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所进行的各次战役，无论是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的，还是在这次战争过程中的，都可作为明显的例证，说明他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本书前面各章所论述的方法。希特勒在其战争的第一阶段所使用的战略，就是间接路线战略，而且，他亦物质上和心理上，在战场上和会场上，都达到了新的境界。以后，他也给自己的敌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利用间接路线来反对他本人。
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敌人估计得过低。同样紧要的是，要了解敌人使用的方法，识破他们的企图。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及时预察敌人的行动，并采取预防的措施。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由于错过了时机，对于希特勒在下一步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判断，老是“赶不上车子”，不免大吃苦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在其政府咨询机关中设立一个“敌人研究部”，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都认真加以研究，并及时地对敌人的下一步行动加以预测和判断，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
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居然不曾事先看到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方计路线，这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不能不感到大为吃惊。因为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象希特勒这样的人，他不仅野心勃勃，而且竟那样公开明确地叙述了自己行动的根本性质，以及为达到目的将要采取的具体办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加上他的许多演说和个别言论，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他的行动方向及其逻辑联系。希特勒这种非常清楚的“自我表白”，可以算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他所以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随和的结果。这个“自我表白”也是一个鲜明的实例，说明了一个谚语的正确性：“人们总要作些蠢事！”即使是拿破仑，也不曾象他那样藐视自己的敌人，也不敢那样冒险地把自己的意图完全说了出来。希特勒在这方面所以敢于明显地表示出无所顾忌，正是因为他认清了人们的一个通病，那就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希特勒懂得一条原则：把东西经常放在最明显的地方，可能是进行伪装的一种好手段，因为放在明显位置上的东西，反而不易为人注意；有时，最直接的行动路线，反而是最能出敌意料的。这正如保密问题上的技巧一样，尽量把大多数事情都公开发表出来，就可以使人们不去想象或者怀疑还有少许秘密的存在。
英国的第一流间谍劳伦斯曾经指出，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设想了一个革命，实行了一个革命，而且巩固了一个革命。这个评语对于希特勒也同样实用，而且还可以加上一句：他还“写出了”一个革命。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曾经用过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方法，从中获益不少。他不仅学会了如何夺取权力，而且学会了如何扩张权力。列宁曾经说过，“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才开始作战，这样，一个致命的打击才有容易完成的可能。”
希特勒曾经说过，“我们真正的战争早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前就在进行了。”劳希林在其所著《希特勒的自供》一书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言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宣称：“在战争尚未打响以前，设法使敌人先在精神上崩溃，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任何一个曾在前线参加过作战的人，都会希望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希特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面以后，就使自己的思想开始与德国军事思想的传统趋势分道扬镖。一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军事理论一直把“会战”看成是最主要的东西，而且率领着一大批国家，沿着一条很狭窄的路线来发展他们的理论。他们把普鲁士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次奉为自己的教主，全盘接受了他那些很难于领会的格言。例如，“以流血的方法来解决危机，力图歼灭敌人的军队，这就是战争第一胎的产儿……只有进行巨大而全面的会战，才能产生伟大的结果……血液永远是胜利的代价……我们不要听信，而且不想听信那些认为不必流血便可获胜的将军们。”克劳塞维茨拒不承认下述的观点：有一种巧妙的方法，可以不必大量流血而能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制服敌人。这也就是战争艺术的真正体现。他痛斥这种观点，认为是从“慈善家”幻想中贩卖出来的一种思想。克劳塞维茨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对国家的利己主义，是希望为本民族寻找一条有利的出路，而并非单纯的折中妥协办法。结果，许多将军盲目地变成了克劳塞维茨学说的信徒，总是一有机会便去寻求会战，再也不想预先创造一种于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过程中，战争艺术竟变成为只不过是相互屠杀的一种程序。
