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有趣的是，查理曼曾与一位哈里发有过书信来往，这位哈里发就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哈伦·拉希德。据记载，哈伦·拉希德派遣使节从巴格达（已取代大马士革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奔赴罗马，给查理曼送去一顶华丽的帐篷、一座水钟、一头大象，还有圣墓教堂的钥匙。哈伦·拉希德送出圣墓教堂的钥匙其实颇具深意，目的是引起拜占庭帝国与新兴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为争夺耶路撒冷基督徒真正保护者的身份而相互厮杀。
这些礼物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在9世纪，当欧洲还处于混乱不堪、战争与掠夺并发的局面时，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阿拉伯帝国，其文明程度远超欧洲各国。在那里，文学与科学领域高度繁荣，艺术、文化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完全不受恐惧与迷信的支配。萨拉森人统治的西班牙和北非虽然深陷政治混乱，但那里的学术思想仍旧十分活跃。当欧洲处于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中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却在阅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正是他们一直在守护着被忽视的科学与哲学的种子。
在哈里发统治区域的东北部，生活着许多土耳其部落。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与南方活跃的知识分子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相比，他们的信仰更加淳朴、强烈。到了10世纪，当阿拉伯人正面临国家分裂、国力衰败的困难处境时，土耳其人却日益强大。土耳其人与阿拉伯帝国的关系，犹如14世纪以前米底人与晚期巴比伦帝国之间的关系。11世纪时，来自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名义上他们拥戴哈里发为君主，实际上却将他变成自己的俘虏与傀儡。他们征服了亚美尼亚，清除了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残余势力。公元1071年，拜占庭的军队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被彻底击溃，土耳其人借势大举进攻，最终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统治。随后，他们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的尼西亚要塞，准备攻下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
面对强悍敌人的入侵，拜占庭帝国皇帝迈克尔七世被吓得手足无措。他刚刚在与诺曼人的战争中失去了都拉佐，还与突袭多瑙河的土耳其佩切涅格人进行了正面交锋。走投无路的他四处寻求帮助，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求助于西方国家的皇帝，而是向拉丁基督教的领袖罗马教皇发出了求救信号，他给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写了一封求援信。之后他的继任者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则给教皇乌尔班二世写了求救信，而且这次情况更为紧急。
而此时距离拉丁教廷与希腊教廷彻底决裂还不到25年，人们对于此前发生的争议仍然记忆犹新。但是，拜占庭经历的这场灾难在罗马教皇看来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可以借此向希腊人证明，拉丁教廷的地位远比希腊教廷的要高得多。此外，这件事也给了教皇一个机会，那就是可以去解决另外两件令西方基督教世界非常困扰的事情。其中一件是私斗风气盛行，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另外一件则是低地日耳曼人和基督化的北方日耳曼人（尤其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战斗力过剩，必须为其找到发泄的出口。于是，公元1096年，“十字军”第一次出发。这是一场针对身为耶路撒冷统治者的土耳其人的宗教战争，也是教廷号召结束基督教内部战争的指令。战争的发动者们宣称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墓教堂。据说，一个叫彼得的隐士四处游走于法兰西与德意志，以游说的方式广泛宣扬“十字军”行动的意义。他穿着粗布衣服，赤脚骑驴，身上背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常常在街头、集市和教堂里对着人群高谈阔论。他谴责土耳其人对基督教朝圣者的残酷行径，声称圣墓教堂只能由基督教徒掌管，否则就是基督教世界的耻辱。后来，基督教教义在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播之后，终于得到热烈的反响，一股巨大的崇尚基督教的热潮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
