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上海
鸦片馆—茶馆—咖啡馆—音乐会—戏院
上海的黄昏时分，鸦片馆已经是门庭若市了，这个时刻也是在东方梦之国度——上海旅游的最佳时间段。如果再晚点儿，等你回过神儿的时候，就已经是大半夜了。鸦片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感消退之后，这个城市的夜晚就是一片黑幕，将真实的世界遮盖在下面了。第二天，当人们从睡梦中一觉醒来，痛苦还在原处，并没有改变，那些本来就令人痛苦的事其实并没有因为吸食鸦片而消失，一味地想通过鸦片逃避现实只是徒然。在鸦片馆就暂且忘却那些人间烦恼吧，后悔，那是天亮了以后的事。
从大马路上进入到鸦片馆的入口很窄，你一不留神，就会走过了头，即使是那些已经来过几回的人，也要花点儿时间才能再找到入口。我们走进来看到了鸦片馆的前庭，这里就像是中国庙宇的前庭一样，只不过是再加上了一个酒吧，里头强烈闪烁的灯光，通过烟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庭院里的小道两旁满是摊贩，他们叫卖着鸦片和各式烟斗，除了黑檀木制作的，也有用金属锡制作的，还有用象牙做材质刻上图案的。此外，这里还贩卖衣裳和首饰，一旁有个流动的书报摊，那里陈列着书贩的书册。
鸦片馆就是最后头的那一整栋房子，刚刚经过的庭院还能感觉得到夜晚的清新，抬头看天空笼罩下的星光闪耀着。可是一到这馆里面，尽管所有的门窗都是敞开的，还是感觉到空气既厚重又沉闷，一抹淡淡的烟味散满整个空间，到处都是点燃的煤气火焰，使得整个空间热气腾腾。吸烟房的天花板很高，墙壁被熏得黑压压的，房间四周十分脏乱。这个现象可以说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也使得才建造几年的新房子看起来格外老旧，与我们在欧洲看到的，那些人们常光顾的小酒馆相似。此刻，鸦片馆里挤满了吸烟的人，烟气弥漫，嘈杂的谈话声嗡嗡地响起，让人误以为自己身在吵闹的啤酒馆。
门口的左边有一个柜台，看起来应该是作为吧台使用的。一个个架子上挂满了柠檬气泡水，吧台后方的地上还放有很多双耳瓶，是鸦片的储放处。双耳瓶里装满了水，鸦片就保存在这水里。卖给客人的鸦片是以少量分装的，放在一个个约莫有拇指大小，由犀牛角制成的小圆桶里。分装好的小圆桶整齐地排列在小橱柜上，满满地摆放着，直到柜框边。在上盖子之前，还得先把小圆桶里棕色闪亮的鸦片涂平。这样一个小圆桶要价四十分钱，这个价钱比某些人一天的工资都多。鸦片的费用包含了抽鸦片和睡觉场所的使用费，烟馆里边还提供茶水。茶是可以免费索取的，你可以想象茶的成本在中国有多低！
一般来消费的民众都在一楼，社会上流阶层的人则是在二楼，通往二楼要经由一道点缀着黄金色饰品的楼梯，楼梯上每个台阶都还嵌入黄铜鱼装饰。如果不是那么脏的话，这儿看起来还是很美的。楼上也有个小吧台和许多精致的犀牛角圆桶，还有一个大盆子用来清理烟斗。从大盆里散发出来的一股气味悬浮在空气中，这是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绝对不是什么香水之类的气味。
烟馆的二楼被隔成了许多个小包厢，围绕着中间的楼梯分布着。这里所有的门都是敞开的，人们可以绕着楼梯转圈走，走过一个又一个包厢。墙边上有几个低矮的平台，要比椅子矮一点，总是三四个连在一起，大概就像桌子一般宽。这平台自成一个小角落，由黑檀木制成且有着精美雕刻的柱脚及边框。后边的墙上立着一个背架，由闪亮的宝石或镶嵌画连接着。有几个包厢的中间就单纯只摆了一面镜子，中国人很喜欢照镜子，认为它是奢侈装潢中的第一要件。对于那些吸食鸦片的人来说，这些黑檀木平台就像是自己的床一样，不过，因为位置很小无法让人完全伸直腿，所以他们必须得弯曲着身子躺在那儿。大部分都是两个人躺在一个台上，一个人躺左边，另一个人躺右边，一个人抽着鸦片，另一个人也抽着。
