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迹象表明，在整个12世纪，欧洲人有闲暇时间与勇气，重新开始探索知识。人们着手研究希腊早期的科学与知识，并开展像意大利哲学家卢克莱修(1)那样的哲学探索。引起这种知识复兴的原因复杂多样，而最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对私斗的管制，“十字军”行动结束后人们对安宁、舒适生活的追求，以及数次行动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欧洲商业贸易逐渐复苏，城市也恢复了往日的安逸与宁和，教廷的教育水准不断提升，并向普通民众普及。13世纪和14世纪，许多已经独立或半独立的城市都得到了迅猛发展，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里斯本、巴黎、布鲁日、伦敦、安特卫普、汉堡、纽伦堡、诺夫哥罗德、维斯比和卑尔根等。这些城市都是贸易城市，往来的旅行者很多，在那里人们不仅开展商贸和旅游，还进行思考与讨论。教皇与王侯之间的论战以及教廷对异教徒残忍、野蛮的迫害，使得人们对教廷的权威产生质疑，并重新审视和探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阿拉伯人是如何让欧洲人重新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腓特烈二世又是如何让阿拉伯哲学和科学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再次复兴的。实际上，犹太人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更深，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教廷教义的质疑。神秘且充满诱惑的炼金术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激发了人们去研究那些烦琐、隐秘却富有成效的科学实验。
这一次的思想觉醒不再为那些独立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独有，就连普通民众也加入其中，这种现象在人类此前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尽管教士的迫害与压制仍然存在，但是基督教的教义无论传到哪里都能引起人们思想上的骚动。它在正义之神和个人良知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因此当个人觉得有必要时，就能鼓起勇气对君主、教士或者信条传达的理念做出自我判断。
早在11世纪，欧洲就重启了有关哲学问题的探讨，巴黎、牛津、博洛尼亚以及其他中心城市都出现了许多优秀且发展迅速的大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重新开始探讨词语的概念及意义，而词语的概念及意义则是在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获得清晰思维的必要前提。罗杰·培根（约公元1214年—1293年）是牛津大学方济各会的修士，被誉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因天赋异禀而独享盛名。在人类历史上，罗杰·培根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罗杰·培根在他的著作中对人类的无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直言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无知的时代，这在当时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今，人们可以大胆地批判这个世界虽然庄严却愚蠢至极，还可以妄议世界上所有的方法都过于幼稚、笨拙，甚至可以说一切教条都是天真的假设，这些做法都不会给人们带来无妄之灾。然而，在中世纪，但凡没有被屠杀、没有被饿死、没有死于瘟疫的人，都虔诚地相信他们的信仰是完美无缺的，并且对质疑其信仰的人们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怨恨。罗杰·培根的作品就像黑暗中突然闪现的亮光，他一方面抨击那个时代的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又提出各种丰富人类知识的建议。他反复强调开展科学实验和积累知识的必要性，我们在他身上仿佛又一次看见了亚里士多德精神。罗杰·培根一再强调“实验，再实验”的重要性，这让他身负重责。
罗杰·培根也曾冒犯过亚里士多德。这是因为当时人们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而只是躲在家中钻研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这些译文虽极为拙劣，却是当时唯一能找到的译本。罗杰·培根曾言辞激烈地说道：“如果我可以随心所欲，那我会把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书籍都烧掉，因为研究它们只会浪费时间、产生谬论和增加无知。”如果亚里士多德可以重返人间，那么他会发现人们并没有在阅读，而只是在崇拜他的著作，而且如罗杰·培根所说的那样，他们所使用的还是最不靠谱的译本，或许亚里士多德也会同意罗杰·培根的这种说法吧。
由于害怕遭受牢狱之灾或面临其他更糟糕的情况，罗杰·培根不得不表面上与正统理论保持一致，这使得他的作品多少都有些掩饰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呼吁人们“清醒地看看这个世界，不要再受权威和教条的控制”。他揭示和谴责了造成人类无知的四大原因，即崇拜权威、因循旧习、固执偏见以及狂妄自负。他认为只要克服这些问题，一个充满力量的世界将会向人们敞开：
