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是军事战略,而不是大战略,或者换句话说,不是军事政策。为了充分阐述这个内容广泛的课题,需要单独写一本篇幅宏大的专门巨著,因为大战略虽然是指导军事战略的,但是它的某些原则又经常与军事战略所推行的原则相抵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希望在这里说几句话,谈谈自己研究大战略所得出来的一些结论。

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因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你必须经常记住在战后所要追求的目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也不应该忘记。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

如果你把全部力量都集中起来,不顾一切地用去追求胜利,而不考虑战争的后果,那么你必然会使自己过分地精疲力竭,并在尔后的和平中得不到好处。而且,这样在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必然是极不稳定的,甚至马上又蕴育着新战争的胚胎。这是历史经验所一再证实了的情况。

假使这个战争是由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打的,那么它带来的危险性还将更大。在这种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愈大,则确定公正而明智的和平的问题,也就愈复杂。到那时,胜利者们的胃口很大,由于没有敌对力量来加以限制,加上观点和利益上的不同,那些过去的同盟者必然要产生矛盾。这种分歧的发展,势将愈来愈尖锐化,因为危险时期所必要的友谊,在危险消除以后可能转化为敌意,上一次战争中的盟友很容易在下一次战争中变成敌人。

这样又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广泛的问题。在同盟者之间,特别是当他们的力量并不平衡的时候,通常都会出现摩擦。在漫长的历史中,正是这种摩擦导致了无数次武力兼并的尝试,比较强的国家总想吃掉比较弱的国家。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兼并实际上导致一个国家争夺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力。把小的集团合并到一个大的集团里面去,这是一种自然的倾向。然而,在使用武力加速这一过程时,最常见的结果则是那种建立广泛政治同盟的计划遭到破产。

此外,历史经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只有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才能最可靠地保障获得真正的进步和自由。这对于理想家们来说,可能是要感到惋借的事情。实际上,要是几个国家的联合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那这种统一通常都会导致观念的规格化,从而有害于新思想的发展。如果这种统一是采取耍手腕或强力的办法实行的,那么,我要不客气他说,这种成员之间意见并不统一的“联合”,其崩溃将是必不可免的。

生活是在矛盾当中发展的。这些矛盾处在相互容忍并存的时候,可以激起真正的进步。它们所以能够容忍并存,是因为彼此都看到,如果不是相互迁就,和平共处,而企图一个压倒一个,那么其结果很快就会变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能够激起进步的和平来说,最好的保障就是维持一种在力量平衡条件下构成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国际关系方面,其原理看来都是一样的。

从国内政治方面来说,英国的两党制度,尽管在理论上似乎比其他各国政府制度的缺点要多,可是在实际上,它凭着悠久的历史即已表明了自己的优越性。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只要“力量平衡”仍然存在,则一个较好的局面就能够得到维持。不过,对欧洲来说,“力量平衡”的局面总是容易遭到破坏的,因而常常导致战争。于是,产生了一种迫切的要求,希望找到一种能够巩固和平的正确方法:或者实行合并,或者实现联盟。联盟是一种较有希望的方法,因为在合作当中可能出现生气勃勃的情景。几个国家的合并,则容易产生权力的垄断局面,使政权落到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手里。历史表明,任何的权力垄断,诚如艾登勋爵那句名言所指出的:“任何的权力都是可以贿买的,绝对的权力更可以绝对地被卖掉。”由于具有这种危险性,联盟的本身也就很难保证不出意外。因此,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要保持相互制约和力量平衡的关系,以便维护有限的统一。

以整个历史为背景来对大战略加以研究,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从实际来看,一般战略理论必须适应国家总的政治性质。应该看到,侵略性国家和非侵略性国家所追求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们在推行自己的政治时,所采取的手段(方法)也不会一样。

如果注意到了这种差别,那么很容易发现,上面第十九章所概略地阐述的纯粹战略理论,比较地适合于一个以征服为目的的国家。对于只求保全自己的国界,而且主要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民族来说,他们要想推行这种战略理论,就必须加以相应的修改。侵略性国家的特点是不满足于现有的境况,它们总想以胜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不惜冒巨大的危险去求战。非侵略性国家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只要设法遏制侵略者,迫使其放弃征服意图,让对方相信“使枪弄剑是没有好处的”,这样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它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打破侵略性国家的求胜计划。由于贪欲过度,侵略性国家往往会自讨苦吃,有时会把自己的力量用个干净,以致终于抵挡不住其他的敌人,或者由于过度的扩大和紧张,以致无法克服内部的危机。在战争中,因为自己弄得精疲力竭而失败的国家,其数量要比遭受外来攻击而失败的国家多得多。

