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又一个“伟大战争”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使这场战争大放光彩。如同上个世纪一样，法国对欧洲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这些国家又联合起来同它对抗。不过，这一次战争的发展却与过去有所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他们既不是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本国的军队。法国在独个地开始战争的时候，是被迫与其他各国隔离着的，好象是害了传染病一样。然而，法国不仅打败了那些想要把它置于死地的联合势力，而且在革命以后形成了对欧洲其他各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并且最终成了主宰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主人。法国的实力为什么会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呢？其原因要到当时的法国内部去寻找，要结合分析它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刺激性因素。
这些条件和因素的形成，是同法国的民族军队具有革命精神分不开的。由于拥有这种革命精神，法军不可能再去进行那种拘泥形式，墨守成规的操练，而能够充分发扬个人的才能和主动精神。因此，也就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灵活战术。这个战术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行军速度的变化。当时，法军在行军中已是每分钟走一百二十步，而他们的敌人却坚持着每分钟走七十步的传统规定。当军队还没有装备机械化运输工具的时候，主要的运动工具就是两条腿，因而当时在行军速度上的差异，对于军队的调动和军队集团的转移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法军有了这个条件，按照拿破仑的说法，就可以到了“群众性乘快速性”的原则(“重力乘速度”的原则)，而且既可以在战略性战役中实行，也可以在完成战术任务时采用。
另外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把军队区分为组织固定而且能够独立行动的“兵团”(即“师”)。这些“兵团”(“师”)彼此并不依赖，但是可以相互协同，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
法军的这种内部改组，从理论上来说，是包尔色持早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而且他也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试验。1759年，戴·布罗吉里元帅被任命为法军的总司令，因而使官方正式接受了这种改革的理论。然而，另一个革新派的军事思想家，即吉贝尔特，则在1787年的军事改革中，也即是在法国革命的前夜，使军事改组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实践中有了具体的改进。
第三个条件与上述因素有关。由于革命军队的补给制度极为混乱，而且组织纪律也比较差，因而使法军又回复到了“就地取食”的老办法。军队分成为师的组织以后，“就地取食”办法对其作战能力的影响，已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以前，要使用一支军队进行战役，必须事先把分散的各个分队集合起来，现在，在现地取粮的情况下，各个部队都可以独立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而且，由于补给负担的减轻，运动速度的提高，法军的机动性也就更高了。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山地和森林地内调动。正因为法军不可能从自己的军队仓库中获得粮秣和服装装具的补给，那些受着饥寒交迫的士兵，反而乐于鼓起勇气去攻击敌人的后方，以使直接夺取敌人的补给品。
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因素，即有一个拿破仑·波拿巴作为他们的统帅。拿破仑的军事才能，是通过精研战史得来的，而且更直接的，是在军事理论上受到了包尔色持和吉贝尔特的影响。这两个人物，在十八世纪是最优秀和富有想象力的军事思想家。
从包尔色特的理论中，拿破仑学会了一条用兵原则，那就是首先故意分散自己的兵力，引诱敌人也跟着分散兵力，而后，他却突然地把自己的兵力迅速集中起来，而这时的敌人，却不能把分散的兵力收拢来。另外，他还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有着几种预案的计划，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他学会了如何选择作战方向，要使自己的作战线能够同时威胁几个目标。而且，拿破仑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战役时，其作战计划的基础，就是包尔色特在半个世纪前所拟定的那个计划，实际上只是袭用而已。
在吉贝尔特身上，拿破仑也学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充分认识了军队行动的快速性和灵活性的极端重大意义，看到了把军队编组成独立活动的师以后所产生的潜在能力，拿破仑的作战方法，吉贝尔特早就已经设想过了。他在半个时代(十年)以前写道：“作战艺术就在于技巧地展开自己的兵力，要使其免遭敌军突击的危险；在包围敌军时，不要使部队彼此脱节；在进行机动和对敌军翼侧实施突击时，不要暴露自己的侧翼。”这些话似乎恰好是为拿破仑而写的。吉贝尔特主张进攻敌军的后方，以来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这正是拿破仑所惯用的方法。拿破仑还从吉贝尔特那用学习了集中使用机动性炮兵的方法，用以在决定性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线，打开缺口。而且，正是吉贝尔特在法国革命之前不久进行了军事改革，确定了军队的组织体制，以后，拿被仑就在战争中沿用了这个体制。最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吉贝尔特曾经预言，不久的将来，战争一定要发生根本的改革，而完成这个改革的人，将会来自一个革命性的国家。这个预言在少年拿破仑的心灵深处点燃了幻想和野心的火焰。
拿破仑对于他所接受的观念，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补充，但却在实践中大大地加以发展和完善了。如果没有拿破仑顽强地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行，那么，所谓新的机动性，仍然是一种理论而已。因为他所钻研的理论与其天性恰好相吻合，而当时的环境又使他的才能得以发展，所以，他对于军队中使用“师”这种新体制的优点，可以充分地加以发扬。由于战略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战略机动的可能性也比较宽广，于是拿破仑也就得以对战略作出他的重要贡献。
1792年，外国军队第一次分别侵入法国。当敌人在瓦尔米和哲马培遭到惨败的时候，人们曾经感到惊讶，但却因此忽略了一个不太显露的事实，这就是法国和它的革命在此以后曾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性。难道不是这样吗？一直等到法王路易十六世被判死刑之后，英、荷、奥、普、西班牙和撒丁尼亚才开始组织起第一次反法联盟。当时，法国人只是由于具有坚定的决心，倾注了全部的人力和物力，才使局势有所扭转。尽管联盟方面的入侵军在战争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技巧的领导，但是法方的处境仍然很糟糕，并且愈来愈险恶。
只有到了1794年，形势才发生根本的转变，法国开始占了上风。从此以后，法国即由被侵略的地位，转变成为侵略者了。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转变的呢？当然，尽管战争的目标是不明确的，而且是有限的，但其原因并不是善于在战略上实施突击，而恰好是在战略上无条件地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
当交战双方的主力正在里尔地区进行毫无结果的流血战斗时，远在摩泽尔河地区的约尔丹军，奉命在该河左岸集中一支突击力量，然后经过阿登山地区向西进攻，朝看列日和那慕尔方向开进。他们饿着肚皮行军，一路上只靠搜劫补给品来维持生活，但终于赶到了那幕尔。约尔丹根据刚到的情报和远处的炮声判断，法军主力的一翼(左翼)，正在沙勒罗瓦方面进行着毫无成效的战斗。于是，他没有遵照原来的命令去围攻那慕尔城，而是改变决心，从西南方向朝沙勒罗瓦开进，迂回敌人的翼侧，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当他抵达以后，这个要塞(即沙勒罗瓦)便宣布投降。
约尔丹似乎没有给自己提出更远大的目标，但这个向敌人后方实施的机动，尽管不是象拿破仑和其他著名统帅那样故意采取的行动，却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即在心理上发生了作用。于是，反法联盟军的总司令柯堡匆匆忙忙地向东开进，并在沿途收集和补充了自己的部队。随后，柯堡率领军队向着驻守在沙勒罗瓦城外的约尔丹进攻。这次在弗勒柳斯(沙勒罗瓦东北14公里)进行的会战是相当有名的，其战斗也是非常猛烈的。法国人在这次会战中拥有绝对的优势：不仅使敌人在战略上丧失了平衡，而且迫使敌人只能投进一部分兵力，这一部分兵力被击败以后，整个反法联盟军也便接着实行了总撤退。
