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近代史上的一个“大战”， 即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在这场时间颇长的战争中，没有出现一个产生决定性战果的战役，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这场战争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瑞典国王古斯达夫·阿道夫和华伦斯坦之间进行斗争的那个最后阶段。出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在卢塞恩进行决定性会战时战死。结果，组成一个以瑞典为首的大型新教联盟的可能性被彻底打消了，如果不是法国人的参预，不是华伦斯坦被刺，那么，卢塞恩会战的结果，也许可能导致日尔曼人的统一，那样的话，德国的统一就要比实际上提前三百年。
不过，这类的结果和可能性都是靠间接方法获得的。这次战争中唯一有名的一个会战，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而他们却是原先占有优势的一方。尽管华伦斯坦的战争机器要比瑞典人的弱得多，而他也并不善于从有利的战略形势中获取战术上的好处，但他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在这次会战之前，他取得了现实的真正优势。应该指出，他的这个优势是连续三次采用各种间接路线行动的结果。这些间接路线行动甚至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1632年，华伦斯坦重新受命，担任了当时已经并不存在的陆军的首脑，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三个月之内收编了一支大约有四万人的雇佣军。由于古斯达夫·阿道夫国王的瑞典军队正在扫荡巴伐利亚，当局发出了要求立即赴救的呼吁，但是，华伦斯坦没有马上赶到那里去，反而掉转头来向北走，去对付萨克森那个古斯达夫的弱小同盟者。他把萨克森军逐出了波希米亚，而后即向其国内进攻。他甚至还强迫巴伐利亚选侯也带领自己的军队前来同他会师，这样就便巴伐利亚在表面上显得防务更加薄弱。然而，华伦斯坦这个算计是完全正确的，他就是这样调动了古斯达夫。由于害怕自己那个脆弱的同盟者被消灭，古斯达夫不得不赶紧从巴伐利亚撤退出来，并匆匆忙忙地去援救萨克森人。
华伦斯坦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部队，在古斯达夫军队赶到以前实行了会师，古斯达夫面临着敌人的联合兵力，不得不退回到纽伦堡。华伦斯坦随即跟了上去，但却发现瑞典人正在严阵以待，因而认为：“举行会战的时机已经丧失，必须尝试用另外的方法。”他不敢把自己的新兵用来攻击瑞典的精兵，于是使选择地形挖壕设防，—方面使部队得以安全地进行休息，一方面则使用轻骑兵去控制古斯达夫的补给线。华伦斯坦这时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战术：对于瑞典国王的挑战置之不理，使他进攻阵地的尝试多次破产，得不到什么战果，同时，又使瑞典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这样，尽管在军事上的意义比较有限，但在政治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欧洲，都知道古斯达夫这次失败了。虽然古斯达夫并没有被歼灭，但是由于过去一系列重大胜利而造成的“古斯达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完全破产了。这就必然要削弱他对于日尔曼诸国家的控制力量。华伦斯坦正确地使用了自己比较有限的兵力，达到了较高的战略目标。
古斯达夫又从纽伦堡出发，向南进入巴伐利亚。华伦斯坦没有跟随追击，而是转向北面，又向萨克森进军。这又是一个很高明的行动。象前一次那样，他又以这个机动调动了古斯达夫，迫使古斯达夫再次掉过头来对他进行追击。不过，古斯达夫的行动也很迅速，很快就回到了萨克森，使华伦斯坦来不及强迫萨克森人单独订立和约。接着就在卢塞恩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会战。瑞典军队利用他们战术上的成功，挽回了他们在战略上的挫败。但是代价惨重，他们的统帅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样一来，瑞典人想组织以瑞典为首的新教国家大同盟的理想，也随之最后破灭了。
