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七月初
武昌
长江的危险之处—黄鹤楼—中国同业工会—总督张之洞—中国政府以及古典作品的知识—最诚实的中国政治家—一个小乡镇—建筑与文学—莲花—武昌的人力车—战事学校—德国军事教官—“倒数星期六”—长江上的啤酒汤—在先锋营—张彪将军[1]—即兴游行
武昌位于汉口的斜对面，长江强劲的江水将两座城市分开，坐汽船的话大约需要一到一个半小时。这是除了距离本身之外，还要加上与长江强劲的水流对抗所需要的时间。长江的水流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在几处宽敞的地方，有时候会有强劲盘绕的漩涡，将河流表面下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带出来；一旦被这巨大的水流漩涡抓住，你就很难挣脱出来。据说长江吞噬掉的生命，比世界上其他的任何江水河川都来得多。前不久，一位意大利海军就从停留在汉口港的“马可波罗号”战舰上，不小心失足跌落长江，一分钟后救生艇已经准备好要救援，殊不知在这短短的一分钟内，那位海军早就被急速汹涌的江水推到了好几百公尺远的地方，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武昌有一排长长的低矮的房舍，现在迁到了长江岸边。江水旁有一条窄小的江滨步道，看起来像一个德国的联会。在这个中国城市听都没听说过的联会里，正在宣告张之洞总督即将来到武昌的消息。人们期待着他的到来会让这里治理得更加美好。总督张之洞是中国所有官员里思想最进步的，他将居住在这里并管理这个地区。河岸上的居民做的多半是和船有关的工作，街道的最后可以看到武昌的城门。岸上的人很多，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岸旁可以看到工人正抡着斧头，大声敲击着木头以打造船只。另外还有一些人手里拿着竹竿子，试着把淹没在长江下的小船打捞出来……
长江远处下游的河岸上能够看到三个军营，军营里面住的是总督的军队。每一个军营都用围墙把四面严密围住，里面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子，杆子顶端插着一面军队的旗帜，旗面是红底白字，写着指挥将军的名字。军营靠武昌市中心很近，营里的装备十分齐全，这支军队的指挥者是张彪将军。军营的不远处就是张之洞总督创办的棉纺工厂，烟囱正排放着浓浓的黑烟。此时，正是中午用餐时间，冗长的汽笛声宣告了午休时间的到来。
城市的正中间隆起了一片丘陵地，地势非常引人注目，一直延伸到长江岸边。丘陵地上盖了一座雄伟壮丽，四周都有阳台的房子，屋顶一层层如画般堆叠，有些则快要被树梢挡住了，前方从建筑的山形墙里可以看到闪耀的光芒。在山麓丘陵的最顶端有水的地面上，立着一块醒目的纪念碑，圆锥形，看起来像是可以支撑火把的烛台一般，后方有一座已经烧毁的宝塔遗迹。这个地方让人感觉特别神圣，当地人称呼它为“黄鹤楼”。传说有一位中国智者，驾着黄鹤飞达天际。我当然没有亲眼见过，故事是从可信度极高的友人那里听来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圣贤也飞向天庭？或者，为什么没有其他人也驾着黄鹤这么好的工具飞行？这座已经被烧毁的宝塔，还有这个不确定是不是烛台的圆锥形纪念碑，都是人们笃信这个传说的纪念物。而在丘陵上远远望去，可以看到的那些房舍是同业联会的茶坊。
中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了所谓的同业联会（Innungen），这让我想起了我们那儿中世纪的联会。不过相较之下，中国同业联会对会员们制定了一些较严格的规则，一旦某样商品的价格被定好了，中国商人只能乖乖地遵守。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同乡会，常常会跟联会组织融合在一起，因为，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常常也做同样的生意。每个同业联会都会有一个联会的会所，“黄鹤楼”上的茶坊便属于当地最上流的联会所有。
然而，在这个区域江水太过强劲，不适合轮船行驶停靠。对面则是长江的分支汉江，依照汉口而命名的，江水在此混流。迎着水流而来的热风使得江面波涛高涨，就像大海的海浪般狂野。即使小轮船使尽全力与强劲的水流对抗，也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前行，最起码也要半小时才能真正驶离这个角落。
