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英军中东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于1942年从中东写给利德尔-哈特的一封长信。在1946年版的《间接路线战略》中，这封信曾作为该书的“前言”发表。)
亲爱的巴泽尔：
我早巳向你说过，在1940年和1942年，即在埃及的战事过程中，当我们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你的思想曾有两次给我们带来了益处。1940年，在埃及的西迪巴腊尼地区；击毁敌人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和打退其第一次入侵的进攻计划，就是使用你的间接路线战略的一个最好例证。1942年7月，在阿拉曼地区粉碎隆美尔进攻的计划，虽然是采取防御战略和战术行动而达到的目的，但也是以你的间接路线思想作为基础。很久以前，我就想把发生的故事详细告诉你。在这封信里你可以看到，每当我们忽视你的间接路线原则时，就不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1940年9月，我在印度卸掉了军事训练总监的职务，被调往中东，在新组建的中东参谋大学担任校长。10月初，格拉齐安尼集团军在西迪巴腊尼附近被阻住的时候，我也到了西沙漠的前线，同阿康诺尔的部队在一起生活了2个星期。尽管格拉齐安尼在陆上和空中都拥有优势，但阿康诺尔还是研究了转入反攻的可能性。我们讨论了格拉齐安尼在兵力部署上的弱点，以及从大斜坡地区的南面作广泛机动的可能性。进行这个机动的目的，是想在艾萨鲁玛(位于西迪巴腊尼以西75公里)和哈尔法附近的敌军后方构成一个你所说的“战略性屏障”，或者是在西迪巴腊尼地区实行一个反突击。最后由于运输工具的困难，终于不得不采取了第二种方案。
当时，中东地区的空军本来就比较弱小，但其中的一部分又被抽调到希腊去了。这样就使进攻的开始时间不得不向后拖延。直到1940年11月21日，魏维尔才又再次派我到西沙漠的英军司令部去。在那里，印军第4师正拟对一个设防的沙漠营地进行一次试验性的进攻。因为在西迪巴腊尼以南的防线上，意大利军正好有这样一个设防营地。于是，阿康诺尔希望我个人发表一点公平合理的意见。这个试验性的攻击，可以说是一场排演练习。它采取的是纯粹的正面进攻方式，一定要沿着敌人完全能够预料的方向前进，并且要直接穿过雷区，而在当时，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扫雷工具。在时间方面，还必须使我们的炮兵在日出之后有4个小时的试射准备时间。这当然是很危险的，因为在这个间隙时间内，我们的攻击部队将被迫在敌人优势空军的袭击之下进行卧伏。总而言之，这种方法虽然与官方的指示不相违背但却与当时的战术情况完全不相适应。所以，这样的进攻毫无疑问是不会不失败的。那天夜里，阿康诺尔、格罗威和我三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制定了一种非常不合正统，但却具有明显的间接路线性质的作战方法。我们把自己的结论写成为一篇报告，题目就叫做《对于沙漠营地的攻击方法》。这个文件后来成了进行沙漠作战的指南，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文件的基本精神，无论是作战方向和方法的选择；或者，是时间的计算，以及精神因素的估量，都完全是应用你的“间接路线”原理。
1940年12月8日，我们开始进军，逐步接近敌人。就在这个夜间，我们把部队集结在尼拜瓦以南地区，即在敌人前线营地的南端，靠近了这个营地与索法费营地之间的一条通路。这两个营地正好掩护着从南方折转回来的意军翼侧。12月9日拂晓时，集团军的1个坦克营(由第7皇家坦克团中抽调出来的)，以及印军第4师的一部分摩托化部队，开始从后方发起了攻击，并很快占领了尼拜瓦营地。尔后，他们开始向图马尔前进，也从后方夺取了这个地方。这一次，我们改变了长时间地进行炮兵试射的作法，后来的炮火支援，完全是在没有进行试射的情况下完成的。72门火炮用猛烈的火力轰击着意大利军的营地，配合从正面进攻的坦克实行冲击。我们对于炮兵感到非常满意，把炮兵火力称之为：“打击士气的火力”，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此时，第7装甲师已经迅速地穿过了通路，一直向西突进，前出到了敌人前进地域的后方，从而隔断了他们与增援部队的联系，遮断了他们往塞卢姆撤退的道路。这样在战术上结合使用间接路线的行动，彻底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于是，敌人的抵抗开始崩溃。我们在大斜坡地区的东面，把意大利军的大部分都包围起来了。尽管敌人在数量上拥有优势，而且还掌握着制空权，但我们所受的损失却是很少的。因此，魏维尔有一次在信中对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一点原则，当然是有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这一点让步，那就谁也很难赢得一场会战。”
