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
新加坡与香港之间
城市一景—欧洲大饭店—街头生活—中国人的工作—人力车—一间热带大教堂—炎热—衬衫—诱惑的季节—植物园中—唐人街—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竞争力—中国工人与工匠—人的灵魂或是苦力的灵魂—胖子付更多—煤油灯—夜晚—Parsi剧院中—以风琴描绘性—16幕剧一瞥
新加坡的欧洲城坐落在新加坡的要道上,房子不是建在海边就是建在附近,以让凉爽的海风吹来(不要以为这海风很凉爽,新加坡位于赤道前一个半度而已!)。这些办公大楼拥挤的街道中,电报与银行这些贸易最重要的工具,都因其建筑物的巨大而显得出众。首先,银行的建筑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占地规模,风格显然是个特殊的印度式建筑,混合着柱子及楼房凸出的部位,圆拱尖拱让人想到除了文艺复兴时的建筑以外,没有什么建筑是这样的。此外,在白色的外墙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一排小小的绿色柱子,透过这样的建筑细节你可以发现,新建的白色建筑有着黑色的斑点,显然气候已经做足了功夫——在潮湿的热带,这些欧式房子的外皮,不比欧洲人的皮肤衰老得迟缓。
德国领事馆在高耸的办公大楼间显得格外朴素,新加坡俱乐部位于水面之上,在宽敞的餐厅中有许多风扇因风摆动,印度式的午餐在这儿特别好吃。我们在那儿特别知道了椰糖这道甜点:马来西亚的国菜中有椰奶的碎粒(玉米淀粉)和棕色的椰子汁,它具有辛辣的麦芽香味。接着我们在明亮的、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喝着咖啡,看着河面上的船只在阳光下的航道中穿行。
德国商务代表处河岸边上有一个小铁桥,穿黄色热带制服的印度警员在此看守,他严肃且沉默。我们在桥上望着小河,数以百计静止的小船密布着,与一排当地人的蓝色房子共同构成了河岸的美景。
走过街道、经过小桥,管理局的建筑前有个小铜牛纪念碑,街道尽头是欧洲大饭店。这是新加坡最大的旅馆,将三四座狭长的房屋连接在一起,全部是一层楼并且是木造的。房间家具原始,但相当干净,这样可以在挂着蚊帐的大床上睡得很好。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浴室,浴室没有那么精美。你需要泡在木桶中,用金属瓢浇水在身上。食物却相当美味,我只想建议在我之后来这儿投宿的人,不要点比尔森[1]啤酒。它根本不是啤酒,只是油墨的添加物。这种啤酒不是最好的。
饭店的老板是个德国人,我们叫他贝克(Herr Becker)先生。他以彬彬有礼的态度接待着客人们。酒店的服务主要是由中国人来负责,一群穿着白色西装、数量难以估计的中国人,分工相当细致且烦琐。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某事不属于他的他就不会去做。餐桌旁有专门收盘子的中国人,他们只是负责收盘子,不会给你带来饮料,而这却是许多人想要点的。这些中国人显得很特别。还有一个中国人专门负责小卧房中某个坏掉的设备,他凭借尊严准时履行职责,并且每天好几次去看他负责的设备。不过他只做这一件事,如果有人为了抽烟跟他借火,他最大的妥协就是把厨房小弟请来,尽管那个人并不乐意。
欧洲大饭店前街道与大海之间有个宽阔的广场,晚些时候会被数以百计打网球的人占据。同时,街道还运行着新加坡商人的四轮双头马车,由穿着褐色服装的马来西亚车夫驾驶,优雅的人们会想要避开。出租马车是相当轻巧的单头马车,有点像小小的公共交通工具。不过最常见的交通工具还是人力车。在新加坡,这些褐色苦力拉着的人力车数以千计,日日夜夜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力车在街上行驶。一开始你会有一个想法,不愿让同胞拉着车子,但很快你就会让同胞擦你的鞋。此外你需要考虑到:你这是在帮助这些穷人,你给他们一个机会赚几分钱。