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应以双方战前的计划为起点。法德两国之间的边界是很狭窄的，一共只有大约240公里的长度。因此，对于交战双方来说，由于实行征兵制而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以致在边界地区实在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这条国界的东南端，直接与瑞士毗连着，其中，除了贝耳福附近有一小段平坦地带外，都是沿着孚日山脉划界，长度大约是110公里。此后，国界继续往西北方向伸延。法国在其边界附近修筑了许多要塞，构成一条连锦不断的防御锁链。这条锁链的基本环节，是厄比纳尔、土尔和凡尔登等城堡。过了凡尔登以后，往北延伸，便是法国与卢森堡的国界；再往西，则是与比利时交界。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遭受惨败以后，在其整个恢复时期，都是把防御作为战争初期(战争第一阶段)战略计划的基础，即首先扼守边境地区的各个要塞，而后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们沿着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边境地区，建造了一个巨型的要塞体系。当然，其中也故意留下了一些缺口，例如，在贝耳福和土尔之间的恰尔米斯地区就留有通路，其目的是诱使敌军从这些通路入侵，以便把入侵者卡在狭窄的通路上，从而最有信心和最有效果地进行反击。
法国的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路线意义，或者说，它是尽可能这样做的。因为这段边界线的距离有限，而且要考虑到不侵犯中立国的领土，所以就作出了如此的计划。
可是，到了1914年以前的这10年期间，忽然出现了一个以“预言家”格南德麦松上校为首的新学派。他们认为，法国的计划违背了法兰西的传统精神，完全缺乏攻势的观念。这些坚持“无论如何都要进攻”的人，推出霞飞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于是，霞飞在1912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正是总参谋长这个职位使得新学派的理论有了付诸实行的机会。他们夺得这个职位以后，随即控制了法国的整个军事机构，马上废弃原来的旧计划，而另行制定一个新计划，即所称的“第17号”计划。这个计划是以直接的正面进攻为基础的，主张集中所有的兵力，一直攻入德国的心脏地区。然而，计划的制定者在预期实行正面进攻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把敌我双方兵力相等来作为依据的，他们没有想到敌人将会依赖自己边界地区内的筑垒工事，同时也没有考虑，由于自己向前进攻，必将失去本国边界要塞的掩护。这个计划中唯一不违背历史经验和普通常识的部分，就是决定只对梅斯要塞进行监视，而不作直接攻击，预期从该要塞的南北两面绕过去，而后向洛林境内进攻。如果德国人侵犯中立国的领土，则法军左翼可将攻击矛头延伸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境内。说起来似乎颇近离奇：法国的计划是以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作为基础的，而德国的计划则以拿破仑的战略作根据，当然也可以说是以汉尼拔的战略作根据。
法国的这个作战计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英国人的赞同呢？这不仅要考虑到实际的需要，而且要估计到另外一个情况，即英国的军事组织和战争观点，从战前10年以来即已开始“欧陆化”了。这种大陆派的影响，使得英国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法国的计划，充当了担任法军左翼附属兵力的角色，从而完全忘记了英国的历史教训，即利用海上实力来发挥他们传统的机动力量。直到战争开始之初，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准备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弗仑奇爵士，才对“原定计划”的正确性提出了怀疑意见；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方案中，他建议把英军派往安特卫普，认为在那里可以加强比利时军队的抵抗力，如果德军经过比利时去进攻法国本土，那么，英军还可以对德军的翼侧造成威胁。可是，英军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部长威尔逊少将，却极力主张直接配合法军的行动，而且实际上也把总参谋部说服了。从1905年到1914年，英法两国的总参谋部，曾经不断进行非正式的协商，这样就使英国人自动放弃了几百年来传统的战争政策。
