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广东
广东总督本人是一位老先生（老先生现在已经过世了，而他的继任者是李鸿章）。他是一位非常虚弱、脑袋也不再灵光的先生，当他去沙面欧洲租界进行公务访问时（由一百五十个护卫陪伴，装备着木制的战戟，他们的到来使沙面充满了可怕的噪音），有时候会为突然忘记什么而惊讶，他会突然停止谈话并问：“我到底在哪里啊？”……
这对于德国领事柯纳粕博士来说可是非同小可，要跟这位白发苍苍的虚弱老者，协调海因里希亲王的外交访问，难度可想而知。所有的事情都因为双方的意愿错位和费用问题而陷入迷茫。之前早已在谈判时谈妥的细节，总督大人在拜访的当天，突然派信使给德国领事送信，说他不想在接见海因里希亲王的招待会上穿他的官服刺绣袍子。领事不接受这样的要求，按常理来说，德国皇帝的兄弟不应当被中国当局以随便的形式招待，总督老先生应该穿他的官服刺绣袍子。
这次拜访最后以相当完美的方式进行，海因里希亲王进入了黄色的轿子，这是只有皇帝和皇子才有的资格（道台级以上的公务员轿子是蓝色的，之后官阶的则是绿色）。从分隔广州及沙面的大桥开始，一直到总督官邸都有士兵驻守。在士兵背后，在如此狭窄的街道上，有数以千计的乡民，他们对黄色轿子如此敬畏，鸦雀无声地肃立两旁，一直到总督衙门，人龙都是一片死寂无声。
全世界都知道，总督在广东其实是有名无权的，他不引导政府具体施政，事实上的行政首长和真正的领导者是王道台。王道台这个层级大约相当于我们的秘书长，他是广东总督的秘书以厘金[3]局长之名管理税收的官员。以《天津条约》为基础的海关，被罗伯特·赫尔特（Robert Hart）[4]先生和他的欧洲官员所拥护，但是，由于北京中央政府的否认，事实上已经逐渐背离了条约，产生了中国第二个海关——厘金局：由地方机关收取厘金。厘金局只针对海关通过的进口货物，当货物从港口再次运往内陆时才收取。广东的厘金局就设在海关局旁边，当货物抵达港口通过海关时，厘金局就会出现，并以地方政府之名要求纳税。厘金是欧洲强权与中国政府之间产生无止尽冲突的原因，就在今天，中德之间再次为厘金问题发生了争端。
王道台同时也掌管着广东这个重要的厘金局，此外，他作为总督的秘书，也负责本省的外交事务。他被认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最聪明的中国官员，在他八年多的公职生涯中，他成为当地相当富有的人。他非常憎恨外国人，因此，外国商人很难跟他打交道，他给法国的南中国扩张政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德国领事柯纳粕博士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待地方当局，与王道台以最好的步调并肩而行。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广东的德国领事是德国外交部门在东亚最优秀的官员，他对于中国的事务了如指掌，在南中国的德语圈中，大家都认为他是胶澳总督的不二人选（此时柯纳粕博士已经升任上海的总领事）。另一个出色的中国通则是德国领事的个人翻译郎（Herr Lange）先生，他曾经是一个军官，因为膝盖受伤必须退伍，而后他在中国的炮兵学校服务。他在广东住过许多年，他不住在欧洲人的居住地，而是住在广州本地人的居住区。他生活在中国人之间，可以说流利的中文，你会讶异于他用最不可思议的语言来进行如此轻松的写意化表达。许多住在这里多年的欧洲商人，早就放弃了中文学习。
昨天上午领事拜访了王道台，郎先生顺便谈到有个学富五车的德国人，为中国写了洋洋几大册的书籍，希望能够跟中国高级官员聊聊。王道台则问道：“他是否需要招待？”很快传来的答复是：王道台明天十一点半会在厘金局等待这个外国人。
在十一点半之前，我们就早早做好了准备。迎接我们的场面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前面走的是领事馆的中国职员，穿着白色的公服，戴着帽子，帽子像是个上翘的漏斗，上面垂着一束红色细簇头；后面是郎先生，他作为领事的翻译坐在蓝色的轿子里，由四位穿着白色袍子的苦力抬着，袍子后面有金色的中国字“德意志帝国领事馆”，头上也戴着漏斗帽子以及红色细簇头，与中国公务员一样相当不自然；之后，则是我坐着的由三位苦力抬着的绿色轿子。乘坐绿色轿子是领事的中国秘书决定的。几台轿子穿越了连接沙面与广东的桥梁，有十个中国士兵以可怕的噪音以及号角守夜，为了要关上大门以整齐的步伐行进，守夜的指挥官以他的光头对蓝色轿子敬礼，在打开门后看了一眼队伍，看门人立刻放我们进去。