在这次发动进攻的过程中，有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由于运输工具的奇缺，阿康诺尔不得不在前哨的机动地区之内，即在格拉齐安尼的鼻子底下，屯积饮水和弹药，以供2个昼夜的需用。如果在这个时限以内不能成功地结束战斗行动，那么由于饮水的缺乏，就只好实行撤退，同时还要利用输送补给用品的车辆来运送步兵。我想，任何一个英国指挥官，甚至于除了俄国人以外的欧洲大陆的指挥官，谁也不会象阿康诺尔那样，竟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而且，阿康诺尔还在贝达富姆做了第2次这样的进攻。阿康诺尔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善于计算，长于运用间接路线原则，因而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对手。
1941年1月，当我军前进到昔兰尼加的东部地区以后，我编写了一份夺占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的作战情况报告。阿康诺尔把他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告诉了我。于是，我参加制定了实施迂回机动的计划，并且获得了随同第7装甲师对贝达富姆实行迂回的机会。由于采取了这个机动，我们把班加西以南敌军残部的退路给切断了，使他们不能向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实行撤退。
毫无疑问，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阿康诺尔的作战行动，无论从战略上来说，还是从战术上来说，正是运用你的间接路线理论的杰出例证。西迪巴腊尼附近的作战，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尔后一系列的光辉行动，直到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贝达富姆结束战斗————这一切都是间接路线取胜的直接证据。请你记住，我的心灵在很早以前即已充满了你从历史经验中所蒸馏出来的精华，而在这个精华里面又充满了你自己的军事哲学。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所有这些作战都把你的理论完全现实地表现出来了。阿康诺尔确是第一流的指挥官，严格说来，可以算是这次大战中英军野战部队的唯一领导者，他能够“在开阔平坦的原野上打死狐狸”。
1941年年底，我才收到了你再版的权威经典著作《间接路线战略》，那是你在夏天里寄赠给我的。在以后的5个月当中，我曾经一读再读，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这本书又唤起了我对于战略原理的再认识。用北非战役的事实来作为你的理论的印证，结果使它的意义更为明显了。
1941年春天，隆美尔粉墨登场，突然出现在北非战场上。于是，间接路线变成了对付我们的武器。我们这支兵力不大而装备也差的部队，仓皇地退向了托卜鲁克，算是勉勉强强地避免了覆灭的命运。令人遗憾，就在这个时候，阿康诺尔和我们分开了。当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以4个半旅的兵力在托卜鲁克以南45公里处进行防御，以便从隆美尔手中夺回使用间接路线的武器。不过，这么一点兵力对于组织防御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但这却是我们在北非所拥有的全部力量。这一个勇敢的行动阻止住了隆美尔的进逼。在整个夏秋两季，他们都感到了兵力的不足，只能够一方面在托卜鲁克围攻着我们，一方面在塞卢姆扼守着自己的阵地，阻止我们从陆上去救援托卜鲁克。这个坚守托卜鲁克的决定，是由于丘吉尔和魏维尔的坚持才作出的。1941年4月10日，我飞往托卜鲁克，给莫希德传达了坚守该城的命令。
