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六月四日
上海
罗伯特·舒曼[1]在中国—年轻的英格兰—订婚树—年轻的德国—外滩—气候和建筑—亚洲的巨额资金—海关局的骑士城堡—海因里希·帕克斯爵士—独轮车的驾驶室—中国自行车手—报纸—在南京路—如何在中国理发—上海糕点店—货币比率—英租界—警察—一个不会有人被关起来的城市—租界—造访活动—英国殖民者—法租界—领事馆正等待城市—沙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美国—虹口—中国木雕—体育和思乡之情—持家之法—芝加哥亚洲
午后，位于上海公共花园的城市乐团正在演奏着。这些乐师来自菲律宾，那里的人们具备相当好的音乐天赋，可以说是独步亚洲，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自己的乐器。这些在上海城市里的音乐家，也有许多来自马来西亚，或者是他们的混血后代。他们有着各种有趣的面孔。一个吹着低音号的乐手戴着眼镜，这样的小家伙可以吹那么大的乐器，还是挺让人吃惊的。他的西班牙白帽子有点儿脏，蓝色的制服袍绣着黑色的阿拉伯花纹，制服袍和阿拉伯花纹随着他的四肢不停地摆动着。
这些人演奏得都不差，每天刊载在《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2]上的节目单，都会有法国和意大利的曲子。不过他们没有演奏瓦格纳[3]的，最多演奏到德国的舒曼。在《童年即景》[4]的声响中漫步在黄浦江岸边并不是件坏事。中国的发展难以停止，这里已经有了《童年即景》，很快你也会在这里听到《纽伦堡歌手序曲》。城市乐团落座在公共花园的草地上，那里有一个崭新漂亮的音乐演奏台，一个德国人指导他们。现在德国人不在现场，另外一个人拿着指挥棒指挥着，当演奏到真正困难的段落时，指挥就不再只是指挥了，而是拿起长笛带领大家一起演奏。
在接近乐队的河边，坐着许多中国保姆。她们穿着蓝白色的衣服，彼此愉快地交谈着。对于托付给她们的小朋友，她们是如此漫不经心——看来东西方的保姆都是一样的。小男孩儿们在四周玩耍，在草坪上不停地跑来跑去，小女孩们则带着娃娃漫步在草地上。中国的“阿嬷”[5]只会说些洋泾浜英语，而这也是小孩第一个学到的语言。在一栋德国人的房子中，有一个小女孩坐在桌前，跟我说天花板垂下来的风扇。“这是风扇，船长！”一个船东的女儿称一个陌生男子为船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跟着爸爸的船一起航行过，那这些陌生男子还会干什么呢？
儿童们穿着讲究的白衣服，可恶的蚊子却在孩子们露出来的小手臂与大腿上，贪婪地寻找着年轻的新鲜血液。这些半黄半白的混血儿，都是欧洲与中国的混血（这里欧洲人与中国人通婚相当普遍），他们现在丰衣足食、相当满足。女孩儿就像小淑女，戴着白色鸵鸟毛的草帽，帽子几乎跟她本人一样大。这些英国、德国及法国之间的混血儿，一半像欧洲人一半又不像。在中国，你要想找到可以与之结婚的欧洲人，只有葡萄牙人的数量是最多的。现在，他们已经完全与本地人打成一片，他们的中文口语时常混杂着葡萄牙语而不是相反。你必须要待得够久才会有机会看到白一点儿的葡萄牙人，在这里，白皮肤的葡萄牙人实在是不多呀。
这些小淑女也是在音乐会开始时就到场了，比较大一点儿的女孩需要接受辅导，在第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她们才会进来。这些十三到十七岁之间的女孩儿大都是英国人。英国年轻的女孩子像往常一样地可爱。她们有精致的短裙，黑色的袜子，修长的身材，青春焕发的脸庞。这些英国少女在上海的气候中生长很快，她们的美貌光芒四射，但是，这不会持续得太久，因为，她们成熟得也是很快。她们三三两两地走在碎石路上，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热切地讨论着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她们的眼睛绽放出漂亮的光彩，传达到每一个仰慕者那里，他们可能在远处，或者是在附近，或是在左，或是在右。我们欧洲春天的花朵，就这样绽放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当然，只能是远观！而聪明的人应当会避免对这些在上海的英国少女冒出愚蠢的想法来。聪明的人仅限于倾听内心的声音，而不会放任自己做出愚蠢的事情来。
这些少女在玩乐中长大，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里（东亚的巴黎——上海），她们每个人的家庭条件都是很好的，她们都有自己的中国仆人，不会为了生活而苦恼，所以，这些女孩子不觉得有必要学习。如果谁想要找个会操持家务的女人，他可不能与这类在上海的女孩子结婚。同样，那些把女性美德当成首要之事的人，在东亚的巴黎——上海，他也会把欧洲的传统理念坚持得很好。上海有钱的欧洲人并不多，他们一旦把钱赚够了，就回到欧洲的家乡去了，那些想要在上海女孩中寻找伴侣的人，最后，只会想要有一个好女人就好了。不过这里的结婚潮总是一阵一阵的，现在的上海则让人只顾着咳嗽流鼻涕。大概在五年前，有棵树开花了，树的花粉弥漫在空气当中，跑进肺里造成人们呼吸道不顺。五年前，你不会找到一个想要结婚的人，这可能也得怪这树还在开花。不过，最好人们还是不要解开这个植物学之谜，如果真有这种树的话，想必欧洲那些不得不嫁出女儿的妈妈们，一定会快快地把它引进到欧洲去。
