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周六下午五点左右,汤姆对海洛伊丝说:“我今晚不想去格雷丝夫妇家,亲爱的。没什么要紧吧?你去就好。”他们受邀共进晚餐,时间约在八点。

“噢,汤姆,你为啥不去?我们问问他们,看比利能不能去。他们肯定会同意的。”海洛伊丝从三角桌旁抬起头,桌子是她下午在一场拍卖会上买的,她穿着牛仔裤,正跪在地上给桌面打蜡。

“和比利无关,”虽然正是因为比利在家,汤姆才不想出门,“他们反正会请其他人——”汤姆故意这么说,是因为说“其他人”会逗海洛伊丝开心,“去不去有什么关系呢?我会打电话给他们,随便找个借口。”

海洛伊丝把金发往后一拨。“安东尼上次损了你,对吧?”

汤姆哈哈大笑。“是吗?我都忘了。他伤不了我的面子,我笑一笑,事儿就过去了。”安东尼·格雷丝年近四十岁,是个勤奋的建筑师,也是个能干的园丁,喜欢打理他乡村别墅的花园。他瞧不上汤姆闲散的生活方式,经常冷嘲热讽,但汤姆从不理会,海洛伊丝更没把这些话往心里去。“这个老清教徒,”汤姆加了一句,“像三百年前的美国人。我只是想待在家。我听够了这些当地人聊希拉克。”安东尼·格雷丝属于右翼保守派,向来自命不凡,他打死也不愿被人发现他看《法兰西周日报》,却会在酒吧或咖啡馆偷瞄别人手里的小报。汤姆担心安东尼会认出比利是法兰克·皮尔森。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虽然不像他那么顽固,但也好不到哪去。反正,夫妻俩绝对会走漏消息。“要我打电话给他们吗,亲爱的?”汤姆问。

“算了,我就——过去看看。”海洛伊丝忙着给桌子打蜡。

“说我有难缠的朋友上门拜访,一般人对付不了。”汤姆清楚安东尼觉得他社交名单上的人个个都很可疑。有一次,安东尼不小心撞见了一个,是谁呢?噢,对了,是那个叫伯纳德·塔夫茨的天才,平时穿得邋里邋遢,经常忙着做白日梦,懒得搭理人。

“我觉得比利人挺好,”海洛伊丝说,“我知道你不担心比利,你只是不喜欢格雷丝夫妇。”

汤姆开始厌倦这个无聊的话题,比利住在家里,他不得不收敛一点,否则他会讲些更难听的话,说格雷丝夫妇是一对讨厌鬼。“他们去过自个儿的日子吧。”汤姆原本打算告诉海洛伊丝,艾瑞克·兰兹明晚要来过夜,他突然决定暂时不提了。

“你喜欢这张桌子吗?我准备放在房间里,那个角落,你睡的那一边。我原来那张桌子摆在客房两张单人床中间会比较好看。”海洛伊丝一边说,一边摸着擦得锃亮的桌面。

“我喜欢——真的,”汤姆说,“多少钱买的?”

“才四百法郎,橡木的,仿路易十五时代的样式,本身也有一百年的历史。我好不容易才把价格谈下来。”

“干得好。”汤姆佩服她砍价的本事,因为桌子确实好看,坚固得可以坐在上面,但没有人敢去试一试。海洛伊丝喜欢炫耀自己买了便宜货,虽然她经常被人敲竹杠。站在桌旁,汤姆的思绪飘到了其他地方。