1941年6月，我们向埃及边境发动了进攻。尽管当时的形势很适于广泛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行动却偏偏是正面进攻，结果当然毫无成效。同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从巴勒斯坦向叙利亚(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的进攻，即直接而明显的进攻，曾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后来从伊拉克的北部进行了迂回，打击了敌人东面侧翼这个要害点，几乎就要失败。那个迂回的进攻行动，证明了攻击敌人后方的正确性。所有这些作战，又证明了你的理论正确。
1941年6月，中东地区换了指挥官，奥钦列克由印度调来，奉命改组和整顿这支已经在非洲西沙漠中丧失了元气的部队，准备再次向昔兰巴加地区的轴心国军发动进攻；从这时起，原来在西沙漠的部队，就改编成了第8集团军。托卜鲁克仍然被敌军围困着，隆美尔正在逐步集中兵力，准备对城防的薄弱地段实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11月，赶在隆美尔尚未作好攻击托卜鲁克的准备之前，我们先发制人地向他发动了进攻。这次作战的代号称为“十字军”。战略企图是非常理智的。它使集团军司令孔尼汉处在一个有利的战略形势下：首先，他拥有—条有利的作战线，这条线从马达里拉附近隐藏在沙漠中的补给基地发端，一直伸到北方；其次，他可以从两个目标中任意选择一个，或者攻击围攻托卜鲁克的敌军后方，或者攻击其防守边界的部队。从另一方面来说，隆美尔的处境却是非常恶劣，其兵力配置的态势；对他极为不利：不仅背靠着大海，而且被迫两面招架，既要围攻托卜鲁克，又要防守哈尔法亚地域的阵地，因而其纵深非常短浅。我们的进军是从马达里拉开始的，迫使德国人在一个与其交通线成直角的形势下对我作战。尽管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但还是未能把隆美尔的部队击毁。这是因为我们的作战计划在战术方面不够完善。当时设想，要以我们的装甲部队把隆美尔的坦克兵力引出来，用战斗拖住他们，尔后再去进攻托卜鲁克附近的敌军，或进攻防守边界地区的敌军。这个行动虽然能在相当程度上对隆美尔产生战略突袭作用；可是，他却仗着自己的技术兵器比较优越，较好地组织了坦克部队和其他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从而一开始就使我们在战术方面遭到了失败。结果便形成了一场苦战，直到最后，英军才算是击败了德军的反击。总的战斗行动，分散成了各个部队的单独活动。对于经由比尔哥比和阿德姆(托卜鲁克以南)的间接路线行动，李特奇曾经迟迟未予采取，因而使隆美尔获得了一个机会，仅仅牺牲他部署在埃及边界和巴尔迪亚的部队，而把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撤退到了阿盖拉地区。
此后，我们又完全忘记了间接路线的原理。隆美尔不久便从阿盖拉出击，进攻我军分布在辽阔地面上的各个部队，结果又使我们仓皇地溃败了。有一次，他居然突进到姆苏斯，同时威胁到班加西和梅基利(托卜鲁克以西160公里)，竟使李特奇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从这里再往后退，李特奇几乎是一溃千里，回到了托卜鲁克，最后总算是在加扎拉-比尔哈凯姆(在托卜鲁克西南75公里)这条线上站住了脚跟。1942年，从2月到5月，第8集团军一直扼守着这一条防线，在那里休整以恢复元气。在此同时，隆美尔则稳占着杰布尔阿克达尔之线，准备作进一步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我到达第8集团军的前线进行视察。于是，开始考虑现代集团军的作战部署问题。我想到，他们的部署几乎和格拉齐安尼部队在西迪巴腊尼的部署一样，其缺点差不多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李特奇重复着别人以前犯过的错误。其兵力的配置，不仅纵深短浅，缺乏灵活性，而且各个兵力不大的支队彼此相距很远，不能及时进行战术上的支援。所以，其失败是无可幸免的。
