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上海
中国的报刊产业最早是欧洲人帮助建立起来的，如今，大部分的新闻媒体企业，依然有欧洲的资金参与其中。有一些报纸是由欧洲传教士撰写出版，但大部分的日报还是中国人自己来编辑。新闻业在中国的发展既飞快又强而有力，在一个人人都要当学者，并且人人想要发表意见的国家里，编辑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再者，一个带着热情阅读的民族，也会带来极好的报刊销售量。中国的文盲其实很少，就连最下阶的苦力也能读上一点。他们休息的时候总是聚集在一起，认得最多字的人读报纸，同时会教其他人认字，这也是为什么报纸会大受欢迎的原因。报纸在中国快速地扩散到各地，现在，已经像在欧洲一样随处可见。小贩、马夫、伙计们，都专心地阅读着各个报纸的头条。那些仕途上不得志的文人，会转而从事出版业。有的由于热爱而选择了新闻业，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人民想要知道事情真相的强烈愿望。技术性的器材完全来自欧洲，排版工及打印工当然都是中国人。除了字母以外，还会用到印刷版，纸张用的则是中国所谓的一般米纸[1]。由于报纸是受欧洲国家影响才被传播到中国发展的，所以中国主要的报社，几乎都设在有外国租界的海港城市里。其中每一个城市都有好几家当地的报纸。中国媒体对外国人基本上不是很友善的，即使是有欧洲资金投入的报纸杂志也一样，同样会发表与欧洲人为敌的文章和论调。看到欧洲人之间为了利益争夺而彼此憎恨的情形实在是十分有趣。除此之外，中国的新闻业跟我们欧洲那儿的报刊业，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
上流的文学报纸、廉价的大众小报，以及主要以广告为主的报纸，在中国都经营得有声有色。中国商人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广告，极度活跃的商务往来使得报纸的广告生意量大增。报纸中还经常可以看到各党各派的文章，不过一般的广告当然是“不分党派”的。中国记者经常会通过报纸对官员的所作所为进行严厉的批判，并且会发出最强烈的反对声浪。他们只有在提及皇帝及皇室家族时，语气才会带着崇高的敬意。当然，中国还没有媒体法，如果某个位高权重的官员对某份报纸不满意的话，他便可以下令禁止其出版，并强制编辑室关门。媒体所拥有的自由，就是记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是，官方也有禁止记者继续写文章的权力。国家的公权力，只要官员愿意，要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他可以不需要一点理由，轻而易举地就把一个记者送进大牢。渐渐地，中国报业也有了一些门道，能避开当局这些飞扬跋扈的专制——他们会尽可能地以欧洲公司的名义来出版报纸，或者任意使用一个欧洲人的名字任主编。
一位旅居上海的英国记者不久前刚刚被出版社询问，是否愿意以一个月五十两银子的代价，挂名担任某份中国报纸的发行人。如果一份报纸能在某个欧洲人的庇护之下出版，那么政府就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天津有一份一向由中国人出版的报纸，对政府做出了十分严厉的批判后，政府便想要介入它的发行，却不料报纸已经落入日本人手中，这下子政府虽然已把对它严惩的手举得老高，但却无法做出惩罚的动作。报纸审查员这时已经有了报业变天的心理准备，这都是由于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恶意报道导致的。政府官员希望得到皇帝的圣旨，把所有媒体出版业都归入到官员的管辖范围。顺带一提的是，政府的反对派们，已经有了许多可喜可贺的作为！例如，前阵子有一份上海报纸，是由一位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编辑的，专门讨论政治形势，他大胆提出了中国如果废除皇帝制，以共和国的形式来取代，会不会更好这样的问题。
在上海，一共有五份中国报纸出版，还不包括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报。其中，读者最多的是《时务日报》[2]（Sche-wu-sche-pau），它是由一个自称“中国每日进展”（Daily Chinese Progress，通常称为“强学会”）的联会所发行，其宗旨是对中国宣传外国的先进知识和消息。由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是由上到下，于是，报纸的格式也是又长又窄。一份《时务日报》大约是《法兰克福日报》[3]的两倍长，但是，只有它四分之三宽幅。《时务日报》每份报纸有八页，两页两页地接连刊在一起，最后一页的右上角是刊头（中国人有时候也会由后往前读）。报纸看起来就如同下图所示：
中间的四个大字是报纸的名字“时务日报”，其左右两行则分别印有日期，中国的日期在左边，西方的日期在右边，下面五行分别可以看到发行的工作日、报纸刊号以及订阅价格。在中国订阅报纸，每个月不会超过五分钱（大概相当于10个德国芬尼）。
报纸的第一页立刻就出现好几则广告，这样的做法完全是仿效英国。广告下方的中间部分，也被书商占据了版面。于是，编辑只能在这一页剩下的小小的版面发挥才智，其实用来写一篇社论都不够。社论涉及的范围通常都非常大，想必当它要对某些事情开始做出广泛的讨论时，还需要增加版面。中国的编辑总是以刊登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文章作为第一优先。例如，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时务日报》便刊登了在河上船只首航时，官方制订的相关规章制度。另外，还会附上政府发出的公文，这在目前的中国相当地引人瞩目。某日，一个日本人向中国皇帝表达了他的建言。他在建言中写道：“欧洲势力正在有意分割中国，并且，将会危及清朝的存亡。日本在这个世纪里，甚至也遇到了相同的危机，后来之所以能够躲过一劫，就是因为接纳了欧洲的经济组织，并且以欧洲的方式来重组自己国家的军队。中国现在势必要学习日本，以避免日后的衰败。”这位日本作者还向中国皇帝提及历史，以及历史带来的启示，特别是瑞典国王卡尔七世[4]，当时欧洲列强也是有意要瓜分瑞典，不过，拜读过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5]著作，并且将亚历山大大帝[6]视为楷模的卡尔七世，却英勇地对抗他的敌人。接着日本人还提及了胶州，说道：“德国人如同天空中的闪电迅速到来，让我们措手不及，甚至连捂住耳朵的时间都没有。”
