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达会战中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凯撒成了罗马和罗马世界的永久独裁者。这是一个事实，它使罗马的宪政从此宣告结束，为把共和国变成帝国扫清了道路。帝国一旦产生，同时也就为自己的崩溃孕育着胚胎。不过，它的衰亡过程是非常缓慢的。从凯撒的凯旋到罗马的最后崩溃，经过了五百年的时间。而且在此以后，在另外一块土地上，还有一个“罗马帝国”，它继续存在了一千年。这是因为，第一，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了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第二，公元395年，罗马世界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罗马的命运比较长。西罗马帝国则由于蛮族的不断进攻和渗透，国势日趋衰颓。到了公元五世纪末叶，随着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诸王国的建立，意大利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于是，连名义上的西罗马皇帝也被废除了。
不过，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的时候，由于东罗马的援助，在西方，罗马的统治权力曾有一度苏复的景象。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时期，他的将领又重新征服了非洲、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同贝利撒留的名字分不开，特别是同他的两件有名业绩分不开：第一，他总是以极少的兵力来完成追求远大目标的战局；第二，他系统地运用了防御战术。他的一系列战功都是采取不靠进攻的办法得来的。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事例。而且更加令人信服的是，他用以进行防御活动的军队的基础，却是一支机动的骑兵部队。贝利撒留本人并不缺乏胆略和勇气，可是他的战术，不仅在于给敌人设置障碍，而且总是设法使敌人认为自己抢先发起进攻较为有利。他如此信赖防御手段，部分的理由是他手中总是兵力不足；但同时，也是因为他在战术上和心理上有着准确精密的计算。
贝利撒留的军队同罗马过去的军团制军队比较，在组织形式上是大不相同的，它很接近于中世纪的那种形式的军队，只不过更加发达完善一些罢了。凯撒时代的军人看到他们，简直不会承认他们就是罗马的军队。不过，跟随西庇阿转战非洲的那些军人，如果看到他们的发展趋势，则可能不会感到惊奇。从西庇阿到凯撒，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罗马本身已从城邦国家变成了帝国，它的军队也从短期服役的公民部队变成了长期服役的职业化军队。然而，自从撒玛会战以来，尽管骑兵显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它在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中，并没有提到主要的地位。步兵仍然是罗马帝国陆军内的主要兵种，而骑兵呢，尽管马种已经大有改良，但它仍然如同和汉尼拔作战的初期那样，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兵种。后来，出于帝国边防斗争的需要，必须提高部队的机动性，因而骑兵的数量才逐渐有所扩大。只有到了公元378年，当罗马的军团在阿德里亚诺波尔会战中被哥特人的骑兵击败以后，罗马陆军才总结了教训，进行了改组。但在以后的几代人中，却又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齐阿多休统治的时代，为了加速扩充机动部队，曾经大量收编蛮族的骑兵，因而使骑兵的比重有所增加。此后一个时期，在补充兵员的时候，步兵和骑兵的比例，又大体趋于平衡了。待到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的时代，重骑兵便成了主要的兵种。重骑兵的骑手们，身上披着铠甲，使用长矛和弓箭。实行这样一个突变，很明显，是想使每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同时兼有机动的“射击力”和“冲击力”。匈奴和波斯部队中的骑兵弓箭手，以及装备着长矛的哥特骑兵，每一个人都相应地具备这种素质。作为重骑兵的辅助力量，又编组了轻骑兵，即一种轻装的弓箭手骑兵。这两种骑兵的结合，无论从组织结构上来看，还是从战术使用上来看，都可以说是现代轻型和重型(中型)坦克联合使用的先例。同时，步兵也开始区分为两种类型，即轻型和重型。不过，后者因为使用重矛和密集的战斗队形，在战斗中只能起一种牢靠的支柱作用，而骑兵则环绕着它进行各种的机动。