当你坐在人力车上,苦力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拉起车子时,道德的顾虑就会烟消云散了。你需要坐在车上。车环由日本漆器装饰,前面是一个褐色的裸背人,跑步时均匀地来来回回晃动满身汗水。但是他没有喘息的声音,也没有快速呼吸的声音。简单来说这是一个适度的快跑,如果只是去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或是一小时的地方的话。在人群熙熙攘攘的地方,人力车从四方八面汇集,却从来都没有擦撞过。透过短暂的呼喊躲避,一切都在苦力掌控中。这些小车敏捷地穿过所有街道,在喧嚣与障碍中找到道路。许多人坐在人力车上阅读报纸。晚上也会有人力车经过,一台车上有对情侣交流爱意,苦力慢慢地跑着,与其说他不想打扰乘客的兴致,倒不如说两个人坐在一起,本来就比一个人拉起来要难。
在新加坡,无论你想不想搭乘人力车,当你徒步在城市漫游时,你都不能错过这样的情境,会有一些苦力拉着他们的小车跟着你,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行人在如此漫长的街道上,一会儿就会走得疲累不堪,定想要有个交通工具可以回家。只要一个眼神来了,你就搭上最近的人力车,说出旅馆的位置,苦力就出发了,你很开心地坐在车上并且得到休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发现这段路好像感觉有点长,我真的离旅馆那么远吗?人力车走啊走,街道相当陌生,又宽又长,没有一栋看起来跟旅馆一样的房子。事实证明,苦力不知道路,于是就只是走一条他最喜欢的路以赚取车资。这些底层人士不懂英语,几乎只说马来话与中文。马来文是通用语言,所有新加坡的商人都必须懂得马来文以便理解他们的员工。同样,在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交流的口语是马来话。如果你给他一个英文的地址,人力车夫不会知道他该往哪里走,但是这并不会阻碍他出发。如果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会习惯性地把他带到最近的邮轮前,或者就把他放在马来街头:这个不幸的家伙,他想要去植物园,却看到一群年轻的日本女士出现在人行道上,对他伸出手臂挥手召唤要他跟她们一起跳舞。
欧洲大饭店附近一片绿草地间,有一座圣安德鲁大教堂。它看起来灰灰的,饱经风霜,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其实没有几年。里面什么装潢都没有,光秃的墙壁是白色的,通过美丽缤纷的彩色玻璃,刺目的光芒洒落进来。如此高耸的石顶哥特式大教堂却是相当潮湿。整栋房子挂满了白色的风扇,在墙壁与墙壁之间,热带的虔敬一定很特别,这里的信徒将祈祷传达到天上,而风扇在整个会众头上转啊转。
在新加坡,无论你想要去哪里,都是炎热,教堂也是如此,整个生活就被炎热主宰并掌握着。你可以从房屋与服装看出来,这里的欧洲人全部都是穿白色的西服。如果你看到白色西服配上金属纽扣,或是热带遮阳帽有一对钢配件,那么你看到的是公务员或是军人。在德国领事馆,我看到两位先生走在白色的阶梯上:一个是侦探,一个是囚犯。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穿着白色的西服,头戴热带遮阳帽,虽然陌生但却让我似曾相识。我一定在哪儿看见过。的确如此,我站在镜子前,这个陌生人就是我自己。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没有穿衬裙和背心的,如果有个人被介绍进来拜访,高卷着的袖子也得放下来,而这卷袖子的“特权”也只限于高层人士。这热日日夜夜持续着,整年也没有什么差别。天气总是一样,日光总是一样。穿透最密集的树梢,你还记得此时家乡正是春天,空气温和、太阳和煦、树木正要开花。你开始意识到幸亏热带还没有掌控我们的四季变化。你若经过新加坡会真的有个感觉:你在家乡是多么地幸福,不用在这一年四季都如此无情的热中生活,不用在让人无法摆脱的光线中度过黄昏与自己无声的思想交流的时刻。
