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欧洲人一直在多多少少有些漫不经心地听着土耳其在东部渗透的消息以及标志着他们的无情推进的不幸呼喊。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是最后，也注定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波游牧骑士。他们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大模大样地走出了亚洲大草原，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了小亚细亚，就如在他们之前征服了罗马的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样。最初，奥斯曼人定居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黑海岸边，是先前的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的封臣，也是塞尔柱边境的守卫者。当塞尔柱帝国在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带领的蒙古大军的入侵之下土崩瓦解时，边境首领奥斯曼（Osman，Ottoman之名的由来）率领的训练有素、英勇善战的部队于1300年宣布脱离塞尔柱的统治，在自己祖先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在25年的时间里，凭着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所拥有的全部野性力量，他们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重要城市和大片领地，成了将亚洲与欧洲分开的那条狭窄的蓝色海峡的海岸的主人。
渡过海峡，在欧洲那一边，屹立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这是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之残留的首都。在罗马帝国向早期的野蛮人屈服的800年后，这个古罗马帝国的东方遗迹现在终于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了。被推回到欧洲的它是早先之伟大卓越的缩小干枯的残留，它在海军和商业上的优越地位输于了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它的结构被在西方发挥着作用的相同过程——被货币经济不充分地取代了的封建徭役，黑死病，经济破坏，宗教分歧，劳工起义，好战的民族——所削弱。形成了自己王国的塞尔维亚人（Serbs）和保加利亚人（Bulgars）在西边向它发起了攻击，爱琴海地区的各小政权也不断骚扰着它。它的省份混乱无序，它的军事力量要仰仗雇佣军，它的主权因围绕王位宝座而展开的激烈纠纷而分崩离析。这些纠纷开启了令奥斯曼土耳其进入欧洲的大门。
纠纷始于约翰·坎特丘津（John Cantacuzene）的自负，他是位要臣，头衔是“大当差”（Great Domestic），担任着年幼的王位继承人约翰五世·佩利奥格洛（John V Paleologus）的摄政者。1341年，坎特丘津宣布自己为联合——实际上是竞争者——皇帝，号为约翰六世。在连年的内战期间，他通过购买吃苦耐劳、纪律严整的奥斯曼军队的服务，保持了自己的控制权。当乌尔汗苏丹（Sultan Orchan）在坎特丘津的邀请下于1345年渡过达达尼尔海峡时，吉本鸣响了丧钟，说这正是古罗马帝国漫长的衰落过程中的“最后一次致命打击”。
乌尔汗的继承人穆拉德一世（Murad I）于1353年夺取了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门户加利波利，从而获得了一个位于欧洲一边的立足点。整整100年后，土耳其人将占领君士坦丁堡本身，但坎特丘津像历史上的其他伟大表演者一样，没有看到他的行为的固有结果。为了加强与其新盟友的合作，他宁可在一场穆斯林婚礼上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乌尔汗，从而在基督教徒与不信基督者之间的深渊上架起了桥梁，没有丝毫的踌躇——也没有影响到他的信仰。数年后，在被迫退位时，曾经的“大当差”成了僧侣，隐居在一座修道院中撰写被他搅得乌烟瘴气的那段时间的历史。
君士坦丁堡不可救药的混乱给了土耳其人可乘之机来使用他们在加利波利的门户。随着坎特丘津的退位，他的前被监护人约翰·佩利奥格洛重新登上王位（这解释了约翰六世为约翰五世所取代的令人惊讶的传承顺序），结果只是陷入了一场恶毒的家族纠纷。在此纠纷中，儿子们和孙子、叔叔和侄子在接下来的35年间一个接一个地被废黜、入狱、折磨和彼此取代，而他们都与穆拉德一世有着各种合作关系。
在推波助澜地使佩利奥格洛家族走向自相毁灭时，像一只从位于加利波利的腕部向外打开的手一样，土耳其人扩展到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人的领地。1365年，穆拉德将自己的首都推进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即埃迪尔内（Edirne），这里深入了欧洲120英里。1371年，他在保加利亚的马里察河（Maritza）上战胜了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联军。约翰五世从此以后只掌握着他的帝国的一部分，而保加利亚特权贵族作为苏丹的封臣掌握了自己的版图。1389年，由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Rumanians）及其北方邻居摩尔达维亚人（Moldavians）组成的新联盟企图阻止土耳其人，却被穆拉德在决定性的科索沃战役（Battle of Kossovo）中打败，这场战役成了塞尔维亚人独立的坟墓。塞尔维亚沙皇及他的贵族精英们被杀，他的儿子被迫接受对苏丹的臣属地位。穆拉德本人在战斗结束后，被一个垂死的塞尔维亚人所刺杀，此人假装要告诉苏丹一个秘密，当穆拉德俯身去听他说话时，将刀刺入了他的腹部。可是，苏丹给自己的继承人巴雅泽留下了该地区最为强大的力量。自从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以来，在35年间，土耳其人已越过东巴尔干，直抵多瑙河，现在站在了匈牙利边境线上。
对手的不和是土耳其人入侵的主要因素。自从拉丁语族的十字军士兵突破东部领地以来，一种传承已久的强烈不信任就将君士坦丁堡与西方隔离开来。罗马天主教会与希腊东正教会之间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教派分裂留下了有关次要的仪式问题的难以调和的争论——事情越是微不足道，怨恨就越是强烈——并且使巴尔干民族之间相互敌视。保加利亚和瓦拉几亚（Wallachia，罗马尼亚当时的名称）以及塞尔维亚的大部分都属于希腊教会，与属于拉丁语族的匈牙利势不两立，而后者强推罗马天主教教士并争取对其邻国的政治统治权的努力也招致了怨恨。米尔恰（Mircea），瓦拉几亚的voyevod，亦即统治者，在科索沃与土耳其人展开战斗，但是，因为宿仇，他并不迫切地想与匈牙利合作，对抗其共同的敌人。塞尔维亚人也是如此，一旦他们接受了苏丹为最高君主，那么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阻于与他国的联合对抗。这一向是穆拉德的政策：让巴尔干的统治者们以效忠义务为条件保住王位，从而使他们保持中立。因为巴尔干各王国缺乏团结性，只是半自治的统治者的松散联盟，所以他们有可能被各个击破。为了避免土耳其的持续进攻，保加利亚、波斯尼亚（Bosnian）、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统治者一个个地相继宣誓效忠。在直接占领的区域，穆拉德将领土作为封邑分封给自己的追随者，使他们在欧洲扎下根来。在科索沃的一半的土耳其军队都已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远端拥有了土地。
