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
上海
蔡先生是一个非常有现代观的人，这也许跟他在马德里生活过有很大的关系。他在马德里中国大使馆担任使馆秘书若干年，尽管马德里并非世界强权的中心，但对中国来说，西班牙先进，中国与其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蔡先生以一个积极的进步主义者的姿态回到中国，目前是上海地区的实际掌权者。他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外国人真正的朋友。
上海是中国的领土，欧洲人在这里的分公司只是“上海租界地”罢了。但倘若上海的道台以他的职权介入到欧洲事务中，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小事，结果都会十分棘手，这一点他自己也十分清楚。他管辖的范围只是中国一个省的居民。中国和欧洲总算还有相投的共同利益，欧洲人时不时就得仰赖从蔡道台身上得到好处，这就意味着欧洲人只有对蔡道台有所求时，才会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他在欧洲的经历可以帮助他精准地掌控答应欧洲人要求的背后，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还必须小心翼翼地不能把这事儿说漏嘴。像他这样一个思想进步的官员，是北京政府在上海为官者中最强硬的。你可想而知，现在的欧洲外交使节，会充满哀愁地怀念上一任道台。[2]因为与前任道台打交道，肯定要比跟这位从西班牙回来的、宣称自己是外国人真正朋友的官员，容易得太多了。尽管如此，蔡道台表面上的工夫还是依然做得十分完美，举手投足间都展现了十足的绅士气度。他非常清楚在欧洲大陆的大城市里要如何生活，于是如法炮制到上海来，他时常举办下午五点钟的茶会，广邀来自欧洲的重要人士及他们的夫人参加。所以，我很快就收到了以精美石版印刷的卡片——会面的请求这么快被回复，我其实并不感到惊讶。卡片上面写道：
上海蔡道台很荣幸地能在周四（六月九日）下午五时二刻，
于静安寺路63号 恭候 先生的光临！
静安寺路相当于法国巴黎的布洛涅大道[3]，道路两旁树木林立，宛如这座城市的一块翡翠镶嵌于此。这里欧洲式花园一座又一座，都是富有的欧洲居民的乡村别墅。蔡道台的私人寓所也是这上流别墅区里的一座，尽管他在上海的老城区还有一处官邸。但是，那里他只是偶尔出现一下，只是方便和他的下属见面；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在那里久留的。道台一旦结束公务活动，他的马儿就会拉着华丽的座车，带着他穿越过熙熙攘攘的中国居民区，远离尘嚣回到他那绿意盎然、与世隔绝的静安寺路高级住宅里。
蔡道台的别墅在一间英式乡村俱乐部的正对面，花园入口处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军事岗棚（军用站哨的木屋）。我们的马车刚一驶入，军人就站出来行礼。今天是蔡道台接见宾客的日子，所以，花园里停满了各式各样富丽的马车。蔡道台所住的地方比起衙门来毫不逊色。这是一栋带有瑞士风格的别墅楼房，外观金碧辉煌，每一层楼都带有木造的阳台，建造得相当华贵。别墅外头倚着几根杆子，上头架着红板子，镶金的字体在板子上标示出蔡道台的官衔，公告着他的所有功绩。这样的公告十之八九和衙门脱不了关系。
我们踏上了三层厚厚的台阶，看到门厅就在不远处，一位身着官服的人朝我们走来。他一身华丽的棕红色丝质长袍（我想专业术语应该是“跳蚤色”吧？），头上戴着中国式的夏季官帽，貌似一个倒置扁平的喇叭，上头的一小束马毛并非直立而是平躺着。他是蔡道台的第一秘书，将在我们的会面中担任翻译。他十分热情地以法文向我打招呼：“先生，幸会，您好吗？”他以欧洲式的见面礼节与我握手，然后，带我到左边的等候室。此刻，还有一对来自英国的客人，他们正在里面拜会道台。
“等等就轮到您了！”道台的秘书说道。
蔡道台这座富丽堂皇的住所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屋里屋外都被打理得洁净无瑕。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省的最高行政官员蔡道台的住所，怎么可能在可怕的、脏乱的居民环境中呢？蔡道台私宅的会客厅里面有着非常华丽的中式装潢，墙上挂着一个大钟，几张宽大的椅子围成一圈，中间立着一张小桌子。家具皆是来自广州、镶嵌着珍珠云母的黑木家具，其中，最杰出的布置莫过于两面大立镜，面对面地伫立在等候室的最里头。镜子的边框也是由黑木制成，镶入的珍珠则摆放成花朵的图形。每一张椅子的前侧都放着一个蓝白色矮瓷的痰盂，雪白的墙上挂着横长的壁画，壁画的原料则是泛着金光的纸。有一面墙挂满了花鸟图，还有一面墙则挂着同样以金纸为底的书法字画，内容似乎是智慧格言或经典佳句。房间的后面有一个平台，上方放了两个价值不菲的中式大花瓶。在花瓶一旁较高的地方，还有一个红宝石精雕而成的节杖[4]，被妥善地保存在玻璃箱里。这个中式装潢还包括两具生了锈的铁制战斧，旁边还由磨砂的玻璃罩保护着。当然，除此之外，还少不了欧式的时钟，一座看似平凡的摆钟，那种在法国小旅舍房间的壁炉上经常会看到的款式。