这里的人们不单单只是为了鸦片而来，如果仅仅为了吸鸦片的话，那么他们大可待在自己的家里抽就好了，其实，主要还是为了社交。就像是喝啤酒一样，一个人在家里也可以喝，但还是会有很多人去酒馆。啤酒就是要等到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情绪时刻喝起来才痛快，人们才会感觉到它有一股特殊的风味。中国人的生活里也少不了闲聊，他们聊天的时候声音总是特别大；有时候，他们甚至在街上就开始叫嚷起来，让人以为他们好像是吵起来似的，其实他们是友善地提高着嗓子说话；有时还会习惯性地从后面用手臂搭着你的肩膀。鸦片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在一起闲聊时也赋予了其特殊的香味。每一家鸦片馆里也都会有自己的常客，他们总是四五个人蹲在一个平台处，开始评论起每天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情。如果有客人只身一人来到鸦片馆，没有朋友相伴，就可以请人叫个姑娘来，只要负责坐在一旁陪他聊天打发时间，一直等到他睡着就可以了。有时可以看到一些娼妓在一楼徘徊，她们像是丧家犬一样游荡着。这些女子一般身着男士的西装，没有腰身的黑色长罩衫以及宽版的黑裤——中国女人尽其所能地掩盖自己身体的曲线，就连上海的娼妓也不例外。
在所有的鸦片贮藏室里都点着酒精灯，鸦片就是在酒精灯上产生的，整个准备的过程很冗长，不过也正是借由附庸风雅的制作过程，平凡享乐才有了几分优雅，才让人为之着迷。首先，用一根长针从犀牛角小圆桶中提取出一滴鸦片，接着把这支针放到酒精灯的火焰上烧，可以听到针头上的鸦片嘶嘶作响、逐渐起泡，最后变成一团绵软黏稠好似封蜡般的结晶体。这时就要用手指细细搓揉它，接着再把针浸到圆桶中、放入火焰中，接着继续搓揉，就这样一直重复着同样的步骤，直到最后产生出一个小小的鸦片丸。这个时候客人就可拿起烟斗，其形状大小好似一只单簧管，只有一个简单的洞口没有喷嘴，烟斗并不是在尾端的下头而是在旁边，就像是土耳其的烟斗一样。鸦片丸放入烟斗里后要以手指重重一压，然后，再用针刺一下让空气进入其中，最后，客人只要把烟斗放入嘴中，将鸦片丸放到酒精灯上烧，就可以开始吸食鸦片了。一丝淡淡的棕色烟圈就在眼前。这些动作都是半躺着进行的，头下还可以垫着一块棕色的皮墩，以便在吸食过程中随时能进入美梦中。
他们真的会因此而做梦吗？还是睡个觉忘却了烦恼罢了？这个问题我曾经询问了很多人，得到的答案却不尽相同。从中国人身上似乎找不到什么线索，因为，每一份罪恶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羞耻，人们羞于启齿告诉别人，这其中的吸引力究竟在哪儿。其实有些人根本就睡不着，他们一抽就抽个五六管，然后慢慢起身回家。习惯抽鸦片愈久的人，就需要抽愈多管的鸦片，才能使自己进入麻痹的状态。这儿很少能看见熟睡的人，大部分人不是躺卧在床上，就是与人喝茶或闲聊。有些睡着了的人看起来就像具尸体，脸色苍白、脸颊塌陷、嘴巴微张，上唇的下部还可见到牙齿外露；另外也有一些人自由自在地睡在一旁，脸上充满奇怪的情欲表情。有人认为吸了鸦片之后，就一定是沉迷于酒色之中；也有的人则认为，只是单纯地享受生命的短暂中止，让他们有那么一瞬间就像死了一样。只要确定吸食之后还会醒过来，那么这种短暂的死亡，也确实可能是一种享受。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吸食鸦片，那些不吸食鸦片的人是用藐视的眼光看待这些吸食者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在欧洲看待酒鬼一样！欧洲人很少愿意尝试吸食鸦片，他们不认为这会是一种享受。那些吸食过鸦片的欧洲人中，有的斩钉截铁地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另外，也有人说吸食后再恢复意识，就像是宿醉了一样可怕，也有极少部分的人说，吸食后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天堂。我想比起天堂而言，宿醉应该更接近事实吧……