这场折磨人而且耗费大的战争，后来还拖了十六年才告结束。它使整个日尔曼变成了一片废墟，而使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1642年到1652年的英国国内战争，与同世纪中欧洲大陆的各次战争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特点，那就是英国的战争都是力求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富在其所著《骑士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我们从来就不设营，不挖壕……从来不凭江河隘路之险而固守。战争中的最大格言是：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去打他们！”
英国的第一次内战，尽管具有良好的进攻精神，可是还一直拖了四年。这是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会战取得决定性的战果。1646年，战争的烈火总算是熄灭了，但是，仍然残留着许多王党分子的“红角”，他们余烬未消，因此，仅仅过了两年，由于胜利者内部发生冲突，致使战争死灰复燃，而且其熊熊烈焰比上一次还要烧得猛烈。
本来，这次战争中的进攻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它的结局却又那样地不确定，这是因为什么呢？对此加以研究，我们就可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每一个战役中都是一再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其间固然夹杂着一些用我们今天的术语来说叫做“扫荡战”的作战行动，但都只具有局部的和暂时的作用，因而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使双方都把实力消耗殆尽而已。
第一次内战开始时，王党的军队是以英格兰西部和中部来作基地的，而拥护国会的军队则以伦敦为据点。但王党军在第一次进攻伦敦时，前进到图思班绿地就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后来，人们常把这个称之为英国内战中的瓦尔米。王党军这次自动败退，是因为进攻开始以前，双方主力曾在埃德日丘陵地区进行一场苦战，流血很多而毫无结果，因而精神力量产生了作用，致使进攻没有流血，就告结束。
此后，王党军即以牛津及其附近城镇作为自己作战基地的支柱。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地区的战事是平静的，双方都把主力屯守在边界上，没有什么大的行动。而在此同时，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则有许多孤立的支队不断进行着混战。这样一直拖延到1643年9月。由于被围的格洛斯特城面临着严重的局势，迫使埃塞克勋爵率领国会军的主力前往救援。他采取了一条迂回绕过牛津地区的行军路线。这就使得王党分子获得了切断其退路的机会。后来，在新布里(即在里丁以西25公里处)进行了一场直接的冲突，但是又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战争过程中的大量物资消耗，本有可能促使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可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却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和爱尔兰的叛乱者首先签订了和约。订立这一和约的目的，是想利用天主教的爱尔兰，来制服新教的英格兰。而结果呢，却促使属于长老派的苏格兰也起来参加了反对英王的斗争。由于有了一支苏格兰军队可以在北面牵制王党的兵力，国会派又重新集结了自己的兵力，准备直接向牛津地区进攻。这次进攻，除了夺得牛津附近的少数堡垒之外，还是没有什么重大结果。