巴雅泽如他的祖先一样冲力十足。在科索沃战场上被选为苏丹后，他先是用弓弦扼死了自己的兄弟（土耳其人惯有的预防措施），然后立即帮助约翰七世推翻自己的祖父，以此来继续进行动摇拜占庭王位的事业。当约翰又被自己的叔叔曼纽尔二世（Manuel II）推翻后，巴雅泽包围并封锁君士坦丁堡达7年之久。与此同时，他在保加利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入侵马其顿（Macedonia）和阿提卡（Attica），劫掠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Croatia）——据说带走的俘虏比留下的居民还多。他英勇善战，有胆有识，总是骑在马背上，“对敌人的鲜血充满渴望，同样，他也毫不吝惜地挥洒其士兵的鲜血”。他的由ghazis（即安拉的战士）组成的先锋怀着圣战的极端狂热与不信安拉的基督教徒进行战斗。根据土耳其的定义，ghazi是“真主的宝剑，它会净化地球，使其免受多神教的玷污”，此处的多神教指的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
1393年，在占领了东保加利亚王国的首都特尔诺沃（Tirnovo）之后，巴雅泽攻占了尼科波利斯（Nicopolis）这座保加利亚在多瑙河畔的最强大堡垒。该堡垒坐落在俯瞰位于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利斯城的高地之上，控制着当时是多瑙河的一处浅滩的地方，保护这里的是对岸的一座瓦拉几亚要塞。两条支流在该城堡的基部汇入多瑙河，因而这座城堡控制着内陆以及通往多瑙河的交通。欧洲与奥斯曼的冲突即将在此战略要地展开。
当保加利亚沙皇伊万·希什曼（Ivan Shishman）通过一位封臣拒绝向土耳其提供继续进攻所需军队的辎重供给时，巴雅泽将他囚禁在了尼科波利斯。对附庸体系变得越来越不耐烦的苏丹随后勒死了自己的囚徒，将他的王国降为土耳其的一个sandjak，也就是一个省，并向西保加利亚王国首都维丁（Vidin）进军。当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派使节去要求苏丹废除掉的保加利亚的主权时，巴雅泽一言不发，只是指了指挂在他墙上的武器和战利品作为回答。在他身后，他建造了一座巨大的高塔，以便加强对加利波利的防御，还建造了一个供其舰队使用的永久性港口。他在阿德里安堡兴建恢宏壮丽的清真寺，在进军途中修造大的客栈。当他的武装骑兵在欧洲推进时，他则在阿德里安堡继续作战，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其“灵魂的火热能量”以及其进军速度，他赢得了意为“霹雳火”的伊尔德里姆（Ilderim）这一别号。
在尼科波利斯被占领之后，西吉斯蒙德国王向西方发出的求救呼吁越来越迫切。他的国家现在是东欧最后一个抵抗土耳其的有组织的国家，而它对上世纪曾经横扫多瑙河平原后撤回的蒙古人的蹂躏所造成的恐怖依旧记忆犹新。尽管匈牙利是“周边国家的王后”，其对新入侵者所能提供的抵抗却受到了与北部的波兰和立陶宛的无休无止的争端、其南部邻国的敌意、其统治阶层内部以及其普通民众之间分裂的牵制。这个国家是东拼西凑出来的，其构成者包括一位外国君主、匈牙利贵族、与西方无接触的以农业为生的本地农民，以及一个由德国移民构成的商人阶层，该商人阶层像他们在波希米亚和波兰所做的那样，修建城镇，然后聚族而居，不与外界接触。
在安茹王朝一个世纪的统治期内，匈牙利王室都与法国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始于西吉斯蒙德的卢森堡王朝统治之下依旧如此。西吉斯蒙德因娶了安茹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大路易（Louis the Great）之女为妻而于1387年成为国王，因为大路易死时没有男性继承人。西吉斯蒙德是已故皇帝查理四世的儿子、温塞斯劳斯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与自己的父亲相比，他不是那么严肃的政治家，却比其心神不宁的哥哥更有能力，更明智。像温塞斯劳斯一样，他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4门语言。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健，英俊非凡，一头淡褐色的卷曲长发，具有统治者的智慧和善意，却又酷爱享乐，挥霍无度，放纵不羁，见不得人的恋爱传闻不断。在历史上，他主要以后期的皇帝身份著称，但在此时，他只是个28岁的毛头小子，几乎无法在不稳定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平衡。
于19岁时以外来者身份当上了匈牙利国王的他面临着与一个精力充沛、权势显赫的前辈的比较，面临着反叛贵族的敌意，面临着一个作威作福的岳母，面临着一个王位的竞争对手，此人便是都拉佐的查理，是对王位垂涎三尺的安茹家族的继承人。都拉佐的查理与王太后匈牙利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Hungary）多年来一直在明争暗斗，阴谋和暗杀活动层出不穷，都想方设法地要毁掉对方，而图谋不轨的贵族们多多少少地也牵连其中，尽管如此强烈的情绪曾导致他们中的一人向西吉斯蒙德吼叫着说：“我永远也不会向你弯腰致敬，你这头波希米亚猪猡！”在西吉斯蒙德当上统治者的头8年里，他的精力全被这些形形色色的挑衅所占据，无力对土耳其人发起有效的抵抗，而后者利用了这一局势，在他的边境地区大肆劫掠。
虽说不够老练，急躁易怒，生起气来残酷无情，但个性勇敢无畏的西吉斯蒙德还是渡过了难关。当有人拿着一件据说是圣伊丽莎白（St. Elizabeth）骨头的神圣遗物给他看时，他翻来倒去地摆弄着它，评论说，它也可能只是一个死去的皮匠的骨头。在出席巴黎的议会以观察法庭之运作过程时，他听到一项针对一个名叫塞涅（Seignet）的平民原告的不利裁决，裁决的根据是，塞涅不是骑士，而被告则是骑士。令他的侍卫和济济一堂的律师、法官和旁观者大吃一惊的是，西吉斯蒙德站起身，大声宣布他命名骑士的权利，将塞涅召唤到身前，吩咐他跪下，当场封他为骑士。他解下一只金马刺和挂着一只短剑的皮带来代表长剑，让自己的一个手下将这些徽章放在那位呆若木鸡的新骑士身上，“国王就这样推进了这位塞涅的事业”。
虽然并未忘记土耳其的进军，但对君士坦丁堡没有多大依赖的西欧对此危险一直漫不经心，直到土耳其人抵达了匈牙利。近40年来，每位教皇都真切地呼吁对渐渐逼近的不信基督者进行十字军东征，有的教皇确实充满了热忱，但这热忱更是为了鼓舞信仰，而非出自对危险的现实评估。这样一个针对土耳其人的艰巨事业眼界狭隘，受到特殊利益的促动。教皇的利益在于将东正教会重新纳入拉丁语族的围栏之中；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利益在于保护其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贸易点；塞浦路斯的吕西尼昂家族的利益在于保护自己的王国不受土耳其人的冲击。最近一次联合尝试是由教皇克雷芒六世于1344组织的拉丁联盟（Latin League），这个时间甚至早于土耳其进入欧洲之时。克雷芒曾希望，凭借教廷、威尼斯、塞浦路斯以及罗德岛医院骑士团（Hospitalers of Rhodes）的联合部队，通过针对土耳其人的初始成功，诱使君士坦丁堡加入拉丁联盟，与罗马教会重新团结在一起。拉丁舰队初战告捷，占领了士麦那（Smyrna），摧毁了100艘土耳其舰船，但十字军的陆军部队，因疾病、纠纷和犹豫不决的领导层而陷于瘫痪状态，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根据经过谈判的条件，战役渐渐减少，直到停止。
另一次努力是在14世纪60年代做出的，其促成者是塞浦路斯的皮埃尔·德吕西里昂（Pierre de Lusignan of Cyprus），他的兴趣最为直接。在徒劳地纠缠了欧洲宫廷3年时间，试图募集起一支十字军东征部队之后，他于1365年得以从塞浦路斯发动了一支远征部队，它凯歌高奏地占领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以此作为向耶路撒冷进发的第一步。他的手下希望保证自己数量庞大的战利品的安全，所以坚持满载着自己的收获离开了，给吕西里昂留下的部队不足以拓展其胜利，甚至不足以保住其胜利。他不得不放弃了亚历山大。
与此同时，萨伏伊的阿马迪厄斯（他的姑姑，萨伏伊的安妮，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太后）领导了一场旨在与吕西里昂会师的著名战役。他重新夺回了加利波利，但这一胜利也转瞬即逝。理应同时从西部经由路地向土耳其进兵的杜·盖兰克的自由连队始终不见踪影。像吕西里昂一样，阿马迪厄斯缺乏继续向前挺进的部队，所以在几年之内，穆拉德便收复了加利波利。