汤姆回到房间,他给自己一小时的时间,整理要交给会计师的每月收支明细表,这种活儿最单调乏味。会计师是海洛伊丝父亲派来的,叫皮埃尔·索尔维,他会把两笔账分开算,一笔是汤姆和海洛伊丝的,另一笔是威严的雅克·普利松的。令汤姆欣慰的是,他不用掏钱请会计师,费用由普利松承担,他也听说普利松很满意他们的账目,因为老人家肯定会找时间仔细看一遍。海洛伊丝的收入是父亲给她的零用钱,是现金形式,不用入账扣除所得税。汤姆可以分到自己名下德瓦特公司收益的百分之十,每月大概一万法郎,或者美元坚挺的话,折合约两千美元。这笔收入是台面下的,以瑞士法郎支票的形式开具,大多来自于意大利佩鲁贾的德瓦特美术学院,还有一部分是巴克马斯特画廊的销售所得。靠德瓦特的名号赚的利润,百分之十归功于贴有“德瓦特”标签的美术用品,从画架到橡皮擦,但是把钱从意大利北部弄到瑞士,比从伦敦弄到维勒佩斯容易得多。此外还有迪基·格林里夫留给汤姆的遗产,数额从几年前的每月三四百美元涨到现在的每月一千八百美元。说来令人奇怪,这笔收入汤姆足额缴了所得税给美国国税局,因为属于“资本收益”,听起来很荒谬,但也很恰当,因为迪基死后,汤姆伪造了遗嘱,是他在威尼斯用迪基的爱马仕牌打字机写的,还模仿了迪基本人的签名。

但是说到钱,汤姆每个月都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丽影别墅是靠什么维持生计的呢?是一笔笔小钱。花了十五分钟列出一堆开支后,汤姆的脑子已经开始打结,他站起身,抽了根烟。

是啊,还有什么好抱怨的,他望着窗外想。汤姆向法国方面申报了德瓦特公司的一部分股票收益,他自己手上也持有股票和一些美国国债,这部分利息必须申报。他的法国纳税单上只需要填写在法国境内获得的收入,只有海洛伊丝有资格,金额少得可怜,而美国方面却想对他的全部收入课税。汤姆仍然持有美国护照,却是法国居民。汤姆还得为皮埃尔·索尔维单独准备一份英文表格,让他一并处理雷普利在美国的税务。实在很费事儿。法国人最怕填表,可就连普通老百姓申请健康保险,也得填写一堆表格。汤姆虽然喜欢算术,爱跟数字打交道,但是把上个月的邮政费用照抄一遍,就让他无聊透顶。他低头看着一目了然的淡绿色图标,上面是收入,下面是支出,骂出一串脏话。还有一个噩耗,就算他在一小时内填好,这只是七月底应该完成的当月收支,而现在已经到了八月底。

汤姆想着法兰克,他正在记录自己父亲去世那天的情况。法兰克把打字机搬进了房间,汤姆隐隐约约听见打字机的“哒哒”声,还听到法兰克“噢!”地发出一声惊呼。写起来是不是很痛苦?打字机安静了好一阵子,男孩是不是换了手写的方式?

汤姆捏着一小叠收据,包括电话费、电费、水费和修车费,坐到椅子上,准备展开一场决胜的厮杀。他处理了明细表和收据,但不包括注销支票,因为法国的银行会保留这些支票。他把战果放入一个牛皮纸信封,等以后跟其他月度报表一起装进更大的信封,再交给皮埃尔·索尔维。汤姆把信封塞进书桌左下角的抽屉,心满意足地站起身。

他伸了个懒腰。楼下传来海洛伊丝播放的摇滚乐唱片。他正需要这个!那是娄·里德(1)的歌。汤姆走进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脸。现在几点了?六点五十五!汤姆决定去告诉海洛伊丝关于艾瑞克要登门的事。

法兰克刚好出了房间。“我听见在放音乐,”他在走廊里对汤姆说,“是广播?不对,是唱片吧?”

“是海洛伊丝的,”汤姆说,“咱们下楼去。”

男孩脱了毛衣,换了件衬衫,下摆敞在裤子外面。他一步三摇地踩着楼梯,脸上露出微笑,看来他听得入了迷,摇滚乐很合他的胃口。

海洛伊丝把音乐开得很大,正扭动肩膀跳舞,见汤姆和男孩下楼,不好意思地把音量调低。

“不用调!很好听。”法兰克说。

汤姆发现这两人在曲风和舞蹈方面很投缘。“搞完该死的账本了!”汤姆大声宣布,“打扮好了?你看起来美极了!”海洛伊丝穿一条浅蓝色裙子,配了黑色皮带和高跟鞋。

“我给艾格尼丝打过电话,她叫我早点去陪她聊天。”海洛伊丝说。

法兰克用一种全新的倾慕的眼光看着海洛伊丝。“你爱听这张唱片?”