对岸的左边便是张之洞的军事码头。这位偏好军事的总督大人，就如同欧洲的某些强权霸主一样，也是舰队的狂热者。由于这里没有海洋可用，张之洞就让他的船舰在河里游泳。他的主要军力是来自香港总督的游艇——那些用来打发时间的快艇，也就是说，张之洞从香港总督那里买来的快艇，现在就躺在武昌市的海军基地里，上头还挂着黄色的龙旗。备有炮台，等着迎战胆敢来犯的敌人。不过，这支舰队里还有第二艘船，要比第一艘小。至于它是否一开始就是以炮舰之姿来到这个世上，还是其实只是由一艘私人轮船改造为战舰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对这个两湖总督张之洞的特别之处已经略知一二了。先前我提到，他高尚的学术修养和笔下的文学风格亦是顶尖。他知道如何获取清政府当局的注意，于是有一次，对国家情势发表意见时，他在电报中引用古典文学中的一首诗来表达。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虽然他心知肚明，欧洲人在科学上占据优势，也认同中国人要向欧洲人学习，但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欧洲！
（就在前些日子，总督张之洞先生刚刚公开发表了一篇著作[2]，阐述了现阶段的中国应该优先做哪些事情。随后，英国伦敦的罗伯特·道格拉斯[3]教授，在《维也纳周报》的“时间”栏目上，针对张之洞的这篇文章做了相关报道。罗伯特·道格拉斯教授表达了如下看法：首先，张之洞主张要强化中国军队，因为军队之于国家就如同“气息之于身体”。其次，他又说道，中国如果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世界列强就会对中国心存畏惧，就会极力地想与中国搞好关系，如此一来，中国就可以掌握欧洲和亚洲的命脉。他还嘲讽了与中国相关的国际法，因为，国际法不允许中国规定自己的关税税率，也不允许外国人在法庭上出庭。他认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挽救这样的不公不义，而一个开明的民族，也不会容许别人长期来误导他们，并且隐瞒所受到的耻辱。强化军队的下一步便是要研究欧洲人的科学技术。他提倡首先在国内广设学校，让人们在儒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科学及历史的知识。他还想到要全面支持报纸在中国各地的布局，同时也劝告读者，与其对于新闻来源的不足而愤怒，不如把力气花在修正自身的错误上。他谴责对于宗教不宽容的做法，并且主张除非基督教哪天想自己放弃，人民才需要走佛教及道教的路。“现在，”他说道，“基督教正逐渐兴盛，佛教及道教则在走下坡，其影响力已经无力维持。佛教早已过了历史高峰期，道教里又只认鬼不认神。”他接着表示，基督教也跟其他两个宗教一样，也会有走下坡路的那一天，没有必要去迫害那些基督教徒，他们又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呢？）
最近他出现在他创立的武昌武备学堂里，在学生面前演讲致辞时，他说道：学习外国的科学是当务之急，所以，学校聘用了好几个外国教师。由于师资费用十分昂贵，所以，勉励学生务必要珍惜，要把外国老师说的每一个字句都当作珍宝一样铭记在心。
张之洞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做官一尘不染，行事缜密不露任何瑕疵。中国大多数政客，都是用欺骗或敲诈的手法治理地方，可以说，他是清政府的政治人物当中最诚实的一位。首先，清朝的政治人物多半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来得到官位，上任之后不仅没有合理的官饷回报，还要定期向北京缴纳一定金额的费用；由于任期只有短短的几年，他们就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想尽办法谋财图利，赚回他为获得官爵的投入，所以“敲诈”就成了他们官僚体系里的基本特点。在一个公务员的贪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特色里，像张之洞这样据说没有违法地挣过分文的官员，就格外得到人们的尊敬。当然，由于他过去曾经与许多大文豪相处，使得他变得更像是一位超脱现实的梦想家。更贴切的说法或许是，与诗人相处的愉悦进而化作了他非凡的气质。