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的出现，并不能保障西方各国关于全面持久安全的愿望得到实现。它不是一个法宝，不能消除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危险。氢弹虽然加强了西方国家的实力，但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焦急心情，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感”。
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对于西方当权的政治家们来说，似乎是加速彻底胜利和保障世界和平的一个轻便而简易的工具。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他们当时设想，“这就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费少数几个原子弹的成本，使可显示出惊人的强大威力。对于受苦受难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只医治创伤的手。在人们经受了数不清的困苦和危难以后，这似乎算得上一种奇迹。”可是，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人们的焦虑心情反而是与日俱增。这便证明，当权的政治家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想透，因为那样取得的胜利并不能保障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没有超出自己面前的直接战略目标，即“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不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总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从大量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找到一条具有决定意义的真理：纯粹的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因为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更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胜利的追逐必然会要变成悲剧，使得各种努力毫无成效。德国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必不可免地要为苏维埃俄国控制欧洲大陆开辟道路，并使得共产主义的影响大规模地扩展到整个世界。同时，由于原子武器作了一场惊人的表演，使用这个武器以后很快就结束了战争，也就必然促使俄国人要在战后发展这种武器。
从来还没有过现在这样一种很少安全感的和平。经过了神经一直紧张的八个年头以后，由于热核武器的生产，那些“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更加感到不安全了。但这并不是成争造成的后果。
即使还在试验阶段，氢弹就已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更加明白地证明，用“总体战”作为一种方法，也和以“胜利”作为战争目的一样，是一种陈腐了的观念。
对于这一点，那些一贯主张进行战略轰炸的人，现在也都认识到了。不久以前，英国空军元帅斯里索尔爵士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最近40年来，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总体战’，现在已经过时了……在我们的时代，或者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若再进行世界大战，那其结果将是集体自杀，人类的文明也将终结。”另外一位空军元帅泰德勋爵，也早已强调了这一点，指出要“准确而冷静地估计作战能力”。他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将不是什么决斗，而是相互交换的自杀。”可是，他又不大合乎逻辑地补充了一句：“这种趋势可以使侵略行径不至于受到鼓励。”其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有一类头脑冷静的侵略者，他们知道自己的敌人对于不是明显地注定要带来灾难的威胁，能够立即作出反应，因而可以估计到对方不愿意自杀的那种天然的犹豫心理。
任何一个当权的政府，对于那种并非直接的侵略，或者其他任何局部性的和有限性的侵略，是否能定下使用氢弹的决心呢？现在，就连空军部门的那些领导者，也把这种行为称之为“自杀”，而某一个当权的政府，难道竟敢贸然决定首先跨出这一步吗？由此可以有定，除非某种威胁将要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比氢弹本身更为可怕，否则，决不会有人贸然使用氢弹。
政治家们把原子武器当作一种遏制侵略的因素，这种信念的基础看来是一种完全不合现实的幻想。说得准确一些，拿使用原子武器来进行威胁，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恫吓。事实上，俄国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这种恫吓并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反而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距离俄国很近，害怕苏俄的战略空军会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如果说要用原子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是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这种威胁的反作用，即它的“后膛爆炸力”的破坏性，早已证明是有很大害处的。
对于“遏制”政策的运用，氢弹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它固然可减少“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却也增加了发生“有限战争”的机会，并助长了间接的和广泛的局部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促使对方犹豫不决，使他们在采取报复措施时难于决定是否使用氢弹或原子弹。
在现时代，为了“遏制”这种威胁，我们对于“传统性武器”的倚赖程度反而更深。当然，得出这个结论并不等于必须仅仅使用旧式武器，相反，我们在发展新式武器方面，应该是不断推进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原子空军论者的假想是有很大差别的。而那些主张原子制空权的人，就旧的时代来说，还算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现代敌手所制定的战略，基本上都包含两重目的：首先是避免遭受优势空军的突击；其次则以有力的回击来瘫痪对方。我们愈是承认使用轰炸航空兵施行密集突击的必要性，则愈有利于促进新型游击战略的推行，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怪事。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确理解这种观念作为基础，而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加以相应的改革。只要是以敌人的战略为依据，我们就可以成功地制定出有效的反战略；这里还要附带说明一句：想用氢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则我们潜伏的同盟者——“第五纵队”，也必然被一起毁灭。