1369年，君士坦丁堡本身发出了呼救。出于想要激起西方援助的绝望努力，皇帝约翰五世前往罗马，宣布放弃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分歧，让自己成为首位皈依者。他主要是成功地激起了自己的教士和俗众的愤怒，他们拒绝接受他的计划。而全神贯注于英法之间重新燃起的战火的欧洲，对此却兴趣寥寥。
根据记录，一个坚持不懈地试图为针对这一挑战而做出的适当回应注入活力的人是菲利普·德梅齐埃，尽管在他这方面，敌人也是不相干的：十字军东征本身的利益就是他的伟大目标。对于他而言，这是种道德需求，一种可以治愈社会困苦、改恶向善的“贤者之石”：争执和敌意将平息，专制陷于失败，或得到改革，基督教将使土耳其人、鞑靼人、犹太人和撒拉逊人皈依基督，为世界带来和平和团结。尽管他是个狂热分子，但梅齐埃对黎凡特（Levant）和土耳其了如指掌，其结果是，他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对待它的态度十分严肃。
作为一个为对圣地的热情所吸引的年轻教士，他参加过拉丁联盟对士麦那的十字军东征；后来，作为塞浦路斯的皮埃尔·德吕西里昂的大臣，他长期以来都在与土耳其问题打交道，吕西里昂死后，他回到法国宫廷，将为基督教收复东方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他认识到，这不是意味着不计后果的冒险，而是意味着与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敌人之间有组织的严肃战斗。通过士麦那之战，他了解到这个敌人训练有素、英勇善战，并且冷酷无情。他幻想中的必不可少的军队是一支国家军队，其中包括充当士兵的布尔乔亚和普通民众，以及担当领袖的骑士，其动机是美德和热忱，而非贪婪。像过去的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一样，他们献身于服从、公正和军事纪律，在进行其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使骑士精神的真正理想得以复兴。他为此成立了一个热爱耶稣基督骑士团（Order of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正如这个名称所表明的，他的兴趣在于道德，而非军事。
梅齐埃坚持不懈的宣传——包括为神圣罗马皇帝访问巴黎所表演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那个奇异的舞台场景在内——无疑对查理六世产生了影响，对其他人的影响则更是不容置疑。1389年，一份有关土耳其人的第一手报告由从圣地返回的布西科带了回来，布西科是在前去赎回德欧伯爵的途中去过圣地，这趟行程导致了《百歌集》的诞生。他在书中详述了自己在东方的全部见闻，他在匈牙利对西吉斯蒙德的拜访以及他在加利波利受到的穆拉德苏丹的款待，这位苏丹给了他崇高的礼遇，送给他丰富的礼物，还有一张安全通行证。这些回忆加强了年轻国王对进行“光荣冒险”的渴望。14世纪90年代，来自东方的消息变得日益紧迫。在1393年的和平谈判未能与英格兰达成和约时，查理却敦促兰开斯特考虑对土耳其进行联合远征，“捍卫信仰，援助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皇帝。”但在与英格兰迟迟不能实现和平之时，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直到勃艮第公爵自己产生了兴趣，情况才会有所改观。
勃艮第依旧是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在通过国王的疯癫而重新得到国家权力之前，他就一直在寻找一支可以继续下去的十字军，其选择在普鲁士——这除了让武士们保持忙碌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和匈牙利之间。1391年，他派居伊·德特雷穆耶前往威尼斯和匈牙利调查局势，让人们相信这项迎合其自身需要的事业足够冠冕堂皇，计划了一次原本由他本人、路易·德奥尔良和兰开斯特公爵率领的十字军东征。到最后，这3人中谁也没去。对土耳其人的防御是否符合至关重要的欧洲利益很令人怀疑。勃艮第资助十字军东征的个人利益在于推崇自我及其家族，而既然他是自吹自擂的亲王，那么其结果便是，富丽的展示变成了首当其冲的主题；计划、后勤、有关敌人的情报如果有的话，也只占次要地位。
像往常一样，第一个难题是资金。1394年，勃艮第要求因连年内战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佛兰德斯出一笔20万里弗的援助金。佛兰德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一数目降低至13万里弗，足够其开始准备无比奢华的服装（若非武器的话）。1395年1月，公爵再次派出特雷穆耶的兄弟纪尧姆去通知西吉斯蒙德，对法兰西国王寻求帮助的正式请求将被欣然接受。
8月，4位仪表堂堂的匈牙利骑士和一位主教到达巴黎。他们告诉宫廷，巴雅泽苏丹正在召集一支4万人的军队，以使匈牙利重蹈保加利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覆辙，除非法国人伸出援手，否则匈牙利国王很快便会墮入最悲惨的境遇之中。他们诉说冷酷无情的土耳其人如何将基督徒囚禁在地牢之中，抢走儿童，让他们变成穆斯林，抢夺处女，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免遭他们的亵渎。他们的国王已经与这个可怕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数次作战，结果都令人不快。承认这一切无论是多么令人痛苦，“基督徒的命运都迫使我们要说出一切”。西吉斯蒙德国王“以国王之名和对上帝的热爱”，恳求法国的帮助。
由于与英格兰的婚姻已经排定，国王查理得以回答：“作为信仰基督的国王之魁首。”他有责任接过使命，保护基督教免受苏丹铁蹄的践踏，并对他的厚颜无耻予以惩罚。一时间，群情激愤。现在的法兰西骑士统帅德欧伯爵以及现在的大元帅布西科宣布，每个富于勇气的人都有责任投身于与那些“恶棍”的战斗。“恶棍”一词通常用来称呼穆斯林，正如它常被用以称呼农夫和劳工一样，含有轻蔑之意。匈牙利使团满载着礼物和保证返回，一路上将法国十字军的消息传遍了德国和奥地利，并为其通过安排粮草供应。
在匈牙利人来访的两个月之后，库西从意大利返回，他发现，整个宫廷都为十字军东征而激动不已，于是马不停蹄地加入了十字军。依照他那种人的习惯，只要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就决不会留在家中。勃艮第、奥尔良和兰开斯特全都退出了这项伟大事业，因为与英格兰的谈判需要他们在场——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离王位太远。但勃艮第家族仍旧处于控制地位，因为勃艮第公爵提议，将自己的长子，时年24岁且尚不是骑士的让·德内韦尔放在名义指挥的位置上。这位会成为其如同亚伯般的堂兄弟路易·德奥尔良命中注定的该隐（用米什莱的话说）的内韦尔伯爵，此时尚未表现出在他父亲死后显示出的那种果决个性的任何迹象。作为公爵，他将以Jean Sans Peur（“无畏的约翰”）之名著称于世，这也就是说，似乎他不害怕做恶事。他14岁时即在那场著名的双重婚礼上娶妻，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身材矮小，脑袋巨大，面容严峻，举止失当，衣着俗气，除了勃勃野心之外，处处都与他那位相貌堂堂、风度翩翩的堂兄弟路易恰恰相反。米什莱写道：“大自然似乎故意把他塑造成这个样子，好让他去仇恨德奥尔良公爵。”
尽管内韦尔的王室血统和地位赋予了这项事业以光彩，但他的父亲也意识到了更具责任感的领导者的必要性，而他在年纪均不到35岁的骑士统帅德欧或布西科那里都看不到这种特质。他转向库西这位较年长的政治家以及王国中经验最丰富的武士（因为克利松已失宠）。