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在沙漠中作战的一个最复杂的大问题，即正面与纵深的关系问题。究竟正面的宽度与前进部队和预备队配置深度应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在沙漠中，机械化部队有进行机动的巨大自由，但由于补给方面的困难，野战部队的规模必然要受到限制。所以，一支进行防御的军队，很容易遭到来自侧翼的迂回包围。为了预防这种危险，部队在沙漠中作战时，总是力图扩大其正面，这样就有害于防御的纵深和预备队的使用。可是，对于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正确解决过。当一支军队的机动部队很少而且没有足够的坦克兵力时，或者当指挥官们考虑不到沙漠作战的特点时，上述的趋势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1942年秋天，隆美尔本人即曾犯过这种错误。在7月份的作战中，他过分地延伸了作战正面，使自己的南面侧翼达到了卡塔拉洼地；因此，当蒙哥马利发动进攻时，他的防御就没有多大的纵深。
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所遭到的失败说明，他们没有遵循战略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当敌人前进到了你的后方或者正好改变了战役态势的时候，为了能把部队调到新的方向去作战而不致受到削弱，必须避免使部队发生混乱和士气受到打击。所以，在配置兵力的时候，应当深思熟虑，要防止敌人向后方前进的行动在战略范围内构成间接路线。这也就是说，实施防御的军队必须在自己的两翼和后方都构成坚固的防御，其强度应同正面的防御不相上下。进行防御，不仅要能阻住敌人的进攻，而且要能创造条件实施反击，只有这样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
担任防御的部队究竟如何配置自己的兵力呢？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作线式的配置，同时控制着快速的预备队；二是作环形的配置，这也是一种线式配置，只不过其后方封闭在圆圈内，可以称之为“刺猬”形配置；三是作棋盘格子式的配置，也就是组织许多的抵抗枢纽。这些抵抗枢纽之间的距离应该适度，以便于使用预备队和彼此能用火炮及时进行支援。所以，抵抗枢纽的配置要保证至少有75%的机动兵器能够及时向遭受袭击的任何一点实施集中，而且其速度应该抢在敌人之前，务使敌人不能摧毁抵抗据点。这就是说，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弃在一个师的防御地带内进行硬性防御的思想，可是，我们的野战条令却一直坚持着这种传统的观念。根据条令精神，我们的指挥官们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在一个地带内必须把几个师配置在一条线上，那么它们的注意力只须放在自己的防御正面上就够了，即使须对左右友邻进行某种支援，也要首先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第一梯队中遭敌攻击的师的增援，对于防御地带的后方的掩护，通常都是由预备队来担任的。以小型兵力在开阔的地形上进行防御，其困难是很大的。这时，防御者必然要过分延伸自己的正面，因而不可能构成足够的纵深防御，也无法留出较多的预备队。就人员数量、正面宽度和机动性来说，如果不是退回到滑铁卢时代的标准，那就必然会感到纵深和预备队的缺乏。
把罗马“军团”的配置方式加以现代化，看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这样，一个集团军在进行防御时，可以把部队分开配置在许多的点上，各个地点的横直距离，大体上可以各达9公里。在每一个地点，都应留置相当数量的炮兵和步兵；其余的炮兵、步兵和装甲兵，则作为预备队，可以在防御地带内自由调动，或者集中起来用去支援遭受威胁的地点，或者用来打击企图对我进行迂回的敌军翼侧和后方。一个集团军如果拥有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军的兵力，那它即可能防守一个横宽40公里，纵深30公里的矩形地带。这样的战役布势，可以保障各个单位之间的互相支援，而装甲军的装甲坦克部队，则可用来充当预备队。飞机场应该配置在阵地的后方，由地面部队加以掩护。