就如他们所说，在上海的德国少女与英国女孩子相比，会更懂得持家过日子。她们在魅力、学识以及年龄上都会胜过英国女孩子。不过，在公共花园里，你通常只看到英国人，只有到了每个周五的下午，有个德国家庭的六个女儿才会经过，去牧师那儿上历史课。如果你想要看到她们回来，你必须要在五点时找到一个观察点，然后，坐在浦江饭店前面等待，这是有一点点麻烦的。这时，我就坐在公共花园的草地上，当城市乐队进行演奏时，可以观察到美丽的少女们走过。
美丽的姑娘们坐在铁制的花园椅上，眼睛一眨一眨地灵动着。一位美国军舰上的军官因他的猎装让人印象深刻，虽然他的制服并不怎么吸引人，但是，他的出现显示了上海是一个包容的城市。这里的市民像儿女一样生活在自己家中，花园的喷泉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银光，空中的乌鸦飞来飞去地叫着，像是对上海的生活表达不满，不过这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不满的。
城市小花园被安置在黄浦江中，每一寸土地都位于河水之上，河流环绕并灌溉着这片土地，其实，它曾经也是河流的一部分，千百年来上游泥沙的冲积汇聚成陆地，现在，它将其据为己有，并置身在宽广巨大的湖泊——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或者说这里是上海最美丽的水上风光。整座城市围绕在河水的岸边，形成半个圆或者是四分之一圆的形状。河岸左边是气势宏伟的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这是上海最美丽的建筑之一，位于宽阔导入水道的分流旁，也是大型船只出入港口的地方。这些大船快速地驶过花园，当你看到这些蒸汽船时，会以为它就要碰到树梢了。其他城市的天鹅都会养在池塘里，上海的池塘里则养着无数的大型蒸汽船。
公共花园后开始的上海外滩，名称来自英文的“Bund”，是上海最宽的大道，甚至比巴黎的道路还要宽，只有一侧并排站立着各式房屋，另外一侧则是流淌着的江水（黄浦江）。穿过绿地，这座城市的风景就展现在眼前。沿着外滩的河流停泊着许多蒸汽船，密密麻麻的塔桅伸展到半空中，江岸就这样在船舰和房屋中延伸着。这里的街道有着独特的魅力，一侧是在不断地运动与变化，像是一座会游泳的房屋，加热它的锅炉然后航向大海，然后，马上就有一个新的接替它的位子。江边是种有绿色草皮的道路，接着有树木掩映的人行步道，树木生长得很快，甚至就要遮天，然后，就是专有的自行车道，跟人行的道路一样宽，房屋旁又是人行道和一行树，这就是宽阔的一条四线道路。
在欧洲城市有这样的大道时，肯定是通往宫殿或是某位元帅的办公大楼。骄傲的东方商业城市上海，建造了这条富丽堂皇的大道，通往自己的商行。这些商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漂亮的宫殿，上海的建筑师们相当熟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当你要在上海盖些不同凡响的建筑时，这里会有来自全世界建筑师的模板，但是，由于气候的缘故，建筑师不会盲目地去复制建筑摹本。气候是建筑师最好的朋友，当建筑师向气候寻求建议时，它永远不会缺少新的主意。
在上海盖建筑物时你不能忘记，这里夏天相当炎热！混搭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结合中国炎热的气候，这样就产生了上海风格。这里的热气使得房屋的通风设计变得必不可少，房间与房间之间要能排出热风，因此，门廊就要在开放的大厅或在窗户前面扩展。前房是让太阳照射进来的地方，同时，要排除由街道产生的热气。外部大厅采用的是文艺复兴式的柱子，这些柱子可不是随便使用的，尽管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柱子更没用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柱子不再跟结构协调，往往只能作为门面起装饰作用，但是，这里的柱子却是有用的，其作用专属于整栋房子。中国特色的灰砖以单调沉闷的方式组装房屋和墙壁，为了让灰色活灵活现，建筑师又混入了红砖和红砂，屋顶原则上也是红色的。灰色有种温暖的南方色调，红色在太阳下显得明亮，通过红色及灰色这些上海建筑的特色，让你有种半熟悉的异国风格的印象——一个在亚洲土地上建造起来的欧洲城市。
外滩上的大部分机构都是银行，你无法相信，这些欧洲银行在东方上海变得多么巨大。亚洲的金融资本已经如此庞大，外滩有着下列世界著名的银行：德华银行（Deutsch-Asiatisch），华俄道胜银行（Russisch-chinesische），大清银行（Kaiserlich-chinesische），印度澳洲中国银行（Indisch-australisch-chinesische），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Shanghai）以及横滨银行（Yokohama）……这个清单远远没有列完。上海还没有证券交易所，不过商人们每天中午十二点会在位于外滩的上海英国俱乐部里会面。不知不觉地，上海外滩十二点的鸡尾酒俱乐部已经成了上海的证券交易所。