在报纸的第二页，则公开了皇帝的圣旨，先前，已在北京的官方报纸里发表过，内容大致上仅是以任命官员为主，引起不了民众极大的兴趣。接着出现在报纸上的便是电报了。中国报纸用的并不是最原始的新闻（以后慢慢也会有的），所以，他们只能采取截取电报的方法，把来自英国和日本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其实，在欧洲也有一些小报，会以低廉的价格安插几个新闻人员，负责拦截别家报纸的第一手电报，然后再当作自己的电报来发行。中国的报纸在行事上要光明正大得多，他们虽然是在复制转发别人的新闻，但至少会在每个新闻的后面注明来源。电报的选择也说明了记者的眼光。例如，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时务日报》上，中国的读者可以对西班牙和美国在各个不同的战场有详细的了解。另外也可以知道，法国重要的政治家里博[7]先生并没有组阁成功，法国共和党的党主席反倒将这个机会交付给了萨里安[8]先生。
一般来说，接在电报新闻之后的应当是原本要提到的社论，其中六月二十六日的《时务日报》提出了防治饥荒的几个建议。数周以来，上海和长江流域的米价开始令人不安地飙涨，主要原因就是上海的蔡道台把米全部买断了，然后，他把米送往广东一带销售，这一笔“小买卖”可以帮这个官员赚进百万银两。不过已经有人开始议论纷纷，一个从北京来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在前往上海的路上了，这对蔡道台来说将会是一个不太乐观的事情。只是，这百万银两早就被安全地汇到他在国外的银行去了。社论当中，编辑要想尽办法发挥他们的文学才能，把事情描绘得惟妙惟肖，因此，文章中尽引用一些名言，并且会用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格来书写。
社论之后则是被小心翼翼处理过的读者信箱专栏。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提出各种质疑。中国每个人都是非常勤奋好学的，而且，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现有问题，并向报社的编辑部寻求解答，以增广自身的见闻。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时务日报》中，编辑部用了长篇大论回答某个读者的来信提问。读者在信中问道：英国军队中的军阶一共有几个？
接着还会有一些不是来自电报的国外新闻，这些简短的国外专栏被分散在好几个版面，每一个版面就以一个国家的名字当作标题。例如，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报纸上，在标题是“英国”的专栏底下，可以读到英国领事在韩国逝世的消息；在“美国”的专栏底下，可以知道美国新的驻北京公使，已经抵达了北京。国外专栏中，又以“日本”占了最大的版面。在国外专栏之后，就是国内专栏，内容包括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新闻。
《时务日报》有来自全中国各大城市的第一手新闻，首先会被审阅的就是来自北京记者的新闻。他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报道中指出：皇帝的病情，终于出现了好转；过去几年许多地方的大使馆，都渐渐地有了新的外国公使出任；北京公使馆现在已经没有职缺；英国人已经驻扎在威海卫等。其他的国内新闻则分别来自南京、镇江、苏州、九江及汉口等地。大多数新闻都和米价有关，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主题。
报纸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地方新闻和一些地方性的私人公告。这些地方新闻的内容和世界各地大同小异（如事故、火灾以及市民的获奖公告等等），并且，依照辖区来分类（英国、法国、美国等租界地以及中国地方辖区）。地方私人公告，则是以过去几周不断出现的儿童偷窃案作为主题。一名父亲述说他被一个小孩打劫，接着形容打劫者的长相特征，另外，还祭出奖金要捉拿这窃贼。报纸的最后一页则又是被各式各样的商业广告给占据了。
像我之前所提到的，《时务日报》是比较严肃、文学性的报纸，在知识水平较高的市民中，有一定的阅报率。一般民众则是阅读黑白印刷、内容较客观的《新闻报》[9]，价格比《时务日报》便宜许多，并且上面的消息五花八门。
当时，中国有绘画的报纸也已经出版了，最受欢迎的便是《申报》[10]，可以说是中国的八卦小报[11]（类似于德国于一八四八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出版的政治《嘲讽周报》[12]）。《申报》是以八开的大小来印制并装在绿色信封中的，每周出版一次。每份报纸约有十二至二十页的图画和几页文章，其中，图画是以手绘的方式清楚地画在宣纸上，内容描述了各种中国人的观点，以及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不同的见解。画报上的欧洲人通常戴着呆板的圆顶礼帽，就像人们在巴黎看见的那种款式。除了有时候眼睛会被画得有点歪斜以外，报上所呈现的都是他们非常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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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纸是刊物的主要纸品之一，非以米制成。而由“米”制成的纸通常用于包裹食品，除美化包装外亦可直接食用，亦称为米纸。相对于报纸纸品，印刷用米纸可以印出彩色图片，有光泽，细部清晰，不会化油墨。