希特勒的观点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他毕竟还是超过了一般公认的传统界线。劳希林所引证的下述言论可以作为证明。希特勒说：“人们相互砍杀，仅仅是在他们使用其他办法已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有一种广义的战略，它使用的是心理上的武器……如果我可以用比军事手段更好和更廉价的办法来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那么我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手段呢？……我们的战略就是要从敌人内部去毁灭敌人，控制他们，通过他们自己去征服他们。”
希特勒对于德国的军事学说，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赋予了新的方向和作出了新的阐述呢？只要把他的理论拿来，和鲁登道夫的理论作个比较，就可以看出其宽广的程度。鲁登道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武装力量的总指挥，也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在1923年曾同希特勒合作，企图采用“向柏林进军”的办法来夺取政权，但是遭到了失败。
在极权国家建立起来以后，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鲁登道夫反省了上次大战的教训，得出了他的结论，这就是未来的“总体战”的蓝图。鲁登道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开始坚决抨击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正是1914年德国军事学说的基础。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德国当时的错误并不在于不顾后果地过分使用暴力，而恰恰是没有足够有效地使用暴力。他批评克劳塞维茨过分地夸大了政治的作用。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政治意图就是目的，战争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无法考虑手段的问题。”按照鲁登道夫的看法，这是已经陈腐了的观点。“总体战”的原则要求：在战时，整个民族要把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战争；在平时，就要全力以赴地准备下一次战争。战争，这是“一个民族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该从属于战争的利益。
读完了鲁登道夫的书，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理论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于他把战争看成为一种并无最终目的的手段，如果要说他在追求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军营。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象鲁登道夫本人所想象的那样新奇。古代斯巴达人就曾坚持过这个原则，其结果只不过是使他们自己陷入了瘫痪灭亡的境地而已。鲁登道夫所追求的目的，无非是使整个国家变成好战的整体，创立一个超级的斯巴达，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创立一种“民族主义”的新宗教。根据它的教条，所有女人最光荣的任务就是生孩子，以来承受“总体战的负担”，而所有男人的任务，则是发展他们的能力以达到这个目的，换句话说，人们的任务就是生育和繁殖，以便进行屠杀。此外，为了达到“团结一致”的目的，鲁登道夫主张采取古老的迫害手段，而不准任何人反对最高统帅的观点。
鲁登道夫还主张，一个国家应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制度，以求适合总体战的要求。从这一观点来看，他似乎也认清了军事力量要以经济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却又令人感到奇怪：一方面，鲁登道夫承认，联军方面的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曾经给德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坚信，决定战争结局的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会战。鲁登道夫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对德国老牌的理论家进行赞扬，说；“克劳塞维茨一心一意地只想在会战中歼灭敌军。”在鲁登道夫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但是，希特勒的看法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一个军事领袖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鲁登道夫的心目中，未来战争的打法，似乎也只是把1918年他所发动的进攻扩大一些规模而已。他当时的那些进攻，开始的时候确曾声势吓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他来说，这种进攻仍然是打的一场会战，在火炮、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在坦克、装甲车的支援之下，步兵向前冲击，一直战斗到最后，“以肉搏战把敌人克服”。部队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会战的目的；机械化的作用，只是为了加快会战的开始。