这时，门上的帷帘开始有了动静，一个身穿棕红色丝质长袍，戴着喇叭帽的官员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第二个官员，他们同样身着长袍、头戴有马毛的官帽。
“道台来了！”这两个人中，不是道台的那个人边走边解释着。
很特别的是，蔡先生不是以中国式的拱手作揖的方式来问候我，而是以欧洲人的方式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毋庸置疑，这真是再欧式不过了！这让你感觉到，西方国家在中国如果需要获得协助，完全可以仰赖蔡先生。蔡道台身材圆润肥胖，有着一张红润、没有蓄胡、有如主教般的脸庞。他鼓着嘴唇，时不时地瞄一下旁边那个长着小眼睛的官员。这位官员的帽子上别样地戴有明亮的玛瑙纽扣。这个玛瑙纽扣象征着他的地位和尊严。他的大拇指几乎要被他戴着的玛瑙戒指给遮住，长袍的中间束了一条宽皮带，宽大的皮带扣是用红宝石制成的。蔡先生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脸上时不时地带着微笑，看起来为人非常客气。
我们选择在墙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接着身着制服的仆人们陆续出现了。其中有几位长得十分高大健壮，他们谦卑地端上茶杯，上头还有陶瓷制的盖碗儿罩着。
我先请翻译官为这么友善的接见表达我对道台诚挚的谢意！翻译似乎没有完全听懂我的意思。这个优秀的男人虽然说得一口法文，却对我的德国话一知半解。但是，还好他能说流利的中文。
“我非常高兴能被您接见。”我接着说，“尤其是当我得知，蔡道台是中国众多高阶官员中，最跟得上时代的官员之一。”我赞扬着。
翻译官转达了我的意思，这一刻蔡道台似乎非常满意，突然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又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在这个房间里您所看到的正是中国风格。”他说道，“您到前面来！”我说：“好极了！”看来他这是要让我参观他的私人住所。显然，他要在我面前展现出最现代、最摩登的一面。
蔡道台走在前面，指了指前方的路，我们陆续越过了前厅，来到了铺有木质地板的院子。院子被建筑物包围着。这里建筑的每一层楼，都有木质长廊。院子右后方是道台的私人住所，装潢风格有巨大的转变，不得不让人为之惊讶！我们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客厅，这里的装饰完全没有中国风：极其高贵的欧式安乐椅，明亮随性风格的长沙发在这个客厅随处可见。客厅墙上挂着依据名画雕制出来的英式铜版雕刻，内容多是羊群或是野牛。电灯就挂在铁杆儿上，在众多的家具中屹立不摇，这就是所谓的“客厅里的信号塔”吧。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中式的，就连蔡道台与他的翻译官本人也一样。看到他们以一身中式官袍坐在法式的安乐椅上，举手投足像优雅的欧洲人，这种感觉实在奇妙。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家仆们满场飞的情形。其中一位把我们方才在等候室用的茶杯拿了过来，另一位马上在瓷茶壶里泡上新的茶，第三位仆人则负责递上砂糖及牛奶。在中国的私宅里竟然可以喝到加了糖和牛奶的茶！这已经不是什么进不进步了，而是完完全全的“革命成功”。接着一位仆人又送了糕点进来，另一位则拿着银制的托盘出现，托盘上放着马尼拉雪茄和埃及的香烟。除此之外，还有一幕令人惊艳之处：由于我们用法文交谈，蔡道台特别让人送上来自法国，亦是恶名远播的法国烟丝。在巴黎街头绝对没有人愿意把这种烟拿在手上，但是，在这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怎么也得点上一支迎合一下，因为道台不断示意要我试试，不过，我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要怎么抽。终于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其中一位仆人手里又拿着一个银盘，上头放着三个形状特殊的高脚玻璃杯，然后，这个时候当然不能错过的是香槟瓶塞砰地一下打开的声音（这就跟在欧洲一模一样了！），接着玻璃杯便被斟满了起泡的香槟。这真是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如果此时此刻我还有一丝怀疑——蔡道台是不是所有官员里最现代化的，那可以说我真是瞎了眼，忘恩负义。