这种仅靠单一的思想即在民众间掀起波澜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印度或中国，在其早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都没有可与之比拟的情形。然而，即便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那也是小范围内发生的运动，比如犹太人从巴比伦的囚禁中重获自由之后的行为，以及后来伊斯兰教表现出的集体情感。当然，这种运动与布道传教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新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希伯来的先知、耶稣和他的门徒、摩尼以及穆罕默德，都是人类灵魂的规劝者，劝导人们敞开心灵直面上帝。实际上，在此之前，宗教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迷信、一种伪科学，并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古老的宗教以神殿为中心，对祭司和神秘的献祭有着极大的依赖性，利用人们内心的恐惧把他们像奴隶一样控制起来，而这种新的宗教却使人们成为真正的个体。
然而，这次宗教运动的结果是非常悲惨、可悲的。“十字军”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不是军人，他们为了尽早“解救”圣墓教堂，等不及统帅和武器装备的到来，便从法兰西、莱茵兰和中欧地区一路向东进发。两大队人马闯入匈牙利境内，将新近皈依基督教的马扎尔人误认作异教徒，大开杀戒，犯下滔天罪行，自己最后也惨遭屠杀。第三支大队在莱茵兰同样稀里糊涂地屠杀了犹太人之后，继续向东前行，最后在匈牙利惨遭灭亡。隐士彼得率领的两支军队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最后惨死在塞尔柱王朝的土耳其人手下。于是，这次宗教运动就这样结束了。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097年，“十字军”队伍中真正的战斗部队终于越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本质上看，诺曼人其实是这支军队的领导者和主力，他们攻占了尼西亚，并沿着14个世纪以前亚历山大所走的路线一路前进到达了安提阿，直到1年之后才攻陷了安提阿。公元1099年6月，这支军队围攻了耶路撒冷，一个月之后这座城市彻底沦陷。当时，屠城场面十分惨烈，鲜血四溅，就连骑马经过都会被溅得满身是血。7月15日傍晚，“十字军”开进了圣墓教堂，打败了那里所有的反抗势力。他们浑身是血，疲惫不堪，各个兴奋异常，全都跪地虔诚祈祷。
不久之后，拉丁人与希腊人的敌对情绪再次爆发。“十字军”是拉丁教廷的力量，所以耶路撒冷的主教认为，与其让骄奢的拉丁人统治耶路撒冷，不如继续由希腊人统治。如此一来，“十字军”面对的是拜占庭和土耳其两个敌人，随即便与双方交战。最后，拜占庭帝国收复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拉丁各诸侯只剩下耶路撒冷和一些小国，它们成了土耳其和拉丁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在这其中，埃德萨是最主要的城市之一。但是，拉丁人还是没能守住剩下的领土。公元1144年，埃德萨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这直接造成了第二次“十字军”行动的开始，但遗憾的是，这次行动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他们最终没有收复埃德萨，不过却避免了让安提阿重蹈覆辙。
公元1169年，库尔德冒险家萨拉丁掌握了埃及的统治权，他召集了一批军队，发动了一场反对基督教徒的战争，并于公元1187年占领了耶路撒冷，由此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行动，但是这次行动依旧未能收回耶路撒冷。拉丁教廷在公元1202年至1204年进行了第四次“十字军”行动，这次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拜占庭帝国，而不再找任何借口与土耳其人开战。这次行动从威尼斯城出发，公元1204年，他们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在这次行动中，新崛起的贸易城市威尼斯是主导者，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海岸与岛屿都被威尼斯纳入自己的版图。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鲍德温建立起了拉丁帝国，拉丁教廷与希腊教廷又一次统一起来。于是，从公元1204年起，君士坦丁堡一直被拉丁裔皇帝统治，直到公元1261年希腊人重新从罗马人手中夺了回去。
如果说公元10世纪是诺曼人的统治时代，公元11世纪是塞尔柱土耳其人的称霸时期，那么公元12世纪到13世纪初期则是教皇权力达到顶峰的时期。教皇统治下的统一的基督教国家，比之前和之后的任何时期都运行得更有效率。
在几个世纪的岁月里，一种真实存在且简单淳朴的基督教信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广泛传播。但是，罗马却经历了黑暗与耻辱。很少有作家会为10世纪的教皇约翰十一世和约翰十二世辩解，他们着实令人憎恶。但是，拉丁基督教教徒的身心仍保持着诚挚与单纯，普通的神父、修道士和修女们都过着规范且虔诚的生活，而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信心使得教廷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权力。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教皇，比如格里高利大教皇，即格里高利一世（在位时间为公元590年至604年），以及利奥三世（在位时间为公元795年至816年），即为查理曼加冕的那一位。到了11世纪末，又出现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位时间为公元1073年至1085年），俗名希尔德布兰德，是一位政治家和圣职者，紧随其后的是第一次“十字军”行动时代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位时间为公元1087年至1099年）。格里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正是教皇时代的奠基人，彼时教皇的权力在皇帝之上，无论是从保加利亚到爱尔兰，还是从挪威到西西里再到耶路撒冷，教皇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格里高利七世曾要求亨利四世前往卡诺萨向他忏悔，还让亨利四世穿着麻布衣，赤脚在城堡的庭院之中等待三天三夜，以求得宽恕。公元1176年，腓特烈（也就是腓特烈·巴巴罗萨）前往威尼斯，跪在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宣誓效忠教皇。