对于广泛采取的一般常用的作战方法，鲁登道夫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军人武德上，都是如此。他指出，由于总体战的需要，对于“取消无限制的潜艇战争”的观念，连理论上也不必加以考虑。他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对于想要开入敌方港口去的一切船舶，甚至包括挂有中立国旗帜的船舶，都应使用飞机和潜艇，一律将其击沉。在谈到直接攻击平民的问题时，他曾强调说，在将来的一个时期，“会使用轰炸机群来向平民作毫无怜惜的攻击”。不过，他所特别重视的还是军事方面，要求把空军用于战场之上，首先用来摧毁敌人的军队。只有达到了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把空军用去攻击敌人的战略后方。
鲁登道夫对于每一种新式武器和装备，都曾表示欢迎，但是，他却只是盲目地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他的统计表上，而没有考虑如何从大战略的需要来加以使用。他对于战争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认真的思考，甚至于缺乏明确的概念。用简短的话来说：鲁登道夫的军事观点，就是尽量扩大各种类型的武装力量，认为这样便可以达到某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是什么，他既不感兴趣，也不会为之担心。很明显，他要肯定地表达的只有一个思想，“最高军事统帅应该给政治领袖们下达训示，指导他们如何工作，而后者必须遵守他的训示，完成他们的任务，为战争作出贡献。”换句话说，就是那些负责决定国家政策的人们，必须把充分的行动自由权交给最高军事统帅，给他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自由支取国家民族的现有资源，来解决国家民族的未来生命问题。
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之间，有许多思想是相同的，例如，对种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应有支配世界的权利等等观念。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很多的差异，特别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法”方面。
鲁登道夫的荒谬论点，就是要求战略控制政策，也就是认为，军队本身可以决定它自己的任务。希特勒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却采取了简单得多的方式。他把这两种职能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他象古代的亚历山大和凯撒，后代的菲特烈大帝和拿破仑一样，自己掌握着极大的权力。这样，他就有着一般战略家们所不可能有的那种不受限制的机会，用来准备和发展自己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及时地认清了一条真理：由于职业上的偏见，对于军事武器只是大战略为了获取胜利而使用的多种工具之一这一点，一个统帅是很难于承认的。
一个国家参加战争的原因固然可以很多，但是其最基本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要保证它的政策得以继续发展，就是要克服其他国家的抵抗，而顽强地推行自己独立自主的政策。冲突的根源和它的主要原因蕴藏在人类的意志当中。一个国家要想在战争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它就必须设法改变对方的意志，使其从属于自己的政策。如果弄清楚了这一点，那么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所认为的最主要的一条军事原则，即“在战场上消灭敌军主力”的原则，就会和大战略的其他原则和手段列于平等地位。所谓其他原则和手段，就是指的各种非直接性的军事行动，以及经济压力、舆论宣传和外交手段等。决不可以过分地重视某一种手段，因为环境有时可能使它丧失效力。最聪明的方法是选择和结合使用各种最有效的于段，以求达到最适合、最深入和最经济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获胜的国家能以最小的军事消耗和最低限度的损失，来使敌人屈服，并争取在战后获得好的前途。如果获胜的国家自己也遭到惨重的损失，战后弄得精疲力竭，那么，即使获得最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大战略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和利用敌人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并组织武装抵抗。至于战略，则是要在敌人的战线上找出防御最薄弱的地点，并在那里把敌人消灭。把自己的兵力用来攻击对方兵力强大的地方，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并终于感到得不偿失。要使攻击能够具有强大的效力，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弱点上面。
因此，最理想而且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拼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招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就战争的较低阶段来说，在战斗中杀死一个人，只不过是使这支军队损失一个士兵而已，但是一个神经受到震撼的活人，就可以成为恐怖病菌的传染媒介，足以造就一种恐怖的现象。在战争的较高阶段中，如果使对方的指挥官在心理上受到震撼，则可以使其所带领的整个部队丧失作战力量。而在战争的更高阶段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心理上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政府所拥有的一切作战力量也有可能被抵消。这正如下述一种情况：两只手都麻木或瘫痪了，刀剑必然会从手掌中掉落下来。
