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01年至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有着极其明显的两重性。从政治方面来说，它是战争史上一个很希罕的现象，其目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对于加强或者削弱路易十四世在法国的统治地位来说，同时又是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斗争。从战略方面来说，这场战争基本上是采取没有多大成果的直接路线，作战行动千篇一律，很少深思熟虑的迂回机动。当然，战争过程中也还有几个采用间接路线的出色例证。而且主要是同马尔波罗的鼎鼎大名联在一起的。由于这些行动都成了战争中的转折点，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当时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大不列颠帝国、几个日尔曼小国、荷兰、丹麦和葡萄牙。而路易十四世的同盟者，只有西班牙和巴伐利亚，在战争开始之初，还有一个小国萨伏依。
这场战争，最初是在意大利北部打起来的。但是其他各国的军队，同时都在进行战争准备。奥国的军队由尤金亲王率领，当时已在提罗尔进行集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快就要转入进攻。为了与之进行对抗，法军派出了一支由卡提拉特率领的部队，在利佛里的隘路上占领阵地，其目的是要挡住敌人的进路。然而，尤金亲王早就作了秘密侦察，知道在深山之中还有一条很难通行的小道，而且长时期以来未被部队使用。于是，他率领部队从小道进军，实行深远的迂回机动，向东方开进，前出到达平原之上。尔后，他又不断进行机动，继续发展已经获得的优势，并以此迷惑敌人，使敌人摸不准他的真正意图。最后，终于引诱法军在奇阿里(布里西亚附近)对他发动一次盲目的进攻。尤金在这次作战中打败了法军，从而牢牢地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北部的立脚点。
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的成果，在同“伟大君主”进行战争的初期，对于同盟者来说，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刺激因素。在此以前，人们还在认为，“伟大君主”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同时，这些间接性的行动还对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影响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其重大后果之一，就是向来趋炎附势的萨伏依公爵马上调转了方向，参加到反法同盟的阵营里来了。
公元1702年，双方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一支巨大的法军集结在弗郎德勒地区。它构筑了一条几乎长达100公里的“布拉班特防线”，从安特卫普一直延展到马斯河上的于伊城，其目的是在转入进攻时能够保障自己后方的安全。这时，荷兰人已经看到自己的国土面临着敌人入侵的威胁，于是决定依赖要塞进行固守。然而，马尔波罗对于战争的观念，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不过，他也没有用直接的进攻来代替消极的防御，没有直接去攻击由薄富尔率领的那支正向莱茵河进军的法军。他抛开了荷兰人驻守的要塞，迅速地把军队领向“布拉班特防线”，前进到薄富尔部队后撤的线路上。薄富尔在感觉到这个精神“吸引力”的压抑之后，马上掉转头来，向后撤退。一支体力上受到消耗，精神上受到压抑的法国军队，可能很容易变成马尔波罗的猎获物，因为马尔波罗正在等待着有利时机，准备围歼这股敌人。可是，荷兰国会的代表，只是满足于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拒绝去歼灭敌军。就在这一年，马尔波罗曾经两次把薄富尔诱入陷阱，可是两次都因为荷兰人犹豫不决，缺乏坚决性，而使法军避免了覆灭的厄运。
第二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实施巧妙机动的计划，其目的是要占领安特卫普，并深深突入敌人设防的堤岸。他从马斯特里赫特直接向西进攻，想以此牵制由维尔罗依统率的法军主力部分。该军当时正驻守在“布拉班特防线”的南侧。第二步，由柯贺恩指挥的一支荷兰军队在海军舰队的支援之下，向奥斯坦德发起进攻。同时，又以斯巴尔统率的另一支荷兰军队从西北方向逼临安特卫普。荷兰军队沿着海岸采取这些行动，是想引诱处在安特卫普的法军总司令官向后看，并且从其“布拉班特防线”的北端调出部分兵力。四天以后，另外一支由阿普丹姆率领的荷军，又从东北面向法军实施突击。于是，马尔波罗也就丢开维尔罗依，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北挺进，汇同各路军队，沿着向心方向去攻夺安特卫普。
战役的第一阶段发展得很顺利。马尔波罗的威胁逼着维尔罗依的大军也随之向南移动，抵近了马斯河。可是，柯贺恩不久即取消了对奥斯坦德的深远迂回进攻，而同斯巴尔一起，靠着安特卫普附近实行浅近的机动。柯贺恩的这一行动，当然不能吸引法国人的注意。阿普丹姆则由于提前发动攻势而为自己招来了灾难。尔后的局势则越来越复杂化了。这是因为，当马尔波罗开始向北进行急行军的时候，他并未能摆脱维尔罗依。实际上，维尔罗依已超在他们前头，派出薄富尔率领三十个骑兵中队和三千名掷弹兵去支援安特卫普。他使掷弹兵抓住马镫，和骑兵并肩行进，因而这支机动部队在二十四小时内即走了差不多六十五公里，于1703年7月1日赶到了安特卫普。随后，该部队即和安特卫普的守城部队一起，立即向阿普丹姆发起了进攻，使阿普丹姆遭到了惨败。这样一来，马尔波罗曾傲慢地称之为“伟大计划”的计划，也就随之彻底破产了。
这次失败以后，马尔波罗曾提出建议，要在安特卫普以南的一个地段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直接的强攻。可是，荷军统帅部拒绝了他的建议，认为对一个兵力差不多相等而又占领着坚固设防阵地的敌人实施正面突击会是徒劳无益的。
