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芝罘
中国外交官陈季同将军长年在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工作，致力于中国与欧洲的政治外交。同时，他撰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法文书籍，内容十分丰富有趣、引人入胜。在欧洲，很多人都拜读过他的著作。在少数几个被欧洲所熟知的中国名字中，“陈季同”是其中之一。起初几年，有人在柏林看到过他，那时他正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担任武官。
中国一向没有向其他国家派遣军事专员的传统，不过，由于中国当局把大使馆职员的任命权交给了驻各国外交使臣，所以，只要外交使臣同意，任何愿意担任军事专员的人，都可以被任命。陈季同将军就是以这个方式获得了外交职位，之后，他便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官阶不断晋升，最终他快速地上升为将军。
陈季同将军在柏林的美好光景并不长。俾斯麦首相揭露的臭名昭著的比利时文件丑闻，其中的文件是由法国的特务人员德蒙迪翁伪造的，但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事就和陈季同将军扯上了关系，他因此不得不离开柏林前往巴黎。他在巴黎住了好多年，终究在那儿为自己取得了一席之地，成了一个“优秀的巴黎中国人”。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好几本法文书籍，但是，他从不放过可以为自己增加收入的机会。因为文学毕竟只能带来心灵满足，现实生活还是需要经济上的富足，尤其是在巴黎这个事事都要花钱的大都市。陈季同将军是巴黎最有名望的中国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能靠自己的名气来赚钱的话，那他就不配称中国人了。
他在巴黎做了一笔很大的生意，为他带来了好几十万法郎的进账。这个过程说来还很简单，他只需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就好了。那时，陈将军显然已经准备好随时签名了，唯一比较麻烦的是，陈将军在纸上签的并不是他本人的名字，而是以中国政府代表的名义签署——他就这样未经授权地以中国政府之名让自己挣得了这笔钱。当然，被他代表的中国政府一个子儿都没有分到。这件事情终究还是传了出去，陈将军便被召回了北京。一个优秀的将军允许自己做出这么一种“欺诈”行为，让政府损失了几十万法郎，把他立刻打入“冷宫”则在情理之中了。
一般说来，中国政府对那些无所作为的官员，要比那些肯做事情但欺诈国家的官员要宽容许多。但是，由于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多少会利用一些手段来获取钱财，因此，在中国的官僚政治当中，对这种情形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一般这样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如果因为贪占行为把这些官员都抓起来，那还有哪一个人会是清白的呢？还靠谁继续治理这个国家呢？陈将军是自己先犯了错，接着又被他的政敌撞见，这就导致了他无法获得原谅。他长时间代表国家在柏林及巴黎担任中国将领，但在北京政府里，偏偏有人看不惯他这种把自己塑造成欧洲很重要的中国人的样子。
陈将军在欧洲的政治生涯因此事而画上了句号。他被召回北京，并且被要求必须搭指定的船回北京，自此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消息。有一些从远洋传过来的谣言指出，他卷入了一项案件审查中，军衔及功绩也全部遭到废除和抹煞，最后，甚至连他项上的人头也不保了。在巴黎生活多年之后，回到北京竟然被处决，这无疑是最悲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命运。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陈将军还是顶着他的项上人头活跃着，我甚至还在中国亲眼见过他。那是在芝罘“家庭旅舍”的酒吧里，陈将军正喝着加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要是他没有了项上人头，可绝对做不到这件事。就如我前文所提到的，芝罘是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特别喜爱的海水浴场。到了旺季，这里所有的旅舍都会被订满，特别是那些来自上海的旅客。有一天，在“家庭旅舍”用来登记住宿旅客的板子上，出现了陈季同夫人的名字。当天晚上在旅馆酒吧里，我站在一位身穿蓝色中式传统长袍的中国人旁边，正想着要向这个人点杯酒来喝，旅馆经理突然拦住我说道：“天啊！那不就是那个陈季同将军吗！”