厘金衙门离沙面连结广东的桥不远，衙门内外都和其他官署一样，从街道上看去有两个很大的木栅门，上面漆着比真人还要大的英雄人物[5]。木门是开放的，门内有两个不怎么干净的庭院，形形色色的人在里面四处张望，他们没有打算要跟官员与公署打交道。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手工匠，他们就在此执业。有个理发师的店面就在衙门口，看来他不会为没有客人发愁。穿过院子，参观过其中所有的建筑物后，你会来到官员真正的办公室：一个大厅或者说是一个开放的大房间，通往最后的一个庭院完全开放，没有任何门，因此，办公室是完全无法关闭的。街上的人只要有兴趣的话谁都可以踏入衙门来，所以，有大量好奇的路人听众聚集在最后的庭院，看着官员们在办公室里的一举一动——最重要的事情都以这样的方式，被带进带出敞开的大门。结果是，中国政府隐藏的计划，会在签署三十分钟后全部曝光！每个人都可以不用支付这个或那个衙门口的窃听费用，就能够知道许多国家机密。只有在北京的政府机关，才会设置层层的厚墙避免被窃听，这样的做法只是让刺探北京的国家机密，要比刺探其他地方的机密多花一点钱罢了。基于好奇心跑进衙门的乡民，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办公时形成一条人形长廊，这些乡民被欧洲人称之为“衙役”（Yamen-Läufer）。在我们与道台谈话之时，这样的衙门跑者、官员、簿记员以及苦力，来了非常多。他们站满了整个庭院，站在所有的门口前，望着窗外沉默而认真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内容一个字也没有错过。
厘金局的办公室位于最后一个庭院最里面的一个大厅，这里面简单且不脏乱。中间有个棕色抛光的木桌，桌子旁有许多椅子。后墙上有个祖先的牌位，这是在中国的住所、商店和办公处都不可或缺的。红色的背景下刻着金色的神圣文字，在牌位前有四个不可或缺的锡罐（非常高的官方用的罐子，因为道台是个大官），中间的两个用于插香，旁边的两个则用于插花。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家具，侧边墙壁有一个很大的圆形挂钟，有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煤气灯。除此之外，你也不会讶异于这里也有欧洲文化的元素。不过，当你发现在灯台之下固定着一个小灯泡，还有连到白炽灯的电线，就真的会觉得难以相信：在广东厘金官员的衙门中竟然还会有电力。事实上，广东的确有个电力照明的中国公司，白炽灯与电线在本城的许多商店和工厂已经使用，不过白天道台的办公室是半暗的，因为这里没有窗户，只有走廊，通往狭窄、阴暗的庭院。
我们到达衙门的大门，随着众人一起进入，名片发送给衙役后（有人帮我为这次中国之旅制作了名片），我们就在牌楼下坐在苦力抬着的轿子上，等待是否愿意被拜访的答复。过了没多久，衙门的官员出来答复：“进来吧，道台不在这里。不过随时都有可能回来。”翻译的蓝色轿子被带入到第二个庭院，绿色的轿子则留在第一个庭院。我们刚一下轿子，就看到道台的蓝色轿子抵达了。经过自我介绍以及问好后，道台以中国人的方式向我们问好。他弯腰两个手掌合在一起，然后，两只手快速地上下移动，透过很大的手臂行礼动作，道台邀请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我们请他走在前面，他无论如何都不要。到办公室后又再一次地问好，接着我们就坐在圆桌旁。道台的背靠着入口，右边是我，左边是德国领事馆的中国秘书，对面则是领事馆的翻译郎先生。
我们才刚刚坐定，就有茶杯端了上来。由于这些上来的茶，我们又再一次在椅子上互相请安问好。然后，我们沉默地坐着，道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很大的眼镜，放在鼻梁上，很明显是为了要在谈话时便于观看。于是，谈话就开始了。