现在再把第一章的基本思想重复一遍：通过对战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状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补给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战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个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要尽量削弱敌人进行抵抗的能力。由此又可得出另外一条公理：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必须同时投出几个可以调换的目标。攻击某一点的时候，应能同时也威胁到另外一点，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确能把突击力量转移过去。只有具备这种选择目标的灵活性，战略才有可能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
不管是由于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原因，希特勒对于这些战略上的真理，确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他这样的水平。他在政治领域中运用着心理战略，因而夺取了德国的政权。在实行这个战略的时候，他尽量攻击魏玛共和国的短处，利用人性上的弱点，在利害关系上挑拨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首先造成只有他才是支持某一方观点的印象，而后又似乎是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向另一方讨好。这样，他依次地、突然地玩弄着间接性的手法，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1933年，希特勒夺到德国的政权以后，他使用这种间接性手法的规模就更加扩大了。第二年，他首先同波兰签订了一个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是要保护他的东方翼侧。1935年，他自动毁弃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次年，派出德军重新进驻和约规定不准设防的莱茵地区。就在这1936年，他与意大利合作，开始以“伪装战争”的手段，暗地里支援佛朗哥将军去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这是针对法英两国战略后方采取的一种间接性手段，在大战略方面构成了牵制作用。希特勒以这种方法使法英两国在西面的地位遭到削弱以后，又在莱茵地区重新建立要塞工事，使自己的西部得到掩护。此后，他便有了机会，可以把主要力量调往东方。这正是继续实行间接性行动的一种步骤，其目的是在战略上打击西方强国的根基。
1938年3月，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西边翼侧完全处于暴露地位，同时，也使法国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环绕德国所构成的“铁箍”被冲断。1938年9月，由于“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希特勒不仅收回了苏台德地区，而且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战略上陷入了瘫痪境地。所以，到次年3月时，他便完全侵占了这个早已瘫痪了的国家，并进而包围了波兰的一个侧翼。
希特勒利用这一连串实际上没有流血的机巧行动，以所谓“和平的进军”为借口，在巧妙的宣传烟幕掩护之下，不仅毁灭了法国人原来在中欧的控制权和对德国的战略包围，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形势，反而使法国陷入包围之中。这样一个过程，恰好同一种古老训条相吻合，那就是抢先占领有利阵地，而后再行挑战，只不过他这次作的范围更广，计划更大，而且技巧更高罢了。在这转变时期的整个过程中，德国的实力不断增长。从直接方面看，其军备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就间接方面说，它的主要假想敌国，由于同盟国被剪除和战略根基被砍断，其力量已在日益减弱。
这样一来，到了1939年春天，希特勒对于公开的决战，就已经不再感到害怕了。恰巧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人采取的错误行动，又使他获得了利益。当时，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已经在战略上被希特勒孤立起来了，可是英国却突然地向它们提出了保证。能够给予这两个国家有效支援的是俄国，而英国在作出自己的保证时，偏偏又没有事先从俄国方面获得任何保证性的表示。英国人一向都是采取安抚和退让的政策，这一次跨出如此盲目的一步，实在是非常轻率的。在那个时候，英国人的保证无异于公开向德国挑战。欧洲的这些地区实际上是英法武装力量所达不到的，而英国人的保证，正好构成一种诱惑，使希特勒滋长了一种几乎是无法抑制的欲望，那就是进攻波兰。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破坏了战略基础。本来，由于力量的薄弱，它们唯一可能采取的战略，应该是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阵线，以便在西方对付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打击，制止侵略的发生，可是现在，它们反而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使他得以在一个脆弱地段突破防线，并因而达到了初战的胜利。
诚如劳希林所记述的，希特勒的计划，总是以孤立脆弱的国家为其突然袭击的对象，同时，也总是让他的对方去背负发动攻势作战的重担。这是因为，德国领袖要比同盟国方面任何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都更清晰地认清了现代防御的价值。现在，希特勒获得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希特勒的战略原则已经非常明显，他必须立即同俄国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使俄国人处于中立地位，保证不出面干涉。希特勒终于同俄国签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因而自己感觉到大大增强了信心，处身于左右逢源的地位。这样，如果英法同盟者履行他们的诺言，决定向德国宣战，那么，他们就自动地放弃了防御方面的优势，而要被迫采取进攻的战略，并且必将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之下，也将为此缺少最必要的资源。如果他们只以突破“齐格菲防线”为目的，不再前进，那也正足以证明他们的无用，将徒然丧失威望。如果他们还继续硬攻，结果必然遭到极大损失，等到以后希特勒回师西指，转入进攻，他们自己的抵抗力反而会相对减弱，在尔后的防御中取胜的机会必然更小。