公元六世纪初，东罗马帝国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局势。它的军队在波斯边界的作战中，接连几次遭到惨败，因此，它在整个小亚细亚的地位也都开始动摇了。稍后一个时期，由于匈奴人从北方侵入了波斯，这个压力一度有所缓减。然而，快到公元525年时，边界上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了。不过，这时的战斗活动还只是零零星星地进行而没有什么系统性。就在这个时候，贝利撒留开始崭露头角。他率领一支骑兵，向波斯的属地亚美尼亚实行了几次成功的进击。稍后，当波斯人占领一个边境要塞之时，他又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反击，把要塞夺了回来。把他的成功和其他将领的失败作一番比较，查士丁尼受到很大鼓舞，于是提升贝利撒留做了东线各军的总司令官。那时，贝利撒留还不到三十岁。
公元530年，一支总兵力十万人的波斯大军，开始进攻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达拉要塞。贝利撒留带兵迎击敌人，但他的兵力勉勉强强只能达到敌人的一半，而且大多是不久前才征召入伍的新兵，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可是，他并不想困守城池，而是决心冒险，准备与敌人进行一次会战。当时，他选择了有利的阵地，经过很好的准备以后，使阵地既便于采取防御行动，也有利于实施进攻。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仔细估量敌人，认为敌人充满着对拜占廷人的仇恨，依靠其兵力上的优势，一定会首先向他发起进攻。他下令在要塞前面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战壕，壕沟离城墙的距离不远，正好可使守壕的部队得到城墙上的“射击”支援。贝利撒留把力量比较薄弱的步兵部署在壕沟里。在这条战壕的两端，按照成直角的方向，又向前各挖一条堑壕，而在两条堑壕通向谷地两边高地的方向上，再各挖一条横向堑壕。在这些侧射工事之间，还构筑了一些宽广的通路。贝利撒留把自己的重骑兵支队沿着这些侧射工事加以配置，其目的是要使用它们进行反冲击。同时，他又把匈奴人组成的轻骑兵摆在由战壕和堑壕构成的两个内角里，一旦两翼的重骑兵为敌人逐回，他即可派出轻骑兵去突击当面敌人的后方，用以减轻对重骑兵的压力。
波斯人开近要塞以后，首先就对贝利撤留的作战部署感到困惑。于是，他们在第一天即花了整天时间来进行战斗侦察。第二天早晨，贝利撒留给波斯的总司令官送去一封信，建议他最好不必兵戎相见，而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有争论的问题。根据克萨里斯基对考古发掘物的研究，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和平是一件最大的好事。凡是略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意这一点……因此，力求以和平来结束战争的统帅，才是最伟大的统帅。”这真是至理名言，而且由一位年轻的统帅在他第一次获得伟大胜利的前夕说出来，更属难能可贵。可是，波斯主帅给他的回答却是：对罗马人的诺言永远不可相信。按照这位主帅的看法，贝利撒留给他送这一封信和采取防守战术，正是对方有着畏惧心理的表现。就这样，波斯人开始了进攻。不过，他们也是相当谨慎的，没有向中央部位进攻，认为那里是一个明显的陷阱。然而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却正好中了贝利撒留的圈套。因为这不仅使他们兵力分散，攻击力受到削弱，而且使其战斗行动局限于对付两翼的骑兵。对贝利撒留来说，他的骑兵正是一个可以与波斯人相匹敌的兵种，在数量上也少不了多少，所以他正寄希望于骑兵。而在当时，贝利撒留的步兵还可以使用弓箭进行比较有效的射击。那个时候，拜占廷的弓箭在射程上是超过波斯人的，而且，波斯人的铠甲也抵挡不住拜占廷的利箭，相反，拜占廷人的铠甲却可以有效地防护波斯人的弓矢。
波斯骑兵首先攻击贝利撒留的左翼，最初似乎颇有进展。可是有一支埋伏在高地后面的轻骑兵支队，突然地向着进攻者的后方实施攻击。由于这个意料不到的奇袭，加上匈奴骑兵又向波斯人的翼侧实行猛攻，迫使波斯人不得不向后撤退。在右翼，波斯骑兵本来突进得还要深远些，已经到达了城墙脚下。而这样一来，又正好使进攻部队的翼侧与处在中央原地未动的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于是，贝利撒留即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投入缺口。这个反突击指向了波军战斗队形的薄弱部分，迫使进攻右翼的波斯骑兵慌忙后退，以致变成毫无秩序的逃跑。这又给贝利撒留提供了机会，使他得以向位在战场中央的波斯步兵实施翼侧攻击。达拉会战最后以波斯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多少代人以来，波斯还是第一次败在拜占廷人手里。
经过几次挫败以后，波斯国王开始和查士丁尼的使臣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当和谈尚在进行的时候，波斯的同盟者萨拉森国王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打击拜占廷的实力。他认为，不要向具有坚城利兵的拜占廷边界发动进攻，最好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方向上实施突击。波斯方面既然拥有一支由最机动的部队组成的军队，就应该把它调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去，越过人们认为不可逾越的沙漠地带，直接攻击安条克，即攻击东罗马帝国的一个最富庶的城市。