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试图通过德籍军事教官的协助对国家军队进行改革，实际上这个愿望没办法达成，因为中国军队的基础条件太差。甚至可以说，中国根本就没有军队可言！中国不缺少军人，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是这个民族的精英分子。要把精英分子集结到一起，让他们能够服从于中央的权力，这个现象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央权力和机构都只是形式上的，由中国清政府的衰败，使得所有的上下关系都变得十分松动，就连北京最高军事指挥单位也是如此——就算勉勉强强有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也没有什么好指挥的。
中国的军力是由每个省的总督来支配的，如果哪一天某个总督突然心血来潮，对军事改革感兴趣了，并且他能够很理智地意识到，射箭和举重已经不再适用于军官考试的话，那么，他就会愿意让几百名他的士兵接受国外军事教官的操练，或者自己创办一所军事学校，让一些知识分子和士兵能够从欧洲军事教官那里，恶补一下如何赢得一场战斗的知识，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军队改革”了。
这些尝试军事改革所用的方法，施行到最后都是徒劳而无功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方法，都没有解决好中央集权问题。中国年轻的皇帝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决定要由他自己来重组军队（不过由于他在一八九八年秋天进行的一项大型改革，使他丢掉了皇位的事，这个愿望也没有达成）。这就证明中国清政府的集权实际上还是不够强大！他们根本无力对国家军事进行改革。如果皇帝这个时候突然想振作起来，他就要亲自对抗老旧难改的弊端，然而，消失的将不是这些弊端，而是这位年轻皇帝的皇位。
截止到目前，中国所有的军队改革还只是几个总督个别零散的实验，其中就包括李鸿章。他在被调任北京之前，曾经在天津担任总督几十年；另外一个就是先前提到过的张之洞，目前，他是居住在武昌的地方大员。如果说德国的军事教官对一些省的武装起到了作用的话，那铁定就是跟这个省的总督脱离不了关系。但是，也仅限于某个总督自己的部队，仅仅是展现一下总督个人的才能而已。在北京给予的权限里，即使是总督也没有充分的权力，虽然他们的改革已经展现出了军事训练获得的成果，但是，最终由于清政府的不理性，还是会将其毁于一旦。（最大的成果展现在一九〇〇年夏天，中国军人在天津之争的冲突中，充分展现了从欧洲军事教官那里学到的军事技能，以此来与欧洲军队进行对抗。）
我们倒不必将这件事看得太过哀伤，那些来到中国的德国军事教官，绝大多数不是出于对中国的责任，许多人仅仅是为了中国允诺的、非常诱人的高薪而来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遵守着他们的承诺，每个月准时发放他们的报酬。这样一来，搞不好中国还吃亏了，因为这些招募来的有才能的军事教官，并不能随意指挥自己训练的军队。为了补偿这些军事教官对无法施展才华的失望，他们还要得到一些补偿金。尤其是那些跟随着长官来到中国的德国下级教官，由于置身于从来没有想过的物质环境中，他们的自尊心也有了些许的提升，逐渐地，他们不再把上级当上级了。双方发生纠纷时，德国总领事还得亲自从上海到南京进行调解。
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德国的军事教官在中国这段时间的工作已经结束，虽然在南京、武昌及天津的军事学校里，还有几个在任教，但只是庞大德国军事教官体系中仅剩下的几块残砖破瓦而已。那些最后还愿意留下来继续待在中国的教官，早晚都得放弃他的职位，因为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他们积极地找了些生意来做，最后，有少数人成功地在欧洲—东亚贸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些以往为普鲁士军队传统左右的将领们，曾经藐视平民老百姓和商人，但在这个世界贸易的集散地里，这些旧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上海虽然距离波茨坦[1]非常远，但是军队将领们的个性已经变得十分中立和自由了。他们甚至乐于在中国成为一介平民，他们或许希望，有一天东亚可以变成某些普鲁士军官的教化之地……