英法两国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让希特勒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在外交上进行绝交，同时把军队提供给遭受德国侵略的受害者。这种政策给了波兰以不小的援助，而对英法自己来说，同它们在不利条件下实行对德宣战而可能产生的后果比较起来，则自己在前途和威望方面所受的损失，都将要小得多。
可是，法军仍然向“齐格菲防线”发起了一次很不坚定的进攻，结果毫无成效。由于事先对这次进攻夸大得太厉害，一旦遭到失败，就使同盟国的威望受到了更大的损害。德军当时正在波兰迅速地发展胜利，这与同盟国的失败一对比，就使中立国加深了对德国的恐惧感。于是，它们对同盟国的信心大大动摇了。这次所受的损害，甚至比同盟国的其他任何妥协行动招致的损害还要大些。
随后，希特勒便得以巩固他在军事上的收获，并充分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优势，因为他在西线有着一道要塞防御线作掩护，而那些自命为援救波兰的救世者，却根本无力突破这道防线。希特勒从此便安稳地处于防御地位，一直等待法英两国人民慢慢产生厌战心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进行这场战争的盲目性已经愈来愈明显了。可是，同盟国方面的政治家们，早在获得足以使理想变为事实的工具以前，便在大唱“反攻”高调。结果，他们只是徒然地挑拨敌人，使其先下手为强，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招架的能力。同盟国方面这种光说不做的态度，又结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给他一种新的刺激，使他敢于先发制人，首先转入进攻。当时，英法两国都有许多人，正在设想是否可以利用毗邻德国的一些中立的小国家，作为绕到德国翼侧的通道，可是就在这时，希特勒却一口气侵占了五个中立国家，用来进攻同盟国方面的翼侧。他采取这个行动是完全不顾一切的，这也正是侵略本质的表现。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希持勒曾设想保留住挪威的中立地位，以来掩护德国的北面翼侧。此外，德国从瑞典进口的铁矿石，还要经由挪威在大西洋上的港口雷尔维克才能运回来。但当同盟国方面计划占领挪威的征候愈来愈明显的时候，希特勒害怕对方控制挪威水域和港口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便又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了这个国家。
全部占领挪威，本来也是希特勒早已计划了的事。还在1934年，他就向劳希林和其他一些人说过自己的设想，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夺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主要港口，具体作法是，使用小型的海军登陆部队，在空军的掩护之下，同时实施一连串的突击。登陆部队上陆的合适地点，将由潜伏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第五纵队来指引，这些纵队负责先为登陆兵开路，而实际采取行动时的借口，则是保护这些国家使它们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这位战争“艺术家”还曾经说过：“这是一个冒险而有趣味的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找不到任何先例的。”1940年4月9日，这个令人惊奇的计划完全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其成功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原来的料想。希特勒曾经有所担心，对于某几个地点的登陆，害怕难以扩张战果，因此，他指望更多地夺占几个重要的战略据点。事实上，他却毫无阻碍地夺占了所有预期占领的目标，而且他那双贪婪的手还一直伸到了雷尔维克以北的地方。
由于胜利的取得竟是那样令人吃惊地轻松，而同盟国军队突入挪威的企图又是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击毁，希特勒随后实施更强大突击的愿望，自然受到鼓舞，而这次突击，也是他早已计划好了的。还在几年以前，当讨论到将有什么环境他就敢于冒险挑起大战时，希特勒曾经表白过他的意图，那就是要在西线取守势，而让敌人首先发动进攻，尔后，他应立即席卷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以此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并随即向西方强国提出所谓的和平建议。他说：“如果它们不想要这样的和平，那么它们就可能尝试把我赶出去。无论在哪一种条件下，它们都要担负起发动进攻的重担。”不过，随后的环境有所改变。希特勒在侵占了波兰以后，马上提出了和平的建议，但当即被西方国家拒绝。从此以后，他就决定用实力来压迫法国人求和，把兵力调往西线，准备在1939年的秋天发起进攻。由于德军将军们都不相信他们会有足够的兵力来击败英法联军，因而纷纷提出了异议，加上那时天气也很不好，希特勒才被迫推迟实现他的企图。但是，这个延宕使他日益感到不耐烦，而在挪威取胜以后，将军们就再也无法阻挠他的行动了，因为挪威的胜利，正是他不听将军们小心谨慎的忠告而获得的。
很久以前，在讨论这种进攻的可能性的时候，他曾经宣称：“我要从‘马奇诺防线’的右侧进入法国，而且不损失一兵一卒。”诚然，希特勒的这个说法不免过分夸张，但是就其1940年5月的成就来说，他的损失对于他的收获所占的比例，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根据原定计划，德军的主要突击将在右翼，由波克指挥的集团军群来担任这一任务。可是，到了1940年年初，这个计划经过一次彻底的修改，把重点转移到了中央位置，放在阿登山地区。这次修改是根据曼斯坦将军的建议实行的，他是隆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曾经提出证明，认为通过阿登山地区实施进攻将有更大的取胜机会，因为这个方向正是敌人预期遭受进攻的可能性最小的方向。