实际上，就在这个时候，英王还能命令鲁普尔特紧急驱兵北上，去援助北方的王党部队，以对付苏格兰的进攻。对查理说来，不幸的是，他的部队在马尔斯登荒地遭到了战术上的失败，以致使他不能利用当时对他有利的战略形势。胜利方面也没有获得什么利益。由于对牛津地区的直接进攻没有什么成果，又使国会派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部队中逃亡的人日益增加。只是因为还有一些象克伦威尔这样坚定的人物，才得以在敌对双方互相消耗殆尽的情况下，没有罢兵求和。对国会派来说，所幸的是，王党方面的情况甚至还要恶劣，其内在的危机比外部的打击还更严重。因此，敌人在精神上和数量上都是居于劣势的，而他们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只是因为国会派在战略上犯了错误。直到1645年，由于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重新建立起一支新型军队，才在纳西比把王党军队打败。不过，尽管有这一次在战术上取得决定性战果的胜利，战争还是再拖一年才告结束。
关于第二次国内战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克伦威尔已成为统治的中心人物，而二十八岁的约翰·南布尔特，也做了他的重要助手。到1648年4月底，情况已经明朗，苏格兰人组成了一支勤王的军队，准备开进英格兰来支援王党分子。于是，费尔法克斯立即带兵北上去进行征讨。而克伦威尔则到西部去镇压王党在南威尔土地区的起事。可是，当苏格兰人从北面南下的时候，在肯特和英格兰东部的王党分子也爆发了新的叛乱，这样就把费尔法克斯牵制在该区无法前进。因此，当时在南布尔特手里只有一支极单薄的兵力，用以迟滞苏格兰军的入侵行动。但是，他却以极巧妙的间接路线行动完成了任务。当苏格兰军队沿着西海岸的大路向南挺进的时候，他曾不断威胁敌人的翼侧，同时，设法制止他们翻越奔宁山脉，使其不能同约克郡地区的叛党汇合。
最后，在1648年7月11日，克伦威尔攻克了彭布鲁克城，于是他也随即挥师北上。他没有直接进攻苏格兰人，而是采取了经由诺丁汉和当卡斯特的一条深远迂回道路，并沿途取得补给。然后，他又转向西北，在阿特里同南布尔特会师。苏格兰人此时配置在由威根到普雷斯顿一线，其左侧由南格德尔率领着3500人进行防守。当时，克伦威尔总共只有8600人的兵力，而且包括南布尔特的骑兵和约克郡的民团在内。至于敌人，其总兵力几乎达到二万人。克伦威尔首先在普雷斯顿地区拖住了苏格兰军纵队的尾部，打乱了敌人的行军序列，迫使敌人掉转头来以抵抗他的攻击。这样，南格德尔率领的那支军队就在普雷斯顿地区全部被歼灭了。尔后，克伦威尔乘胜追击，衔尾紧跟，使苏格兰军纵队纷纷溃逃，经过威根，一直败退到尤托克西特。在这里，前面有中部地区的民团阻挡去路，后面有克伦威尔的骑兵不断攻击，苏格兰军已是走投无路，终于在1648年8月25日宣布全军投降。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国会派的敌人被彻底摧垮了；军方得以对国会进行“清洗”，并把国王查理一世提交法院审判，最后判处了死刑。
克伦威尔此后对苏格兰的进攻，实际上要算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克伦威尔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摧毁英王的儿子，即未来的查理二世的计划。当时，查理正打算借苏格兰人的帮助回来夺取已经失去的王位。这场战争不能算作什么对历史的进程有过决定性影响的战争。但是，它却很突出地证明，克伦威尔是善于掌握间接路线战略的。当他发现由李斯里指挥的苏格兰军队已经占领有利阵地，并遮断了他向爱丁堡前进的道路时，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接触性的小战，以来探测敌人的实力和部署。稍后，当他已经靠近目标，而且深感补给品缺乏的时候，他仍然具有极强烈的自制能力，决心不在对他不利的地形上进行正面攻击。他压抑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求战欲望，在没有把敌人诱到开阔地以前，在没有出现对敌人暴露翼侧实施突击的可能性以前，决不进行冒险，不肯采取积极的行动。为了求达这个目的，他开始向穆塞尔堡撤退，随后又向邓巴撤退，以此诱惑敌人，并在那里进行补给。一个星期以后，他又原路返回，并在穆塞尔堡给部队配发三天口粮，开始进行一次深远的迂回运动。