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帮助别人嘛，”她说，“我的一个亲人。这你不明白？”
我说：“我应该明白。”
“可又没能力帮助。”她说。
“这点我也应该明白。”我说。
“咱们说得太久了，”她说，“你跟保罗干吗不回泥腿河去完成今天的投钓游？你在这儿帮不上忙。不过，无论你到哪儿，要跟我沟通啊。”
虽然她说两人已谈得太久，她只退出一步，又问了：“告诉我，为什么他会晒成那样？”说到提问，苏格兰籍的女儿差不多就是她们母亲的翻版。
我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她听我说话的神态跟她母亲一模一样。
“告诉我，”她说，“你们俩把尼尔架进来前一会儿，有没有碰巧瞧见那婊子捧着一堆衣物招摇过市？”
“远远看见。”我告诉她。
“告诉我，”她问，“下一个夏季，我兄弟如果回来，你会帮我帮助他吗？”
回答这问题颇费思量，好一会儿后，我终于说了：“我试试。”
她接着说：“他不会回来的。”接着，又说：“告诉我，为什么需要帮助的人，没人帮助反而更好——至少，不更糟糕？是的，实情确是：不更糟糕。他们接受了自己能够得到的所有帮助，可一切仍是一成不变。”
“除去晒伤。”我说。
“那也没什么两样。”她说。
“告诉我，”我问她，“如果你兄弟明年夏天回来，咱俩准备帮他吗？”
“如果他回来的话。”她点点头。我以为自己见到她眼中有泪光闪烁，可是我错了。我这一生，将永远不会看见她哭。再说，他也永远不再回来。
我俩谁也不干扰对方，同时说：“要永远互相沟通。”我们是说到做到的，尽管她后来死了。
她说：“走开。”只是这次是脸带微笑说的。然后，她忙不迭把我关出门外。门关死前，我俩通过隙缝接吻。我的一只眼睛看她周围的情况。她们已经从头到脚给尼尔涂了油，活像一根烤玉米棒。绷带的一头拖垂着，足够将他绑扎成一具木乃伊。
我去了黑杰克，跟保罗一起喝一杯。一杯之后，又要了一杯。他不由分说付了两杯的酒钱。那天夜里，在回泥腿河的途中，他说：“我请了两天假，所以还有一天闲空。”然后，他坚持绕密苏拉一行，跟父母过一夜。“也许，”他说，“咱们能说服老爸明天同咱们一起去钓鱼呢。”他还是坚持由他驾车。
我俩相沿成习的角色来了个倒错。我成了被兄弟带去钓鱼的那位，为的是凉爽的河水对我的疗效。他知道家里人都因为尼尔的事在责怪我，甚至可能猜想婚姻因此发生了危机。他亲耳听见老婆骂我是杂种，而我和三个苏格兰女人公开互表爱意时（要知道苏格兰人一般都限制这种公开表达），他已出屋去了。事实是，我这会儿正因为爱而自觉不可一世，好几次居然为此扑哧笑出声来。可他可能以为我是因为把家里人的关系搞得一团糟而在此虚张声势。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他对我温顺得就像往日里我对他那样。
途中，他说：“母亲见到我们肯定也高兴。只不过事先不打招呼就往她面前一站，她会激动的。到林肯城停车、先打个电话吧。”
“你打，”我说，“她就喜欢听到你的声音。”
“好，”他说，“那么，要父亲跟我们一起钓鱼的事，你来说。”
就这样，结果成为我们一起最后一次投钓游的安排，是由他作出的。他把我们大家都想到了。
尽管事先打了电话，母亲见我们来到密苏拉仍是激动不已。她想一下子同时做三件事：在围裙上绞着双手，拥抱保罗，开怀大笑。父亲站在靠后一点的地方，只是笑。我那种不可一世的感觉还在，所以也往后站。每次家人团聚，母亲和保罗总是吸引注意力的中心。他拥抱妈妈时总是后仰着笑，妈妈能做的惟有拥抱和试图笑出声来。
我们到达密苏拉时，天色已晚。我们特别留意，不在途中进食，虽说林肯城有家很不错的餐馆。我们知道，即使在外面填饱了肚子，回到密苏拉家中，还得再胡吃海喝一通不可。晚餐开始时，母亲对我特别好，因为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怎么疼过我，可是一会儿的工夫，她端上新烤的小圆面包，已在那边亲手给保罗涂黄油了。
“这是你最爱吃的沙果酱。”她说着把果酱递给保罗。她最拿手的是制野果果酱以及烧烤野味，家里始终有沙果酱等着他。长年以来，不知道哪一处出错，老人家忘了爱吃沙果酱的是我。对于本意慈祥的混淆，她的孩子们都不在意。