西线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避免任何的直接性攻击，尽管当时他们在现代化作战工具方面拥有优势，却总是继续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德军并没有突破“马奇诺防线”的企图。相反，他们却先向两个小小的小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发起了“诱敌式的攻击”，希特勒竟借此把英法盟军诱出了法比边界的防御工事。当这支盟军向比利时境内突进时，德国的空军曾经有意识地不去加以阻挡，最后才以陆军从后方向法军的基本集团实施突击。
这次战役是由一支小型的德军突击集团完成的。该集团的兵力并不多，只是全部德军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由清一色的坦克师组成。德军统师部曾经表现得相当高明，他们认识到，要想尽快取得胜利，需要更多地依靠技术装备，而不是大量的人力。这一次，德军的突击集团确是规模很小的，以致一些德国将军对于其突击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德军能够大获全胜，主要是因为法军统帅部的轻率和冥顽，他们几乎把全部重兵都集中在左翼方面，企图在比利时境内作一次决定性的进攻，而在法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即面对阿登山这个多山的森林地区，仅仅只留几个第二等的师进行防守。按照法国人的估计，对于阿登山地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是很难通过的。与此相反，德军正好利用了阿登山，因而达到了行动的突然性。这个事实证明，德国人能够很好地接受历史教训，懂得天然的障碍要比人为的抵抗易于克服，因为有人凭借坚强的防御阵地进行抵抗的话，那个阵地总是不容易攻破的。
同样很明显的是，当德军一旦越过色当而向前高速度地发展进攻时，他们便连续地同时威胁到其他几个目标，因而使得法国人无法判断他们下一步进攻的方向。果然，法国人就没有猜到，德军将会首先进攻巴黎呢？还是直攻比利时境内的法军后方？当德军的装甲师后来急速地转向西面时，法国人又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德国人究竟是开向亚眠，还是开向里尔。德军就是这样，“声东击西”，隐蔽着自己前进的真正方向，迅速地达到了海峡岸边。
德军的战术也是完全与其战略相适应的。他们避免一头撞上去的硬攻，总是寻求弱点，力图沿着敌人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前进。同盟国方面的国务活动家们，当时完全不理解现代战争的特点，曾经一再号召他们的军队用“不断加强力量的反击”来击退敌人的入侵，可是德军的坦克洪流却迂回绕过盟军大群大群的步兵，一直横扫而过。如果盟军没有受命放弃要塞防御，那么也许还有可能挡住德军这股坦克洪流的进攻。而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企图进行反冲击和反突击，只是显得微不足道，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同时，盟军的指挥官们，总在寻找会战的机会，而德军的指挥官们，由于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却是力图在战略方面瘫痪敌人，极力避免进行会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德军曾使用坦克、俯冲轰炸机和伞兵，以此在敌人后方制造混乱，破坏其交通线。说来也是一种讽刺，法国在总结战争经验的时候，艾伦赛元帅曾经宣称，德国的将军们必将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过大尉以上的军衔。他认为这是德军的一个大弱点，谁知这个弱点却正是一个大优点。8年以前，希特勒也曾经批评过德国的将军们，说他们被囚禁在自己技术知识的牢笼里，完全没有活跃的思想，看不见各种新奇的事物。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弱点，但有一些年轻的德国军官确系后起之秀，他们对于新的观念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
不过，德国所以取得胜利，并不单纯是使用新兵器，采取新战法和实行新的战术战略的结果。在战争的进程中，希特勒使间接路线具有了更加广泛的规模和更加深刻的内容。他能达到这种造诣，曾经得益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方法的研究。同时，新型的德国军队也在应用英国人首创的机械化战争技术方面占领了上风。不管希特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在这两方面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都是中古时代蒙古人成吉思汗已使用过的方法。成吉思汗在准备进攻某一个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在那里寻找有影响的代理人，使他们从内部破坏这个国家的抵抗力，制造混乱，并准备建立起听命于他的新政府。希特勒认为，对于这类人物没有必要进行收买，可以不要贿赂，因为在统治阶级当中，他能够获得这种自告奋勇的走狗，即一些抱着野心想出风头，有着权势欲和出于党派仇恨的人物。后来，为了给自己的部队开拓道路，希特勒便在选定的时机使用了他的“敢死队”。这是一些早在和平时期渗入敌国领土的人物，他们化装成商人或旅客，一旦获得相应的信号，就换上敌军的制服，相机进行活动。他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散布假消息，如有可能，还可以对各类重要人物进行绑架。对于这种化装的先锋队还必须以伞兵部队予以支援。
在希特勒有意发动的战争中，德军的正面进攻始终只有欺骗和牵制的作用，是一种简单的军事游艺。他们的基本注意力，总是放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后方攻击敌人的行动上。希特勒对于正面强攻和肉搏战斗，是抱着轻蔑态度的，而这些都是一般军人的基本知识。他总是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来发动战争，一手是涣散敌人的士气，一手是瓦解敌人的组织。进一步说，就是要使战争本身更多地只有心理上的作用，要用思想充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武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步兵实施攻击之前，总要先实行炮兵火力准备，以便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与此相似，希特勒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预先摧毁敌人的士气。因此，应当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特别是进行宣传。他说：“尽管战争的教训已很明显，但将军们仍在希望自己成为光明磊落的高贵骑士，把战争幻想成为骑士比武那样的单纯。可是，我不需要骑士，我只需要革命。”