我和陈将军在巴黎有个共同的朋友，于是，我很快就有了与他在海边谈天论地的机会。陈将军讲得一口带着特殊口音的、流利的法语，这口音也让他说话的时候带了点忧郁，不过这与他的气质完全相符。因为，今日的陈将军已经不再为官了，所以，他基本上对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他看待世事也有着十分郁闷的观点。但是至少他还愿意描述自己的心情，只不过他所描述的和他与世隔绝的现状完全不相符。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得出来，陈将军虽然已不再为官，但却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努力。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每一个遭到撤职的官员，基本上都还抱着一丝丝希望，期待着有一天朝廷还会再次召唤他为国家服务。尽管陈将军大大小小的官衔都已经被废除了，但他似乎还是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将军。总而言之，最好还是不要跟他聊起中国的政治为妙！
“我已经不理政事很久了！”他说道，“我现在在种空心菜。”
这就如同伏尔泰[2]作品中的憨第德[3]，在充满冒险的生活中他体认到，世上没有什么事比在自家院子里耕种来得更好了。
为了种植空心菜，陈将军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别墅区、蔡道台寓所的正对面买了一块地，在那儿的大花园里盖了一栋小房子。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喜爱空心菜的将军，不缺乏物资来培育质量极佳的空心菜。不过，他要在南京西路上完全盖好一座更好的乡村别墅，还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陈将军自欧洲返回到北京时，官府已把他名下的财产全部充公了，当时，他虽然没有把欧洲所有家当都带回来，但他剩下的那些财产也要一文不少地悉数交回，接着他便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日。据传这段时间，他是在北京的监狱中度过的，当时他的人头肯定时不时都松动一下，不过他的朋友盛道台（盛宣怀）倒是帮了他一个大忙。盛道台在中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不仅是一位高官，还是一名企业家。他很快便能够理解到现代化的含义，为自己赚进更多的钱财。他几乎参与规划了中国所有轮船行驶路线，同时，多数有外国资金投入的中国铁路计划里，都能看见他的身影。现在，他在上海是国家铁路及电报总局的总办。人命和东西一样，都是有价钱的，盛道台这样一个百万富翁要想从愤怒的司法手中买下朋友的生命，想必是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罪行愈高花费的钱就愈多，为了保留铁面无私的形式，也许会处决一个无辜的苦力用来包庇真正的罪犯，毕竟表面上还是要有人受到惩罚的。
陈季同将军因此逃脱并保住了性命，他留在北京的不只全部家当，还有他在政府里的军衔和职务。虽然他本就是一个未曾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但现在他彻底是什么也不是了，就连他仅剩的官服上的小纽扣甚至也被人没收了。他曾为当时还住在天津的总督李鸿章效过力，有一段时间还是李鸿章为数众多的秘书和翻译官之一。接着盛道台便要他来上海，在上海的几年里他组建了一个中国联合会（der Chinesischen Bund-Arbeiten），其实，算是某个欧洲联合会的延伸，陈将军是上海这个联合会的领导[4]，是他把上海街道上的电子照明设备给安装上的。
也许是因为他在公共福祉方面的能力，才让他目前所居住的小乡村别墅也有了点特别的样子——无论如何他现在总算又拥有了一些财产。在芝罘度假几天以后，他又要动身前往北京。如同之前我所提到的那样，只要官员有能力发现时局与钱在何处，那清政府就会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挥，但是，在睁只眼闭只眼的过程中还是要有原则。一个官员可以尽其所能地中饱私囊，不过一旦他做得太过火，便会被从地方征召到北京，到那时他就要诚实地把赚到的钱全部吐出来给国家。也许那些有权势的人还是认为，可以从陈将军身上再挖点钱财出来，我在芝罘遇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绝对不像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去北京的。
他带着夫人和女儿一同来的芝罘，在他回来之前，夫人和女儿会先在这里等他，她们可以享受一点海上清新的空气。陈季同的夫人是一位法国人，可想而知，他肯定是在旅居欧洲的时候认识了她。陈夫人是一位白发苍苍、胖乎乎的女士，为人健谈，但容易上气不接下气。除了这位欧洲夫人之外，他当然还有一位中国的陈夫人，因为在中国，男人娶女人做正室，绝对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位欧洲妻子，他也可以再娶一个中国女子为妻。据说陈季同甚至又纳了两到三个小妾，他的女儿便是中国妻妾所生，其中一个已经嫁了人，另一位近日就要与一位政府高官的亲戚成亲，第三个年纪约十五岁的女儿也已经订婚。在中国，婚姻大事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约定好的，如果要结婚的男女还小，双方的父母就会代替孩子们交换彼此的承诺。