这个计划被波斯人采纳了，也立即付诸实行了。而且它还证明，一支有适当组织和准备的军队，是完全可以越过沙漠障碍的。然而，贝利撒留当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部队的快速运动能力，他沿着国境线建立了很有效率的交通网体系，能够采取强行军的速度，从北向南地对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他迫使入侵者从原路返回去了，但是也仅以逐走敌人为限。对于他在作战中的这种自我克制态度，他的部下是不大高兴的。贝利撒留知道士兵中间的不满情绪，于是想方设法给他们提出证明，使士兵们懂得真正的胜利在于迫使敌方放弃既定的目标，而尽可能使自己方面遭受最小的牺牲。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以战斗夺取胜利，即所谓“穷寇勿追”。在没有必要进行冒险的时候，不必去冒险，因为那样可能招致失败，而一旦失败了，遇到更加危险的敌人大举入侵时，帝国就有可能丧失防御能力。对于退却中的敌军，如果使他们感到已经无路可定，那就会反而提高他们死里求生的勇气。
这些论述似乎是过于理智化了，所以很难使那些乐于流血的军人心悦诚服。贝利撒留为了维护自己对部队的影响，决定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意他们继续实施进攻，结果却遭到一次失败。这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它却证明贝利撒留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波斯人对追击者所取得的那次胜利，花费了很高代价，而且他们仍然被迫实施退却。
在东方进行了成功的防御以后，贝利撒留不久即被派往西方，担负一项进攻性的任务。还在一个世纪以前，汪达尔人(属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完成了自己向南迁移的行动，他们占领了原属罗马的非洲地盘，并在迦太基建立了自己的首都。他们以此为基地，不断从事大规模的海盗行径，派兵四出突袭，掠夺地中海沿岸的各个城市。公元455年，他们还攻入了罗马城本身。后来，君士坦丁堡方面派出了一支大型征讨部队实行进剿，但却反而被他们打得大败。然而，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奢侈的生活和非洲的烈日，已经不仅使他们的民族习性软化，而且开始消磨了他们的活力。公元531年，汪达尔国王希里德里克被他那个黩武好战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被投入监狱。希里德里克国王在青年时期曾与查土丁尼友善，因此，查士丁尼给格里梅尔写信，要求他释放他的叔父。查士丁尼的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便在公元533年决定向非洲派出一支由贝利撒留指挥的远征军。然而，这支远征军的兵力是有限的，总共只有骑兵五千，步兵一万。尽管这是一支经过精选的部队，但它究竟能否取胜，人们是很怀疑的，因为兵力过分悬殊，据传说，汪达尔人当时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贝利撒留到达西西里岛以后，获得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汪达尔王国的属地撒丁爆发了起义，汪达尔人已把他们的部分精兵调到那里镇压起义去了，而且格里梅尔本人也离开了迦太基。贝利撒留当然不肯丧失这个时机，他立即扬帆奔向非洲。为了避开强大的汪达尔舰队的拦截，他在距离迦太基城还有九天行军路程的地点实行登陆。格里梅尔得悉这个消息以后，立即命令部队火速地向阿德西缪姆附近集中。那里有一个狭窄地段，位于通向迦太基城的大道上，离迦太基只有十六公里。格里梅尔想在那里围歼敌军。可是，他的这个计划被贝利撒留粉碎了。贝利撒留在陆上采取了极其快速的进攻行动，同时又从海上对迦太基城造成威胁。当汪达尔军队还在集中的时候，贝利撒留乘虚而入，使得汪达尔人惊慌失措。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战斗，汪达尔部队更加陷于混乱。因此，他们不仅不能击败贝利撒留，反而自己到处奔逃，给贝利撒留空出了一条道路，使他抢占了迦太基城。此后，格里梅尔重新集结了兵力，并下令从撒丁调回远征军，准备进行反攻。在这同时，贝利撒留却修复了迦太基城的防御工事，而这些工事在汪达尔人统治期间已经是破败不堪难于利用了。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汪达尔人曾经多次尝试，想把罗马人逐出城去，可是丝毫没有成效。这以后，贝利撒留估计到，汪达尔人的士气已经低落了，于是决定作一次冒险，向汪达尔人实施进攻。他认为，万一进攻失利，自己的军队也有地可退，有城墙作为掩蔽。他率领骑兵向前开进，接近了汪达尔人设在一条河流后面的特里卡梅伦营地，并且不等步兵到达即开始发起战斗。他当时的企图，看来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兵力的单薄，诱使敌人前来进攻，而后，当敌人渡河之际，即对其实行反击。可是他的这种佯动性攻击，以及随后实行的假退却，并未能诱动汪达尔人，他们不肯渡河追击。贝利撒留于是又抓住汪达尔人过分小心谨慎的弱点，在毫无阻碍的条件下，把颇大一部分兵力送过河去，首先向汪达尔军的中央部位施加压力，把敌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那里以后，即在全线展开了进攻。