在这个矩形地带的两个外侧，应该配置一些轻型的快速部队，并使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补给维修地域。至于重型装甲部队，则应配置在比较靠后一些的位置上，但仍要在防御据点的炮火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这样进行部署，从总的要求来说，就是要使整个防御体系具有灵活性。在开阔的地形上，每一个“军团”的各个抵抗“枢纽”都应该占据高地，以便于观察四周的情况和控制周围的地形。如果地形起伏而又道路纵横，那么抵抗枢纽应选在道路的交叉点处。总之，整个防御应该是机动灵活的，而且又是坚固的。
第8集团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部署，当时要是符合上述要求，那隆美尔一定要遭到失败。可是，正如前面所说，第8集团军实际上是一线式展开的，分布很宽，敌人只要按照传统的方式实施突击，它便很可能被击溃。1942年5月27日，隆美尔正是这样实施进攻的。他的计划是：把意大利“非洲”集团军的大部分坦克部队用在正面，控制着李特奇的正面，而以数量较少的德国非洲军，和一些比较优秀的意军，绕过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守备区，插到阿德姆与莱特斯里德(武士桥)之间，直接打击着李特奇最薄弱的防御地段。尽管最初的一次攻击未能完全成功，但隆美尔还是把李特奇打败了，使英军发生了瘫痪现象，因而为其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接着，他首先消灭了第50师中陷于孤立的1个旅，进一步夺占了自由法国部队在比尔哈凯姆的一些阵地，从而保障了自己后方的安全。尔后，他连续击退了英军的几次正面反冲击，使英国方面遭到了重大损失，继而使向阿德姆方向发动了新的进攻。这次进攻又使李特奇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它同时威胁着2个目标，既威胁着格查拉防卫部队的后方，又威胁着托卜鲁克的正东面地区，而那里正是我们铁路卸货的终点站，而且有许多野战仓库。这个威胁对英军集团军司令产生了颇大的震撼，使他把第8集团军的一半以上的兵力都撤向了埃及边界。这样，留在托卜鲁克的兵力也就有限了，而且缺乏攻击机的掩护，以致终于没有逃脱被消灭的厄运。
在这次作战中，隆美尔在运用间接路线原则方面，显出了高超的技巧。当时，德军的兵力并不多，总共只有2个坦克旅和4个机械化步兵旅。隆美尔就是靠着这少量的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把李特奇的整整一个第8集团军给彻底打败了。他把大量的意大利部队用在正面，不过也很难把他们用到其他地方去。
1942年6月25日，奥钦列克只好直接取代李特奇，亲自出马去指挥西沙漠的作战。我伴随奥钦列克来到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隆美尔曾想切断第8集团军撤向埃及的退路，但是该集团军的残部摆脱了敌人，撤退到了马特鲁这个交通枢纽点上。奥钦列克的到达，给斗争带来了新气象。他把剩下来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展开在马特鲁与普尔西亚之间。作为总司令，他有权作出比较广泛的战略性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兵力集中起来，以应付当前的危急局面。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应在哪里迎击敌人？或者是在马特鲁附近，或者继续向东撤退。马特鲁地区的防御阵地，向来有着坚强无敌的美名，所以初看起来正是很合理想的战场。可是，如果真要守住马特鲁，则必须有一支足够强大的装甲部队，以阻止敌人从沙漠中绕道通过。假使没有这样一支兵力，则马特鲁和巴古希的防御阵地，最后都会变成缺水的集中营，敌人完全可以从旁边一扫而过，直接向尼罗河三角洲进犯。