王道台是一位非常高大的男子，相当挺拔并且手势优雅，他这种气度在中国人之间很少见到。他五官相当明显，有个突出的鼻子，中国人之间也是很少见到——通常中国人的鼻子都是又软又扁的。他有张削瘦的脸，有着宽大的嘴唇（缺了一个牙齿，牙齿不大好）和锐利的眼神，这一切都证明他有着充沛的精力。他说话声音洪亮，甚至还有点太大声——男人低沉的嗓音容易让人产生信赖。一开始谈话时我们相敬如宾，但是，慢慢地，他展现出了南方人的热情，伴随着手势，他迅速地表达丰富的内容。王道台手上有个圆圆的稻草盒，上面有个小小的刺绣，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盒子在他手上一直不停地转来转去。他左手大拇指上戴着一个巨大的、漂亮的、精细的翡翠扳指。他穿着淡蓝色的锦缎长袍马褂，其中交织着淡蓝色的小花朵图案线条。他充满善意微笑着鞠躬。当你对他说几句奉承话的时候，他如果不了解你的意思，会再次礼貌地跟你确认，接着他会对这个由翻译所转达的赞美哈哈大笑（这看起来像是中国式的幽默）。这里面也用到一些机智妙语，他听到时当然也会哈哈大笑。王道台显得相当自信。
首先，我当然是感谢捧场的听众，并对道台让我拜访成行表达感激。他鞠躬并且微笑说：“乐意之至。”接着我说我想要知道到底欧洲列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道台不想马上表达以免犯错，他小心翼翼地回应道：“你在欧洲，应该比我更了解！”我仍然坚持我的提问。我说：“我们在欧洲的观点是我们欧洲人的观点，但是，我很想知道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我们欧洲人迫切地想知道。您是一位如此深富学养的中国人，像道台您这样有修养的中国人（他挥了挥手，鞠躬，微笑），对于目前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于我眼中这个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看起来道台是相当满意。接着他说道：“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在欧洲都被夸大了许多。你们觉得欧洲取得了割让的土地，这是中国的一个失败，不过这样的失败其实并不正确，中国人并没有割让土地，我们只是把土地出租给你们。现在，欧洲主权所涉及的土地还都依然属于我们中国。欧洲列强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一个过客，事实上，就如同广州的沙面一样，新的国外属地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中国实在太大了，如此广大的领土，割几块给你们欧洲人，根本就是无关痛痒的。”
我继续问道：“但是，如果欧洲人想持续扩张，慢慢取得更多的中国领土呢？”道台做出个顽皮的笑脸：“我们会对所有欧洲列强的要求都同意！”他回答道，“而且坦率地说，每个欧洲列强都会对我们有不同的要求，这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每个列强都会彼此相邻，扩大的时候你们就不可能不相互碰到一起。中国对抗你们欧洲人扩张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列强之间互相嫉妒，并且让你们相互监视彼此，以防止对方继续扩张过大。”
王道台接着开始用茶杯跟我们做生动的展示：“这第一个杯是俄国，第二个杯是英国，第三个杯是德国，第四个杯是法国。”他形象地说着，“列强们就这样环绕在中国四周，就像是茶杯环绕着桌子一样，对桌子来说杯子实在相当小。但是，如果茶杯会扩大的话，它们就无可避免地会撞在一起。”接着道台把代表英国的茶杯推到代表俄国茶杯的面前，他因为当当作响的碰撞笑着，并且，透过眼镜片强力地看着我们。他似乎在一个个读着我们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他要看看我们是什么反应。
我接着进一步询问：道台对法国的看法如何？因为我听说法国与广东政府间有一些摩擦。看来这是王道台最爱的话题，他非常希望吐露他的心声。他说道：“法国野心勃勃地想要在南中国不断地扩张，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最后会让英国忌妒。最近，有个法国的索赔成立了，这应该是真的，因为，北京总理衙门那儿的消息已经下来了，如果这跟广东政府有关，那么法国拿到的不会是最少的。我们在不久的未来，也不指望中央政府会加以保护。广东地方政府不想为法国在其势力范围获取新的土地或租界做出贡献。”