欧洲商人住的地方都是城市外的小木屋,当你去植物园的时候你会经过住宅区,这儿一间别墅也没有。路的左右都分岔出小路,每个小路都有名字。别墅隐藏在密集的绿色树丛中,花园邻近的道路上有棕榈树,躯干上方的叶子展延得宽大华丽。
动植物园是相当典型的,位于几座小丘上,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热带动物,而动物只有在一点树荫下才有身影。参观者因为一条美丽的大蟒蛇出现而感到有趣(谁对大蟒蛇不爱呢?),它是从苏丹邻近的植物园送来的森蚺[2],在马六甲岛的森林,甚至靠近新加坡的地方,巨蛇出现的情况并不少见。老虎是这些森林地区流行的狩猎动物,难怪植物园里也有老虎。此外,还有几个鹈鹕和其他珍奇鸟类,它们有着华丽多彩的羽毛。最有趣的莫过于脸上显露出憎恨人类神情的黑色狒狒,它会举起石头丢向那些站在笼子前面对它品头论足的人们。一个小鳄鱼在有人拿拐杖戳它嘴巴时瞬间咬住拐杖,看来鳄鱼不怎么喜欢这种野蛮的人。
沿着欧洲人的住宅区行走(同样也是位于城市外围的海边),可以通往唐人街,它的占地超过欧洲区的二十倍,人口可能达到上千倍。在新加坡的中国人,既有无产阶级,也有小市民,甚至有更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这儿有许多中国的亿万富翁,他们的房子盖在欧洲区附近。房子有着梦幻般的斑斓色彩,有画、镀金,从山墙到地板都是满满的雕刻。每座房子前都会有小花园,有一排排的瓷像。据说这是广州的习俗,广州是中国洛可可[3]艺术的发源地。你第一次会以为这些房子是剧场布置,因为这实在是太过梦幻;接着会认为至少这是庙宇。
在新加坡唐人街的中国城,满满的新鲜印象冲击着西方来的游客,一个丰富的新世界揭晓了。在解开混乱并再次发现这个古老生活的形式之前,你有许多事情要做。生命的形式事实上无处不在,无论人们住在哪里,在地球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总是有许多尚待解释的疑惑。你走在这街上,什么都不了解——我从出发以来第一次完全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亚洲了!
我相信一些我在路上听到的说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新加坡经商,无论大生意还是小生意,他们开始参与殖民地的管理。中国的工人、杂工以及职员击败其他来自外地的人,他们凭着毅力、自给自足和廉价,没有什么人能与其竞争。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休息时间,什么是星期日,他们从早工作到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他们能够不间断地进行机械的工作,而欧洲工人持续那么久时间工作就会发疯。总之,中国人永远快乐,总是开朗乐观,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能过更美好的生活。
中国人就这样做着新加坡的每一件工作,从最高等级做到最低等级。如果有欧洲人说“去找裁缝与鞋匠”,在新加坡则会说“你去找中国人”。在邮局柜台的后面坐着卖邮票的中国人,他们在银行里做着记账工作。他们使用美丽的墨西哥银圆和来自上海与香港、银行无法辨认的银票。他们坐在中国城的商店展示处,每个人都可以做人们想象出来的工艺品。
尽管商业企业雇用这么多的工作者,但是总还有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失业。这些人将自己作为苦力的自雇者,特别是在码头上,几乎都是这些黄色半裸的临时工人。在聚集这种人群的地方,数以百计千计的人在争取着一份工作。在这里没有什么比一个人更容易被取代的了。这些人还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吗?仅仅是劳力密集业中的一个小螺丝钉?如果你知道,这些劳动者其实也有着跟我们一样的灵魂,那你会感到相当的痛苦。