陈季同的女儿受的都是半中国、半欧洲式的教育，她们能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每到冬天，上海道台如果要为欧洲社交圈子举办舞会的话，她们就会帮道台夫人迎接贵宾并从旁协助翻译。陈季同最小的女儿是一位十分可爱的女孩，乌黑亮丽的辫子几乎长到快接近地板了。她有着光亮洁白的牙齿及深色双眸，欣喜之火总是在她眼底深处燃烧着。陈将军是一位温柔的父亲。“这是我的小美人。”他说着，轻抚着小女儿的手。说到底他真的是一位从容不迫的男人，他的谦逊有礼完全不浮夸，既属于中国的传统礼节，也符合欧洲的绅士风度。
我们就在酒吧旁边聊天。
“我们也可以出去散下步。”将军建议。
陈夫人坐上了轿子，两位苦力奋力地抬在肩膀上。我们跟在轿子后面走着，小女儿在我们身边轻轻地跟随。在这条被雨水浸湿的路上，她仔细找寻干燥的地方下脚，她的中式凉鞋湿了可就不好办了。旅舍后方的山脉逐渐变得高耸，引导着人们往有中国堡垒的上坡地段去。
“不，别再谈跟政治有关的事情了！”将军这么说着，“甲午战争后，我试着在台湾重新踏入政坛，我想在那儿建立一个共和政体。为什么共和政体在台湾就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实行呢？我掌权不久，就爆发了抗争。我和几位朋友在最危急的关头，赶紧把我们的身家财产都带到了船上。此时，一艘德国战舰‘伊堤斯号’抵达台湾，来对抗这些叛乱分子。我们在船上等了好几天才得以驶离港口，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反正你也不会再有机会参与共和政治了。”轿子里头的陈夫人说。
“您和我说一说巴黎的事吧！”陈将军恳求我，“巴黎的世界博览会还有多久？我想在一九〇〇年时再去一趟，不过仅是以私人名义去旅行。”
我便应他的要求概述了一下一九〇〇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准备情况，接着便听到陈将军叹了一口气道：“唉，巴黎呀！”接着他就陷入了无奈的沉思当中。当然，我们后来也谈到了德雷福斯事件（一八九四年巴黎战事法庭以叛国之罪有利于德国为由，对一名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进行了误判，导致当时的社会混乱。后来他于一八九九年获得赦免，于一九〇六年全面获得平反）。将军对这个事件则有一套中国式的看法。
“这件事情应该要有个了结了，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有罪。”这个中国人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巴黎人的心声。只是，在巴黎会用一个美丽的欧洲单词来形容这件事，即“国家至上”的原则（即便会侵犯到个人的权利，但只要符合国家需求或利益，都要贯彻实施）。
言谈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抵达上方的堡垒，门是开着的，只看得见站岗的中国士兵和半裸着身子、身上长满痘子的苦力。门上的牌子用英文写着“私人不得入内”的标语，虽然陈将军用中文向士兵们做了一番解释，但我们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必须得下山。
我们沿着旁边的一条小路走了不久，便来到中国的乡间道路上，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可谓朝气蓬勃。路上总有隆起圆形屋顶的轿子经过，轿子前后各有一头驴子拉着，这种又被称作“伸子”的轿子，是中国乡间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人和行李都在同一个轿子上。其间，还有一位化着大红浓妆的女子，穿着丝质服装坐在驴子上，也许她是一位待出嫁的新娘吧。在路边不时还可以看到纪念碑，顶部刻画着蠕动弯曲的蛇的图案，上头的中文字则赞颂着几位女子的高尚品德。陈将军的女儿问她将来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块石碑，接着她便面红耳赤尴尬地微笑着。
“您是从胶州来的吗？”将军问我。待我回答是之后，他接着说：“我不懂，为何你们德国人非要往这个洞里头钻呢？那儿既没有海港，前往内陆的路也被山脉挡住了，德国人应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才对。当初你们能在沿岸地带选择一个海岛也好。如果你们愿意放弃胶州这个地方，或许可以得到你们想要的其他地方也不一定。相信我！德国一定会花大笔大笔的钱在胶州，而这种投资恐怕是有去无回！我很清楚那里的情势如何，因为我以前也在那里待过，并且实地了解了当地的状况。几年前，我曾经受到委任，审查我们在沿岸的军事阵地，审查途中必须经过胶州。当时政府有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主要的军事港口。”
