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明的制度、习俗和政治思想，都是在没有人预见、没有人构思的自然状态下，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公元前6世纪是人类迈入青春期的伟大世纪，正是从这时开始人类对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了清晰的思考，而且第一次对那些已经确立的信仰、法律和执政方法提出质疑，并建议对此加以改变和调整。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述了希腊和亚历山大城在人类知识发展早期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介绍了知识的曙光是如何被奴隶制文明的腐朽、宗教不容异己的阴云以及专制政府的黑暗遮挡住的。直到15世纪、16世纪，勇敢无畏的思想之光才再次照亮了黑暗的欧洲。此外，我们还介绍了阿拉伯人的求知欲望和蒙古人的骁勇善战是如何拨开欧洲精神迷雾的。起初，人类增长的知识主要是物质方面的，人类恢复理性认识的第一步就是认识了物质成果和物质力量。人际关系学、个人和社会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本身就十分微妙、复杂，它们还与人类的情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学科的发展极为缓慢，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遭遇了巨大的阻力。人们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了解关于恒星或分子的各种知识，但是面对那些关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想法时却惶恐不安。
在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开始努力探寻事实之前，柏拉图就已经开始大胆地践行哲学思辨；在欧洲，最初的政治探索正是受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中乌托邦故事的启发。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巧妙地模仿了柏拉图思想，对英国的新济贫法产生了一定影响；而意大利哲学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虽然更富有想象力，却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17世纪末，出现了许多政治和社会科学文献。约翰·洛克是这类著作的先驱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共和党人，他曾在牛津大学研究化学和医药学。他对政府、信仰自由和教育等方面的论述，表明他相信社会改造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与洛克齐名的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但他的理论比洛克稍晚一些。孟德斯鸠对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进行了深入且根本的分析，将法国君主专制制度的虚伪抨击得体无完肤。孟德斯鸠与洛克一起，清除了诸多阻碍人类社会改造的错误思想。
18世纪中后期，后继者们对孟德斯鸠关于道德和学识的思想进行了更大胆的推演。公元1766年，一群来自耶稣教廷的极具反叛精神的作家，也就是“百科全书派”(1)思想家，立志要开拓一个新的世界。与百科全书派并驾齐驱的是被称为“经济学家”的重农学派，他们对粮食和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有着极为大胆的研究。《自然法典》(2)的作者摩莱里严厉批判了私有财产制度，并提出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构想。摩莱里是18世纪不同学派集体主义思想家的先驱，这些思想家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但是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就是从人民大众利益的角度对私有财产观念进行审视。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历代的财产观念。“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我们大部分政治生活所依赖的两个基本观念。
财产权的观念源于人类好斗的本能。早在真正的人类出现以前，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就已经开始占据财产。一开始所谓的财产是指野兽为之争斗的物品，比如狗争骨头、母虎占穴、牡鹿夺偶，这些都是私有财产的原始形态。在旧石器时代初期，部落的族长对他的妻子、女儿、工具以及一切看得见的物品享有财产权。如果有人想抢占他的财产，他就会与对方战斗，必要时还会杀死对方。阿特金森在其著作《原始法则》中曾说过，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发展壮大，因为族长容许后辈生存，容许他们从部落之外俘获妻子，容许他们占有自己制作的工具、饰品以及猎杀的猎物。正是由于彼此间因为财产而相互妥协，人类社会才得以向前发展。这是一种本能的妥协，因为驱逐异族乃人的本性。如果山丘、森林和溪流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那就让它们成为我们共同的财产。人人都想把一切事物占为己有，但那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会导致我们被其他人消灭。所以，社会从一开始就对所有权进行调和。也正因如此，与今天的文明世界相比，野兽与原始野蛮人对所有权的欲望要强烈得多，占有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本能，而非理性。
对于原始人和未受过教育的现代人而言，占有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只要他们能抢到手的，都归他们所有，无论是女人、俘虏、猎物、林地还是石场等。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制定了一种防止互相残杀的法则，还制定了一套简单易行的用于解决所有权归属问题的方法，即最先制造、捕获或声明占有物品的人，享有对物品的所有权。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的，其理所当然成为债权人的财产。同样地，一个人在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之后，有权要求任何想要使用该土地的人支付地租。然而，当人们逐渐认识到组织生活存在的无限可能性时，他们开始意识到毫无限制地占有财产是一种罪恶。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出生在一个已被人全部占有和声明主权的世界。不！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发现自己出生即被他人占有。我们现在已无从追踪早期文明社会发生的各种斗争，但是从前面讲述过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债务给社会带来的不利之处，对此应予以废除；对于毫无限制占有土地的行为亦是如此。所以，后来巴比伦严格限制了对奴隶的所有权。再后来，耶稣也对财产权进行了强烈抨击，他曾对门徒说，有钱人进天国真是难上加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呢！人们对财产所有权的批判持续了2500年到3000年之久。耶稣诞生之后，基督教徒始终相信人类可以没有财产，因此，“人们可以随意处置自己财产”的观念随着其他财产制度的产生而开始动摇了。