道台接着开始抱怨法国传教士的行为非常奇怪，虽然，道台没有直接说出传教士行动的背后是否有法国政府，但中国人民对于法国传教士的出现非常恼怒，最强而有力的证据是，有个法国传教士在十四天前遇害。显然，王道台此时没有说出他的全部心声，事实上，如同我从其他地方听到的，广东政府与法国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中国地方当局在这样的争端中以相当强硬的方式响应法国代表的投诉。最近有几个总督签名，并且由王道台亲自起草的书信如此写着：“若您的主教不冷静下来，我们会很担心他是想要回巴黎去了。”
德国柏林来的新教传教士，与法国天主教相比要低调很多，不过，大致来说，广东的欧洲人对于宣教成果并不感到振奋。如果有个中国人信奉基督教，往往不是出于宗教上的动机，而是想要获得物质上的利益，这就使得双方一开始相互之间就不信任。中国人改信的理由通常是：由于中国法律的不健全，许多大型企业的中国商人都想要争取与欧洲人联盟，或是干脆做其代理人。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可以受到欧洲外交条约的保护。如果没有别的方法获得这些保护，那么他们就会改信基督教。这样传教士就会要求领事馆保护他们的教友，欧洲领事馆必须为传教士刚拉来的弟兄提供一切协助，并且善意地相信这是保护新皈依的基督徒。想要得到欧洲人的保护，这种商业上的投机之举，事实上只是中国人的精明之处。
（作者再版发行时补注：你可以参考1900年7月，义和团在列强军队攻占天津后发出的布告：现在国家有更大的灾害降临，洋鬼子通过传教士把许多中国人转换成基督教与天主教徒。这些教会毫无原则、诡计多端，这些二毛子专行压迫与腐败，甘愿为得到洋人的好处当代理人，甚至成为他们的奴隶。
1900年8月6日，柏林《新闻汇报》（Berliner Generalanzeiger）提到：李鸿章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1900年7月被一个广东的德国记者问到义和团时，说：首先，对抗的是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这些皈依者通过皈依拿到许多好处：他们被传教士保护，并且通过其中也被外国列强保护。他们利用这个优势对其他人肆无忌惮。这些针对皈依者的怨气越来越多，现在，这个仇恨爆发出来了。义和团始终就是针对中国的基督徒，而且自然而然地针对保护他们的传教士，因为，到最后，传教士自己也是被各国政府所保护。这些外国代表发现，最后，义和团针对所有洋人。李鸿章强调：我确信，宣教对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个危险，也几乎是所有骚乱的源头。
中国村庄的私人冲突已经爆发过好几次了。一方是天主教徒〔主要是法国人〕，通过传教士及其背后的领事馆要求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则是新教徒〔主要是德国人〕，他们一直硬碰硬。现在，天主教传教士去法国领事馆告状，抱怨受到基督徒的迫害；而新教传教士则去德国领事馆告状，结果村庄中两派传教士的不和，就变成了德国与法国领事馆之间的外交事件。双方官员在事情发生后，因为不了解情况拒绝解释，这就使得这些法国传教士对国家报告说：法国领事馆不打算维护法国利益，德国领事馆却是热衷于保护自身的权益。德国传教士却对德国领事馆不能保护他们心生抱怨，他们把法国人的方式当成自己的榜样。
关于传教士的事情可谓罄竹难书，你看不出来用武力把一群已经浸淫在儒释道中的人改信基督教的必要性何在？有个在广东的人跟我说，他听到一次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国人对传教士说：“你们到底在这里要什么？我熟读你们的《圣经》，它包含了所有孔夫子教导过我们的观点。你们的宗教就像我们的一样，都是劝人为善；不过，我们孔夫子比你们基督教主还早了五百年……”台奥多尔·冯塔纳[6]也说过不中听的话：当我读到有传教士又被杀害时，我会为这帮家伙感到可怜；但是，原则上我并不同情他们。我觉得一个鞋匠的儿子，想要让四万万中国人改信基督教，这是相当的自以为是……）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王道台吧。当我让他把对法国的看法倾诉完后，我问他：“那德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他回答得很简洁：“中德关系相当友好，德国在中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不是像其他的列强一样，你们是以友好的方式考虑自己的要求。”“那日本呢？”我问，“中国会忍辱负重默不作声吗？有没有可能会有报复？”这时，道台显得有点尴尬。他沉思了一下，接着公开地说：“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是严重落后，我们还无法对日本展开报复之战。不过等二十年或三十年后，我们再来看看吧！”