无论如何，不管是在中国抑或是其他的国家，诗人都是经济学最差的老师，收支平衡这门困难的赚钱艺术，是无法通过诗词欣赏来学习的，所以，外头难免有些针对张之洞的流言蜚语，说他根本不懂金钱的价值，他为了获得新鲜事物从来不计算开销。再者，他如果要买什么，往往直到最后才会问价钱，有时候连价钱都没问就买了。有人就是这么形容张之洞的：“如果明天全世界所有的钱都到了他手里，那么他后天就会有五美元的负债。”此外，也有人说，他某天到了一个地方去，如果他看上了一根拐杖，这时候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是买下这根拐杖，而是立刻要盖一个生产拐杖的工厂。如果盖不成工厂，那他就会买下拐杖，但是，可不是十支或二十支，他一出手就是一百万支。
他在武昌对面的汉阳有钢铁厂，在武昌已经有了棉纺厂及丝织厂。这些在他心中很昂贵的工厂，都是直接设在他的衙门附近，从他总督府（外表看起来十分朴素的府宅）的窗户往外就能看到工厂的烟囱，他的这些企业具备获得经济繁荣的所有条件，但是，他们的经营方式还是有待改进的。毕竟这是一个书生出身的总督，他经营这些企业怎么能够繁荣呢？
另一方面，他有时候会脑洞大开，蹦出一些很特别的想法。中日大战期间（甲午战争），上海的一家德国公司突然收到了张之洞的电报，说他想买下三艘德国军舰，连带军舰上的德国海军，钱不是问题。这个提议相当诱人，德国公司非常惋惜，因为没办法做成这笔生意。同一时间，在北京的德国公使馆，也有官员听他说出了类似的话：“我们听说，你们的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他说道，“难道不能向你们租用几十万大军吗？”以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士兵跟苦力没什么两样，士兵是可以用钱雇来保护自己的壮汉，所以，他们应该也已经有了心理预期，觉得有人会愿意将军队出租给有支付能力的人。还有一次，张之洞与同一家德国公司的代表见面时谈到，日本之所以会取胜，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座结构极为特殊的大炮，随时可以被折叠好，放进一个小盒子里收纳。这家公司随即向总督展示了几组不一样的大炮，可惜，没有一款是张之洞想要的那种可以拆卸装在盒子里的。他至今仍在寻找那个可以折叠的大炮……
（张之洞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三大总督之一，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南京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另外的两个。相对于清政府仇视外国人的态度，李鸿章与刘坤一两人则有自己的主张，他们尝试与世界强权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于总督张之洞，则有人谣传，他的士兵已经拆除了面向汉口欧洲的租界地的那些大炮的全部炮栓装置，并且把炮栓全丢到长江里去了。）
武昌有二三十万居民（在中国永远无法准确获得城市里的居民数），因而给人造成了武昌比较安静的印象，街道虽然是很热闹的，但并不像其他城市那样，人群把路挤得水泄不通。只要路上稍微不挤，人们就会立刻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错觉。
武昌和中国的其他地方其实一样，少了一些有特点的建筑。相较于亚洲其他民族，中国人对建筑没有太大的需求。为什么会这样呢？建筑的热情是一种强大的个人情感的表达，也许是内心最强大的情感也说不定。人们的虔诚也会激发起内心的狂热，借由最大的力量展现出来，用一块块石头的堆砌来赞颂最深的信念。偏偏中国并非是有什么虔诚信仰的民族，那些文明之人是哲学家，大多数也是物质主义者，他们贪图金钱、地位与官位。寺庙是为中国社会中下层人士和女人等弱势人群修建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僧人很少受到重视，社会地位也比较低的缘故。如果说士兵是武器工业里的苦力的话，那么僧人就是迷信世界里的苦力。迄今为止，中国若是有建筑是因为虔诚而搭建的，也是基于国家利益原则所做出的决定，因为，中国人还是知道宗教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有利之处的。在这个所有事物自几百年来都一直枯燥单调，却又要求人们一成不变地去适应国家要求的国度，你如何要求社会进步呢？文学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层面中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书本教条的执着已经将人心都石化了，这就牺牲了其他艺术的发展空间。那些习惯于书中的虚幻生活的人，早就已经没有能力感受现实的强大，特别是在建筑中所能展现出来的那种现实！