法国人转变为侵略者以后，尽管在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是在越过莱茵河向东进行的那次主要战役中，却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结果。事实上，由于敌人采取了间接路线，这个战役的最后结局，不仅预期的目的落空，而且遭到了失败。1796年7月，奥国卡尔大公在面临着约尔丹和莫罗两支优势敌军的进攻时，曾经作出决定：“要使联盟方面的两支军队(即他自己和华登斯里本)逐渐后撤，避免与敌人交战。然后，尽量争取机会使两支军队汇合起来，以便用优势的兵力，或者至少是同等的兵力，去对付两支敌军中的一支”。可是，由于法军方面的压迫，卡尔根本没有机会来实行这种“内线”战略。他不得不继续实行退却，以便制造较为有利的条件来施行突击。但在不久之后，法军交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这才使他得以实行一个坚决性的突击。他之所以能够实行这样一个突击，首先是由于一个骑兵旅长劳恩多夫的主动精神。这个旅长通过侦察得知，法军部队已经脱离了大公爵的正面，转而倾注全力去攻击华登斯里本，其企图看来是要先把华登斯里本的军队消灭。劳恩多夫立即向卡尔大公提出报告，说：“假使殿下能够派出一万二千人的兵力，向约尔丹的后方进攻，那么，他将很快完蛋。”尽管大公爵在回答他部下的这一请求时表现得并不那么果敢，但是他所采取的行动，还是很有效地破坏了法军的进攻。约尔丹的驻军毫无秩序地迟到了莱茵河，甚至过河以后仍在继续往回逃。因此，迫使已经攻入巴伐利亚的莫罗不能发展胜利，也只好随着撤退回来。
当法军的主力在莱茵河上一再遭受挫败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即在次要的意大利战场上，却决定了战争的命运。在那里，拿破仑·波拿巴摆脱了情况危险的守势，转而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夺得了很大的胜利。两年以前，当拿破仑还在这个地区的法军司令部里担任参谋的时候，他脑子里就已蕴育着这个计划的雏形；以后，他回到了巴黎，把这个计划编成了书面文件。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以1745年的计划为蓝本而编制成的，只是根据后来积累的经验加以补充修改罢了。这正好可以说明，拿破仑的基本军事观点，是深受过去军事学家影响的。他在军事学校学习的年代，曾经贪婪地探求了各种军事知识。但是，他的这个学习阶段是很短暂的。他在24岁的时候，作为上尉炮兵军官，曾被指派担任了围攻土伦的炮兵指挥官；而满26岁的时候，即被委任为“意大利军团”的总司令。他在最初的这几年里，固然读了不少的书，钻研了各种文件材料，吸收了很多的思想，但是，在此以后的年月中，他却很少余暇来进行缜密的思考。拿破仑这个人具有充沛的活力，比较起来却缺乏深邃的思考。所以，他并未能创造出一种条理清楚的战争哲学。从他所写的东西里面去寻找战争的理论观点，实质上只能获得一些从其他历史人物那里搬来的编纂资料。后世的军事理论家们，如果把他的言论当作教条，有时就不免发生误解，被引入歧途，而不能正确地阐述战争的理论。
上述这种趋势，以及拿破仑的早期经验所自然产生的影响，从以下的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拿破仑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原则，那就是：“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一个地段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尔后的任务就是把他彻底击溃。”后来的军事理论家们，多是把重点放在这句话的前半段，特别强调“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而忽略了“破坏敌人的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把火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很显然，并不能造成肯定的结果，而“破坏敌人的稳定性”，则可能在心理上造成现实的结果，并保证达到“彻底击溃敌人”的目的。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各次战略性战役，就可以看出他本人在战役中最为关心的究竟是什么。
尤其这个“点”字，更是一个引起混乱和争论的根源。有一派人认为，拿破仑的真意，是要对敌人的最强之点施以集中的突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为敌人主力集团的抵抗一旦被摧毁，则其整个防御也就会随之崩溃。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事实上，胜利者很可能在攻坚行动中把实力消耗殆尽，以致后来完全无力去扩张战果。而到这时，即使敌人已经大大削弱，但他还要进行抵抗，其抵抗力可能显得比开始时候更大。另外一派认为，最好还是坚持“节约兵力”的原则，在战斗的最初阶段，只宜有限地消耗兵力，因此，攻击点应该选择敌人的最弱点。不过，假使这个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最弱点，那么，它要不是距离敌人的神经中枢或大动脉较远，就很可能是敌人故意设置的陷阱。如果是前者，就不值得一攻；如果是后者，则不可以攻。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从拿破仑实际进行的意大利战役中，找到他本人坚持第二条原则的解释。这个战役清楚地表明，拿破仑的真正意思，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结”。他在自己事业的这个阶段(意大利战役)中，曾不得不遵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以避免无益地消耗自己有限的兵力，绝不去攻击敌人的坚强据点。一般说来，这个“结”(或者说是接合部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拿破仑还有另外一段众所周知的话，而且也常常被人们引用，为其不顾一切而轻率地集中兵力以对抗敌人主力的行动作辩护。他说：“英国是我们最强大的敌人……只要奥国被打败了，则西班牙和意大利都会自行瓦解。我们决不分散自己的突击力量，而应集中使用它们。”但是，从包括这一段话在内的那个备忘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拿破仑当时的真正意见，正是反对直接向奥地利进攻，主张把兵力用在皮蒙特的边境上，即采用间接路线来对付奥国。按照拿破仑的看法，意大利北部只是通向奥地利的一条走廊。正是在这个次要的战场上，拿破仑遵照包尔色特所制定的原则，首先打败奥地利的力量较弱的伙伴皮蒙特，而后再进攻老牌的对手，即奥地利本身。他在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采取了间接路线，而且运用得相当精巧。在取得最初的几次胜利以后，他便匆匆忙忙地向政府当局提出报告，说：“我希望在一个月之内到达提罗尔山地，与莱茵军团会师，并一起进入巴伐利亚。”可是，事态的发展打破了他的梦想。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反而使他在后来获得了一个真正成功的好机会。他把奥地利的大军吸引出来，在意大利境内一个接一个地对他发起了进攻战役，使他得以逐个地把敌人击败，因而在一年以后，他就可以长驱直入地进攻奥地利。
公元1796六年3月，拿破仑正式接管“意大利军团”指挥权的时候，他的军队正沿着热那亚沿海地区展开。当的，敌人方面的奥国和皮蒙特联军，则扼守着通向波河平原地带的山地隘路。拿破仑的计划，是要分两路越过山地，向切瓦要塞(热那亚以西70公里)实施向心突击，而在夺取了这个进入皮蒙特的大门以后，即以进攻都灵相威胁，迫使皮蒙特政府单独进行媾和。他指望奥国军队继续停在冬季营房里过冬。当然，他们也可能走出冬营，以便与同盟者会合而共同采取行动。但拿破仑认为，他只要向阿克奎方向采取一个佯攻行动，就足以把奥军兵力引到东北方向上去。
事实上，拿破仑固然获得了初步的优势，得以把两支敌军分割开来，但这不是实现原来计划的结果，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得手的。这个有利的机会是由于奥军的进攻造成的。他们向前开动，企图威胁拿破仑的右翼，阻止法军向热那亚进攻。拿破仑为了对付这个威胁，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攻击奥军进攻部队的接合部。尽管进行了两次突击才使奥军承认失败，但终究迫使奥军返回到阿克奎去了。
当时，法军主力并没有用来进攻切瓦。4月16日(一说是13日)，拿破仑曾想用直接攻击的方式夺取这个要塞，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便改变计划，准备在4月18日作迂回的机动，并且改变了自己的交通线，使其离开敌人更远一些，以免遭受奥军可能的攻击。当这个新的攻势还没有按计划展开的时候，皮蒙特军队却自动撤出了切瓦要塞。而在进行追击时，拿破仑又一次受到了损失颇重的挫败，因为他曾企图从正面去冲击皮蒙特军队已站稳脚跟的防御阵地。然而，又由于采取了新的机动行动，即同时向皮蒙特军队的两翼实行包围，才使皮蒙特军再向后撤，退到了平原地区。
皮蒙特政府认为，法军日益靠近，都灵所面临的威胁极为严重，而奥军必须采取迂回路线才能前进，因而他们期望的救援将是来得很迟。由于这一事实产生了心理上的作用，皮蒙特政府的稳定性遭到了损害，这就迫使他们要求休战而进行和谈。对于拿破仑来说，没有必要再以战斗去击毁他们了。于是，皮蒙特退出了战争。任何指挥官所进行的其他一次战役，都不能象拿破仑所进行的这次战役那样，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皮蒙特人再坚持一下，那怕坚持几天，那么，拿破仑由于补给上的困难，很可能不得不退回到热那亚附近的沿海地区。在拿破仑后来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皮蒙特投降这个事实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他说过：“在将来，我有可能输掉一个会战，但是决不会再丧失一分钟的时间。”