在前期的作战当申，我军装甲坦克部队的大部分都损失掉了。因此，总司令只好决定在马鲁特以南地区采取迟滞行动，减慢敌人的前进速度，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阿拉曼附近组织起坚固的防御，预计在那里进行“保卫埃及之战”。不过，除了这个原则性的决定以外，他还作出了另外两个决定，力图以此转变整个战局的进程。这样一来，就使他的行动自然地具有了间接路线的价值。第一个决定是，在集团军范围内集中控制所有的炮兵，而在此以前，所有的炮兵都是以团为建制地分散配属给了各野战步兵旅。第二个决定是，放弃过去在阿拉曼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预设阵地，因为那些工事分布得太宽广，已经不再适合于他所要进行的战斗的方式。这后一个决定，在当时使敌人感到很大的困惑。于是，德军也尽量沿着正面分布自己的兵力，致使他们非机械化步兵的防地变成了很薄弱的环节。
我想，历史已经提供了证明。在1942年6-7月间，奥钦列克对于第8集团军的指挥活动，不仅拯救了盟军，使他们不再遭受进一步的惨败，而且更使今后研究军事学术的人，对于间接路线的运用也获得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尽管他的战略不能不采取守势，但是他的战术行动却处处都是进攻性的。他把残存兵力撤到阿拉曼以后，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阻止隆美尔沿着海岸向亚历山大港的急速进军。在7月1日至3日，轴心国军队向阿拉曼以南的阵地实施攻击，但他们所遭遇的都是猛烈的炮火和空中的轰炸。我们的防线从阿拉曼一直延伸到外萨特山地，具有很大的弹性。这条防线的本身构造也是颇不平凡的，在那里步兵和炮兵居然混合在一起，比肩作战。实际上，这条弹性防线的基础是25磅的火炮，它们由紧密相邻的步兵进行掩护，并以我们尚存的一些坦克担负支援任务。面对着我们这样一道防线，德军的非洲军居然也为之失色。他们无法攻克这道防线，到了7月3日，终于停止了进攻。
这时，奥钦列克毫不犹豫地决定转入反攻。他以高特指挥的左翼兵力，其中包括了新西兰师的机动部队和第7摩托化旅，向隆美尔的右翼部队实施攻击。当时，这支敌军正好处在海岸与卡塔拉洼地之间的路途中。这个反攻使意大利的“阿里提”师遭受了惨重损失。为了挽救危局，隆美尔决定把他的大多数德国部队都调到右翼方面来，并且一直向卡塔拉洼地伸展，而让他的左翼完全由意军部队去防守。7月10日，莫希德指挥的澳军第9师发起进攻，隆美尔靠着克里特岛空运来的部队的支援，才勉强地逃过了溃败的命运。接着，他又把那些疲惫不堪的德国部队从右翼撤到了北面。此后，奥钦列克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一次使用的是新西兰师，攻击的是隆美尔防线上中央部位的意大利部队。
奥钦列克实施了这样三次计划良好的攻击以后，意大利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完全瓦解，这就迫使隆美尔不得不把他的德国非洲军分散展开，散布到从海岸至卡塔拉洼地之间长约60公里的防线上，以便加强意大利军的抵抗力。这样一来，隆美尔坦克集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因素，即所谓的“非洲军”，也就完全丧失了机动性能。
到了1942年的7月中旬，轴心国军想要突入埃及内地的企图，也就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由于战斗和疾病的缘故，敌人的死伤增多，损失一天比一天加大。他们在这个开阔的沙漠中，据守着一条长达60公里的防线，不断地遭到我方强大空军的无情轰炸，以及300多门野战炮的集中轰击。隆美尔进攻尼罗河三角洲的计划彻底破灭了。自从他到达阿拉曼防线以后，其部队的被俘人员总数，已达9千人之多。但是，隆美尔这时还有相当雄厚的恢复能力。因此，有必要大大增强埃及的防御能力，提高第8集团军的现有地位。一旦隆美尔再次发起进攻，就可以将他彻底打败。如果由于情况所迫，他不得不实行撤退，以摆脱这条完全暴露而且过于伸长的防线，那就可以对他实行追击。不过，就隆美尔的个性来说，要使他走上这一步，可能性似乎是很小的。
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在海岸与外萨特山山脊之间的开阔地区，大力加强第8集团军的地位。他们阵地的南翼，是完全暴露着的。而且在这些战役中，我们已经两次看到，配置在这个沙漠中的部队，是很容易被较小兵力所击毁的。
奥钦列克面临的问题，是要使第8集团军的翼侧不再受隆美尔的威胁。他所采取的办法，也就是我前面说明了的那种理论。放弃了1941年构筑的那些已不合用的阵地以后，他立即在第8集团军的后方，在离防御前沿不太深远的地方，构筑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延伸到了外萨特山山脊南面一点，距离约32公里，是由支撑点(抵抗枢纽)构成的。这些支撑点布成了一个棋盘阵，每个据点横直相距都是9公里，各由1个25磅炮的炮兵连和2个步兵营协同防守。1个师有3个步兵旅，每个旅负责一个防区，其中有3个这样的支撑点。没有一个据点是孤立的，所有这些据点都可以相互支援。