在唐人街的中国城,你会想念在大英国殖民地时看到的明亮宽敞、笔直又干净的街道。中国城的街道塞满了商店,它们之间没有空隙。这儿庞大的需求是相当惊人的,街道上的手工作坊与小店面没有围墙,在外面可以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夙夜匪懈地运作着,一律打着赤膊,即使深夜任何时间也都会有人在工作。我们家乡的裁缝店大概有三到五个裁缝师,而这里却有二十到三十个打赤膊的中国人,他们互相挤在一起。你会悲伤地想到巴黎的手工作坊,那里马戈小姐与安洁儿小姐顶着卷发工作,用自己的小手指可怜地穿针引线。这里则不会有人陷入制帽女工的风险,因为这里的工人是很粗壮的中国人,他把针放在眼镜架上以方便缠起来。
如果你第一次就跟他们讲好价钱的话,中国裁缝的工作速度相当惊人且令人钦佩。当然讨价还价可不是件小事情,当你已经杀了价、工作也都做完了,他就会一直不断地摇头并且自言自语道:这位师傅必须要多给一美元,因为他的身材比较胖。
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的中国钟表匠。几乎每家商店都有一个欧洲时钟,这些可能都是由中国人做的。同样在中国商店中,缝纫机也被更多的人使用。不过欧洲文化在世界战胜中国的成果其实是煤油灯,这儿(至少让你知道这里是新加坡)完全没有煤油灯的痕迹,用的是挂灯与灯笼的完善照明系统,最主要的是一个白色的灯笼与铃铛。不过有趣的是,看到这些陌生的黄色面孔,他们在熟悉的灯光下,会让人想起家乡的晚餐时刻和餐桌边的亲人们。
每家商店的背景几乎都是相同的,在入口进来对面的墙上都有一个神龛。中国人一般不上教堂,他们家里有自己的神明,这就是他们死去先祖的灵魂,死后仍然属于这个家族。所以,这些中国神明就坐在商店里,并确保着德昌鞋店卖掉自己的靴子;吴光时装店卖掉自己的衣服;也确保更容易调解与邻居的矛盾。这些木造的神明都有一个美丽的锡造器皿,像银一样闪闪的发亮。夜里,商店的学徒把香点燃,放在祭坛前的香炉上。有一条街有只有小姐们服务的茶艺馆,这里的神坛特别华丽,这些小姐们都坐在香炉旁边,等着顾客的光临。
每当到了晚上,商店门前都挂着硕大的中国纸灯笼,勤奋的中国工人拥挤地坐在一起吃晚饭。他们打着赤膊的黄色身子,都在桌子前面弯着腰,一只手端着碗一只手握着筷子,快速运动的筷子会把菜放进嘴巴,然后再有力地吞下去。大家都忙于吃饭,很少讲话,如果有个陌生人来到门口,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在消夜时分他们偶尔也会起起哄:有人会稍稍在自己这边推一下:“看看这个滑稽的家伙!”其他人笑着,接着继续吃,却很少有人会闲着,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去工作。有些假日的夜晚会有人戴着灰色欧洲毡帽走出去冒险,或者他们会待在家门口抽着那长长烟管的水烟,或者当他们有敏感纤细的灵魂时会在椅子上蹲着,在家门口的黄昏里演奏音乐。有个人以木笛吹着旋律,让人想起粗鲁小孩的喊叫;另外一个人大腿上有一个中国的弦乐器(二胡),形状让人想起黑人的吉他,有着刺耳的高音(京胡)。也会找到些一起合唱的邻居,这状况可是特别的糟糕。所有的街道都相当拥挤,人群数量相当庞大,他们扇着风扇大笑不止,以不知所云的喉音聊天。不断地有人力车穿过密集的人群。在这个陌生的天空之下,还有许多小吃摊,整个街头到处都是,桌上摆着煤油灯,有各种各样的菜肴和让人难以理解的饮料。在商家的桌子上头挂着肉块、拔好毛的鸡以及切成片的鱼,煤油在生锈的容器中燃烧发亮,锅吱吱作响,升起许多蒸汽。街道上灯火通明,而空气无法流通,人群相当密集。这其中充满着烟、贫穷、馊水、脂肪、鸦片与人身上的味道。
