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七日
上海
（一）中国的铁路与德国的疏失
来自于对立世界的两个人，在七年前有了第一次接触，中国铁路的产生，就与这一次会面有关。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几十年里，铁路也许真的就将要绕着整个中国跑了，这对处于发展期间的中国，绝对是个最乐见的结果。
一八九一年，德国建筑师锡乐巴[1]先生，被委任替湖广总督张之洞[2]的府里做庭园设计，当时，他就住在长江汉口对面的武昌。锡乐巴先生是当年建造科隆车站[3]的建筑师之一，这个车站也是他在德国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每每人们要从法国入境德国时，当火车驶进科隆火车站，人们迎面就可以感受到德国的气势。科隆火车站就好比是一座大门，强而有力地伫立在德国的入口处，这恰恰代表了德国人的特色，既强势坚定又活力十足。张之洞认为，这位德国设计师既冷静聪明又谦虚诚恳。于是这个著名德国建筑师，受到了当今中国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的青睐。
其实，张之洞并非一开始就从政，他起初是位学者，据说最重要的作品就是完成了京师图书馆里的目录册——《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册中收录了他针对每一本作品所写的短短几句话的概述。这些简短的总结在清楚度和准确度上，不亚于中国现代的文学作品。张之洞曾经担任过好几年北京国家考试委员会（Der Staatsprüfungskommission in Peking）的主席（内阁学士），不过一到了该全力向权力冲刺的年纪，他便想要离开这个纯学术性的职位，正式步入仕途，从此，他就向着成为国家最高官员的理想前进。这位湖广总督在朝廷里的名望相当高，他上朝呈报的内容承袭了他文学作品中一贯古典优雅、思路清晰的风格。这些优雅文风的报告也为他立下汗马功劳，因为他总是能呈现出最真实的内容，而不是说一些朝廷爱听的场面话。张之洞无疑是一名爱国者，并且，对当今执政的朝廷非常忠心，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不利用他在中国的名望，去实现一些自己的抱负和规划。也就是说，只要张之洞愿意，就一定能够达到他的最高目标，而且，他的支持者和亲信，会因为他没有私心，没有为自己做打算，而替他感到无限惋惜。
李鸿章下台之后（一八九八年的夏天，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遭到解除，明显是因为英国人认为他的态度比较亲俄。不过事隔不到一年，他又被任命担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是众多高阶官员中，唯一有先进思想的，凭借西方国家的协助，极力想要重新建设中国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以身作则的好例子。他在武昌经营着很多大型企业，其中有汉阳钢铁工业，汉阳枪炮工厂等实业。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他在这些企业上必须要投入非常多的成本。
“如果你也能有一条铁路的话，这对你的工业设备会非常有帮助。”有一天，锡乐巴先生对总督这么说。
“一条铁路？那是什么？”张之洞好奇地问。
于是，锡乐巴先生就向总督张之洞详细地解释了铁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总督认为他说得非常有道理，他甚至马上就想要建造一条铁路。“先从一条小铁路开始就行！”锡乐巴先生建议，就好比先做一个试用品，先看看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之后，再想办法大量引进到中国。
在张之洞的全力支持下，锡乐巴先生便先建了一条小铁路，这是除了那条从北京附近的天津开到满洲的铁路以外，现今中国唯一还在运行的铁路了。它的行驶路段有二十六公里，就在武昌、汉口附近。铁路一开始只是工业用途，到长江附近的山里挖掘铁矿，然后，用这段铁路将铁矿运到长江边的码头上，再用船运到总督在武昌的汉阳钢铁工厂里。实际上，铁路也是可以有客运功能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可以让人乘坐的车厢，但这并不会成为运人的阻碍。因为中国人并不会要求替他们建造专用的车厢，只要能够让他们搭上火车，他们就会安静地坐在货车的车厢里，和钢铁混杂在一起也没关系。不过总督倒是有他自己专用的车厢。整个铁路系统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由中国人组成的，柜台后方坐着中国收银员，负责卖票。看守室前方可以看到正在行礼的中国守卫，火车上站着中国驾驶员。他特意把辫子固定住，好让辫子不会在某个地方被勾住，接着，火车汽笛声响起，下一秒火车便已经在轨道上奔驰了。