这里最雄伟的建筑就是中国海关大楼，与其他商号建筑比起来，海关大楼在外滩显得异常突出。海关是所有商号的主宰者，坐落在红色的中世纪城堡之中。海关把自己当作上海的主人。这里有个巨大的时钟，有人说这是一间大教堂，它指导着城市居民的起居时间。海关大楼高塔上的海关大钟，声调像是英国圣乔治大教堂[6]的时钟，大钟随着时间永不停歇地走着。
有一个白色的、拥有许多柱子、带有阳台的建筑物脱颖而出，这里就是共济会（Freimaurerloge）[7]之家。在外滩的入口处，公共花园的对面，绿色草坪的一边，隐匿于街道之中，是占地广阔的英国领事馆。“这里我当家！”英国人如此说着。“我看到了！”俄国人如此回答。在外滩中央，矗立着一个巨大的旗杆，上面有红白蓝三色旗帜在空中飘扬，那是宽大低矮的俄国领事馆。你在上海仔细观察会注意到，第一个把手伸向中国的是俄国，俄国的影响力在中国随处可见。上海有俄国领事馆，俄国邮局，俄国银行，有写着俄国文字的商店，还有戴着俄式白帽的俄国人。他们彼此交谈时常常说：“尼奇瓦！”（“不客气”“没关系”的意思。）
在外滩中间靠近岸边一处，有一个巨大的海因里希·斯密·巴夏礼爵士（Sir Harry Smith Parkes）[8]的雕像。如同碑文中所记载，他是在中国的外国居民，创建了今天的上海租界，雕像是为了纪念他。底座上还有中国字的碑文。海因里希爵士在中国十三年，开始只是一个口译，后来，成为英国的驻中国大使。作为后世外交官的榜样，他的外交成就被铭刻在青铜上。外交事务有世俗的限制，这些限制往往出现在政治上，因此，在上海曾有一个不朽的外交大使，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提醒。
上海外滩的周边充满了生机，碎石铺就的人行步道让上海的居民过得相当好！欧洲人在上海是很少走路的，他们都是坐人力车。这是一种用人脚驱动的车子，你一坐进去人力车工人就会代替你走路。人力车在外滩的所有道路上奔驰，一趟旅程只花五分钱，如果你想要慷慨点儿的话，就给十分钱。这是一种很便利的交通方式，但它还不是最便宜的。这些以出卖自己的苦力蹬出租车的人，觉得自己是第一流等级，还有第二流的。节俭的中国人觉得五分钱太贵，人力车在他们眼中太过豪华，他们在想：“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开发？”……除了人力车之外就是手推车了。“手推车？”“对，好主意！”于是中国人坐在手推车上，一种很普通的独轮车，像是运送砖块的那种，车轮左边坐着一个中国人，车轮右边也坐着一个中国人，后面的苦力推着这活生生的“货物”，嘎吱作响地穿越城市。由于车轮没有上油，嘎嘎作响的声音相当可怕。一次手推车之旅只要花上三文中国钱，每十文钱等于一分钱。
在人力车与手推车之间，上海还有城市马车，一匹马或是两匹马拉的车。车头前面坐了一个姿态端端正正，无可挑剔的中国驾驶员——马夫！他戴着小小的马毛热带帽，形状跟漏斗有点相似，穿着长及膝盖的工作服，颜色用来表明他是属于哪一家公司的。在他的旁边还有个衣着类似，没那么无可挑剔也没那么端正的中国服务员。尊严的标志在手臂上，靠近一根绑住马尾鬃的杆子，借此防止马鬃飞扬。他的辫子长长地垂下来，马车行驶快速，坐在里面的小姐们撑开自己的阳伞，摇摇晃晃地移动着。其中，不乏欧洲职业妇女，她们会自己在黄色的马车中拉起缰绳，中国的仆人就在女主人旁边。他们似乎相当满意这样的“世界秩序”，让欧洲小姐们来为中国人驾车。
有钱的中国人也会有自己的车，大部分都是老旧的四轮马车，就像是二手的婚礼马车一样。这里有个车夫叫“约翰中国仔”（John Chinamann），他蹲在地上，眼镜架在鼻子上，通过镜片的折射看着外面的世界。以中国人的观点来说，这是个有教养的人，不应出现如此行为。他的后面是一个小巧的马鞭，旁边有两个支架固定着。车子在狭窄的街道上嘈杂地奔驰着，中国夫妻就这样晚上坐着马车去戏院看戏。马夫几乎要让行进的马匹站起来，马鞭跳跃着鞭打着马匹，车上的男主人穿着宽大的丝质长袍，也随着跳动着并发出很大的噪音。女主人或者说只是今晚的女主人，紧跟在后面，她穿着名贵的丝绸，领子直到耳后，装扮美艳，费力地以小脚平衡着车上的踏板。同样在周日的午后，上海优雅的静安寺路上，中国的马车几乎跟欧洲人一样的多。你在上海外滩看到的中国脚踏车骑士，穿着优雅的丝服稳妥地坐在自行车上。他时而转动龙头以便让颈背的扇子露出来。当你看到自行车上的中国人，你会开始想象中国一定会是一个在世界文明史上有着一席之地的国家。