福州路是中国人在上海找乐子的地方，这里可以找得到中国人心之所往的娱乐场所，比如鸦片、音乐、戏剧、女人等等。福州路的名声可以说响遍全中国，就好比德国汉堡市郊圣保利区[1]或者维也纳的普拉特公园[2]。为了寻找住在福州路的高级娼妓寻欢，中国人甚至不惜从很远处而来，并且乐此不疲。这些上流的烟花女子对欧洲人可谓是视若无睹，一旦被人看见她们跟这些欧洲来的陌生人打交道，她们就不仅仅是名声不保，还会失去那些富有的中国客源。在福州路的烟花女子不下五十人，就遍布在马柏福住宅区里。她们在那个小区里都有自己华丽的住宅，通常还有作风严谨的老妇，用犀利的眼神看守着那个地方。你在路上看不到关于这个神秘世外桃源的路标，但它就是活生生地存在在那儿。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一台有着胶皮轮的高贵马车，街灯的光影照射着马车穿越人潮，一个戴着厚重犀牛角材质眼镜的男人，蹲坐在里头的蓝丝质长板凳上。马车刚一停住，戴眼镜的男子就一溜烟地闪进一户人家。门口看起来又小又窄，十分不起眼，不禁让人假想在这扇门后，肯定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还好这条街离饭馆很远，避开了嘈杂的人声，多少提升了住家的质量。很多不清楚这里秘密的人，稍不留意也就轻易地走过去了。
上海街道左右两边茶馆林立，在底楼都可以看见营业的商家。一般在中国各地的城镇，所有大小商店都是有营业时间的，他们在日出时开门，日落时歇业，到了夜晚，城市的城门也会立刻关闭。不过，上海这儿的商家是可以通宵营业的，街道上店铺仓库里的灯光亮着，里头摆了存放酒的厚双耳瓶、蒲扇、鸦片烟斗及一些衣裳。在某间小店铺里有个口若悬河的店员，他正在努力拍卖着几件旧衣裳。他把衣服一件件打开来，让光线照亮衣裳的每一处，以他三寸不烂之舌的功力，一一列举着这些衣裳的优点，接着举起板子拍板决定出价高者得标。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路上尽是些留着长辫子的人，他们挥舞着扇子闲聊着。因为这里天气热的关系，很多人都穿着白色的长罩衫，每隔几步路就有个警察哨站，到处都可看见印度锡克教徒和警察。福州路一带是不平静的地方——在上海无论哪儿有民众作乐，哪儿就能看得到警察上工。人群中时时刻刻可以看到，苦力抬着轿子从中间将人群分散开，轿子上那道薄幕帷落下，轿子里面昏昏暗暗的，隐约可以从影子中看出是一位姑娘，旁边还立着一把曼陀铃[3]。歌女们就是这样坐着轿子，来到一家又一家的茶馆，用中式的英文来说她们就是“唱歌女孩”（原文为Sing—Song—Girls）。
“唱歌”（Sing—Song）的意思就是歌声，正是因为在剧院里有歌唱表演，这个字也可以代表任何跟剧院表演有关的事物。所谓的洋泾浜英语只有千把个字，所以，很难将每个字形容得很贴切。当有一个字被发现可以用来形容某个特定概念的时候，这个字也会广泛用来形容所有跟它相关的事情。洋泾浜英语就是这样一种前所未闻的抽象语言，例如：不管究竟有没有歌唱节目，“唱歌房子”就是指剧院。话说有一天，我为了找博物馆走遍了整个上海。据我所知上海有一条博物馆街，然而特别之处在于，在这条以博物馆命名的街道上，我怎么都找不着博物馆。我想尽办法让拉黄包车的苦力了解我在找什么，可惜，他百思不得其解，一直摇头。突然间，他脑子里好似闪过一道光，他说出“唱歌！”然后，就把车拉到了一间房子前面。房间里摆满了动物模型，是上海博物馆正在陈列的物品。由于人到了剧院里为的是观赏表演，所以“唱歌”一词就可以用来代表所有可以被观赏的事物。好比一间画廊，绝对跟歌唱毫无关系，它也可以被归在“唱歌”的概念中，由此可知跟艺术有关的也都可以包括在内（比如Tailor一字不仅是裁缝师，也可以代表工匠，眼镜制造者也可以是“眼睛裁缝师”。Boy同时也代表着孩子的意思，但是，如果孩子是个女的又怎么办呢？答案真的再简单不过了，就是“womanboy”）。
在福州路上理所当然的只会听到中文，无论你走到哪儿都是被这个奇怪的语言包围着，虽然这个语言富含元音，但是，它听起来还是不大悦耳。在欧洲的语言里，一个句子的尾端语调都是下降的，但中文就好比在唱歌，偏偏是以上升的语调做结尾。高低语调在中文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样一个字会因为语调上升或下降，有着天差地别的语义。