这就是铁路！张之洞渐渐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能建造更多。“究竟是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在中国到处建造铁路呢？”锡乐巴先生问道。“当然可以！”张之洞特别看重其在军事上的作用，将来如果需要把军队由各地派往首都，用铁路就会迅速并且容易很多。“从中国边境用铁路把军队运送到北京，需要多久的时间呢？”张之洞认真地问道。“只要一天时间！”锡乐巴先生回答。张之洞为之惊讶：“这可是当务之急！铁路是非造不可的！”锡乐巴先生也提起劲来，继续向张之洞详细解释，铁路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带来的效益将会有哪些。
航运的扩张已经使得中国内陆省份变得非常贫穷，内地的货物经由小河流，然后沿着海岸线经过大海送到各地。而铁路的出现会将商务往来再度引领到陆地上，所有有铁路经过的省份，在不久的将来便可以看到经济富强、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张之洞愈来愈觉得铁路是个非建不可的工程，他立即向朝廷做了报告，同时，请锡乐巴先生设计一个草案。
一八九五年，锡乐巴先生开始设计规划中国的铁路网，如果把汉口设为中国铁路交会点的话，那么，就可以形成三条主要路线：第一条是从汉口向北直到北京；第二条是由汉口往南到南方商贸大城广东；第三条则是由汉口最大的贸易街往东，沿着长江经过南京到达上海。从那儿再过去一点儿就到了吴淞区，可以直接到达海边了。张之洞认为，向北连接汉口和北京的这条路线是最重要的一条，他决定立刻动工。锡乐巴先生带人测量了之后，就开始动工建造这条铁路。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地势险峻让建造过程十分艰困。距离汉口不远处，铁路要穿越一个广阔的山谷，也几乎要被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全部掩盖住[4]，锡乐巴先生大胆地使用了高层建筑设计，解决了这个难题。
然而，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如果心有犹疑畏畏缩缩，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像现代文明这么昂贵。现代文明能带来最为人熟知的益处便是商业，受益的人能够赚进大把大把的银子。张之洞之所以急切地想要兴建铁路，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铁路最重要的本质不是火车，而是经济、是金钱、是安全。要从哪儿才能拿到这笔修铁路的费用呢？锡乐巴先生再次被张之洞召见，这位忠实的德国参谋毫无保留地向总督提出了四种能够在经济上帮助兴建铁路的办法：
第一、总督大人可以用他自己的经费来兴建铁路。
第二、总督大人可以呼吁中国的富人投资，也就是说中国可以自行发行铁路公债。
第三、总督大人可以向国外的富人求助，请求国外银行的贷款。
第四、总督大人可以将整个兴建工程委托给外国的公司来承办。
张之洞首先考虑了第一个方法。他知道，建造从汉口到北京这样长的一条铁路，不是他能够负担得了的；接着他又尝试第二个方法与第三个方法，但并不切合实际；最后不得已，他只能采取第四个办法，将工程委托给外国公司。
就在中国政府逐渐确定了这个方法之后，他们极力想要委托给德国公司。欧洲人会常常提到中国的开发计划，这时，德国就在中国的墙壁上挖了个小洞，他们想借此溜进中国内陆，这个小洞的名字就叫“胶州”。事实上，中国也有意将能进入这个国家的钥匙交给德国人，只是，德国人每一次都错过这样的机会。“你们对中国人是最友善的！”中国政府对德国人如此说道。“拜托你们帮我们个忙，帮我们建造铁路吧！”这次德国人说什么也不会再放过这个机会了。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很少有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想必德国也会因此受益不少。
张之洞解释说：“我们非常信得过你们德国人，你们是有科学知识的民族，你们的官员都是有学识、有修养的人。他们工作小心谨慎，为人也十分正直合群。能够把事情交到你们手里，我们都很放心。”自从中国有了铁路问题的这几年，锡乐巴先生总是写成新闻报道寄回德国国内发表。他的报道不仅给德国政府，也给一般民众阅读，许多人在读了他的文章后，马上就会产生极高的兴致！但是，兴致过后就将文章搁弃在一旁。人们对他的成就赞誉有加，却从未想要真正地参与这个议题。锡乐巴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催促德国方面做出决定。有一天，答案终于随着信件准时到达了。信中提到：为了帮助中国实现修建铁路的计划，德国方面还需要尽快筹措资金。但是，之后收到的答复又只是反复重申：人们非常友善地看待这个计划，政府很友善、克虏伯公司也很友善，这儿的那儿的人都很友善，然而，只是大声说友善并不会让事情有所进展，光有德国的友善也没办法让中国兴建铁路，他们需要资金。既然德国没有办法为兴建计划提供任何资金，中国也只好转而向其他国家求助。