通过上述因素的分析和衡量,马上就能明白,对于非侵略性国家来说,它所需要的战略,只是一种适应自己有限目的的战略。它可以采取最经济的办法,保障自己在现在和将来都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从第一眼看来,防御是进行战争的最经济的办法。于是,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长期进行阵地防御的思想,而历史的经验却警告我们,专门依靠这种方法则是十分危险的。节约兵力和求取胜利的最好方法,是结合使用防御行动和进攻行动,这种以高度机动性为基础的攻防行动,可以保障迅速实施强有力的反击。

东罗马帝国可以作为一个例证。那时,它采取的是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这种战略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制订出来的,是它的军事政策的基础。东罗马的寿命能够延续那么长的时间,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恐怕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事实。英国也是一个例证。从十六世纪以来,一直到整个十九世纪,它在各次战争中都是采取一种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且是本能多于理智的。在这个时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实力是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提高的,而它的敌国却因为迫切希望夺得胜利,结果在战争中自己消耗了国力,因而一个一个地遭到了失败。仅凭这个事实,也足以证明这种战略的价值。

经过长期的破坏性战争,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以后,交战各国因为相互消耗国力,最后都弄到了筋疲力竭的地步。于是,到了十八世纪,政治家们终于认识到,他们想要通过战争来达到目的的野心和欲望,不能不有所克制。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便产生了一种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力图避免过多的损失,以免对战后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交战双方都感到胜利渺茫,也就易于接受和平谈判。双方政治家们的野心和欲望,常常驱使他们背离目标而走得很远,等到和约缔结以后,他们不免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不仅没有比战前增强,反而遭到了削弱。不过,这些政治家总是知道悬崖勒马的,他们不会把国家弄到完全衰竭的地步。所以,最满意的和平解决,即使是对于较强的一方来说,都是通过和平谈判得来的,而不是采取决定性军事行动的结果。

这种对于战争规模有限的认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但是后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阻挡。革命使一些新人物掌握着政权,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都是生手。法国的督政府和执政府,以及其继承人拿破仑,在连续20年的时间内,为了追逐一个持久的和平,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进行着战争。他们这种疯狂的追逐,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把法国的实力完全消耗光了,以致最后终不免于全面崩溃。

拿破仑帝国的崩溃,重新证明了原来教训的正确性。但由于拿破仑神话的回光返照,这个教训仍然笼罩着一层烟雾,以致模糊不清。这个教训后来又被人们忘记了,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又重复犯了错误。然而,即使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政治家们,也并没有变得聪明一些。

战争是一种违反理性的行为,是在谈判不能取得满意结果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战争的实行还是要用理智来控制,只有这样,战争的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条理由:

一、战斗虽然是一种物理性的行为,可是其指导却是一种心理上的活动。你的战略愈高明,则取胜的机会愈多,所花的代价也就愈小。

二、相反,你毫无成效地浪费力量愈多,则战局可能逆转,使你所面临的危险也愈大。即使你终于取得胜利,但因力量消耗过大,在战后便将无力维护你的利益。

三、你所使用的方法愈是野蛮残酷,则敌人的复仇心也愈强烈,其抵抗自然就会坚决,因而你所要克服的抵抗力也愈大。因此,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比较理智的作法,还是避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免更加促进敌国军民的团结,以免激发他们拥护其领袖的热忱。

四、你愈是顽强地使用征服手段来获得一个你所希望的和平条件,那你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会愈来愈大,愈来愈多。

五、你在达到了军事目的以后,对战败国提出的要求愈多,则事后所引起的麻烦也就愈多,对方将会力图使用武力来改变你所奠定的局势。

力量,可以说是一个魔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一个螺旋式的线圈。所以,对于力量的控制使用,必须要有极其审慎合理的计算。由此可见,如果战争已经违反理智而发动起来了,那么在斗争的各个阶段中,必须使理智重新恢复过来,即用理智来加以控制。

要想在战场上夺得胜利,战斗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这匹烈马,一定要把缰绳拉得很紧很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经常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比起那些盲目冲动之辈来,还是占有上风。对于那些盲目冲动之辈,必须经常加以控制。一个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志为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制力。如果那样,他就不能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担负身系国家安危的重任。

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想要获得这样的胜利,办法可能是两条:或者速战速决,迅速取得战果;或者进行持久战,但要根据国家资源情况节约使用兵力。目的必须与手段相适应。如果夺取这种胜利的机会已经丧失,那么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决不会放过缔结和约的有利时机。和平,双方都因再无其他出路而缔造的和平,或者双方承认彼此还有实力的和平,比起那种已经两败俱伤之后而达到的和平来,实在要好得多。这也常常就是战后持久和平的基础。