“我现在知道，中国的高官对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想了，我很高兴听到许多您的原创见解，以及你们的智慧！（王道台微笑，点头）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知道中国普通大众是如何看待中国与欧洲关系的？”
王道台看起来相当吃惊，甚至，他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又让翻译重新说了一遍。然后他思考良久，最后回答道：“中国大众对于最近的事件所知甚少，并且没有很多机会对公共生活的议题形成意见。不过，大众有什么想法也是多余的，官员们有意见就够了。官员做事，人民听从！”
当我最后听到如此饶富意义的治理国家的理术后，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我想要从座位上起身，这似乎是拜访结束的征兆。只是我们拜访开始时的茶杯还动也不动地放着，茶被装在瓷杯里，杯子在金属碟子上，每个杯子都有一个倒置的陶瓷碟子盖着，这样茶一直到访问结束都是温的。当然，这里面没有加糖或是牛奶，位于茶杯底的茶叶是浅绿色的，清新芬芳，虽然有一点儿苦味。把盖着茶叶的杯盖稍微打开，我一点一点啜饮着，这样就不会让茶叶跑到嘴巴里去了。
我们同一时间喝茶，也在同一时间喝完；我们同时从座位上起身，接着就是鞠躬，微笑，中国式的握手。王道台陪我们来到大门口，我们陆续都上了各自的轿子。道台来到每个轿子前面，对着我们一一挥手；接着他和所有人一起站在庭院中，跟着我们的轿子一直到把我们送出大门口。
我们没有回头。想必他还在那里，一直对着我们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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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存善（1849—1916），字子展，浙江杭州人，清末政府官员、藏书家。光绪十五年（1889），担任清朝广州府南海县知县，王存善是著名的贪官。他善于理财，担任海口厘金局总办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获得数百万资产，大量购买房产，被称为“王半城”。1899年3月，广东补用道王存善被两广总督谭钟麟委派到香港勘探新界。1899年3月19日，王存善与骆克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1900年移居上海，获盛宣怀赏识，加入招商局。1907年至1908年任招商局总理，以后历任邮传部会办、总稽核，招商局董事等职，清朝灭亡后王存善仍然拒绝剪辫，其子王克敏专长财务，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死于狱中。
[2] 此处应为两广总督，应是作者不了解情况所致。指谭钟麟（1822—1905），字文卿，原名谭二监，中国湖南茶陵人，清朝末年政治人物，中华民国政治家谭延闿之父。曾任两广总督，任内镇压了杨衢云、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下令当时的南海县知县审理陆皓东等革命党人的革命事实。
[3] 厘金，从清朝太平天国之乱开始至1931年废止的一种商业税，因初定税率为一厘，“百分之一”为一厘，故名厘金。又称厘捐、厘金税。
[4] 此为德语音译，英语译为罗伯特·赫尔特。
[5] 指门神。
[6] 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他1819年出生于胡格诺教徒家庭，6岁成为药店学徒，20岁写出处女作，在莱比锡进修。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1849年从药店辞职成为全职作家。代表作有《沙赫·封·乌特诺夫》（1883）、《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