其他国家却不想让中国向更多的国家求助，因为他们都想抓住这个绝佳的机会。但是现阶段的中国铁路，绝大部分已经受到了德国的影响：首先，最初的铁路建造方案是由德国人起草的，铁路的路段也是由德国人实地测量的；其次，一部分的建造已经由德国人着手进行了，现在却要把铁路交到其他国家手里？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果然是交给了其他国家：汉口—北京的铁路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共同建造；汉口—广东的铁路美国人负责；汉口—上海的铁路交给了英国人。说到汉口—北京的铁路的特别之处，上海方面始终认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背后有俄罗斯人在撑腰。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的钦差大臣已经动用了自己在北京的关系，让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能够获得这次的铁路工程，这比俄罗斯人对这条铁路一点也不感兴趣，更加引人注目。他们一开始似乎认为，如果自己争取这个工程，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北方的势力，如今，俄国人对这段铁路已经无须用提出异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干预。我们还不能知道，俄罗斯人究竟有没有计划，将他们的影响力扩展至长江中部——那里正是英国人属意的地区，还是仅仅以法国的好友身份来提供协助罢了。
在这种情况下，最初那些负责准备工作的德国工程师们，自然而然地到处都受到排挤，中国政府只能用一种很客气的方式，让这些德国人能有一个台阶下。以锡乐巴先生为例，他被提名为中国铁路事务理事长。这个职位其实徒有虚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跟铁路建设相关的权力。事务上，他只是作为中国铁路局总办盛先生[5]的参谋，锡乐巴先生现在居住在上海。（盛先生是在义和团起义时逐渐崭露头角的。那个时候，外界与所有的北京大臣断了联系，唯独盛先生可以接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汇电到北京的线路也中断了，据说电线是被义和团的人给切断的，不过不论盛先生发出去的或是收到的电报，也是得经过这些电线的，所以，盛先生代为转达的信息是否为真，大家可以说都是心照不宣的。盛先生向这个世界传递了无数个美丽的谎言。也许还得归功于那个被切断了的电线，才能让他接到那些电报呢。）
锡乐巴先生这个职位只是有个头衔，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跟铁路建设相关的权力。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的资金又突如其来地出现了，几百几千万，要多少就有多少。德国现在也想参与兴建中国铁路，这固然是很好的事，但可惜他们出现的这个时间点，铁路已经被其他国家瓜分得所剩无几了。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得到了一段，是汉口—吴淞—上海的铁路。与中国政府的全部协商已经结束，资金也已经全部到位，合约已经准备好，马上就要签署，这时候张之洞与德国企业协商，他们先兴建从上海到南京这段，如果这个路段修建得理想的话，他们就可以继续延长至汉口。之后，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路段。双方马上要签署合约之际，又意外杀出来了英国人，他们对此提出异议。英国大臣认为，整个长江地区都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不能任由德国人建造一条铁路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通行。德国公使只有实时汇报，向柏林求助。然而，他得到柏林的指示却是：让德国银行竭尽所能地提供最大的协助，前提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这件事情影响到政治层面。如此一来，德国修建铁路的计划就完了，因为这件事的解决方案只能和政治扯上关系。当张之洞听到德国政府的决定时，哈哈笑着说：“我都没有想到，你们会让英国人踩在你们头上！”
德国和英国确实应该维系他们的友谊，两国需要和平共处，没有什么比挑拨两国关系更下流的了，然而，这却是某些德国政客和出版从业者最喜欢做的事。现今德国主流的政治圈明显地想尽办法跟英国重修旧好，因为几年前，两国关系曾一度降到冰点。但即便如此，德国也没有必要在英国面前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英国也不会为了这条从上海到汉口的铁路而向德国宣战。当然，中国政府对这里面的原因并不感兴趣，即使德国企业一定想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管德国企业愿意还是不愿意，还是要接受最后的结果，只是，这个结果相当令人遗憾和难过：英国政府最终从德国企业手上，抢下了中国这段最重要的铁路建造工程，并且，很快就委托给了英国企业。
显然，德国政府一开始是最有机会的，倘若主导修建由德国人帮助规划的，由北到南、从东至西贯穿全中国的铁路，这样德国就在中国占有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如今我们只能说，德国错失了这个难得的良机！眼下看，德国能够在中国胶州立足，就已经让我们十分满足了。德国有了这么严重的疏忽，将来毫无疑问会后悔不已。