为了维护和平而去冒战争的危险,这是具有理智的;为了求得胜利而不惜在战争中经受消耗的威胁,那是违背理智的。这个结论似乎与一般人的习惯相抵触,但却是早已被经验所证明了的。只有当你看到确有良好的机会取得良好的结果时,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才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只有看到和平的前景将来可以补偿人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痛苦时,战争才可以继续打下去。若对过去的经验加以深入研究,那就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参战的各个国家,如果能利用斗争中的喘息时机,采取谈判的方法来解决相互争执的问题,而不一定要把战争继续到夺得“胜利”,那么它们反而有可能更接近自己预期的目的。

历史证明,在许多的情况下,只有交战双方的政治家都对人们的心理有深刻的理解,并不断就和约的问题加以试探,才有可能缔结一个有利的和平条约。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们好象是在国内进行党争和在家里吵架一样,每一方部害怕表现软弱而不肯让步。即使有一方终于愿意和解,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通常还是非常强硬的,因而仍使对方难以接受。其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骄傲和固执的影响,人们有着一种虚假的感情;一部分则是误解,把这种本来是很平常的行动,当作是有意示弱的表现。实际上,另一方的让步可能正是它已经回复到具有合理思想的证明。这样一来,千载一时的谈和机会往往是溜走过去了,冲突继续发展下去,最后还是弄得两败俱伤。如果敌对双方都还要在一个天顶之下继续生活下去,那么长久地坚持争斗,实在是毫无利益可言。在现代化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当然要比国内党派斗争严重得多,因为工业发展以后,各国的命运都已经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彼此休戚相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家的责任就更为重大,他们在追求“胜利的美景”时,万万不可忽视了战后巩固和平的前途问题。

当双方势均力敌,哪一方都不可能指望获胜的时候,一个政治家就应该学聪明一些,要有能力在战略上利用心理方面的因素。在战略上有一条简单粗浅的原则,这就是:当敌人占据着坚固的阵地,而要攻克这些阵地必须付出很大的牺牲时,你应该给他们留出一条撤退的道路,因为这是削弱敌人抵抗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这条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政治和军事,特别应用于战争。为了夺得胜利,你有必要给敌人准备一架梯子,使他能够自动地走下去。

这里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上述的结论,是针对所谓文明国家的战史进行研究而得出来的;它对于现时代所复活的纯粹掠夺性战争或宗教与掠夺混合一起的战争,是否也适用呢?前者的例子,有野蛮民族对罗马帝国的袭击,后者的例子,则如狂热的回教徒所发动的那些战争。在这种类型的战争中,任何一个通过谈判订立的和约都是极不可靠的。历史经验极其令人信服地证明,各个国家相互信任到什么程度,它们对于各自利益的相互促进也就达到什么程度。然而,有的国家可能并不重视道义上的义务,但倒重视物质上的力量,因而只要对方显示出极为强大的力量,就足以遏制它,使它不敢轻率挑战。这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恰好是一样的。流氓或痞棍对于力量和他们差不多相等的对象,往往是不会轻易去挑衅的,而当他们遇着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则更加不敢妄动,他们这时的反抗态度,反倒不如一贯秉性善良的人那样坚决。

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对于侵略成性的对手,如果想以收买的办法去对付,或者用现代流行的语言说,想以“安抚”的办法去应付,那实在是太天真了。因为这样只可能刺激他的贪婪胃口,你收买的价钱愈高,他的身价也就愈抬愈高。但是,侵略者毕竟欺软伯硬。由于迷信实力的作用,侵略性国家对于实力比自己雄厚的对手,总是有所畏惧的。这样就对侵略者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那些不顾一切的宗教狂热者却是例外。宗教狂热不能与侵略成性混为一谈。

对于这种野蛮的敌人,固然很不容易同他们建立真正的和平关系,但是要引诱他们接受一种休战的状态,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样作,总比要想消灭他们少花巨大的力量,因为你要消灭他们,他们也会和所有其他人类一样,表现出顽强斗争的勇气。

历史提供了大量的例证,说明许多文明国家的失败,由于敌人入侵而造成者少,由于内部分裂和战争消耗实力而造成者多。长期拖延不决的状态,对于国家或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有可能使他们走上自杀的途径。但是,与其为了“追逐胜利”而使力量消耗殆尽,倒不如拖延下去,因为比较起来后者还要好一些。此外,暂时休战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当然,这样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而又会使国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爱好和平的国家,也有可能使自己受到不必要的威胁。这是因为它们与侵略性的国家不同,一旦奋起进行战争,往往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而更具有追求极端的趋势。侵略性国家进行战争,本是抱着一种征服别人的目的,一旦发现对方过于强大而难以战胜,它们常常会停止下来。只有那些被感情推动而不是为理智所驱使的战士,才会固执地坚持打到底。所以,这种人即使不遭到直接的失败,也常常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要知道,蛮族人的士气只有在停战以后才能予以削弱,因为战争反而会提高他们的士气,好象火上浇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