武昌就是缺少了一些有名的，或者说是可以变得有名的建筑。在衙门街前，中规中矩地立着两根木旗杆子，门口还蹲着两只非常格式化的狮子雕像。门扇上画着仿真大小的中国历史英雄人物，整体看起来就好像是在市集里只需花半个马克（军人只需花费一半）就可以得来的装扮。接着还有一座红色的寺庙，总督大人会定期来这里，向他的皇帝的先人磕头。我们对这里农民的印象在城墙外。一些农地和城墙之间还有莲花池，那些正在耕作的农民的身影一览无余。
莲花白色的色调像极了我们那里的生菜花，柔和的白色中透出微微的粉红，只有在轻俯下身子的时候，你才会闻到一股淡淡的芳香，因此，莲花也被中国的诗人称作“骄傲”，就像是孤独地绽放着的高傲的灵魂，只在远处观望它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莲花的香气。莲花开花的时间比较晚，它们将花苞闭锁了很长一段时间，等到白色的叶子凋谢后，那华丽金色的开放才闪耀在眼前。莲花的开花过程，让人深深体会到它的神秘感以及最后的争奇斗妍，这也是为什么在亚洲，莲花对众神和智者来说十分怡人。那绿意盎然的叶子又圆又大，盖住了大半个莲池，依稀才可以看得到叶下水波投射出来的光影，这似乎象征着花朵极力想要摆脱这个世界的心情。正当莲花违反生命的自然原则将自己闭锁的时候，它的叶子又开始萌芽，向往着新生。它的莲子是绿色的，形状就像是洒水壶的喷嘴，从喷嘴的洞中向上长出花丝。制作银器的工匠总是喜欢仿制它，如果要制作一些用来撒或摇的器具，一定会有这样的喷口造型。
张之洞对改革的狂热，也逐渐蔓延到了他居住的武昌，在所有与往常一样肮脏的街道当中，总督大人特地开辟了一条狭窄的，但却一点儿也不脏的道路。这条道路完全是被精雕细琢出来的，人们只有行驶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真的干净与美丽。于是，总督立刻创造了几个乘车的机会。在武昌市面上只有五到六台人力车，大众乘坐的人力车对一个中国城市来说，就好比是我们那里的城市电车。武昌的人力车就只能在这唯一能行驶的街道上移动，苦力的步伐缓慢，仿佛是要诉说这个工作前所未有的艰难，初来乍到还需要一点儿时间来适应。某日，我搭乘人力车前往武备学堂，身旁是骑着马的德国军事教官福克斯少尉（Der Leutnant Fuchs）。途中他的马不知怎么害怕了起来，这可吓坏了拉人力车的苦力，他慌手慌脚之下连车带人翻了车，把我甩到路旁一条沟渠里，他自己也摔进沟渠里。如果我在德国出版社出版关于中国的旅游书，我绝不会建议他们给武昌的人力车一颗星的评价。
武昌武备学堂是一栋宏观华丽的建筑，更为贴切的说法是，它是由好几栋华丽的建筑物接合在一起的，大多都有被庭院包围着的宽敞大厅。学校的后方还有一间供奉战神的庙宇。整间学校当然是用木材打造的，因为中国人如果想要建造什么建筑的话，一定首选木头当材质，由木材建造的建筑物，至少可以维持跟建造者本人生命一样长的时间。至于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暂时不用为此烦恼。中国人喜欢用木头当建材，就能够说明为什么至今中国都少有一个建筑文物是千年流传下来的[4]。
整间武备学堂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到处都还闻得到油漆的味道。除此之外，每间教室都出乎意料地整洁干净。只要一想到总督张之洞万一调任到其他省份，或是德国军事教官哪天要离开，这间学校会变得荒废的情景，就让人十分难过。其中，后者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清政府现在似乎有意要任命日本军官作为军事教官，因为日本人较为便宜，请一个欧洲军官的薪饷，够聘用十个日本教官。在武昌武备学堂里任教的德国军事教官，除了上面提到的福克斯（Fuchs）少尉以外，还有冯-史陶贺（Von Strauch）少尉，第三位是前德国军官贝恩史托夫（Graf Bernstorff）伯爵。他长时间致力于替张之洞培养一支骑兵部队，为此付出了许多心力。但是，至今仍未成功将中国骑兵扶到他们的坐骑上。贝恩史托夫伯爵周末要渡过长江到汉口，他要回到欧洲租界地去休息，忘却他的骑兵部队不会骑马的烦恼。他会时钟般地在每个星期六准时出现在汉口俱乐部里的酒吧喝酒，因此，人们给他取了个“倒数星期六”的绰号。