“对呀!”

“我在家里也放过。”

“去跟着跳舞吧。”汤姆开心地说,他见法兰克还有点缩手缩脚。这孩子的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几分钟前还在记录谋杀现场,现在又陶醉于摇滚乐欢快的旋律中。“下午写得怎么样?”汤姆轻声问。

“写了七页半,有些是手写,我换来换去的。”

海洛伊丝站在唱机旁,没听到男孩的回答。

“海洛伊丝,”汤姆说,“我明天晚上要去接里夫斯的一个朋友,他只在家里待一晚,比利睡我的房间,我和你一起睡。”

海洛伊丝把化好妆容的漂亮脸蛋转向汤姆。“谁要来?”

“里夫斯说他叫艾瑞克。我去莫雷接他。咱们明天晚上没安排吧?”

她摇摇头。“我得走了。”她走到电话桌旁,拿起放在上面的手包,又从衣柜里拿出一件透明雨衣,以备下雨时用。

汤姆陪她走到奔驰车旁。“对了,亲爱的,别跟格雷丝夫妇说有人住在咱们家,别提什么美国男孩的事儿,说我今晚要等一个电话,就这样。”

她的脸上突然神采飞扬,似乎想到一个好点子。“你是把比利藏在家吗?帮里夫斯的忙?”她隔着摇下的车窗问。

“不是,亲爱的,里夫斯不知道比利的事!比利只是个美国小孩,帮我们打理花园。但你也知道安东尼是个势利眼,他肯定会说‘园丁怎么有资格睡客房!’——晚上玩得开心点,”汤姆俯下身亲吻她的脸颊,“你保证?”他补上一句。

他要海洛伊丝保证不提比利的事。她的脸上露出平静而顽皮的笑容,点点头,表示信守承诺。她知道汤姆偶尔会帮里夫斯的忙,有些她知道一点,有些则毫不知情。反正帮忙就意味着挣钱,收点跑路费,总归是好事。汤姆帮她推开大门,一边挥手,一边看着她开车出了门,向右转弯。

晚上九点十五分,汤姆脱了鞋子,躺在床上读法兰克写下的文字。

七月二十二日,是星期六,对我来说,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普通。没什么特别的。阳光灿烂,是人们口中常说的“美好的一天”,意思是天气好。对我来说,那一天却特别奇怪,因为一大早时,我根本没想到那天会如何结束。我没有计划,什么也没有考虑。我记得大约下午三点时,尤金问我要不要打网球,因为没有访客(客人)来,他正好有空。我说不用,我也不知为什么拒绝了他。我给特瑞莎打电话,她妈妈说她出去(去巴尔港)了,一晚上都在那儿,可能午夜后才回家。我很嫉妒,不知道是谁跟她在一起,一群人也好,一个人也好,都让我嫉妒。我决定第二天无论如何都要去纽约一趟,即使不住在公寓也无所谓。夏天时,我家在纽约的公寓都不住人,家具和别的东西都拿布罩起来。我要打电话给特瑞莎,说服她一起去纽约。我们可以住酒店,或者在我家的公寓住几天。我要采取实际行动,而纽约看上去是个向她表明心迹的好地方,也让人期待。要不是父亲要我跟一个叫邦普斯泰或者听起来像这个名字的人“谈一谈”,我早就身在纽约了。这家伙要去海厄尼斯港度几个星期的假,我爸爸说,这个邦普斯泰是个商人,三十来岁,我爸觉得找个三十岁的年轻人来劝我,也许能让我回心转意,他肯定是这么想的,要我过他的日子,打理他的生意。邦普斯泰本该第二天到的,但因为后来发生的事,他没有来。

(此处法兰克改用圆珠笔书写。)