上海福州路上一间间的茶馆，就像是一个大集团似的，每一间茶馆都是一栋有着四层楼高的建筑。这里好几层楼高的茶馆随处可见，像极了欧洲的啤酒馆。这些店面虽然都是用木头建造的，修建的过程也是轻而易举，但是，这里的地价可是寸土寸金的，每公顷土地要价一千八百两银子。这里很多的茶馆都是欧洲人经营，或者有欧洲人投资，他们看准了这个不得了的商机，期待从中获取利润。
尽管上海的地价如此昂贵，但是，茶馆的用地可是一点都不精简。街上有一条走廊通往宽广的中庭，看似是绕着这座建筑物建的，每一层楼沿着与中庭平行的方向，都可以看见画廊中的陈列，每个角落甚至到屋顶都挂着大红灯笼，这样的场景真是具有特别的东方之美。这里面间间屋子生气勃勃，楼上楼下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可以感觉得到随着人群的流动，有上千个脚步在同时移动，使得整座建筑物都在轻微地摇晃。
福州路里面是各类人群：吸食鸦片的人沿着墙边儿躺着，桌边儿坐满了高谈阔论喝茶的人。有一个理发师说，他今天有个中国客人来洗头，他将他的辫子解开，好让他的头发垂放下来直到地板上，然后，将他的头浸到大盆里，大盆被放在客人的椅子后，用一个架子固定好。茶馆里的墙用许多长窄的布告条覆盖住，布告条上印满色彩缤纷的文字，就像是某些公司商号的招牌一样。这时候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文字不是由左到右横着书写，而是由上到下竖着书写，如果剧院里的演员要表演读一封信，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动作，他的头是由上到下地移动，不像我们是从左到右转动。这些贴在茶馆墙上的各色布告条，大多抄录一些古典书籍中的名言佳句，或是道德教化类的警世格言，就如同在欧洲的酒馆里，有时亦会在墙上看到各式各样的诗句。比如说马丁·路德[4]的名言：“哪个傻瓜不爱美酒、女人及歌唱，那他这一生就是白活了！”这样的智慧警语。有趣的是，中国的店家，一头在墙上悬挂着禁欲的标语，另一头却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给客人。
就在隔壁的房间里，一群人刚刚吃过晚饭，餐桌上杯餐狼藉地摆放着大小的汤钵、茶杯及食盆，可以想见这一顿饭吃了多少道菜。这些男人明显地是喝了太多的米酒，脸色红通通的在划着酒拳。这让我想起了意大利的猜拳，那些平常沉闷庄重的中国人，这个时候也展现出了难得的激动情绪。我们还没有完全走进这个房间，就听到他们有人说“洋鬼子”，接着通通转过头去背对着我们，摆明了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对他们而言只是空气。
旁边有一个餐桌上坐了一位老妇人和三个年轻的女孩，俨然就是母羊领着三只小羊来放风吃草的。同样，在这儿我们也没带给人什么好印象，那位老妇人欢欣鼓舞地朝我们笑了笑，其中两个女孩儿也是显露出同样的表情，只有最年轻那位女孩突然愤怒地跳了起来，将她的头埋至老妇人（嗯，就称她是保姆好了）的身后，时不时通过手臂跟身体之间的空隙偷偷瞄我们，她想看看我们到底走了没有。这三个小女孩的衣着，亦是像极了男人：四四方方剪裁的暗色丝质长袍，边上还有着彩色的刺绣，就她们的发型来看，应该是广东人。
广东可以说是中国的爱之城，因为，许多女孩都是来自那里。当然啦，没有人可以确定我们在上海或中国其他地方所遇到的女子，是否都是真的来自广东。她们的外表特征就如我方才所说的发型。在中国，每一个大城市的女人，几乎都有她们独树一格的发型。但是，由于广东女人是出了名的受男人喜爱，我们便可以假设许多来自其他地方的女人，一定也想顶着和广东女人一样的时髦发型，这样她就可以在追求爱情的时候，马上可以让人有先入为主的好印象。毫无疑问的是，上海几乎每个女人头上都顶着广东流行的发型：额头前的刘海永远是梳烫得卷卷的，像极了欧洲富人的贵宾犬。顺带一提的是，这种刘海造型是近十年才开始流行的，而且，还是从欧洲那边儿流传过来的。在乌木般的黑发上抹上发蜡，平整地梳齐，然后在最后头再打一个结。中国女人的头发看起来十分厚重饱满，无论是把头发松开来或是扎成辫子，都很美。只不过在这个国家，男人要比女人先扎上辫子，通常女人还会在右耳边上别上发饰。穷苦人家的女孩可能只是别上一朵白花，富人情妇的花朵就可能是珍珠制成的，一旁还有珍珠串点缀着。