这一事实证明，马尔波罗尽管进行过许多技巧的机动，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遭到失败的时候，他却很象一个疯狂的赌徒。英国的史学家们，因为震撼于马尔波罗的功绩，而且也敬仰他的为人，往往对荷兰人有些不够公正的批评。他们把荷兰人描绘得似乎不如马尔波罗那样高尚。实际上，荷兰人当时面临着强敌的威胁，稍一不慎即有亡国的危险，所以，他们当然不敢把战争当作儿戏或赌博。其实，他们的想法是很合理的，这正和两百年后英国海军上将贾利柯的见解一样：如果他们在对自己极为危险的形势下贸然挑战，那么很有可能就在几小时内输掉整个战争，由于遭到荷兰将军们的一致反对，马尔波罗只好放弃在安特卫普地区强攻“布拉班特筑垒防线”的念头，并返回到马斯河上，在那里掩护着对于于伊的围攻。八月底，他又在那里说服荷兰人，要对“布拉班特防线”实施进攻。这一次的理由比较充足，因为进攻该防线南段的条件看来已成熟了。可是，他的论证还是不能使荷兰人信服。
马尔波罗因为对荷兰人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很容易地接受了奥皇使节伍拉齐斯拉的观点。伍拉齐斯拉极力劝他把自己的部队转移到多瑙河方面去。结果，1704年便产生了一个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的间接路线行动的出色例证，而这些间接路线行动，正是以马尔波罗广泛的战略观点为依据的。当时，敌人有几支主要的兵力：一支由维尔罗依率领，屯驻在弗郎德勒地区；另一支由塔拉尔德元帅率领，集结在上莱茵河一线，分驻在曼海姆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三支为巴法联军，由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率领，配置在多瑙河上的乌尔姆地区，这最后一支军队，正在造成威胁，由巴伐利亚向维也纳推进。马尔波罗决定，先把自己统率的英军从马斯河转移到多瑙河，然后对巴伐利亚人施以决定性的打击，因为他们是敌人阵营中最脆弱的一个。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调动。他将要进驻的那个地区，离开自己的主要基地实在是太远了。他所要完成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在北面所要追求的任务。因此，似乎是一个鲁莽的行动。从他那个时代战略总是倾向于谨慎的观点来看，情形更是如此。这次机动的安全保障，完全依赖于他那非常惊人的突然性。他在前进的过程中，经常改变运动方向，在每一个所段都威胁着不同的目标，因而使敌人摸不清他调动部队的真正目的。
马尔波罗向南前进到莱茵河上游以后，初看起来，似乎是要沿着摩泽尔河的线路进入法国。尔后，其部队进到了科布伦次。于是人们认为，他可能以阿尔萨斯的法军作为攻击对象。这个印象随后更加巩固了，因为他采取了一个佯动性的行动，做出了准备在菲力浦斯堡架桥渡河的样子。他把部队开到曼海姆城邦以后，本应向西南方向前进，可是，他却有意地转向东南，在内卡河河谷边缘的山林中，突然地失踪了。然后，他越过由莱茵河和多瑙河所构成的三角形的底线，直接向乌尔姆开进。在这次行军过程中，为了隐蔽战略企图，曾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运动的速度，平均每昼夜只走十六公里。
马尔波罗的整个行军，延续了将近六个星期。在大希巴赫(曼海姆东北65公里)同尤金亲王和巴登侯爵会师以后，他便同后者合兵一处，联合行动，而尤金亲王则掉头后转，以便在莱茵河上牵制或至少迟滞法军的行动。这时，从弗郎德勒地区尾追马尔波罗而来的维尔罗依，虽然迟到一步，但是毕竟追赶上来了。
马尔波罗由于实行机动而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从对法国的关系来看，已经前出到了巴伐利亚与法国联军的后方，而就巴伐利亚的关系来说，则仍然是面对着它的正面。由于军队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加上其他一些条件，他要利用已经形成而有利于他的战略优势，是不大可能的。在这些条件当中，有一条是部队的战术组织还缺乏灵活性，很难配合战略上的要求。一个统帅，可以把敌人压挤到水边，可是却无法使敌人一定喝水，也就是说，无法使敌人一定接受会战。对于马尔波罗来说，当时对他掣肘最严重的，还是那个巴登的侯爵，因为他小心谨慎，而又不能不分去指挥的权力。
巴伐利亚选侯和马尔辛元帅的联合兵力，在多瑙河上从乌尔姆到迪林根以东一线，占领了设防阵地，甚至往东更远一些，在迪林根到多瑙佛耳特中间地段的河岸边上，也有兵力扼守。塔拉尔德元帅的军队从莱茵河岸向东挺进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对于马尔波罗来说，乌尔姆是一个很危险的据点，如果要从那里进入巴伐利亚的话。于是，马尔波罗决定，首先在多瑙佛耳特地区抢占多瑙河上的渡口。这样，多瑙佛耳特就成了马尔波罗新交通线上的天然终点。打通了这条交通线，就能更好地保障安全，可以进而向东方开辟通向纽伦堡的路线。他一旦掌握了多瑙佛耳特，便打开了通向巴伐利亚的道路，可以自由地沿着多瑙河两岸进行机动。
遗憾的是，要在迪林根地区紧靠敌人前沿阵地实行迂回行军，其目标实在太暴露了，速度太缓慢了。这样就使巴伐利亚选侯有可能识破他的企图，并及时派出强大的部队去防守多瑙佛耳特。尽管马尔波罗的行军在最后阶段加大了速度，但是当他在1704年7月2日抵近目标时，敌人还是在施连堡和直接掩护多瑙佛耳特的高地上加强了防御工事。为了不给敌人最后完成防御部署的机会，马尔波罗决定于当天黄昏立即转入进攻。第一次冲击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差不多伤亡了参加战斗的一半兵力。但当联军主力赶到以后，他在兵力数量上有了四对一的优势，因而得以转败为胜。即令如此，其最后胜利还是靠着向敌军翼侧实施机动得来的。在会战过程中，马尔波罗发现敌人防线上有一个兵力薄弱的地段，于是派出部队从那里楔入防御纵深，这才决定了胜负。马尔波罗后来在一封私信中承认，夺得多瑙佛耳特的代价是高昂的。批评他的战术的人们则一致认为，在这次会战中实施决定性机动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位巴登的侯爵。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的主力退到了奥格斯堡。随后，马尔波罗向南扫荡，进入巴伐利亚。他骚扰邻近四乡，烧毁几百个村庄，以及一切的谷物，其目的是想迫使巴伐利亚选侯前来求和，或者使他在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会战。对于这种野蛮的行动，马尔波罗自己也不得不暗地里感到一些羞愧，而且其效果也很小。因为在那个时代里，战争只是统治者之间的事情，与老百姓毫无关系，所以采取这种不人道的行动，并不能使巴伐利亚选侯感到心痛。这样一来，就使塔拉尔德有足够的时间从莱茵河往巴伐利亚调动兵力，他本人在8月5日赶到了奥格斯堡。