现在，拿破仑已拥有了在数量上对于奥军的优势(三万五千人对二万五千人)，可是他仍然十分谨慎，并没有打算从事直接的进攻。就在同皮蒙特签订停战和约后的第二天，他即提出了夺取米兰的作战目标，其办法则是采取迂回机动，经由托尔托纳和皮亚琴察进到米兰的后方。他首先使用计谋欺骗奥地利人，使其把兵力集中在瓦伦察地区。而后，他却沿着波河的南岸向东挺进，绕过了奥军的一切抵抗线，夺取了皮亚琴察。
为保障自己获得优势，拿破仑不惜破坏了巴尔马大公国的中立权利。他侵占了位于该公国的皮亚琴察，指望在那里获得渡河器材(船只和渡轮)。可是，这次侵犯中立权的行动，也结法国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当拿破仑向北开进，准备前出到奥军的后方时，奥国人也以法军为例，穿过中立国家的领土，经由威尼托地区而撤退走了。这样，他们也和拿破仑一样，不尊重战争的道德规则，使自己获得了拯救。拿破仑曾想利用阿达河(波河的—条支流)来切断奥军的退路，但是在他们赶到该地之前，奥国人已远远地摆脱了尾追他们的法军部队，撤退到了曼图亚，并扼守着这个著名的四边形要塞。
由于奥军进行顽强的抵抗，拿破仑想在一个月之内进入奥地利的愿望，变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幻影。因为担心法军的失败，害怕资源枯竭会带来严重危险，法国政府曾命令拿破仑向南进军，直指里窝那，并且沿途“撤出”四个中立国家，而照当时字面上的解释，也就是要抢掠他们的一切资源。结果，意大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它被彻底搜括，以致后来一直未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繁荣的地步。
不过，从军事观点来看，法国政府对于拿破仑行动自由的限制，却反而使他“因祸得福”。拿破仑因为受到限制，不得不推迟实现他那入侵奥地利的梦想。而在敌人的抵抗之下，他反而可以根据手中现有的工具来调整自己的目的。一直等到双方的力量对比变得于他有利之时，他那个征服奥地利的最初目的，也就具有了能够达到的现实基础。在这里，引用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里罗的一段话，看来是很合适的。他在书中曾经作过下述的判断：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家都把意大利的第一次战役，描绘成为进攻行动的凯歌。根据这种说法，认为拿破仑是连续不断地采取攻势，说他如何坚决果敢地进攻，加上他在战争中的好运气，使他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但是，如果对这次战役的历史作一次客观的研究，那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楚，交战双方都曾采取攻势，或者说，他们曾经轮流采取进攻和防御，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方遭到失败。”
曼图亚曾经变成一个“香饵”，连续地吸引着奥国的援军，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基地，而不自觉地钻入法国人的陷阱。这与其说是一个偶然现象，不如说是拿破仑的一种企图。而且还有一点值得重视，拿破仑并没有遵循当时的传统惯例，不是去找一个有掩蔽的位置，不是在城堡前面挖壕固守，而是使自己的部队分散展开，以小股兵力进行活动。这样，他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向任何方向集中自己的兵力。
在奥军第一次尝试对曼图亚进行救援时，拿破仑由于舍不得放弃对要塞的围攻，结果使他的方法险些遭到失败。后来，拿破仑摆脱了这种约束，放弃了对曼图亚的围攻，因而获得了进行机动的自由，得以发挥自己军队机动性的作用，在卡斯蒂利奥内击败了奥军。
此后，拿破仑奉行法国政府的命令，预期经提罗尔山地向北开进，去与法军的主力“莱茵军团”会师，以便协同作战。对于法军的这个直接前进行动，奥国人曾加以利用。起初，他们使自己的主力经由瓦尔苏加拉向东撤退，下行进入威尼托平原，而后，从那里使部队折而向西，去救援曼图亚。可是，拿破仑自有其办法。他不再继续北进，也不后退回来封锁曼图亚，而是穿过山地，紧紧地追踪着奥军行军纵队的尾巴。这样，他就把敌人的机动变成了自己的反机动，使敌人的机动化为乌有，而使自己的反机动具有更坚定的目的。在巴萨诺地区，他围住并击溃了奥军的第二梯队。而当进到威尼托平原以后，法军又赶上了奥军的第一梯队。于是，拿破仑隔断了奥军通向的里雅斯特的道路，因而也就切断了他们退回奥地利的通路。然而，拿破仑却没有去阻止奥军向曼图亚方向撤退。这样一来，奥军部队就自动钻进了拿破仑在曼图亚为他们所设置的陷阱。
由于大量的奥军被隔截在曼图亚要塞之中，逼得奥国非作一次新的冒险不可。这一次，然而却不是最后—次，拿破仑因为在战术上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竟使他的间接路线招致功败垂成。当时，奥军分别由阿尔文齐和达维多维奇统率，采取向心的方向，一直攻到了维罗纳。维罗纳是打开曼图亚防御的钥匙。于是，拿破仑抢先去攻击两支敌军中的较强那支，即阿尔文齐那支军队。结果，在卡地罗(特兰托以北40公里)遭到了重大的挫败。拿破仑失败以后，并没有立即撤退，而是果敢地选择了一条深远的路线，绕着阿尔文齐的南面，作了一个大的迂回运动，转到了敌人的后方。这个时候，法军的处境是很严重的，从拿破仑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写道：“我军的虚弱和疲惫，使我耽心可能发生最恶劣的事情。也许我们会把意大利丢掉。”而在法军的行进道路上，又有不少涸泽与河川的障碍，这就更加增添了拿破仑这次机动的冒险性。然而拿破仑却是以这样一个机动粉碎了敌人要在维罗纳地区对他实行合围的计划。当阿尔文齐匆勿地赶来迎击法军的时候，达维多维奇却在原地没有行动。即令如此，拿破仑感到，要发起对阿尔文齐的战斗，胜过这支在数量上占着优势的敌人，仍然是冒险的。他最后还是在阿尔科拉地区发起了战斗，但是这场战斗却没有达到肯定的结果，因此他使转而求助于战术上的计谋。对于这一着，一般说来，他是很少采取的。当时，他派出了若干号兵，使之潜入到奥军的后方，并在那里大吹冲锋号；奥军听到号声以后，一时不知所措，因而随即败退逃跑了。
两个月以后，即1797年1月，奥军作了第四次，也即是最后一次解救曼图亚要塞的尝试。然而，这一次奥军又在利佛里会战中被打败了。法军这一次取胜，是拿破仑有效地组织使用各个彼此分散独立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的结果。这些独立部队进行作战活动，好象是撒开了的一张鱼网，而在网的边缘，缀着一些石块。敌人的任何一个纵队，只要触及这张网，随即便会卷进去，因为网的各方方面马上就会投着承受压力之点卷去，四周的石头也同时投着落网的敌人打来。
军队采取这样的编组形式， 一旦和敌人接触，就可以协同起来实施进攻。这种作法，是拿破仑发展了新的“师”制体系的结果。根据这个体系， 每个军团(军)都分别编成若于个独立活动的兵团(“师”)。按照旧体制的规定，一个军团(或军)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活动的，只在有的时候，为了遂行单独的任务，才可以临时派出几个支队，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所采用的编组办法，在他以后的战争中有了更加完善的发展，他广泛采取了“营方阵”的形式，而且用军代替了师。
在利佛里，那个“张开的捕捉网”尽管是粉碎奥军翼侧的一个工具，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击溃奥军主力的手段，还是拿破仑所采取的一个大胆的机动。当时，拿破仑派出了一个兵力为二千人的团，用船舶把他们送过加尔达湖，其任务是切断整个奥军的后退道路。正是由于退路受到威胁，奥军的主力才开始崩溃。利佛里会战失败以后，曼图亚要塞里的奥国守军也只好投降。奥国人想要守住远离自己国家的第一道门户，结果消耗了大量的兵力，现在，眼看着法军迅速地向着已经毫无防卫力量的内门进犯，但却无可奈何。这个威胁迫使奥国不得不缔结一项有失体面的和约。而在此时，法军的主力仍然徘徊在莱茵河上，并未能越雷池一步。
公元1798年秋天，俄国、奥国、英国、土耳其、葡萄牙、那不勒斯王国和罗马教皇国等，组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其目的是要解除对法和约的束缚。当时，拿破仑·波拿巴正远在埃及，等他回到国内的时候，法国的形势已是极为严重了。法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国民贫穷困苦，国库一空如洗。
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以后，首先推翻了法国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并使自己成为第一执政。接着，他便颁布命令，在第戎编组了一个“预备军团”，把所有能够搜集到手的地方部队都编了进去。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军团用去加强主要战区内的部队，也没有用去加强莱茵河地区的主力军团。他自己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迂回机动计划，亲自率领这支军队，沿着一条巨大的弧形线路，完成了一次跳跃式的急速行军，前出到了意大利境内奥国军队的后方。当时，奥军已把兵力微弱的“意大利军团”几乎赶回到了法国的边境，并且把它钉死在意大利的西北角上。拿破仑原来打算取道瑞士，穿越卢塞恩或苏黎世地区，并从那里南下，翻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或者甚至经过提罗尔山地，从更东面的地区进入意大利。可是，当他得悉“意大利军团”已经处境极端危险的消息后，使改变主意，选择了经过大圣伯纳德山口那条比较短的路线。这样，在1800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拿破仑率领自己的军团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前出到比耶拉，但这时他已处在奥军的右侧。