11世纪初期，教廷的权力来自人们的意志和良知。但是，教廷却未能保持其权力的来源——道德威望。在14世纪的前几十年，教皇的权力已经消失殆尽。那么，究竟是什么摧毁了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廷的信心，使他们不再响应教廷的号召、听从教廷的旨意呢？
首要原因是教廷贪恋财富。教廷不会消亡，会永续存在，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在临终前都会把自己的土地赠送给教廷；那些诚心忏悔自己罪过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在欧洲许多国家，1/4的土地都成了教廷的财产。然而，教廷对财产的欲望丝毫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强烈。早在13世纪，民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即神父、牧师绝非善辈，他们对金钱和遗产有着无限的贪欲。
国王和王侯都十分反对这种形式的财产转让，他们发现那些用于维持军事力量的封建领土都被用来给僧尼修建修道院了。而且，这些土地实际上由外国人支配。其实，早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之前，王侯与教皇之间就已为由谁来任命主教争论不休。如果这种任命权由教皇而非国王行使，那么国王失去的不仅是对臣民的威信，还有对绝大部分领土的控制权。此外，神职人员还可以免税，他们只需要向罗马缴税。不仅如此，教廷还有权对平民的财产收取1/10的税，平民在向王侯纳税后须另外缴纳税费。
11世纪时，几乎所有拉丁基督教国家的历史都一样，都关乎君主与教皇在圣职任命权上的斗争，而且通常最后取得胜利的都是教皇。教皇声称他有权将王侯逐出教廷，有权免除臣民对王室的义务，有权决定是否承认继任者的地位。教皇还声称他有权禁罚一个国家，如若发生这种情况，那么除了洗礼、坚振和苦修这几项圣礼外，所有的宗教职能都必须停止。牧师不得主持日常宗教仪式和婚礼仪式，也不得主持葬礼。手握这两件利器，12世纪时的教皇就可以遏制最桀骜不驯的王侯和震慑最狂放不羁的民众。这些都是非比寻常的权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使用。然而，教皇却无视传统，频繁地使用这些权力，最终导致权力失效。在12世纪的最后30年里，教廷依次禁罚了苏格兰、法兰西和英格兰。此外，教皇还禁不住利用“十字军”的力量来威慑那些对自己有敌意的王侯，一直到“十字军”精神灭亡。
如果罗马教廷只与那些反对他们的王侯斗争，花心思笼络普通大众的心，或许他们对基督教世界的统治会永久存在。但是，教皇拥有的这些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反映出了神职人员内心的骄横、傲慢。在11世纪以前，罗马教士可以成家立室，与四邻关系密切，当时他们确实属于人民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格里高利七世时期，他要求教士保持独身，这种做法切断了教士与俗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让教士与罗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教廷与平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当时的教廷有自己的审判法庭，所有涉及神父、修道士、学生、“十字军”、孤儿、寡妇以及无助之人的案件都由宗教法庭处理。此外，那些有关遗嘱、婚姻、誓约、巫术、异端和亵渎的案件也在宗教法庭的管辖范围之内。一旦平民与教士发生了纠纷，那么必须由宗教法庭进行审理。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所有的责任、义务都由平民承担，教士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也就难怪在基督教世界里，平民对教士的嫉妒、憎恨与日俱增。
然而，罗马教廷似乎没有意识到，教廷至高无上的权力正是来源于平民的信仰。它抑制民众对宗教的热情，用正统教义压制民众的困惑与异见。当教廷干涉道德问题时，民众选择与它站在一起；但是当教廷干预教义问题时，情况则大不相同。法国南部基督教的新教派瓦勒度派号召人们回归质朴的信仰与生活，但是教派及其追随者却遭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镇压，教皇下令“十字军”对瓦勒度派烧杀掳掠，镇压手段极其残酷恶劣。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公元1182年—1226年）呼吁人们像基督一样过艰苦朴素的生活，但他的信徒组成的方济各会却惨遭迫害、鞭笞和监禁，甚至被驱逐出境。公元1318年，方济各会的4名成员在马赛被活活烧死。不过，圣多明我（公元1170年—1221年）创办的多明我会却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大力支持，这是一个正统的教派。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多明我会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宗教裁判所，旨在镇压一切反教廷的异端人士以及有异端思想的人。
就这样，教廷无限扩张的权力、神职人员的特权以及对异己的排斥，最终摧毁了普通民众的自由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教廷权力的源泉。教廷的衰落让我们明白，即使没有外部强大的敌人，内部持续的腐朽也足以让任何一种势力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