晚上我们聚在一起去Parsi(巴黎)剧场。我们每个人都坐进一辆人力车,人力车夫持续小跑,通过拥挤嘈杂的中国城街道。印度剧团在郊区有自己的空间,用电弧灯照明,剧场建筑是由木头和铁皮做的,就像是游走的马戏团。此外,剧场外还有一些摊位,有清凉的饮料出售,也展示了爱迪生留声机。剧场内部镶着木地板,地板上有柳条椅、长画廊和长板凳。长椅上坐着个马来人,晃着棕色的大腿打发时间。一直到表演开始前,他都尽可能地让自己舒适,包括在地板上吐痰。在剧场座位的第一排,坐着一个日本女人,黑色的发髻闪耀着,椅背上搭着一个精致的披肩。有些游客是中国人,抽着很大根的雪茄。少有穿着白色西装的欧洲人。一个铃铛用力地响了很久,舞台的前帘慢慢卷起,我们看到印度王宫的花园。后台睡在一张豪华沙发上的是英俊的王子卡姆鲁扎曼,因为他是王子的缘故,他会有各种奢侈品。他是如此的英俊,以至于仙女巴兹玛拉与巴兹玛,决定要把他绑走。每个人都在地板上踱步,要将自己的倾诉交托给观众。这两个角色都由男性扮演,巴兹玛拉身穿红色唐装,后面带有蓝布的翅膀;巴兹玛的服装有黑色与银色的星星,有粉红色的翅膀。这部作品大部分都是歌唱的独白,左右两边都有风琴以及手鼓,这些乐器前左右坐着两个印度人,这就是他们的乐团。旋律是由琵琶弹出的、单调没有活力的宣叙调,歌手唱歌有风琴伴奏。巴兹玛拉慢唱时,由右边苦力的风琴伴奏;当巴兹玛声音出来时,则是左边苦力的风琴伴奏。借由这样明白的展示,让人可以知道剧中人物的不同个性。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有助于阐明剧作家意图的作品:好人是跟着右边的管风琴一起唱;左边的管风琴则是给坏人伴奏,而同情的个性也会通过歌声插入花腔得到表述。英俊的王子卡姆鲁扎曼的颤音颤抖不已,他恰恰是剧中的主人公。当重要的事件进入准备阶段时,风琴下的手鼓就开始动作。他会用力地打鼓,让观众明白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且他还需要的是睁大眼睛加以体会。
王子卡姆鲁扎曼醒来,伸伸懒腰打了个呵欠,走到布有前景的舞台。他有长长的黑发与鹰钩鼻,同样拥有精湛的钢琴演奏技巧。大家都知道,这类型的帅气是多么风靡,女士巴兹玛拉与巴兹玛的热情瞬间展现出来,你无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国王从先知那儿得知,他会被绑架,必须迅速地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这样好的儿子怎么可以被绑架,少了儿子可什么都没有了。国王戴着假胡子、戴着黑色和蓝色相间的丝绸帽子以及珍珠串,他轻抚王子的肩膀,他痛苦的表现连右边的合唱与风琴伴奏都难以跟上。接着,一个黑人被抱到豪华的沙发上,沙发由皇家紫袍盖着,上面有红色的床单。黑人是个喜剧角色,他被仆人安排在沙发上,用红色床单进行各种戏谑玩笑的表演。他总是一条腿伸在空中,当仆人把他的腿按回去时,手又会自动地跑出来,如此反复(全世界丑角的桥段都是如此类似!)。精灵最后绑架了黑人而不是王子,这个错误只能由国王下令把舞台灯调暗才能解释得通。
这是剧目的第一幕,接着还有十五幕。整部剧大概要演一周,可惜的是第二天我们就要回到蒸汽船上了,所以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不知道巴兹玛拉与巴兹玛有没有达到她们的目的,或是她们就是满足于黑人?毕竟当她们不可能得到王子时,这是最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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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尔森啤酒(Pilsener)常常被简称为比尔森,也叫比尔森式啤酒,一般指的是使用比尔森式酿造法制出的啤酒。它源自捷克的比尔森市,是一种使用下层发酵法,浅色麦芽和苦味较重的啤酒花酿造出的窖藏啤酒,麦汁浓度最高不超过12.5度,酒精度多在5%以下。
[2] 指蟒蛇。
[3] 洛可可式(Rococo Style),建筑样式以欧洲封建贵族文化的衰败为背景,表现了没落贵族阶层颓丧、浮华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情绪。他们受不了古典主义的严肃理性和巴洛克的喧嚣放肆,追求华美和闲适。洛可可一词由法语Rocaille(贝壳工艺)演化而来,原意为建筑装饰中一种贝壳形图案。洛可可风格最初出现于建筑的室内装饰,以后扩展到绘画、雕刻、工艺品、音乐和文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