这样一个“既成的事实”，不仅使得法军的战略思想有所改变，而且也使英国方面的其他建议遭到否决。当时，海格主张等到时局已经明朗而且军队扩大到必要数量以后再行进军，吉琴纳主张把英国的远征军集中在国境附近而不要急剧冒进，但是都没有被人重视。
法国人最后确定的这个计划，对于德国人来说，恰好也是他们所祈求的，因为这样就使他们的原始计划，即由史里芬伯爵在1905年所制定的那个作战计划，具有了间接路线的特点。他们早已觉察到，法国边界地区的那些筑垒工事，确是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因此，很自然地，应该力求绕过这些筑垒工事，这样，就需要选择假道比利时的迂回路线。史里芬正好制定了这样一个行动方案，决心要在尽可能宽大的正面上实施进攻。令人奇怪的是，甚至当德军已经进入了比利时之后，法军总司令部还在那里猜度，认为德国人的进攻将局限于马斯河以东那个狭窄的地段。
根据史里芬的计划，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要集中在右翼方面。这个右翼应该急速地穿越比利时国境，前进到法国的北部，而后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继续挺进，逐渐地向左折转，接着往东开进，达到迂回巴黎的目的。这时，位于右翼右端的部队，应该在鲁昂地区强渡塞纳河，以便从南面去包围巴黎，并且压迫法军，使他们向摩泽尔河方向撤退。尔后，继续把法军压挤到洛林的要塞地区和瑞土的边界之上，并在那里把他们消灭。
然而，史里芬这个计划的间接性，即其高明之处，实际上并不在于地理上的迂回，而在于兵力的分配。兵力分配是这个计划的基础。战争一开始，德国方面要把基干军和预备军集中加以使用，进行集中突击，因而保证达到进攻的突然性。在他们当时拥有的72个师中，被编入突击集团的有53个师，配置在中央地段用以对付凡尔登之敌的，是10个师，而组成全军左翼并沿着法国边境加以配置的，只有9个师。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意图，是要尽量把左翼的兵力减到最弱的程度，以便使右翼的兵力达到最大的强度。这样，即使法军进攻洛林，甚至把德军的左翼压退到莱茵河上，但它并不能阻扰德军穿越比利时的进攻。而且，法军的东进愈是深远，则要阻扰德军的进攻就愈是困难。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好象是一个旋转式的大门，如果重重地向前推着这一扇门板，那么另一扇门板将会紧紧地从背后转过来；这时，向前推门用的力量愈大，则随后而来的冲击力量也愈大。
史里芬经过比利时实施进攻的计划，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间接性，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那样一个狭窄的空间里要集中那样多的兵力，实在有伸展不开的困难。但是从心理上来说，因为他对于兵力的分配别具匠心，所以使其进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间接性。而法国人制定的那个计划，又从反面增加了史里芬计划的完美性。史里芬的灵魂如果有知，那么，当他看到法国人并不需要引诱而自动投入他所设置的陷阱，那一定会欣然大笑。不过，也许不要好久的时间，他的笑容就会收敛起来，转而变成怒容满面，因为他的继承人小毛奇对于他那个计划，实在是过于小心谨慎了。无论在战前的准备中，还是在战时的实施中，小毛奇一再修改了这个计划，致使其面目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1905年到1914年期间，因为部队的数量不断增加，小毛奇便一再地加强了德军左翼的兵力，使得其左右两翼之间的兵力比例有了颇大的改变。他不断加强左翼兵力的结果，就是逐渐损害史里芬的原来计划，使其基础有步骤地遭到削弱，而到后来终于完全被破坏了。