不过很侥幸，当塔拉尔德的部队开到时，尤金亲王的部队正好也赶上来了。尤金亲王为了同马尔波罗会师，悄悄地摆脱了维尔罗依。按照原来的协议，当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会师以后，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巴登侯爵就应该向多瑙河的下游进军，围攻敌人驻守的英戈耳施塔特要塞。后来，在8月9日，突然获得消息，说是敌人的联合兵力已经转向北面，正向多瑙河开进。看样子，敌人的目标是想打击马尔波罗的交通线。尽管如此，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还是让巴登侯爵继续迂回进击英戈耳施塔特要塞。这样，就使他们的联合兵力减到只剩五万六千人，以来对抗当面差不多六万人的敌军，而且其数量还可能继续增加。马尔波罗和尤金亲王要把巴登侯爵谴走，其动机是很容易解释的，他们两人都不喜欢侯爵那种过分小心谨慎的态度。但是此时分散兵力，也实在有些奇怪，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一旦遇到有利的机会就应同法军进行会战。这个决定也许证明，他们对于自己部队的素质优势具有充分的信心，但从以后战况的激烈程度来看，他们的自信也未免过分了。
对于马尔波罗和尤金说来，所幸的是敌人方面也同样抱着一种过分自信的态度。巴伐利亚选侯在其主力尚未到达战地的时候，就力图发起进攻。当时，塔拉尔德认为，最合理的办法是在现地挖壕，暂取守势，以等待主力的到达。但选侯却痛斥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于是，塔拉尔德也反唇相讥，说：“如果不是对殿下的诚实品格有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会以为，您是想让法国国王的部队去作无谓的冒险，同时也不顾自己的一切。”最后，只好达成一个折中的协议，法军首先跃进到布伦海姆地区，抢占附近的阵地，并封锁尼贝尔小河对岸通向多瑙佛耳特的道路。
第二天早晨，即1704年8月13日的早晨，法国人在那里突然为联军所乘。联军是沿着多瑙河的北岸开过来的。当时，马尔波罗直接进攻法军紧紧靠近多瑙河的右翼，尤金亲王则突击法军位在河流与高地之间的左翼。这样，迫使法军毫无进行机动的自由。联军的主要优势，不仅在于士兵精神素质较好，经过良好训练，而且在于行动的突然性。于是，两支法军不能进行协同作战，只好各自为战。这个情况本身又必然破坏他们的稳定性。结果，法军被迫处在整个战线的宽广的中央地段上，并且感到缺乏足够的步兵。不过，这个基本的弱点直到当天黄昏时候才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法国人还犯有其他错误的话，那它对于会战结局的影响也不会很大。
会战的第一阶段对于联军还是不利的。马尔波罗左翼部队向布伦海姆的进攻被敌人击退，遭到了重大损失；他在右翼向奥贝尔格劳的进攻，也被打败了。尤金亲王的冲击则两次被击退。当马尔波罗在中央进攻的部队渡过尼贝尔河时，其先头分队碰上了法军实施反冲击的骑兵，花了很大力量才勉强地把他们击退。对于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敌人的行动缺乏协调性，那次反冲击只是少数几个骑兵中队实行的。这并不符合塔拉尔德的计划。紧接着第一次反冲击之后，马尔辛的骑兵又投着马尔波罗的暴露翼侧实施了第二次反冲击。然而，这次反冲击又及时地被尤金的骑兵击退了。当形势紧张的时候，尤金接到马尔波罗的紧急呼吁，于是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预备队投了进来。
尽管覆灭的危险已经过去，但是不稳定的局势依然存在。马尔波罗如果不能向前挺进，那他就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因为他的后方是连着尼贝尔河的一片沼泽地。不过，到了此时，塔拉尔德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对付，因为他不该让马尔波罗安然地渡过了尼贝尔河，成者更准确些说，他当时不该对此毫无作为。由于塔拉尔德的骑兵反冲击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法军没能消灭马尔波罗中央集团的第一梯队，马尔波罗那些抢渡尼贝尔河的残存分队，得以在河的对岸巩固阵地。这时，尽管塔拉尔德手里还有五十个营的步兵，可以用来对付马尔波罗的四十八个步兵营，但是在中央地段，他只有九个步兵营，而敌人方面却有二十三个。塔拉尔德在最初部署兵力的时候，就已犯了这个错误，后来，他是有时间加以纠正的，但他却没有把错误纠正过来。当这为数不多的法国步兵终于被数量优势的英国步兵和近距离的炮火击溃以后，马尔波罗便从所打开的缺口中冲了出去，并在多瑙河岸，在布伦海姆附近，切断了密集的法军步兵，同时对马尔辛的翼侧造成了威胁。不过，马尔辛还是摆脱了尤金的挤压，没有遭到多大损失就撤退出来了，而塔拉尔德的大部分兵力，则被赶到多瑙河上，最后被迫投降。
布伦海姆的胜利是花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是一次巨大的冒险。如果冷静地加以分析，那么很明显，这次会战的胜利，首先是取决于普通士兵的坚定精神，其次是法军指挥官的失算，最后才是马尔波罗的将才。然而，由于最后夺得胜利，遂使人们头脑昏胀，不去注意这实际上只是一场大的赌博。当然，由于这次会战的结果，法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终于还是破产了，从此以后，整个欧洲的局面也就有所改变。
法军败退以后，联军跟着追击，前进到了莱茵河上，并在菲力浦斯堡地区渡过了该河。然而，布伦海姆胜利的代价实在太大，所以除了马尔波罗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将领都不希望继续再打下去，因此，军事行动也就慢慢地停息下来。