中国人的身材大多相当娇小，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男人是高大威武的。一般的平民女子很少裹小脚，至于他们特有的五官相貌，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如果以欧洲人的审美观作为基准，很难对中国人扁平光滑的鼻子，找出什么可以赞美的词句。他们嘴巴的形状非常精致，嘴唇里是洁白无瑕的牙齿，眼睛看起来似乎没有眼睑，但是有的时候却又深邃地闪烁着。至于黄色的皮肤看起来也还过得去，有些中国女子有着偏乳白色的南方肤色，还没有像安达卢西亚[5]或威尼斯的女人的皮肤显得黄。然而，有些笨拙的女人全然不懂得，她们可以将自身这份柔和的气质很好地用在自己的腮帮子上，令人不敢领教的是，红色白色乱涂一通，这样化出来的妆简直是一塌糊涂。她们不是将自己的脸涂得惨白，就是涂得莫名其妙的大朱红，更夸张的是，还在下唇的中间特别地点上一个小红斑，这般妆容简直是毁了一个人的美。最后，每个女人都呈现出一模一样的特质：都有着相同的陶瓷般的脸。
在欧洲，每个女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装扮方法，她们会让自己变得独一无二；而在整个中国，好像只有一种被认定为美丽的标准。女人们就是想方设法盲目地遵从这套标准，因此，她们失去了自己本身的特质和美丽。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何来自东亚的画家，总是可以用极少的笔画就可以把女人勾勒得惟妙惟肖了。在他们的画作里，妇女多半是同样的一张脸，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是追求同样一种妆容，所以，永远都是那张重复的脸在画面上出现。例如：日本画家笔下的女人，只是以衣裳的颜色来做区分。穷人家的女子却是幸运的，因为她们没钱买化妆品，所以，才能意外地让人看到她美丽的脸庞。更直接的说法是，一张美丽的脸是经由柔和的表情、线条、青春生气、泰然自若或她的平静温和所展现出来的。
这里的人们几乎不曾有机会看到女孩儿们举止粗野，或是出现一些疯狂的行为，通常她们只是害羞地坐在一旁，希望能引起某个人的注意。就连上海大街上的娼妓，在茶馆里寻找客人时，也是中规中矩、展现出道德与礼仪的。中国女子普遍被认为是忠贞优秀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欧洲人会愿意跟他的中国情妇结婚。如果这个欧洲人有一天不幸破产了，他的中国妻子也会想尽办法，努力去赚钱来养活这个家。
她们顶着拙劣的妆容，却身穿色彩鲜明华丽的丝质衣裳，这就是中国歌女的打扮。她们大多数来自苏州。这个城市在中国爱情中的地位，可以说是仅仅次于广东的。如果说广东女人的特色是柔情以及爱的艺术，那么苏州女人的特色就是以美丽闻名。假如维纳斯[6]女神是个中国人，那么她必定是一个苏州姑娘。这些歌女们虽然来自不远的苏州，但除了拥有外表的魅力之外，她们还需要有特殊的才华，才能用歌唱来掳获人心。
福州路上大部分的茶馆都会有个歌厅专门举行音乐会，抑或说是品茶演唱会吧，因为在中国喝茶的风气盛过喝咖啡。歌厅里的窗户都是敞开着的，街道的另一边差不多规模的茶馆里，也会有同样的一个歌厅。当人们悠闲地进入这家歌厅，完全感受不到中间还隔了一条街，这两个歌厅就像合而为一。你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天大地大的国家里，当人们一眼望去，晚间的娱乐活动仿佛塑造出了一个灯火通明、满是人烟、宽广无比的平原。天花板上吊着带有蓝色电光的弧光灯，很多观众都坐在桌边宽长的凳子上，是特别舒适的感觉。当有别的人也坐过来时，他们就会开始找话题聊天。只要有新的客人一到，扎着辫子的侍者就会立刻奉茶，在朱红色的茶杯中可以清晰地看见焖煮过的茶草植物。这时，只见侍者身手敏捷地将热水从锡壶倒入茶杯，然后再用黄铜茶杯托将茶杯盖上，如果你把茶喝完了，就得自己倒了。接着就看见侍者提着一篮子蒸过的毛巾走过来。中国人如果同处一个闷热的店里，通常会用毛巾擦擦脸，好让自己能够凉快凉快。这毛巾可是比空气还烫，但是用过之后，再接触到空气你就会觉得凉快许多，这个方法也许应该在欧洲试一试。不过问题是这个毛巾是否够干净呢？人们一定会有这样的疑虑，因为，中国是个节俭的民族，愈多客人共享一条毛巾，店家就愈可以少购买几条节省成本。我们无从得知手里拿到的毛巾是否就是先前有人已经用过了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主动放弃这道凉快的方法。