汪达尔人的抵抗很快就被粉碎了，其残余部队逃进了围着木栅栏的军营。当夜，格里梅尔本人从军营中逃跑。部队获得这一消息，也就纷纷自动散逃。贝利撒留立即组织追击，并在途中俘获了格里梅尔，因而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收复罗马非洲属地的战争，最初看来是一场非常冒险的赌博，可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却显得十分的轻易和简单。
这个轻易得来的胜利鼓舞着查士丁尼，使他在公元535年又提出了从东哥特人手里夺回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尝试，不过他的原则是要尽量少花代价。在北面，查士丁尼派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使其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向北开进。同时，又以提供“补助金”为诱饵，诱使法朗克人从北面进攻东哥特人。在这种声东击西策略的掩护之下，查士丁尼才命令贝利撒留率领远征军一万二千人向西西里岛进发，并且指示他在到达的时候扬言只是过路，说这支兵力是假道开往迦太基去的。如果西西里岛不准备对他进行抵抗，那贝利撒留就要立即进占该岛，否则，他应该不动声色，重新上船扬帆而去，不要纠缠在战斗当中。实际上，贝利撒留在夺占西西里岛时，没有遇到任何一点困难。西西里岛上的各个城市，尽管曾经受到原来征服者的很好优待，但是他们还是热烈地欢迎着贝利撒留，把他当作保护者和解放者。东哥特人在西西里岛的守备部队是不多的，他们没有对他进行严重抵抗。当然也有巴勒莫城守备队这个例外。对于这座城市，贝利撒留是采用计谋夺得的。可是，与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的胜利相对照，入侵达尔马提亚的拜占廷军却遭到了惨败。但那里不久就获得了援军，继续恢复了进攻。在此同时，贝利撒留也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开始侵入意大利半岛。
由于哥特人发生内讧，斗争激烈，加上他们的国王疏于防范，贝利撒留得以在南意大利畅行无阻，很顺利地就进抵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当时是一个坚固设防的要塞，其守备兵力与贝利撒留的兵力大体相当。贝利撒留在这里受阻一段时间，最后因为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水道，从而找到了进攻这个城市要塞的捷径。他选派一小队精兵，钻过狭窄的隧道进到城里，利用夜间里应外合，同时从后方和正面实施进攻，终于夺占了该城。
那不勒斯陷落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哥特人的强烈恐慌，人们纷纷起来反对国王。于是，一位颇为刚毅的将领维蒂格斯起来取而代之，得到了王位。维蒂格斯抱着一种单纯的军事观点来应付时局。他认为，在集中兵力对付新的入侵者之前，必须先结束对法朗克人的战争。根据这一观点，他只留下一支数量不大的兵力来防守罗马，认为这样一支兵力已足够守住罗马城，而自己却带领大军北进，去进攻法朗克人。然而，罗马的居民并不同意他的意见，而守备部队又认为，如果没有居民的协助，城市是很难守住的。这样，贝利撒留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占领了罗马城，因为守备部队已经不战而弃城逃跑了。
维蒂格斯后悔莫及。虽然已经太晚了，但他还是做出了决定，在使用黄金和土地作代价向法朗克人买得和平之后，立即集中十五万人的大军，用以夺回罗马。贝利撒留可以用来防守罗马城的兵力，凑起来刚好达到一万人。但是，他利用了在敌人围城开始以前的三个月间隙时间，加强了城市的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种积极防御的方法，即不断地进行组织良好的出击，在这种出击中，贝利撒留充分发挥了自己骑兵的优势。他的骑兵装备着弓箭，可以在哥特骑兵达不到的射程之外阻挠其活动，因为哥特骑兵当时装备的只是长矛。有时，他还引诱哥特枪骑兵作盲目的冲锋。尽管防守城市的兵力不多，而且经受了过度的疲劳和精神紧张，但围城部队的兵力损失却比他们更快，特别是在疾病流行的时候。为了减轻攻城的压力，贝利撒留决定作一次冒险。他从自己本来不多的兵力中又分出两个支队，令其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去攻占蒂沃里和特拉契纳两座城市，用以控制围城敌军的粮食补给道路。当拜占廷国内的援军到达以后，他便进而扩大了这种快速支队的活动，使其范围从亚得里亚海岸一直抵达到拉文纳这个哥特人的主要基地。
