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教廷瓦解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也处于极度衰败之中。16世纪初期以来的欧洲历史，总的来说就是欧洲各民族在黑暗中摸索新的治国之道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历史。在古代世界漫长的岁月里，虽然王朝更迭、被征服地区的语言和文化随之变化的现象不断出现，但是通过君主或神庙来实现统治的政府形式却保持着相对稳定，普通百姓的生活也渐渐稳定、安宁下来。但是，王朝更替对于16世纪以来的近代欧洲而言已不再那么重要，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更为广泛、更为多样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实验上。
我们已经说过，16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奋斗史，人类不断完善政治和社会形式以适应新形势。由于新形势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人们为适应形势所做出的努力也变得复杂。但是，由于这种适应通常是无意识且不情愿的（因为人们总体上都不喜欢自发地改变），因此它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16世纪以后，政治和社会制度变得更加繁杂、越发不稳定且难以保持平衡，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需求和可能，因此便开始在犹豫与彷徨中缓慢地开启对人类社会整体模式进行改造的进程。这时的改造是有意识、有计划的。
那么，人类生活中的哪些变化打破了帝国、牧师、商人以及农民之间的平衡呢？要知道，这种平衡经由野蛮征服获得，并伴随着人类生活进行周期性的更新，正是它在旧世界存续的1万多年历史中，维持着人类活动特定的运作节奏。
人类事务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因此人类生活的变化也是如此。其中主要的变化似乎是由同一个原因引起的，那就是人类有关事物本质知识的增加与拓展。这些知识最初由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掌握，传播速度比较缓慢，但在最近500年里，它却迅速地传播到更广大的民众之中。
人类生活状况的巨变有一部分要归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人类精神生活的变化与知识的增加、扩展并行发生，而且与知识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不再只是满足于追求基本生活需求，而是希望探求更广阔的的生活空间，开展更多的事务。而这就是在过去2000多年里，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以及伊斯兰教）的共同特征。这些宗教对待人类精神的方式，是以往古老的宗教从未有过的。就其性质和效果而言，这些独立的力量与古代以教皇、神庙为中心的血祭宗教截然不同，是对早期宗教的改造与替代。它们促使早期文明中不曾有过的个人自尊得到发展，并激发出了人类对共同问题的参与感与责任感。
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古代文字的简化和普及，这使帝国范围的扩张以及签订更全面的政治协定变得不可避免且切实可行。第二个重大变化则是运输工具和交通设施的改进，人们最初使用马匹运输，然后是骆驼，紧接着车辆出现了，人们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和拓宽道路。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了铁，这极大地提高了军事效能。继而铸造出货币，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变革，这种方便但危险的契约方式改变了债务、所有权以及贸易的性质。在此形势下，帝国的规模和疆域越来越大，人们的眼界也越来越开阔。于是，地方神灵消失，神权统治以及天主教义都受到了挑战。同时，人类开始注重真实地记录历史和地理知识，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蒙昧无知，并开始系统地探索知识。
由于种种原因，诞生于希腊和亚历山大城的科学进程曾一度中断。日耳曼人的入侵、蒙古人的西进、瘟疫的蔓延以及宗教改革引起的动荡，都极大地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秩序。当人类文明从冲突和混乱中重新崛起时，奴隶制已不再是人们经济生活的基础。第一批出现的造纸厂通过印制印刷品，为人类搜集信息和开展合作提供了新媒介。渐渐地，在不同地方，人们重新开始对知识进行系统、科学的探索。
从16世纪开始，系统地探索知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系列发明和设计应运而生，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发明和设计发展速度日益加快，不断追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相互之间的合作也更加密切。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一切的到来，历史学家也没法向人们解释该如何面对发明增长带来的新局面，直到20世纪初大灾难降临，这才加快了人们思维的转变。过去400年的人类历史，就好比监狱发生火灾时被囚禁的犯人没有醒来，而认为火焰的炙烤与爆裂的声响只是过去的噩梦，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与机遇的到来。
历史记载的是整个社会而非个人的故事，那些在历史前进过程中影响人类交流的发明才具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16世纪最主要的发明就是印刷品和依靠航海指南针航行的远洋船。那个时候，印刷品不再是昂贵的奢侈品，它的出现推动了教育、公共信息、公共讨论以及政治活动的发展与革新；而远洋船只则使全世界连通成为一个整体。此外，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枪支、火药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改进，这两项发明首次进入西方世界还要追溯至13世纪蒙古人西征。枪炮的出现使城墙不再坚不可摧，城内的贵族不再高枕无忧，封建制度的大厦也变得岌岌可危。君士坦丁堡因枪炮攻击而陷落，秘鲁和墨西哥也在枪炮的威胁下向西班牙俯首称臣。