他准备翻过爱丁堡丘陵区的高地，前出到敌人的后方。1650年8月21日，李斯里在科尔斯托芬山地切断了克伦威尔的进路。这时，尽管他离开自己的基地很远，但他仍然进行着采取间接路线的尝试，决心走迂回路绕过敌人。随后，李斯里又在戈加地区隔断了他的去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数的将领难免会要冒险一战，可是克伦威尔却不是这样的人。他把病员暂留现地，决定向穆塞尔堡撤退，接着又从那里向邓巴撤退，以此引诱李斯里跟踪追击。这时，有些部将劝他把部队装船撤走，但是克伦威尔没有采纳，一心在邓巴等待着。他指望敌人有可能错走一步，而自己则能马上加以利用。
然而，李斯里也是一个高明的对手。他采取的下一步行动，给克伦威尔造成了更大的危险。李斯里离开了主要的道路，在1650年9月1日的夜间，绕过了邓巴，占领了顿山丘陵地区和其他一系列的高地，从而监视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另外，他还派出一个支队占领了顿山以南11公里处的所谓“烧鸡”隘路。第二天早晨，克伦威尔立即发现，他与英格兰本土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了。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已感到粮秣的匮乏，病员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
李斯里的原定计划，只是在高地等诗，一旦英国人沿着通往伯里克的道路突围，就立即下来予以突然的打击。可是，长老会派的那些教士们却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实指望看到，敌人将会落入陷阱，而在发现英国侵略者有可能从海上脱逃的征候时，他们的要求就更加坚定了。9月2日，忽然起了强烈的风暴。屯驻在光秃秃的顿山和其他高地上的苏格兰部队，实在是吃不消，坚持不住，大约在午后4时许，他们开始从高地上撤下来，并在通往伯里克的道路近旁寻找房舍，以避风雨。而在他们的前面，正好隐蔽地流过一条小小的布罗克河，它经由谷地注入海中。
克伦威尔和南布尔特在一起，亲眼看到苏格兰的部队在调动。他们两人同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正在形成的局面将对他们有利，可以使他们夺得优势，有利于对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当时，苏格兰人的左翼已被压缩在高地和布罗克河这条小溪流之间。如果对其右翼部队施行突击，那么左翼的部队是很难给予支援的。在当晚的军事会议上，南布尔特提出建议：立即进攻苏格兰人的右翼，力求把它击溃，同时集中起炮兵的火力，以压制敌军的左翼。他所列举的理由使大家都很信服。克伦威尔很赞赏他的这种主动精神，于是就指派他去攻打头阵。那天夜里，不停地下着雨，刮着很大的风，英军沿着小溪流的北岸占领着阵地。在部署好对付敌军左翼的火炮之后，南布尔特返回到另一翼，即自己方面的左翼，并马上率领骑兵在沿岸地区发起进攻。由于进攻行动来得突然，英军的骑兵和配置在中央的步兵，都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渡过了溪流。尽管英军的行动曾一度受挫，但是把预备队投入战斗以后，克伦威尔随即就在靠海的这个侧面把敌军压向左面去了，并把他们逼到高地和溪流之间的一个角落里。这时，敌军士兵要想得救，只有溃散逃命。这一次，克伦威尔抓住了敌人由于过分自信而产生的错误，并立即加以利用，在战术上采取间接路线的行动，因此，打败了在兵力上比他大了两倍的强敌。这次战争就这样光荣地结束了。在整个战争中，克伦威尔始终拒绝了各种的诱惑，虽在万难之中，也决不放弃自己的间接路线战略。
邓巴的胜利，使克伦威尔攫取了在苏格兰南部的统治权。由于这一胜利，拥护长老会派的军队被消灭了。但是，在苏格兰的北部和西北部，还残留着一些反对克伦威尔的王党分子。由于克伦威尔害了重病，彻底肃清这些王党分子的工作拖了很长时间。而在这个时候，李斯里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在福思湾以北地区重新组建了拥护王党的军队。