最后，经过一年时间的围攻，哥特人终于放弃了攻城的企图，并向北实行撤退。其所以撤退，是因为他们获得一个消息，说拜占廷的一支部队已经占领了里米尼，而那里距离他们的基地拉文纳已经很近了。当哥特大军的后卫正在渡过穆尔芬大桥的时候，贝利撒留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结果使他们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在维蒂格斯向东北拉文纳方向撤退时，贝利撒留派出了部分兵力，从海路沿着西海岸向北挺进，以便抢占帕维亚和米兰。而贝利撒留本人则亲自率领一支只有三千人的队伍，向着东海岸进发，以便同一支刚刚在那里上陆的援军会师。这支援军有七千人，由纳尔塞斯指挥。会师以后，他即开始强行军，驰援被哥特军队围困在里米尼的那个支队。贝利撒留采取伪装的办法，躲过了驻守奥西莫要塞的哥特人的耳目。在那里，东哥特留驻有二万五千人，但贝利撒留把部队分成两个行军纵队，悄悄地绕过了要塞，直接奔向了里米尼。另外，他还分出了部分兵力走海路开进。他这样把部队分成三路进攻，其目的是要给哥特人制造一个他有大量兵力的印象。为了加强这个印象，他又在夜间虚张声势，故意虚设营火，摆出一条火龙。当时，单是贝利撒留的名字也足以引起哥持人的恐惧，而他采取这个计谋。更增加了他的成功。结果，在数量上比他多得多的东哥特军队，在他刚刚到达的时候就惊恐地逃跑了。
解除里米尼之围以后，贝利撒留一方面监视着维蒂格斯在拉文纳的行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扫清他与罗马之间的交通线，其办法就是逐一攻占那些他在快速进军中迂回绕过的要塞。由于兵力有限，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采取的办法是，首先把那些重大的要塞隔绝孤立起来，而后加以攻克。与此同时，他派出若干快速运动支队，开到一定的距离，使之作为屏护队，阻止敌人的生力军接近被围的要塞。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曾经花费了不少时间。因为贝利撒留部下的某些将领，是有宫廷关系的，他们不大服从他的调度，专门寻找容易对付或比较富裕的作战目标，这样就使时间更加拖长了。此时，维蒂格斯则分别向法朗克和波斯派出使节，建议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拜占廷帝国，而且趁着它的军队还分散在广阔的地区之时，可以从两个方向实行进攻。他的目的，当然是想及早制止拜占廷远征军的继续推进。法朗克国王同意了这个建议，并马上率领一支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
第一个吃了大亏的，还是哥特人期待的那个可能的同盟者。当哥特人在帕维亚附近放他们渡过波河以后，他们使毫不客气地对正在那里对峙着的哥特部队和拜占廷部队同时发动了进攻，使得双方都措手不及，纷纷逃窜。随后，他们即大肆掠夺周围各地。法朗克的部队几乎全是步兵组成，他们采办和劫掠粮食的地区是有限的，因此，成百上千的士兵很快就在自己造成的饥馑中饿倒了。法朗克人出于自己的蠢笨行为而受到削弱，面对着贝利撒留那些快速的部队，简直无法前进。贝利撒留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把他们诱劝回老家去了。于是，他马上对拉文纳加大了压力，终于迫使维蒂格斯投了降。
公元540年，贝利撒留被查士丁尼召回国去，其理由是要对付来自波斯方面的新威胁。不过，真正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妒嫉，是由于查士丁尼的恐惧心理，因为他听到一些传说，说哥特人在向贝利撒留求和的时候，曾经决定承认他为西方的皇帝。
正当贝利撒留取道回国的时候，波斯的新国王乔斯罗斯也完成了又一次横越大沙漠的进军，占领了安条克城。他把这个城市和其他若干叙利亚城池都夷成了废墟，而后，在查士丁尼答应每年输送大量钱财的条件下，缔结了一项新的和约。可是，在乔斯罗斯刚好返回波斯以后，贝利撒留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于是，查士丁尼又立即撕毁了这个条约。
在下一次的战局中，乔斯罗斯进攻到了黑海沿岸的科尔齐斯，占领了佩特纳要塞。正在这时，贝利撒留到达了帝国的东边国界。当了解到乔斯罗斯已经出发远征之后，他尽管还不清楚其真正去向，但却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马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斯境内。为了扩大军事行动，他派遣阿拉伯同盟军沿着底格里斯河开进，攻入阿西里亚。这是一个选择非常得当的进攻时机，它恰好证明了间接路线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好威胁着进攻科尔齐斯的波斯军队的补给基地，因而迫使乔斯罗斯匆匆忙忙地带着部队返回来了。
不久以后，贝利撒留又被召回到君士坦丁堡。这一次则是由于帝国内部事务的缘故。在贝利撒留离开东方之后，波斯国王马上又进入了巴勒斯坦。他的企图是要占领耶路撒冷，因为就当时说来，自安条克被毁以后，耶路撒冷成了东方最富庶的城市。查士丁尼接到情报以后，又立即把贝利撒留派往巴勒斯坦去进行援救。这一次，乔斯罗斯率领着一支拥有二十万人的大军，因此，他无法横越沙摸，只好沿着幼发拉底河的两岸行军，先进入叙利亚，而后向南转，向巴勒斯坦进攻。贝利撒留判断，乔斯罗斯必将采取这样一条行军路线，因此，他把自己所能集中的兵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兵力，都集结在卡尔希米希。这座城市正好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贝利撒留的军队从这里出发，可以利用河流向南弯曲之便，以最好的方式威胁敌军进攻部队的翼侧。乔斯罗斯在获得贝利撒留集中兵力的消息以后，立即派出使臣去见贝利撒留，诡称商讨可能的和平条件。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要侦察贝利撒留的军事实力和部署。事实上，贝利撒留当时拥有的兵力，比波斯的兵力少得多，可能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甚至只有二十分之一。