外滩的大部分属于英国租界，其范围在外滩的后面继续延伸着。英国租界的左边是美租界（如果你面对河流的方向），右边则是法国的租界。法租界再往右则是中国人居住的城市，不过，中国城也从城墙中交叉着渗透到欧洲城市。所有从外滩放射出去的道路，一开始都是欧洲式的漂亮，最后则变成了中国式的混乱。这些道路都是根据中国大城市来命名的：北京路和福州路这里是中京剧院以及娱乐场所的所在；广东路这里是德国俱乐部，有一个巨大而又实用的建筑；九江路是中国的北方日报社（North-China Daily News）[9]和上海其他报社所在地，故称报纸街；此外还有河南路等等。南京路是上海的主要干道，中国珠宝商店与欧洲商店彼此相邻，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叫卢浮宫（Lourre）[10]！在这儿你可以找到各种女装箱包鞋子，还有网球装以及悬挂在橱窗中的球拍，此外，这里还有雕刻装饰，表现的是英国军队的英勇行为。如果你想要理发的话，这里有英国的“上海修饰俱乐部”（Toilet-Club）和法国的“巴黎沙龙”（Parisian Saloon）。后者是一位马赛人开的。这位优秀的法国年轻人在上海整整待了二十年，但是这不足以改变他典型的地中海口音。他平日里个性非常温和，只有在讲到政治的时候，才会偶尔变得很疯狂，所以，不建议你在他用肥皂的时候开始讲有关政治的话题。他服务的客人有意大利人和日本人。所有欧洲人在中国开的理发店，一般都会有日本店员。日本人的手法非常轻盈，他手下的剃刀触感像是用手触摸一样。在中国不是坐着理发，人们习惯于躺着！你坐在理发椅子上，双脚跨在凳子之上，接着理发师会转动轮轴让你往后倒，开始你会有点儿惊心动魄，不过这个运动很健康，可以增强你的勇气！
“巴黎沙龙”中有法国报纸，名字叫作《中国之声》（L’Echo de China）。上面没有从法国巴黎传来的新闻，除了上海报纸的英文版内容外，其实它什么都没有！不过它的编辑风格相当强烈，它要求的是一种美学，所以《中国之声》不是徒有其名的。日本的文化部部长禁止在橱窗内展示裸露画面，《中国之声》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他们这样写道：
“Le nu estl’essencemême de l”art. Autant le public estvitedégoüté desoevresd’artistes，qui cherchentrenommée et profit dans d’indécentes productions，autantl’âme se sent transportée a la vue de cessuperbes manifestationsdu géniehumaincherchant dans le nu chaste et absolu l’expressionde sessentiments.”
大意是：“裸体是艺术的本质！当公众很快厌恶那些在不雅的作品中寻求成名和获利的艺术家的作品时，看到这些精湛的表现形式，人们的灵魂就会被转移。天才的人在贞洁和绝对的裸体中，寻求着他对情感的表达。”这个宣言构句优美，强而有力。
当然，南京路上也有钢琴店，在一个橱窗中还展示有法国的玩具。在菲律宾香烟店里，你可以买到便宜得离谱的菲律宾雪茄。这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接着巨大的石造建筑没有了，木制的低矮房子开始出现，店铺悬挂着长长的布条。欧洲人的南京路穿过来，就到了中国人的南京路，宽度没有像其他中国城那样狭窄，而是保持着欧洲人南京路的宽敞。
千万不要忘记，南京路上有一家糕点店，这可是上海唯一的糕点店。他的蛋糕必须被绿色的罩子盖着，以确保远离贪婪的苍蝇。因此，会有个意想不到的灯光效果，没有什么把蛋糕围绕在神秘的绿色光芒下来得更加崇高的事情了！你坐在安静的、诗情画意的角落，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庆祝自己第一次远离欧洲后，看到第一块巧克力蛋糕。然后，中国的服务员出现了。她会给你冰激凌菜单，提示你：无论如何都不赊账！当然不！难道这里还会有人为了吃冰激凌而借贷吗？
中国是很少使用现金付钱的（少数的例外是冰激凌）。在旅馆、俱乐部、会所、理发店，以及一些“女士服务”场所，欧洲人付现金都是第一要务。但在这里使用的都是“代币”[11]。这些“代币”写着使用目的，还有名字与住址的卡片，大部分人都没有把钱带在身上的习惯，口袋中没有沉甸甸的银子或铜钱。“代币”就不一样了，跟纸币一样没有重量，带了像没带一样。中国的货币状况我前所未闻，在香港，人们拿的是香港上海银行的百元钞票。你在香港的上海银行把一百元纸币存进去，到了上海，只会兑现给你九十五元——银行连自己发行的钞票都不信任。不过，真正的理由在其他方面。在英国殖民地香港，银圆是官方通行货币，在上海虽然银圆也流通，却是中国的货币，中国的货币是以银两为单位。为什么银圆不能流通呢？理由很简单，银两是“不存在”的货币，几乎没有人看到过谁身上有重重的银子带在身上。一两银子原则上只代表二点八马克，银行以银两换算银圆（以一种只有他们知道的秘密方式），将香港的100元换算成上海的95元，这样的货币换算情形在上海到天津，天津到北京等地通行，以至于如果你要到中国各地去旅行，你需要在行李箱里塞满银圆。到了各地，你还要先换好银圆、银两。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交易当然是用银两的，五十两银子是一颗长得像鞋子一样的金属块，中国人称之为“元宝”。