库西在15岁时初上战场与英格兰人作战，18岁时参与了对扎克雷农民的追捕。从那时起，库西的经验范围已扩大至作战、外交、管理、社会和政治关系等方方面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多样性。作为爱德华三世的女婿，他在战争中效忠于两位国王，这种地位堪称独一无二。他作为指挥官或顶级指挥官之一，在11场战役中目睹了战争——在彼埃蒙特、伦巴第、瑞士、诺曼底、朗格多克、托斯卡纳、法国北部、佛兰德斯、格德司、突尼斯和热那亚；他指挥过雇佣军，作为萨伏伊伯爵、格列高利十一世、霍克伍德、维斯孔蒂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瑞士人、纳瓦拉人、加斯科涅人、英格兰人、柏柏尔人、佛罗伦萨共和国、热那亚贵族的联盟或对手作过战。作为外交家，他曾与教皇克雷芒七世、布列塔尼公爵、佛兰德斯伯爵、阿拉贡王后进行过谈判，曾与英格兰人进行和平会谈，与巴黎的反叛者谈判。他娶过一位年长他8岁的喜怒无常、挥霍无度的妻子，而第二位妻子又比他小了将近30岁。他曾为安茹和奥尔良这两位王室公爵担当过顾问或代理人，是皮卡第，后来又是吉耶纳的统帅，是御前会议的成员，是法兰西的大司酒（Grand Bouteiller of France），还两次成为骑士统帅的更为理想的人选。他认识从极端邪恶的纳瓦拉的查理到极端圣洁的皮埃尔·德卢森堡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并与他们打过交道。
一点儿也不奇怪，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派人来找他，并对他说：“阁下，我们清楚地知道，您是法兰西骑士中的佼佼者，对一切事物都最习以为常，最为精通，因此我们热切地要求您陪伴在我们的儿子左右，充当他的首席顾问。”
“尊敬的阁下和夫人，”库西回答道，“我将前去，第一是为了献身于捍卫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第二，是因为你们赋予了我如此的荣耀，让我负责你们的儿子让阁下。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他又补充道，他宁愿不接受任命，而让它授予与内韦尔都有血缘关系的德欧伯爵和雅克·德拉马希伯爵。（作为德安茹家族成员，德欧拥有瓦卢瓦家族的血统，这也是他担当骑士统帅一职的主要原因，而十字军中最年幼的、“嘴上无毛的”德拉马希，则是波旁家族成员。）
“库西阁下，”公爵回答说，“您比这两位都要见多识广，比我们的亲戚德欧或德拉马希更了解在异国他乡的军队部署，因此我们委您以重任，恳请您履行我们的要求。”库西鞠躬作答：“您的恳请即是我的命令”，并同意接受任命，条件是有居伊和纪尧姆·德特雷穆耶以及维埃讷将军相助。很显然，他凭着不幸的知觉，也对那些年轻人没有多大的信心。
因为指挥问题将是十字军东征之结果的关键，所以勃艮第任命一位“首席顾问”的努力意义十分重大，无论傅华萨的采访报告是否是逐字照抄的。以直接引语的方式来撰写历史是中世纪编年史家赋予自己的许可。修昔底德也是这么做的。如果我们接受伯利克里（Pericles）对雅典人发表的言论，那么我们便无须拒绝接受勃艮第对库西的言辞。人们一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而心怀质疑：库西的名字没有显示为“首席顾问”——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内韦尔首要顾问的名单中，这份名单由全都是勃艮第宫廷中人的两位特雷穆耶和奥达特·德切瑟龙（Odard de Chasseron）外加菲利普·德巴尔和德维埃讷将军构成。库西、德欧、布西科、德拉马希和亨利·德巴尔构成了另一份内韦尔“在似乎对自己有益时”可向其咨询的名单。作为一场军事战役的管理安排，这是有缺陷的。它也许反映了内韦尔与其父亲间的某种争论；更为根本的是，它反映了统一指挥这一概念的缺失。
因与英格兰的和平而变得无所事事的骑士们兴高采烈地加入了十字军，“以逃避空虚无聊，使自己忙于骑士做派”。据说有约2000名骑士和侍卫加入进来，支援他们的是从最可利用的志愿者和雇佣军中征来的6000名弓箭手和步卒。正如他在双重婚礼上创下的富贵纪录那样，勃艮第现在决定，他儿子初上战场的装备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华丽的。内韦尔自己的200人的部队都穿上了“鲜绿色的”新制服，绿色的绸缎帐篷和大帐篷整整装了24辆货车，还有4面绘有十字军徽章的大旗——徽章图案是在法兰西百合花及勃艮第和内韦尔之纹章环绕下的圣母形象。供长矛和帐篷使用的细长三角旗、供喇叭使用的信号旗、天鹅绒鞍褥和供12位号手穿着的纹章战袍，都用金丝银线绣着同样的徽章，许多上面还饰以珠宝和象牙。厨具为军事活动而专门定制，由40打碗和30打盘子构成的铅锡锑合金餐具亦是如此。在部队出发之前，必须预付4个月的薪金。所有这一切的开支都使从佛兰德斯搜刮来的钱财入不敷出。勃艮第治下的所有区域都被征以新的赋税，包括提供给长子授爵以及海外航程的传统贡金。代替参加十字军的报偿甚至从老人、妇女和儿童身上榨取。为了路途上的进一步用度，公爵与市政当局、税款包收人、伦巴第家族和其他银行家商讨贷款之事。
相互攀比成为准备阶段的主调。库西的开支部分由路易·德奥尔良支付，他以偏低的数额付给库西在热那亚战役中所应得的剩余的6000里弗，另外给了他女婿亨利·德巴尔2000里弗，并支付了将投身库西旗下的路易家的17名骑士和侍卫的开销。
外国盟军中最重要的是罗德岛医院骑士团成员，他们自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衰落以来，占据着在黎凡特主要的基督徒地位；其次是威尼斯人，他们提供了一支舰队；在陆路，是莱茵兰、巴伐利亚、萨克森以及帝国其他地区的德国亲王们，他们是由匈牙利人所招募的，在路上加入了法国军队。来自纳瓦拉、西班牙、波希米亚和波兰（法国的传令者在这些地方宣告了十字军东征之事）的冒险者以各人身份加入十字军。意大利城邦太过沉溺于他们惯常的内讧之中，所以未派分遣队，而据说曾大张旗鼓地表示要出征的英格兰人只出现在想象之中。没有关于派一支英格兰军队出国作战所必需的资金记录，也没有关于出国所必需的王室许可的记录。无论是博林布鲁克的亨利还是“兰开斯特公爵的其他儿子”都不可能领导一支英格兰分遣队，因为他们以及大部分英格兰最主要的贵族都出席了在十字军出发5个月后举行的理查德的婚礼。对英格兰参与者的零星提及可由英格兰“口音”的医院骑士们的出席来解释，他们加入了自己的罗德岛兄弟的队伍之中。存留的问题不是英格兰人是否在场，而是为什么他们不在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王理查德与格洛斯特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他们各自都想将自己的党羽留在身边；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敌意深深地刻进了历史悠久的骑士兄弟情谊之中，使得英格兰人对由法国人领导的十字军东征毫无胃口。
并非人人都那么热情洋溢。内韦尔的岳父、巴伐利亚公爵和艾诺伯爵阿尔伯特，并不觉得有必要驱逐土耳其人，或是捍卫信仰。当他的儿子奥斯特雷万特的威廉（William of Ostrevant）和许多跟风的年轻骑士和侍卫一道表达了前去东征的强烈愿望时，阿尔伯特公爵简明扼要地向他指出，他的动机是“虚荣”，并问他，他为什么非得“将武力强加于从未给我们带来任何伤害的民族和国家之上”。他说，威廉若是将自己的力量用于恢复被相邻的弗里西亚（Frisia）领主所非法占有的家族财产，将会更加有用。被允许从事一项武力活动的威廉兴高采烈地服从了。欧洲东部边界是那么遥远，而且鉴于当时的交通状况，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土耳其几乎只是个名称而已。
教廷分裂没有妨碍此次冒险。匈牙利、威尼斯和德国对之表示服从的罗马教皇卜尼法斯自1394年起便一直在积极倡导十字军东征。他想获得那一名声，正如他已故的竞争对手克雷芒想要赞助一位圣徒的名声一样。阿维尼翁的教皇本尼迪克特支持法国人。在勃艮第的请求下，他按惯例赦免了十字军全体士卒的罪过，特别允许他们与“分裂者”（希腊基督徒）和不信基督者共处一室。
1396年4月30日从第戎出征的场面极其壮观，不可能不令旁观者为之心潮澎湃。然而，在梦想实现的那一刻，梅齐埃却无法感到喜悦。他写道，朝圣者的谦卑不曾给那声势浩大的行进行列增光添彩，“他们走得像国王般趾高气扬，后面跟着身穿华丽紫裳的吟游诗人和传令官，用数量骇人的食物制作盛宴”，在一个月内花光了本该3个月的用度。它将与以前的远征如出一辙，被奢侈浪费和不守纪律所破坏，而这一切的动机是骑士们“对于世界上最伟大女子之一——虚荣——的热爱”。