贝利撒留猜到了敌人的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变了一个军事上的“戏法”。他挑选出一批最精壮的士兵，其中还包括被俘以后转而为他服务的哥特人，汪达尔人和摩尔人，把他们摆在行军路线的前头部分，即摆在波斯使臣必须经过的路上，以便给他造成一个印象：似乎眼前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支大军的前哨而已。同时他又命令士兵们在平原地上散开，并且不断地来回运动，显出有很多部队的样子。贝利撒留本人显露着十分矜持自信的态度，他的部队则反映出趾高气扬的气派，好象对于波斯入的进攻，大家都满不在乎。这样，更加增强了波斯使臣的印象。因此，这位使臣给国王的报告就使他真正相信，如果继续向前突进那就太冒险了，认为贝利撒留确有足够的兵力来危害他的交通线的侧翼安全。
尔后，贝利撒留又派出骑兵沿着幼发拉底河进行假机动，迫使波斯人退过了河，最后他们终于返回老家去了。这样很策略而又很经济地逼退一场来势汹汹的大规模进攻行动，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这一奇迹性的结果，完全是利用间接路线得来的，而这个间接路线，主要又是利用了心理上的因素。
贝利撒留再一次被召回君士坦丁堡。这是因为，查士丁尼对于他那日益增长的威望是很嫉妒的，对他有所猜疑。可是不久，由于执行不正确的政策，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权又岌岌可危了。局势迫使查士丁尼不得不又把贝利撒留重新派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可是，这位皇帝又是过分地悭吝和猜忌，他拨给统帅的兵力兵器却是那样地微弱，以致很难于用这点兵力去完成任务。当贝利撒留到达拉文纳时，他面临的困难更明显地增加了。哥特人在其新国王托蒂拉统领之下，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军事实力，重新占领了意大利的西北部，并且开始向南部发展。他们已经攻陷了那不勒斯，并且进一步威胁着罗马城。贝利撒留为要救援罗马，采取了一个勇敢的，但却是没有成功的行动。他派出一部兵力靠着海岸航行，进入到蒂贝尔河边。可是，托蒂拉毁坏了罗马的城防工事，留下大约一万五千人的兵力，把贝利撒留的七千人箝制住，使其困在海岸边上。而他本人，则带领大军向北挺进，想乘贝利撒留不在的时候，抢占拉文纳。然而，贝利撒留却以巧妙的机动胜过了他的敌人。他偷偷地溜进了罗马城，企图以罗马城作为诱饵，不愁哥特人不来上钩。在托蒂拉带领大军返回来以前的三个月时间里，贝利撒留修复了除一个门之外的所有城防工事。随后，他击退了敌人两次相当激烈的进攻，并使哥特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样，敌人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了。当他们实行第三次进攻时，贝利撒留即以反突击把他们打败，迫使他们后退。第二天，哥特人解除了罗马城之围，退回到蒂沃里去了。
贝利撒留虽然多次请求增派援军，但是查士丁尼却只给他派来少量的补充兵力。因此，贝利撒留想要收复全部失地是不可能的。在以后的几年里，他只能在敌人的要塞与港口之间，东奔西跑地进行一些强攻和突击。最后，他终于绝望了。他意识到，查士丁尼不会再信任他，不可能给他足够数量的兵力。因此，他于公元548年提出辞职，获准以后，即回到了君士坦丁堡。
四年以后，由于对自己放弃意大利感到遗憾，查士丁尼又决定派遣新的远征军。但他还是不愿意让贝利撒留当统帅，害怕为自己树立强而有力的竞争者。于是，他任命了纳尔塞斯。纳尔塞斯是一个以军事理论家出名的人物。在贝利撒留第一次远征意大利的结束阶段，即夺取最后胜利的阶段，他曾经有机会显过身手，实际上显示了自己的统帅艺术。
纳尔塞斯充分利用了提供给他的这个有利机会。他首先提出一个条件，只有给他一支真正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肯接受总指挥官的职务。他得到了那样一支军队，并且立即率领这支大军沿着亚得里亚海岸向北进发。他的进军，由于哥特人在线路上的估计错误而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哥特人当时估计，纳尔塞斯必将从海道进入意大利。他们认为，如果沿着海岸线的道路进军，那就要逾越许多的河流渡口，因而是很困难的。然而，纳尔塞斯却还是走的这条路。他征集了大批的船只，并使这些船只沿着海岸开进，陆军遇到河流渡口，即用这些船只搭成浮桥。因此，他进军速度之快，超出人们意料之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到达了拉文纳。到达以后，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马上折转向南，迂回绕过前进道路上的许多要塞，其目的是要赶在托蒂拉还来不及集中其全部兵力之前就迫他进行会战。托蒂拉扼守着亚平宁山地的主要通道，但纳尔塞斯却从翼侧迂回过了这条通道，前出到达塔吉纳。