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思考更重要的事,思考自己的人生。我想替我的人生做一个总结,就像毛姆说的那样,我读过一本平装本的《总结》,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能总结多少。我一直在读毛姆的短篇小说(写得很精彩),短短几页篇幅,似乎就能阐述一切道理。我想思考自己的一生为什么而活,似乎我的人生必须有意义,但也不一定。我想思考自己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但我满脑子都是特瑞莎,因为我陪着她的时候,我很快乐,她也很快乐,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肯定能寻找到人生的意义,或者快乐,或者更多的东西。我知道自己想追求快乐,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快乐,不受任何事或任何人的阻挠。我指的是物质上的舒适,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

(法兰克划掉“但是”二字,改用打字机。)

我记得吃完午餐后,母亲的朋友泰尔和我们在一起,跟往常一样,我父亲又在絮絮叨叨,说楼下大厅的老爷钟该修了。钟已经停摆一年了,爸爸老说要送去修理,但是他不相信附近的修表行,又不想把钟送去纽约。这是他家传的古董钟。午餐时,我百无聊赖。我母亲和泰尔聊得开怀大笑,他们讲了那些在纽约认识的人的笑话。

午餐后,我听见父亲在图书室里冲着电话那头东京的人咆哮。我溜出来,在走廊等他。我父亲之前说他有事要跟我商量。晚上六点去图书室找他。他本应该午餐时就告诉我的。我回到自己房间,感到很生气。别人都开始在草坪上打门球了。

我承认,我讨厌我父亲。我听说很多人都讨厌他们的父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杀了他们的父亲。到现在我还是无法理解自己做过的事,所以或多或少还能够像常人一样生活,虽然我并不应该这样。在内心深处,我有另外一种感受,紧张不安,也许永远无法解脱。所以事发之后,我决定去寻找汤姆·雷普利,不知怎么的,我对他很感兴趣。也许是因为神秘的德瓦特画作。我家藏有一幅德瓦特的画,几年前,一些德瓦特的作品被怀疑是赝品或伪作时,我父亲对他产生了兴趣。我那时候十四岁。报上提过几个人名,主要是在伦敦的英国人,德瓦特住在墨西哥,我那时正在读间谍小说,很感兴趣,专门跑到纽约的大图书馆查阅旧报纸,寻找这些人的资料,像侦探们开展调查一样。汤姆·雷普利的条目最吸引人,一个住在欧洲的美国人,曾经在意大利定居,他的一个朋友去世后把遗产都给了他——这么说,他肯定也喜欢汤姆·雷普利——还有一个失踪的美国人,叫莫奇森,与神秘的德瓦特有关,这个美国人去过汤姆·雷普利的家,然后就人间蒸发了。我觉得汤姆·雷普利也杀过人,但仅仅是猜测,因为他看上去既不凶悍,也不像一个暴发户,我在报纸上看过他的两张照片,他长相英俊,一点也不冷酷。他有没有杀过人,似乎无法证实。

(法兰克再次用笔书写。)

那天,我并非第一次考虑自己为什么不想从事这个老行当:有太多参与其中的小白鼠沦为了牺牲品,被逼得自杀、精神崩溃或者发疯,过去这样,将来也这样。约翰尼已经断然拒绝,他年纪比我大,所以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不能效仿他的做法,而非得步父亲的后尘?

这是我的自白书,我只向汤姆·雷普利坦白自己杀了父亲。我把他的轮椅推下了那处悬崖。有时候我不敢相信自己做过这种事,但是我的确做了。我读过书中那些懦夫的所作所为,他们不敢面对犯下的过错。我不想跟他们一样。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残酷的想法:父亲这辈子已经活够了。他对我和约翰尼残暴而冷酷——向来都是如此。他偶尔也心情好,但他总想打击我们,改变我们。他享受了他的人生,娶了两个妻子,约过一堆女朋友,挥金如土,极尽奢华。他过去十一年都没法下地走路,因为有个“生意上的宿敌”曾经找人想一枪崩了他。相比之下,我所做的又有多糟糕?