造成这样的疏失，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如果和德国贸易商说到这个话题，会听到他们谴责政府。如果去问那些政府官员，会听到他们说，除了柏林那些自以为是的财务官办事不力外，德国贸易商人也缺乏企业家精神，他们没有使用大规模资金的习惯。在这样互相抱怨的意见中，要做出判断是很困难的。这也许是政府的错误，也许是贸易商的错误，又也许是双方都有错。另一方面，我们在上海商业界也听到质疑的声浪，他们怀疑德国错失良机背后的代价是否真的有那么大。如果中国政府像分配租界地一样，也把部分铁路分给德国之外的企业家的话，那又能怎样呢？如果地方长官妨碍了铁路的营运，或者加重货运内陆关税的话，又会变成怎么样呢？只要政治情势一天不能稳定下来，就无法断言铁路事业一定有利可图。再者，德国还是可以通过胶州往山东的铁路，在货品运输交易上有收益。山东的铁路估计会与由北京往南走的北方铁路在某个地点交会，这时就可以拦截到来自北边的商品，并运往离那儿最近的海港——胶州。
这是非常有希望实现的，但是，德国企业家也有可能会因此亏损。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原本可以有机会建造中国最长的铁路，但折腾到最后却什么也没建成。
补记
就在《法兰克福日报》披露上述内幕消息不久之后，德国国内就掀起了一些抗议的声浪。《科隆日报》发表了一篇明显是来自金融圈的文章，内容是说，德国的资本家指出，外界认为是他们的犹豫不决导致参与中国铁路建造机会的错失，这一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报道中亦解释，北京—汉口这条铁路的修建工作，特别困难，并且要花费很高的成本，因为绝大部分工作是在黄土上进行。当时，我也收到了一封可信度极高的信，写信人就像北京的钦差大臣一样，对中德之间的政治非常熟悉，绝不会只是一知半解。他也否认德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有疏失。他说：从未在中国官方那里正式听到过，铁路兴建工程已经属意德国企业的消息。特别是说到上海—南京的铁路，他写道：“修建工程的计划，并不是因为少了德国政府的支持，而是那些柏林的银行家，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开始，一直到一八九八年三月，都无法拿定主意来抓住这个机会。即使驻北京的大使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银行家们也不曾派出个像样的人到中国协商，这才会让这煮熟的鸭子给飞了。”信中的这个段落，不是在反驳我的断言，而是间接证实了，在上海—南京铁路这件事情上真的有疏失，但并不是德国政府造成的，而是德国的资本家自己造成的。然而我并不是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做秋后算账，究竟是官方还是金融圈的错误决策造成的种种问题，不再讨论。我能了解到的是，各方人马都有自己的考虑。在上海为我提供消息的线报人员，也在这次的中国铁路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顺带一提的是，中国的这个区域，现阶段情势瞬息万变。就在上述那段话在《法兰克福日报》发表之后不久，就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在竞争中国铁路一事上，德国在最后一刻终于还是出现在计划里了。有一个在中国积极建立亚洲银行的德国资本团体，向北京政府发出了新的建造铁路的许可申请，计划从长江边上的镇江出发，然后穿越整个山东省，最后到达首都北京旁的天津市。这项计划被众所皆知之后，英国随即又提出了抗议，宣称该铁路的前段会经过英国在长江的势力范围。德国派出驻华公使海靖先生（Herr Hegking）与英国政府进行沟通。在经过积极的外交协商后，双方达成了一致：镇江—北京的铁路将由德英两国共同建造完成。英国人负责镇江—山东的路段，德国人接着从山东一路建造到天津。这个解决方案以最好的方式调停了双方的冲突，同时，由政治层面来看，结果也有令人开心的地方，那便是德国和英国在中国境内的事务开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与英国纠纷一事得到圆满解决之后，接着就是争取从中国政府手上取得这段铁路的经营权，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差事。德国的竞争对手是一个美籍中国人容闳[6]博士，他自称代表着美国某个大财团。其他国家企图要建造铁路的人，都势必要开始钻研或找人测量铁路的路段，而容闳博士不喜欢在多余的形式上浪费时间，他明显地以中国人的方式来运行。他一介入就想尽办法找关系，贿赂了所有对这件事有影响的高阶官员，承诺给那些人巨额回扣，试想一下，这是多么妥当的办法啊！因为，众所皆知，承诺给官员回扣要比直接给现金要来得大方许多。至少，中国当局能够从容闳博士的承诺中看出，如果他果真有那么多资金的话，那回扣肯定是一大笔钱。由于铁路经营权一向是由资本最雄厚者取得，这情形对容闳博士就非常有利。没有想到的是秋天来了，清政府突然间爆发了戊戌政变，对此，我在之后的章节中还会有详细的描述。据猜测，容闳博士跟康有为那帮人走得很近，现在，康有为的几位朋友项上人头都已经不保的情况下，身为康有为好友之一的容闳博士，当然也不宜在北京久留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快点儿消失，毕竟要是人头都没了，铁路工程就更是不用想了。