以前，贝利撒留在每一个战局中，总是感到兵力不足，这一次，纳尔塞斯却拥有超过哥特人的优势兵力。虽然如此，纳尔塞斯还是想使自己的战略攻势产生最大的效果，所以在遇到托蒂拉时，他却转而在战术上采取了守势。他考虑到，哥特人在本性上富于进攻精神，因此，决定诱使哥特人首先进攻，而自己却采取机动战术来迎击他们。这正是英国人在后来所效法的一个榜样。八百年以后，英国人在克勒西会战中用来攻击法国骑兵的战术，就和纳尔塞斯的战术完全一样。哥特人素来看不起拜占廷的步兵，认为他们经不起骑兵的冲击。纳尔塞斯正好充分利用了哥特人的这种自信心理。他把一支颇大的徒步骑兵，即下马的骑兵，摆在自己战斗队形的中央部位。这支骑兵使用的是长枪，因此，哥特人看见他们，就好象是一大群使用长矛的步兵。而在这支骑兵的两翼，纳尔塞斯配置的是弓箭手，并让他们稍向前方突出，形成一个半月形，其距离正好使他们的箭可以射倒突入中央的敌人。其余大量的骑兵，则配置在弓箭手的后面。距离左翼不远的地方，在一个高地的反斜面上，还埋伏着一支精选的骑兵。这支骑兵的任务是，要在敌人的主力投入战斗以后，立即绕到其后方，对哥特人实施突然袭击。
纳尔塞斯的巧妙安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哥特人果然认为中央是一些不可靠的步兵，所以出动骑兵向他们突击。在他们开始冲击的时候，由于遭受两翼弓箭的射击，遭到了严重的伤亡，而后，在正面又为坚定不移的徒步枪骑兵所阻。这时，弓箭手大大发挥了弓箭的作用，并开始从两翼包围哥特骑兵。至此，哥特的步兵却不敢前来援救自己的骑兵，因为他们害怕来自后面的攻击，纳尔塞斯配置在高地翼侧的骑兵弓箭手，也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哥特骑兵对拜占廷人的中央部位进行了几次冲击，结果毫无成效，最后不得不撤退下来。纳尔塞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马上进行反突击。而进行这个反突击的基本力量，就是拜占廷的骑兵。这次会战使哥特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后，纳尔塞斯在重新占领整个意大利的过程中，几乎再也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了。
纳尔塞斯在制服哥特人以后，正好腾出了手脚，接着又打败了法朗克这个新的对手。法朗克人接受了哥特人最后求救的呼吁，特地派兵前来助战。这一次，法朗克人的进军比其以前几次都要深远，一直前进到了坎帕尼亚。纳尔塞斯看来已接受了第一次进击的经验，他指望敌人自己去钻自己结好的吊颈圈套，因此，在法朗克步兵还没有因行军和疾病而大大消耗削弱以前，他便一直避免战斗。到了公元553年，当纳尔塞斯准备好要在卡西里伦附近同法朗克人进行会战时，法朗克人的兵力大概还有八万之众。在这里，纳尔塞斯考虑到法朗克人的战术特点，诱使他们落入了陷阱。法朗克的军队主要是由步兵组成。在进攻时，总是使用一个深度很大的纵队，而且具有很大的重力和冲力。而其步兵所装备的武器，又都是近战武器，即长矛、战斧和剑之类。
在卡西里伦会战中，纳尔塞斯把徒步的长矛兵和弓箭手摆在战斗队形的中央。法朗克人指向中央的突击，压迫他们逐步后退。这时，纳尔塞斯马上展开了配置在两翼的骑兵，发动骑兵向法朗克人的翼侧实行突击。这样，迫使法朗克人立即停止了进攻，并就地展开以抵抗冲击。但纳尔塞斯没有同他们纠缠，因为他知道，敌人的队形还是极其牢固的，只有依靠直接的打击，才有可能把他们摧毁。于是，他把骑兵调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其能够用“投斧”去打击敌人，并使弓箭手能够进行集中的“射击”，而又不致于打乱自己方面密集的战斗队形，同时，却使法朗克人不能够进行反击。最后，当法朗克人无法抵住弓箭的射击，战斗队形遭到破坏，而且开始很谨慎地向后撤退时，纳尔塞斯又马上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突击。这次突击彻底打散了法朗克的部队，几乎是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
初看起来，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所进行的各个战局，其意义似乎是战术重于战略，因为其中的许多行动都是直接与会战有关，与其他许多名将进行的战局比较起来，缺乏破坏敌人交通线的成功机动。然而，仔细地加以研究，就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贝利撒留实际上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战术。他利用这种战术，迫使敌军在对他有利的条件下首先发起进攻，因而能够击败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他的兵力劣势，当然是指不大的劣势，也成了一种优点。而在直接地实行勇敢的战略规模的进攻时，情形更是如此。所以，他的战略的着眼点，首先是心理因素，其次才是广泛的机动。对于西方蛮族的军队，贝利撤留能够利用他们那种本能的进攻特性，而在同比较狡猾又比较有文化的波斯人作战时，他便首先利用他们对于拜占廷人的优越感，以此去作诱敌工具，而后，通过战斗胜利，迫使这些东方蛮人对他产生敬畏心理，接着又马上利用敌人的小心谨慎态度，在心理上压倒敌人，占据上风。
贝利撒留具有一种高超的艺术，能把自己的弱点变成有用的力量，而把敌人的实力变成他们的弱点。他的战术的特点也就在于采用间接路线；他总是首先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寻找其各个部队之间的接合部，认为这是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而后在这里进攻，把敌人打败。
