and-by是洋泾浜英语中的主词汇之一，就连一个完全不懂英文的中国人也会说by-and-by。对于火车站的站务人员而言，by-and-by根本就已经是一个口号了！“不久后”，火车就快开了，而就在它从容不迫地跑完整段路程后，它也在“不久后”总算是进站了。
从远方可以看见从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冒着白烟，要进站了，一位苦力走到前方，挥舞着手上的绿旗子。其他的中国人则开始拖着行李往月台上走，很快地月台上便挤满了人。一个身穿灰衣、腰间围着蓝色宽版布饰带的男子，插入队伍中间，把其他的中国人挤到了后方。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铁路局的雇员。铁路局的工作人员不穿制服，或者是不穿戴什么好辨识的衣物，让人无法一眼认出，但无论如何他手中有旗子，尽管也可能只是私制的罢了。事实证明，他们就是铁路局的雇员，这也是中国铁路的一大特点。
由于月台上的旅客站得太靠近轨道，这些警察只好维持秩序，用手中的竹竿驱赶他们往后退。从车站大楼里来了一位身穿蓝色丝质长袍的中国人，头上戴了一顶有红色高官纽扣的帽子。若是我对这纽扣的判断无误的话，眼前的这个人应该就是火车站的站长——这顶帽子在欧洲人看来可是非常一般。
火车缓缓地驶进车站，前面的几节车厢负责载运货物，一节又一节的车厢里头，载的全是来自开平的煤炭，大概有二十节那么多，车厢似看不见尽头——很难想见这么一台小火车是怎么拖着这些东西一路前进的。不过话说回来，旅客车厢又在哪儿呢？火车只迟到一个小时，该不会是手忙脚乱之际，把我们旅客车厢给落在某处了吧？非也非也。旅客车厢在火车的最后方，原来这火车原本只是载运煤炭而已，基于善意，它才愿意载上一些乘客。
旅客车厢有着棕色的车身及白色的车顶，外表看上去就像是卧铺车一样。这里的车厢没有侧开的边门，入口处分别在车厢前方及后方的一个平台处。车厢又高又宽，一级车厢里有着木制的长板凳。这种设备在我们那儿只能算是三等车厢。二级车厢更不舒适。一级车厢里的主色是棕色，不仅长板凳是棕色，连棕色的门上都盘旋着两只棕色的浮雕龙。途中经过的车站并不会以广播告知，而车上也见不到检票员的身影，这些旅客车厢可以说是完全信赖乘客，所以乘客要在车上做什么也没有限制。
我们这些来自“通州号”的乘客就占据了两节车厢，其中第一节车厢里有一位中国人被赶下了车。他就是那位戴着眼镜的肥胖的中国人，他原来是幻想自己要坐一级车厢的。由于火车上没有专门放行李的车厢，所以第一节车厢放满了我们大大小小的行李，某些行李甚至堆放在车厢间的平台上。我们则坐在第二节车厢里——这节满是欧洲人的车厢，对中国乘客来说就好比是一座小型动物园。月台上逐渐聚集了围观的人潮，人数相当可观，他们议论我们的长相，评论我们的手势，接下来搞不好就要开始喂我们吃糖了呢。
火车没有任何理由地在车站停留了半个小时。那位俄罗斯的高级将领告诉我，几年前他和另一位领将乌通斯基来到这里搭火车，中国政府安排了两位道台陪着，特殊任务就是为这两位将领安排快速的运输工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火车站里等了两个小时。只见货物一大捆接着一大捆地被运上车厢，他们当时要坐的火车也和货运列车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列车在中国看起来也是十分不寻常。接着，在海关仔细审查之后，乌通斯基将他的随身物品带上车，而那两个同行的道台，无异于利用这辆货运列车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小走私”。
头戴红色官员帽的站长觉得，有必要让欧洲人感受一下他的权威。一位苦力手里端着残破托盘，上面有一块块的年糕，他试着想在火车上对着乘客叫卖，不过这辆看起来什么都没有限制的列车上，偏偏不让人贩卖年糕。站长立刻派了两名警察将这位小贩抓了起来，并且把他的辫子和一个灯笼柱绑在一起。小贩此刻就站在我们的车厢外，脸上是一副说不出的悲伤表情。他羞愧得恨不得能低下头，但偏偏他做不到，因为辫子正被高高地绑在灯笼柱上。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为这位苦力说情，希望站长能够释放他。“不久之后他就会被释放。”站长这么回答我们。最后他亲手给这位苦力松绑，就在这个时候火车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停留得够久了，应该动动身子了，所以整辆列车便突如其来地发动了——想必全世界都会被这个启程给吓到，而火车就在人们的喧闹及尖叫声中驶出了车站。