“人们能够建造如在江河和海洋上的巨型船舶那样航行的机器，没有桨手，但是它的速度比满载桨手时还快。人们还能够制造出高速运行的车子，不必用人力或者牲畜作为动力，而是靠无限的动力推动，就像古人的战车上装有镰刀一样。将来还可能制造出飞行器，人坐在其中只要转动曲柄，就能像鸟那样扑打翅膀在空中飞行。”
虽然罗杰·培根在13世纪的时候就大胆做出了预言，但是直到3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开始系统地尝试探索被人类纷繁事务所掩藏的巨大能量与利益。
阿拉伯人不仅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哲学和冶金术，还带来了造纸术。可以说，纸张的广泛使用是欧洲知识复兴的重要前提。造纸术起源于中国，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2)，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纸张。公元751年，撒马尔罕的阿拉伯军队与中国唐朝军队激战，取得胜利，他们俘获了一些技术娴熟的造纸工人，从这些工人身上学会了造纸的技术。9世纪时阿拉伯人写的纸本手稿仍然保存至今。造纸术传入基督教国家，或是通过希腊，又或是通过西班牙，因为基督教徒收复西班牙时缴获了摩尔人的造纸坊。但是，在西班牙基督教徒的管理下，造纸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13世纪末，欧洲的基督教界才制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张。后来，意大利的造纸术不断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4世纪时，造纸术传入德意志。到了14世纪末期，德意志人运用造纸术制造出了大量价格低廉的纸张，使得书籍印刷演变成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商业业务。于是，印刷术就这样自然而然且势不可当地发展起来。此后，人类的知识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且更加充满活力的阶段，知识的传播不再只是如涓涓细流，而是汇聚成了汹涌澎湃的洪水，涌入千万人的脑海之中。
印刷术发展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圣经》的印刷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猛增；另外一个则是学校的教科书变得更便宜了。人们广泛地阅读书籍，知识得到了迅速传播。不仅书籍的数量大大增加，就连书籍内容的质量也有所提升，更易于人们阅读与理解。读者完全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思考，而不再是埋头深究文章中晦涩词语的含义。阅读变得越来越方便，读者也变得越来越多，书本不再只是华丽的装饰品，也不再只是学者的秘技。学者写作时也把普通民众纳入受众范围，改用日常语言，不再使用拉丁语。公元14世纪，欧洲文学开始萌芽。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讨论了阿拉伯人在欧洲知识复兴中发挥的作用。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蒙古帝国的征伐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蒙古人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在地理方面的想象。在大汗统治时期，亚洲与西欧曾一度相互往来，交通道路畅通无阻，各国的使节纷纷来到哈拉和林的宫廷。亚欧之间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恩怨造成的隔阂有所消减。罗马教皇对蒙古人改信基督教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当时蒙古人仍然只信仰原始的萨满教。一时间，教皇的使节，印度的佛教僧侣，阿拉伯的官员，意大利、巴黎和中国的工匠，拜占庭和亚美尼亚的商人，波斯和印度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都聚集在蒙古人的宫廷中。人们在历史资料中听到过太多蒙古人征战和杀戮的故事，却很少知道他们对知识的好奇与渴望。实际上，蒙古人在知识和方法的传播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蒙古民族两位伟大领袖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那模糊而充满神奇色彩的故事来看，他们至少与浮华、自负的亚历山大大帝，政治幽灵的招魂者、精力充沛却目不识丁的神学家查理曼大帝一样，都是极具悟性和创造性的君王。
在这些蒙古宫廷的来访者中，最有趣的当数一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他后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大约在公元1272年，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和叔叔一起来到了中国。这两位长者之前已经造访过中国，大汗对他们的印象十分深刻，因为那是大汗第一次见到拉丁人。于是，大汗请他们返回欧洲邀请学识渊博的人士和学者来中国，向他介绍基督教以及那些令他感到好奇的欧洲事物。因此，这次他们带着马可·波罗来谒见。
上一次他们取道克里米亚，这次则是途经巴勒斯坦而来。他们带着大汗的金牌和其他信物，一路上方便了不少。因为大汗曾说过想要一些耶路撒冷圣墓教堂里的灯油，所以他们先去了耶路撒冷，再借道西里西亚来到亚美尼亚。但是因为当时埃及苏丹正大举进攻蒙古人的领地，所以他们向北绕了很远的路。他们又经过美索不达米亚来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似乎准备走水路。他们在霍尔木兹遇到了来自印度的商人。后来，由于某些原因，他们没有坐船离开，而是转向北方，穿过波斯沙漠，进入巴尔赫，又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噶尔，接着经过和田和罗布泊进入黄河流域，最终抵达北京。大汗在北京备宴热情地款待他们。