17世纪，系统的科学出版物得到了发展，尽管发展程度并不十分显著，但对未来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人物当数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公元1561年—1626年），他后来晋升为英格兰的大法官，并受封为维鲁兰男爵。弗朗西斯·培根不仅是英格兰科尔切斯特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1)（公元1544年—1603年）的学生，很大程度上还是他的代言人。弗朗西斯·培根与我们之前提到的罗杰·培根一样，鼓励人们进行观察与实验。他写了一本名为《新大西洋岛》的书，在其中他通过极其鼓舞人心和卓有成效的乌托邦故事，表达了自己愿意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伟大梦想。
后来，英国皇家学会、佛罗伦萨学会相继成立，欧洲各国为了鼓励学术研究的发展和促进知识的交流，也纷纷成立一系列科研协会。这些欧洲学术团体的出现不仅成为无数发明的源泉，还给那些禁锢和削弱人类思维的荒诞神学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17世纪和18世纪，虽然没有哪项发明能像印刷品和远洋轮船那样给人类生活带来立竿见影的革命性创新，但是知识和科学从那时开始不断积累，到了19世纪，这种积累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一时期，勘探地形和绘制地图的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开展，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地区出现在了世界地图上。18世纪，英国开始改用焦炭炼铁，这比以往用木炭炼铁更有优势，不仅使铁的价格大幅下降，还能铸造出更大的铁块。这预示着近代机械时代即将到来。
就像天国里的树木会经历发芽、开花和结果的过程一样，科学发展也会如此。人类进入19世纪后，科学不断开花结果，科学果实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也将永不落尽。首先出现的是蒸汽机、钢铁和铁路，接着是大型桥梁、建筑、巨型班轮、各种具有无限动力的机器，以及其他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发明创造。更不可思议的是，电子科学这座宝库最终也向人们敞开了大门。
我们此前曾把16世纪以来人类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比作一个在监狱起火时仍继续做梦的囚犯。事实上，在16世纪时，欧洲人民仍然做着延续拉丁帝国的美梦，梦想天主教廷终将再次统一神圣的罗马帝国。但是，正如某些不可控制的因素有时会闯入我们的梦中并做出一些荒谬且具有破坏性的评论一样，当英国的亨利八世和德国的路德把天主教的统一撕得粉碎时，查理五世昏睡的脸庞和贪婪的胃便闯入了这梦境之中。
到了17世纪、18世纪，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变成了对个人专制的追逐。这一时期，几乎整个欧洲的历史都是关于各国试图巩固和加强君主制，并将其权力范围扩展至弱小邻国的故事。此外，人们对王侯滥用权力征收苛捐杂税的做法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对此首先站出来反抗的是土地所有者，接着是把持国外贸易和国内工业命脉的商人以及其他有产阶级。但是，在这场对抗中没有哪一方是完全压制住另外一方的，都是国王占了上风，另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则可能是私有财产所有者。因此，有时这个国家的集权者和中心是该国的国王，但是到了邻国，国家的实权则由资产阶级掌控。这种情形在那个时代屡见不鲜。国与国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恰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体都具有浓郁的实验性质和地方色彩。
在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最常见的人物角色就是国王的大臣。如果是在天主教国家，那么国王的大臣通常由身居高位的神职人员担任。他们是站在国王身后的人，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既为国王服务，同时也控制着国王。
由于受篇幅限制，我们在此无法详细介绍各个国家发生的所有政治事件。荷兰的商人们加入了新教徒的行列，成为共和主义的拥戴者，摆脱了西班牙国王即查理五世之子腓力二世的统治。在英国，亨利八世与他的大臣沃尔西、伊丽莎白女王与她的大臣伯利，为君主专制在本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因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愚蠢行为而功亏一篑。公元1649年，查理一世因犯叛国罪被斩首，这也成了欧洲政治思想上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一直到公元1660年的这10多年里，英国实行共和政体，国王的权力极不稳定，常常受到议会的压制。直到乔治三世时期（公元1760年—1820年），他为了恢复王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后终于取得了部分成功。法国国王是所有欧洲国王中在完善君主制方面做得最成功的一位。黎塞留（公元1585年—1642年）和马扎林（公元1602年—1661年）这两位著名的大臣，帮助法国确立了君主专制制度。自称“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公元1643年—1715年）在这期间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是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长期的统治，使得君主制在法国得以稳固。