十字军的路线带领他们经由斯特拉斯堡穿越巴伐利亚，前往多瑙河上游，再从那里，利用河流为运输工具，在布达（Buda，布达佩斯）与匈牙利国王汇合。联军将从那里前去与土耳其人作战。模糊不清的目标难说低调适度。十字军计划在将土耳其人从巴尔干半岛逐出之后，前去援助君士坦丁堡，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在土耳其和伊利亚各地纵横驰骋，解放巴勒斯坦和圣墓，在大获全胜之后从海上凯旋。安排好的部署是，威尼斯舰队和曼纽尔皇帝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在马尔马拉海（Sea of Marmora）封锁土耳其人，威尼斯人于7月从黑海逆多瑙河而上，与瓦拉几亚的十字军会师。这项如计划中的对英格兰的入侵和向罗马的进军一样恢宏的计划未受到过去挫折的影响。许多指挥官都参加过的马赫迪耶围攻也未改变他们对作为敌人的不信基督者的蔑视。各级骑士仍旧相信，他们的英勇无畏必将势不可当。
3月28日，一次作战会议颁布了纪律规章，它规定，制造争端的贵族将被剥夺马匹和马具，在争执中抽出刀子的无赖将被砍去双手，任何实施抢劫者将被割去耳朵。法令只字未提服从指挥这一更重大问题——这是自从让二世以来的军事法令就试图解决却未能解决的问题。3月28日的会议加入了一条将在尼科波利斯起决定作用的最后条款：“条款：（在战斗中）伯爵及其部队有充当先锋的权利。”骑士精神的自我感要求在前线证明其英勇无畏。胜利需要的不只是这些。
库西未与大部队同行，因为他被派去见米兰之主。对将热那亚从他的影响范围内移走大为恼火的吉安·加莱亚佐正在用计阻止将其主权交付给法兰西国王。库西被派去警告他，他的干预将被视为一种敌对行径。位于争吵背后的不只是热那亚一个问题。吉安·加莱亚佐之所以会心怀憎恨地（若非公开地）转而反对法国，是因为他挚爱的女儿瓦伦蒂娜正在遭受一场指责她蛊惑国王或向国王投毒的诽谤。这番邪恶的谣言是王后伊萨博的杰作，她想将瓦伦蒂娜除掉，这也许是出于对她对国王的影响力的嫉妒，也许是想促进自己与奥尔良的恋爱事件，也许是伊萨博与佛罗伦萨长期的反米兰阴谋的一部分，也许各种原因都有一点儿。人们在酒馆和市场窃窃私语，加之民众本身就倾向于相信，这个外来的意大利人心怀不轨，因而谣言变得甚嚣尘上，竟致有暴徒高喊着威胁的口号，在瓦伦蒂娜的住所前聚集。路易·德奥尔良未做出任何努力去保护自己的妻子，反而依从伊萨博的目的，借口为了瓦伦蒂娜的安全，将她从巴黎送出去。从那以后，她便在放逐之中，生活在她位于塞纳河畔的阿西涅（Asnières）的乡间住所里，12年后，她死在了那里。
瓦伦蒂娜的搬离发生在4月，也就是十字军出征的那个月，对她十分宠爱的父亲为此事大动肝火。他威胁说，要派出骑士去捍卫自己女儿的荣誉，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他做的不只那一点。出于对法国的报复，据说他向巴雅泽透露了十字军的作战计划，并将十字军的进程随时通报给他。对吉安·加莱亚佐的指控很有可能是法国人的敌意以及在令人震惊的结局之后寻找指责对象的产物，但它也可能是事实。维斯孔蒂家的人从不怯于复仇，特别是一个曾如此冷酷地将自己的叔叔送入监狱并处死的人。
也并非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库西也许无意间将十字军的作战计划告诉给了他在帕维亚的东道主。吉安·加莱亚佐是个性情奇特、怏怏不乐、敏感多疑的君主，会让自己身为父亲的感情深藏不露。然而，若是涉及热那亚这件事，库西的干预是成功的：主权于随后的11月按时转交给了法兰西国王。库西在亨利·德巴尔及他们的追随者的陪伴下，于5月离开米兰前往威尼斯，在那里，他向威尼斯参议院申请了一艘船，于5月17日送他渡过了亚得里亚海。他于5月30日登陆前往塞尼（Senj，塞尼亚），这是位于克罗地亚的一个小港口。在那之后，他的行踪便没有了记录，但选择塞尼的举动有可能表明，他和他的一行人马采用了最直接的途径前往布达，这是段300英里的路程，要穿越荒蛮、残破和危险重重的乡村。
他在不急不忙的内韦尔之前到达了汇合地点。在多瑙河上游沿线，内韦尔及其穿金着绿的华丽军团不断驻足，接受德国亲王们提供的款待和庆祝，甚至直到6月24日仍尚未到达维也纳，比德欧和布西科率领的先锋部队晚了一个月。一支由70艘装载着葡萄酒、面粉、干草和其他供给物资的舰船组成的舰队从维也纳出发，顺多瑙河而下，而内韦尔正享受着由他的姐夫、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四世提供的更加丰盛的庆祝活动。在向他的姐夫借了10万达克特的巨款（这需要时间来安排）之后，内韦尔终于在7月的某一天到达了布达。
西吉斯蒙德兴高采烈地欢迎盟友们，但也不无忧虑。尽管匈牙利贵族已经热情洋溢地加入了十字军，但他们对他的忠诚并非百分之百，而且他预见到了与来访者进行联合进攻和战略合作问题中的困难。法国人盛气凌人，刚愎自用，而于过去50年的战争中形成的劫掠强抢的惯常模式已经在他们穿行德国时展现了出来。
战略的协调合作对象还必须包括热情似火的十字军将领、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伯特·德尼亚克（Philibert de Naillac），还有威尼斯舰队的代表。威尼斯的44艘船运载着来自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成员，行过爱琴海，进入马尔马拉海，其中的一些继续进入黑海，上溯至多瑙河，一路上都未遇到什么敌对行为。由于在海上处于弱势，所以土耳其人未向他们发出挑衅，他们也没有反过来在亚洲封锁土耳其人，这表明，巴雅泽及他的大部队已经位于欧洲一侧。
冲突立即成为布达的作战会议的标志。西吉斯蒙德建议等待土耳其人采取主动进攻，然后在他们抵达他可实施控制的边境时与之作战，从而避免长途行军的困难以及在宗教分裂分子令人起疑的地区将遭遇到的不确定性。他一年前曾在瓦拉几亚领导过一次与土耳其的战役，其结果是，巴雅泽派传令官前来宣战，并宣布他意欲在5月底之前进入匈牙利。那位苏丹吹嘘说，在把西吉斯蒙德逐出匈牙利后，他将继续向意大利挺进，在那里，他将把自己的旗帜插在罗马的山头上，在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坛上给他的马匹喂燕麦。
现在，到了7月底，巴雅泽还没有出现。西吉斯蒙德派出的远至达达尼尔海峡的侦察分队没有看到“大土耳其”的丝毫迹象，这使得法国人宣布他为胆小鬼，不敢与他们当面锣对面鼓地交手。西吉斯蒙德向他们保证，苏丹肯定会来，最好让他在长途行军中拉长自己的战线，而不要主动出击。但由于西吉斯蒙德的名声多少还不那么举足轻重，所以他既无挥斥方遒的权威，也无使自己的建议占上风的声望。法国人坚持说，他们要在任何找得到土耳其人的地方将他们赶出欧洲，并夸下海口：“即使天塌下来，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矛尖把它撑起来。”
被选为盟军发言人（这倾向于证实了他的“首席顾问”的地位）的库西拒绝防御性战略。“就算苏丹的自吹自擂是弥天大谎，”他说，“它也不应该阻止我们采取军事行动，追击敌人，因为那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他说，十字军士兵决心找出敌人。他的话得到了出席会议的全体法国人和外国盟友的支持，尽管它们在德欧伯爵心中激起了致命的嫉妒，他觉得，作为骑士统帅，他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发言人。
西吉斯蒙德被迫默许了这一切：在这个当口，他几乎无法犹豫不决。部队继续向前推进，沿多瑙河左岸顺流而下。部分匈牙利军队掉头向北，去征集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不情愿的附属国军队。盟军的大部队沿着宽广、平坦、沉闷的河流而下，在那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是水鸟在褐色水面上的一闪而过，偶尔会看到从芦苇丛生的岸边驶出的渔船。国王西吉斯蒙德率领的匈牙利军队殿后。据报告，法国人的无组织无纪律和沉湎酒色随着他们的进军步伐而与日俱增。晚餐要供应最美味的葡萄酒和最丰盛的食物，出行则要乘船。骑士和侍卫们让自己放纵于与他们一路带在身边的妓女们的声色交易之中，而他们的榜样鼓励男人们向他们路过国家的妇女施暴。法国人的傲慢和轻佻激怒了他们的盟友，引发了持续的冲突。当他们进入教派分裂者的土地时，对当地居民的劫掠和虐待变得没了束缚，使已经对匈牙利心怀不满的百姓更生离心。在圣母的旗帜之下，在十字军的目标之下，却做出如此行径，这令同行的教士们大为震惊，他们呼吁纪律，以上帝的怒火相威胁，但全都徒劳无益。圣丹尼斯的僧侣写道：“他们就如同是在对牛弹琴。”