公元1705年，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进攻法国的计划，其办法是要迂回绕过弗郎德勒地区的那些要塞。根据这个计划，尤金亲王负责在意大利北部牵制法军的兵力，荷兰军队则在弗郎德勒平原占领防御阵地，至于联军的主力，则由马尔波罗率领，沿着摩泽尔河上游向提翁维尔实施进攻，而巴登侯爵的军队，则沿着萨尔河开进，去同马尔波罗会师。然而，由于粮秣供应不足，运输工具缺乏，补充兵员不够，这个计划未能加以实行。此外，巴登侯爵这次也不大愿意合作。有人认为，他的动机是妒忌，可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当时负着重伤，而且不久以后便因为伤重而死去了。
尽管争取胜利的条件已经丧失，但马尔波罗仍然坚持要执行自己的计划，因而他的行动就变成了意义非常狭窄的直接路线行动。他把部队开到摩泽尔河上游，很明显是要以自己这少量的军队来引诱法军出战。可是，法国的维拉尔斯元帅却是耐心等待，坚守不出。他指望马尔波罗的军队会因粮食缺乏而自行削弱。同时，维尔罗依在弗郎德勒平原的进攻又获得了胜利，并迫使荷兰人向马尔波罗发出了紧急求救的呼吁。这两方面的压力迫使马尔波罗非放弃自己那个冒险的计划不可。于是，马尔波罗在无限的失望当中，就把巴登侯爵当作了赎罪的羔羊。他甚至给对方主将维拉尔斯写了一封信，对于自己的撤退表示了遗憾，而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巴登侯爵身上。
马尔波罗采取强行军，回到了弗郎德勒，并很快改善了整个局势。他到达以后，维尔罗依即刻解除了对列日的围攻，并且撤退到“布拉班特防线”的防御工事里去了。马尔波罗随后又专心致志地拟定了一个突破这一防线的计划。按照他的计划，首先，要在马斯河地区对敌人设防较为薄弱的某一地段进行佯攻，诱使法军向南调动，而后，采取强行军返回，力求在蒂尔蒙附近突破一个工事虽然坚固但守兵却较薄弱的地段。但是，当他的初步企图成功之后，却又未能乘机扩张战果，没有能够立即进至鲁文和渡过戴尔河。这次失策的原因，可能是他自己的兵力消耗过快，也可能是因为他对同盟者的欺骗程度甚至比对敌人还有过之。而在那时，著名的“布拉班特筑垒工事防线”事实上已经不成其为障碍了。
几个星期以后，马尔波罗又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这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在统帅艺术方面的进步。尽管新的计划也没有带来更大的成绩，但是它却显示了马尔波罗的天才。他过去在弗郎德勒平原进行机动，都是以纯粹的欺诈为基础，如果要想成功，在执行时就必须行动迅速，而这种迅速行动，象荷兰军队那样的同盟者，却是很难做到的。这一次却不同，马尔波罗在一个包括若干重要目标的方向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因而迫使敌人分散兵力，于是也使自己可以不必要求过去那样高的速度。
马尔波罗避开了维尔罗依在鲁文附近所扼守的阵地，转向南面突进，他所选择的路线使敌人感到迷惑，猜不透他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因为他同时威胁到在那个地区的许多个要塞，例如那慕尔、沙勒罗瓦、蒙斯和阿特等。尔后，他前进到了格纳培，随即又向北转，走在经由滑铁卢向布鲁塞尔的道路上。这时，维尔罗依决定立即返回，以便拯救布鲁塞尔，可是当法军刚刚从鲁文开出的时候，马尔波罗立即掉头东向，又在夜间行军，并突然地出现在法军面前。由于马尔波罗到达战地比他的荷兰盟军所预期的还要早些，于是荷兰人又找到一个借口，反对他立即转入进攻。他们的理由是，尽管敌人已经发生混乱，可是敌人依斯柯河后面的阵地，与早些时候联军在那里取得胜利的布伦赫姆地区的阵地比较起来，实际上还要坚固一些。
在1706年的战役中，马尔波罗曾设想在更大的规模上采取间接路线行动。他打算越过阿尔卑斯山去同尤金亲王会师，并希望采取联合行动，就是要使自己的陆上进军与海军陆战队在土伦港的行动，和彼得波罗在西班牙的行动相互配合起来，从而把法军逐出意大利，并光荣地进军法国本土。这一次，荷兰人一反过去小心谨慎的常态，居然也同意冒险，同意马尔波罗去执行自己的计划。可是，这一次的计划仍然未能实现，其原因是巴登侯爵很快即被维拉尔斯打败，而维尔罗依也在弗郎德勒平原上发起了进攻。法国人为什么在这一次居然也进行冒险呢？其原因可能在于路易十四世的计算。他认为，只要各处都转入进攻，就可以造成强烈的印象，显得他的声势浩大，从而缔结一个对他有利的和约，而这样一个和约，现在对他来说是很必要和迫切的了。可是，就马尔波罗所在的那个战场来说，法军采取进攻行动以后，不是找到了一条通向和平的捷径，而是走上了一条通向失败的途径，并且使各种和平打算都落了空。这时，马尔波罗并没有浪费时间，而是充分利用了对他有利的机会。按照他的看法，法国人这已是第二次帮助他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现在，形势对他们有利，他当然不能安静地呆在阵地上。他在拉米伊遭遇到了法军。那时法军正好占领一条凹线阵地，而他自己则处于弓弦的地位。于是，他充分利用了自己所处地形上的优越地位，采取战术上的间接路线行动。马尔波罗首先向法军的左翼发起了进攻，迫使法国人把预备队投到那里，而后，他却技巧地从战斗中撤出兵力，并迅速地把这些兵力投到自己方面的左翼，用来发展荷兰军队取得的初步胜利，因为荷兰的骑兵已经在那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这个来自后方的威胁加上正面的压力，使得法军开始溃败。随后，马尔波罗乘胜追击，极其有效地扩张了战果，因而很快夺得了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和“布拉班特防线”的全部筑垒工事。
在这一年(1706年)，意大利境内的战争实际上也告结束。这也可以算是有效地体现间接路线战略的又一个例证。起初，尤金亲王被迫撤退。他往东退到了加尔达湖，甚至退进了山地。在此同时，他的同盟者萨伏依公爵，也在都灵被围。但是，尤金亲王接着就以巧妙的机动欺骗了敌人。他不是采取战斗的办法向前冲，而是设法溜走，避开了敌人，并且摆脱了自己基地的束缚。他率领部队经由伦巴第，进入皮蒙特，最后在都灵给予敌人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使数量上虽然占看优势，而精神上却已一蹶不振的敌军遭到了惨败。