然而，这些据点只不过是构成了一个骨架子。凡是不负责防守某一据点的部队，可以在这个棋盘中自由作战；他们配置在各个中间地点，统归奥钦列克指挥，可以根据情况需要随时调往别处，因而前后左右都可应付自如。在这个大棋盘上，还设置了地雷场和地雷带，其设置原则是，使它们既不能妨碍己方的反击，也不会为敌方所利用。一支军队若作如此部署，则他们的正面可视情况需要随时加以转换，而且不致丧失自己的稳定性。这样每一个单位都不会再有孤立作战的危险，他们能够互相进行支援，而高级指挥官也不会因为担心后方受攻击而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过去格拉齐安尼和李特奇的失败，都是由于这个缘故。奥钦列克的司令部处在这个棋盘防御体系之中。但是，仅有此种改变还是不够的。如果敌人对这个防区的一翼或两翼实施进攻，那么他可能采取内外两侧夹击的方式。所以，奥钦列克准备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从东南面对于这种行动实行反击。他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从三个方面运用了间接路线：为了以间接的方式抗击敌人的进攻而设计了棋盘式的据点；散处防御地带内的部队可以箝制进攻的敌人；重型坦克集团和机动的轻型坦克集团可对进攻敌军的侧翼或后方实施突击。
在第8集团军尚未获得国内运来的增援部队和补充物资以前，隆美尔即使能把我们从阿拉曼-外萨特山棋盘防区逐出来，也绝不至于把我们打垮。因为在建设阿拉曼防线的同时，我们即在它的东面地区开始构筑第二道防线，以防阿拉曼阵地的丧失。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在亚历山大港地区进行了防御部署，其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安里亚(亚历山大港西南23公里)的沙漠地带和尼罗河的东面。拉特鲁乾河的障碍物也巳用来作为一个防区的基础。在开罗以西，尼罗河河谷地区的防御工事，已经延伸到了法荣河一线，并且准备在马地附近以及以南地区作横跨尼罗河的架桥准备。这些防御工事给第8集团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它在隆美尔的压迫下不得不从阿拉曼阵地撤退时，它仍可以实行有秩序的退却，并且可以随时从两个方向去威胁敌军的侧翼。
1942年8月6日，魏维尔在访问第8集团军离去之前，曾经对我说：“你们这种部署是非常有利的。采取这样的防御方式，当然可以作正面的撤退，以来引诱敌军，使他们自投罗网。你们有过这种打算吗？”事实上，我们的确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并且认为这种观念是很有成功希望的。
对于军事科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幸，因为第8集团军的这种防御布势，竟没有经受实战考验的机会。等到隆美尔在9月间再次发动进攻时，第8集团军已经获得了补充，无论在人员数量方面，还是在火力和装甲武器方面，都已超过了德军，因此，当德军向我们棋盘方阵的南翼进攻时，立即遭到了我方预备队的反击。他们损失了60多辆坦克，结果一无所获。从总的进展情况来看，战斗局势是按照奥钦列克的计划发展的。隆美尔终于丧失了主动权。这次的成功，可以说完全是奥钦列克的胜利；其他指挥官们只不过由于他的远见而受到实惠罢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司令官的功绩。隆美尔的败局虽然早在7月就已经决定了，但是直到10月，当蒙哥马利发起反攻时，才真正获得了奥钦列克所开创的这场胜利。这次阿拉曼防御部署所发挥的间接路线和攻势防御精神，在你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得到理论的根据。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驻中东的部队曾经有两次经受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当时，如果处置失当，则情况将是另一个样子，部队的命运也就很难设想。