有关法国人“行为失当、抢劫成性、诡计多端、缺乏诚实等等”的故事，在异教徒的讲述下，显得冗长而明确，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越传越多。圣丹尼斯的僧侣基于自己根据一位幸存者讲述的十字军东征事迹的记录，因道德上的不赞同而激动不已。他从头到尾都对法国的十字军士兵报以极端的轻蔑和申斥，指责他们不讲道德，亵渎神明，玩作为“欺骗和谎言之父”的掷骰子的赌博游戏，并不断警告说，将会出现可怕的结果来惩罚他们的邪恶之举。后来的历史学家以此为线索，对永恒的纵酒狂欢主题添油加醋，说年轻骑士们整天与他们的风尘女子厮混，恬不知耻地嬉闹取乐，说士兵们淹溺在葡萄酒中。我们已无从获知真相，因为我们要记住，就连当时的记录也是事后撰写的，那时，人们的自然反应是将十字军东征的悲剧归咎于十字军士兵的道德失检。如果他们取得了胜利，他们还会因如此连篇累牍、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受到指责吗？
在奥索瓦（Orsova），多瑙河变窄，穿过一条名叫“铁门”（Iron Gates）的峡谷地带，远征军在这里过河，到了河的右岸。靠浮桥和船只渡河用去了8天时间，尽管这并非因为军队人数如有人所记录的那样达到了10万人。因为以这样的人数，要渡过河去得花一个月的时间。编年史学家们习惯性地将人数与人们对事件的敬畏程度匹配起来。像黑死病一样，尼科波利斯战役将投下如此黑暗的阴影，以致有些关于作战人数的报告达到了40万人，因为双方的编年史学家们都将敌人的人数说成是自己人数的两倍。最接近第一手数字的报告是由德国人席尔特贝格（Schiltberger）提供的，他是战斗的参与者，不是编年史学家。他是一个巴伐利亚贵族的仆人——或者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个“跑腿的”。当他在尼科波利斯被土耳其人俘虏时，是个16岁的男孩，30年后，当他终于脱离了土耳其人的奴役，走上了回家的道路时。他根据记忆，写下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口授了，他的简单而朴素的叙述。他将基督教军队的总人数记录为1.6万人。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加工处理，得出的人数是，基督教军队约为7500到9000人，土耳其人则在1.2万人至两万人左右。他们顺带注意到了为数千人马（更不用说上万人马）供应粮食的不可能性。（500年后，在1877年，在同一战场上爆发了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正如近期一位研究这一问题的学生所指出的，双方的军队人数为，8000名土耳其人对阵大约一万名俄国人。）
主权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的西保加利亚首都维丁是十字军的首个征服地。他的本地君主并无多大动力为一个外国征服者去与一支势不可挡的侵略军队作战，因而立刻缴械投降，这阻止了法国人的大动干戈。尽管唯一的流血是对卫戍部队的土耳其军官的杀戮，但维丁的战场还是充当了内韦尔及300名同伴的骑士授封典礼。随着他们的前进步伐，他们感觉到了得到确认的自信：土耳其卫戍部队足以让保加利亚人俯首称臣，却不足以挑战伟大的基督教军队。
下一个目标是75英里开外的拉肖瓦［Rachowa，奥耶科瓦（Oryekova）］，这是座在一条护城河和一道双重环形城墙保护之下的强大堡垒。决心在军事上大显身手的法国人借由连夜的急行军，抢在盟友之前，于黎明时分抵达了这里，正值土耳其守城者出来破坏护城河上的桥梁。经过激烈的战斗，包括库西、德欧、布西科、德拉马希和菲利普·德巴尔在内的500名重甲骑兵夺下了桥梁，但在强有力的抵抗之下，无法取得进一步的胜利，除非是西吉斯蒙德派来援军。布西科不愿意让别人来分享作战带来的荣誉，所以本打算拒绝援助，可尽管有他的反对，军队还是联合了起来，于夜幕降临时到达城墙之下。第二天早上，未等战斗重新打响，保加利亚居民已打算向西吉斯蒙德交出城镇，条件饶过他们的货物和性命。法国人对投降者背信弃义，对该城镇大肆劫掠和屠戮，后来则声称这个地方是被攻占的，因为他们的重甲骑士已经登上了城墙。1000名包括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在内的俘虏被抓走以换取赎金，该城镇则陷入了熊熊烈火之中。匈牙利人将此次行动视为是对其国王的侮辱，法国人则指责匈牙利人试图抢夺他们的荣耀；西吉斯蒙德的担忧得到了证实。
在留下了一支卫戍部队镇守拉肖瓦后，这支出现了分裂的部队继续向尼科波利斯前进，沿途猛攻并占领了一两座堡垒和居民点，却绕过了一座城堡。从那里，出逃的密使将基督教军队的消息带给了苏丹。
巴雅泽身在何处？人们一直在无休无止地争论着这个问题。他还在亚洲，还是已经出征？他将在拉肖瓦被攻占的3周之内带领一支大军抵达尼科波利斯，即使他以速度著称，这个时间也太短，不足以让他聚集一支军队，并将之运送过海峡。也许会阻止他通过的联盟舰队未实施海军作战行动。可能的情况是，巴雅泽已经位于欧洲一侧，正在围攻君士坦丁堡。在那里，通过截取西吉斯蒙德与曼纽尔皇帝间的通信，他获知了十字军的作战计划——如果他不是已经从吉安·加莱亚佐那里得知了的话。他中断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带领手中的军队前往尼科波利斯，沿途在各要塞又征集到另外一些部队。
作为控制多瑙河下游和与内陆的交通的枢纽，尼科波利斯对于十字军而言至关重要，十字军相当正确地将它设立为自己的战略目标。9月12日，他们到达了可以看到那座高高屹立在其石灰岩悬崖之上的堡垒的地方。一条道路在河流边缘与悬崖底部之间的窄狭空间里向前延伸。在内陆一侧，一道深谷将悬崖劈为两个高地，它们俯瞰着低处的城镇，陡然地向平原直降下去。如同库西城堡一样，它天然形成了一个战略要地。所谓的堡垒实际上是两座有城墙防御的围场或城镇，较大的位于断崖之上，较小的位于断崖之下，各自都有军事、民用和宗教建筑，在较大的镇子中还有一座集市，即购物街。法国人不难认出一个像马赫迪耶一样难以克服的目标，即使他们不知道，它装备有充足的军队、供给，而指挥它的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土耳其总督，多甘·贝（Dogan Bey）。总督相信苏丹一定会前来保卫如此重要的根据地，所以打算争取时间，在必要时，抵抗到底。
法国人没有携带弹弩或其他攻城武器，就如他们在攻打柏柏尔人时什么也没带一样。资金都花在了丝绸、天鹅绒和黄金刺绣之上，载货空间中塞满了葡萄酒和宴饮器皿。为什么要拖着沉重的机器在欧洲土地上走上1000英里，只为了与一个不值一提的敌人作战之用？文化中的某种基本的东西决定了这些选择。
布西科对缺乏围攻武器一事不以为意。没关系，他说，梯子很容易制造，当它们被勇敢的人使用时，比任何弹弩都有价值。布西科是骑士精神的疯狂热爱者，12岁时曾在诺曼底战役中充当德波旁公爵的听差，16十六岁时在罗塞贝克加封为骑士，24岁时在圣英格尔伯特竞技场上坚持了30天，这是他那代人中最为人钦佩的成绩。两年后，在1391年，他被任命为元帅。无法忍受平静生活的他两次前去与条顿骑士团的将士作战，在那之后，又前往东方，在开罗赎回德欧，并参观了耶路撒冷。在突尼斯曾有过这样一个传说：两个身穿白衣、手执上有鲜红色十字架的旗帜的美丽女子从天而降，阻止了撒拉逊人的进攻。为了纪念这件事，布西科创建了一个白衣女士骑士团（Order of the White Lady），其既定的目标是，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为防御者提供文雅的性爱。他是骑士精神的缩影，但不是标准，可以表达［尽管这些话是下个世纪的骑士让·德比尤尔（Jean de Beuil）所说的］在一个个人作战时代曾激励了他那种骑士的东西：
战争是多么诱人！当你知道，你的争吵将变得正当，你的血液为战斗做好了准备时，你热泪盈眶。当你看到自己的朋友为了履行并完成其造物主的命令而征战沙场时，内心会感受到甜美的忠诚和同情。你将准备与他并肩作战，同生共死。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由此而生，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的人永远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你认为一个有过那种经历的人会畏惧死亡吗？决不，因为他是如此身心安泰，如此心花怒放，以致忘却了自己身在何处，真正是无忧无惧。