当时，法将马森纳被奥军围困在热那亚。拿破仑没有朝东南方向开进去救援马森纳，只派出部分兵力往南走，前进到切拉斯科，而自己却在这个诱惑性机动的掩护之下，率领主力往东挺进，直奔米兰。这样一来，拿破仑不是去迎面攻击在亚历山大里亚以西地区进行扼守的敌人，而是牢牢地钉在奥军的后力，在敌后地区构筑工事，设防固守，从而为自己在战略上构成了一条明显的屏障，或者说是一条“战略性的壁垒”。当初，拿破仑打算采取最危险的机动行动，要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其目的就是想要造成这样一条“壁垒”。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由天然障碍物加固起来的阵地线(防区线)，他就使自己的基地得到了可靠的掩护，而有了这种基地作依靠，便可以使敌人落入圈套，置之于死地。当敌人发觉自己的退路和补给线被切断的时候，他们必然是下意识地往回走，向后逃，而且往往是小股逃窜，溃不成军，因而这时收拾他们便很容易。拿破仑这个设置“战略性壁垒”的观念，是他对于间接路线战略的重大贡献。
拿破仑进到米兰，切断了奥军两条后退道路之中的一条。尔后，他就沿着波河南岸进发，前出到斯特拉德纳隘路，这样又切断了奥军的第二条后退道路。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拿破仑手中掌握的工具，已在颇大程度上不能适应他的企图了。因为总共只有三万四千人，而根据他的命令从“莱茵军团”拨出的一个军(一万五千人)的补充兵力，要经过圣哥达尔德隘路才能开来，但由于莫罗的过错，这支兵力迟迟未能赶到。为此，拿破仑深深感到不安。他的那条战略性防线，本来只有少量的兵力进行扼守，而现在却必须予以加强了。所幸的是，热那亚在这个时候宣布投降了，因而已不必分兵去救援马森纳。但是却也丧失了一个“拖住”敌人的工具。
这时，拿破仑摸不准奥军究竟会选择哪一条退却路线，尤其害怕奥军向热那亚撤退，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得到英国海军舰队的支援和补给，所以，他只好放弃已经获得的战略优势。他对于当面敌人的积极主动性，估计得比他们实际上所有的要高些，因此，他放弃了设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那道防线，决定向西折回，以来侦察敌人的行动。而在此同时，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由德赛率领，去切断亚历山大里亚到热那亚之间的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就使自己陷入了不利的态势。当奥军突然地从亚历山大里亚开出，并在马伦哥平原与法军发生遭遇战时(18OO年6月14日)，拿破仑手中只有自己的一部分兵力。这次战役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没有解决，甚至在德赛率领那个师赶来投入战斗之后，奥军也仅仅是被压退了一点，并没有被击毁。后来，拿破仑的战略地位有所改善，但他还是同精神沮丧的奥军指挥官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伦巴第，退到明乔河后面。
在明乔河彼岸地区，军事行动虽然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只是一些零星的冲突和相互的对射罢了。马伦哥会战的结局，给敌人精神上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而导致了双方的和平谈判，半年以后，终于签订了和约，结束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争。
法国革命战争作为一个时期结束以后，只经过了几年勉勉强强的和平，战争的幕布又被重新拉开，新的战争戏剧又开始上演。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1805年，拿破仑手里已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大军，把它集结在布伦港，准备渡海进攻英国。后来，这支大军却突然地进行强行军，全部调到了莱茵河地区。关于这个情况，至今还是一个疑案：拿被仑真正是想直接进攻英国呢？还是想以这个威胁作为一团迷雾，把它作为突然进攻奥地利的第一个步骤呢？也有可能，他是遵循着包尔色特的原则，使“一个计划同时具有几种方案”。拿破仑在决定向东方调兵时，曾经估计奥军还可能象往常那样，派遣一支军队进入巴伐利亚，以便封锁施瓦本汝拉山的各个通道。根据这种估计，他的计划就是远远绕过敌人的北翼，跨过多瑙河，甚至走得更远，抵达累赫河，并以该河构成一条设在敌军后方的“战略性壁垒”。实际上，这是重复过去在斯特拉德纳隘路地区所采取过的那种机动方式，只是规模扩大而已。拿破仑本人在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曾经强调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由于拥有优势兵力，拿破仑在组织这条“壁垒”时，只是使用了快速部队，因而使它变成了一道活动的障碍物。这样，拿破仑进到奥军的后方以后，所造成的“战略性壁垒”就成了绵密不断的障碍，阻塞了奥军的一切退路，因而迫使驻乌尔姆的奥军几乎没有进行流血战斗就投降了。
拿破仑解决了这支比较薄弱的敌军以后，便着手去对付由库图佐夫统率的俄军。当时，库图佐夫已经穿过奥地利，沿途汇集了一些小型的奥军支队，刚刚进驻到因河岸边。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威胁，那就是一支奥国军队正在由意大利和提罗尔地区撤回本国。现在，由于兵力过大，使拿破仑反而感到很不方便。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因为拥有这样大的兵力，在多瑙河和西南方山地之间的空间，就显得实在太狭窄，使拿破仑很难对敌人采取局部性的间接路线，同时时间也不够，更无法采取乌尔姆式的大迂回行动。而且，当俄军停驻在因河之上时，他们正占据着一条天然的防线，可以构成一个掩护奥地利本土的防盾。在这个防盾的掩护之下，其他的奥军便可从南部经由卡林西亚调回来，与俄军会师，组成一条可以顽强地抗击拿破仑进攻的抵抗线。
面对这个问题，拿破仑使用了一整套高明的间接路线方法。他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尽量把俄军逐回东方，距离愈远愈好，这样才能把他们同来自意大利的奥军隔截开来，而后者正从那里开回来了。为此，拿破仑自己率领部队向正东方向前进，去迎击库图佐夫，同时派出莫蒂埃率领一个军沿着多瑙河北岸开进。这个威胁到库图佐夫和俄国本土之间交通线的行动，是足以迫使俄军向东北方向，即向多瑙河上的克雷姆斯作斜方向撤退的。这时，拿破仑又派出了缪拉，命令他去突破库图佐夫的新防线正面，抢占维也纳城。尔后，缪拉应该从维也纳出发，继续向北挺进，攻占霍拉布伦。这样，在开始威胁到俄军的右翼以后，拿破仑本人即从左翼去威胁他们的后方。
由于缪拉犯了一个错误，他同俄国人签订了一项临时的停战协定，使拿破仑没有能够把俄军切断。但是，俄军却也被迫匆匆忙忙地继续向东北撤退，远远地退到了离自己国界不远的阿罗木次城。现在，他们同奥国的援军已经相距很远了，但是却靠近了自己本国的援军。实际上，俄军在阿罗木次就接受了一大批的增援部队。如果继续压迫他们向后退，那就是促使俄军继续增大自己的兵力。此外，时机也已迫不及待，因为普鲁士的参战已是指日可待了。
在这种形势下，拿破仑只好采取心理上的间接路线：他有意显示自己的“弱兵”，诱使俄军转而采取攻势。在布鲁恩地区，面对着八万人的敌军，他只集中起五万人的兵力，并且派出几个孤立的支队朝着阿罗木次方向开进。为了加强这个“示弱”的姿态，他还向俄奥两国皇帝放出了“和平的鸽子”。当敌人吞下这个“香饵”以后，拿破仑即把自己的部队撤退到奥斯特里茨的阵地上，那里的地形条件非常适于他作设置陷阱之用。在紧接着发生的会战中，拿破仑使用了一个他极为罕用的战术性间接路线方法，以来补偿他在战场上的劣势兵力。这种情况对他来说也是很稀少的。他诱使敌人冲击后退的法军，从而迫使他们向左侧伸展，趁此机会，他自己却在中央地区调整部署，向着敌人脆弱的“接合部”施行猛击。结果，他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仅仅在二十四个时之内，奥国皇帝即向他提出了求和的要求。
几个月以后，拿破仑开始了对普鲁士的战争。这一次，他差不多拥有二对一的兵力优势，无论从数量上来说，还是从质量上来说，他的军队都是第一流的，而普方的军队，则不论从训练来看，还是从作战观念来看，都是既落后又陈腐的。拿破仑占有的这种绝对优势，对于他的战略无疑有着很明显的影响，对他尔后的各次战役打上了深刻的烙印。1806年，拿破仑再次利用了突然性这个因素，并且取得了成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把自己的部队分段驻扎在多瑙河的附近，而后在图林根森林的天然掩护之下，秘密地把部队集中起来向北挺进。接着，他的部队在森林掩蔽的山地里，突然地跃进到了开阔的平坦地上，并以“营方阵”的队形直接冲进了普鲁士的心脏地区。这样，拿破仑就前进到了普军的后方。这个结局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预先考虑到的。拿破仑完成这个迂回机动以后，就在耶拿击碎了普军。看来，这一次主要是依靠了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其次才是由于技巧地配置兵力而造成的精神因素，尽管这个因素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接着在波兰和东普鲁士进行对俄战役时，拿破仑似乎只是关心一个目的，就是如何吸引俄军接受会战。他这时已具有坚强的信心，认为不管怎样，他的战争机器都一定可以压倒俄军。他虽然继续采取向敌人后方迂回的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加易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主要是把这种机动作为抓住俄军的手段，而不是把它作为打击敌人士气的工具。因此，从这里所看到的间接路线，似乎只是具有物质上的作用，而不具备精神上的价值，并不能使敌人在心理方面丧失平衡。