现在，无论在南面或北面，战火都烧到了法国的边界。但在1707年中，由于同盟国之间缺乏一致的目标，使得法国人获得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而到了下一年，他们更得以集中自己的主力来对付马尔波罗。马尔波罗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困住在弗郎德勒地区。他于是作出决定，再一次采取向多瑙河进行机动的方法，而且是重复上次的进军路线，以来改变当前的局势。由于采取这一机动，尤金亲王得以从莱茵河上出发，率领自己的军队前来与马尔波罗会师。不过，这次法军的主将已经换上了能干的范杜米，他率领法军赶在尤金之前迎上了马尔波罗。范杜米赶上以后，迫使马尔波罗向鲁文撤退，随后，他即突然地掉头向西，不花一点代价便夺回了谢尔德、布留格和谢尔德河以西的差不多整个弗郎德勒地区。可是，马尔波罗也没有前去迎击敌人，而是勇敢地突入西南方，直插到范杜米部法军和法国边境之间的地区。随后便是奥登拉尔德之战。马尔波罗依靠战略机动赢得了初步胜利，并在战术上打败了范杜米。
如果马尔波罗能够自己独立作主，他当时一定会立即向巴黎进攻，那么，这个战争有可能很快结束。即使没有这样一个进攻，路易十四世还是在这年冬天被迫求和，提出了应该说是能使同盟国方面满意的条件。可是，同盟国方面却拒绝接受路易的和平建议，他们指望彻底消灭法军。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种缺乏理智的决策。至于马尔波罗，他应该懂得路易建议的价值，但就他本人来说，和平不是他喜爱的，他更感兴趣的是战争。
这样一来，到了1709年，战争的火焰又重新炽烈起来了。马尔波罗这时的计划，还是采取军事上的间接路线，但却是针对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夺取巴黎。他的企图归结到一点，就是迂回绕过各个要塞，不同敌人的野战部队作长时间的纠缠，而急速地直接插到巴黎。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就连黩武好战的尤金亲王也感到跟他不上。因此，计划作了修改，规定了一些较小的目标，避免直接强攻掩护着杜埃和贝顿之间那段边界的“布拉班特防线”上的工事，而首先夺取位于翼侧的图尔内和蒙斯要塞，最后再沿着要塞地带以东的道路进入法国。
这一次，马尔波罗欺骗敌人的手段收到了效果。他首先对敌人的要塞防线实行了佯攻，诱使法国人从图尔内抽出了守备部队的主力，用去加强这些要塞。随后，他即兼程猛进，率领部队对图尔内要塞实行围攻。但这个要塞的留守部队仍然抵抗得十分顽强，竟使马尔波罗在那里耽搁了两个月之久。接着，他又使莱巴塞附近的要塞防线受到新的威胁，因而得以很快抵近蒙斯，并不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这个要塞。不过，法国军队的行动也相当迅速，很快把他切断了，阻隔了他的进路，使他不能进一步发展胜利。这个挫折引起了他的暴怒，使他竟转而采取了直接路线的行动。这一次，他显得很不明智，对于当前形势所引起的后果，缺乏应有的认识。与克伦威尔在邓巴战役中的处置比较起来，他是相差很远的。法国的马尔普拉奎特，是一个预先构筑的坚固设防要塞，前面筑有“城门”拱卫。同盟国方面对于这个要塞的强攻，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花费的代价也是很高昂的，以致打了败仗的法军司令官维拉尔斯在给法王路易十四世的信中写道：“如果上帝叫我们再遭受一次这样的失败，那么，国王陛下的敌人也将同样地被毁掉。”这是一个实现了的预言，同盟国方面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代价极高的胜利，断送了对于夺取整个战争胜利的希望。
1710年，战争陷入了僵局。法军建立起一条从瓦郎西延直到海岸边上的“特强防线”，把马尔波罗阻止住了。同时，他的政敌找到了损害他威望的新借口，在英国国内掀起了反对他的浪潮。幸福女神对于那些糟踏她的恩赐的人们，是决不会加以饶恕的。1711年，尤金亲王的军队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被召回国。马尔波罗不得不单个地对付一个实力远为强大的敌人。他的兵力过于单薄，不可能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于是便充分发挥他的军事艺术手段，粉碎了法国人对于其“特强防线”不可攻克的夸大宣传。这一次，马尔波罗特别成功地采用了间接路线战略，他使用各种机动，时而迷惑敌人，时而欺骗敌人，终于不发一枪便穿过了法国的这一道防线。然而，两个月以后，他却被召回国，并接受了不荣誉的处分。到了1712年，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英国终于退出了战争，抛弃了自己的盟友。
此后，只有尤金亲王统率下的奥、荷两国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战争，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作战双方都巳经同样地疲惫不堪。1712年，法将维拉尔斯采取了一个很高明的机动行动，从其谋略性、隐蔽性和快速性来说，都可以与马尔波罗的类似机动相匹敌。结果，法军在德南地区获得了一个廉价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同盟国方面终于瓦解，路易十四世则获得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和平，比起马尔普拉奎特会战失败时所提出来的和平条件要有利得多。这佯，仅仅一个直接的行动，就使过去许多次采取间接路线而积累起来的全部战果，完全付之东流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后，问题还是采取另一个方法解决的，即仍然是靠间接路线的行动解决的。
同盟国的主要目的，即阻止法王路易十四世和西班牙结成实际上的联盟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但是，英国却在这一次战争中取得了领土上的收获。这应该归功于马尔波罗，主要是他具有远见，把眼界推广到了自己的战场以外。为了引开法国方面的注意力，保证在政治上获得利益，他在地中海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以来配合自己在弗郎德勒地区的作战。在1702年和1703年，通过先后进行的远征，使他得以阻止葡萄牙和萨伏依继续倒向法国方面，并为进攻法国的主要支柱西班牙铺平了道路。1704年，英国夺得了直布罗陀，因此，彼得波罗得以在西班牙顺利地完成牵制任务。到了1708年，英军又作了另外一次远征，占领了米罗卡岛。后来，尽管英国在西班牙的作战因为指挥失当而遭到失败，但它却是带着领土收获退出战争的。战争结束以后，英国始终占领着直布罗陀和米罗卡岛，而这却是控制地中海的两把钥匙。此外，英国人还在北大西洋中占领了新斯科夏和纽芬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