1651年6月底，克伦威尔在其军队经过充分训练以后，又提出了战斗任务，恢复了战斗行动。他的战略计划，无论就其思想深度和计算精度来说，决不逊色于以往战史上的任何战略计划。这一次，他头一回具有了数量上的优势，但是，敌人也是非常狡猾的，始终不离森林沼泽地形，从而保障了自己的薄弱翼侧，封锁了通向斯特林的道路。如果克伦威尔不能在短时期内摧毁敌人的抵抗，那他就不得不在苏格兰再度过一个严酷艰困的冬天。那样的话，他的部队必然要遭受大的牺牲，并使国内的情况更趋恶劣。而且，只是把敌人从阵地上击退还不够。因为这种局部的胜利仅仅是把敌人赶进山地中，他们继续留在那里，仍然是眼皮底下的一个祸害。
克伦威尔解决这项任务的方法可以算是一件杰作。首先，他在福尔柯克附近向卡兰德屋实行强攻，从而在正面造成了对李斯里的威胁。其次，他使全军逐步地渡过福思湾，前进到佩思地区。这样，不仅绕到了李斯里防御线的翼侧，而且控制了他们通往斯特林的接近路，占据了其补给基地的枢纽。然而，他采取这一机动，同时也就给敌人让开了一条通向英格兰本土的道路。这正是他的计划的实质，是其艺术高超的体现。他前出到了敌人的后方。而此时的敌人，正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开始溃散逃亡，而眼前却又只有一条狭窄的孔道。敌人方面的某一个人曾说过：“我们当时被迫作出选择，或者饿死，或者散逃，或者带领残余部队冲到英格兰去。这后一个办法虽然也是极端危险的，但也许还有可能使遭受的灾难小一些。”因此，苏格兰人很自然地选择了后一种方案，他们在7月底向南突进，冲到了英格兰境内。
克伦威尔是预先料到了这一着的，并且利用政权手段作好了“迎接”敌人的准备。他紧急地动员了所有的民团，监视着一切有王党嫌疑的分子，查抄了私藏军火物资的秘密仓库。苏格兰人是沿着西海岸向南开进的。为了跟踪追击敌人，克伦威尔派出了南布尔特的骑兵。同时，派哈尔逊由纽卡斯尔向瓦林顿斜插过去，而弗立特沃德则率领中部的民团向北进发。南布尔特从侧面绕过敌人以后，于8月13日与哈尔逊会师。于是，两支军队都开始与敌军接战，并且战且退，不断迟滞敌人的前进。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则冒着8月的酷暑，每天行军32公里。他开始是沿着东海岸向南走，然后折向西南。这样，敌人终于掉进了陷阱，同时地遭到了克伦威尔的四面围攻。这时，查理断然地改变了行进路线。他不再向伦敦而转向塞文河地区，但这样也只不过多拖几天日子，并没能挽救自己的惨败。1651年9月3日，即在邓巴会战的周年纪念日，克伦威尔又在伍斯特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开始以前，曾发生了许多次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军队为一方，而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为另一方。他们有时联合作战，有时单独对垒，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结果。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因而也包括其局部的任务，照例都是有限的。造成这种不坚定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筑城学术的发展超过了兵器的进步，使防御方面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这正和二十世纪初叶机关枪刚刚出现时的情形是一样的。二是军队还没有编组成为固定的兵团和部队，不能独立自主地活动，在运动和作战中，通常都必须全军凝成一个整体，因而使其突击力受到限制，不能分散活动以欺骗敌人，不能自由地进行调动。
在这许多次的战争当中，如著名的法国投石党人的战争，争夺王位的战争，荷兰的战争，神圣同盟的战争等等，只有一个战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是1674年至1675年之间法国统帅杜伦尼进行的冬季战役，其顶点即为图尔克姆的胜利。当时，法国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路易十四的盟友，一个一个地相继离开了他。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奥地利人，以及日尔曼的多数公侯王子，都纷纷加入了敌方的联盟。杜伦尼在洗劫了这些公侯和皇室的领地之后，被迫退过了莱茵河。这时，勃兰登堡选帝侯正在调动兵力，准备去同布伦维里指挥的皇室军队会师。可是，杜伦尼却抢在选帝侯的前面，于1674年10月把布伦维里阻止在思泽赫姆地区。然而，德国人这时已经进入阿尔萨斯，并在斯特拉斯堡和贝耳福之间的集镇和乡村居民点里扎下冬营。这样就迫使杜伦尼又退到了德特维尔地区。