列车行驶的节奏当然是再缓慢不过了，从列车窗户向外看去的风景和从船上看出去的风景是一样的。这片土地再平整不过了，完全不会发现任何一处有隆起的现象，唯一一个像小丘的地方就是墓地，有些墓地上方会有一小块像是用来装奶油的碟子一样的东西。但是这片风景是少不了一片绿意的，在地平线常会看到一排排树木。另外，草地上还有一大群的驴子正在吃草，一大片种植高粱和作为饲料的各种植物的田地也在眼前，其中有些植物也会被农民自己拿来食用。眼前无疑就是田园美景，就连隆起的浅棕色的墓地从远处看起来也像极了成堆的草料，不过这些都是秋天的阳光制造出来的假象，事实上，那里只是一片荒原：水、污泥、干涸后变成土壤的淤泥。这个地区的特色便是土地与河流的比例关系，这里的河流并没有流经土地，而是和土地交混在了一块儿。它们互相穿透的结果便是，共同建造了一处土壤和水共处的平原。
火车到达的第一站是“新河”，如同我们欧洲的车站外常常停满了马车一样，这里的车站停着由驴骡拉着的小车，等着进站的火车为它带来一位乘客。这种小车基本上有两个轮子及一个拱起的圆形麻布车顶，光是看着它就让人感到四肢酸痛。
第二站的站名是“军粮城”。这时只见来了一个中国小贩，沿着我们的列车叫卖葡萄，火车站台上则停了两辆驴骡车，其中一辆看起来像是“军粮城”大旅舍的接驳车。在火车站一旁的小水坑里还可以见到白色的鸭群在戏水。
当火车再度驶离时已经是傍晚，车厢里是没有照明设备的，我就这么坐在黑暗之中，想起了法国诗人写的一首意境深远的诗：
如果与我同行之人点亮油灯，
那么车厢里的一切便清清楚楚；
但是如果他不点油灯，
车厢里固然是一片漆黑。
只见左上方有了微微的光线，我们便向左转，面对着它，接着在月食之后就看见了一只燃烧的灯笼，这灯笼发出的光线十分昏暗，你就不用想象其他那些灯笼的光线会明亮到哪里去了。窗户外头突然听见一阵咆哮声，很多人便把纸灯笼提得老高，只见这些不寻常的光线照在外面那些土匪的头上。我们就快要抵达目的地了，如果这个时候还被这群土匪抢劫的话，是多么令人愤怒的事啊。如果这时候能马上到站就好了！说时迟那时快，火车站就在眼前了，是一座低矮的小房子，和之前经过的大同小异。这号叫声同时也告诉我们快到天津了。这帮土匪聚集在火车站，假装要帮乘客提行李，只见站务人员挥舞着手上的鞭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呵斥着这帮人，就在快要发生暴动的时候，铁路公司的职员突然全都出现了，火车就在一阵混乱之中到站了。旅客们必须看好自己的行李，直到有一群戴着草帽的苦力冲出人群出现在我们眼前，草帽上的白色缎带上写着一个博取信任的字样“阿斯托尔旅舍”。我们都想去这间旅舍，因为这附近也只有这一间，于是也就没有随时检查行李有没有遗失的必要了，况且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根本区分不了行李，只见苦力把他们所看到的行李全都扛在肩上，比较强壮的苦力尽可能多扛。我们只能等到了旅舍再分头找自己的行李。
从芝罘到天津的这一趟旅程，完全没有想象中容易：一开始要先坐上小舢板，接着再坐汽船，再搭乘小艇上岸；到了岸上再换乘火车，一路驶进天津。不过究竟是否已经到了天津还说不准。我们还必须从火车站一路走进这座城市。房舍外头燃烧着的油灯闪烁着红光，烟雾弥漫的街上满是人潮。我们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条河流，仿佛一下子就出现在完全没有人会预期有河流的地方。我们曾经在别的地方看过这条河，和天津完全是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无法理解它是如何又流到这个城市中来的。
这时我们又得坐上舢板渡过这昏暗的水流，在对面岸上已经有黄包车在等着我们，待我们上岸之后便坐着黄包车穿过安静、光线微弱、两旁尽是欧式房舍的大街。这里的街名都是法文，最终苦力总算是在“阿斯托尔旅舍”前停了下来。很快地我就在这个中国最佳旅舍的阳台上坐了下来，听着天津市乐队在对面花园的演奏，同时，我心满意足地回想着这一切——只要人还有一丝勇气，终究还是到得了天津的。
* * *
[1] 太古公司是一家英资洋行，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的贸易。1866年约翰·森姆尔·施怀雅与巴特菲尔德（Richard Shackleton Butterfield）合作，在上海成立Butterfield & Swire公司，施怀雅为公司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太古”，寓意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初时经营茶叶及丝绸，以及由英国进口棉花及羊毛。太古担任多项英国业务的中国代理，包括保险及船公司，最著名的是蓝烟囱轮船公司（Blue Funnel Line）。今天的太古是一个环球集团，核心业务多设于亚太区，香港和中国大陆为主要营运地，旗下有国泰航空及香港飞机工程公司等多家国际知名企业。