[2] 《时务日报》，戊戌变法维新的报纸，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早期主编为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提出了“喉舌论”影响极大。由于张之洞阻挠，任命汪康年任总经理兼主编职务，这时汪梁之争加剧，梁启超愤然离职，汪康年另出《时务日报》记载中外大事，并革新版面，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两面印刷，开中国日报改进之先河，六月《时务日报》改为官报，七月《时务日报》改名《中外日报》，出版至宣统三年（1911）停刊。
[3] 《法兰克福日报》（Frankfurter Zeitung），德国一份已停刊的报纸，1856年创刊发行，存续时间至1943年，本书作者1898年作为《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第一次来中国采访，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活动。1933年9月，佐尔格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日本东京活动，纳粹德国时期《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唯一不受纳粹完全控制的媒体，1943年8月在纳粹压力下停刊流亡。二战结束后1949年《法兰克福汇报》创刊，该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多来自《法兰克福日报》，因而《法兰克福汇报》也自视为《法兰克福日报》的继任者。
[4] 卡尔七世（Karl Sverkersson；约1130—1167），全名为卡尔·斯渥克尔松，斯渥克尔王朝的瑞典国王，斯渥克尔王朝开创者斯渥克尔一世的儿子，卡尔·斯渥克尔松是第一位史载名叫卡尔的国王，但是，世人却以卡尔七世为称号。
[5] 普鲁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约公元46—120），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
[6]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世称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ße），古希腊马其顿王国国王，是古希腊著名王室阿基德王朝成员，亚历山大出生于前356年的佩拉，在二十岁时从他的父王腓力二世手上继承了马其顿的王位，几乎他的统治期间，都在进行前无古人的大型军事征服活动。
[7] 亚历山大-费历克斯-约瑟夫·里博（Alexandre-Félix-Joseph Ribot，1842—1923），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曾四度出任法国总理。
[8] 费迪南德·萨里安（Sarrien），法国的政治人物，1840年10月15日出生于波旁朗西，逝世于1915年11月28日法国巴黎，政党：激进党。
[9] 《新闻报》创刊于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1893年2月17日），初期由中外商人合资兴办，共同组织公司经营，以英国人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中国人张叔和为主要出资创办人，蔡尔康为主笔。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股权为美国人福开森购得，聘汪汉溪为总经理，汪去世后由其子汪伯奇继任，金煦生、李浩然等相继任总编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组为有限公司，称美国公司，福开森任总董，朱葆三、何丹书、苏宝森等为华人董事；民国五年（1916）改称英国公司，报纸标榜“无党无偏”“经济独立”，实际上反对义和团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10] 《申报》原先全称《申江新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为英商安纳斯脱·美查。1877年5月，《申报》出版《寰瀛画报》共五卷，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画报。1884年5月8日创刊附属于《申报》的《点石斋画报》（旬刊）为中国最早的石印时事画报。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后，因《申报》为国民党党产而宣布停刊。
[11] 《点石斋画报》由《申报》馆申昌画室发售，画报为旬刊，每月逢初六、十六、廿六出版，每册八页九图，16开本，零售每册银五分，因由点石斋石印书局印刷，故得名为《点石斋画报》。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份新闻石印画报，由英国旅沪商人美查创办于1884年5月8日，1898年9月停刊。《点石斋画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选择新闻中可嘉可惊之事，绘制成图，并附事略”，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环境全貌和西方奇闻趣事。
[12] 《嘲讽周报》（politisch-satrische witzge Wochenzeitung）的名称取材自柏林的拟声词，意思是“东西跌落并崩溃而碎成碎片”，是一本德文版的政治讽刺周刊，于1848年至1944年间出版，该杂志的标题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成为讽刺性的政治标语，尤其是在奥古斯特·贝贝尔（August Bebel）的讽刺下使用，来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