“那未来中国的主要军事港口会在哪儿呢？”我问。
“很难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选择了，完全没有了！目前，俄国人还暂且允许我们把船舰停放在阿瑟港。不过，中国已经奉送掉太多的港口了，连一个也没给自己留。驶入北直隶海湾像螃蟹钳子的入口，也已经在外人手里掌控着。中国的首都目前是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迟早皇帝也不得不将首都从北京迁到内陆，这真是我们国家最可悲的时期。”
我说：“但是这样的危机或许可以为中国带来新出炉的办法啊！无论如何，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定会让那些受过欧洲教育的人来负责国家的一些重要事务。”
将军反驳道：“在这种时候，最好还是保持低调，最好身上不要有任何责任。”
我说：“现在由各个强权国家所占领的地方，倒是暂时可以平静一阵子了。”
将军附和道：“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然后他笑着说：“各国强权在中国争先恐后的状况，好比巴黎人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5]大甩卖时，互相推挤的情形。不过各国强权在中国的情况比那更严重，因为他们争夺的东西可都是免费得来的呀。”
我说：“您难道不相信中国有一天有能力保护自己、抵抗强权入侵吗？那些由欧洲军事指导员训练出来的中国部队，我印象中都是非常好的士兵。也许中国会有一次成功的军事改革也说不定。”
“如果不实施所有改革中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中央集权的话。”陈将军驳斥道，“所有什么改革不改革的计划都是白搭。中国之所以这么弱不禁风，就是因为国家已经从内陆开始分裂到边疆了。仅靠一两个通情达理的总督来进行一两个改革有什么用呢？他的省份也许会因此而受益——也许还不是整个省份呢！再加上总督的任期没有长到让他可以完全执行他的改革计划，继任者通常又不会想要继续执行前任未完成的改革工作，否则，人们就会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没有什么新作为。改革只有在皇帝本人指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成功[6]。皇帝必须说，我负责为将来的改革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我毕竟是一国之尊。接着他便要取回总督们的自主权，让他们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一同进行改革。”
“那么您认为总督们会心甘情愿地让皇帝削弱他们的权力吗？”我问。
“在中国，皇帝的威望仍然是比任何人都高，而且，我也相信总督们没有哪个胆敢违抗圣旨。要是有谁敢制造麻烦，便会丢了官职。用一个听话的总督来取代一个不听话的总督，这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中国最不缺的就是高官。”将军回答道。
“如果欧洲强权意识到中国欲执行以中央化为出发点的改革，并且最终的目的是要对抗他们的话，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我继续问道。
“我完全不认为改革是为了对抗欧洲人。相反地，我认为我们应该与欧洲人一同进行改革，在每一个地区都应该与优秀的欧洲人合作。海关在欧洲式的管理之下表现得十分出色，邮局系统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人们不继续把这套系统用到别处的管理层面上呢？为什么不在财政、陆军、海军方面，也安排一些欧洲人进行欧洲式的管理呢？”将军回答。
“您的这个观点莫非是说，中国官员不应该过于多用吗？”我问。
“完全正确！毕竟现在正有一阵奇怪的风往上头吹去。几天前《邸报》[7]发布了皇帝的圣旨，内容提到皇帝将赐予媒体新闻自由。现在，皇帝终于也能在报纸里头知道国家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前提当然是他能够读得到报纸。在另外一则圣旨里头，赐予了一份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报纸《时务报》[8]一个月的国家补助津贴，并且，皇帝下令所有的官员都要订购这份报纸。这对于一份报纸来说可是一大笔的收入，毕竟对于新闻业，没有一个国家提供的机会比中国更少了。在同样一份北京的报纸里公开的第三项圣旨指出，朝廷现在要花费八十万银两（现今已经不再使用的银两重量单位，一银两约等同于六点四一马克）在北京建立一所大学[9]，这新闻读起来真的让人觉得皇帝似乎变得很激进。”将军说道。
“如果您现在到北京去的话，就有最好的机会去宣传您的观点。”我说。