1914年8月，当法军开始向德军左翼发起进攻时，小毛奇突然冲动起来，竟想接受敌人的挑战，要在洛林地区寻找一个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因而推迟执行以右翼去突破敌人防线的计划。后来，他虽然慢慢镇定下来，改变了主意，但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却已经把新编成的6个预备师投到洛林地区去了，而这些力量，按原计划是要用去加强右翼方面的。这些生力军到达以后，反而使洛林地区的德军指挥官们感到不满，因为他们曾经接到命令，正在被迫地实施退却。这样一来，巴伐利亚的鲁普里赫特亲王就完全忘记了他原来受领的任务，不但不继续向后撤退，以来引诱法军深入，反而让自己的军队停驻下来，并准备接受会战。他发现法军的进攻发展迟缓以后，即与友邻协商，共同转入了进攻。这样，德方两个军团，总共有了25个师，而当面的法军却只有19个师。可是，只有这样一点优势，而又缺乏有利的战略性阵地，要想进行决定性的反突击，却又是兵力不够的。这次反击的结果，当然只能是把法军赶了回去，使他们重新隐蔽到自己边境的要塞地区之内。这样，又使法军得以振作起来，增加了自己的抵抗力量，而且还得以把部分兵力抽调到西边，参加了后来的马恩河会战。
德军在洛林地区的战斗行动，对于史里芬计划的破坏作用，要比他们逐渐削弱右翼的力量还更严重。不过，表面上看来并不那么明显，因为德军的最后崩溃毕竟发生在右翼方面。但如果右翼的兵力不是一再被削减，那么也有可能不致于发生这种崩溃现象。
除了往洛林地区调去6个师之外，右翼方面又分出了7个师去分别围攻或保卫安特卫普、吉维持和莫伯日等城市；而后，小毛奇还抽调了4个师去增援东普鲁士战线。由于友邻军团的要求，当然也经过了毛奇的批准，位于右翼顶端的克鲁克军，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又提早向东折转了。这样，终于使敌人有机可乘，巴黎的卫戍部队得以向德军的翼侧实施进攻。当时，在右翼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侧翼，德军竟只有13个师，而法英两国的联军，却有27个师。这个事实表明，史里芬计划中的“决定性翼侧”，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地或间接地削弱了。德军右翼的兵力由于一再披抽调，所以才会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而法军则由于德军在左翼方面进行了违背计划的作战，所以在数量上反而居于优势。
如果德方当时听任法军在左翼向洛林境内深入突进，使之陷入泥淖，那么法军不可能把在德军左翼的兵力迅速调到右翼方面来。当然，即使不从这个方向调走部队，德军在右翼方面能否获得优势的兵力，也还是颇成问题。当时的情况是，比利时部队把马斯河上的桥梁都给炸毁了，一直等到8月24日，德军装运预备队的火车，才得以越过该河到达列日。此后，也不得不绕行漫长的迂回道路。出于有这样一个障碍，德军无法按照原定的计划来加强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且，其右翼三个军团的全部补给，也都完全依赖这条唯一的，几乎有一半线路遭到破坏的铁路。法英两国军队在撤退时进行的破坏，也大大妨碍了德军的正常补给。当德军进到马恩河上的时候，由于过度疲劳的行军和粮食的匮乏，部队已经濒临着精疲力竭的边缘。如果不是毛奇减弱了右翼的兵力，任其数量更多，那么，随着部队的深远突进，其境况还将更坏。美国内战时的教训，一向未被人们重视，以致重复犯了类似错误。当时，由于铁路的发展，以及军队对于这种交通线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结果使部队的数量越来越大，超过了长距离作战所能够维持的限度以外，因而部队很容易遭到失败。
我们在评价马恩河会战时，尽管须要跨越一条横在战略和战术之间的不够明显的界线，但是却可看到，这次会战正是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它对于“路线”的问题，曾提供不少启示，是值得加以仔细探讨的。为了真正明了这些见解，必须首先阐述一下事件的进程。
起初，霞飞部队的右翼在洛林地区的进攻被击退了；接着，他的中央部队在阿登地区又被打败；最后，法军伸展出来的左翼，在比利时境内的马斯河与松布尔河之间，也差一点被德军合围。这样一来，法国的“第17号计划”，实际上就分裂成了几块碎片，而霞飞又利用这些碎片编织出了一个新计划。他决定，以凡尔登作中枢，使左翼和中央的部队向后撤退，而从已经稳住阵势的右翼抽调部分兵力，组成新的第6军团，用来加强左翼方面。