无论是鲁莽的进攻还是深得足以容下3个直立的人的矿井都无法攻破尼科波利斯。围攻器械的缺乏和陡立的山坡使凭借猛攻占领此地变得不可能，这使封锁包围变为必行之道。十字军在各个方向都驻扎下兵力，严格把守所有出口，再加上盟军在河面上的封锁，他们安顿下来，静待卫戍部队和居民的饥饿难耐。两个星期过去了，这期间，军队纪律松弛，大摆筵宴，赌博游戏，纵情声色，对未现身的敌人口出狂言，以示轻蔑。盟友应邀前来参加在装饰着图画的帐篷中举行的豪华晚宴；贵族们相互拜访，每天都会换套长袖新衣，尖头鞋自然不可或缺。尽管盛情好客，但有关其盟友之勇气的讽刺和玩笑加深了军队里的恶劣情绪。由于酒醉和粗心大意，没有哨兵站岗。因劫掠而疏离的当地居民不会带来任何情报。可是，饲料每天都在减少，土耳其人正在迫近的谣言四起。
事实上，带领着骑兵和步兵的苏丹此时已经穿过了阿德里安堡，迈着有力的步伐前进，翻越希普卡（Shipka）山口，前往特尔诺沃。由西吉斯蒙德派出的一支500人的匈牙利骑兵侦察队渗透到了特尔诺沃以南70英里的地方，带回了“大土耳其”真的到来了的消息。同样的消息也传到了被围困的、绝望的尼科波利斯居民耳中，他们发出庆祝的欢呼声，喇叭和锣鼓齐鸣，布西科称这是一种诡计。他相信土耳其人绝不敢发起进攻，所以威胁说要割下传播土耳其正在逼近之谣言的人的耳朵，因为这会使军营中的士气受挫。
库西不大倾向于因为骄傲的缘故而坐视不理，而是觉得有必要采取行动，唤醒军营。“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根据一位退伍军人50年后对编年史学家吉安·德瓦夫兰（Jehan de Wavrin）的讲述，库西对当地的盟友总是和蔼可亲，“非常乐意将熟悉土耳其人的风俗和计谋的瓦拉几亚人留在身边作为陪伴。”他一直是个务实的武士，是少数关心敌人的性质和下落的人之一。他在勃艮第的侍卫雷诺·德卢瓦（Renaud de Roye）和让·德塞姆派（Jean de Saimpy）的陪同下，带着一支由500名长矛手和500名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队，骑马向南进发。在听说一支土耳其大部队正经由一个关口逼近时，他派出一支200人的马队去与敌交战，然后佯装撤退，吸引他们追击，从而使其隐蔽起来的余部可以从后面包抄他们。这是个在地形允许的情况下的常用战术，这一次它发挥了作用，大获成功。当土耳其人匆匆跑过时，十字军从其树林中的隐蔽处冲了出来，口中高喊：“我圣母与库西之主同在！”并从后面包抄他们，而假装逃跑的法国先头部队也掉转头来，从前面攻击敌人。陷入混乱的土耳其人无法重整旗鼓，遭受了惨重的屠戮。库西的部队不允许其投降免死，而是尽其所能地大开杀戒，然后离开了战场，“很高兴他们能够因此逃过一劫，返回驻地”。
库西的胜利震动了营地，使其不再那么轻浮，却带来了两个不幸的结果：它增加了法国人的自信，加剧了骑士统帅的嫉妒，“因为看到库西之主是如何得到了全军上下以及外国人的赞赏”。他挑起不和，指责库西因虚张的勇气而危及军队，剥夺了内韦尔的领导地位和荣耀。
西吉斯蒙德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他提议，瓦拉几亚的步兵应派往前方，与敌人的先锋部队交战，这支先锋部队通常是由粗野的应征士兵构成的乌合之众，土耳其派他们在主力部队之前出战，是为了劫掠之目的。在战斗中，他们会暴露给对手进攻的正面冲击，以便消耗对手的力量。西吉斯蒙德说，他们不值得令骑士出马。当交战的冲击力被普通士卒吸收之后，形成了十字军之前线的法国骑士便可以精神抖擞地全力投入战斗。匈牙利人和盟军将紧随其后，援助他们的进攻，让sipahis，也就是土耳其骑兵，无法冲撞他们的侧翼。西吉斯蒙德本想得出的结论是，战斗的名誉和光荣不在于第一击，而在于最后一击——在于那些结束战斗、决定胜利的攻击。
德欧激烈反对。他说，迄今为止，法国骑士还从未让更习惯于逃跑而非作战的可怜的农民民兵打过头阵。骑士的习惯不是跟随，而是领先，以自己的榜样激励别人。“殿后是在羞辱我们，将我们暴露在众人的轻蔑之下。”更有甚者，他以骑士统帅的身份要求打头阵；任何抢在他前面的人都是在对他进行道德侮辱——这明显是指库西。布西科热烈地支持他；内韦尔坚信，土耳其的军刀和弯刀不可能抵挡得了法国的长矛和宝剑，因而轻而易举地便被说服，与那些急性子的年轻人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西吉斯蒙德离开去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
显然在数小时之内——记录有些混乱——他便传回消息说，巴雅泽现在离尼科波利斯只剩不到6个小时的路程。据说正在晚宴之上寻欢作乐、被葡萄酒灌得迷迷糊糊的十字军战士在混乱中站起身，有的对报告大肆嘲笑，有的惊慌失措，有的急忙拿起武器。战役的所有缺陷和分歧都在一场骇人听闻的行动中达于危急关头。大概是因为缺乏多余的卫兵，拉肖瓦的俘虏被屠杀，也许没有伴随多少良心上的责备，因为他们是教会分裂分子和不信基督者。没有编年史学家提到是谁下的命令，尽管圣丹尼斯的僧侣和其他人都认为它是一场“野蛮人的”行动。
破晓时分，当队列正在首领的旗帜下形成之时，西吉斯蒙德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派自己的大元帅前来报告说，他们只看到了土耳其的先头部队，请求不要在不了解苏丹的主力部队还有多远以及人数多少的情况下匆忙发起进攻。侦察兵已被派出，将在两个小时之内带着制订作战计划所必需的信息返回。十字军可以放下心来，那位元帅说，假如他们等一等，就不会有被包围的危险。“先生们，照我的建议去做，因为这是匈牙利国王及其委员会的命令。”
内韦尔匆忙召集了自己的会议，征求库西和维埃讷的意见，他俩都建议遵循匈牙利国王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它们似乎是聪明之举。“他有权利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做什么。”库西说。德欧勃然大怒：“是，是，匈牙利国王希望得到战斗的鲜花和荣光。”那就是他的原因，而非别的。“我们是先锋。他把它授予了我们，现在又想收回去。那些想这么做的人也许相信他。我可不信。”他抓起自己的旗帜叫道，“冲啊，以上帝和圣乔治之名，你们将看到，我今日是个英勇无畏的骑士！”
这番由没有头脑的骑士统帅（那一职位的第三选择）发表的议论被库西宣布为一种“贸然之举”。他要求维埃讷进行评论，后者作为最年长的骑士，执着十字军的主战旗。“当真相和原因无人倾听时，”将军回答，“那么贸然之举就必定占据上风。”如果骑士统帅希望战斗，他说，军队就必须跟上，但假如与匈牙利和盟友的部队团结向前，就将更加强大。德欧固执地拒绝等待。争论变得具有了火药味儿，那些头脑发热的人控诉说，他们的长者的动机不是谨慎，而是畏惧。令人熟悉的对彼此勇气的轻蔑被激动地说出。如果库西和维埃讷做出了让步，那是因为谨慎不能提出充分的证明来反对那神秘的勇气。
德欧发出了前进信号，由他本人指挥先锋部队。内韦尔和库西指挥主力部队。法国骑士们坐在马背上，背对着堡垒和城镇，铠甲是那么光彩夺目，“人人都像位国王”，他们同骑在马上的弓箭手们一起冲向从前方的山头压下的敌人。这一天是9月25日。医院骑士团、德国人和其他盟军都留下来与匈牙利国王待在一起，国王再也控制不住局面了。
法军进攻的冲力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处于土耳其前线的那些未经训练的应征士兵。虽然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但骑士们还是尝到了成功的甜头，他们趁热打铁，向前冲去，与训练有素的步兵交战。冲锋途中，他们上有羽箭齐发，下有成排削尖的树桩，这些树桩是土耳其人埋在地下的，其尖部恰与马肚等高。法国人是怎么突围的不得而知。由于各执一词的混乱版本，不会有关于战场上的调动和运气的一致记录，有的只是一只抖动不已的万花筒。有人提到马匹被刺穿，骑手摔下马来，树桩被拔了起来，这最后一点大概是由法国人的援军完成的。骑士们挥舞着长剑和战斧继续战斗，因为他们斗志昂扬，马匹和武器都沉重有力，所以似乎主宰并击溃了土耳其步兵团，他们兜了个圈子，又回到骑兵的掩护之下。库西和维埃讷催促在此时暂停片刻，以便养精蓄锐，恢复队列的秩序，并给匈牙利人时间跟上来，但那些年轻人“热血沸腾”，相信胜利在望，坚持勇追穷寇。由于对敌人的数量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以为，目前已经遇到的就是敌人的全部主力。