我这些话只写给汤姆·雷普利看,因为这个世界上我只愿意把心里话讲给他听,我知道他不讨厌我,因为此时此刻,我就住在他家,承蒙他热情招待。

我要自由,我要感受自由。我只想自由自在,做真实的自己。我觉得汤姆·雷普利是自由的,这自由根植于他的灵魂深处,烙印在他的言行举止中。他也很和善,待人有礼貌。我得停笔了。写得够多了。

音乐是个好东西,任何音乐都是,不管是古典音乐还是别的。不画地为牢是一件好事。不操纵别人也是件好事。

法兰克·皮尔森

名字签得很工整,签名下方画了一条线,一气呵成。汤姆猜法兰克一般不会在签名下面画线。

汤姆有些动容,但他原本希望的是法兰克能描述一下将父亲推下悬崖的那个瞬间。他是否期待值过高了?男孩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还是他无法把那一幕暴力的场景转换为文字?因为这需要思考,也需要全情投入。汤姆想,也许是自卫的本能让法兰克不愿回忆那个场景。汤姆不得不承认,自己也不愿去想或者回忆犯过的七八桩谋杀案,尤其是第一次,那一次最可怕,他拿船桨打死了一个叫迪基·格林里夫的年轻人。夺走他人的性命向来是个秘密,令当事人费解,又感到恐惧。也许正因为难以理解,所以人们不愿意面对事实。对于一个收钱除掉帮派分子或政敌的职业杀手来说,杀人很容易,因为他与被杀的人素不相识。但是汤姆跟迪基很熟,法兰克和他的父亲也很熟,所以男孩才丧失了这段记忆。但汤姆不想追问细节。

汤姆知道男孩迫切地想听听他的意见,希望听到一声表扬,表扬他是个诚实的孩子。看得出,男孩对汤姆一直很坦诚。

法兰克去了客厅。吃完晚餐后,汤姆为他打开了电视,也许因为是星期六晚上,法兰克对电视节目提不起兴趣,所以又放了一遍娄·里德的唱片,只是音量没有海洛伊丝开得那么大。汤姆把男孩写的东西留在房间,走下楼去。

男孩躺在黄色的沙发上,双脚小心地搭在边上,免得弄脏黄色的绸缎。他用手掌垫着后脑勺,闭着眼睛。他没有听到汤姆下楼。难道他睡着了?

“比利?”汤姆叫了一声。他再一次提醒自己,这段时间都得叫他“比利”,得叫多久呢?

法兰克立刻坐直身子。“在的,先生。”

“我觉得你写得很不错——写完的部分都很有趣。”

“是吗?——你说‘写完的部分’是什么意思?”

“我本来想——”汤姆望了厨房一眼,透过半掩的房门,他看到厨房的灯已经熄了。但他决定不再说下去,何必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身上呢?“但是,你动手的那一刻,你朝悬崖边冲过去的那一刻——”

男孩摇摇头。“我也很奇怪,我写不出来。其实我经常想起那一刻。”

汤姆也能想象那一幕,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意思是男孩能否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夺走了别人性命。如果男孩到现在都还没参透其奥秘,或者未知困惑,那说不定更好,因为刨根问底,甚至终于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有什么好处呢?而且真的有可能搞清楚吗?

法兰克等着汤姆继续说下去,但是汤姆却一言不发。

“你杀过人吗?”男孩问。

汤姆朝沙发靠近一点,想让自己放松下来,也离安奈特太太的房间更远些。“嗯,杀过。”

“不止一个人?”

“说实话,是的。”男孩一定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仔细翻阅过旧报纸,还发挥了一点想象力。报上都是捕风捉影,加上些谣言,就这些,没有实打实的指控。只有伯纳德·塔夫茨死在萨尔茨堡附近山腰的那一次,因为死得太蹊跷,汤姆差一点被起诉,受到法庭传唤,幸亏伯纳德是自杀的,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

“我还没搞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事。”法兰克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把左手肘靠在沙发扶手上,这个姿势比几分钟前更放松些,但他显然放松不下来。“你呢?”