竞争对手意外消失了，按说德国该立刻行动才对，不料这些金融家又开始犹豫了起来。这一次，他们看起来倒是有些道理，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局势非常不稳定，几乎到了快要开始分崩离析的地步了。皇帝自己的皇位都摇摇欲坠，甚至极有可能皇位都保不住了，实在是非常不适合把资金引入到中国的事业里。中国铁路一事就这样再一次进入了暂时停摆的状态。很明显，在还没有一个稳固的政府出现之前，中国铁路的建设和经营权的归属问题，都不会继续进行。接下来极有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中国政府出现，或者会由欧洲政府主宰！
（二）上海—吴淞铁路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八日
上海
再过几周，上海—吴淞铁路就要开通了（上海—吴淞铁路是于一八九八年九月开通的，直到现在仍在运转）。
这条铁路的功用是将上海与海洋联结起来，行驶时间大约需要半小时。吴淞将会是上海的海港，就好像不来梅[7]港距离不来梅市很近是一样的道理。
那些土地投资客们，早就把眼光放在吴淞好一阵子了。他们积极地购买规划中铁路两边的土地。在铁路的终点站，将会建设成一整座新的欧洲化的城市，中国人自己也想建造这样一座城市。从草图上看，这座城市的规模甚至会大过上海。不过，要用来兴建这座城市的土地已经没剩下多少了。最后，剩下的几块土地也都被日本公司看好，他们想尽办法要把它买下来。铁路附近的土地价格急速飞涨，当初，因为铁路建设征收土地时，一亩地才五两银子，现在，则跳到了五十两。第一批想要借着投机采购土地的人当然都是政府官员和他们背后的人，这些高阶官员想从中获取的利益估计有五百万银两之多。日本政府竭尽所能地希望在这一座新打造的城市里，能够获得一块属于日本公司的特别用地，得以将一座日本城市建设在中国沿岸。很显然，北京政府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但是，过了没多久，政府这个态度却突然变得松动起来。忽然间，清政府对外国人变得相当友善，并且表示，新的城市必定是要对世界各国开放，所有的外国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
上海计划兴建一条环绕着整座城市，并且最后会一直连接到吴淞的铁路。同时，这条铁路还应从上海再到内陆，经过南京而继续开往汉口，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锡乐巴先生做的规划一样。其实，这部分铁路建设已经落到了英国人的手里。
这条小小的上海—吴淞之间的铁路工程，是年轻的锡乐巴先生设计的，他的哥哥就是一手打造科隆火车站的、德国著名建筑师大锡乐巴先生。他在总督张之洞身边工作多年之后，现在任职于中国的德国亚洲银行，并协助中国铁路计划方案的进行。小锡乐巴先生，也是一个很有来头的德国人，他侄子哈度·锡乐巴也一样出名（哈度是大锡乐巴的儿子，父子均为德国的传奇人物）。哈度先生刚刚参加完德国的国家考试就来了中国，如今已经在中国生活一年了。他穿着厚重的长筒靴和白色的轻骑兵夹克，每天穿梭于吴淞与上海之间。他脸上的伤疤多了几分战争感，据说是在击剑社团比赛时留下的。尽管如此，在上海和吴淞之间，我们还是从未见过如此俊美的“伤疤男子”。击剑让人受这么重的伤，一只大狗恐怕也会跑开。（这并非是俚语粗话，而是说如果一只狗看到击剑的场合，恐怕也会吓跑。）
小锡乐巴先生手底下还有几名年轻的德国工程师，当中有一人会说流利的中文，并且正在用当地人的话训斥着干活的铁路工。现场还有一位德国工头理查德先生（Herr Richter），是一位安静、谦虚、特别有能力的人。理查德先生一家人就住在吴淞火车站的大楼里，这里的风水好像不太好，女人们总是抱怨有受不了的神经疼痛，她们总是哀怨着一张脸。除此之外，这个小小的德国家庭倒是颇温馨的，从窗户向外望去便是黄浦江口，墙上的挂钟勤奋地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桌上则有本乌兰德诗集[8]。
吴淞火车站大楼内，有一部分地上铺有红砖，还有一部分则由红棕色的木头铺成。它的山墙和木屋顶，让人想起瑞士的小木屋。入口处大厅的地上，铺有重重烧过的砖头，有时候，还可以在门上的木头里看到裂缝，把手则会在开门时有些轻微的晃动，这就是中国人建造的工程，他们在工作上并非精益求精，尤其是当他们的工钱是以天为单位来计算的时候。不过，大体上算是完工了，剩下的就是等着乘客上门了。火车站不仅应该有二等车厢候车室，还应有三等车厢，甚至一等车厢的候车室，但是，在这栋大楼里三者都包括了。此外，这里还有按规定需要设立的吧台，因为，有铁路的地方就要有饮品。入口处大厅的右方就是柜台，站台是被栏杆封锁住的，也就是说只要是到了站台处，就会立刻开始检票上车了，所以，一般在入口的地方就要多注意，因为一旦不小心让想坐霸王车的人进了站台上车，你就很难再把他从车上赶下来了。