中国和德国之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教官合作，始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八年结束。但是，早在一八九三年，就有许多德国军事教官带着他们的下级来到中国，替中国政府训练军人。其中，最高位阶的是普鲁士的施坦尼斯坦（Reitzenstein）少校（这位施坦尼斯坦先生和另一位有名的马术专家，于一九〇〇年夏天跟着探险队伍来到中国的斯坦尼斯先生并非同一人）。施坦尼斯坦先生和其他军事教官的经历，我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进行报道。我于一八九八年的六月在上海与他相遇，那时候他正准备要返航回德国。
德国军事教官正式来到中国是从一八九五年开始的，他们参与了李鸿章在天津的军事改革。由于那里的某些地区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因此，他们决定暂时移师到上海，静观中国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不久后，他们就在南京见到了张之洞。那时候，张之洞在南京担任两江总督。有一天，在聊天的过程中，张之洞对施坦尼斯坦少校提到的军事改革十分振奋。他极力地游说施坦尼斯坦少校，让他留在南京一展才华。张之洞甚至要马上发电报给北京的皇帝，他希望施坦尼斯坦先生对中国新的军事机构的建设，提出一些最好的建议！他特别希望施坦尼斯坦先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军队在李鸿章聘用德国军事教官的教导下，还是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施坦尼斯坦先生回答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天津的军事教官只是负责训练，对部队没有直接的指挥权。甲午战争中军队是由中国军官带领的，中国军官自身指挥能力不足，导致无法展现出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中国军队想要在未来作战中实施正确的军事指令，就势必要把这些军事教官看成是部队的上级长官。”张之洞听完，对此说法表示完全可以理解，并且，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指挥权的提议。于是，施坦尼斯坦少校便来到了南京，担任张之洞军队的指挥将军，跟随他的其他德国教官以及下士，也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军衔。
中国的一个军团大致会有十万人，施坦尼斯坦少校提出异议：他没有办法一次训练十万人。于是，张之洞首先要求训练好自己的侍卫队。最后，他们之间达成了协议，施坦尼斯坦少校一开始先训练两千五百名士兵，这一批训练完成之后，再接着训练第二批两千到三千人的军队，依此类推，直到十万大军都训练完成。张之洞于是马上开始部署这两千五百人的侍卫队。
不过招募部署工作尚未开始，原本的总督刘坤一[2]又调回南京来了，张之洞则必须卸任两江总督，回到武昌自己原来的岗位上。刘坤一作为南京（江宁）的总督，来自湖南。传说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地区，湖南人思想极为守旧，对新的事物和外国人都非常有敌意。举个例子来说，湖南省内有着丰富的煤矿区，但是，如果你要开采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机器能进得去这个区域，最后，机器还会被他们损坏。湖南在中国就是这么封闭落后（现在的南京总督为刘坤一[3]。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在义和团起义时期并没有任何仇外情绪。他是提倡与欧洲各国和平相处的三个总督之一）。刘坤一刚上任南京总督，情况就完全地改变了，因为每个总督都会带着自己的官员上任，所有行政部门的官员一下子都换成了湖南人。他们都尽量给自己人找个舒服的闲差，同时，用尽可能的手段来阻碍军事教官执行任务。德国教官忍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在兴建房子一事上爆发了冲突。
当初，合约规定为每个军事教官都提供一栋房子，地点可以由军事教官自己选，可以盖在他们指定的地方。施坦尼斯坦少校催促总督府赶紧履行这个承诺，总督大人一开始总是找借口推迟，直到实在无法再拖延了，双方就约好去落实，打算一起去负责建造房子的人那里见面，共同选地点。到了约定好的这一天，施坦尼斯坦少校骑着马就出发了。他一如往常地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也没有任何随从。他独自一人，手里只拿着个马鞭，因为南京的日常生活如田园一般，只有猎山鸡时才会带着武器。