汤姆耸了耸肩膀。“也许是我们不敢面对。”这个“我们”对汤姆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他曾经跟职业杀手们打过交道,但是这一次,他谈话的对象不是一个职业杀手。

“我又放这种音乐,你不会介意吧。我以前跟特瑞莎一起听过。她有这张唱片。我们都有。所以——”

男孩没有说下去,但汤姆听明白了,他欣慰地发现法兰克的脸上多了一些自信,甚至还在酝酿一丝微笑,再也不是惶惶然快要哭出声来的样子。要不要打个电话给特瑞莎?他想问,把音乐放大声点,告诉她你一切都好,马上就回家?汤姆之前对法兰克建议过,但是没有奏效。他拉过来一张装有软垫的椅子。“你瞧——法兰克,要是没有人怀疑你,你就没必要躲起来。你都写出来了,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你说呢?”

法兰克直视着汤姆的眼睛。“我只想跟你多待几天。我可以干活,是吧?我不想成为你家的负担。但也许你认为我会给你带来危险?”

“不会的。”他其实算是个危险分子,但汤姆也说不出他究竟危险在哪里,唯一危险的是“皮尔森”这个名字,让绑匪们兴趣盎然,跃跃欲试。“准备帮你弄一本新护照——下周就能拿到。换了名字。”

法兰克的脸上露出微笑,似乎汤姆刚刚送给他一个惊喜、一份礼物。“是吗?怎么弄的?”

汤姆又朝厨房方向偷瞄了一眼,虽然里面空无一人。“咱们周一去趟巴黎,照张相。护照会在——汉堡制作。”汤姆不太习惯透露他在汉堡的人脉,暴露里夫斯·迈诺特的身份。“我已经订了。就是午餐时来的那个电话。你会有一个新的美国名字。”

“太棒了!”法兰克说。

唱片进入下一首歌,换了一种风格,节奏更简单。汤姆注意到男孩脸上的表情,似乎陷入了一种梦境。他是在想自己即将获得的新身份,还是在想那个名叫特瑞莎的漂亮姑娘?“特瑞莎也爱你吗?”汤姆问。

法兰克扬起一侧嘴角,但脸上并没有笑容。“她没这么说过。她只说过一次,几周前的事儿了。但还有几个别的家伙——她倒不一定喜欢他们,可他们总在她身边转悠。我知道,我告诉过你,她家在巴尔港附近有一栋房子——在纽约也有一间公寓。所以我知道。还是别聊什么我的感受吧——不管是对她,还是对别的人。反正她知道。”

“她是你唯一的女朋友?”

“嗯,对,”法兰克微笑着说,“脚踩两只船,我想象不出来。也许会有一点好感,但谈不上喜欢。”

汤姆站起身,留他一个人在客厅听音乐。

汤姆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穿着睡衣读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2)的《克里斯托弗及同党》时,突然听见车子驶进别墅的声音。是海洛伊丝。汤姆瞅了一眼手表:差五分到十二点。法兰克还在楼下听唱片,听得入了神,听得兴致高昂。引擎熄火时发出“突突”声,他听出来了,这不是海洛伊丝的车,赶紧跳下床,抓起睡袍,一边披在身上,一边冲下楼梯。汤姆把前门打开一条缝,看到安东尼·格雷丝奶油色的雪铁龙车停在门口石阶前的碎石路上。海洛伊丝正从副驾驶座位下来。汤姆掩上门,挂上锁。

法兰克站在客厅,看起来有些不安。

“快上楼去,”汤姆说,“是海洛伊丝。她和客人一起回来的。上去,把门关好。”

男孩撒腿就跑。

海洛伊丝转动门把手时,汤姆正朝门口走去。他打开锁,让海洛伊丝走进屋,跟在她身后的安东尼脸上洋溢着亲切的笑容。汤姆看到安东尼把视线投向楼梯。他难道听见了什么动静?“你好吗,安东尼?”

“汤姆,真是奇了怪了!”海洛伊丝用法语说,“车子刚才发动不起来了,怎么都不行!所以麻烦安东尼送我回家。快进来,安东尼!安东尼觉得只是——”

安东尼用浑厚的男中音打断海洛伊丝:“我觉得是电池接触不良。我检查过了,得用个大扳手,再拿锉刀锉一锉。就这么简单。只是我没带大扳手。哈哈!你好吗,汤姆?”