观众厅里座无虚席，满满地都是中国人。其中女人要坐在上头较疏远的楼座上，最上等的座位就在正厅的后方，用薄薄的铁丝网区隔开来。在舞台的正中间吊着弧光电灯，其上前方有些许的装饰物，有两只面面相觑蓝光乍现的龙。这时，上面的楼座都已坐满了各色男女，他们正俯视着下方期待着。这里的舞台上是没有布幕的，背景装置也是寥寥可数，唯一可以称得上是舞台流动背景的就是一个用红巾盖着、像凉亭一样的东西，它一般伫立在节目主角的身后。有些场景中主角们也会坐在里面，有时也会被移开被另一个布景所取代。舞台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小伙子，就像那些平常在餐厅酒吧里当侍者的人一样。当表演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一旁待命，如果舞台背景需要更动，他们就赶紧在表演的中途迅速换上布景，然后，再度安静地坐下来，等待下一个指令的到来。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跟表演完全不相干的人悄悄地出现在台上，甚至，还有些小孩子就在演员的身边玩起他们的游戏来了，这和中古世纪泰晤士河[7]畔的剧院情况很接近，那里演出的是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国剧场里的情景也常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舞台。每一幕的时间都很短，布景不断地在变换，装潢基本上不换，因为也没有什么可换的。不断更换的是戏服，从这儿的演出可以看到，真正讲求奢侈的便是戏服。它们大多是非常闪耀夺目的，主角们以华丽的丝绣戏袍登场，配角们则是身穿简单的丝织衣裳。特别炫彩美丽的是戏中女人的服装。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女人的角色都是由男人来演出的，因为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里，女人在舞台上出现是极度不体面的事情。中国剧院里也有那些连最不受拘束的皇家歌舞厅也想用布幕急速遮掩的秘密。现在，只要有女人出现在上海某个剧场表演，当地的警察局就会收到民众寄来的愤怒的检举信，要求他们遏止这种伤风败俗的情况再度出现。
剧场演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明朝著名的英雄事迹（十四至十七世纪），因为与当今朝代有关的表演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这些表演的戏服非常符合史实，不过，舞台后方的墙上竟然还有一挂钟，仿佛是在告知观众，每一件在舞台上发生的英雄事迹的确切发生时间。这不禁让人十分敬佩观众的想象力，他们没有忘记那些年代久远的故事，虽然置身在今日的时间里。
舞台的左后方（以观众的视角）有一幕帘，上场的演员们从这里出场，舞台右后方的幕帘则是退场的地方。只有喜剧演员才会以自然的声音演出，庄重的戏剧表演通常要求演员要以高分贝的方式来演出（后来我在北京期间，每天看到有演员在城墙的角落里，练习这样高分贝的发声方式）。每个戏剧性高潮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台词一出现，就会伴随着激烈的敲锣声，演员想要带出一个庞大的戏剧效果时，敲锣提醒更是必要的。在欧洲，锣是放在画廊里展示的，我们那儿的戏院主要是靠职业的鼓乐团来达到戏剧效果，不过，没有中国式的敲锣来得有效。世界著名的女演员莎拉·伯尔尼哈特[8]女士，可以考虑在“茶花女”临死的那一刻，每一个眼神的转变都用敲锣来陪衬。