会谈开始了，由于铁路议题在我规划的议程之中，我就先问了这个问题。道台一听到“铁路”这个词，马上就兴奋起来，这似乎又把他拉回到了那段曾经在马德里生活的记忆之中。他微笑着边听着边点头，帽子上的玛瑙纽扣也跟着晃动，由此看来，他对这个“铁路”议题是多么友善。
“现在到处都在修建铁路！”他告诉我，“很快地，整个中国都要有铁路了。”
“中国政府要全部由自己建造吗？”我问。
“当然！中国政府要自己建造需要的铁路。”道台回答。
“但是，这个建设过程需要耗费许多金钱，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是否可以承担？”
“中国政府会让外国人把钱送来！”蔡道台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啊！”我不敢说出来，但是，我心中暗想：希望真能让外国公司有机会参与这个铁路的计划，这样德国也能够分到一杯羹。
道台似乎不想让我的希望破灭，但是，他也不想把话说得太好听，所以，他尽力地做概述：“所有的事情都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亲切地解释道，“就让我们先有足够的钱再说吧。”
我接着问：“铁路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进步，如果中国建设铁路，会不会也进行国家改革呢？”道台似乎听懂了我提到的“改革”一词，而且，此时我又特别振奋起精神加了两个字——“许多”，许多改革！“会有许多改革吗？中国最后会不会变成像日本那样，一夜之间转变成和很多欧洲机构合作的国家？”
“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已经是快得不能再快了！”蔡道台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在国内有一股强而有力的维新势力，他们整天提醒我们，如果不进行改革，国家就会有更多的动荡。”
“那会对什么先进行改革呢？”我问。
“最急迫的莫过于军事改革，我们必须要有一支能作战的军队。”道台回答说。
“所以，中国是想着要发动战争吗？”我问。
蔡道台绞尽脑汁地想对我的假定提出抗议，他以长篇大论用许多理由来解释，然而，一旁的翻译官却是一派轻松地转达。道台再一次重申：中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当然，在某些省份的洋人是很不安分的，尤其是东洋的日本人，我们忘不了过去他们的突袭行动，但是，中国政府还是要坚持拥有绝对的和平思想。
“那么我可以大胆地假设，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必定是很友好的吗？”我问。
“尽管有胶州事件的发生。”翻译官面带微笑地帮我接话，他明白我意指的是什么，道台特别要求翻译把方才的话重复一遍，然后，他即刻陷入沉思，最后，他用了一个官方的说法：“占领胶州这件事，德国人做得很好！”他说，“不然，胶州也一定会被俄罗斯人夺过去。”
我可以感觉得到，蔡道台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俄罗斯人，我想那还是少提为妙吧！
我接着说：“德国人并没有征服者般的民族性格，德国的海军舰队只是需要一个驻地，他们对胶州已经很满意了。然而，俄罗斯人是天生的冷血，他们大举入侵了中国的满洲地区，为什么北京政府能够容忍俄罗斯人这样的所作所为呢？”
蔡道台仔细听着，那双机灵的眼睛不时地闪耀着，很明显他是很想表达出一些意见，但是，他又不想在俄罗斯问题上妥协，因此，他的回答有些避重就轻：“慈禧太后想要跟这个世界和平共处，所以，她才会对你们的每一个要求做到有求必应。”
我想外交使节们如果想要对北京有所需求的话，肯定会牢牢地记清楚这句话。
蔡道台还给了我一些在外交政策上的建言，并且希望我能够通过媒体转达：“我们和大英帝国相处得是最友好的。”