拿破仑后来在普尔图斯克(华沙以北50公里)地区采取的机动，是要引诱俄军的进攻。他指望，法军从波兰向北突进，即可切断俄军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俄国人这一次摆脱了他的箝制。1807年1月，俄军又自动地向西运动，指望同困守在但泽(现为格但斯克)的普军残部会师。拿破仑马上抓住了这个有利机会。他还是想要切断俄军同它本国之间的交通线。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命令落到了哥萨克手中，于是，俄军又及时撤退了。接着，拿破仑直接追上了俄军，并在艾劳地区与俄军进行了接触。他曾力图利用战术机动前出到俄军的后方，而在完成这个机动的时候，遇到了大风雪的阻滞，结果，俄军虽然遭受了损失，但是并没有溃败。
4个月以后，双方都恢复了元气。俄军突然南下，向海尔斯贝格(科尼希斯贝格以南70公里)进攻，拿破仑于是立即调动兵力向南进发，用以切断俄军与其最近一个基地，即科尼希斯贝格之间的交通。这一次，拿破仑显然是很想进行会战的。当其在侧翼活动的骑兵报告俄军在弗里德兰(柏林东南70公里)占领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时，他立即率领自己的军队奔向那里。在这次会战中，拿破仑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不是由于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而是由于采取了一种新的炮兵战术，即把大量的炮兵集中使用在主要的方向上。以后，这种大量集中使用炮兵的方法，就成了他的战术的基础。尽管如此，不管在弗里德兰，还是在以后的许多战斗中，这种方法虽然保证他取得了胜利，但是仍然无法减少法军部队的大量伤亡。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1807年至1814年的战争，也和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一样，无限制地浪费着人力。更为奇特的是，在这两个时期的战争中，大量的人力都是牺牲在炮火之下。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双方对于人力和资源的消耗都没有什么限制，以致过度地使用和浪费。这与“节约兵力”的原则是直接相矛盾的。要想达到节约兵力的目的，就必然利用突然性和快速性。从拿破仑的策略和手段中，可以看到好多的结果，足以证明这个原则的正确性。
拿破仑利用了他在弗里德兰的胜利，加强了自己对俄国沙皇的影响，迫使沙皇脱离其同盟者，破坏了第四次反法联盟，可是，由于过分地滥用了自己的实力，拿破仑不仅使自己已经取得的胜利不能巩固，而且最终使自己的帝国也遭到覆灭。他对于普鲁士的严厉要求，使他与普鲁士之间的和约无法稳定和持久，他对于英国的政策，就是一心想着彻底灭亡对方。他的侵略行径，又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奋起抵抗，变成他的敌人。所有这些，就是拿破仑在大战略方面的基本错误。
在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约翰·摩尔在比利牛斯半岛上所采取的间接路线。他对于布尔戈斯的频繁短促突击相对于法军交通线的干扰破坏，打乱了拿破仑对西班牙的作战计划，保障西班牙人民获得了积聚力量的时间和空间。后来，比利牛斯半岛终于变成了拿破仑帝国身上一个化脓发炎的疮口。拿破仑的军队在西班牙首次遭到失败，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此以前，人们曾认为拿破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拿破仑本人已没有机会来恢复在西班牙丧失的名誉，因为在普鲁士出现了暴乱的威胁，而奥地利也显示了重新进犯的端倪，于是他只好赶回法国。结果，奥国人果然卷土重来了。在1809年的战役中，拿破仑又曾试图向兰德夏特(慕尼黑东北60公里)和维也纳地区采取迂回敌后的机动，可是，在实施机动过程中他遭到了困难。由于急不可待，他便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急于进行会战。结果，他在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战役中遭到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大惨败。虽然六个星期之后他在同一地区的瓦格拉姆(维也纳西北20公里)实行了报复，可胜利的代价实在太高，而且所争得的和平也很不稳定。
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
此后两年，拿破仑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他曾经利用这个机会来割治“西班牙的溃疡”。可是，在初期，由于英将摩尔的干预，拿破仑未能在病痛刚起之时制止伤势的发展，而现在，在以后这几年，威灵顿却破坏了拿破仑的各种医伤措施，因而使其疮口更加扩大，并使毒菌蔓延到整个拿破仑帝国的身上。法军固然累次地击败了，并且继续击败着西班牙的任何一支正规军，可是，西班牙人却从这些失败中总结了有益的教训，他们懂得了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来开展游击战争。一个捉摸不定的游击支队活动网，代替了那些不够灵活，因而也较容易被捕捉的正规军。一些非正统出身而经验丰富的游击队领袖，指挥着游击队的战斗活动，从而取代了那些出身高贵却能力有限的西班牙将军。
对于西班牙来说，因而也是对于英国来说，一场最大的不幸，就是西班牙政府曾经企图组建新的正规军，以用来获取暂时性的胜利。可喜的是，这些正规部队很快又被法军打散了。于是，西班牙境内的法军重新陷于游击队的打击之下。这样，毒菌又蔓延开来，而不是集中在一个地点。在这场奇特的战争中，英国人最大的作用就是给拿破仑的战斗行动制造困难，并扩大这种困难的根源。使用如此少量的兵力而使对方受到这样大的牵制，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稀有的成就。它在西班牙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果通过一些虽然不大但实际上却有矛盾的结果来看，就更加清楚了。这就是：一方面，英军曾经直接地与他们的大陆同盟军比肩作战；另一方面，英国又派出了好几支远征军，远涉重洋去进攻敌人的殖民地，其距离非常遥远，其目的是想在心理上给敌人以某些影响。但是这些远征的结果，与西班牙战争所产生的效力比较起来，对敌人所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不过，站在英国国家政策的立场上来看，这些远征对于促使英国的繁荣富强是有价值的。由于这些远征，英帝国取得了不少的殖民地：如好望角，毛里塔尼亚，锡南(现为斯里兰卡)，英属圭亚那，以及西印度群岛中的若干个岛屿。
一般历史学家的传统观念，都是过于重视各次会战的结果，因此，英国人在西班牙所采取的间接路线在其大战略结构中的真正效果，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如果把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史，只看成是威灵顿进行战斗和围攻的编年史，那么其结果将是毫无意义的。英国史学家约翰·弗尔特斯丘对于这种趋势和误解，曾经作过很多的矫正。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陆军史》，尽管他在这本书中所研究的问题也是有限的，但是，当他的研究愈是深入以后，他就愈加坚信，西班牙游击队的行动对于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虽然英国远征军的存在对于产生这种影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威灵顿在那里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在延续五年的战争中，一直到法军被逐出西班牙之日为止，威灵顿使法军直接遭到的损失，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在内，总共不过四万五千人。而根据马尔波特的估算，在这整个时期之内，法军因伤病致死的人数，平均每天就有约一百人。由此可见，使法国的兵力逐渐消耗殆尽的，使他们的士气日益低落下去的，是游击队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威灵顿的活动在内。他们把西班牙变成了人造的沙漠，使法国人无法再停留下去，否则只有全部饿死。
另外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现象，就是在这样长时期的一连串战役中，威灵顿进行会战的次数竟是少得可怜。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传记家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他对于实际具有“健康的思想”，而且这是他的个性和观点的基础。这样解释行得通吗？现代的一位传记作家说过：“直接的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是威灵顿个性的本质。这正是他产生缺点和招致失败的原因。但是，就其社会事业的广阔境界来说，这一点又使他上升到了几乎接近于天才的地步。”这位传记作家的结论，是研究了威灵顿在比利牛斯半岛的战略以后作出来的。
这次由英军主力分出的部分兵力所进行的远征，虽然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后果，可是在最初的时候，它却只是英军主力在谢尔德河地区劳而无功之后，所不得已而采取的一个下策。英国政府派出这支远征军，当时的目的只想拯救葡萄牙。并不曾设想什么更高深的大战略运用，没有估量到竟有这样大的潜力，以致使“西班牙溃疡”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这次远征，威灵顿公爵曾经发表过他的见解：如果葡萄牙的军队和民团能够得到二万英军的加强，那么，法国人要想征服葡萄牙，就必须有十万人的军队；而如果西班牙继续与法国人进行斗争，那么，法国是抽不出十万兵力来对付葡萄牙的。换句话说，那就是只要用二万英军，即足以“牵制”十万法军，而且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兵力无法投到奥国方面那个主要战场上去。