但是，一直到18世纪末期，人们对财产权这个问题仍然抱有诸多疑问，对此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更没有能够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法。当时人们抨击私有财产权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财产不被君主肆意挥霍和不被王侯贵族强行占有。法国大革命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护平民的私有财产免遭重税剥削。但是，法国大革命追求的极端平均主义，又使得革命对其本欲保护的平民财产权进行了批判。然而，人若无立足之地、无安生之宿、无可食之物，又怎能获得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呢？这对于穷苦大众而言简直太过分了！
某个政治集团认为，消除不平等的最好方法就是进行平均分配，他们的目的在于使财产绝对平均化。为了实现平等与自由，一些原始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制，一切财产归国家（应理解为民主主义国家）所有。
追求相同自由与幸福的一群人，有的主张将财产权绝对化，有的则坚持废除财产私有化。两者相互矛盾，却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造成这种矛盾的关键点在于，所有权并不是单一性质的事物，而是许多不同事物的集合。
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财产权并非一种简单、单一的权利，而是包含不同价值与后果在内的所有权复合体。个人的身体、衣服、牙刷以及艺术家的工具等此类物品完全属于个人，但也有其他物品，比如铁路、机器、住宅、花园、游艇等，是需要经过具体考虑之后，才能判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属于私有财产，又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公共财产并由国家代为管理和出租。从实践层面上看，这些问题属于政治范畴，涉及如何实现和维持高效的国家行政管理。此外，这些问题还涉及许多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思考。这一时期人们对财产权的批判最多算是激烈情绪的宣泄，而不能称为一门科学。批判的声音主要来源于两类人：一是个人主义者，他们要求保护自己已经拥有的财产和扩大自由的维度；二是原始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通过集中国家财产而限制个人的财富。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人往往处于极端个人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税收）和原始社会主义者（反对任何私有财产）之间。今时今日的社会主义者通常也被称为集体主义者，他们允许一定数量的私人财产存在，但认为教育、交通、矿产、土地以及其他重要的物质生产权应交由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管理。如今，还逐渐涌现出了一些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计划社会主义的人。人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处于过渡形态的国家在接收私人企业的各项职能时，教育应随之发展，同时还需要组织机构进行适当的评判与管控。当代欧洲国家的新闻和政治机构，对于管理大型集体活动而言仍显得不太成熟。
雇用者与被雇用者，尤其是苛刻的雇主与底层的雇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曾一度使得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机械革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激发了雇用工人的阶级意识，他们越发坚定地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马克思曾预言，阶级意识萌发的工人阶级将以某种形式夺取权力，并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马克思试图用阶级对立取代国家民族的对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先后成立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协会。如果以近代个人主义思想为出发点，这或许也能成为世界性的思潮。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人们日益认识到，要想实现全球繁荣，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个人主义者不仅反对国家，还反对关税、边界以及一切以边界为依据的限制自由行动的行为。有趣的是，虽然个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条思想路线在理念上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倡导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原理的社会主义思想，个人自由主义则崇尚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商人的自由贸易思想，但是，撇去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不说，它们都主张超越国家的边界与限制来处理人类事务，典型的现实逻辑战胜了理论逻辑。此后，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出发点大相径庭的理论，都在探索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以实现人类的共同协作。随着人们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世界逐渐失去信心，以及新大陆的发现，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地区扩展到整个世界，这种探索再次在欧洲出现并得到了强化。