车站大楼的后方，中国工人正忙着在地基的沙石上铺轨枕。全部钢轨都来自德国，由最新的普鲁士钢铁厂打造——这样的钢轨只能在德国制造，然后，再由比利时公司运送过来。德国公司原本是中国铁路建设原材料供应的首选，但他们把这看成了掠夺中国财富的绝佳时机，狮子大开口，让人根本没办法和他们做生意。此时，比利时的JC公司[9]（Firma Cockerill）主动提议要生产这些轨枕，尽管他们也得从德国买进原料，然后再用自己公司的机器来制造，但他们报的价格还是比德国工厂低许多。最后，比利时JC公司得到了这笔生意，德国工厂则什么都没得到，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能漫天要价了。
在火车的转车盘上趴着一个中国人，他正在为转车盘涂灰色的颜料。一旁的工人正在挖一个小水池，他们站在水深及膝的脏水池里，徒手把泥土往外挖。在火车棚里的屋顶还吊着两根机器的烟囱，下面则停放着火车的钢铁车身。火车的动力源于具有六个马力的煤气马达。只见苦力推过来一台低矮的工作车，老实说这样将火车推过来推过去的，对铁路的影响力没什么太大帮助。火车只有既安全又快速地行驶着，他们才会认为铁路是一项非常理性的创造。不过，通过推，苦力和铁路之间慢慢地就产生了一种信任感，而苦力已经多少开始以同事的身份来看待这个被他们推来推去的钢铁火车了。
两辆火车已经安装完成，或者说几乎就快要完成了。它们一开始是好几百个机器零件，被装在好几百个箱子里，从美国运过来。是德国工头理查德将它们组装在一起的，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因为他手下只有几个中国工人可以支配，不过中国人是可以做任何事的。就像现在，铁路进到中国来了，中国人立刻就让你知道，他们也是能够建造火车的。在天津甚至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火车车厢工厂，专门替上海—吴淞铁路生产滚动器材。这两辆火车就被带到临时以席子搭建的工作棚里安置，它们被建造得非常细致，充满了动力，等到从席棚里放出来的时候，它们将会快乐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行驶，人们将会看到它们在中国人面前奔跑。此刻，红绿色的身子让它散发出耀眼夺目的光芒——火车上半部是绿色下半部是红色。火车一旁坐着一个中国工人，一手提着颜料桶，另一只手拿着毛刷，慢慢地往那些已经是绿色，但还要更绿的地方涂上去，因为，这台刚出炉的火车很快就要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奔驰了，所以，不管颜料再怎么涂，都还感觉不够完美呢！
除此之外，整个铁路都是由中国工人建设而成的，他们既有技巧又非常能干，不过一定要有人在一旁盯着。一旦他们发现监管开始松懈了，就会躺在一旁偷懒睡觉。在铁路施工路段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军人手里拿着竹藤走来走去，防止轨道上的钉子或墙上的砖头被偷。除非军人自己心存歹念，想要把钉子从轨道上偷走，否则，这整套监督系统是非常优秀且万无一失的。
如果沿着铁路徒步从吴淞走到上海，大约需要三个小时，铁轨目前只铺到过了吴淞后十分钟路程的地方，再过去就只有石砾堆，不久之后，就会只有铁路的路基了。工程师们希望铁轨能在六周之后铺至上海，他们可是花了很多的工夫，好不容易才把铁轨从欧洲运过来。有一次，因为船就要搁浅了，不得已把一批铁轨丢入红海；还有一次，好不容易将铁轨运到吴淞了，卸货时铁轨的一小部分却掉入水中。现在，全部的铁轨总算是全员到齐，并且保持着良好的状态。用来协助铁路顺利通过河道需要架设的铁桥是从德国运来的，已经被架设完成，桥两边都有砖头支撑着。铁桥的旁边还看得到一座中国的古桥，河床里立着用石头堆砌而成的两根桥柱，桥柱上是一座由三块又长又窄的石头搭建成的小桥。石头呈现出经过岁月摧残后的铁灰色，每块石头上有不同的纹路及图案。它们虽然仅是松散的石子，但是却有如山水画般庄丽的构图——石头搭建成的桥蓬松精致，反观在一旁的新桥则显得既笨重又有棱有角得生硬。不过，它虽然没有山明水秀般的美感，却可以承载得住火车的重量，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求它的美呢？毕竟现在到了钢铁时代，这才是重点。
过了吴淞之后，铁路还会继续延长，经过几个小站。这些小站屋顶拱起的模样很有中国风的味道。然后，铁路开始进入平原，眼前的景色是一片绿意盎然，从左到右美不胜收。田地的中央有几棵树木，显然是没有被分配到什么好位置。人们没有想要利用这树木建造公园或林荫大道，进而才能充分勾勒出这个地方的风景，只是单纯地让树木自然生长，有时候不免在路中间会生成一座小森林，树木茂密地林立着，混在其中的杂草也长得老高。另外，还有竹丛亦挺着细长的枝干和翠绿的叶子，直立在一旁，四周的田地延绵不断，远方只见又是另一片森林。这儿的森林就这样在平原上平均分布着，不时地还可以看到独立生长的、这儿一棵那儿一棵的树，有时，还可以见到树木围着一座坟墓生长。
中国的乡村里到处都是坟墓。活着的人住在城市里，死去的人在世俗的角色结束后，也不会消失。他们会被搬出城市，散布到乡下每一个角落。中国的土地似乎有一半以上就像个大墓园，农夫要和死去的人争分土地，而且坟墓总是把最好的土地拿走。不像是在我们欧洲，人类死后能够拥有一个小墓地就已经满足了；为了不打扰到活人的安宁，欧洲墓地一定是被慎重地管理着。这里农地的中间立着成百上千个坟丘，它们就这样毫无章法地散布在平原上。手上拿着犁具的农夫都得绕过这些坟丘才能前进。有时候棺材就用简单的草席替代，直接放在农地里，有的木棺甚至还没有棺盖。中国的农业因为这些坟墓的存在究竟损失了多少土地，这恐怕是一个无法估计的数字。