马可·波罗年少聪明，而且十分精通鞑靼语，所以他深得忽必烈的喜爱。忽必烈授予马可·波罗官职，还多次派他前往中国西南部处理事务。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繁荣、安宁的国度，有密集分布的城镇，有优美的葡萄园、田野和花园，路上还有许多供旅客休憩的豪华客栈；他们为佛教僧侣修建了众多寺院，还制作出了精美的塔夫绸和织锦。一开始，欧洲人民对马可·波罗的描述深表怀疑，之后便激发了他们对中国大地的幻想。马可·波罗还提到缅甸，讲述了蒙古弓箭手如何击退缅甸那支由数百头大象组成的庞大军队，蒙古人最后又是如何征服勃固城的。他还谈到了日本，不过他夸大了日本的黄金储藏量。马可·波罗曾以总督的身份治理扬州3年，他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更像是鞑靼人。此外，他还可能曾被派往印度。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公元1277年曾有一个叫波罗的人在中国朝廷当官，这对证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后来，根据马可·波罗口述写成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对欧洲人民的想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文学，尤其是15世纪的欧洲传奇小说中出现了契丹（中国北方）、汗八里（今北京）这样的地名，而这些地名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都曾提到过。
两个世纪后，在《马可·波罗游记》的读者中，一位来自热那亚的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萌生了向西航行环绕世界到达中国的想法。在塞维利亚，存留着一本哥伦布做了注释的《马可·波罗游记》。哥伦布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君士坦丁堡在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一直都是连接东西方世界的商业贸易中心，热那亚人在那里自由地开展贸易。但是，热那亚人的死敌拉丁系威尼斯人一直是土耳其人对抗希腊人的盟友与帮手，当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热那亚商人就遭受了不友好的对待。其次，被遗忘很久的地圆说重新出现在人们脑海中，因此，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向西航行便可到达中国的想法。此外，人们还受到了两件事的启发：一是那时指南针已经出现，人们不再依靠夜晚和星空来决定他们航行的方向；二是诺曼人、加泰罗尼亚人、热那亚人和葡萄牙人都已经远渡大西洋，抵达了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以及亚速尔群岛。
然而，哥伦布历尽艰辛才实现了自己的航海梦。他四处寻找可用于航行的船只，奔波于欧洲各国王室之间，最后终于在格拉纳达这片刚脱离摩尔人统治的土地上寻得了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帮助，带领三艘小船横渡未知的海洋。经过两个月零九天的航行之后，哥伦布来到他以为是印度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一块新大陆，此前旧大陆的人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之后，哥伦布带着黄金、棉花、珍禽异兽以及两个眼神凶煞且全身涂满颜料的印第安人回到了西班牙。这两个人之所以被称为“印第安人”，是因为哥伦布至死相信他发现的那片大陆就是印度。直到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这块美洲新大陆是地球的另一部分。
哥伦布航海成功极大地推动了海外事业的拓展。公元1497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航行到了印度，又于公元1515年抵达了爪哇岛。公元1519年，受雇于西班牙的葡萄牙水手麦哲伦带领五艘船从塞维利亚出发，一直向西航行，其中一艘名为“维多利亚号”的船只于公元1522年回到了塞维利亚，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艘环游地球航行的船只。麦哲伦带队出发时，总共有280人，最后只有31人存活下来，麦哲伦本人也在菲律宾群岛被杀害。
纸质印刷书籍、绕地球航行、发现新大陆、新奇的动植物物种、奇特的风俗习惯以及其他的天上地下之物，突然之间都纷纷涌入欧洲人的头脑之中。希腊经典著作在尘封多个世纪之后又被世人重新印刷、研读，人们的思想再次浸染了柏拉图的梦想以及共和时代自由与尊严的色彩。罗马时期，西欧建立了法律与秩序，之后拉丁教廷又使得这些意识重新复苏。遗憾的是，在罗马天主教和其他异教的统治之下，创新与求知都只能从属于宗教组织并受其约束。到了此刻，拉丁思想的统治时代已经结束。公元13世纪到16世纪，由于受到闪米特人、蒙古人以及古希腊经典的影响，欧洲的雅利安人终于摆脱了拉丁传统的控制，重新引领人类在思想与物质上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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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卢克莱修是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哲学家。
(2)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纸张是公元105年时由东汉蔡伦发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