1740年至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也是一次没有决定性结果的战争。证明这一点的最好事实，莫过于法国人的一种口语，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在战后用以骂人的一种口语，说什么：“你真愚蠢，完全象个俗物。”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位君主。他很早就抢占了西里西亚，然后便退出了竞争。虽然后来他又重新回到战场上，并且冒了许多的危险，但却没有得到更多的收获。不过，他自己却因为累获胜利而威名大震。普鲁士作为一个强国的基础，也是由这次战争奠定下来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是，根据1742年在布勒斯劳签订的和约，西里西亚被割让给了普鲁士。这年初，对于普法联军来说，前景似乎并不理想。是的，法军和普军都已开始向奥军主力发起进攻。但是法军很快就被阻挡住了。这时，弗里德里希没有按预定计划向西方前进，去与盟军部队会师，而是转折向南，直趋维也纳。虽然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敌人都城的门口，但是他却很快地向后撤。这是因为奥军已在进行机动，很可能就要切断他与后方基地的联系。弗里德里希的这次进攻，常常遭到批评，说它是一种鲁莽的示威行动，可是，如果考虑到他的后果，那就应当说，这指责本身就是太鲁莽了。因为他的这种迅速撤退，是根据自救的原则进行的。而且，他竟以此促使奥军落入了圈套，诱使他们跟踪追击，一直深入到西里西亚内部。然后，在赫图希茨附近，当自己处境艰难的时候，他却进行了强而有力反突击，并在尔后的追击中打垮了敌人。三个星期以后，奥国即同弗里德里希进行了单独媾和，答应把西里西亚割让给他。要从这样一个事件中作出什么大的结论，可能是不值得的，但是，至少也要指出一点，奥地利人突然同意签订这个对他们不利的和约，正是这场战争中使用间接路线方法的唯一一个事例。这一次的间接路线行动，就是弗里德里希突然地在维也纳城下出现，并且在濒临失败危险时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战术胜利，它与弗里德里希的其他许多胜利比较起来，光彩毕竟暗淡得多。
在十八世纪的中叶，奥地利王位继承权战争没有产生决定性的结果，而接着它以后发生的另一次大战，即七年战争(1756年至1763年)，从欧洲的政治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好些。这一次，只有英国是达到了一定结果的唯一国家，而这些结果对于欧洲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英国却不是七年战争的直接参加者，尽管它对这次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采取间接的方法从战争中获得了好处。当欧洲各国的军队把自己和国家搞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英国的大不列颠部队，只以少数小型支队进行活动，就削弱了欧洲各国的影响，而扩大了大英帝国的实力。应该指出，当普鲁士处于实力消耗殆尽的时刻，它宁愿获得一个不确定的和平，而避免屈辱投降。这种事实的产生，是因为法国在殖民地方面遭到失败，俄国也由于沙皇的死亡而拒绝给予普鲁士以最后的决定性的打击。命运之神对于弗里德里希大帝是很慈悲的。到了1762年，他在取得一连串巨大而光荣的胜利以后，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资源，不能继续进行抵抗了。
在许多次的战役当中，就军事和政治的结果来看，事实上只有一个战役可以称得上是有决定性结果的。这就是以英国人占领魁北克而告结束的那次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是时间最短的，而且是在次要战区里进行的。如果说，占领魁北克和在加拿大剥夺法国的统治权，是因为借助于海军的势力，并在大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那么，在加拿大战役中军事行动的实际进程，就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结果。这次战役的结局之所以值得人们思索，是因为其胜利是一种看来似乎冒险行动的结果。而这个看来似乎冒险的行动，是在蒙特莫勒西瀑布方向采取直接路线失利之后，也即是在兵力遭到严重损失，士气大大低落之后，才不得不采取的。如果替英军主将沃尔夫作点辩护，就应该指出，他当时采取直接路线的行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曾采取各种办法来引诱法军，如炮击魁北克，以少数孤立的支队在勒维士角地区和蒙特莫勒西瀑布附近进行佯动，但始终未能把法军从其坚强阵地上诱出来。然而，从他们的这些失败当中，和他们后来在魁北克以北法军后方冒险登陆的成功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一定的教益：光有把敌人诱出阵地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迫使敌人远远地离开其阵地。沃尔夫曾准备采取直接的突击，而为此所进行的诱敌行动却是不成功的。从这里又可以获得一个教训：仅仅使敌人感到神秘还不够，必须使敌人迷惑不解，达到无所适从的状态，并要使敌人在这种状态中丧失行动自由，不能调动部队以来采取反机动的行动，甚至使其部队自行瓦解。
沃尔夫最后采取的那个机动行动，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但是，这却符合各种条件要求，因而终于取得了胜利。那些通常只是根据兵力对比来研究战史的人们，似乎总是认为，法军当时被削弱的程度，并不能作为他们遭受失败的充足理由，许多研究著作曾经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法国人在当时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便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然而，魁北克之战非常鲜明地证实了一个真理：由于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指挥部的计划而夺得的胜利，要比从体力上损害敌军去夺取胜利快得多。这些因素的效力，也要比地理因素和统计资料的计算带来的效力大得多，而一般的军事史书籍，十分之九都是充满了对这一类计算的分析。