第一次发生在西迪巴腊尼的进攻战中，第二次则是保卫埃及的防御战。如果说，阿康诺尔在西迪巴腊尼不能取胜，奥钦列克直接指挥第8集团军时在阿拉曼地区遭到失败，那么，轴心国的部队将会占领埃及和中东。那样的话，战争的历史可能会完全改观。任何一个将军，当他处于奥钦列克的地位并面临如此严重的危局时，恐怕很难象奥钦列克那样表现出冷静和明智。在军事学术史上，无论是攻还是守，恐怕很难找到这样完整的例证，以来说明间接路线的妙用。很明显，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所以作出这种决定，你著作中的思想，对于他们是有影响的。1942年的局势最后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其主要原因看来就在于此。坦率地说，而且我也曾多次指出过了，事情正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是说，阿康诺尔和奥钦列克，以及其他任何一位优秀的将军，都是照着书本来打仗的。但这却可以说明，他们是系统地研究过战争理论的，而且不仅平时研究，战时也在研究。从这一连串战役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采用间接路线的战径，几乎都能赢得胜利。由此便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司令官决不应该忽视间接路线原则。当然也有例外。当地面兵器、机动力和空军力量方面拥有绝对优势时，或许可以不用这一原则。我还要指出一个情况，在加扎拉的隆美尔，和在西迪巴腊尼的阿康诺尔，都曾是没有空中优势的。所以，尽管空中优势能发挥巨大威力，但它还是不能补救地面指挥官的无能。
凡是头脑清醒的读者都知道，在你的这本书里是找不到包打胜仗的现成答案的。不过，他们却可以从中找到一把解决战争问题的钥匙————这就是采用间接路线的作战方法。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但是却只有头脑精明而又没有保守思想的人才可能使用它。换句话说，只有视野广阔的军人才能用它。人们也许会问：这是否适用于今天的战争呢？应该说，对于怎样进行战争，不可能有一条固定而现成的规律。只有具体地判明情况，正确地估价各种行动方法的利弊，才能找出最好的间接路线形式，从而在心理方面和物理方面剥夺敌人的行动自由。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与破坏敌人的补给有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于保证各种火器充分发扬威力。是实行攻击，还是采取防御，要根据间接路线的要求来确定。在战略性的防御中，可能要采取某些进攻性的行动。而战略性的进攻，有时就是从战术防御开始起来的。在这里，头脑的判断力具有重大意义。摆脱各种陈规陋俗，常常可以达到进攻的目的。总想进行防御，即使力量相当雄厚，也是一种失败情绪的表现。采取间接路线的目的，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摧毁敌人的士气。有的，这个目的就只是在心理上瓦解敌军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取胜的程度如何，取决于积极行动的一方在采取行动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自由权。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必须经常考虑到下一个突击的行动方向。然而，决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套方案，不能坐待间接路线形式自行到来。这一切的一切是没有成规可循的，运用之妙只是存乎一心而已。
所以，已经用不着再多说了。为了夺得胜利，在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中，首先需要的是健全的理智，严密的逻辑和摒弃一切俗套的能力。对于负责独当一面而需要自己作出决定的指挥官来说，这后一种素质是特别宝贵的。毫无疑问，间接路线原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一种工具。
永远忠于你的
艾利克
194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