[2] 怡和洋行是著名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英资财团，由苏格兰裔英国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及詹姆士·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于1832年7月1日在广州创办。怡和洋行决定了香港的发展，故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它也是首家在上海和日本成立的外国公司，1872年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在中国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务；经营船务、银行等行业，1876年在上海兴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安装了中国第一部电梯和引入各种机械及工业设备。
[3] 轮船招商局，李鸿章1872年12月23日向清廷上奏《试办招商轮船折》，三日后获朝廷批准。1873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于上海成立，是中国晚清的洋务运动时期以官督商办模式创办的航运企业，也是中国最早以现代公司概念经营的企业之一。
[4] 公元前206年（西汉初年）建路县，东汉建武二年改称潞县。1151年海陵王取京杭大运河“漕运通济”之意，设刺史州称通州，1914年改州为县称通县，1997年4月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发生通州八里桥之战，满清军队全军覆没，英法联军胜利，满清军队损失超过1，200人，英法方死亡仅2人和3人，后在通州谈判议和。
[5] 色当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发生于1870年9月1日，结果为法军惨败、德军大获全胜，大量法军被俘，连法皇拿破仑三世本人亦沦为阶下囚。虽然德军仍需要与及时重组的法国政府作战，但此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的胜利。
[6] 圣彼得堡，彼得大帝于1703年5月27日建立，1712年至1918年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并为帝国第一次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中心。1914年一次大战爆发，因应“去日耳曼化”的风潮，改名“彼得格勒”，列宁逝世后改为“列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公投恢复圣彼得堡原名，现为列宁格勒州的首府，人口约520万，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及在波罗的海的重要港口，是世界上居民超过100万人的最北端城市。
[7] 漂泊的荷兰人，又译作“彷徨的荷兰人”或“飞行的荷兰人”，是一部由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所谱写的歌剧作品，1843年于德国德累斯顿的森柏歌剧院首演，由瓦格纳本人担任指挥。剧情描述一个因触怒天神而受到诅咒，在海上漂流多年的幽灵船长寻得真爱而获得救赎的经历。
[8] 这个基于军事专家的见解，最后证明是正确无误的。在一九〇〇年的六月，大沽堡垒让那些强权的战舰吃足了苦头，克虏伯的大炮可是帮了大忙（这点德国的船舰一定可以证明）。堡垒的土地依然是松动的，但堡垒没有因此而崩塌，至少不是马上崩塌，还维持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强权们动用军队到陆地上发动攻击时，堡垒才全面失守。无论如何，大沽堡垒在此役中证明了自己是强大的。
[9] 罗荣光（1834—1900），字耀庭，湖南乾县人，曾国藩的湘军旧部。任天津总兵镇守京津门户之大沽炮台长达24年，被誉为“天下第一海防”。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官军大多不堪一击。罗荣光却以67岁高龄率领三千兵勇，身先士卒，誓死保卫大沽口炮台。后因兵力悬殊，弹尽援绝，壮烈殉国，保持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崇高气节。
[10] 鼹鼠通常生活在地道中，平时生活里也会不断挖掘，并用地道来捕猎。一般挖出来的土会被鼹鼠堆到地表形成土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