德军方面，由于各军团司令过分夸大了边境地区战斗的胜利，使得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假象，似乎这次胜利已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俘虏数目的微小引起了毛奇的怀疑，使他对形势作出了比较冷静的判断。结果，毛奇的悲观主义情结与各军团司令的乐观主义精神相结合，就使原来的计划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8月26日，英军的左翼由于在李-卡陶地区受到重创，开始向南退却。于是，克鲁克指挥的德军第1军团，重又向西南方向前进。他选取这个方向的原因，一方面是对英军的退却路线没能判断准确，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克鲁克当初所受领的任务，即实施大纵深的迂回机动。当克鲁克前出到亚眠-佩龙尼地区时，正好法军新成立的第6军团的先遣部队也刚刚从洛林地区赶到，正在那里下火车，克鲁克立即进攻，迫使那些先遣部队迅速后退，这样就打破了霞飞企图尽快转入进攻的计划。
不过，正当克鲁克刚巧完成这次机动的时候，他又被迫重新转向东南方向去了。霞飞为了减轻英军所受的压力；命令其友邻的兰里查克军团停止撤退，并向跟踪追击的德军第2军团(标洛军团)进行反击。标洛发现自己受到威胁，立即请求克鲁克进行支援。可是，兰里查克的进攻，在8月29日即已中止，因而标洛也就不再需要援兵，但他仍然要求克鲁克率其军团向法军后方开进，以便切断兰里查克的退却道路。克鲁克在未表示同意之前，先向毛奇作了请示。毛奇接到请示报告时，正在大伤脑筋，其原因是害怕法军会从自己的钳子中溜掉，特别是在德军的第2和第3军团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缺口。因此，毛奇欣然批准了克鲁克改变前进方向的请示报告。这就是说，他居然放弃了从西面远道迂回巴黎的原定计划。这样，实施迂回机动的那支德军的侧翼，就必须从东面绕过巴黎，而且需要穿越法军的防御地区。为了安全起见，毛奇不仅缩小了正面的宽度，而且使自己的路线具有了更多的直接性，因而也就丧失了史里芬计划所包含的那些希望，而那些希望原是蕴藏在深远迂回的机动之中的。毛奇本来是想减少一些冒险性，结果适得其反，后来的反突击，竟使德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招致了严重后果。
9月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计划。于是，毛奇重新制定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只限于合围法军中央和右翼的部队。据此，德军位于中央的部队，即第4和第5军团，应该往东南方向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其左翼的部队，即第6和第7军团，则应向西南方向出击，且战且进，突破土尔和厄比纳尔之间的筑垒地区。这样形成一把“钳子”，使其在凡尔登以西地区夹拢起来。至于右翼方面的部队，即第1和第2军团，仍然朝西进攻，其任务是阻挡法军从巴黎城郊发起的任何反机动。
可是，在德国人的新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行以前，法军即已开始实行反机动了。
霞飞当时并未能及早把握这个对他有利的机会，曾经命令部队继续后撤。而在这个时候，巴黎驻军司令官加里伊尼却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他看到了克鲁克军团折转回去的意义，因而于9月3日命令毛罗里的第6军团立即作好准备，以便向德军暴露的右翼实施反突击。第二天，在霞飞的司令部里，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辩论。一方是霞飞的军事秘书甘梅林少校，他认为必须立即进行反攻，另一方是贝尔西罗将军，他在总参谋部里很有威信，坚决反对立即反攻。一直待到当天黄昏，贝尔西罗在电话里同霞飞进行了长谈以后，霞飞表示了同意，问题才获得解决。一旦坚信决定的正确性，霞飞在采取行动方面，总是坚毅果敢的。于是，法军整个左翼部队受命展开，准备于9月6日全面转入进攻。