武备学堂有八十个学生，被分派到不同的排。各类课程在各个讲堂中进行，学生都有特定的学术修养，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实用的学前教育，因为教学必须还要从字母开始教起。德国教官上课的内容都需要先经翻译传达给学生，多亏德国教官的耐心和优秀的教学方法，才让教学产生了最好的效果。不过缺点还是有的，由于没有实际的士兵，这所军事学校的学生就不可能变成军官，如此一来，这个学校的意义就仅仅是帮助完成个人学习的意愿。尽管有薪饷可以领，但是，学生只是学生，还不是军人。如果，军事科学的教育只能让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纸上谈兵，把战场上血腥杀戮的军事战斗精神充满幻想地带入一群讲求和平的中国文人之中，那很难叫成功。不过，就现在所看到的场面，一群学生坐在食堂里，大部分人的鼻梁上戴着大大的眼镜，他们心满意足地喝着热汤，完全没有给人以勇猛好战的印象。这群可怜弱小的小羊啊！在进入军事学校变成雄狮之前，究竟还要花多久的时间学习呀！
前普鲁士的先驱中尉霍夫曼（Pionierleutnant Hoffmann），替总督张之洞训练了一支两百五十人的先锋部队。少尉的家就在市中心，是一户中式房舍。建造房屋的木头被马虎地钉在一起，就好像是戏院里更换场景时，那些随时可以拆掉的布景一样！宽大却单薄的门扇面对着大街闭锁着，庭院的里头则有两块杂草丛生的荒芜草皮。马厩正对着房子，从房间的窗户往外看，能看得到马匹。门厅里倚着两只大红旗，是某位中国军官赠送给少尉的。每走一步，木质楼梯就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房间里的墙壁则光秃秃一片。当然，家里还有一位女主人，她力所能及地做好每一件家务事。家具的摆放井然有序，很有可能是从德国家里带过来的。墙上除了几幅画，还有各式各样的丝带以及花朵做成的装饰品。不过，德国年轻女子对这间单调不已的房子没有任何权力，家具的风格看起来也跟房间格格不入，看似根本就不属于这里一样。在画与女主人编织的丝带装饰品之间，家具呆板地凝视着这个房子。二楼有一个狭长的木造阳台，从那里望去可以看见外面一排排房屋的屋顶，直到呈现黄色的长江水面。
房子的主人霍夫曼少尉是一个友善的、高大的金发男子。他的夏衣上别有镀金的军事纽扣，上头还刻有中国龙的图案。女主人这时在牯岭山区享受夏日的清新。中国厨师任性地决定不开伙做饭，害得我们中午坐在餐桌上不知道能吃些什么。男主人一脸狐疑，但还是镇定地做出一道啤酒汤来，虽然汤是热的，但这顿饭吃得倒是很舒适。武昌是吃不到冰激凌的，至少在张之洞总督神圣、进步思想的统治下是吃不到的。
午饭过后，我们一同前往武昌先锋营，在路上我们遇到许多士兵，他们都把手贴在裤子缝线上行进着。他们的外套由白色的斜纹布制成，裤子是棕色的喇叭裤，被塞进黄色的短筒靴中，有点类似俄国步兵的裤子。这一身打扮让他们跟中国的“民夫”似乎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特征便是头上的帽子。张之洞的先锋队夏天的时候都会戴欧式的圆草帽，到了冬天则换上深色的头巾帽，这和深蓝色的冬季制服搭配起来简直是美不胜收。先锋营门前有一个肩上扛着长枪的哨兵，正来回走动着值勤。就在我们抵达的这一刻，他马上立正且站得笔直。这天刚好是中国的节日，兵营里面正在进行庆祝活动，偏偏只有张彪将军还在值班，他要检查情况是否一切良好。后来，他看到我们到来，立刻展示出欧式礼节，我们握了握他强而有力的手。
张彪被外界称赞为一名优秀的男人。他是一位有思想、有灵魂的军人，总是神气地下命令，然后，像恶魔般彪悍地骑着战马。他既诚实又值得信赖，德国军事教官视他为最佳助手，大家都愿意与他结为真诚的朋友。这也算是德国军官们对他真诚的回报。