历史事实表明，在七年战争的过程中，在欧洲这个基本的战场上，虽然有过许多的战术性胜利，但是却很缺乏决定性的战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值得加以探讨。弗里德里希的敌人太多，这是一种通常的见解。但是，他也有各种的优点，似乎足以抵消敌人的优势。这种解释当然不可能令人信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进行深入—些的研究。
弗里德里希类似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而有别于马尔波罗，他不受一个战略家身上所承受的那种责任和限制的束缚，有着自由行动的特权。他一身兼管着大战略和军事战略两方面的工作。作为一个国王，他和他的军队之间有着永久性的联系，可以不断地准备和发展自己的这个工具，来达到他所选定的目的。此外，战区之内的要塞较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尽管他的盟友只有一个英国，而面临的敌人却是奥地利、法国、沙俄、瑞典和萨克森的联军，弗里德里希从开战之日起，直到第二战役的中期，其兵力的数量实际上总是居于优势。此外，他还具有两个优越条件：一是他的战术要比任何一个敌人都更优良；二是他占着一个中央的位置。
由于占着中央位置，弗里德里希得以采取一种通常称之为“内线作战”的战略。这也就是说，他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从中央位置向边缘地区的某一部分敌军实施突击。而当他为此调动兵力时，其距离总是最短的。所以，在敌人还来不及相互救援之前，他就抢先集中兵力把敌人逐个击破了。
谁都可以一眼看出，敌人的驻地彼此相距愈远，则取得对敌的决定性胜利也就愈容易。毫无疑问，从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可是，这里又出观了一个精神因素的作用问题。当敌人彼此分散时，他们必须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因而又会产生一种加强自己抵抗能力的趋向。当他们彼此相距很近时，必然会力求联合作战，因而是把自己当作整个集体中的一员，并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互相依赖。这样，一个司令官的活动，必然会影响到另一个司令官，致使精神作用很快产生效果。甚至于某一支部队的平常的调动，也很容易给另一支部队的活动带来困难，或者使之组织涣散。处在中央位置上的部队，就进行机动来说，时间可能少一些，空间可能小一些，但是引起敌人的反映或震动，却可能比较快一些。处在边缘地区的部队，当他们相距很近时，一旦某一部分遭受来自中央位置的敌人的打击，则临近它的另一部分可能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因此，对这另一部分部队来说，这就是一种间接路线的行动。与此相反，如果这些部队彼此之间的距离很大，那么，它们就会有相当长的时间，用来抗击来自中央敌人的下—次突击，或者躲避开他的第二次突击。
这样进行“内线作战”，正象马尔波罗在向多瑙河进军时所作的那样，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由于这样的机动是对敌军整个集团采取的，因而对其某一部分，即对该项行动的直接目标来说，如果不能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产生迷惑，那就并不一定构成间接性行动。因此，在没有使敌人整个集团感到突然时，就应该采取新的间接路线行动，即能影响到目标本身的新行动。
弗里德里希曾不断利用自己的中央位置，来逐次集中兵力，以逐个攻击敌军的孤立集团，并且经常采取着间接路线的行动。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不过，他的战术性间接路线的基础，首先是利用几何因素，而不是心理因素，并且也不象西庇阿那样，能够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加以补充。因此，弗里德里希的机动，尽管在执行时很够技巧，但这些运动的路线却很狭窄。对于敌人来说，如果自己的指挥迟缓，或者部队的组织松散，那么，尽管弗里德里希的打击对他们并不是完全出乎意外，但仍然有可能无法作好抗击其下一个打击的准备工作。
1756年8月底，弗里德里希为了破坏同盟国的计划，首先侵入萨克森，于是便开始了七年战争。弗里德里希借助于突然袭击，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接着不断扩大这一胜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德累斯顿。奥国军队虽然赶来救援，但时间已经太晚了。弗里德里希为了迎击奥军，前进到易北河上游，并在莱特米里茨附近的洛博西兹会战中，把他们打败丁。随后，他便占领了整个萨克森。1757年4月，弗里德里希翻越山地进入了波希米亚，并向布拉格开进。当他接近城市以后，立即发现奥军已在河对岸的高地上扼守着坚固的阵地。于是，他留下一个支队的兵力，用来掩护自己的行动，同时监视着河的对岸，而他本人则率领大军乘着黑夜向上游转进，随后在上游渡过易北河，并从那里向敌军的右翼发起进攻。他的这个机动，在开始的时候，应该算是一个间接路线的行动，可是到了最后阶段，却转变成了直接的进攻，因为奥军有着充分的时间来变换他们的正面。结果，普鲁士的步兵被迫进行正面攻击。他们在冲击奥军的防御前沿时，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死伤了几千名官兵。最后，幸亏泽登的骑兵经过深远迂回之后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因而决定了布拉格会战的结局，普军取胜，奥军被迫后撤。
普军接着对布拉格进行了围攻。但是，由于道恩率领一支新的奥军前来解围，普军便暂时停止了进攻。弗里德里希在获悉奥国援军即将到达以后，马上停止了对城堡的围攻，而调动差不多全部的兵力来迎击道恩。1757年6月18日，弗里德里希在科林地区同奥军遭遇。他立即发现，敌人已经挖掘了很好的堑壕工事，而且在兵力数量上几乎也要超过他一倍。这一次，他本来也想迂回奥军的右翼。但由于进行机动的路线太窄，过于靠近了敌人，结果，他的纵队为奥军轻型部队所乘，遭到了射击，并被迫终止迂回行动，因而不得不从正面向敌人实施彼此互不协调的攻击，以致最后遭到了惨败。就这样，他不得已放弃了对布拉格的围攻，退出了波希米亚。