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货币系统。然而，我必须要指出的是，上海是一个安全与秩序堪称模范的城市，在这里生活的人连门窗都不关，橱柜和抽屉也不上锁，因为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需要关闭你的橱柜门。警察由欧洲人和中国人共同组成，当然要有黄色的斗笠帽和一件深蓝色的制服。此外，还有高大的印度警察，他们是印度的锡克教徒，你可以在街角看到他们的身影：穿着黄色卡其布制服，头顶红头巾，黑色的胡子，坚定不移、严肃沉默。有时候，锡克教徒坐在马背上，作为骑警挂着大刀巡逻。警察们也配备有短棍，棍子所触之处恶念寸草不留。中国人对他们相当敬重，如果他们做了亏心事，会希望警察不在附近。
不过，整个警方是要保护欧洲人的，欧洲人是警察在上海的主人，他们当然不会对自己主人说什么。在俱乐部度过快乐而漫长的夜晚后，人们常会在街上制造许多丑闻，这比你自己能在上海所忍受的还多。不过，如果只是欧洲人的丑闻的话，锡克人就会安静且严肃地待在街角。如果他发现夜间的流荡者要努力抱他大腿的话，他会把他抓在自己的手臂下，询问他父亲叫什么以及门牌号码，然后叫来一辆人力车，把他丢进车里送走。他会写下人力车的号码，如果路上出事的话，他也好分清责任。
所以，欧洲人似乎是活在没有警察的地方，更糟糕的是，他们住在一个公开的，毫无掩饰的国度。欧洲人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得很好，他们的秘密就在于各国都不把陆海将军任命为总督，甚至，没有一个轻骑兵上校进行邮政服务。欧洲市民们自我组织、自治运作之好，让上海成为东方的租界典范和殖民地模范。
商人们把城市组织得像是一间大型银行，股东就是纳税的市民，这里每一年选举一次任期的董事，被称为城市议会。董事会任命自己的成员为银行经理人，也就是主席，作为小区总长或是市长，市议会必须每年对纳税情况作公民报告，就像是董事会需要提交年度计划给股东大会一样。在中国别的城市，如果市民对政府有所不满，原则上政府会把市民丢到监狱里面去，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上海，市民们就会把政府推翻，然后重新选举、另立一个政府。就在几年前，上海负责交通的苦力们发起了起义，原因是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要增加对他们的税收，政府就要向他们征收更多税金。中国的苦力开始在城市郊区暴动，后来逐步威胁到了欧洲小区，这时城市的议会害怕了，他们被迫取消了计划好的增税。市民们对此结果还是相当不满，最后就把市议会给解散了，然后，又选出了一个新的议会。不过，为了要镇压这些市民起义，政府就得想办法武装组织起军队。
上海的商人们不打算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他们觉得如果有必要，他们会拿起枪支捍卫自己，这样欧洲商人们就组成了一个志愿军。五家公司组成了一个英国步枪旅，还有一个轻骑兵连和一队炮兵以及一个分队的工兵，由上海德国公司的老板来指挥。第一分队是在德国服过兵役的人，第二分队则是没有服役经验的年轻人。德国军队是上海小小军队的核心，所有军事上的权威都优先给他们，而不是那些英国的志愿者。因为这些人对制服与纪律还没有那么快的适应，海因里希亲王注意到了这支军队，对他们在操场上的表现感到相当惊讶，他把写有自己名字的肩章借出去，把这个军团命名为“海因里希亲王军团”。这些德国志愿军冬天穿着深色的布料制服，几乎和在德国的步兵一样；夏天他们穿着卡其布制服，这是热带军队的标志（一九〇〇年夏天，德国往中国派出远征军，也是发给每个人卡其布制服）。
整个上海欧洲志愿军的指挥权，无论是英国人的还是德国人的，都归在一位英国现役军官麾下。如果欧洲志愿军在前线出现时，这个英国军官会用德语给这些德国部队下达特别命令。同样，法国人也在上海组成了自己的志愿军，不过他们不与英德志愿军一起行动。
上海城市的租界包括英租界以及美租界，因此，英语在整个城市的管理中通用（议会中有几个德国代表）。上海在今日所代表的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拥有杰出的公共机构，这实际是英国人的杰作。我们在国内的行为举止像个英国人，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风尚——你不能否认英国人有某种殖民的天分。不过，还要再仔细看看这个殖民天分是什么？每当英国人离开欧洲时，他们总是想要尝试创造出一个新的、远距离的欧洲——这个殖民地的天分通常都是成功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英国人在上海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你只需要向法租界那边望一眼，看看法国人都做了什么就知道了！法租界虽然与英租界紧紧相连，但是，政治上却是一个独立的区域，以一个小运河作为边界，就出现了一座完全不同凡响的新城市。这里有城市议会和自己的局处、自己的领事馆。当你坐着人力车沿着外滩走，苦力会停在通往法国城的桥梁前面，因为，在没有得到法国当局允许的情况下，即便有入口也不准通行入内，这在行政管理上是被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了解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那就是你不能进入到刻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桥梁上去，这完全是一种讽刺的笑话！