如果把从古至今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从头到尾叙述一遍，那么必然会出现许多与本书范围及目的不一致的观点。从研究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人们的脑海中重建这些指导思想这项事业仍然未完成，我们甚至无法估计它到底进展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可以肯定的，人类某些共同的信念正逐渐形成，它们对当今的政治事件和公共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就目前而言，这些信念还不够明确，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因此人们还不能坚定地、系统地去践行。面对传统思想和新兴事物，人们总是摇摆不定，而且更倾向于选择传统思想。尽管如此，相较于前一代人的思想观点，确实有一种新的思想正逐渐发展形成。虽然它还只是一个大体的框架，对有些方面的认识仍然很模糊，在细节和规则上还时有变化，却日渐清晰，主要轮廓也越发趋于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在许多事务上正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共同体，人们也越发清楚地认识到，对此有必要进行共同管理。比如，全球已发展为一个经济共同体，人们需要整体规划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人类的探索带来了更强大的力量和更多的可能性，也使得人类现有的分散且具有争议性的管理方式显得徒劳无功且岌岌可危。再比如，金融和货币政策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管控，才能带来全球性的利益。除此之外，传染性疾病、人口增长与移民问题，也需要全世界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能力的增强，使得战争的毁灭性与破坏性远远超出其带来的利益，战争不再是解决民族斗争和国家争端的有效手段。而想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则需要建立起一个规模更大、管控能力更强、更具有权威性的政治实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征服或联合现有的政府，从而组成一个超级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创设出类似于现有机构的实体，比如“全人类议会”“世界国会”“世界总统”等。这些都是人们的最初设想，然而在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探讨与实验之后，人们果断放弃，因为沿着这条路实现世界统一的目标，需要面对巨大的阻力。现在，人们转而开始考虑成立一系列的专门委员会或专门机构，赋予其在世界范围内都行之有效的权力，各国则派遣各自的代表前往各个事务组织，参与解决维护世界和平、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发展、劳动条件平等化、全球货币政策以及人口与卫生等问题。
尽管全世界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政府，但是可以看出，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已经被视为共同的事业加以经营。在人类实现相当程度的一体化之前，在国际合作胜过因爱国主义而产生的猜疑与嫉妒之前，有必要先灌输人类一体化的思想，同时让人类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被普遍认可与理解。
2000多年以来，那些世界性宗教都在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但是直到今天，因部落、民族和种族摩擦引发的仇恨、愤怒与猜疑，依然是横亘在道路上的绊脚石，阻碍着人民公仆思想的形成。就像6世纪、7世纪时基督教教义努力渗入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之中的欧洲人的灵魂那样，现如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也试图占据人们的心灵。当然，要想让这种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普及，必然需要大批虔诚的、甘于付出的宣传者付诸努力。至于这项事业已经进展到了何种程度，又收获了什么，恐怕当代没有哪个作家可以预测到。
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似乎总是与国际问题密不可分，而解决这类问题往往都有赖于一种深入人心且令人鼓舞的服务精神。在面对共同利益时，国家之间的猜忌、固执和自我主义，反映出个体雇主与工人之间的猜忌、固执和自我主义；同样地，后者也反映出了前者。膨胀的个人占有欲就好比国家与帝王无休止的贪婪，都源于人的本能，都是无知与传统的产物。所谓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互助主义。但凡对这些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人，都不会认为有哪种心理学或者教育方式、教育机构，能够真正或最终解决人类交往与合作进程中出现的这类难题。就好比公元1820年时人们不可能设计出电气化铁路系统一样，我们现在也无法创设出能够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但是，我们相信它终将出现，且为时不远。
没有谁可以超越自身的知识范围行事，也没有哪种思想可以超越当代的思想。因此，我们无法去猜想或预测人类还需度过多少虚无的黑夜，还要忍受多久战争带来的痛苦与不安，才能迎来和平的曙光。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那样模糊不清，且充满了冲动与质疑。但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的知识改造任务已再次启动，尽管它仍旧不完善，但已有了清晰、准确的设想。至于这项任务之后会快速还是缓慢地进展，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它将凝聚起人类无穷的思想和无限的想象。由于这些设想缺乏保证和精准性，因此尚不能落实；加之表现形式多样且混乱，因此常常被曲解。不过，随着有关设想逐渐清晰，这些对于未来世界的新愿景也必将迅速备受瞩目，随之而来的将是对教育的重建。
* * *
(1)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过程中形成的派别。
(2) 《自然法典》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创作的法学著作，于公元1755年在法国首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