此时，俄军已经进入东普鲁士，法军已经占领了汉诺威，而由希尔德堡豪生率领的同盟国联合部队，也从西面对柏林构成了威胁。为了不让这两支军队汇合起来，弗里德里希立即实行强行军，经过莱比锡，由原路赶了回来，从而消除了这个威胁。随后，他又被迫向西里西亚开进，因为那里正孕育着一场危险。可是，当他还在半路的时候，奥军的一支快速部队却已侵入柏林城，正在进行破坏。他刚刚把奥军从柏林驱逐出去，希尔德堡豪生又发起了新的进攻。于是，弗里德里希又匆忙地去迎击这个敌人。
接着便发生了罗斯巴赫会战。战场在波恩以东约40公里。当时，同盟国的军队在数量上大约是弗里德里希的两倍，他们也试图采取迂回的办法，正好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同盟军实施迂回的深度太小，他们又都没有根据地误以为弗里德里希将要撤退，因而自己乱了步骤，各自改变队形，准备着对弗里德里希进行追击。这样，就使弗里德里希猜透了他们的企图，并得以组织反机动的行动。他决定对同盟军部队的深远翼侧实施突击，并力求把敌人消灭。结果，由于敌人犯了错误，弗里德里希采取的间接路线了不仅具有机动性，而且具有突然性。罗斯巴赫会战，在弗里德里希所有获胜的会战中，是最成功的一次会战。他在这次会战中，打败了总数为六万四千人的敌军，使其死伤达到七千七百人，而他自己的损失，却总共只有五百人。
对弗里德里希来说，遗憾的是，他在前几次会战中，已经使自己的兵力消耗得太多了，因而不能充分扩大这次胜利的战果，他还要继续对付奥国军队，那是他在布拉格和科林两次战斗中都未能击败的。后来，在洛依森会战中，弗里德里希由于采取了他那个著名的“斜形战斗队形”(这是间接路线的一种形式)，终于又获得了胜利，但是，其代价实在太高，以至于负担不起。
就这样，战争继续拖延下来了，而到1758年，其前景更加黯淡。为了对付奥军，弗里德里希既采取了间接路线，同时又从正面和从翼侧实施进攻，他还前出到了阿罗木次地区，进入敌人后方，那里离分界线已有32公里。甚至于当他在行军途中，在远离一个巨大的补给纵队之后，他仍然没有后退，而是继续向前行军，经过波希米亚，从右边迂回到了奥军的后方，接近了敌人科尼格内兹这个筑垒基地。然而，由于过去在布拉格和科林丧失了有利的机会，他又不得不受到报复。因为俄国人这台“蒸汽压路机”终于充满了蒸汽，并已经滚到了波森(即今波兹南)，接着就要滚向柏林。于是，弗里德里希又放弃了波希米亚战役，随即挥军北上，以阻止俄军的进攻。他虽然获得了成功，但是，佐恩多夫会战却成了第二次的布拉格会战。这一次，弗里德里希仍然是实行机动，避免向俄军坚固设防阵地的正面实施进攻，他迂回到了敌军的东侧，打算从其后方进行攻击。可是，俄军也仿效着奥地利人在布拉格所作的榜样，他们改变了正面，把弗里德里希的间接路线行动变成了正面的攻击。这使弗里德里希陷于极端艰困的境地，一直等到他手下的骑兵名将塞德利兹赶到参加战斗，才得以转败为胜。当时，塞德利兹在一片号称不能通过的地形上完成了迂回行动，对俄军新构成的一个翼侧实行了出敌不意的突击，这也正是一种间接路线行动。弗里德里希在这次会战中的损失，虽然要比俄国人稍轻一些，但是从他的人力物力资源来说，其损失也可以说是很够惨重了。
由于兵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弗里德里希不得不放开俄国人，让其自由恢复元气。而且，自己又重新掉转头来，以对付奥国军队。弗里德里希的下一次败仗，是在赫克尔希(德累斯顿以东70公里)。其原因主要是他过分自信。他认为，奥军的主将是他的老对手，即从来不敢自己首先发起攻击的那个道恩。结果，道恩却利用夜间把弗里德里希的部队团团围住了。这一次所以能够避免毁灭，完全靠着泽登的骑兵，他为步兵打开了一条撤退的通路。
1759年，战争还在继续往后拖。弗里德里希的兵力也在日益减少。在库恩斯多夫(库勒尔斯多夫)，他被俄国人打败，这是他一生中所遭到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而在马克森，他又一次被道恩打败。这两次之所以失败，又是由于他自己过分的矜持自傲。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能采取什么重大行动了，只是消极地把敌人封锁着而已。
不过，当普鲁士的命运正在黯然失色的时候，在加拿大方面却出现了胜利的阳光。由于沃尔夫在加拿大取得了胜利，促使英国人愿意派兵到欧洲去了。英国军队在明登打败了法军，拯救了弗里德里希，使他避免了最后的失败。
虽然如此，1760年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在各方面都是最困难的一年。在东方，他对俄国人使用了一条妙计，从而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时，他故意让俄军虏获一份假造的文件，其中写道：“今天奥军已完全失败了。现在该轮到俄国人。请按我们原来的协议开始行动。”虽然使俄国人上了当，退了兵，而且后来在托尔高也终于把奥国人打败了，但是，对于弗里德里希来说，这次胜利已是强弩之末。他自己的惨重损失使他也形成了瘫痪状态。尽管全部剩余兵力还有六万人，但他已不敢再去冒险作另外一次会战，只很孤立地停驻在西里西亚，甚至同普鲁士的联系也都被割断。侥幸的是，奥军的战略还和过去一样，没有一点生气，俄军的后勤组织，也不断地发生障故，因而经常感到补给匮乏。正当这个危机四伏的时候，俄国的女皇却突然死了。她的继承人不仅愿意讲和，而且还有倒过来帮助弗里德里希的意愿。以后几个月当中，法奥两国的军队还是继续行着漫无目的的战斗。然而，法国的军队由于在殖民地里遭到挫败而大大削弱了。奥军也被消耗巨大的战争拖得疲惫不堪。所以，不久以后也就签订了和约。几乎所有参战国家都弄得精疲力竭。可以说，他们在七年的流血战斗中，什么也没能得到。当然英国是一个例外。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各次战役中，固然可以吸取许多教训，但是看起来最主要的一条，似乎就是他的间接路线还太直接化了。换句话说，他把间接路线战略，只当作一种机动性的运动，或者只看成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的结合，而把突然性这个因素丢掉了。而实际上，间接路线战略，是机动性和快速性、突然性三者的紧密结合。因此，他的技巧尽管很高明，但其节约兵力的原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兵力还是不免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