桥梁的彼岸继续延伸到外滩，不过，现在这里被称作是法国区，这里种的都是来自法国的梧桐树，电气弧光灯排列在碎石路中间的交通岛上，就像是巴黎大道一样。法国区警察穿的衣服，就像是法国的消防队员一样，戴着白色的热带帽，上面围绕着三色装饰。房子旁有白色的柱状物，上面用红字写着“消防栓”，与巴黎的一个样。这些消防栓是否能在火灾发生时有用，还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跟在巴黎一样）。在七月十四日的夜晚——我们知道这一天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节，法国区被照得灯火通明。街上挂着灯笼花环，与沙皇访问巴黎期间挂的一样。
在黄浦江旁创立一个小巴黎，这个任务相当诱人但难以实现。在美丽的英国城市旁边，应当也有个美丽的法国城市，法国人这么想，也试图这么做，不过，这里其实只有几座漂亮的大房子而已，当中最富丽堂皇的还是德国总领事馆。因为殖民地兴盛的首要条件是，要把上级政府机关照顾得好好的，只要领事馆先有个跟自己层级相称的房子，那么整座城市只要围绕着它的标准开始组织，你就可以知道这座城市大概是属于何种等级的了。
一个优雅灰白的建筑及凉廊，热天时可以阻绝阳光，一个巨大的黄金的R.F[12]字母雕刻在山墙上闪耀着，另一个黄金R.F则在侧墙闪耀着。领事馆的房子必须要与其层级相称，法国领事馆也这样矗立于城市之中。但在城市的不远处，还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在这些有着法国地名的街道上，有中国人建造的简陋低矮的木屋。他们在里面做着生意，受第三共和国法兰西的保护。
在领事馆的街上继续行走，你可以找到漂亮的白色市政厅，这是市议会所在地。前院有普罗德[13]的铜像。这大概是法国人定居的全部迹象，除此之外，法租界只是中国城市与市政厅接壤的一部分而已，不过这里每件东西都被赋予了漂亮的名字。鹅卵石铺成的中国街道，叫蒙托邦[14]大街或是派利考大街；这里有许多咖啡馆，就像是在法国巴黎一样，还有一条理查德[15]大道。这里连街道死角都跟巴黎一样，但那些受到过塞纳—马恩省河[16]畔的风光影响，或是能对其施加影响的法国人，在经过兔子胡同的桥时，也很难忽略桥上面的中国式大门。
法国的移民并不多，他们大部分都住在英国租界。那些想要拜访法国家庭的人，可以去找中俄道胜银行的董事威尔荣先生（Herr Wehrung），或是丝绸大盘商布荣纳特先生。你会发现，法国人的热情好客在这里依然保持良好。有一个纯正的巴黎人住在上海，她是出版商奥伦多夫的侄女，嫁给了一个法兰克福人阿德勒先生（Herr Adler）——颇负盛名的英国公司泰和洋行的老板。阿德勒太太的沙龙里有本城最好的社交聚会，也有非常好的音乐会。一位曼妙的女子坐在钢琴前面演奏着贝多芬的《奏鸣曲》，这在中国可是很难遇到的。法国总领事贝札雷子爵（Vicomte de Bezaure），有着熟人公认的高尚情操，他对各国人能在上海和平共处有着伟大的贡献。
提到法国总领事，就不能不提到德国总领事施图贝尔博士（Dr.Stuebell）。简单来说，他是一个迷人的绅士，有着愤世嫉俗的世界公民的心灵，他知道如何跟巴黎人说话，同时，也确保代表德国的利益，他做的事情让柏林方面十二分满意。（施图贝尔博士已经离开了上海的总领事职位，有一段时间他去做了智利的德国大使，然后，他接受了柏林德国殖民地办公室主任的职务，现在，这位杰出人物正在庙堂高位之上。）
美租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里叫作虹口区，沿着大港延伸，基本上是在上海的港口区，那里有水手酒吧，商店里卖着航海设备。还有一些航海国的领事馆，如瑞典、挪威、丹麦等等，主要街道被称作百老汇，相当宽大，但是，房子看起来却穷酸难看。你去那边只是因为那里有中国的木雕商店，由黄木雕刻成的各种中国造型及场景，你可以在那边的大街上、河上、房子里，甚至法院，所有的地方看到这些雕刻。这些木雕展现的都是勇敢的现实主义者，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有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些小幽默，这些艺术品和艺术家，可以说是中国少数几个把人物做对了的。但是，中国人不懂得这些作品的价值，虽然他们以昂贵的原料制作。他们认为，与其雕刻拉人力车的苦力，或是船中的渔夫和渔网，不如雕刻有绿色眼睛的蓝龙——中国大众对龙始终有比较高的敬意。当然，这是中国人之外的观点，这些喜爱做大众喜欢的、绿色眼睛蓝龙的工匠，总要比那些关注社会生活百态而不关心龙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如果不把葡萄牙人和他们的混血后代算在内的话，上海的欧洲人不会超过三千人。这些人拥有一座巨大的城市，拥有房间宽阔的空间，可以愉快地工作、尽情地娱乐。这些是城市蓬勃发展的重要条件，即使不是全部活力的体现，至少也填补了上海半个生命。精神世界的指引在这个社会中难以找到。这些人持续不断地彼此相互邀请，他们要在这些时间内做些熟悉的事情。这里没什么剧院，只有一间戏院的建筑；这里没有什么歌剧院，因为可能的观众实在是太少了。可让你惊讶的是，这类表演艺术的事业可以在其他地方展开，这里有许多很棒的业余表演艺术家，虽然不常见到，但是确实不错。