对于希特勒来说，战争的目的只是迫使敌人投降。他认为，如果敌人的抵抗意志已被摧垮，已经麻木，那么，杀戮就是多余的举动。而且，要靠杀戮来达到目的，实在是太麻烦，也太浪费。把细菌注射到敌人的机体内部，让他们的意志发生瘫痪，这是一种间接的方法。按照他的意见，似乎是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以上所述，就是希特勒的战争理论，一种使用心理武器的战争理论。那些企图阻止他的人，实在应该首先了解他的思想。这种理论在军事方面的应用，曾经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价值。采取促使敌人军事机器的“神经系统”发生麻痹的行动，要比对敌人有生力量直攻硬打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在政治领域内的应用，其效果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人们公开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首先使用新的兵种，采取新的进攻方法打击敌人，促使敌军发生瘫痪现象，那么，单纯使用心理上的武器能否达到瓦解敌人抵抗的目的呢？即以对法战争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要说法国人的抵抗意志已经预先遭到破坏，仅仅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德国也足以使法国覆亡。
如果在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技巧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那么，这股力量总是可以击段另外一股力量。但是，力量却不能摧毁思想。由于思想总是捉摸不定，而且只能接受心理上的影响，因此，思想的稳定性常常使崇拜力量的人们陷入死胡同。在这些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象希特勒那样，对于思想的威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是，希特勒在其权势和力量日益增长以后，对于力量的使用也就日益倚重了。这一状况足以证明，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手段未免估计过高，以为他可以控制别人的思想来供自己驱策。然而，一个思想如果不是来自实际经验，那就一定不会有生命力，而且会产生严重的反作用。
希特勒还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进攻战略艺术。同自己的敌人比较起来，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好地掌提了在第一阶段运用大战略的本领。这就是善于发展和协调使用各种形式的军事活动，使用一切可能的工具，以此打击敌人的意志。不过，希特勒也和拿破仑一样，对于在更高阶段上运用大战略的问题，则是认识不够清楚的，也就是说，在作战时缺乏远大的眼光，缺乏预见性，不能随时考虑到战后的和平问题。一个人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那他不仅应该是一个战略家，同时还应该是一个领袖，也是一个哲学家。战略和道德原则是有矛盾的。至于大战略则是具有同道德原则相吻合的趋势，因为它在任何的力量变化当中始终不会脱离其最终目标。
为要证明他们的进攻总是“攻无不克”，德国人反而在战略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心理方面颇为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防御力量。当德军部队的足迹踏遍欧洲各国领土的时候，他们带给人们的，只有愁苦，没有和平。因此，他们只是广泛地散布着不满的种子，助长着对于希特勒思想的反感情绪。由于必须同占领国的居民经常接触，德军部队也就很容易地受到这种思想细菌的传染。各个部队的情绪也彼此相互传播，从而加深了病态。于是，希特勒所鼓励的尚武精神，开始摇摇欲坠，随之一落千丈。人们感到孤立，产生思家心理，出现厌战情绪，这样便在德军士兵当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思想。
因为进攻的势头膨胀过度，希特勒终于把机会提供给了尚在与他角逐的对手(英国)，使他得以从自己手里把优势抢了回去。要是英国方面具有更大的政治远见，对于大战略能有更充分的认识，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得更早一些。不过，即使缺乏这一点，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有所改善，而且只要大不列颠帝国继续存在，没有失败，这件事情总是要发生的。希特勒要想获得他理想中的和平，就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势非征服英国不可。同时，不管他再向哪一方向发展，其前进的距离愈远，则如何控制被征服民族的问题也就愈大。所以，希特勒这时每前进一步，其滑倒的危险性也就随之增加一分。英国人面临的问题却很简单，但也并不那么容易。他们就是要坚守下去，等待希特勒失足，要使他象拿破仑那样，铸造无法补救的错误。可幸的是，希特勒很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比他面临覆灭的时间要早得多。对于这个错误，希特勒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他曾经过分地迷信进攻战略，以致对防御战略完全格格不入。这也和拿破仑一样，由于战争初期的胜利得来太轻快了，他便一味地迷信进攻手段，以为只要进攻就足以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