可是，当他快要接近目的地时，发现有一群人在那里，他心想这应该是建筑工人吧，所以，也没多注意，继续往前走。突然，他周围一下子又多了好几百人，其中一个人提着手里的缰绳，对着他咆哮：“这不是你该走的路！”施坦尼斯坦少校愣了一下，他在南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不客气的话。当他回过神来，不甘示弱地举起马鞭，打算策马尽快离开，但那个人却紧紧地拉着他的马缰绳，似乎没有要放下的意思。于是，他立刻用鞭子抽了一下马，就在这一刻，有石子朝他脸上飞来。这帮人老早准备好了要攻击他。有一个高大粗壮的男子，手里挥着竹竿就向他的头打过来，他驾着马向这个人冲过去，将那人带倒在地之后，他赶紧冲出人群逃脱了。此时，他早已被乱石打得满脸是血。
施坦尼斯坦少校回到军营，军事教官们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全部都荷枪实弹，想去报复。他立刻打电话到上海领事馆，因为，德国军舰目前就停靠在上海，他请求德国从上海沿长江派一艘军舰过来支持。之后，他便前往总督府提出他的要求——事实可以证明，是总督从湖南带来的中国将军唆使当地民众故意攻击他。他请总督务必撤除这位将军的职位，严惩恶棍，赔偿所有的损失等等。
第二天，德国军舰就到达了南京，总督看到大炮已经瞄准南京了，态度才软了下来。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立刻同意德国军事教官的要求。为了不妨碍他们的教学工作，德国教官也主动放弃了赔偿，就这样这个城市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此时，由张之洞发起的招募工作大抵已经结束，大约有三千人，他们要从军事基础学起。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学员，刚一开始就与总督带来的湖南籍士兵产生了嫌隙。因为湖南军队的官兵待遇很低、装备也很差，不像德国军事教官带领的部队，他们都有齐全的装备，收入也很好。而且总督一直在中间挑拨关系，制造仇恨，直到有一天，他明确地告诉这些德国军事教官，不可能把中国士兵的指挥权交给他们。总督任命自己为这些中国士兵的指挥官，这些德国军事教官只是负责训练指导罢了。施坦尼斯坦少校竭尽全力解释，这样做是违反合约的！双方早已约定好了，对训练的中国士兵，他有直接指挥的权力，并且，还拿出由皇帝亲自确认过的合约。南京总督一定是带着罪恶感和尊崇之心看这份公文的，但接着却说，他管理的省，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下子德国的军事教官们就开始罢工了，他们表示不再负责训练这批部队。这正中了总督下怀，他希望这些德国人赶快跟这些刚招募来的士兵断了关系。
士兵们就不同了，由于没有人管理，他们整天就游手好闲地在南京街上闲晃，逞威风，甚至起了邪恶的念头，干了许多坏事儿，一时间让南京社会动荡不安。总督一下子就慌了手脚，立刻写信给施坦尼斯坦少校，苦口婆心地请求他重新上任，并愿意交付指挥权。德国军事教官刚开始还是不肯，这让总督大人不安了好一段时间，后来，总督亲自过来发誓，不再干涉德国军事教官的任何事情。军事教官们这才愿意回来。
随着部队训练的不断进行，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获得很大的提升，于是总督自己的湖南军队内部就开始感到不安了。有一天，湖南士兵克制不了自己，在训练场上攻击德国下士教官，拿着战戟[4]朝他刺去。显然，这是要把他置于死地。还好战戟没有刺到要害部位，经过抢救，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这下子南京又出现了两艘德国军舰。这位被突袭的下士教官，得到了两万五千马克的慰问金，并被立刻遣返回德国疗伤。施坦尼斯坦少校表示，他不想再待在南京了。最后，经过协商，所有德国军事教官带着两千五百名士兵，迁往长江口上的吴淞军营，在那里继续完成训练任务。