谁对宗教事务有浓厚的兴趣？在上海这方面大概可说是处于流亡之中，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入境随俗，在这里做不到按自己的习惯行事。据一位住在这里很长一段时间的先生说，你把精神上的寄托转交给物理性的活动代替，就一定要找到这个替代品。如果你的需求实在太高，对于现在的水平不是很满意，那么就只有一个方案：你必须要创造新的需要，而且，还要没有那么高尚。那些不想要活得有灵性的人，尝试找出自己身体上的力量；那些对于灵性没有迫切感的人，必须要努力唤醒音乐才能。这可能也就解释了，不只在上海，在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中，大家都对运动有着高度的热衷。运动是用来忘记欧洲的最好手段。
所以在上海的所有人都在玩草地网球，单单英国人在静安寺路盖的乡村网球俱乐部就多达十二个，南京路还有不亚于这个数量的赛马场。这些都归属于一个网球俱乐部，简单来说，这都是由一位德国女士创建的。广场上，年轻男士打着马球，骑着长鬃毛的中小型马，他们包着头，像满洲蒙古人。在上海有很多人喜欢骑马，骑马出行比轨道电车还要贵一点儿。每个小康家庭都有自己的轿子，有些家庭甚至有两台，一个是女主人的，一个是男主人的。
欧洲人的家务支出如之前所说，一般都是由他们的中国仆人去操心！女主人只要提供大概的方向，像是内阁首脑之于各部会一样，不过这个比喻也不大恰当，因为，内阁中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是由部会执行而不是内阁首脑。事实上，所有的家务都是由中国仆人管理，若女主人事必躬亲，家务管理得就会更好。有位先生娶了位年轻的太太，一个月了，他也不知道怎么把家具摆好（这似乎是太太要操心的事情），中国仆人说，太太的父亲过世了……中国仆人习惯于跟自己服侍的主人相处，也都特别忠实。尽管他们不懂灵活变通，但他们是相当诚实的，你可以完全依靠他们，他们从主人那儿偷东西的事情很少发生。不过，允许他们提高购买商品的价格，给他们一点点利润还是比较安全的。你可以把它算成持家费用的一点附加，这根据中国的观点，不是“偷”而是“挤”，挤出来是被允许的。中国人的逻辑是，偷窃是把别人的东西拿走，而你把买的东西稍稍提高点价钱，没有拿走东西，这不能叫“偷”。有一位欧洲太太发现，自己一位中国仆人把假酒的价钱报得非常高，她就把他找来问话，中国仆人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他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酒的价钱写给你，可是，每瓶酒到底值多少钱，不关你的事！
中国仆人们有时也会创造出奇迹，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得倒他们。晚上六点，有位中国厨师得到指示，马上要为五位客人准备晚餐。于是，他可以去邻居的中国厨房借烤面包，到另外一个人家去借蔬菜，然后，再去问另外一个人要干酪[17]。同样，厨具上中国仆人也会彼此支持，有一次一位女士被别人邀请去吃饭，发现餐桌上竟然是自家的厨具。
今日的上海已经是东方一个巨大的城市了，但还只是开始，中国依然在持续不断地发展中。时间似乎相当紧迫，这块土地到处都需要生力军，中国自然会逐渐茁壮地成长，如同欧洲以外其他新兴的强权一样。不过，还不能确定的是，现在到处都在建设的铁路，是否能够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许多迹象显示，最后的胜利都会属于新势力的一方，接着便会开始大幅度进步，以数十年时间的努力来弥补数千年的差距，接着上海就会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就像美国的芝加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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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德国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成熟时期代表人物之一。舒曼生性热情、感情丰沛，富有民主主义思想。夫人克拉拉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勃拉姆斯曾受其提携。
[2] 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上海第一家英文报纸，1850年由英国拍卖行商人在上海租界创办。