9月5日，毛罗里首先发起了进攻。他不断向德军非常敏感的侧翼增加压力，迫使克鲁克一再往那里调兵，开始只是把自己军团的一部分兵力投进去，尔后竟把全部用上了。结果，使得德军的第1和第2军团之间，出现了一个宽达50公里的缺口，只有一个骑兵掩护队在那里担负掩护任务。克鲁克所以敢于进行这种冒险，是因为当面的英军向与该缺口相背离的方向迅速撤退了。甚至在9月5日，当其他部队部已回转头来的时候，英军还继续向南走了一天。可是，英军这个暂时“脱离”敌人的行动，对于法英联军的胜利，却具有意想不到的间接性贡献，成了尔后取胜时一个并非预期的保证。这是因为，当英军在尔后调转头来实行进攻时，标洛即获得情报，认为英军部队正是向德军两个军团之间所形成的缺口开进，因而他在9月5日下达命令，使其第2军团往后撤退。由于这个原因，德军第l军团对毛罗里所取得的暂时性优势，马上就被抵消了，并且因为自己的行动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于是，也在同一天开始后撤。
到了9月11日，根据毛奇的命令，德军各部队实行全面撤退。其中，有的还是在没有奉命之前就独自行动的。他们想在凡尔登地区对法军进行局部包围的企图未能实现，因为第6和第7军团从南面迂回法军要塞的计划没有成功，他们在法国东部的国界上，未能克服法军的防御工事。看来很难理解的是，德军统帅部竟会如此盲目行事，居然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对法国防御工事进行组织并不完善的正面强攻之上。而且很明显，早在开战以前，他们即已认识到，这样的强攻是不会有希望的，因而德军统帅部才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即不惜侵犯中立国家而经由比利时去进攻法国。可是到了实际作战的时候，德军统帅部却反而相信并临时采取了正面强攻的方式，这实在是天大的怪事。
可见，马恩河会战的结局，也正是德军出现混乱现象的结果。毛罗里指向德军右翼的突击，引起了德军部队的混乱，使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出现了裂口，而由于裂口的出现，德军统帅部在心理上受到了震撼。还可看到，克鲁克的迂回机动，以及他在占领李-卡陶以后继续实施的进攻，对于破坏霞飞的第二步计划，即预期迅速转入进攻的计划，以及促使法英联军有组织的后撤，是曾经很有价值的，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他随后指向法国中心地区的进攻，即直接对着敌军的进攻，却招致了失败，使德军的计划遭到了破产。而且应该指出，毛奇在战略上的路线，后来更加趋于直接化了。德军的左翼部队竟向法军阵地发起正面强攻，其结果，不仅花费了高昂的代价，而且在战略上毫无收获。
把霞飞的退却当作一种间接路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在马恩河会战中的机会，完全是人家送给他的，是偶然性的，他甚至预先连想都没有想过。加里伊尼的突击，在时机上正好凑巧，刚好是在德军第1和第2两个军团占领新阵地之前，因而未能掩护德军主要集团的侧翼。可是，就是他的这次突击，也是过于直接化的，并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结果。如果他当时听了霞飞的第一个指示，在马恩河以南实施突击，那么，其突击就会更加直接化。应当指出，从最后结果来看，迫使德军实施后撤的突击行动，是一种间接路线，但是这个行动的采用，却完全是偶然性的。英国远征军脱离开敌人，一时“失踪”，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可幸的是，他们以后迟迟地再度出现，恰好又直指着德军右翼那个正在裂开而且已被削弱的接合部位。法国的批评家们，大多谴责英军的迟缓误事，殊不知正是由于英国人的迟缓才获得了相反的结果。如果英国远征军回头进攻的时机提早，那么可想而知，德军接合部上的兵力就不会如此薄弱。毛罗里的进攻未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早在德军从接合部上抽出两个军来的时候，他的攻势已经受挫而停止了。这样就使德军的两个军处于行军状态，未能对会战的结局产生任何影响。