从对奥国进行间接援助的观点来看，这支远征军没有辜负人们对它的期望。可是，要它充当掩护葡萄牙的一个屏障，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种手段，它大大消耗了拿破仑的兵力，给英国争来了许多利益，因此，它的成绩是很杰出的。
威灵顿只领了一支二万六千人的军队，于1809年4月到达里斯本。当时，一方面，西班牙各地都爆发了反抗的怒火；另一方面，约翰·摩尔在向布尔戈斯发起一阵进攻之后，又向拉科鲁尼阿地区实行撤退，因而引得法军在整个比利牛斯半岛四出活动。奈伊在半岛的西北角上，企图征服加利西亚，但是久攻不下。在奈伊的南面，即葡萄牙北面的波尔图地区，是苏尔特的部队。他也把一支大军分成为若干支队在活动。维克多则在梅里达地区，从南面封锁着通往葡萄牙的道路。
威灵顿登陆以后，利用了登陆地点正处于中央位置这个有利条件，考虑到敌人的兵力业已分散，于是立即向北开进，去进攻苏尔特。尽管他未能按照预定的设想，把苏尔特撒在南面的若干个支队割裂开来，可是仍然使苏尔特本人产生了惊慌失措情绪。趁苏尔特来不及收拢部队之前，威灵顿即破坏了他的作战部署，在杜罗河的上游渡过了该河，从而切断了苏尔特的退路。如同杜伦尼在一六七五年所作的那样，威灵顿接着就对敌人的残部进行扫荡，使其无法进行集结。结果，苏尔特被迫经过不毛之地，爬山越岭，向加利西亚实行退却，其部队最后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不是由于对敌战斗，而是因为退却行军的过度疲劳和消耗。
然而，威灵顿的第二次战役，却进行得不如第一次那样顺利，而且从其目的与手段的配合来看，也不那么明显。原来停在梅里达无所作为的维克多，在苏尔特“失踪”之后，随即被调往塔拉韦腊，以便掩护直通马德里的道路。一个月以后，威灵顿决定经由塔拉韦腊这条道路向马德里进攻。马德里是西班牙的心脏，这就等于直接去钻狮子口。他选择这一条进攻路线，恰好给法军提供了一个方便目标，使西班牙境内的各路法军都便于向他实施进攻。而且，把自己的部队这样集中起来对付一个目标，法军就能有效地保障自己的交通线。当各路大军分散在整个西班牙境内的时候，交通线的保障曾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威灵顿开始进攻的时候，只有二万三千人，预期对他进行支援的兵力，大概也是这么多，而且其统率者库斯塔是一位才能有限的西班牙将领。这时，维克多继续朝马德里方面撤退，在那里有另外两支法军可以对他进行支援。法军的兵力集中以后，大约能有十万人。诚如弗尔特斯丘指出的那样，“这只是偶然的结果，并非事先有何计划。”当时，奈伊、苏尔特和莫蒂埃的部队，都从北面向马德里开来。由于库斯塔的优柔寡断，加上自己部队的补给发生困难，威灵顿未能拖住维克多进行战斗。后来，维克多更获得了约瑟夫·波拿巴从马德里派来的援军。于是，威灵顿被迫实行退却。他在塔拉韦腊地区很有成效地抗击了法军的猛攻，如果不是库斯塔拒绝对他进行支援，他还打算实行反攻。反攻没有实行，这对威灵顿来说却是一个幸运，因为苏尔特此时已经逼进到他的后方来了。鉴于向西撤退的道路即将被切断，威灵顿立即向南溜走，越过了塔霍河，避免了自己的覆灭。尔后的退却虽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以致部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但他仍在葡萄牙边境驻止下来，设防固守。由于粮秣不足，法军也未能对他组织追击。这样才结束了1809年的战役。对于西班牙正规军的脆弱无能，虽然早已从摩尔的教训中知道一些，但通过这次战役以后，威灵顿才真正认识清楚了。为了褒奖他在西班牙的功劳，他被晋封为子爵。事实上，他在第二年的成就才真正配得上这样的奖赏。
拿破仑在1810年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以后，一直到1812年，曾分出部分精力来关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战事。这两年是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最紧迫的阶段。法军在这两年中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历史意义的重大，与其尔后遭到的失败比较起来，或者与威灵顿在1812至1813年所取得的胜利比较起来，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英军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出于威灵顿对于当时的军事-经济因素，有着精确的判断：第一，他估计到了法军粮秣来源的有限性；第二，他构筑了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这样，威灵顾的战略，实质上就成了对付敌人军事-经济目标的间接路线战略。
在主要战役尚未开始以前，仍和往常一样，威灵顿也还得到西班牙正规军的支援。西班牙的部队曾经发起一个冬季战役，可是却被法军彻底击溃了，此后，法军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西班牙夺占了大片新的领土，并且侵入到南部的富饶地区，占领了安达卢西亚省。
这时，拿破仑决定亲自掌握西班牙战争的领导权。1810年2月末，他已经在西班牙集中了差不多三十万人的兵力，而且还预计继续扩大部队的数量。在这三十万人当中，他拨出了六万五千人，指定由马森纳指挥，其任务是要把英军从葡萄牙赶走。虽然这个数字也已够大，但就西班牙境内法军的总数来说，却还只有较小的一个部分。这个情况说明，西班牙境内的游击战争，对于法军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局面。而威灵顿的英军，包括由英国人训练的葡军在内，总共只有大约五万人。
马森纳对葡萄牙的入侵是从西班牙北面来的，途中经过古达德-罗德里戈。这样，就使威灵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实现他的战略企图。他极力阻滞马森纳的进军：首先，全部销毁马森纳必经地区的粮食；其次，在布萨柯以东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对此，马森纳考虑欠周，留试图以直接冲击的方法来加以克服。尔后，威灵顿退到了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之内。这条防线横切着塔霍河与海岸之间的那个山地半岛，正好成了里斯本的屏障。10月14日，也即是开始进军四个月以后，马森纳只前进了大约320公里。当他来到托里什-韦德拉什这条筑垒防线面前时，不禁感到大为吃惊。马森纳在这条防线面前徘徊了一个月之久，始终未能把它突破，后来即因饥饿所迫，不得不后撤50公里，退到塔霍河上的圣塔伦。威灵顿这一次表现得非常高明，他既不组织追击，也不找他作战，只是尽力设法把马森纳圈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使他的部队很难获得粮食的供应。过去，拿破仑留经痛斥过谨慎的战略家，说，“补给么？关于这些事情，用不着向我啰嗦。两万人的部队也一样可以在沙漠中生活！”在这一次，以及在以后的战役中，法军为了坚信这种乐观的幻想，不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威灵顿始终坚持不渝地执行看自己的战略计划。而在当时，他是面临着两重威胁的：一方面，英国国内有变换政策的可能，这是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法将苏尔特正在南面，经由巴达霍斯实施进攻，极力为马森纳解围，这是直接的威胁。马森纳也曾经千方百计地诱使威灵顿发起进攻，但威灵顿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他终于因此获得了成功。这年3月，马森纳被迫撤退了，当其饱受饥饿的残余部队往回越过葡萄牙边界时，已经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中，只有二千人是真正战死的。
此时，西班牙游击队的活动已愈来愈积极，人数也愈来愈多。仅以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两个地区来说，就有法军的两个军，总数近六万人的兵力，一直被困在那里。他们本来是准备开进到葡萄牙去增援马森纳的，可是在几个月之内，竟被几千个游击队和若干支进行游击作战的西班牙正规部队所牵制，实际上无法开进。在南面也是一样。法军一直在对加的斯进行围攻，由于联军方面未能利用自己在巴罗萨的胜利而解除对加的斯的围攻，结果反而使他们获益，使法军捆住了手脚，屯兵于坚城之下作着毫无结果的围攻。在这几年，还有一个引起法军关注的因素，那就是英国仗着自己的海军实力经常对法国造成威胁，它可以派出部队在沿海各处实行登陆。
后来，威灵顿对于敌人的影响作用，主要是他的威胁，而不是他的打击。当他对这一或那一地点构成威胁时，法军就不得不随之派遣部队，因而使得西班牙游击队在其他地区获得大肆活动的机会。
然而，威灵顿也没有满足于只使法军经常处于受威胁的状态。当马森纳向萨拉曼卡撤退时，他即跟在后面追击，派出部分兵力封锁了北面的阿尔麦达边境要塞，同时，派遣贝里斯弗德去围攻南面的巴达霍斯。结果，他把自己的兵力几乎是两半平分了，以致丧失了进行机动的能力。幸而命运拯救了他。马森纳在重新收集了自己的部队和得到少量的增援以后，又匆匆忙忙去救援被围的阿尔麦达要塞。在弗温特斯-德奥尼奥罗地区，由于所处地形不利，威灵顿曾经一度受困，陷入严重境地。尽管他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拿破仑本人在这里，那我们是一定会失败的。”在巴达霍斯，贝里斯弗德也放弃了对城塞的围攻，而改去迎击苏尔特的援军。由于对战斗的组织指挥不当，贝里斯弗德在阿尔布拉遭到了失败，但是作战部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付出了极重大的牺牲，最后总算稳住了阵势。
威灵顿现在重新集中起了自己的兵力，即使缺乏攻城器械和武器，他仍然决定再次围攻巴达霍斯。可是，他这次又把攻城的计划放弃了，很快解围而去，因为法将马尔蒙在取代马森纳以后，正毫无阻碍地向南进军，企图与苏尔特会师。两位法军将领立即制定了联合进攻威灵顿的计划。可幸的是，这两位将领发生了意见分歧。苏尔特耽心在安达卢西亚省重又爆发新的游击战争，带看他的部分兵力返回那里去了，而把剩下的部队留给马尔蒙指挥。结果，由于马尔蒙过分谨慎，1811年的战事也就逐渐地停止下来了。