曾经广泛流行过一种现点，认为原子武器把战略给勾销了。这当然没有根据，只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怪论，原子武器虽然可使破坏力达到足以“自杀”的极端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推动作用，促使人们加速反省，回复到间接路线的使用上来。而这种间接路线，正是战略的实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战争，必须合理使用武力，避免轻率用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已出现许多迹象，表明了使用“间接路线”的价值。而且，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已经巨大得多。不过，当时大战略的作用还不免令人失望。在现时代，原子武器既然不便于直接加以使用，那它就必然会促使侵略者去制定更加灵活的战略。可见，事情很明显，当原子武器正在日新月异之时，我们必须相应地发展自己的战略艺术。严格讲起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
我的这本《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当时用的书名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现在这个版本，是我25年来继续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略和大战略方面的经验的结果。
当我研究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战役时，首先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是，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当时，我还只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只想更充分地把战略的实质揭露出来。可是，在经过深入的研究以后，我才开始认识到，间接路线的方法，还可以有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在生活的所有一切领域之内，这种间接法可算是一条定律，也是哲学上的一个真理。情况表明，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使用这种方法都能加以解决。每当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人总是其中的决定因素。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以新的观念进行直接攻击，总不免要招来顽强的抵抗，这样一来，反而会使观点的改变更加困难。如果采取出人意外的手段，把新的观念渗透进去，或者采取辩论的方式，则实现某种观点的改变，就会更加容易和迅速。这是因为，在辩论当中，论敌的下意识抵抗，是比较易于用迂回办法去克服的。无论在政治领域中，还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采用间接路线的方法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只要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则成交的机会就会多些。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某种新的思想，最可靠的办法是设法使他相信，这个思想正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如同在战争中一样，在制服敌人以前，应首先削弱他的抵抗力，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对方诱出他的防御阵地。
间接路线的观念，同人与人之间理智相互影响的所有问题都有紧密联系，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它与另外一条原则却是很难调和的，那就是：只有不顾各种利害关系和不怕一切后果而去追求真理，才有可能获得或者接近于获得作出具有真理价值的结论。
历史已经证明，“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起过何等重大的作用，而且同样表明，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并毫无保留地把它公开说出来，那就会有实际的价值。不过，同样也很明显的是，这种真理尔后的命运如何，则常常取决于另外一批人物。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领域里的战略家，将力求使真理与人们所能接受的限度调和起来。他们在这一工作中的成就，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自己对于真理所掌握的程度；二是他们在宣传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本领。
先知者将会遭到指责，这是他们注定了的命运。至于这个指责将达到何等程度，那就要看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一个领袖则不应该因此遭受指责。如果他遭受指责，正好证明他已失败，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其原因，或是缺乏智慧，没有能力，或是未能认清自己的职能应与先知者有所不同。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就责难的结果作出最后的判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也可能表面上是失败了，但就他作为“人”的地位而言，则也许还能给他增添光荣。或者，至少可以使他避免一个通常的毛病，即给真理带来了损失，而对事业毫无益处。如果一个人总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真理，那么，从他“思想子宫”里产生出来的，一定会是畸形的“婴儿”。
然而，有没有一种实际可行的办法，把认识真理和推广真理的过程结合起来呢？这就需要既不违背真理而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看来可以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条是，既要经常保持固定的目标，而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则应该适应环境，并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会要遭到反对，当它还是某种新型观念时，更是无可幸免。可是，这种反对的程度，能够设法逐步减轻——那就是不仅要注意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要考虑到接近目标的方法。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从侧翼采取迂回行动以猛击最要害的地点，这就是采取间接路线。不过，每一次选择这类间接路线的时候，都决不应该背离真理，而应该小心谨慎，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会比谎言更加有害于真理。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说明上述这些思想的意义。每一种新观念要想获得大家的接受，其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把它表述出来，说明它并不是什么崭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的旧观念，只不过开始有些现代化罢了。这也并非故意散布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没有哪一样东西会是全新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肯动脑筋，能不能提出新旧两者之间的联系。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我们提出证明，说快速的机动车辆，也就是具有迅速通行能力的坦克，正是古代装甲骑兵的继承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调子，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的时代里，骑兵曾起过极重大的作用，所以，恢复这类能起重大作用的工具，是很自然的事情。
巴·亨·利德尔-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