就连现代铁路也要想办法通过这些满是坟墓的地区。偏偏中国人就是不答应，让这么一个外国来的“恶魔”通过。他们说：铁路会打扰他们祖先死后的安宁；他们的祖先更害怕火车会让他们下辈子的命运受到不好的影响。这些疑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已经有了规划路线的铁路，虽然不能闪避这些先人，但是，这些先人倒是可以“避开”铁路。这整件事情能否顺利施行，势必要看有没有资金可以运用。如果可以给中国人一点适当的赔偿，他们就愿意把祖先的墓地让出来给铁路通过。如果这些人可以得到钱，他们也还是可以为铁路放弃他们祖先的权益的。他们可以把祖先从坟墓里挖出来放到车上，然后将他们载到一个没有铁路经过的地方下葬。如果用赔偿的方式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还是会有其他办法让他答应的，那就是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就会下令强制征收这些墓地。在铁路建造的成本当中，收购墓地的支出占了很大一部分。例如，北京—汉口铁路上墓地的平均价格是两个美元，上海附近的墓地由于占地多需求量大，所以价格一路急速高涨，现在一处坟墓的价格已经是一百五十美元起了。我倒是惊讶，投资客为何还没有发现这个商机呢？还是他们早就涉入其中，只是没有被人发现罢了？有一些人甚至还会把自己已经下葬的祖先，再租借给其他人去谈这个生意，用收取现金或是平分获利的方式。
在上海—吴淞铁路的中间有一块小墓地，主人是一位信奉新教的中国人，他可是让铁路公司吃足了苦头。他从早到晚都派人在铁路工地附近监视，铁路工人只要一靠近墓地，这些旁边看守的人就会发出可怕的噪音作为警告。铁路公司实在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这个地方绕了一个小道，为的就是要避开这座墓地。他们也曾经想把这个墓地买下来，不料主人开出了天价，铁路公司只好作罢。与这个人打交道就已经够难的了，如果他还是个新教徒的话，那可真是难上加难了。
如果不是这些墓地的话，这里看起来仿佛就像是德国。绿油油的草坪和广阔的田野会让人们自以为是身在德国。这里有蒸汽般的阳光穿越灰色的天空，阳光照射的大地如德国一样美丽。附近小溪经过的牧场也和德国十分类似，中国农村的生活就是在这样德式的风景中展开了，那些穿着蓝色长袍的农夫，正在广阔的田地上工作着。从远处望去和我们德国还真有几分神似！那些阳光晒出来的黄色脸庞，其实和欧洲的农民完全相同。他们每天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两样，这也说明了，世界各地的农夫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唯一比较奇特的是那些在田地上工作的水牛，它们头上长着又尖又弯的角，身体非常雄壮。如果从后方看其深棕色的皮肤，会让我联想到动物园里的犀牛或者河马等动物。有些中国水牛还是黑色的，眼神极为犀利凶狠，但是，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它们只是安静地把孩童载在背上，慢慢地一路走回家。在田地里工作时，它们极有耐心地拖着古老的木质犁具，被犁刀犁过的土壤是黑色且油腻的，撒下种子就会有丰收的成果。如果是种植稻米，农夫就会站在一个扁平的机器上犁田。
种子已经萌发的稻田，嫩苗覆盖在水里头，农夫要将那些浓密生长的幼苗自水里拔出，然后，再将其一根根地植入到一旁的稻田里。也就是说，这些整天站在水或沼泽里的人，他们都是得象皮病[10]的高危人群。这里除了稻米和谷物之外，一旁还有矮小的棉花灌木，在绿油油的田里开出白色的花朵，风一吹，棉絮就好似传送了一个问候，送到老朋友的家里。收捡下来的谷物会被扛回家。农民的肩膀上都有一根很粗的竹竿，竹竿的前后分别挂着谷物。女人们回家时肩上也是扛着工具，这些工具都有竹子做成的把手。在牧场上还可见到鸭群正被驱赶着，排成长长一列往小路前进。牧民就走在一旁队伍的中间，手里拿着细细的枝条在维持鸭群的秩序。前方不远处铁路的路基旁，可以看见一排低矮的农舍，还有一座乡间寺庙，众神立在寺庙的大厅里，上方靠一片遮雨棚挡着。一般神明的雕像都被漆成蓝色及红色——只有农神是以耀眼夺目的颜色塑造而成。
铁路的第一站就是江湾，江湾站已兴建完成。一旁的屋檐底下，有一幅描绘中国神明的奖章形画作。梁柱上山形墙的中心被涂有色彩，为画作上色的中国艺术家肯定是想着，要留下能让人联想到龙头的作品，因为龙在中国是吉祥的预兆，所以，中国铁路再怎么样也不会少了龙的出现。江湾站底下还有一些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工头是一位非常有礼貌且博学多闻的人，他是一位中国的博士。