在演出同一出戏时，舞台上的次要角色即使不太重要，也都不能轻易离开舞台，每一个步伐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个伟大的战争英雄出场了，一出场就上演了一场闹剧，这是我无法形容的。他像只猫似的蹑手蹑脚前进，突然间又挺起身子来，像只狮子般令人生畏。在他的背后插了两支羽毛，直直地向外伸展，就连羽毛也表现出战斗般的沸腾气势。最终，英雄来到一个斜坡上。这时，他小心翼翼地站到一个地方，上头的灯光能够清楚地照在他闪耀的战袍上，这和我们欧洲戏剧里的骑士《罗恩格林》[9]一样，当他乘坐的天鹅贡多拉[10]出场的时候，正好站在舞台聚光灯效果最好的地方，好让自己的装备能够光芒四射。
皇帝出场了，所有的人立刻下跪叩拜。他身穿绣有花朵的黑色丝质皇袍，蓄有长长的胡须。对于那些没有胡须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男性魅力及尊严的崇高象征。这个时候就连一直坐在凉亭里、背上插满旗子的将军，也不得不赶紧让座给皇帝。皇帝进到亭子里坐下之后，将军就坐在他的一旁，脸上表情立刻变得慈眉善目。随行的侍从们都配有长矛和旗帜，这些人开始走动起来，间接带出临场的戏剧效果。下一秒突然就看到这个战争英雄和某人开始了一场激昂的格斗，全部的人都倒在地上，舞台上场面变得非常混乱，这时，只听见锣声无止无尽地响着，亭子也被一些密谋造反的官员及他们的支持者占领了。皇帝早就先行离开不见人影，演员暗色的穿着衬托出他们的不怀好意，再加上各个面目狰狞的表演，更让人知道这些人的危险性。
整场戏下来可以说是精彩万分，角色之间的对话十分精当，手势也相当形象生动。演得最好的演员是来自天津的。福州路旁的小巷里有一间剧院，来自天津的剧团还在那里演喜剧，内容是某个法官在进行审判，里头有个戴着喇叭帽、帽子上还别有一束羽毛的官员，正处于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状态中。一名年轻的女子虽然不愿连累他，但在法官面前她实在是非常害怕，说起话来也支吾不清。这个戴着官帽的人便走到她身边，轻轻耳语告诉她该说些什么，但是，这个女子实在是太害怕了，语无伦次地说了相反的话。她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于是，便在慌了手脚的情况下号啕大哭。这幕法庭的审判戏表演得非常有趣，那个扮演官员的喜剧演员开了许多玩笑，还讲了许多笑话，逗得台下的观众不时哄堂大笑，笑声甚至都没有停止过[11]。台下观众刺耳的口哨声与叫喊声，实在是大到不能再大了。通常，这种尖叫般的口哨声，在中国的戏院里就代表了掌声与高潮。
如果你想到后台去看看，就需要穿过舞台帷幕。那儿有一个又窄又长的房间，里头挤满了各色人等，大部分人都半裸着身子，露出他们明显的肌肉线条。在一旁的长木桌那儿，坐着马上要上场、正在涂腮红的演员，其他人则开始准备穿上戏装。就在舞台入口处的旁边，还有一张摆满刀剑道具的桌子，其中，有一具是真的用沉重的钢铁制成的，而更多是以硬纸板儿做出来的。入口处的另一边可以看到剧院的理发师，他正在给一个年轻的男子理发。这个年轻的男子有自己的桌子，上头立着一个特殊的镜子，这一定是最受欢迎的演员才有的待遇。他也有可能是导演，因为他的镜子旁边有一个分成一格格的小架子，男子在每一个格子里放进一个象牙制的板子，上头有演出人员的名字。就在理发师为他梳理头发时，他同时也一边照着镜子一边自己上妆，化妆品的瓶盖有着法文字样——从法国豪特维拉（巴黎的一所歌剧院）的店铺运送过来的化妆品。这个化妆品也让最受欢迎的第一主角展现出他十足的魅力。
在这空气浑浊的剧院里，台下观众聚精会神，吞云吐雾地看着，身着戏袍、戴着假胡子的演员们，正在一旁忙碌地四处走动着。他们等待着上台的指令，舞台装饰不时地在墙上闪耀着。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得到欧洲剧院里那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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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汉堡圣保利红灯区的主干道，Reeperbahn热闹的酒吧和夜店，吸引了众多派对爱好者。主干道之外，Schmidts Tivoli和Operettenhaus等剧院时常上演歌舞表演和音乐剧。附近的 Karolinenviertel街区以引领潮流的本地时装精品店和时髦咖啡馆闻名，圣保利码头遍布各式鱼餐厅，提供观光游船之旅。