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局的过程中，贝利撒留的朋友曾经私下问他，当他面对着那样一支有着巨大优势兵力的敌军时，他怎么还能保持必胜的信心。他回答说，在同哥特人进行第一次战斗时，他就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弱点，发现哥特人在战斗中不能协调一致地使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其原因，一方面是部队数量太多，兵力过大，很难灵活调度；另一方面，则是哥特骑兵缺乏经验，尽管这支骑兵是由优秀的骑手组成，但他们只受过长矛和短剑的训练，而且他们的徒步弓箭手，也只习惯于在骑兵的掩护下作战。因此，哥特骑兵只能在近战中进行有成效的作战，而当对方的骑兵在远距离上利用弓箭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便毫无抵抗的能力。至于哥特人的徒步弓箭手，则是任何时候都不敢冒险，不敢在开阔地形上面对敌人的骑兵。结果，哥特人的骑兵经常都是往前靠，力求靠近敌人，保持近战距离。这样，也就常常使自己在不利的条件下进入战斗。而每当掩护步兵的骑兵脱离太远的时候，步兵也就落后，甚至后退，因而它们之间的协同动作将被破坏，于是，在步兵与骑兵之间便要出现缺口。这个时候，正好可以从翼侧实施反突击。
贝利撒留的战术体系和防御-进攻战略，构成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基础。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西欧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而拜占廷帝国却继续维持了它的地位和罗马的传统。从拜占廷的两本著名军事学教科书中，即从毛里塞皇帝的《战略学》和李阿的《战术学》中，还可以看到这些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后世的拜占廷帝国还是足够强大的，它不仅多次抵御了蛮族的入侵，而且当伊斯兰教徒征服了波斯帝国之后，它甚至还顶住了伊斯兰教徒的进犯。虽然外围的地区丧失了，但是拜占廷帝国的主要堡垒却并末发生动摇，而且，从九世纪巴西尔一世开始执政以后，那些失去的土地便逐渐得到收复。到了十一世纪初叶，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拜占廷帝国的势力，又达到了查士丁尼时代那样的最高峰。这就是说，在五百年以后，帝国比查土丁尼时代更加强盛和安全了。
可是，在巴西尔二世死后，只经过了五十年，拜占廷帝国的安全又受到了威胁，后来，它的前途甚至是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决定了。由于长期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它的军事预算被不断削减，结果使陆军的兵力锐减了，而且其内部也开始腐化。而在此时，塞尔朱克-土耳其人的国力却不断增大。他们自阿尔普·阿尔斯南于1063年执政以后，开始扩大军备。也就是在这时，1063年以后，拜占廷人才开始觉醒，准备重整军备。1068年，为了应付外来的危险，罗曼·多格尼斯将军被拥戴做了皇帝。这位皇帝本来应该拿出若干时间来训练军队和恢复部队的战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过早地采取了进攻行动。由于在幼发拉底河上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罗曼·多格尼斯便率领大军深入到了亚美尼亚，在曼齐克尔特附近遇上了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当时，阿尔普·阿尔斯南看到拜占廷的军容颇盛，数量很大，曾经建议进行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可是，罗曼·多格尼斯却坚持要土耳其苏丹在和谈开始之前撤出营地，实行后退。这当然是一种“面子上的损失”，阿尔普·阿尔斯南是很难接受的。罗曼·多格尼斯在遭到阿尔普·阿尔斯南的拒绝以后，立即转入了进攻，而且他违背了拜占廷的军事传统，使自己的部队一味地前进，前进。他力图追上敌人，可是敌人却灵活机敏，不可捉摸，因而接近敌人的企图无法达到。而在此时，土耳其的骑兵弓箭手却不断地对他进行阻扰，妨碍着拜占廷部队的前进。到了天黑的时候，他的部队已经筋疲力竭，战斗队形混乱不堪。罗曼这才不得不命令部队撤退。但是已经晚了。土耳其人从两翼夹攻而来，使拜占廷军队完全崩溃了、瓦解了。
这场惨败使得拜占廷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土耳其人不久就抢占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国家统帅只具备匹夫之勇，徒有进攻的精神，而缺乏健全的思维能力，因而使国家遭受如此重大的打击，以致从此再也不能振作起来。然而尽管如此，一个微弱的拜占廷帝国还是在缩小了的范围里继续存在着，它以后还延续了四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