会谈中，一直不断有新马车来到院子，仆人们也不断递了一张又一张的名片进来，道台也必须时不时地看向窗外，给予宾客们一个注目的礼节。他结束了短暂的应酬，嘴里还塞满了蛋糕，然后，走到我这儿坐下来。我说：“您今天这么忙，我不方便打扰您太久。”我举起香槟敬酒，示意我马上要离开了。其实，我应该举起茶杯才对，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机会喝香槟了！这可真是来自法国品牌的香槟啊！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都只好把茶晾在一边儿。
蔡道台说什么都要继续挽留我，因为他还是担心我可能对他针对军事改革的评论有所误解，会将中国认定为是一个好战的国家。他想用哲学的观点再次清楚地解释整件事，并且，他把翻译官也叫了过来。可惜，翻译官的哲学造诣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好。在这个情况下，我了解到，蔡道台的理念就是，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尽一切所能地相互维护和平。我也赞成他的说法。道台十分热情地再次和我握了握手，并且，他一直陪我走到大门口，告诉我，他非常开心能够认识我。这时，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让翻译官一定要转告我：“战争是必须要受到谴责的！”道台说，“因为，有很多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人类当然都是想活着，这意愿胜过死亡。”
蔡道台是一个很和善的好人，他说的是对的！人活着总比死亡好，因此，和平绝对胜于战争，“宁为活犬，不为死狮！”诗人海涅[5]曾经也是这样说的，道台所言与之相去不远。毫无疑问的是，蔡道台这个中国重要的地方官员，的确是充满了和平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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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钧，江西人，清朝政治人物，曾经出使日本。蔡钧曾于1897年接替刘麟祥任苏松太道道员一职，1899年由李光久接任。苏松太道，中后期依其驻地又俗称为上海道，全称“分巡苏松太常等地兵备道”，为清朝江苏省下属的道级行政区之一，辖管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直隶州，顺治年间驻地为太仓，康熙时期驻地为苏州，雍正之后驻地为松江府下辖的上海县。1901年7月4日，蔡钧被任命为大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1901年11月27日到任。1901年12月7日代表清朝向日本递交国书。1903年被免职。1903年10月15日离任。
[2] 指刘麟祥，湖南湘乡人，一八九七年卸任，并由蔡钧接任。
[3] 布洛涅大道，巴黎一条主要街道，以法国北部城市布洛涅命名，布洛涅是上法兰西大区，加来海峡省海边的一个市镇，同时也是该省的一个副省会，下辖滨海布洛涅区，滨海布洛涅位于加来海峡省西部，大西洋海滨，是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
[4] 古代的使臣出入关门皆有象征意义的凭证或信物，即符节；它们多用竹或木制成。汉时中国派往匈奴去的使臣所持的节杖皆以竹为杆，上缀牦牛尾毛。
[5] 克里斯蒂安·约翰·海因里希·海涅，出生时用名哈里·海涅，19世纪最重要的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之一。海涅既是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浪漫主义的超越者。他使日常语言诗意化，将报刊上的文艺专栏和游记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赋予了德语一种罕为人知的风格上的轻松与优雅。他晚年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念，即：“宁为活狗，莫为死狮”。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上界最苦的农奴，也强似冥河的阎罗。”有人说，这是海涅及时行乐观念的表露。古人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暮年的海涅失去了享受生命的能力，51岁的时候，他患了脊髓病瘫痪。一张铺有6层垫子的床，成了他永无宁日的“坟墓”。此后，他又活了8年，这大约只能算作是贪恋生命，或曰“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