[2] 普拉特公园（Wiener Prater）是位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座公园，占地面积为6平方公里。该公园主体区域位于维也纳的第二区利奥波德城。
[3] 曼陀铃，拨弦乐器，由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琵琶家族鲁特琴演变而来，一般有钢弦四对，按小提琴音高定音，用拨子弹奏，这里指的是中国的琵琶。
[4] 马丁·路德，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原为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兼神学教授，于十六世纪初发动了德意志宗教改革，最终是全欧洲的宗教改革，促成基督新教的兴起。马丁·路德强烈质疑圣座关于借金钱换取上帝赦罪的教导。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诸圣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提出讨论教会腐败问题。
[5] 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是组成西班牙的17个自治区之一，下辖阿尔梅里亚、加的斯、科尔多瓦、格拉纳达、韦尔瓦、哈恩、马拉加和塞维利亚8省，是西班牙人口最多以及面积第二大的自治区。首府位于塞维利亚。
[6] 维纳斯（Venus），罗马神话中美的女神，十二神之一，对应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芙洛蒂忒，因为与阿芙洛蒂忒对应，维纳斯也成了美与爱的女神，小爱神丘比特是她的儿子，拉丁语的“金星”和“星期五”等词都来源于此，维纳斯出现在诸多文学作品和西方油画里，影响力最大的是1820年在爱琴海山洞中发现的维纳斯雕像。
[7] 泰晤士河是位于南英格兰的一条河流，全长346公里，流经英格兰的三个郡，为英格兰最长之河流、英国第二长河，次于354公里的塞文河，也是全世界水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河流和伦敦地标之一。在泰晤士流域形成了许多英格兰城市，除去伦敦之外，还有牛津、雷丁和温莎等。
[8] 莎拉·伯尔尼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是一位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舞台剧和电影女演员。正如罗伯特·戈特利在《莎拉》中所说的那样，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演员”，以及是圣女贞德之后最有名的法国女人。
[9] 《罗恩格林》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创作的一部三幕浪漫主义歌剧，脚本由作曲家本人编写，虽然剧中有历史成分，但其性质属于童话歌剧，歌剧灵感来源于中世纪沃尔夫拉姆·冯·埃森巴赫的诗篇《提特雷尔》和《帕西法尔》，瓦格纳在其遗作《帕西法尔》中再次采用了这两个诗篇中的故事。
[10] 贡多拉，又译刚多拉、共渡乐，是意大利威尼斯特有的和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划船，船身全漆黑色，由一船夫站在船尾划动。几世纪以来，贡多拉是威尼斯境内主要的交通工具。
[11] 应是指丑角的插科打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