下一站盖在射击场附近，那里可以看得到上海的水塔，以及这条铁路的终点站——市郊，刚好在美国居民区的交界处，离一些新盖好的华丽房子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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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锡乐巴（Hildebrandt），1891年来华，最早服务于德国驻京使馆。1892年起为张之洞效力，参与修建大冶铁路、汉阳铁厂等。后经张之洞推荐，被盛宣怀聘为中国铁路总公司参赞。1898年锡乐巴到山东主持胶济铁路的勘测和建设，1908年辞职回国。他主持胶济铁路的建设和运营，是他在华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他为此收获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他获得张之洞等人的高度赞赏，但也遭到袁世凯等人的强烈反对。以锡乐巴为代表的西方工程师，在中国近代化进程和对华技术转移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另一方面也成为帝国主义扩张事业的实践者。
[2] 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香岩，又号壶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人称“张香帅”，直隶天津南皮人，晚清重臣。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中顺天乡试解元，同治二年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据说是因为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的文章，因此破例提拔，授翰林院编修。
[3] 科隆火车总站旧称科隆中央火车站，起用于1859年12月5日，是德国西部城市科隆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与位于市中心的科隆主教座堂相邻，凭借日均350000人次的旅客进出量和约1200班次的列车到发量，它成为德国铁路最繁忙的铁路车站之一，也是德铁车站及服务辖下最高级别的21座一等站之一。
[4] 作者不熟悉中国地理，认为附近的湖泊都是长江。
[5] 盛宣怀（1844—1916），其父盛康为清朝的官员，与李鸿章有私交。盛宣怀是六兄弟之长兄。1870年盛被李鸿章招为幕僚，受到李的赏识，盛替李经手洋务。甲午战争失利后，清政府“力行新政”的六大措施之一，决定修建铁路，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盛宣怀出任总办。清政府批准从国外融资2000万两白银，另从其他对外借款余额中投入1000万两，此外，国内融资1000万两。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筑成铁路总计2254公里，占清政府筹资修铁路的近一半，先后向外商借款共计1.8亿余两。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盛宣怀家200多用人中曾出过两个名人，其中之一就是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另一个则是张学良的岳母、赵四小姐（赵一荻）的生母吕葆贞。
[6] 容闳（Yung Wing，1828—1912），本名达萌，号纯甫，广州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亦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的中国人，后创设幼童赴美计划，世人称他为中国留学生先驱。1876年，美国耶鲁大学授予容闳荣誉法学博士，以表扬他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
[7] 不来梅（Bremen），德国最小的联邦州不来梅州的首府、德国第二大港口城市和第五大工业城市。不来梅的支柱性产业包括食品加工、航天航空、航运物流、汽车制造、贸易、新能源等行业。不来梅州由不来梅市和往北60千米以外的不来梅哈芬两个城市组成。
[8]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日耳曼语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有《诗集》（1815）等。所写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多采用历史传说，美化中世纪，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封建专制统治，具有民歌风格，如《歌手的诅咒》《诗集》等流传很广，晚年从事学术研究，著有关于德国和法国古代诗歌的论文。
[9] John Cockerill于1817年在比利时Seraingnr成立，公司当时生产的主要是工业机械，蒸汽机，高炉鼓风机等，1835年，公司生产比利时第一台蒸汽机车Le Belge。
[10] 淋巴丝虫病是一种能够毁容的热带疾病，它又称作象皮病。蚊子把致病寄生虫从一位患者传给另一个人，从而导致这种疾病。目前的疗法可以杀死幼虫，但是对于成虫只有有限的效果，这意味着这些疗法可以防止这种疾病的传播，但是不能治愈已经携带这种寄生虫的患者的症状。这种寄生虫感染了发展中国家的1.2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