然而，在探讨德军实行退却的原因时，我们还要指出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情况。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获得一个情报，说英军正在比利时海岸实行登陆，所以他们很敏感，害怕自己的后方和交通线受到威胁。因此，还在马恩河会战开始以前，他们就有了后撤的打算。9月3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亨奇中校奉命到达第1军团司令部，亲手递交了最新命令，并通知说；“消息很不好。第6和第7军团已在南锡和厄比纳尔地区受阻，第4和第5军团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法国正在利用铁路调遣军队，从右翼方面抽调兵力开往巴黎。英国的生力军也继续不断地在比利时海岸登陆。还有传闻说俄国的远征部队也在比利时上陆了。因此，撤退将是无可避免的。”德军统帅部究竟害怕到什么程度呢？当英军有3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以后，仅在48小时之内，在德国将军们的眼里，就变成为一个拥有4万人的“军”了。为什么会有俄国远征部队的谣传呢？其来源是英国铁路上的一位列车员，从幻想中制造出来的一个故事。看来，英国白宫真应该为这位“不知名的列车员”铸造一个铜像。史学家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量兵力在奥斯坦德登陆的谣传，加上俄国军队到达的神话，就是马恩会战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
如果作个比较，那么即可看出，这个幻想中的兵力所产生的精神作用，似乎比德军驻在比利时境内的兵力的作用还要大。所以，自从9月9日以后，德军因为害怕英国军队会从安特卫普进行出击，以致使自己的行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看来，英国方面当初若是采用弗仑奇爵士的战略，则其结果一定更加好些。如果那样，英国远征军在这次决斗中就不会有什么消极影响，而是只有积极作用。
法尔根汉接替毛奇的职务以后，即充分认识到，比利时海岸的英军登陆兵，对于德军后方具有潜在的威胁。他曾为此耽心，因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夺取安特卫普。由于这个决定，又产生了一个具有间接路线意义的机动。可惜的是，在实行这个机动的时候，完全不如理想，因为德军的行动又愈来愈变成直接路线的行动了。虽然如此，这个机动还是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联军方面遭到失败，几乎到了覆灭的边缘。
9月17日，霞飞获悉毛罗里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未能奏效，于是决定编组一个新军团，由卡斯特尔劳指挥，用来从翼侧迂回德军。可是在此以前，联军对德军的正面追击，已在安讷河上被阻止住了。此时，德军已经填补了部队之间的缺口，恢复了态势，而且德军统帅部区猜出了法军进攻的方向，准备着迎头粉碎这个规模有限的机动。
在以后的一个月当中，双方都曾企图攻占对方的西边侧翼，彼此轮流进攻，但是都未达到目的。关于战争的这一阶段，用一句广泛使用但是并不准确的话来说，就是“向海边赛跑”。对于这种毫无结果的尝试，法尔根汉早在霞飞之前很久就感到厌倦了，于是，他在10月14日设想了一个战略性的陷阱，预期法英联军在下一次迂回他的翼侧时会来自投罗网。他把前不久新编成的一个军团摆在翼侧，用来粉碎联军迂回德军翼侧的企图，同时，却把另外一个军团，即由攻陷安特卫普以后所腾出的部队和新组建的4个军所编成的那个军团，用于西边方向，令其迅速地向比利时海岸边上开进，其任务是突击联军被围集团的侧翼，而后前出到其后方。为此，他甚至暂时地控制着正要追击比军的部分兵力，不去追赶从安特卫普撤退出来的比利时部队，避免过早地使联军指挥部获得消息，以免敌人事先有所察觉。
对于联军来说，可幸的是比利时国王阿尔培特为人谨慎，他看清了当时业已形成的局面，因而拒绝了福煦的建议，没有去参加侧翼机动，没有把自己的军队调离海岸地区。因此，比军固守了阵地，抗击了德军的猛攻，最后，还放水淹没了沿海的低地，使德军无法从北而突进。这样，迫使法尔根汉不得不采取较为直接的路线来进攻联军的翼侧。而在这时，英国将军海格正好率领一个军从安讷河地区赶到，因而这个侧翼已经伸展到了伊珀尔。