他那浅棕色的眼睛，在经过风吹日晒的棕色脸庞下显得格外有神。就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们认识了他有别于将军严肃的气质，不为人知的一面。他身上并没有戴任何勋章，一派轻松地穿着薄长袍。此刻，他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当我们向他解释什么是《法兰克福日报》时，他手里扇着圆扇，微笑着。翻译把我的解释翻成中文讲给他听，我没能听懂半个字，但是，张彪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仿佛有人对他说《法兰克福日报》是将军们最爱的报纸一样。据说张彪过去曾是总督的车夫，在一次暴动中他救了主人的生命，就被提拔为将军。这真是要比拿破仑的元帅晋升得还要快。不过，我们还是要说，一个车夫或将军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其实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过了营区门口，接着就看到一个大厅，这里被作为营区里的教室使用。柔和的光线通过彩色的玻璃窗，将整间宽敞的教室映照得明亮不已。里头的一切也都干净得发亮，一张张的小黑桌被整齐地排放成一列又一列，每一列桌子后则是一排椅子，大厅上的油灯就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墙上还贴有英文版的天文图及日本地图（后者极可能是因为要报复日本而贴上的）。在旁边的小桌上还放有一些测量的仪器，另一张桌子上则放有各式各样来自德国的文具用品，彩色铅笔旁还有彩色橡皮擦，用彩色铅笔写错的都可以用彩色橡皮擦再涂抹掉。能够在张之洞总督的军营里，和来自德国的学生时代的“老朋友们”一同庆祝，这样的重逢实在是令人惊喜！这些铅笔、橡皮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让中国的先锋营士兵做地势调查时使用，一定也是稀有的冒险旅程。顺便一提的是，武昌先锋营学生们做的地势调查非常优秀。教室的最后方有几个气压计，在这些气压计旁边的角落里还立着几根黑色的电线杆。
学生桌子的正前方矗立着一个小平台，是讲台。讲台的桌子上有特地为将军准备好的茶水。我们就坐在教室里头聊天，那张既大又尊贵，专为教师准备的黄色大椅，肯定是要由霍夫曼少尉来坐，张彪将军则坐在旁边的小椅子上。每次当张彪将军被称赞时，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谦让，说这些德国军官才是应该被称赞的人。尤其是每当谈到功绩时，他总是要提到霍夫曼少尉（虽然这也是事实）。这时候来了一位扎了辫子、身着轻便服饰的少校，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我们。营区里到处都是士兵，有一些经过这里的好奇地往里头看。当有很多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总免不了有噪音或是有闹哄哄的谈话，不过在这里却是一点噪音都没有。这般宁静可以让人充分意识到，营区里纪律严明。
我们就坐在教室里谈天论地，我还特别提到，不用操练列队了，来营上打扰已是万分抱歉。将军听了立刻大笑，并对一旁的少校说了什么，少校立刻站起来走了出去。过了不一会儿，就听见外头闷重的鼓声震耳欲聋，将军似乎想要展示什么，请我们跟着他走出去。外头的士兵正在营房门前，齐步向中庭的方向前进，身上的黑色皮带挂着两个弹药包和军刀。就连这样的行进也是一点儿噪音都没有，只有鼓乐声持续在空气中飞扬。我们接着参观了最好的士兵营房，这里看过去也是相当干净整洁。有一个士兵用一小块窗帘来布置他的床，上头还刻有俄文字样。天花板上晒着几只老旧靴子，窗台则放了两个小花瓶，用来插祭祖用的香。
这时少校出现在外头，他身上穿着阅兵裙，是一件由珠宝点缀、以金丝刺绣而成的深蓝色制服，袖口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浅蓝色圆圈作为军阶标志。另一名军官还替他戴上配有军刀的皮带，皮带钩子还差点儿要钩不上，显然，张之洞可没有让他的士兵们挨饿。皮带扎紧以后，少校手握着镀金的刀柄，一个动作，大刀就嗖地从他的钢铁刀鞘中飞出来。少校觉得能在我们面前演练军队是他的一大荣幸。
在教室旁有一个宽敞的练兵场，我们就站在操场中间，将军趁机快速地点了一支烟。这时军队已经行进到练兵场里了，并且，是以一种阅兵的行进之姿进场的。这绝对不是在德国练兵场上看得到的情景。士兵们每一个步伐都刚劲有力，连地板都能感觉到在震动。长枪被整齐地扛在肩上，双手则以一种合上节拍的节奏来回摆动。这时少校走上前去，手里拿着他的佩剑，用中文下达命令：“向右转！”“开步！”
这时，只见长长的队伍精确地分成好几个方队，齐刷刷朝我们走过来。在听到一声“停”的命令后，就在距离我们前方三步的位置，他们一动也不动地停了下来。接下来他们又自动排成两列很长的线形队伍，不禁让我想到学校里服役的那些人。他们当中还好没有高学历的，因为这些人通常会在最后一刻坏了队形。