到吴淞军营后，德国军事教官全心全力地指导中国士兵，加上不再有任何外界阻挠，这支两千五百人的部队训练进展神速；而一旦有了正确的教导方式，中国人完全有当军人的潜质。这一点戈登[5]（Gordon）将军早在带领一支中国军队镇压太平天国时，就看出来了（太平天国之乱是当时已经没落的清朝宗亲八旗军队，与各地起义军之间的战争，在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间，死亡人数高达两千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战争之一）。经历这次战斗之后，若再有人请戈登将军指挥行动，他会提出要求：“我只要中国士兵！”为什么这个技巧高超、似乎什么都能学会的民族，不去建设自己的军事工业呢？为什么体力惊人并且不畏惧死亡的中国士兵，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英雄呢？现今，在中国当兵是被人瞧不起的，当兵基本上就和做苦力差不多。德国军事教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中国士兵从多年被蔑视的低迷情绪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不再承受社会的压力。军人的自尊心是纪律最好的基石。德国军事教官以职业的方式，通过训练唤起了这些士兵的自信心，这样一来，中国军人的面貌逐渐有了改观，价值感也日益体现。
施坦尼斯坦少校将他的小军团分成了两支战斗部队，都配有良好的德国武器。除此之外，他们还配备了两组大炮以及一个骑兵连，供他们指挥，目前，只是缺少一些马匹牲畜。这两支小军团都戴着绣有部队番号的肩章，制服是中式与欧式各半。军队当然也少不了军乐队，阅兵时队伍行进得十分完美。通过实地演练及战斗演练，中国军队几乎达到了普鲁士军队的最高标准。
吴淞兵营德国军事教官训练士兵的杰出表现，很快就在整个中国到处传开。政府许多高阶长官闻讯而来，都想亲眼看见这里新训士兵的风采，就连光绪皇帝的御医也慕名前来。施坦尼斯坦少校要风风光光地举办一场训练汇报表演。士兵们情绪高昂地走在阅兵队伍中，他们向官员们行军礼。等到实地演练的时候，现场更是鸦雀无声。这样的场面估计是前来观看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张之洞虽然远在湖北无法赶过来，但他满心祝福地发来了恭贺电报，各种荣誉和奖章也特地从北京送了过来。部队训练的表演还要再加演一场，这次整个上海租界里的人都受到邀请前来观看。英国人看了心里颇不是滋味：“这支部队确实是行进得很好，但是，谁知道在紧急状况发生时，他们是否也能处变不惊、临危不乱呢？如果，他们对抗的人是自己的同胞，又会是什么状况呢？”一周之后，吴淞军营的士兵们就有了机会，他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疑虑。
长江上游附近有一处堡垒叫狮子林[6]炮台，中国的总bang将军和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德文里的“bang”字不是个适合将军的好名字[7]，至少在德文中是这个意思，不过这看来倒是很符合一个中国将领的名字。这个总兵将军有非常多的优点，可惜胆子小了一点，尽管方圆百里之内都没有敌人的踪影，他居然还对自己的士兵心存畏惧。就在吴淞军营的阅兵大典结束之后，所有军队的事宜都必须依照德国的方式重新组织。这个总办将军也接到了命令，他需要让一部分士兵退役，剩余的人日后安排到德国军事教官那里学习。总兵将军承诺会给退役人员发放已积欠的四个月薪饷。他的部队觉得这是趁机敲诈将军的好机会，这在中国也是个习以为常的现象。于是，他们便声称还有六个月的薪饷没有发而不是四个月。将军说，他只能发四个月这么多，而且，现在也没有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要退役的士兵便开始砸毁身旁的一切，还将这个将军抓了起来，胁持到囚禁叛乱者的北营里，并拿枪抵在他的胸前质问他：“现在觉得十个月的薪饷怎么样？”虽然还不能确定这些枪到底子弹是否上膛，但是，总兵将军已经吓得发抖了。他试着和这些暴徒讨价还价，几个回合下来，最后，他允诺支付七个月的薪饷才被释放。
施坦尼斯坦少校接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询问总兵将军是否需要帮忙。得知将军已经答应七个月的薪饷，施坦尼斯坦少校认为总兵将军不应该做出这种承诺。将军反驳说，他虽然同意施坦尼斯坦少校的说法，但他充其量也只是个可怜弱小的角色，不答应他也无能为力。施坦尼斯坦少校说，总兵将军遇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刻寻求他的帮助。入夜之后，狮子林炮台再次动荡不安起来，隔天早上，内心害怕不已的总兵将军立刻打电话到吴淞请求协助。施坦尼斯坦少校出动了他的步兵枪炮部队，每个大炮带上可以击发三十次的炮弹。由于缺少马匹，军队就自己拖着大炮。到了狮子林炮台后，大炮马上对准了北军营入口，里头聚集了那群叛乱者。施坦尼斯坦少校和一支部队进入了北营。