提早到达的英军曾被摆在右翼和中央，他们的进攻被阻住了。尽管如此，约翰·弗仑奇还是命令由海格指挥的左翼兵力去实现霞飞关于进行迂回机动的梦想。事情很侥幸，德军也曾提前开始进攻，正好又与联军的行动巧遇，因而进攻又是毫无结果。当时，弗仑奇受着福煦的影响，在一两天之内都坚决相信英军的进攻在继续发展，可是实际上，海格部队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也只能是保住着自己的阵地。法英两军的指挥官都对战场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下述事实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伊珀尔会战，也和因克曼会战一样，实质上只是“士兵们各自为战”，因为会战实在组织得不好，几乎没有什么指挥。至于法尔根汉，则由于前出到海岸的企图被打破，以致在整整1个月的时间内，决心一再地迎面攻击敌人，想以直接的攻击去夺取胜利。尽管防御方面的兵力并不充足，但是和往常的惯例一样，顽强的防御还是胜过了正面的进攻。因此，双方的军队都被迫在整个战线上挖掘战壕。这条战壕线从瑞士边境一直延伸到了西边海岸。最后，整个战线终于稳定下来了，使战争形成了僵局。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西战场
在以后4年中，联军的军事纪录充满着如何打破战争僵局的各种企图；有时采取直接突破防线的方法，有时则在敌人防御中寻找最薄弱的环节。
在整个西战场上，平行的堑壕线无穷无尽。因此，战略变成了战术的“仆人”，而且，战术本身的发展也愈来愈退化。在1915年至1917年之间，战略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就联军来说，他们一直坚持采取直接路线战略，因而不可能从战争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不管我们对于消耗战的优点如何评价，对于把这整个时间当作一个连续性会战的看法如何判断，总之，这种需要花费4年时间才能达到目的的方法，是不能崇为范例的，是不值得加以模仿的。
1915年在新夏佩勒的进攻，是联军第一次转入进攻的尝试，虽然所采取的路线是直接性的，但是计划中的战术突然性却终于达到了。从此以后，由于采取“预先报信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炮火准备，以致随后的一切进攻企图，都变成了纯粹的正面突击。关于这类性质的攻击，可以列举下述一些战例：1915年5月，法军在阿腊斯地区的进攻；1915年9月，法英联军在香巴尼和阿腊斯以北地区的进攻；1916年7月到11月，在松姆河地区的进攻；1917年4月，在安讷河和阿腊斯地区的进攻；最后，在1917年7月到10月，英军在伊珀尔地区的进攻，而这次进攻，也象国王查理二世的进攻一样，逐渐地消失在帕申达尔沼泽地里了。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地区发动的一次进攻，由于集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并使之突然地进入了战斗，而没有预先进行持续的炮火准备，因而又获得了战术上的突然性。不过，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有限的，尽管开始得很好，但结局并不理想，因此很难算是一种间接路线。
德军方面一直严格采取防御战略，只是1916年在凡尔登地区的一次进攻可以算作例外。这一次所采取的行动，实质上也是直接路线。不过，由于它是连续多次地对着目标实行有限规模的突击，是一种迫使敌人不断流血的方法。这也许有一点间接路线的意味。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本身的消耗也很大，结果使德军自己也破产了。
1917年春天，鲁登道夫很好地设想并执行了一个计划。他把德军的部分兵力后撤到了“兴登堡防线”。这虽然仍是一种纯粹的防御行动，但却比较地接近于间接路线方法。预见到法英联军将会在松姆河地区恢复进攻，德军沿着经由朗斯-努瓦荣-里姆(兰斯)的一条大弧线，构筑了新的堑壕，并在该线建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来，德军按照自己的计划，把这条弧线以内的整个地区作了彻底的破坏，随后又分步撤退，撤到一条缩短了的新防御线上。这样忍痛丢弃土地，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勇敢，所以德军虽然被迫撤退，但却破坏了法英联军春季攻势的整个计划。因此，德国方面又获得了整整一年的喘息时间，并且避开了最严重的危险，使法英联军的任何联合攻势都无法奏效。而在这个时候，俄军已经完全崩溃了。这就使得鲁登道夫有了一个机会，他可以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1918年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