[3] 瓦格纳（德语：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剧作家，以其歌剧闻名。理查德·瓦格纳不同于其他的歌剧作者，他不但作曲，还自己编写歌剧剧本。他是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面承接莫扎特的歌剧传统，后面开启了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理查德·施特劳斯紧随其后。同时，因为他在政治、宗教方面思想的复杂性，成为欧洲音乐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
[4] 童年即景（德语：Kinderszenen），Opus15，是德国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创作的一部钢琴套曲，由十三首曲目组成，写于1838年，在这项工作中舒曼提供了他成年后的童年回忆，舒曼原本写了30首曲目，最后选择了13首作为套曲最终版本。
[5] 阿嬷，闽南语、客家话、潮州话、粤语等方言中表示祖母或者外祖母的意思，闽北语、福州话、闽东话等仅表示祖母，在浙江台州方言中称呼伯伯的老婆阿嬷，属于拟亲属的称呼之一，用来称呼没有血缘关系的年长妇女，表示尊敬。
[6] 圣乔治礼拜堂是英国温莎城堡的皇家礼拜堂，亦是颁发嘉德勋章的教堂。虽然圣乔治堂是皇家教堂，但圣乔治礼拜堂每天都会向公众开放，可容纳约800人。圣乔治堂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礼拜堂。每天至少有三堂崇拜，而牧师在每堂崇拜都会为英女王和嘉德勋章骑士团队祈祷。
[7] 共济会，亦称美生会、规矩会、福利美森会，是源于英国的一类兄弟会组织，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末的石匠行业协会，石匠工会为争取石匠的权益付出了努力，并逐步规范了石匠行业与政府和客户的关系。现存仍公开活动的共济会里面最早的是1717年成立的英格兰总会所，旗下还分英格兰、爱尔兰及苏格兰三大分会。
[8] 海因里希·斯密·巴夏礼爵士（1828—1885），19世纪英国外交家，主要在中国与日本工作，巴夏礼为上海最初的英国领事，上海租界创立者。巴夏礼雕像1890年8月建成，原坐落于今南京东路外滩，抗日战争上海沦陷后，铜像被日军撤除，1984年在河滨公园发现铜像底座，现藏于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
[9] 晚清似无此报社。
[10] 卢浮宫，正式名称为卢浮博物馆，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边，原是法国的王宫，现在是一所博物馆，常年展出的展品数量达3.5万件，包括雕塑、绘画、美术工艺及古代东方、古代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等7个门类，主要收藏1860年以前的艺术作品与考古文物。
[11] 应是指规元，只作记账之用，并无实银。
[12] 法语法兰西共和国的缩写。
[13] 普罗德（Auguste Léopold Protet，1808—1862），法国海军少将。1862年5月17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参与清朝“借师助剿”，清政府为他建立普罗德祠，现为南桥天主堂，在南桥镇新建西路22—24号。在普罗德被太平天国军的流弹杀死后，法国军队竟然将附近一个中国村庄里的三千多名男女老幼全部屠杀作为报复。上海法租界曾有他的纪念铜像，现已拆除不存。
[14] 蒙托邦，法国西南部城市，奥克西塔尼大区塔恩—加龙省的一个市镇，也是该省的省会和人口最多的城市，下辖蒙托邦区，其市镇面积为135.17平方公里。2017年1月1日时人口数量为60，810人，在全法排名第92位，是原南部比利牛斯大区范围内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图卢兹。
[15] 理查德·莫里斯·亨特（Richard Morris Hunt，1827—1895）是19世纪美国一位建筑师，也是建筑学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的著名作品包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第五大道的其他一些建筑。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也是他设计的。此外，他也是美国建筑师学会和城市艺术协会的创始人。
[16] 塞纳河是流经巴黎市中心的法国第二大河，全长780公里，流域面积7.8万平方公里。位于巴黎的塞纳河沿岸地区于199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7] 奶酪，又名干酪，音译芝士、干酪、吉士，是多种乳制奶酪的通称，有各式各样的味道、口感和形式。奶酪以奶类为原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质，乳源包括家牛、水牛、家山羊或绵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