少校让他的军队在前方排成一列，敦促总兵将军的士兵们将手上的武器全都交出来。没想到他们不但没有任何动作，还龇牙咧嘴地嘲笑他们，这时，少校命令他的部队子弹全部上膛，一秒钟后子弹已经稳坐在枪支里等待射击了，就跟在军营练习时一模一样。接着少校再度转向叛乱者：“那么现在呢？”他们哪里还敢不听话呀！只见枪支瞬间就堆成一堆了。有几个人被选为苦力，每人扛十把抢，从北营里运出来。过了不久，衙门郑重其事地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总兵将军是罪魁祸首，当场被处决了。施坦尼斯坦少校带他的部队回到吴淞军营，让这些当苦力的士兵从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把大炮拖回来。他们已经被重重地羞辱了一番，行进时尽管夜晚已经到来，但没有一个人再敢暴动了。
这支由德国军事教官训练出来的部队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他们的英雄事迹光速般传遍了整个中国。但是，随着名声的到来也出现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同伴妒忌”，中国将军特别担心自己的利益会受到德国军官的影响。为了招募新兵，中国的将军们会从清政府那里领到一大笔钱，这笔钱亦是他们最大的收入。因为，他是不是招募或者招募得很少，没有人审查，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把这笔钱偷偷放进自己的口袋。如今德国人在，将军们纷纷意识到政府花钱募兵，总会有验收的那天，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作势，要对抗这群来自德国的竞争对手。他们开始到处散布谣言，宣称中国士兵们该学的都已经学会了，是时候该由一个中国将领把军队从外国人手里拿回来了。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将军的阴谋竟然真得逞了——德国军事教官被中国政府解雇。这次阴谋和前几次发生在欧洲的类似事件不同，并非由俄罗斯人在背后主导。
施坦尼斯坦少校要将他的部队移交给李将军，两个人就部队交接典礼的内容交涉了许久。施坦尼斯坦少校坚持部队要持续地、以欧洲的军事习惯继续训练下去，李将军本人要亲自到吴淞来交接，部队当天在练兵场上就位；典礼上，即将卸任的指挥官会最后一次下达“举枪致敬”的命令，接着新上任的指挥官要喊出“右肩扛枪”的指令，代表着他正式接下领导一职。但这个大典对于李将军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我能就待在轿子里不出来吗？”李将军问道。
“当然不行！”施坦尼斯坦少校回答着他，“在轿子里你不能下‘右肩扛枪’的指令。”
李将军只好叹了口气，答应骑着马出席大典。到了约定的部队移交的日期，部队从一大早就列队在练兵场上，但等到傍晚都未见李将军的身影。后来证实，当天早上李将军的确已经搭上了前往吴淞的船，不过一路上他看到一些征兆，使他认为当天是不吉利的日子，于是，他立刻下令返回。
但是，第二天的事情又有了转变。这天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中国人对雨的恐惧可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只要一下雨，原本城市大街小巷人挤人的景象就会瞬间消失，街上仿佛沙漠般荒凉。就连在上海拉着车的苦力们都害怕雨水滴在他们身上，硬是要撑着雨伞来工作。此时，吴淞的练兵场上，部队淋着大雨，等待这个李将军的到来，然而，还是久久没有半点动静。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十二位将旗举得老高的旗手，领着一支队伍到来了。旗上细数李将军的丰功伟业及头衔，接着就看到轿子一台接着一台，最后，终于有一匹马出现在视野里。两个马夫小心谨慎地驾驭着它，一个苦力正忙着替这匹骏马撑伞。紧接着看到马鞍上坐了一团红色不明物体，这个物体就是李将军本人，因为下雨的关系，他把自己包裹了起来。他躲在多得难以计数的雨伞雨衣里，最外层竟然还裹着几条红毛毯。李将军人还没出现在练兵场上，士兵们就听到他大声喊出了“右肩扛枪”的指令，施坦尼斯坦少校这时解释说，要等他先喊出“举枪致敬”的口号后，他才可以接着下令，到时候，要喊多久都随他意……