杜伦尼表演其统帅艺术的舞台就是这样设置的。他决定，要在仲冬时节发动这次战役，因而一开始就使他获得了突然袭击的益处。为了迷惑敌人，杜伦尼故意在阿尔萨斯的中部地区构筑堡垒，作出准备防御的样子。随后，他便悄悄地把自己的全部野战部队开进了洛林。接着，利用孚日山脉高地的掩护，采取强行军的速度向南挺进，并在一路上尽一切可能从各地村镇收编补充兵员。而在行军的最后阶段，他甚至把自己的兵力分散成小股活动，用以欺骗敌人的谍报人员。他在冰雪封山的条件下沿着山脊道路进行急行军之后，又在贝耳福附近重新集合了自己的部队，并且丝毫也不延宕，立即从南面突入阿尔萨斯。而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想从北面攻进去的。
布伦维里依仗自己手里拥有强大的兵力，曾力图把杜伦尼阻止在牟罗兹，但是在12月29日，很快就被击败了。于是，法军如潮水般地急卷而进，沿着实在莱茵河与斯特拉斯堡高地之间的谷地一直往前冲，把德帝国的军队分割成一些小股部队，在斯特拉斯堡方向上向北败退。对于每一支企图抵抗的部队，法军都把它们隔截开来，或围困起来。可是，追到科耳马尔的时候，即在通向斯特拉斯堡的半路上，勃兰登堡选帝侯已带领德国部队构筑了一道防御工事。他仗着自己拥有和杜伦尼差不多的兵力，在那里进行固守。然而，由于迅猛进攻而产生的一切优势，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都被杜伦尼夺占到手了。他技巧地利用着这些优势，在图尔克姆会战中成功地采取了战术上的间接路线。在这个会战中，杜伦尼所锐意追求的，不是首先消灭当面敌军的肉体，而是考虑如何摧毁他们的士气。这样的结果，从事物的自然过程来说，必然使敌军部队自行逃散。杜伦尼达到了这个目的，仅仅在几天之内，他就使阿尔萨斯境内连一个敌军士兵也没有了。
这次会战以后，法国士兵回到斯特拉斯堡的冬营里去过冬。他们直接从德国方面的莱茵河岸地区，甚至远及内卡河地区，搜集各种补给物资。勃兰登堡选帝侯带着自己的残余部队退回国内，即退到了距离柏林西南60公里的勃兰登堡城。而杜伦尼的老对手蒙特古里，在下一年的春天又重新受命，担任了日尔曼帝国的全军总司令。由于受到杜伦尼的压力，蒙特古里也不得不领兵撤退，并在萨斯巴赫地区占领了于自己不利的阵地。然而，在萨斯巴赫之战一开始时，杜伦尼就为一颗炮弹炸死了。杜伦尼死后，战争的进程马上就起了变化。
杜伦尼的这个冬季战径，与十七世纪欧洲各次战争的许多战役比较起来，特别突出地显出了它的坚决性。这是为什么呢？在这个时代，许多的将领都是擅长迂回机动艺术的，因而相互之间就起了限制的作用。他们掌握这门艺术的水平彼此差不多，所以，某些迂回翼侧的行动在其他时代也许可以获得成功，而在这个时代却被相互抵消了。只有在杜伦尼的这次战役中，才可以说是真正达到了把敌人击毁的目的。作为一个鼎鼎有名的统帅，杜伦尼随着本身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统帅艺术。他在自己时代所进行的战役，比历史上其他任何的统帅都多，而在其最后一次战役中，又解决了在十七世纪中如何夺取胜利的问题。因此，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而当他以此达到作战目的的时候，并没有破坏历代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法规，即把经过良好训练的军队看作成本极高的财富，万万不可随意浪费。
看起来，杜伦尼是从经验中获得了教训的。他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想获得决定性的成果，就必须很好地制定战略计划，而在计划中，又必须使间接路线起主导作用。在杜伦尼以前，统帅们进行机动时，总是把城塞作为基地和枢纽，因为对于野战军来说，城塞同时又是保护他们的补给仓库。杜伦尼完全摆脱了以前那种作战基地体系，而把突然性和机动性结合起来，把这看成是争夺胜利的关键，而且这种结合也对自己的安全提供了保证。这是一种合理的计算，并不是什么赌博游戏，因为只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破坏了敌人的稳定性，对于自身的安全来说，也就有了充分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