路易十四的确是欧洲君王的典范。他虽然身材矮小，但才能却为人们所惊叹。他野心勃勃，充满雄心壮志，但是煞费苦心地玩弄权术，最终使法国走向崩溃的边缘。他的这种做法至今仍让我们敬而远之。他迫切地希望可以巩固法国的政权，将法国疆域扩展至莱茵河和比利牛斯山，同时吞并西班牙的属地尼德兰；他心怀宏图伟志，欲让法国国王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的继任者。他把贿赂看作比战争更重要的治国政策，英国的查理二世以及波兰的很多贵族都曾接受过他的贿赂，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讲述这些。路易十四的钱财，准确地说应该是法国纳税阶层的钱，都被用于四处贿赂。他追求奢华，他在凡尔赛修建的皇宫规模宏大且富丽堂皇，宫殿里有客厅、回廊、挂镜、庭院、喷泉、花园以及精心打造的景致，令人羡慕不已。
他的做法使得大家竞相模仿，欧洲各国的国王和王侯们也开始修建自己的豪华宫殿，完全不顾及本国劳动力和财力可承受的范围。贵族们也纷纷跟风效仿，按最新的样式重建或扩建自己的宅院。精美的针织品和家具制造等轻工业因此得到了发展，各类奢华的艺术品和工艺品也四处可见，比如彩陶、雪花石膏雕塑、镀金木雕、金属制品、印花皮革、宏伟的画作等。你还会发现，在高大的挂镜和制作精良的家具之中，游走着一群穿着打扮十分奇怪的绅士，他们头戴扑粉假发，身穿镶有蕾丝花边的绸袍，脚踩红色的高跟鞋，手中还拿着造型夸张的手杖。贵妇们的造型也十分令人惊叹，她们梳着高高的发髻，还穿着用金属架子撑起来的蓬蓬绸裙。路易十四便是装模作样的人中的一员，自视为世界的太阳，却丝毫没有注意到那些生活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之处的底层人民，他们瘦骨嶙峋、阴郁沮丧、满脸愁容。
德意志民族在各国尝试实行君主制和其他政体的这一时期，始终处于政治分离状态。尽管如此，德意志的许多王侯、贵族都在不同程度地模仿法国凡尔赛宫的辉煌做派。公元1618年至1648年，德意志人、瑞典人和波西米亚人为了争夺政治霸权，掀起了一场长达30年的毁灭性战争，德意志为此耗尽了国力。公元1648年，参战各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战争就此正式结束。和约的签订加剧了德意志的分崩离析，这点从当时的地图就可以一目了然。当时德意志的版图内既有公国、公爵领土，又有自由国；有些国家一部分在帝国境内，另一部分在帝国境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瑞典的势力已经深入德意志内部；除了帝国边界内的几个岛屿之外，法国还远在莱茵河的彼岸。在这个由大大小小不同国土拼凑成的欧洲大陆，普鲁士王国稳步崛起，于公元1701年成为独立的公国，并在一系列大战中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在位时间为公元1740年至1786年）在波茨坦修建了宫殿，宫廷的通用语言为法语，他们还研读法国的文学作品，在文化修养方面与法国可以一争高下。
公元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选帝侯成为英格兰国王，由此又多了一个领土横跨帝国内外的王国。
查理五世的后代中，奥地利分支仍然延续世袭皇帝头衔的传统，西班牙分支也一直掌握着西班牙的实权。在此期间，东方又诞生了一位新的皇帝。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公元1462年至1505年在位）宣布继承拜占庭的王位，并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军队的武器徽章。伊凡三世的孙子伊凡四世（公元1547年至1584年在位），即暴君伊凡雷帝改用“沙皇”的称号。但是一直到17世纪下半叶，俄国在欧洲人看来不再是遥远的亚洲。之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公元1682年至1725年在位(2)）把俄国领入了西方政治事务的舞台。他在涅瓦河畔建立了新首都彼得堡，彼得堡可以说是俄国通往欧洲的窗口。他还在距离彼得堡18英里处的彼得霍夫修建宫殿，聘请法国建筑师为其设计阳台、喷泉、瀑布、画廊、公园以及其他与其大君主身份相配的东西。和普鲁士的宫廷一样，俄国宫廷的通用语言也是法语。
不幸夹杂在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波兰王国，是一个由大地主控制的国家，整个国家毫无秩序可言，贵族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显赫地位，只赋予他们选出的国王少数的权力。尽管法国想尽办法让波兰王国继续保持独立的地位，但它仍然逃不过被上述三个邻国瓜分的厄运。当时的瑞典是由很多共和州组成的联邦；威尼斯则是一个共和国；意大利则与德国一样，处于王侯割据的局面。教皇因为害怕失去仅有的天主派王侯们的支持，所以也不敢再干涉他们内部的纷争，也不敢再谈有关基督教世界的公益问题。实际上，此时的欧洲根本就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理念，各国之间差异极大，整个欧洲完全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所有的这些主权国王和共和国一心只想扩大自己的疆域，因此对邻国奉行要么结盟、要么入侵的外交政策。时至今日，欧洲人民仍然生活在多种政权组织形式混杂的状态中，仍然忍受着由此所引起的各国间的仇恨、敌对与猜疑。
对近代的学者而言，这一时期的历史像一些八卦故事，令人感到厌烦且毫无意义。引发战争的导火索要么是国王的情妇，要么就是大臣之间相互嫉妒。这些关于贿赂和争斗的闲谈令学者们感到十分厌烦。然而，尽管当时诸侯割据，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二十几个独立的领界，但是知识和思想的传播从未中止，反而不断增长，发明创造也成倍地增加，这点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重大。18世纪时，欧洲出现了对宫廷及其政策持怀疑态度并进行批判的文学作品，看过伏尔泰的《老实人》(3)这部书的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欧洲世界混乱无序的极度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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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廉·吉尔伯特是英国名医，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于公元1600年出版的《磁石论》是重要的物理学名著。
(2) 沙皇彼得大帝的生卒年应为公元1672年至1725年。——译者注
(3) 伏尔泰（1694—1778）的作品《老实人》，又译为《乐观主义》，是一部讽刺人类愚蠢和自满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