在这些战斗中，威灵顿是冒过很多危险的。但是很难确定，这些冒险究竟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利益，实际上，这并不比执行他原来的战略企图而已经取得或可能取得的成就更多。由于手中兵力有限，威灵顿毕竟不能想怎么使用它们就怎么使用它们。尽管他的绝对伤亡数字要比法军的数字小些，但是从比例关系来说，他却比法军的大得多。不过，他总算在这个战斗行动最紧张的阶段经住了法军的猛击。后来，拿破仑本人无意中帮了他的忙，使他确保了自己的有利地位。拿破仑开始准备进攻俄国，把自己大部份的兵力和注意力都转到那个方面去了。这个事实，以及游击队所造成的严重局面，迫使拿破仑调整了法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计划，改变了法军主要作战线的方向。拿破仑决定，首先集中全力彻底征服巴伦西亚和安达卢西亚，而后再去进攻葡萄牙。
法军在西班牙的数量，与1810年比较起来，减少了七万人。而在所剩的部队当中，至少也有九万人用于防守法军与本土之间的交通线，从地中海沿岸的塔腊果纳起，一直到大西洋岸边的奥维亚多止，使其免遭游击队的破坏。
当法军的抵抗已经削弱之后，威灵顿利用有了行动自由的机会，曾突然地发起对古达德-罗德里戈的进攻，并以强攻方式夺占了该城。在强攻该城时，他派遣希尔率领一个支队掩护着自己的战略翼侧和后方。马尔蒙既无力阻止希尔的行动，也无法再夺回被抢占去了的要塞，因为他的攻城装备已经被英军掳获走了。同时，他还不可能越过那些粮食已经被搜括干净了的地区，无法对威灵顿实施追击。
于是，威灵顿利用这条饥饿的屏障作掩护，趁机开到了南方，同样以强攻方式夺取了巴达霍斯。这一次，虽然他准备强攻的时间很短，但还是在付出重大牺牲以后获得了成功。在巴达霍斯，威灵顿缴获了法军的舟桥纵列。随后，又在阿尔马拉斯地区毁坏了法军架在塔霍河上的浮桥。这样一来，他便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优势，把马尔蒙和苏尔特这两支法军分割开了；他们再要渡越该河，只有经过托莱多的桥梁，而那里距离塔霍河河口已有大约五百公里。
除此以外，苏尔特因为粮食补给的困难和受到游击队的阻扰，被困在安达卢西亚省无法动弹。这使得威灵顿可以不受阻扰地自由行动，于是他便集中起自己的三分之二的兵力，去进攻驻守在萨拉曼卡的马尔蒙。但由于他采取了直接路线的方法，只不过迫使马尔蒙向其基地和援兵开来方向稍作后撤而已。
这样，马尔蒙获得增援，使得双方的兵力重又势均力敌，达到平衡程度，而且他还几度切断了威灵顿的交通线。但是，威灵顿对于自己的交通线并不耽心，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交通线。有几次，双方都在平行地进行强行军，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米，都力图获得一个有利的机会来攻击对方。由于拥有比英军稍高的行军速度，法军本来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可是，在7月22日，马尔蒙却因为过分地自信而犯了一个错误，因而很快给部队带来了不利的后果。他让自己的左翼和右翼隔离得太远，威灵顿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其左翼的暴露翼侧实施了迅猛的突击。这样，法军等不到增援部队到达，即已遭受了失败。
然而，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因为整个说来，他在比利牛斯半岛上的兵力，比之法军还是相差很远的。后来，有人责备他，认为他应该对遭受失败的法军残部(此时已由克劳赛尔负责指挥)立即组织追击。可是，既然当时没有获得把敌人迅速击溃的机会，那么，要想在敌军逃到布尔戈斯之前再来争取这样一个机会，似乎是不会有希望。此外，如果立即组织追击，也将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约瑟夫国王可以随时从马德里派出援兵，用来袭击他的后方和交通线。
因此，威灵顿决定向马德里进军，期望此举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产生作用。威灵顿进入了西班牙的首都。约瑟夫狼狈不堪地逃跑了。这对于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剂，是抱有希望的象征。不过美中不足，威灵顿不可能在马德里久留，因为各路法军很快就赴救来了。事实上，正因为马德里这个国家中心的失守，才有可能促使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法军如此迅速地向那里集中。威灵顿不等到敌人的迫近，就从容地退出了马德里，改向布尔戈斯进攻，从而威胁着法军同其本国之间的交通线。可是，法军由于采取就地取食的办法，并不怎么害怕自己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和破坏。甚至连一点有限的影响也没有带来什么效果，因为威灵顿缺乏攻城的装备和围攻的方法，结果徒然耽误了宝贵的时光而最终无能为力。所以，威灵顿在这次萨拉曼卡会战中取得的成功，就只是迫使法国人放弃了夺占整个西班牙的企图，而把其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这样一来，威灵顿的处境就比当年摩尔的处境还要险恶，但他仍然及时地撤退出来了。当希尔率兵前来会师以后，他又重新胆壮起来，似乎自己又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同汇合到一起的法军进行一次新的萨拉曼卡会战了。这一次，与上几次战役比较起来，法军数量上的优势虽然不大，大约只是九万人对六万八干人，但他们并不感到惶恐，因为这一次进行会战的话，已不可能由威灵顿来选择地形。威灵顿于是继续实行撤退，退到了古达德-罗德里戈城。他到达那里以后，1812年的西班牙战役也就终结了。
威灵顿虽然再度回到了葡萄牙边境，而且从表面看来，也没有再向前进，可是，比利牛斯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实际上已经决定下来了。这是因为，法军为此丢弃在西班牙夺占的大部分地区，把兵力集中起来对付威灵顿，因而就不能再去对付西班牙的游击队，丧失了消灭他们的机会。这时，传来了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消息，因而不得不把更多的法军从西班牙抽调出去。因此，等到下一个新的战役开始时，西班牙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了。
威灵顿获得增援以后，占有了数量上的优势，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一半是英国士兵。于是，他使自己的行动更加具有了挑衅性。法军士气低落，组织纪律更加涣散，因为受游击战争的干扰比军事上的失败还要严重，因而被迫立即后撤，退过了埃布罗河，企图保住西班牙北部的一隅之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目的有限的任务，他们也已无法完成，因为从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方面，不断出现游击队，袭扰和压迫着他们的后方。这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正面数量已经不多的兵力中抽出四个师，用来对付游击队的压迫。尔后，威灵顿即逐渐抵近了比利牛斯山山地，并踏进了法国的领土。虽然其间也有个别战斗失利，但总的趋势是顺利前进的，而就比利牛斯战争来说，这只是一个战略性的尾声。
如果没有威灵顿给予西班牙那样的精神鼓舞和军事支援，西班牙战争未必能够如此顺利地结束。他的行动部分地吸引着法国人的注意力，促使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还要指出一个有趣的疑点：威灵顿在1812年取得的胜利，是否反而使他在1813年的进攻行动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他使法军在1812年缩小了自己的作战地区，减少了伤亡，以致在下一个战役中，即在1813年的战役中，法军进行战争的前途反而有所改善。事实上，法军在西班牙境内分布的地区愈广，占领的时间愈长，他们就更有可能遭到彻底的歼灭。比利牛斯半岛的战争，是历史上一个很显著的例证，足以说明某种特殊形式的战略。运用这种战略的原因，与其说是故意的，不如说是由于某种直觉的本能而造成的。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劳伦斯把这种战略演化成为一种合理的理论，并且付之于实际的运用，不过它并未获得确定的结果。
现在，在探讨了“西班牙溃疡”以后，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研究另外一种战略形式，分析这种战略对于拿破仑军事观点的影响作用。
从维尔诺到滑铁卢
在拿破仑的战略思想中，可以看出一种发展趋势，他逐渐地偏重于数量，而忽视了机动性；偏重于军队的战略集团，而忽视了突然性。1812年的征俄战役，是这种趋势发展的最高峰。俄国的地理条件，只不过是增强了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些弱点而已。
拿破仑征俄的兵力，本身即达到四十五万人，这就迫使他不得不采取几乎是一线式的战略布势，因而必然导致沿着预期方向作直接性的行动。他和1914年的德国人一样，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在一个翼侧，即集中在左翼，企图采取深远的迂回运动，来击毁维尔诺附近的俄军。然而，即使他的弟弟热罗姆在执行从正面牵制俄军的任务时不是那么消极怠惰，也仍然可以说，拿破仑的这个机动本身，还是过于庞大和直接化了。只要敌人不是冥顽不化，它就不足以成为吸引敌人注意力和破坏敌人稳定性的有效手段。拿破仑战略中的这个弱点，后来正好被俄国人利用，他们有意识地采取了避免总会战的回避战略。