文献记录提及一场向山顶的攀登，提及两翼的土耳其骑兵席卷而下，形成夹击，提及匈牙利和外国分遣队陷入了平原之上的混战之中，还有挤成一团的没有骑手的马匹——显然是从树桩线开始。在那里，在一片混乱之中，侍卫无法抓住马匹。在看到那挤作一团的场景时，瓦拉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立即得到结论：失败已成定局，于是鸣金收兵。西吉斯蒙德和罗德岛医院骑士团大团长以及德国人集合自己的部队，冲击土耳其人的包围，在一支1500人的塞尔维亚骑兵的关键援助给了敌人以优势时，带着“无以言表的严重挫败”在双线搏杀。作为苏丹的属臣，塞尔维亚暴君斯蒂芬·拉扎列维奇（Stephen Lazarevich）本可以像战争正在其土地上打响的保加利亚人一样选择被动的中立，但他对匈牙利的仇恨更甚于对土耳其人的仇恨，于是主动选择向其穆斯林大君主效忠。他的介入是决定性的。西吉斯蒙德的军队被打败了。在被朋友拉出战场后，国王和大团长逃到了多瑙河畔的一个渔民的船上，在其追捕者的箭雨之下，成功地登上了盟军舰队的一艘舰船。
法国十字军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失去了战马，他们穿着沉重的铠甲挣扎着走向高原，希望在那里能找到土耳其军队的残兵败将。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支新锐的土耳其骑兵团，他们是苏丹留下来的预备队伍。“他们中的狮子变成了胆怯的兔子”。圣丹尼斯的僧侣不客气地写道。伴随着由喇叭和铜鼓发出的刺耳声音以及“安拉伟大！”的战斗口号，土耳其人向他们步步逼近。法国人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有些人逃回到了下面的山坡；其余的怀着破釜沉舟的勇气作战，“无论是吐沫横飞的野猪还是怒不可遏的恶狼都不会比他们更凶残”。德欧持剑的手臂左挥右砍，像他曾鼓吹的那样英勇。布西科心中充满武士的骄傲，又混杂着因自己的错误而给战友带来如此灾祸的羞愧，以大无畏的精神战斗着，在自己周围砍杀出一个由死尸堆成的圆圈。菲利普·德巴尔和奥达特·德切瑟龙被杀。抓在德维埃讷将军手中的圣母的旗帜摇晃着倒了下去。浑身是伤、流血不止的他将它重新立了起来，一手执旗，一手仗剑，试图唤回那些胆小的人不让他们逃跑，就这样被击倒杀害。人们看到库西那醒目的身影“在撒拉逊人击向其头颅的沉重的皮制棍棒”和他们撞向其铠甲的武器之下“岿然不动”。“因为他身材高大魁梧，力大无穷，他对敌人狂砍乱杀，仿佛要将他们全部砍为碎片”。
土耳其人将内韦尔包围了起来。他的保镖拜倒在地表示投降，无言地请求饶命。无论是否是圣战，不信基督者都像任何其他人一样钟情于丰厚的赎金，于是他们饶过了伯爵。随着他的投降，法军余部也跟着投降了。尼科波利斯战役失败了，瓦解得很彻底。数千人被俘，十字军的所有装备、供给、旗帜和黄金布都落入胜利者手中。“自从（全部）12位法国大贵族被杀的龙塞斯瓦列斯战役[1]以来，基督教国王还没有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
尽管傅华萨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但他给十字军撰写的墓志铭却具有历史的公正性。法国人的勇气是非凡的，他们给敌人所造成的损失足以显示，假如他们与盟军团结作战，其结果——以及欧洲历史——也许会截然不同。事实上，土耳其的胜利使他们反击了西方的挑战，保住了尼科波利斯，从而坚实地立足于欧洲，确保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接下来的500年间，将保加利亚牢牢控制在手中。“我们因这些法国人的骄傲和虚荣而打了败仗，”西吉斯蒙德对大团长说，“假如他们听从了我的建议，我们就有足够的人手来打垮敌人。”
紧接着这次失败的是一个可怕的后遗症。当巴雅泽巡视战场、希望找到匈牙利国王的尸体——结果发现了维埃讷的尸体，他至死仍紧握着旗帜——时，他因目睹自己的损失而“悲痛欲绝”，因为他死去的士兵要多于基督教徒。他发誓要以血还血，而在发现了对拉肖瓦囚徒的大屠杀后，更是如同火上浇油。第二天早晨，他下令将所有战俘都带到自己面前。雅克·德赫利（Jacques de Helly）是位法国骑士，曾效力于穆拉德一世，土耳其军官们认出了他，让他指出可换取赎金的主要贵族。库西、巴尔、德欧、居伊·德特雷穆耶、雅克·德拉马希还有除内韦尔伯爵之外的许多其他人都因此得以活命，还有所有那些被判定不满20岁、被迫参军与土耳其作战的人也是如此。
其余的人，人数是几千人不能确定，赤身走到苏丹面前，三四人一组绑在一起，双手被捆，绳索绕颈。巴雅泽扫了他们一眼，然后示意刽子手动手。刽子手们一组一组地斩首俘虏，有时会割他们的喉咙，或切断他们的肢体，直到尸体和刽子手都被鲜血所淹没。内韦尔、库西和其余的人都被迫站在苏丹身边，看着自己战友的头颅在弯刀下坠落，鲜血从他们失去头颅的躯干中喷出。头昏眼花、有伤在身的布西科在队伍中被认出。内韦尔在苏丹面前双膝跪地，做出双手紧握、手指交缠的手势，意思是说，他们情同手足，可以缴纳相同的赎金，因此成功地救了布西科一命。杀戮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午后，直到巴雅泽本人厌倦了眼前的情景，或者，如有些人所言，他被大臣说服，相信基督教王国过多的愤怒会使人们起而反对他，从而召回了刽子手。对被杀者人数的估计——除去更大的数字之外——从300至3000人不等。
战死沙场的人更多，逃亡者也并非全都安全逃脱。有些人逃过了土耳其人的屠刀，却因他们在成群逃离时蜂拥登上的船只超载沉没而淹死在多瑙河中。那些已经登上船只的人会阻止其他试图上船的人。一位波兰骑士身着铠甲游过了河去，但大部分试图这样做的人都沉入了河底。担心在瓦拉几亚海岸遭到背叛，西吉斯蒙德坐船驶向黑海和君士坦丁堡，最终经由海路回到家园。他那些成功渡过多瑙河，试图从陆路回家的盟友发现，这个国家遭到了瓦拉几亚人的掠夺。他们在林间游荡，衣衫褴褛，痛苦难当，以干草和稻草蔽身。许多人遭到抢劫，衣不蔽体，饥饿难耐，倒斃在路上；有几个人回到了家，其中一位是穿着乞丐衣服的巴伐利亚的鲁珀特伯爵（Count Rupert of Bavaria），他于几天后死于痛苦的折磨。
奢侈与不道德，骄傲与分歧，土耳其人在训练、纪律和战术上的优势，都对这种致命的后果产生了影响。不过，从根本上说，打败十字军的是骑士精神对个人本领的固守——它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要战斗？投身战争也许是为了赞颂人们对于自身的情感，也许是为了在权力、疆域或政治平衡中的某个特殊目标。中世纪的战争并非总是不切实际。查理五世只要能将英格兰人赶出法国，对赞美之辞毫不在意。在诺曼底、阿雷佐和热那亚的战役中，库西为了达成一个特殊目标，会首先使用各种其他手段——金钱、外交和政治交易——武力仅是最后的选择。虽然他以其骑士精神著称于世（诺丁汉的挑战就是被这种精神所吸引），可他更属于查理五世一派而非布西科一派，尽管他似乎两者均有涉足。
在查理五世和迪盖克兰于1380年死去后的短短几年里，他们的实用主义便被遗忘。它一直很成功，却脱离了常规。骑士理想在尼科波利斯战役进行过程中重申了自我，决定了所做出的选择。在一个由骑士崇拜所主宰的社会中，奢侈的炫耀为何比胜利的装备更加重要？为什么从近至马赫迪耶这样的经验中连一点儿教训也未曾学到？最近10年中的所有宏伟计划——入侵英格兰、格德司、突尼斯和“行动之道”——要么只是空中楼阁，要么毫无结果。在距克雷西以来的光荣时代还不满50年后，为什么法国十字军的态度会浸透着傲慢自大和过度自信？为什么他们不能思考这样的事实：对手不是在为了同一价值观而战，他们遵循的是不同的规则？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主导思想变化缓慢，还有，不顾一切的法国人仍旧相信自己在战争中战无不胜。
1396年的十字军东征始于将土耳其人从欧洲驱逐出去的战略目标，但十字军战士的头脑里却想着其他事。布西科一代的年轻人出生在黑死病、普瓦捷会战以及法国命运的最低潮之后，转回身去重新追求那些奇怪的蛊惑、荣誉和光荣。他们只想当先锋，拒绝侦察、战术计划和常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头颅将滚落在苏丹脚下浸透了鲜血的沙土中。
[1] 龙塞斯瓦列斯战役（Battle of Roncesvalles），778年发生在隆塞斯瓦耶隘口的一场战役，查理曼大帝的殿后军队指挥官罗兰在此次战役中被巴斯克人击败。后来这场战役被浪漫化为一场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译者注