“挺好的,谢谢。”他们走进客厅时,唱机仍然在播放音乐。“要喝点什么吗?”汤姆问,“请坐。”

“噢,不听大键琴啦?”安东尼冲留声机努努嘴。他竖起鼻子,东闻闻、西嗅嗅,像是在捕捉空气中残留的一丝香水味。他的黑发里夹杂着灰白色的头发,身材又矮又壮,正踮着脚尖打转。

“摇滚乐有啥不好的?”汤姆问,“我的兴趣可广泛呢。”他注意到,安东尼的视线飘向客厅,寻找有人跑上楼的痕迹。汤姆回忆起他跟安东尼围绕一栋浅蓝色的橡皮管状建筑展开的无聊争论,那里叫“蓬皮杜中心”,或称“美丽之城”,汤姆觉得那栋建筑很丑陋,安东尼却为之辩解,说它只是“太新潮”,像汤姆这种没上过学的人自然不懂得欣赏。

“你来了个朋友吗?不好意思,打扰了,”安东尼说,“男的还是女的?”他像是在开玩笑,语气中却带有一丝险恶的好奇心。

汤姆原本还挺乐意与他斗嘴,此时却只是微微一笑,紧闭双唇。“你猜。”

海洛伊丝去了厨房,她拿来一小杯咖啡递给安东尼。“喝点吧,安东尼,不然没力气开车回家。”

安东尼向来有节制,晚餐时只喝了一点酒。

“坐呀,安东尼。”海洛伊丝说。

“没事,亲爱的,这样就行,”安东尼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你房间有灯光,客厅的灯也亮着——所以就不请自来了。”

汤姆活像一只玩具鸟,有礼貌地频频点头。安东尼觉得有人刚刚钻进汤姆的房间,而海洛伊丝佯装不知情吗?汤姆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就在这时,唱片也正好放完。

“安东尼,汤姆明天会带我去莫雷,”海洛伊丝说,“我们去找个机修工,把他送到你家修车——他叫马赛尔。你认识他吗?”

“没问题,海洛伊丝。”安东尼放下手里的咖啡杯,他做事向来很有效率,连烫咖啡都喝得飞快。“我得走了。晚安,汤姆。”

安东尼和海洛伊丝站在门边,两人用法国式亲吻告别,把脸蛋亲得啪啪响,一次,又一次。汤姆讨厌这种吻法,跟美国人想象中的法式热吻完全不一样,一点也不性感,简直可笑。安东尼看见法兰克冲上楼梯的身影了吗?不太可能。“安东尼以为我在家里藏了个姑娘吧!”海洛伊丝关上门后,汤姆笑着说。

“怎么可能!但是你为啥要把比利藏起来?”

“我没有,是他自个儿要躲起来。他跟亨利见面都有点害羞。这么着,亲爱的,奔驰车的事儿我来处理——等下周二吧。”必须要等到下周二,明天是周日,周一的话,法国的修车行都不营业,他们常去的那家也是,毕竟周六开了门。

海洛伊丝脱了高跟鞋,赤着脚。

“晚上好玩吗?还来了哪些人?”汤姆把唱片插进封套。

“一对从枫丹白露来的夫妇,丈夫也是建筑师,比安东尼年轻。”

汤姆什么也没听见。他突然想到,法兰克写好的稿纸就摊在平时搁打字机的书桌上。海洛伊丝正准备上楼。男孩睡了客房,她只好去用汤姆的浴室。不过汤姆还是继续收拾唱片——反正只剩最后一张了。海洛伊丝肯定不会驻足偷看他桌上的东西。汤姆关掉客厅的灯,锁好前门,走上楼去。海洛伊丝应该进了自己的房间,在换衣服。他拾起男孩的稿纸,拿回形针别好,塞进右上方的抽屉,然后想了想,又夹在标有“私人”字样的文件夹里。不管写得多有文采,男孩都得销毁掉这些文字,最迟明天,烧掉就好。当然,要先征得男孩同意。

* * *

(1) 娄·里德(Lou Reed,1942—2013),美国音乐人、歌手、诗人,曾是地下丝绒乐队主创之一。

(2)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裔美国作家,其作品以描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柏林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