拿破仑向俄国深入挺进以后，最初的几次突击全然“落了空”，于是，他开始收缩自己军队那种直线式进攻的正面，改而采取他所惯用的传统方法，即采取“营方阵”的形式力求使用战术性的机动，前出到敌人的后方。后来，俄国人也终于放弃了回避战斗的战略，决定接受法军的挑战，但开始时曾经显得有些莽撞，竟把先头纵队直接开向了拿破仑部署好的包围集团。可是，法军想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合围俄军的企图也实在过于显露，致使俄方得以猜破，因而又及时地溜走了。而在博罗迪诺时，拿破仑的“老虎钳”却又显得并不那么强而有力，也没能完成对于俄军的合围。这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足以说明集中于一点的进攻与真正的间接路线行动比较起来，将会具有多大的缺点。以后，法军从莫斯科撤退，这个悲惨的结局与其说是由于严寒的天气所致(实际上，那一年的冰冻期比往年还要来得晚些)，还不如说是由于法军士气低落的缘故。法军士气沮丧，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俄军的避战战略，击败了法军的直接路线战略，也即是一味寻求积极作战的战略。俄军这个避战战略，是完成军事政策的一种手段，或者换句话说，应当把它当作是一种间接路线的大战略来看待。
拿破仑在俄国遭到惨败以后，其军事上的威信当然受到损害，接着，法军在西班牙又遭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失败，这就使拿破仑的威信又大大降低。对于英军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进行评价时，应该着重指出一点，这就是英军在那里始终坚持着自己传统的军事政策，即“砍断敌人根基”的政策。
到了1813年，面对着普鲁士各地的纷纷暴动和俄军的即将进攻，拿破仑又组建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该军与他过去的军队比较，其数量仍然是巨大的，但其机动性却差得远了。当时，拿破仑还是因袭他往常使用的老办法，只想集中力量逐一地把俄普联军打败。然而，不论是吕岑战役，还是包岑战役，他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此后，联军继续撤退，长期坚守不出，粉碎了拿破仑诱使他们进行会战的企图。联军方面这种避战战术，迫使拿破仑同意实行了六个星期的停战与和谈。而在和谈破裂以后，奥国转到敌人营垒，也加入反对拿破仑的战争。
尔后，紧接着发生了一场秋季战役。这次战役表明，拿破仑的战略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他已拥有一支四十万人的大军，而他的敌人方面，总共也只不过这么些部队。可是，他却抽出了十万人的兵力，采取直接进攻的方法去攻打柏林。他的这种直接压迫法，只不过把贝尔纳多特的部队压缩得更紧，因而促使他们发挥了更大的抵抗力。结果，法军终于被击退。拿破仑当时正率领看法军的主力驻在萨克森，占领着中央阵地，掩护着德累斯顿。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头，他却缺乏忍耐性，竟突然地直接向东开进，去进攻布吕歇尔率领的九万五千普军。布吕歇尔随即实行退却，企图诱使法军进入西里西亚。与此同时，施瓦尔岑堡则率领着一支十八万五千人的奥军，从波希米亚开出，沿着易北河北上，翻越波希米亚山地进入萨克森，前出到德累斯顿地区，绕到了拿破仑的后方。
拿破仑发觉以后，留下一支部队进行掩护，自己匆匆忙忙地率兵赶回。他打算以更厉害的一手来打击这支采取间接路线行动的敌军。他的计划是：使部队向西南方向运动，越过波希米亚山地，遮断施瓦尔岑堡需要翻山退却时可能经过的道路。他预期选择的阵地，从组织一条战略性屏障的观点来看，确是很理想的。可是，当他听到敌人已经靠近的消息后，又丧失了自制力，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决心，决定直接奔向德累斯顿，去攻击施瓦尔岑堡的主力。结果，虽然进行了一次胜利的会战，但其胜利只具有战术性的意义。施瓦尔岑堡安全地经过山地向南退去了。
一个月以后，俄、奥、普三国联军开始联合起来向拿破仑实施进攻。拿破仑已因为经过多次战斗而遭到削弱，于是撤出了德累斯顿，退到了莱比锡附近的杜本。这时，施瓦尔岑堡从南面向他开来，布吕歇尔从北面向他逼近，而贝尔纳多特则出乎拿破仑的意外，几乎绕过了他的北面侧翼，前进到了他的后方。拿破仑决定，首先采取直接攻击行动，然后再改取间接路线；先打败布吕歇尔，再去切断施瓦尔岑堡与波希米亚之间的交通线。根据以前所说的历史经验来看，拿破仑这样安排他的作战次序似乎是错误的。他直接进攻布吕歇尔，并未能迫使布吕歇尔接受会战。然而，这次进攻却导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并出人意外的结果。法军在实施进攻时，偶然地开到了贝尔纳多特的后方。这使贝尔纳多特一时失去了自制力，马上向北撤退。因此，就给拿破仑后来的撤退留出了道路。这样一来，拿破仑对于布吕歇尔的打击固然落了空，但是却突然地变成了攻击贝尔纳多特后方的间接路线行动．因而使他避免了最后彻底覆灭的危险。几天之后，他即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再度迫近，把法军压缩在莱比锡地区。拿破仑被迫接受了会战。他在会战中失败了，曾经陷入极端险恶的境地，可是，仍然摆脱了敌人，安全地返回了法国。
公元1814年，联军在兵力数量方面已经拥有很大的优势，于是分兵数路，先后突进了法国本土。拿破仑本来过分相信大量使用兵力的威力，因而历年来消耗兵力太多，现在，他的兵力不够了，在被迫迎击敌军的时候，只好再度使用自己手中经过考验的武器——突然性和机动性。然而，尽管他使用这个武器的技巧很高明，可是却已经缺乏耐性，而且太沉醉于会战的观念，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艺，远不如过去汉尼拔、西庇阿、克伦威尔和马尔波罗等人，不如他们那样炉火纯青。
不过，拿破仑还是由于采取了突然行动和利用了军队的机动性，才使自己的命运延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点上，他很技巧地使自己的手段适应了自己的目的。他懂得自己的兵力已经很有限了，不可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他把破坏联军之间的相互协作定为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达一目的，他充分利用了部队的机动性，而且其技巧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在阻滞敌人进攻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但是即令如此，却不能使这些成功产生更大的效果和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受着自己本性的有害影响，总想在每一次取得战略性成功之后，又接着获得一个战术性的胜利。他有系统地集中起自己的兵力，不断地进行迂回机动，多次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虽是孤军深入，却使敌人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然而，他还是缺乏把战术坚持到底的决心，最后又跨出了轻率的一步，终于在拉昂地区直接去进攻布吕歇尔，结果遭到了失败，招致了他所吃不消的重大伤亡。
后来，拿破仑手里只剩下了三万人，但他仍然想要孤注一掷，决定向东开进，到达圣迪济埃。他曾指望沿途收集残存的地方守备部队来补充自己这支军队，并且发动农村居民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军。他企图以这样一个机动切断施瓦尔岑堡的交通线。可是，在转取积极的行动以前，他不仅要前进到敌人的后方，而且要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而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实在是很困难的，不仅缺乏时间和兵力，尤其是精神上将要感到很大不安，因为这样会使基地暴露出来。而且要知道，巴黎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补给基地。然而事有凑巧，拿破仑的命令恰好又落到了敌人手里，这就使他既达不到突然性，也丧失了时间。即使如此，他的这个战略性机动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联军当局经过热烈的争论才最后决定直接进攻巴黎，而不回转身来抗拒他的这个行动。联军方面的这个决定，对于拿破仑来说，可真是精神上的“致命一击”。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联军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害怕威灵顿从西班牙边境走出来，第一个进入巴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是对于命运的一种讽刺，因为这样，联军的行动恰好成了间接路线战略及其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辉煌成就。
1815年，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以后，由于兵力数量重新扩大，致使头脑又开始发昏。这一次，他的作风还是和过去一样，技巧地利用着自己军队的突然性和机动性，结果也差不多就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拿破仑这次向布吕歇尔和威灵顿驻军地区的进军，尽管从地理上说来是直线运动，但他所选择的时机，却是他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而且其突击方向，也正好选在两军接合部那个最薄弱的地段。
可是，在林尼之战中，奈伊未能完成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实行战术性的机动，结果使普军逃脱了彻底覆灭的命运。当拿破仑在滑铁卢进攻威灵顿时，他又是完全采取直接进攻的路线，以致耽搁了很长的时间，损失了过多的兵力。而促使当时危险加大的，则是格鲁希的失职。他未能把布吕歇尔赶出战地之外。所以，当布吕歇尔再度出现时，尽管刚刚达到拿破仑的翼测，但是由于来得突然，是一种心理上的间接路线，因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