父母亲都已退休，可两人，尤其是母亲，都不愿“与世隔绝”。母亲比父亲年轻几岁，过去已习惯自己那“管理教会”的角色。对他们说来，当记者的保罗是他们赖以接触现实的主要途径，替他们记录他们本来就不甚了解，现在又离他们渐行渐远的世事。他得把一件件、一桩桩的新闻说给他们听，虽然对其中的某些事，他们并不认同。我们围坐在餐桌旁，许久不散。到离座站起时，我对父亲说：“如果明天你能跟我们一起去钓鱼，我们就太高兴啦。”
“唔，”父亲说着重又坐下，不经思索地把餐巾铺开后问，“肯定要我去吗，保罗？我再也钓不动大鱼了，也蹚不了水了。”
保罗说：“我当然希望你去。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一靠近鱼，总能手到擒来。”
对于父亲来说，最高的戒律就是去做儿子要他做的事，尤其是如果事涉钓鱼。牧师这时的表情，像是教众刚提出请求，要他回去，重作一次告别讲道。
他们上床的时辰已过；对保罗和我，这又是特别漫长的一天，所以我想，帮母亲洗完盘碟，一家人该睡觉了，可心底里又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们肯定也有同感。果然，保罗在晚餐结束并礼貌地隔了一小会之后，伸了个懒腰说：“我想去城里走一走，见几个老伙计。一会儿就回来。别等着给我开门。”
我帮母亲洗盘碟。虽说只走了一个人，屋里交谈声却戛然而止。他在晚餐后着实还待了一会，让大伙儿觉得，回家来度过一个夜晚，他确实是高兴的。老伙计中有几位，家里每个人分别认识，而跟他最密切的那位，家人都认识。是位大个儿，为人随和，对我们，尤其是母亲，都很客气。此人刚从狱中出来。那是他第二次进班房了。
从站着看人去门闭，到回房睡觉，母亲只说了一声“晚安”。她是快走完楼梯时，回头对父亲和我说的。
我永远说不准，父亲对弟弟究竟了解多少。我估摸着，父亲知道得并不少，因为每个教会里总有那么些教众，虽说是少数派，但绝对人数却也不少，认为基督徒的责任之一是让牧师了解他自己孩子的情况。再有，我父亲偶有几次与我谈起保罗时，像是要展开什么新的话题，可又突然打住，把话题压了下去。
“你听说保罗最近干些什么吗？”他问。
我告诉他：“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关于保罗，我听到五花八门的说法。听得最多的也无非是，他是个好记者，又是钓鱼能手。”
“不，不是，”父亲说，“他业余干些什么，你难道没听说？”
我摇头。
我想他是一转念又动摇了，快要说出口的话便也被岔开。“你没听说吗？”他问我，“他把咱家的姓氏拼法改了，从Maclean改作MacLean了，如今他都把中间的字母写作大写L。”
“哦，当然，”我说，“这个我全知道。他告诉过我，人家全把他名字拼错，这个他受不了。连发薪支票上都是用大写L的，所以他决定随大流改拼法。”
父亲对我的解释连连摇头。事情的真实原因无关重要。他嗫嚅着，既是自言自语，又是对我说：“改用大写的L太不像话。现在有人会以为咱家祖上是苏格兰低地人，而不是岛上居民。”
他走到门边，朝外望望，又走回来，再不问问题。他是在试图把要说的话告诉我。他说话总是用抽象概念，一生都在把抽象概念灌输给听众，再由听众自己顺当地把抽象用到生活的具体细节中去。
“你太年轻，帮不了别人，我嘛，又太老了，”他说，“所谓帮助，我不是指具体献殷勤，像端上沙果酱或给点儿钱。”
“帮助，”他说，“就是把部分的自我给予某个愿意接受以及迫切需要的人。”
“就这样，”他说，用上一种讲道时的语气转折，“我们难得可以帮上谁。要么不知道自我中的哪个部分可以给人，要么自我的任何部分都不想给人。所以，经常有这种情形：别人需要的部分，别人自己其实并不想要；更常见的是，别人需要的部分，我们没有。有点像遍布全城的自供商店说的那样：‘抱歉，那东西刚刚卖光。’”
我对他说：“你把事情说得太困难了。帮助并不一定非得如此大有讲究吧。”
他问我：“你认为你妈给他涂黄油就是帮助他吗？”
“在她说来，可能是，”我答，“应当说，是的，我想妈是帮助他。”
“你说你也帮助他吗？”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