现在就是展现士兵佩枪的时间了，队伍表现得就像台机器一样，待指令大声一下，他们手中的武器就当啷飞出又落下。我们通常只会看到军人的一只手及他手上的武器，接着会看他们表演上膛和射击。中国士兵展现出他们也能演练这项困难的艺术！其中不外乎是收紧小腹，抬头挺胸然后扛起枪支。一听到“上膛”的命令，整列队伍就上紧发条且屏住呼吸，一个肚子都看不到了。张之洞的先锋部队都可以作为德国部队的榜样了。
中国人是全世界手艺最好的民族，他们学会了所有的手工艺技术，运用军事武器也根本不成问题。没有任何操练是中国人学不会的，至于这是不是一项纯机械式的学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学得很快的人也有可能忘得很快。中国人的模仿才能是如此出众，甚至到了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地步。如果哪天某个总督有心要拥有一支德国部队，刚好又可以聘用到有才能的教官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让一支中国人的部队被训练成像德国部队的样子，至少表面上看可以模仿得一模一样。他们模仿的功力强大到甚至连作战都会像德国一样厉害！（这点倒是还有待商榷。）我看了武昌这个小范围军事化的模样，再看看一点儿也不军事化的中国，忽然觉得张之洞就像是一个爱玩军人游戏的大孩子。
不过，武昌的先锋部队真的被训练得非常优秀。好在张彪将军有一天骑上骏马，变成第二个阿提拉[5]，把欧洲变成中国一个省的机会不大！欧洲人大可放心地与这位优秀的将军交往，在一起抽上几根他最喜爱的香烟，那时他还会变得更加谦虚呢。
* * *
[1] 张彪（1860—1927），清末武职官吏，字虎臣，山西榆次人，张之洞亲信，曾任湖北提督，陆军副都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率督署卫队与起义军顽抗，因力量不足而撤出武昌，过长江退至汉口刘家庙一带。陆军大臣荫昌及冯国璋率援军赶到，在刘家庙、大智门击退起义军，起义军退出汉口，守卫汉阳，张彪率部先行夺回龟山炮台，后同援军占领汉阳，起义军退回武昌。南北议和宣统退位后，张彪卸职赴日本，民国元年（1912）张彪回国寓居天津，在天津日本租界宫岛街（今和平区鞍山道59号）建张园，1924年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自上海北上曾下榻于此，1925年溥仪离京到津也曾在此居住，张彪曾被中华民国政府聘为高等顾问，授陆军中将衔，1927年在天津病逝。
[2] 指《劝学篇》。
[3] 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Douglas，1838—1931），英国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中文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和文献管理员，19岁时被国王学院录取研习中文，翌年考取了驻华领事的资格，并于1858年来华，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汉语通事。道格拉斯爵士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擅长传记写作，曾为《英国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撰写人物传记。其大部分著作都与中国有关，代表作有《李鸿章》《中国》《儒家与道家》《中国故事》《中国社会》《1506—1912年的欧洲与远东》等。
[4] 作者此说法明显不确切。
[5] 阿提拉，又译亚提拉（Attila，406—453），古代欧亚大陆匈人最为人熟知的领袖，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曾多次率领大军入侵东罗马帝国及西罗马帝国，并对两国构成极大的威胁。他曾率领军队两次入侵巴尔干半岛，包围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亦曾远征至高卢的奥尔良地区，最后终于在沙隆战役被逼停止向西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