现在，这支部队跟着李将军驻扎在长江附近的江阴要塞，那些骑兵部队则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这些由李将军从吴淞带回来的士兵，由于管理不力，开始慢慢自行解散。李将军当然不会为了这支德国军事教官训练出来的部队做任何事。他唯一重视的是部队里的军乐队，最多一天甚至有十次，被他召唤到将军衙门里，只要他一声令下，军乐队就得开始演奏。尤其是在他接下部队的指挥权后，他还举办盛大宴会来大肆庆祝。李将军坐在两个大红蜡烛燃烧的大桌旁，身后某处还恰巧挂着一幅战神图，下面无数的人正点着卷好的纸烟。军乐队这时正演奏着乐曲《万岁！胜利者的桂冠》[8]以及《我是普鲁士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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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茨坦（Potsdam）是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州府，其北部与柏林相邻。波茨坦坐落于哈弗尔河边，是柏林/勃兰登堡大都市区的一部分，它是勃兰登堡州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该州的一个中心。波茨坦曾经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点。波茨坦之于德国正如温莎之于英国：其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的夏宫所在，直到1918年。
[2] 原著Li-Hu。据考证1896—1899年两江总督位置空缺，书中所说Li-Hu应为刘坤一。
[3]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清末后期军事家，政治家，1855年参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再任两江总督，甲午战争并任湘军统帅指挥湘军出关与日军交战。1895年强学会成立支持维新运动，他攻击康、梁变法，反对废黜光绪帝。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参与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达成的“东南互保”协议。1901年与张之洞连上三疏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称“江楚三折”，多为清廷采纳。
[4] 战戟，武器名，戈和矛的合体，一种前端装有月牙状利刃的古代竿状兵器，通常装于竹柄或木柄。
[5] 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英国工兵上将，被称为中国的戈登和喀土穆的戈登。他领导的军队有一定战术技巧，号称“常胜军”。1863年清政府与太平军作战，李鸿章请戈登的长枪队支持，戈登与清军合力攻下苏州，因反对杀降和李鸿章大吵一架，战后中国皇帝同治授予戈登中国军队最高的军阶戈登提督。
[6] 清朝乾隆年间（1747年）张金惠考中举人，是年被选派去福建为官。上任那天长江口突发大潮，长江口的石狮子被卷入长江不知所终。张金惠在福建福安县居官清正，刚正不阿，为民拥戴。卸任后回老家常吟诗作文，他在屋前屋后栽植了十三棵银杏和无数松柏翠竹。十三年后银杏松柏均长成，张金惠却一病不起。死后家属依其嘱咐将其亲手栽的银杏松柏翠竹移植于坟旁，遂称“狮子林”。道光六年（1826）后，狮子林成了指行长江口来往船只的标志。光绪十五年（1889），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修筑炮台称狮子林炮台。现在狮子林已划入宝钢厂区，原来的十三棵银杏在抗战时被日寇毁掉三棵，翠竹松柏同时被毁，余下近250年历史的十棵银杏，为国家二级古树名木，依旧苍劲，傲然见证宝钢的发展，几棵雌性银杏依然能结出银杏果！
[7] 这里应指职务“总兵”的意思，由于发音，作者误认为是姓氏。应为班广盛总兵。
[8] 《万岁！胜利者的桂冠》是1871年到1918年间德意志帝国的非正式国歌，此歌曾为普鲁士国歌，旋律来自英国国歌《天佑吾王》，故此国歌并未在德国全境流行，如巴伐利亚及巴登符登堡并不接受这个国歌。
[9] 《我是普鲁士人》是普鲁士王国于1830年至1840年间的国歌，本为一首爱国歌曲，由德意志音乐家奥古斯特·耐塔特（1793—1861）作曲，德意志诗人伯尔尼哈德·提尔什（1793—1855）作词。这首歌的正式名称是《普鲁士之歌》，在普鲁士时期乃至德国统一后都非常著名，其衍生作品《我是德意志人》后来成为统一后德国国歌的备选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