“没错。我打算在国家实施中央集权的时候去北京，最佳的时机便是当铁路开发涉及矿藏时。矿藏对我们来说甚至比铁路还要重要，因为政府至少在此仍然保有最高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因此，我这趟到北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铁路与矿藏的中央营运机构。”将军回答说。
“这也算是不大会遇到困难的、一个小型化的中央集权了，但是，中央大型的集权和制度改革该怎么执行呢？”我问。
“我是这样想的，”陈将军解释道，“皇帝正在对整个国家进行一项调查，他努力去查明大量征税后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少？因此，他想在北京，或是其中一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举办一场与欧洲强权的会议。皇帝将在会议中公布他的调查结果，并告诉列强，现在你们知道我还缺什么，就给我一些建议来帮助我吧！因为你们总是自称是我的好朋友。各国在讨论过之后，很有可能会把改革的计划揽在身上。”
“欧洲列强负责改革一个国家的结果，完全可以在土耳其身上看到。事前这样的会议也绝对没少开过。”我试着解释。
将军反驳说：“土耳其的改革后来没能成功的原因在于有一些国家想让土耳其就此衰败，然后不费吹灰之力顺势地占领它的领土。”
我想，中国也许会是第二个土耳其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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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季同，福建侯官人，晚清中国新政的参与者、外交家、作家。1867年考入法国学堂，1875年随日意格游历欧洲。法文作品有《中国人的自画像》《黄衫客传奇》《中国人的戏剧》等十余部，第一个把《聊斋志异》翻译成法文。1898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其妻法国人赖玛豁为学堂的洋提调，对现代教育做出贡献。《马关条约》台湾割让之讯传出后，陈季同用《国际公法》“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提出以台民“不服割地”，而宣布“自主”的名义抗拒日本的“武装接收”，确保台湾永属中国，他是十九世纪中国极为少见的天才，轰轰烈烈的文化使者与爱国者。因其曾为柏林使馆的武官，以军人身份代表清政府参加法国阅兵，因此，欧洲均称他为陈季同将军。
[2]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父”。他不仅在哲学上有卓越成就，也以捍卫公民自由，特别是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而闻名，代表作：《哲学辞典》《查第格》《老实人》。
[3] 憨第德，《老实人》是1759年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伏尔泰所著的一部法国讽刺小说，这部中篇小说以一位名为憨第德的青年揭开序幕，先描述他在一位贵族的城堡里过着受庇护无忧无虑的生活，与贵族的女儿相互倾心，同时被他的老师潘格罗士灌输以莱布尼茨式乐观主义。
[4] 1898年他支持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上海中国女子学堂，妻子法国人赖玛豁为学堂的洋提调，起草了“中西合璧”的日课章程，为现代教育做出了贡献。
[5] 乐蓬马歇百货公司是法国巴黎的一个著名的百货公司，位于第七区的塞夫勒路（rue de Sèvres）24号，以及巴比伦路和巴克路转角。它有时被认为是世界第一个百货公司，它是巴黎第一个特别设计的商店建筑。创始人是阿里斯蒂德·布西科。
[6] 陈将军发表这番言论的几星期后，中国发生的事情证明，就连皇帝本人都没有能力做任何改革。
[7] 《邸报》，又称邸抄、邸钞、朝报、条报、杂报，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报纸，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最早出现于中国的汉代。
[8]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旬刊，书册式，每期20余页，约三四万字，从创刊到停刊，共出69期。晚清维新运动中影响较大的中国人自办报刊。报纸总理汪康年，早期主编为梁启超。梁启超在其上发表《变法通议》，提出了“喉舌论”，影响极大。
[9] 文中提到的大学是京师大学堂，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由光绪帝谕令创办于1898年7月3日，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是现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